大国崛起 观后感1000-1500字左右
希望对你有帮助大国崛起读后感 不知道大家看了中央2套最近播出的《大国崛起》这部记录片（或书籍）没有，这部记录片根据历史事实描述了自15世纪开始，500年的时间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国家相继称霸世界，成为超级强国的历程。
从政治、经济、思想、宗教、艺术、军事、外交等多个角度分析大国兴衰的成败得失，是一部真正的强国文明的进步史。
作为一个中国人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强国梦，为国人树立怎样的思想，不得不向强国学习，而是学习世界列强，不是向阶级弟兄学习。
看了这部纪录片，让我想起了中国近代可悲的闭关锁国政策，正是中国传统的自闭，导致了中国从此落在了强国的后面，而且是一溃千里。
不由得让人想起汉武帝出兵讨伐匈奴，唐太宗兴兵击退突厥。
在局限性和平的谎言下，国人的强国梦又被蒙蔽了。
但这不电影是唤醒国人的一个起点。
传统的居家过日子思想已经过时，势力的扩张才能换来强盛，这部呼唤扩张与竞争的影片，第一次给了帝国主义列强一个公正的定位。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而这部记录片恰恰又说明了文明的重要性，正如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句话：“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意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在思想的控制下，人民才能统一信仰，信仰决定了文明的统一。
这样才能使国家通过输出自己的文明，从而决他奇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葡萄牙位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南部，面积92391平方公里，2003年时人口约1010万。
这个国家的面积和资源还不如中国的福建省、在世界地图上还不如一粒葡萄干大，15世纪时不到100万的人口，打破人类传统的亚欧非三块大陆的传统。
当初仅仅是为了获取香料（即胡椒粒，用于保存食物），为了这个简单的愿望，葡糖牙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航海时代，在恩里克王子的率领下开辟了南美洲，而恩里克王子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却从没有一次远洋的经历。
德国在公元1805年在世界上第一个实行了义务教育，距今已有200年的历史。
在这个教育普及的国家中仅柏林洪堡大学就有29位科学家加冕过诺贝尔奖。
在国民素质整体提高，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使得铁血宰相俾斯麦发动三次王朝战争，在攻陷法国首都巴黎后，德军总参谋长毛奇自豪的说道：“德国的胜利早已在小学生的讲台上决定了
” 苏联为了尽快成为世界强国，把重工业列为国家的首要发展目标，直到今天我们对俄罗斯的航母、潜艇、驱逐舰和先进的导弹都耳闻目染，但是在这个重工业发达的背后，充分暴露了轻工业的薄弱，使得现今的苏联加盟国都普遍缺乏生活日用品。
这几天网上又盛传俄罗斯人口快速下降，2050年可能跌破1亿的消息。
并非空穴来风，我一个东北的朋友对我说过，俄罗斯并不是养人的地方，由于极度寒冷，北亚地带普遍生育率地下。
另一个侧面因素，俄罗斯男人酗酒成性，使得很多俄罗斯妇女更喜欢嫁到中国。
上面三国家的进步是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强国要崛起必须先唤醒整体国民的整体愿望。
总而言之，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崛起不仅仅是休生养息，更学要高层决策者的思想一定不能落后。
片子里这样强调过，二战前的强国，不论胜败，无论输赢，无论受到怎样的重创，战后依旧是这些战胜国与战败国的世界。
德国与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也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他们早已有了先进的社会体制，所以在战后几十年又可以迅速恢复，依旧是世界强国。
中国一贯自称是不结盟国家，而这部记录片第一次首肯了结盟是强国之路必须走过的历程。
阿盟、欧盟、非盟、东盟等一些联盟的建立，本来是视作小国联合对大国的惧怕，但实际上区域的一体化的形成，已经证明了结盟对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发展的巨大优势。
令人兴奋的是中国已经看到这一点，虽然不能说有绝对的同盟，但局域上的联合已经体现出富国强兵的好处，上海合作组织也许就是战略结盟的开始。
也许结盟战略是将来中国发展的更大优势，我们期待中国真正盟友得出现。
中国人迫切渴望能恢复的汉唐王朝时期的那种荣耀，前几年还只能是抱怨下岗，就业再就业问题，如今看了中央2套《大国崛起》这部片子，使我对现今中国的发展思路有了新的认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这九个国家的强大无一例外都是依靠对外扩张而实现，而现今把这九个列强的发展告诉我们国人，便是要把中国从一个闷头固守的国家，变为一个扩张性的强国。
增强国民意识，扩张国家实力的新强国思维已经在沉睡多年的中国诞生。
大国崛起观后感 2000字左右
大国崛起
什么东东~
大国崛起英国观后感
史经验表明，无论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
“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
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
“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
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
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
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论语：里仁》） 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
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
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
“仁者爱己”也。
），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
），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
“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
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
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
其二：走偏锋 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
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
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
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
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
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
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
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
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
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
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
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 （《论语：里仁》） 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
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
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
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
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
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
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
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
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
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
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
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
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
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
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
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
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
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
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
“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 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
“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
“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
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
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
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
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
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
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
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
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
”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
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
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
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
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
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
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
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
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
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
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
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
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
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
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
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
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
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
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
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
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
有了经济动力。
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
非也。
“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
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
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
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
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
“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
“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
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
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
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 《尚书：太甲中》 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
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
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
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
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
”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
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
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
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
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
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59.6％；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23.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71.2％。
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
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
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
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
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
非也。
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
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
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
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
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
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
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
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
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
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
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
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
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
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
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
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
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
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
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
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
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
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
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
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
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
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
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大国的崛起之路》读后感
在人会前行的历史中，大国生辉，如同耀眼的明星指引亮着大海上的夜。
它们的丰功伟业奠定了人类社会文明昌盛的基础，它们的兴衰更替构成了人类世界史的主旋律，它们的变革求新引领着时代的大潮。
历史政证片【大国崛起】及其丛书以客观公正的视角，讲述从公元1500起九个世界性大国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力求启迪国人思考大国崛起之路，让历史照亮未来的行程。
一、大国回顾 1、葡萄牙与西班牙 葡萄牙崛起关键因素有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政权、重视科学。
葡萄牙以国家名义实施航海战略，为此他们建立了人类第一所航海学校，以国家力量组织科学研究并进行航海实践。
在国家财力、物力、人才的支持下，科研与实践的积累使得葡萄牙人最早称霸海洋并最早开始瓜分世界，从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西班牙与葡萄牙类似，抓住历史的机遇，把航海作为国家战略，最终成为海洋大国并开始海外殖民。
16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在利益驱使下走向海洋，通过海外殖民获取了巨大的回报。
这是航海家无畏探索精神的成功史诗，更是国家战略的成功史诗。
然而这种方式不可持续，由于不重视本国工商业，巨大的财富象潮水一样流入伊比利亚半岛，又象潮水一样退去。
2、荷兰 15世纪只有百万人口的小国荷兰以工商业立国，实现了国家强盛。
荷兰人非常明确本国的战略定位，并通过差异化国际分工和制度创新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长足发展。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他们没有强大的政权和充足的人力资源去直接进行海外掠夺，他们选择的运输与贸易发展之路非常切合他们的实际。
方向对了，还要有核心竞争力，而制度创新则是荷兰致胜的利器。
1609年阿姆斯特丹成立了第一所股票交易所和银行以及后来的信用制度，他们创新地发明了许多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商业制度。
但他们创新的不仅是商业制度，他们建立了“赋予商人阶层充分的政治权利的国家”，“他们象购买货物一样从贵族手中购买自治权”。
荷兰专注商业，通过制度创新树立了核心竞争力，建立了商业帝国。
同时这些制度使全民资本转换为全民财富，人民的生活正如17世纪弗美尔所绘荷兰厨娘一样富足安逸。
然而荷兰毕竟是一个小国，随着大国崛起，荷兰渐渐离开历史舞台的中央。
3、英国作为最早的现代国家，英国近500年历史就是人类从童年走向成年的历史。
英国崛起从英西大海战胜利开始，在16、17世纪率先启动工业化进程、在科学理论与工程实践取得重大突破、建立了现代民主国家体制、确立了现代经济秩序，到18、19世纪水到渠成地成为世界发展的领头羊。
瓦特制造是蒸汽机，博尔顿（瓦特的合伙人）制造的是力量。
这是推动人类从第一浪潮到第二次浪潮变革的力量，是专利制度促使雄心勃勃的资本家与天才的发明家联合制造了这种力量。
同样亚当期密经济理论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实践也在18、19世纪取得了狂飚突进，英国用看不见的手建立了看得见的自由贸易政策和经济模式，成为世界工厂进而统治了整个世界。
在国家制度方面，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后，用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这种和平变革模式使英国社会不断以零成本进步。
凭借现代工商业制度与国家制度的优势及一个真正大国的军事实力，英国称霸全球，主导近代世界格局。
但庞大的殖民地也成为英国庞大的包袱，加之自由经济与生俱来的缺陷，英国被后起的德、美超越。
4、法国 法国的崛起如同法国人一样浪漫，法国因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成就而在世界大国史上写下了独特而辉煌的篇章。
由当时君主制最强盛的法国在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指引下，完成了从君主专制到张扬人权在巨大转变，而这一转变背后是文化艺术的力量。
这是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伟大民族，也就因此产生了伟大的思想。
18世纪的法国在建筑、绘画、戏剧、舞蹈等方面将古典主义艺术发展到了高峰，与此同时伟大的思想家也就顺理成章地诞生在贵妇人的客厅沙龙里。
法国优雅地将软实力转换为硬实力，成就了其大国地位。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延缓了法国发展，但战后法国迅速恢复了其大国地位。
5、德国 德国统一由经济学家李期特推动，他推动经济上统一，然后俾斯麦在1871年实现德国政治上的统一。
由于高度重视国民教育和国家保障的学术自由，后起之秀德国的崛起“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
当俾斯麦所创造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为统一后德国赢得宝贵的发展机遇时，德国的工业总量只用40年就超过当时欧洲国家总和。
德国产生了众多的科学家、哲学家，智力成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
英国启动了第二次浪潮，但德国引领了第二次浪潮。
， 德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国，自身也是最大的受害者。
二战后的德国再次分裂，1990年两德统一。
两次战败的经历使德国认识到以武力征服世界之路并不成立，反而使引火烧身。
6、日本 日本在历史长期是中国的学生，从1853年开始打开国门向欧美学习。
始惊于西方之物质发达、次醉于西方之精神文明、终狂于学习体制的日本，40年后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而成为大国。
在从零开始全盘西化过程中，日本面临着全方位巨大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制度转型的阵痛。
伊藤博文通过《大日本帝国宪法》，以法律形式化解了矛盾，承认民权的同时也赋予了天皇（象征着传统文化）无上的权力，中西方文化因此在日本得以很好地整合。
日本在崛起过程，侵华战争起到了关键作用。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宝贵的资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整个国家几乎成为一片废墟。
但此时日本已完成现代化并积累了雄厚的软实力和人才，战后不久就迅速恢复大国地位。
7、俄罗斯 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由彼得大帝以一人之力野蛮粗暴地推进，完全打断了本国文化演变的进程。
雄才大略的彼得大帝死后，40年后由叶卡捷琳娜继承其未竞事业。
与彼得不同，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致，发展教育、培育启蒙思想，给予贵族自由。
通过对内专制对外扩张，叶卡捷琳娜成就了军事强大的沙俄帝国，但没有改变俄罗斯社会的实质。
列宁开辟的崭新国家—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实现了工业化。
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国家和计划经济模式极大的激发了民众建设国家的热情，在资本主义世界深陷经济危机的时候，苏联风景独好，只用20年就走完工业化路程。
完全的政府干预和完全的自由经济形成鲜明对比，同样形成鲜明的还有意识形态和民生。
直到斯大林去世，民生仍没有重大改善，人均粮食、肉类的产量还不如沙皇时代。
正是意识形态和民生，最终导致从苏联解体和解放。
罗曼罗兰看到了这一点，但苏联迷信于计划经济和其背后的大一统意识形态，丧失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机会。
8、美国美国从最初诞生起，就象一个人类文明的实验田。
没有历史包袱造就了的美国梦近乎完美，自治、民主、法制思想与生俱来。
美国的成立与发展历史就是法律不断完善的历史，从独立宣言、第一部宪法、到专利法、宅地法，从法律程序到法律实体都对应着普世价值观。
进入20世纪，正是这些价值观导致了进步运动，给野蛮生成的自由经济安上政府干预的笼头。
罗斯福的新政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最低工资法律、福利法律、政府雇用以及其他措施，承担起保障美国人民经济安全的责任，支持人们获得经济上的自由，使公民享有了“名于匮乏的自由”。
罗斯福实践了凯恩斯的理论，修正了自由经济的缺陷。
美国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正引导着自由的人民创造着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正引导着第三次浪潮，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正在迅速地转型。
二、大道行思 然而正如片中所言，大国崛起之路众说纷纭。
在回顾这5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有太多值得深思之处。
在第十二集“大道行思”对各大国精英的采访中，谈到大国之所以成为大国有如下因素：民族国家、海洋优势、强大的经济、民众与领导者相互信任、有一定军事实力、有一定内部凝聚力、制度创新、开放和善于学习等等。
大国崛起的过程方法有军事扩张、经济扩张、海外殖民、文化价值输出、学习与创新、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整合等等。
各国历史学家和政治精英唯一有共同点、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思想文化对大国崛起的影响力，这才是大国崛起的根基，而教育又是最基础的。
大国无一例外重视教育，无一例外地建立了宽松的思想文化氛围。
思想自由的民众才能在国家战略指引下，释放出巨大的激情与能量，从而产出巨大耀眼的财富和丰富多彩的文化。
以前人类文明在童年中爬行，近代500年人类从走到跑，当代则是飞行的时代。
如何把握历史机遇，实现大国崛起、重拾中华民族之尊严，是本片主旨。
三、大业启迪 60年二战前的大国，现在依然是大国，即使国家分裂，即使家园荒芜，即使人民流离失所。
只要有一片和平的天空，这些国家和人民就会绽放绚丽。
1840开始的百年中国近代史是百年屈辱史，期间无数国人精英进行了反思与探索。
历史选择了共产主义造就了红色中国，改革开放后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念指导下激荡30年所释放的巨大经济活力成就了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影响力。
然后中国社会转型仅仅是开始，现代化进程依然没有结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突出。
我们的九年制义务学校还在向学生乱收费，数百年前的欧美列强却实行教育免费只向翘课孩子家长罚款；我们的高校行政化愈演愈烈时，欧洲皇帝们却向大学捐献了皇宫并接受不得干预学术的条件；我们的家长还在为接着孩子上学而发愁时，美国比悍马还安全的黄色校车运行了上百年，总统专车都要给它让行。
教育所造就高素质的民众，这是21世纪最宝贵的资源，是软实力的源泉。
现代日新月异的高科技使得物质财富的生产效率极高，马克思资本论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人的差异而呈现几何级差异。
以前衡量一个大国实力的指标如铁路里程、钢铁年产量、重工业能力等等，现在被研发能力、创新能力、文化影响力等所取代。
这些软实力的背后是民众思想的活跃、文化的繁荣，由此产生的创造力和活力会使社会焕发勃勃生机，经济与法制等上层建筑也将随之完善。
历史上的大国之路数次揭示了这一点。
拥有古老智慧的中国在500年之前一直领先世界，当信息革命所引发的剧烈嬗变不亚于又一场世界大战。
愿我们的国家与民族抓住历史机遇，实现和平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