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传记1000字
龙门石窟青山绿水，万像生辉，作为佛教艺术宝库，早在1961年即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000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龙门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 卢舍那大佛 产名录》。
2006年1月被中央文明办、建设部、国家旅游局联合授予“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
2007年4月，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全国首批“5A级旅游景区”。
2009年，龙门石窟被中国世界纪录协会收录为中国现存窟龛最多的石窟，创造了现存窟龛数量中国之最。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城南13公里，这里是香山和龙门山两山对峙，伊河水从中穿流而过，远望犹如一座天然的门阙，所以古称“伊阙”。
到了隋朝，隋炀帝杨广曾登上洛阳北面的邙山，远远望见了洛阳南面的伊阙，就对他的侍从们说，这不是真龙天子的门户吗
古人为什么不在这里建都
一位大臣献媚地答道，古人并非不知，只是在等陛下您呢。
隋炀帝听后龙颜大悦，就在洛阳建起了隋朝的东都城，把皇宫的正门正对伊阙，从此，伊阙便被人们的习惯的称为龙门了。
龙门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温泉增辉。
自古以来，龙门山色被列入洛阳八大景之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说：“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
”龙门石窟就开凿于山水相依的峭壁间。
它始凿于北魏孝文帝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都洛阳前后。
当时孝文帝深感国都偏于北方不利于统治，而地处中原的洛阳自然条件优越，于是在公元493年迁都洛阳，同时拉开了营建龙门石窟的序幕。
龙门石窟经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和北宋等朝，雕凿断断续续达400年之久，其中北魏和唐代大规模营建有140多年，因而在龙门的所有洞窟中，北魏洞窟约占30%，唐代占60%，其他朝代仅占10%左右。
据统计，东西两山现存窟龛2345个、佛塔70余座。
龙门石窟是中国古碑刻最多的一处，有古碑林之称，共有碑刻题记2860多块，其中久负盛名的龙门二十品和褚禭良的伊阙佛龛之碑，分别是魏碑体和 莲花洞 唐楷的典范，堪称中国书法艺术的上乘之作。
龙门全山造像11万余尊，最大的佛像卢舍那大佛，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最小的佛像在莲花洞中，每个只有2厘米，称为微雕。
龙门石窟是历代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它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
北魏和唐代的造像反映出迥然不同的时代风格。
北魏造像在这里失去了云岗石窟造像粗犷、威严、雄健的特征，而生活气息逐渐变浓，趋向活泼、清秀、温和。
这些北魏造像，脸部瘦长，双肩瘦削，胸部平直，衣纹的雕刻使用平直刀法，坚劲质朴。
北魏时期人们崇尚以瘦为美，所以，佛雕造像也追求秀骨清像式的艺术风格。
而唐代人们喜欢以胖为美，所以唐代的佛像的脸部浑圆，双肩宽厚，胸部隆起，衣纹的雕刻使用圆刀法，自然流畅。
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继承了北魏的优秀传统，又汲取了汉民族的文化，创造了雄健生动而又纯朴自然的写实作风，达到了佛雕艺术的顶峰。
龙门石窟也是书法艺术史的宝藏。
著名的书法精品龙门二十品，是后代碑拓鉴赏家从龙门石窟众多的石刻造像题记中精选出来的书法极品。
这些碑刻不仅记录了发愿人造像的动机、目的，还为石窟考古分期断代提供了依据。
清代学者康有为曾大力提倡整个社会书写要用魏碑体，还称赞魏碑有十美，如：笔法跳跃，结构天成，血肉丰美等。
时值今日，魏碑体还作为标语、装潢用字广泛使用。
由此可见，二十品在书法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龙门石窟是佛教文化的艺术表现，但它也折射出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时尚。
石窟中保留着大量的宗教、美术、建筑、书法、音乐、服饰、医药等方面的实物资料，因此，它是一座大型石刻艺术博物馆。
编辑本段景点简介 风景秀丽，这里有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伊水缓缓北流。
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
自古以来，为游龙门的第一景观。
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3年）前后，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
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现存窟龛2345个，题记和碑刻2680余品，佛塔70余座，造像10万余尊。
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17.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
这些都体现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极高的艺术造诣。
潜溪寺 潜溪寺是龙门西山北端第一个大窟。
它高、宽各九米多，进深近七米，大约建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代初期。
窟顶藻井为一朵浅刻大莲花。
主佛阿弥陀佛端坐在须弥台上，面颐丰满，胸部隆起，衣纹斜垂座前，身体各部比例匀称，神情睿智，整个姿态给人以静穆慈祥之感。
主佛左侧为大弟子迦叶，右侧为小弟子阿难。
两弟子旁边分别为观世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
特别是南壁的大势至菩萨，造型丰满敦厚，仪态文静，在故宫博物院有1比1的复制品陈列。
阿弥陀佛与两侧的两位菩萨共称为西方三圣，即掌管西方极乐世界的三位圣人，是佛教净土宗信仰的对象。
宾阳中洞 宾阳中洞是北魏时期代表性的洞窟。
“宾阳”意为迎接出生的太阳。
宾阳三洞开凿于北魏时期，是北魏的宣武帝为他父亲孝文帝做功德而建。
它开工于公元500年，历时24年，用工达80万2366个，后因为发生宫廷政变以及主持人刘腾病故等原因，计划中的三所洞窟（宾阳中洞、南洞、北洞）仅完成了一所即宾阳中洞，南洞和北洞都是到初唐才完成了主要造像。
宾阳中洞内为马蹄形平面，穹窿顶，中央雕刻重瓣大莲花构成的莲花宝盖，莲花周围是八个伎乐天和两个供养天人。
它们衣带飘扬，迎风翱翔在莲花宝盖周围，姿态优美动人。
洞内为三世佛题材，即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
主佛为释迦牟尼。
他是佛教的创始人，原名叫悉达多·乔达摩，原是古印度净饭王的儿子。
他和中国的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比孔子要年长12岁。
他在29岁时出家修行，经过六年，悟道成佛，创立了佛教。
由于北魏时期崇尚以瘦为美，所以主佛释迦牟尼面颊清瘦，脖颈细长，体态修长。
衣纹密集，雕刻手法采用的是北魏的平直刀法。
由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所以洞中主佛的服饰一改云冈石窟佛像那种偏袒右肩式袈裟，而身着宽袍大袖袈裟。
释迦牟尼所有侍立二弟子、二菩萨。
二菩萨含睇若笑，文雅敦厚。
左右壁还各有造像一铺，都是一佛、二菩萨，着褒衣博带袈裟，立于覆莲座上。
洞中前壁南北两侧，自上而下有四层精美的浮雕。
第一层是以《维摩诘经》故事为题材的浮雕，叫做“维摩变”。
第二层是两则佛本生故事。
第三层为著名的帝后礼佛图。
第四层为“十神王”浮雕像。
特别是位于第三层的帝后礼佛图，它们反映了宫廷的佛事活动，刻划出了佛教徒虔诚、严肃、宁静的心境，造型准确，制作精美，代表了当时生活风俗画的高度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非常可惜的是，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被盗往国外了。
现在分别陈列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美国堪萨斯州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宾阳南洞 宾阳南洞的洞窟为北魏时期开凿，但洞中几尊主要的佛像都是在初唐完成的。
洞中主佛为阿弥陀佛，面相饱满，双肩宽厚，体态丰腴，体现了唐朝以胖为美的风格。
宾阳南洞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四子魏王李泰在北魏废弃的基础上又续凿而成，为其生母长孙皇后做功德而建，属于过渡时期的作品。
摩崖三佛龛 摩崖三佛龛共有七尊造像，其中三身坐佛，四身立佛，这种造像组合在中国石窟寺中极为罕见。
中间主佛为弥勒，坐于方台座上，头顶破坏，仅雕出轮廓，未经打磨。
据佛经记载，弥勒佛是“未来佛”，是作为现在佛释迦牟尼的接班人而出现的。
武则天利用弥勒信仰为其登基制造舆论，登基后又自称“慈氏”（即弥勒），推动了弥勒信仰的风行。
摩崖三佛龛的开凿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随着武周政权的垮台，摩崖三佛龛也因此而停工。
虽然这组造像是半成品，却为我们了解石窟造像的开凿程序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实物资料。
万佛洞 万佛洞因洞内南北两侧雕有整齐排列的一万五千尊小佛而得名。
洞窟呈前后室结构，前室造二力士、二狮子，后室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是龙门石窟造像组合最完整的洞窟。
窟顶有一朵精美的莲花，环绕莲花周围的为一则碑刻题记：“大唐永隆元年十一月三十日成，大监姚神表，内道场运禅师，一万五千尊像一龛”。
它说明了该洞窟是在宫中二品女官姚神表和内道场智运禅师的主持下开凿的，完工于唐高宗永隆元年即公元680年。
洞内主佛为阿弥陀佛，端坐于双层莲花座上，面相丰满圆润，两肩宽厚，简洁流畅的衣纹运用了唐代浑圆刀的雕刻手法。
主佛施“无畏印”，表示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唯我独尊。
主佛端坐在莲花宝座上，在束腰部位雕刻了四位金刚力士，那奋力向上的雄姿与主佛的沉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更加衬托出主佛的安详。
主佛背后还有五十二朵莲花，每朵莲花上都端坐有一位供养菩萨，她们或坐或侧，或手持莲花，或窃窃私语，神情各异，像是不同少女的群体像。
五十二代表着菩萨从开始修行到最后成佛的阶位，即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
在洞内南北两壁整齐地刻有一万五千尊小佛像，每尊只有四厘米高。
在南北两壁的壁基上各刻有六位伎乐人，舞伎在悠扬的乐曲声中翩翩起舞，体态轻盈，婀娜多姿。
整个洞窟金碧辉煌，向人们展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理想国土，烘托出一种热烈欢快、万众成佛的气氛。
洞口南侧还有一尊菩萨像，她是龙门石窟唐代众多菩萨像的精美范例。
菩萨通高85厘米，头部向右倾斜，身体成s'形的曲线，整个姿态显得非常优美端庄。
中国著名戏剧大师梅兰芳早年参观龙门时，被她那优美的形象所吸引并大加赞赏，此后经过艺术加工，成功地运用到他的表演中。
莲花洞 莲花洞因窟顶雕有一朵高浮雕的大莲花而得名，大约开凿于北魏年间。
莲花是佛教象征的名物，意为出污泥而不染。
因此，佛教石窟窟顶多以莲花作为装饰，但像莲花洞窟顶这样硕大精美的高浮雕大莲花，在龙门石窟也不多见。
莲花周围的飞天体态轻盈，细腰长裙，姿态自如。
洞内正壁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像为释迦牟尼立像，著褒衣博带式袈裟，衣褶简洁明快。
这是释迦牟尼的游说像，即释迦牟尼外出讲经说法时的形象。
二弟子是浅浮雕，左侧弟子迦叶深目高鼻，胸部筋骨突兀，手持锡杖，似一西域苦行僧，可惜其头部早年被盗，现存法国吉美博物馆。
龙门石窟中最小的佛像，仅有2厘米高，这些高不盈寸的小千佛位于莲花洞南壁上方，生动细致，栩栩如生。
奉先寺 奉先寺是龙门石窟规模最大、艺术最为精湛的一组摩崖型群雕，因为它隶属于当时的皇家寺院奉先寺而俗称“奉先寺”。
此窟建开凿于唐高宗初，咸享三年（公元672年）皇后武则天赞助脂粉钱两万贯，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功毕，长宽各30余米,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艺术特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
主佛莲座北侧的题记称之为“大卢舍那像龛”，这里共有九躯大像，中间主佛为卢舍那大佛，为释迦牟尼的报身佛，据佛经说，卢舍那意即光明遍照。
这座佛像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达1.9米，佛像面部丰满圆润，头顶为波状形的发纹，双眉弯如新月，附着一双秀目，微微凝视着下方。
高直的鼻梁，小小的嘴巴，露出祥和的笑意。
双耳长且略向下垂，下颏圆而略向前突。
圆融和谐，安祥自在，身着通肩式袈裟，衣纹简朴无华，一圈圈同心圆式的衣纹，把头像烘托的异常鲜明而圣洁。
整尊佛像，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妇女，令人敬而不惧。
有人评论说，在塑造这尊佛像时，把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感情、开阔的胸怀和典雅的外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她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
饱经沧桑、老成持重的大弟子迦叶，温顺聪慧的小弟子阿难，表情矜持、雍容华贵的菩萨，英武雄健的天王，咄咄逼人的力士与主佛卢舍那一起构成了一组极富情态质感的美术群体形象。
奉先寺的九躯大像的背后有很多长方形的小龛，这是大约在宋、金时代，人们为了保护大像龛，依龛修建了木结构屋檐式建筑，这些建筑影响了佛像的通风，加速了佛像的风化，因而后来被拆除。
奉先寺大型艺术群雕以其宏大的规模、精湛的雕刻高踞于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成为中国石刻艺术的典范之作，也成为唐朝这一伟大时代的象征。
古阳洞 古阳洞在龙门山的南段，开凿于公元493年，是龙门石窟造像群中开凿最早、佛教内容最丰富、书法艺术最高的一个洞窟。
它规模宏伟、气势壮观。
洞中北壁刻有楷体“古阳洞”三个字，到了清末光绪年间，道教徒将主像释迦牟尼涂改成太上老君的形象，讹传老子曾在这儿练丹，所以古阳洞又叫老君洞。
古阳洞是由一个天然的石灰岩溶洞开凿成的。
窟顶无莲花藻井，地面呈马蹄形。
主像释迦牟尼，着双领下垂式袈裟，面容清瘦，眼含笑意，安详地端坐在方台上，侍立在主佛左侧的是手提宝瓶的观音菩萨，右边的是拿摩尼宝珠的大势至菩萨，他们表情文静，仪态从容。
古阳洞大小佛龛多达数百，雕造装饰十分华丽，特别是表现在龛的外形、龛楣和龛额的设计上，丰富多彩，变化多端，有的是莲瓣似的尖拱、有的是屋形的建筑、有的是帷幔和流苏，并且在龛楣上雕造有佛传故事，如：古阳洞南壁释迦多宝龛上，有树下诞生、步步生莲、九龙灌顶等，讲述的是悉达多从他母亲摩耶的右腋下诞生，刚出生，就走了七步，每一步脚印都生出一朵莲花，这叫步步生莲，他站在方台上，天空中有九条龙为他喷水沐浴。
古阳洞是北魏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
这些达官贵人不惜花费巨资，开凿窟龛，以求广植功德，祈福免灾，而且留下了书法珍品—龙门二十品。
古阳洞中就占有十九品，另一品在慈香窑中。
龙门二十品是指从北魏时期精选出不同的二十块造像题记，它们记载着佛龛的雕凿时间、人物、目的等。
二十品的特点是：字型端正大方、气势刚健质朴，结体、用笔在汉隶和唐楷之间。
清代学者康有为曾大力提倡整个社会书写要用魏碑体，现在，龙门二十品仍有无穷的艺术魅力，每年吸引无数的海外友人，漂洋过海，为的是能够亲眼目睹这一书法奇珍。
药方洞 看完古阳洞，我们来到了药方洞，药方洞因窟门刻有诸多唐代药方而得名。
它始凿于北魏晚期，经东魏、北齐，到唐初还仍有雕刻。
洞中五尊佛像，身躯硬直少曲线，脖子短粗，身体硕壮，菩萨头冠两旁的带子很长，下垂到胳膊上部。
这都是北齐造像的特征。
洞门两侧刻有药方150多种，所用药物多是植物、动物和矿物药。
药方涉及内科、外科、小儿科、五官科等，所涉及药材在民间都能找到，很大程度上方便了老百姓。
这些药方不仅可以治疗常见的疾病，而且还能治疗疑难杂症，如：疗噎方可以治疗食道癌。
其中有95方在公元10世纪被一位日本学者收录在《医心方》中，足见它的价值和影响。
药方洞的药方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对研究中国医药学起重要的作用。
\ \ 人们的思想转变 逐步汉化
北魏孝文帝迁都的故事
北魏孝文帝是一位卓越的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他崇尚中国文化，实行汉化，禁胡服、胡语，改变度量衡，推广教育，改变姓氏并禁止归葬，提高了鲜卑人的文化水准。
是西北方各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总结，对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北魏孝文帝改革 （1）制定官吏俸禄制，整顿吏治 北魏官吏旧无俸禄，中央官吏按等级得到战争中获得的财物和劳动人口，地方官只要上交一定数量的租税和绢帛等实物，就可以任意搜刮百姓，结果吏治黑暗，贪污成风，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直接威胁到北魏政权的稳定。
为澄清吏治，巩固统治，484年，实行俸禄制。
诏书说：“故宪章旧典，始班俸禄。
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
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
”（《魏书·高祖纪》）俸禄制就是由国家征收统一的租调，筹集禄银，按级别高低发给官吏，不许官吏自筹。
同时将班行俸禄与严惩贪赃紧密地联系起来，规定了在“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的严厉惩治措施。
孝文帝实行的俸禄制，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整顿吏治、惩办贪污，使北魏吏治状况开始明显好转，为北魏政权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利的政治局面，成为推动北魏王朝走向兴盛的重要因素。
史书曾称颂孝文帝时代“肃明纲纪，赏罚必行，肇革旧轨，时多奉法”（《魏书·良吏传序》）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形的。
（2）推行均田制 北方自西晋后期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以来兵戈不息，百姓流亡，以致“千里无烟”，土地大量抛荒，政府控制着大量的无主荒地，这就使得均田制的推行成为可能。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赋税收入，485年，冯太后、孝文帝采纳大臣李安世的建议，颁布均田令，推行均田制。
即按一定的标准将国家控制的土地平均分给农民耕种，土地不得买卖。
不种则由政府收回。
同时，鼓励开垦荒地，发展生产。
均田制的推行影响深远：首先一定程度上使无地农民获得了无主的荒地，农民有了安居乐业的可能，生产积极性提高，同时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从而积极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次，均田制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并未触动封建地主利益，一方面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徭役，另一方面促进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从根本上巩固了北魏的统治；再次是均田制的推行极大地推动了北方内迁各族改变原先落后的游牧生活而向封建农民的转化，推动了这一时期北方民族大融合高潮的出现；还有，均田制对后代田制也有很大影响，先后为北齐、北周、隋、唐所沿用，施行时间长达三百多年。
这一制度的选择、推行为中国封建鼎盛时期的出现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3）设立三长制 为配合均田制的推行，强化对地方的控制，486年，朝廷采纳大臣李冲的建议，实行三长制。
规定：五家设一邻长；五邻设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选择本乡“强谨”的人充当。
三长制是北魏基层行政组织。
其职责是检查户口，征收赋税，征发兵役和徭役，推行均田制。
三长制的推行一是健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体制，保证了国家对人民有效地控制，二是有利于推行均田制。
（4）推行新的租调制 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颁布与均田制相适应的新的租调制。
规定一对夫妇每年向政府缴纳粟二石，帛或布一匹。
这一制度使农民负担大为减轻，许多受庇于豪强的农民也纷纷转向政府，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这些改革措施以发展生产，缓和矛盾，巩固政权为目的，形成了以均田制为中心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
这些制度彼此影响，互相作用，有力促进了北魏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北魏的政权，为孝文帝后期推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490年，冯太后病逝，孝文帝亲政，北魏改革进入新阶段，为继续推进改革，孝文帝首先确定迁都洛阳。
北魏建都平城，不利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首先，在政治上，平城是鲜卑贵族元老集中的地方，保守势力强大，民族隔阂相当深，而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迫切需要汉族地主的合作，所以在旧都平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遇到重重阻力；其次，在经济上，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风雪，风沙常起，当时有人作《悲平城》诗说：“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
”流行的歌谣也这样唱道：“纥于山头（今山西大同市东）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
”恶劣的气候环境，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而且又无水陆漕运，在人口日益增加的情况下，粮食供给经常出现困难；再次是军事上，与北边的柔然相比邻，时受骚扰，很不安全；还有从地理位置看，平城偏北的位置更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基于以上认识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
为保证迁都顺利进行，孝文帝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以“南伐”之名行迁都之实。
495年，北魏正式将都城迁到洛阳。
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北魏政府又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鲜卑人的习俗是编发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衣夹领小袖，多数人不会说汉语，这些都不符合中原的习俗；且新迁之民初来洛阳，居无一椽之室，食无担石之储，不擅农业，人心恋旧。
如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地阻碍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巩固。
在王肃、李冲、李彪、高闾等汉族士人的支持下，迁洛之后，孝文帝立即着手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推行汉化。
主要措施有： 易服装。
495年十二月二日，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数族人一律改穿汉人服装。
孝文帝自己带头穿戴汉族服装，并在会见群臣时，“班赐冠服”。
建议教师利用教材中《北魏掌衡武士》和《北魏文官俑》两幅图片，让学生对比指出鲜卑族服装款式有何变化，这种变化有何意义
使学生从鲜卑族服装变化的感性认识出发，进而形成对孝文帝“易服装”改革措施有力推动了鲜卑族向中原农耕文明的转化和发展意义的理性认识。
讲汉话。
孝文帝宣布以汉语为“正音”。
称鲜卑语为“北语”要求朝臣“断诸北语，一从正音”。
六月，正式发布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
”下令官员上朝时要讲汉话，但30岁以上的官员一时难改，可仍讲鲜卑话，暂不处罚；30岁以下官员必须严格执行法令，否则要降职。
改汉姓。
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
他在诏令中说：“自代郡迁到洛阳的诸功臣旧族，姓或重复，都要更改。
”于是，当时，他带头将拓跋氏改为元氏，因为北人称土为拓、称后为跋，魏主认为他们祖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就姓了拓跋。
而土是黄色的，它是万物之元，所以改姓为元。
其余鲜卑姓氏也改为汉姓。
改姓以后，鲜卑族姓氏与汉姓完全相同。
他还参照汉族门阀制度的做法，来确定鲜卑族的门第高低，并按照门第高低来选拔人才，任命官吏 通婚姻。
为使鲜、汉两族进一步融合，孝文帝还大力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
他带头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陕西李冲等汉族大士族的女儿以充后宫，并亲自为六个弟弟聘室，六个王妃中，除次弟之妻出于鲜卑贵族外，其余都是中原的著名汉族大士族。
通过这种联姻把两族统治者的利益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巩固统治。
建议教师引导学生对比汉代“和亲”政策，进一步加深理解这一改革措施对加强民族联系，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融合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并进而认识“政治联姻”是处理民族关系和政治矛盾的一种重要策略。
改籍贯。
孝文帝发布诏令，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
于是，从代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开始经营起小块土地，筑起数间房屋，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个体农民。
自从魏孝文帝建都洛阳起，先后有四位北魏皇帝葬在洛阳北郊邙山一带，即有魏孝文帝的长陵，魏宣武帝的景陵，魏孝明帝的定陵，魏孝庄帝的静陵。
孝文帝崇尚中国文化，实行汉化，禁胡服、胡语，改变度量衡，推广教育，改变姓氏并禁止归葬，提高了鲜卑人的文化水准。
是西北地区各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总汇，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北魏孝文帝问题
因为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有穿汉服，与汉人通婚，写汉字等促进民族大融合的项目，所以加强了黄河流域的统治。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为何英年早逝
是南北朝时期最有作为的皇帝。
执政期间，他整顿吏治，倾心汉化，迁都洛阳，南征北战，对北魏和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的这首诗表明了其心怀远大志向，念念不忘南北统一大业。
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只活了三十三岁便离开了人世。
关于他的，普遍认为他是得知皇后偷情，被活活气死的，其实不然。
笔者认为，拓跋宏是因为疾病加劳累而死。
拓跋宏究竟得了什么病
中说他从“不豫”，到“疾甚”，最后“驾崩”，并没有说明病症；而在拓跋宏的御医徐謇及元澄、元勰等几位近臣的传记中，对拓跋宏的病症却有所透露。
称拓跋宏“疾患淹年，气力惙弊”，称拓跋宏“气力危惙”，称拓跋宏“心容顿竭，气体羸瘠”，患的是“沉劳”和“笃瘵”。
在古汉语中，“惙”的意思是指气短促而微弱，即呼吸有障碍；“劳”同“痨”，即痨病；“瘵”也多指痨病。
综合分析，拓跋宏多年患有肺痨，而且病得不轻。
拓跋宏为何
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原因。
其一，拓跋氏皇族有的传统。
拓跋宏之前的数代嫡祖，如景穆太子拓跋晃十三岁生文成帝拓跋濬，拓跋濬十五岁生献文帝拓跋弘，拓跋弘十四岁生孝文帝拓跋宏，皆在十多岁时便已生子，因年幼，精子质量不高，很容易造成后代遗传性先天不足。
同祖辈一样，拓跋宏也是者，他十六岁生长子元恂，十七岁生次子元恪，而且在生元恪之前，还生有、两个女儿，可见拓跋宏从十多岁时就开始涉猎后宫，宠幸女人了。
十多岁正处身体发育初期，这个时候过度行房事，很容易造成气血亏损，体弱多病。
其二，早年经历，对拓跋宏身心影响很大。
拓跋宏三岁丧母（生母李氏依北魏宫廷“子贵母死”的祖制被赐死），十岁丧父（父亲拓跋弘被冯太后毒死），受过寒冬“单衣闭室，绝食三朝”的责罚，遭过“食中得虫秽物”的恐吓，挨过杖打“数十”的体罚，甚至因为太过“聪圣，……不利于冯氏”（《魏书·高祖纪》），险些被权欲极强、生性猜忌的冯太后废黜。
《黄帝内经》云：“忧伤肺，恐伤肾”。
亲生父母的痛苦死亡，在位前期的胆颤心惊，这一系列悲苦遭际，使拓跋宏的幼小心灵遭到严重打击和伤害，很不利于其健康成长。
其三，宠幸冯氏，使拓跋宏感染肺病。
早年，冯太后的两个内侄女入宫，其中一女冯氏，即后来给拓跋宏带绿帽子的冯皇后，“有姿媚，偏见爱幸”。
不久，冯氏因有病，被冯太后“遣还家为尼”。
冯氏得的不是一般病，而是可怕的“素疹”。
在古汉语中，“素疹”即“宿疢”，也就是热病，多指肺病。
这种病传染性极强，且极难痊愈，让人避之不及。
冯太后死后，拓跋宏打着冯氏“素疹痊除”的幌子接其回宫，“宠爱过初，……宫人稀复进见”（《魏书·后妃传》）。
拓跋宏身体本来就很差，在与冯氏亲密接触中，最终染上了肺病。
其四，心力交瘁，使拓跋宏病情加重。
拓跋宏独掌大权后，励精图治，勤于政务，掀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改革浪潮。
特别是在迁都问题上，拓跋宏力排众议，软硬兼施，甚至不惜自编自演了一场冒雨“南征”闹剧，可谓殚精竭虑，耗费心智，以至于“及迁洛，……体小不平，……令（徐謇）处治”。
迁都后，拓跋宏不作停歇，御驾亲征，发动伐齐之战，恨不得毕其功于一役，结果几次仓促出征，均无功而返。
急功近利，加之疲惫焦躁，使拓跋宏于太和二十二年（498）再次亲征时“其疾大渐”（《魏书·徐謇传》），幸亏徐謇救治才好转。
拓跋宏久病心烦，侍臣稍有过失，动不动就要训斥、诛斩，甚至对老婆孩子也不手软。
迁都洛阳后，第一任皇后冯氏因为拒绝说汉语、穿汉服，被拓跋宏废黜；第一任太子元恂因为嫌天热，不穿汉服，遭到责骂后又发动叛乱，被拓跋宏废黜、赐死。
先天不足，后天劳烦，事事亲为，急于求成，性情暴躁，动辄发怒，平时又不注意养生和保健，使拓跋宏的病情由轻变重，以至于在亲自审讯第二任皇后出轨一案时，已经力不从心，他先是“以疾卧含温床”，后“取卫直刀柱之”（《魏书·后妃传》）才勉强支撑着站起来，可见其病之重。
有人说，拓跋宏此状，是因为皇后让他带了绿帽子气的，其实不然。
首先，拓跋宏是个英武帝王，他虽然宠爱皇后，但不是个唯唯诺诺、忍气吞声、惧怕皇后、驾驭不了皇后的懦夫；其次，拓跋宏胸怀宏图，几乎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改革和统一大业上，他连年征战在外，知道是自己冷落了皇后，所以并没有将其废黜，只是将其幽禁，显然是想通并原谅了皇后的背叛；再次，拓跋宏临终前“遗诏，三夫人以下皆遣还家”（《资治通鉴》），明令允许后宫众多妃嫔在他死后再嫁，可见拓跋宏心胸很宽广，绝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小家子气。
皇后私通，可能会让拓跋宏一时沮丧，但绝不是致命的伤害。
拓跋宏之死，在于他明知自己“心容顿竭，气体羸瘠”，还继续忘我的创业，希望有生之年能够一统天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皇帝。
作为一个重病之人，拓跋宏这是在拼命。
处理完皇后出轨一事后，太和二十三年（499）三月，拓跋宏为了实现政治抱负，再次强撑病体亲征伐齐，途中鞍马劳顿，“疾势遂甚，戚戚不怡”（《魏书·徐謇传》），御医回天无力。
四月，提前耗尽毕生精力的拓跋宏在取得马圈城大捷后，因操劳过度，病入膏肓，抱憾而死，令人扼腕。
（刘秉光）
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1. 镇压中原地区的起义人民 北魏从道武帝建国（383年）至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迁都洛阳，统治中原历一个世纪之久。
在这一个世纪中，他们不断迫害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因而引起了各族人民和汉族的武装反抗。
这种反抗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
地区遍及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各省。
孝文帝除了在中原地区推行均田，减轻租调，对各族人民作出让步外，为了更有力地镇压中原地区人民的反抗，进一步巩固政权，不得不把国都迁进关内来。
2. 解决塞北一带的严重粮荒 北魏自道武帝定都平城以后，人口集中，游食者多，粮食供给感到困难。
太和十一年（487年），平城一带发生严重的旱荒，北魏皇朝至此不得不迁都。
况且自从孝文帝扩大推行均田制以后，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已经为北魏皇朝的主要基础，从关外的平城移都到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洛阳，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来说，就有其特殊的意义。
3. 北避柔然的包围 当时踞居北方的柔然，势力强大，如北魏仍都平城，便有被柔然包围的危险，甚至平城也有失守的可能。
倘南迁洛阳，可免累卵之危，而有磐石之安。
4. 北魏政制，久已汉化，塞北荒寒，不配做新政治中心 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年）亲政，是年建明堂，改营太庙，明年毁太华殿，改建太极殿，十七年改作后宫。
北魏的国力至此已盛，与其在平城因陋就简的改造，不如迁都洛阳，可以彻底兴筑，以弘规制。
同时，洛阳是中原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地区，孝文帝既以华夏文化的继承者自期，自以定都洛阳为宜。
都洛阳，更能迷惑中原的一批醉心于“中夏正音”的大夫。
5. 北方统一以后，若图吞并江南，必须将首都南移 此时南齐国力，日趋衰颓，不但不能威胁洛阳，而且孝文帝认为如大举南侵，南北统一可期。
何况要南伐便得大量利用汉人，那就要迁都比较向南之处，就近征兵，更为方便。
因此孝文帝迁都，实抱有侵略江南的野心。
6. 藉迁都的政策，以振鲜卑颓风 当时北魏皇朝，虽逐步汉化，而一般鲜卑，则以建国已逾百年，不免暮气渐重，孝文帝实在想用迁都政策，来给他的族人一种新的刺激。
(乙)改制的内容 孝文帝在迁都前后的几年间，以全力从事于内政教化的建设与改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孝文汉化运动。
他的汉化政策内容如下： 1. 政治方面 a. 班禄 魏初百官无禄，取给于人民，以致廉者不得温饱，贪者坐拥厚资。
太和八年（484年）从尚书中书监高闾所请，采用汉制，规定百官俸给等差，并严防贪污。
b. 立三长制 所谓三长，就是恢复古代的闾里制度。
太和初，从给事中李冲之言，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
三长本身免官役，又邻长家有一人得免官役，里长家有二人，党长家有三人。
三长制提高了汉人的地位，认为他们是老百姓，而胡人的特殊地位也有改变，使胡人与汉人的地位相同。
c. 行均田制 公元485年，孝文帝采纳李安世的建议，实行计口授田的均田制。
此制之施行，仍由政府调查户口，把荒芜的田地按户分配给无地贫农，按耕田征收地租。
均田制规定：男子在十五岁以上受露田（种谷物之田，不种树）四十亩，女子二十亩；有耕牛者，一头可分三十亩，但以四头为限。
露田不得买卖，身死归还官府。
人口增加时也可领新地。
另给桑田（住宅或种树之田）男女每人二十亩，称永业田，桑田皆为世业，身死不还。
d. 改官制 北魏初年的官吏名称，大都汉、鲜卑杂用。
孝文帝迁都以后，用王肃原订官制，采用南朝汉族封建政权的官制。
在孝文帝看来，北魏就可以成为华夏正朔相承的皇朝了。
e. 修刑法 以中国固有的法律，重新修订。
f. 变度量 依汉法改用长尺、大斗，做汉之五铢钱，而制定太和五铢钱。
2. 习俗方面 a. 禁同姓相婚 太和七年（483年），下诏禁鲜卑族人的同姓相婚，有违犯者以不道德论。
b. 禁袒裸之俗 太和16年（492年）孝文帝又禁革鲜卑人的袒裸之俗。
c. 禁胡服 鲜卑族起自塞外，其俗编发左衽，衣狭而短，汉衣宽而长。
至孝文帝时，自己著汉人帝王衣冠，而臣下百姓亦采用汉人的衣冠。
又制定五等公服，悉依汉制。
d. 断北语 北魏初定中原，自然使用本族的语言。
军中号令用的是鲜卑语，汉人仕宦北魏皇朝，也要学习鲜卑语。
孝文帝时，下令禁用鲜卑语及其他各族语言，以汉语作为北魏唯一通行语言。
朝廷中有说北语者，免其官职。
e. 改姓氏 鲜卑族的姓氏多缀语，孝文帝既废止使用鲜卑语，自然也需把鲜卑复姓改成汉字单姓。
如拓跋氏改为元，独孤氏改为刘，丘林氏改为林，出大汗改为韩等。
诸臣旧族，也改从汉姓。
f. 定氏族 规定所有鲜卑氏族与汉人立相同的谱牒，奖励胡汉通婚，先从他自己及其子弟实行，令诸王子娶中原女子为妻，而将本族前妻列为妾。
于是汉人民族与鲜卑民族变成了在一条阵线上。
当时汉人世族与平民仍有界线，他利用汉人世族与平民之冲突，将鲜卑加入到世族的阶级之中。
于是胡汉世族得到互助。
但是鲜卑人到都城者日益奢侈腐败，而边疆上未受汉化的胡族，对于他们显然的分化起来。
g. 禁归葬 命鲜卑贵族死于洛阳者，葬于洛阳北邙山，不得还葬平城。
同时又令北人迁到洛阳，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郡洛阳县人。
3. 习俗方面 a. 建明堂（行大典所在），辟雍（太学），征求典籍，并定礼乐。
b. 在洛阳建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大兴儒术，重用儒生，以爵赏奖励学士，如刘芳、李彪著人以经学进身；崔光、那峦诸人以文学进身，都是很好的例子。
四、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影响 1. 胡汉文化融成一体 汉化政策的实施，使胡汉两族的血统、宗教、言语、风俗，和习惯等，融冶于一炉。
鲜卑族之接受汉人文化，由野蛮而进入文明，文化水准自然提高，政治学术方面，亦有了长足的进步。
从此，胡族便彻底溶入于汉族的集团中而不复识，使中华民族又来一次扩大。
所以这时期在政治上说，被征服的是汉族；但就文化上来说，被征服的却是胡人。
2. 胡汉民族大混合，奠定隋唐的盛业 汉化政策实施以后，北人同于南人。
北人“南染吴越”，南人亦能晋语，中原正统文化与吴越土著文化交流，艺文儒学，因之兴盛。
在北方，胡汉同化；在南方，文化交流的推展，胡族骁勇劲悍之雄风，熔冶于中华民族的大洪炉。
中华民族亦注入新血轮，获得新生机。
汉人与胡族的融和，亦沾染胡族的武风，重振蓬勃的朝气，致有隋朝的一统局面出现，开创新局的隋文帝就是汉人。
3. 使魏人失却了原有的强悍之气 随孝文帝南迁洛阳的鲜卑贵族王室，尽是锦衣玉食，穷奢极侈之徒，他们沉醉在汉化绮梦中，“以征服民族自居，视榨取被征服民族以供享用为当然之事，因而日入于骄奢淫佚”。
当日奢侈之风，弥漫整个首都，王公大臣，类皆穷极豪华，生活靡糜，风气如此，纪律自然废弛。
因而使他们固有的骁勇善战的民族精神，却反而没落了。
4. 造成文臣与武人的冲突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北方空虚，一部分留戍北边的族人，犹如奴隶，而禁军官兵，又时常受文臣的排抑。
所谓“自非得罪，当世莫与之为伍，一生推迁，不过军主”。
因此，他们对于京城贵族的享乐生活，十分不满，曾掀起变乱，公开杀戳大臣。
这样一来，文臣与武人间隙日愈加深，重文轻武的观念，也愈来愈明显。
5. 导致六镇的叛变 按南北朝时代，最重者为“婚宦”，以此分别门弟之高下。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在六镇（即：怀朔、抚冥、武川、柔玄、怀荒、御夷）的人，不论“婚”或“宦”，都不及在京师的人。
洛阳的人成为清流，六镇的人成为浊流；洛阳的人变为很有钱，生活舒适；而六镇人民越穷，生活艰苦。
在洛阳汉化深，文化水准提高；在六镇汉化程度浅，尚保有其原始的朴勇性格，文化落后。
因此，逐渐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集团：一个是洛阳集团；一个是六镇集团。
这两个集团在文化上，社会组织上，社会地位及政治地位上都不相同。
所以，由隔阂而致对立，终于造成北魏帝国空前的六镇大内乱。
6. 均田制的实行，使隋唐两代的经济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均田制以官荒田授给无田的农民，保证休耕制的实施，并且规定了桑田的私有，在一定程度上使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重新和土地结合起来。
承十六国破坏局面以后的北方社会经济，有了继续发展可能。
此后，耕地增加，农业迅速进展，并给以后隋唐在均田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繁荣，准备了前提。
这不能不说是封建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
隋唐经济之所以比两汉南北朝有进一步的发展，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是起着积极影响的。
7. 引起鲜卑故臣的不满 由于孝文帝过度重用汉人，因而引起了鲜卑故臣的妒忌。
《南齐书·魏虏传》言穆泰因孝文用汉人而反，由此可见鲜卑族之不满于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了。
8. 使鲜卑族向封建制飞跃的成功 孝文帝的一系列的改革与措施，无疑地缩短了鲜卑族人向封建化飞跃的过程，使他们家长奴役制迅速进入封建制，这不能不说是孝文帝汉化政策的贡献。
五、结论 总的看来，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制于中原地区，迁都洛阳，以及一系列的改革与措施，其主观动机，无非是想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
所有这些欺骗性的改革都是由上而下的，虽能发生一定的效力，如笼络了一部分无耻的汉族士大夫分子来帮助鲜卑贵族统治汉族人民，但鲜卑贵族对汉族人民的压迫与歧视，依然如故。
所以，并不能消灭汉族人民对鲜卑统治者的仇恨与反抗。
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政策却给鲜卑、汉两大族人的进一步融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固然，这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就是孝文帝不这样做，也迟早会实现的；但是孝文帝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对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各族的融合，作出了贡献，因此，孝文帝仍然不失为一位卓见的政治家。
1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
2.改革后鲜卑族的封建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3.如何评价北魏孝文帝改革
背景：公元471年（皇兴五年），拓跋宏即位，是为孝文帝。
此后，农民起义依旧有增无减，而朝廷残酷的镇压非但没有平息人民的起义，反而激发了更多矛盾和斗争。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冯太后孝文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统称为孝文帝改革改革内容：整顿吏治，变革税制，颁俸禄制，改革官制，迁都洛阳，行均田制，创三长制，改革租制，禁胡语，改汉姓，尊孔子评价：正面1、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农业生产工具得到改进，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粮食产量增多，畜牧业得到发展。
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商业活动也日趋活跃。
2、政权封建化加速：迁都洛阳以后，鲜卑统治者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制度，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对北魏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不仅缓和了民族矛盾，巩固了封建统治，更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从而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孝文帝的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以及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
但从另一方面，孝文帝的改革也促进了北魏政治、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
鲜卑族用武力征服了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但却不得不被汉族较高的文化所征服，并从中吸收了汉族文化精华，更加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
同时，汉民族也从中吸收了鲜卑族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使自己的发展更为完善。
孝文帝的改革，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推动作用。
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就是各个民族不断交流、融合所产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应该具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与民族情感，懂得民族间的尊重与友爱。
然而，孝文帝的改革也遇到了鲜卑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在孝文帝的坚决镇压下，才保证了汉化政策的推行，巩固了改革的成果，由此也可见孝文帝改革的勇气与决心，以及高瞻远瞩的改革眼光。
负面一度因改革而强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后仅30余年便迅速地分崩离析，走向灭亡了，这事实本身就很自然会引起历史学者对孝文帝改革（尤其是他的汉化措施）的作用与意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并形成不同的看法。
因此，对孝文帝改革持否定态度者也不乏其人（尽管仅占少数）。
早在古代，批评孝文帝汉化政策的言论就多见于有关典籍，马端临、叶适、王夫之、赵翼等人均在自己的著作中斥责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是“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 ，强调“国势之衰，实始于此。
一传而宣武，再传而孝明，而鼎祚移矣” 。
指出孝文帝是典型的虚伪之徒，“拓跋宏之伪也，儒者之耻也。
夫宏之伪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 。
当代，对孝文帝汉化改革持否定意见的论著明显增多。
陈汉玉《也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郝松枝《全盘汉化与北魏王朝的速亡──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验与教训》（《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赵向群等《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与拓跋民族精神的丧失》（《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等论著，就是其中的代表者。
其主要观点是：一是：孝文帝改革的思想和内容是恢复礼乐，是“迂腐的儒化”、“消极的汉化”，学来的主要是汉文化的糟粕、汉人的繁缛腐朽。
二是：孝文帝的改革不但没有振兴北魏，反而加速了北魏国家和拓跋民族的衰亡。
认为孝文帝汉化改革，丢掉的是拓跋的长处──勇武质朴，削弱了北魏的军事力量，这是孝文帝终不能强大魏国的重要原因。
三是：孝文帝推行的不加扬弃的全盘汉化，尤其是大定族姓，移植门阀士族制度，这使得尚无文化积淀的鲜卑拓跋贵族迅速腐化，这严重消蚀了北魏统治者的锐气与活力，激化了社会矛盾与冲突，致使北魏统治迅速由盛转衰，归于灭亡。
总之，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不适合北魏国家的国情和族情，是北魏政治危机的开端，北方的革命性完全被南方的虚腐性所取代，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