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作品读后感
书中故事发生在1930年的上海。
它以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矛盾、斗争为主线、生动、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开始，赵伯韬拉扰吴荪甫进行公债投机，而吴荪甫又联合其他资本家组成，想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因而与赵伯韬产生了矛盾。
赵伯韬依仗外国的金融资本做后台，处处与吴荪甫作对，加上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工厂的工人怠工、罢工，尽管吴荪甫和同伙竭尽全力，拼命挣扎，最后也没有改变全盘失败的命运。
这幕悲剧说明，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控制、压迫下，中国的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
吴荪甫是中国的一个失败了的英雄形象：吴荪甫具有两个方面的性格一、果敢、自信。
他的理想是发展民族工业，摆脱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的束缚，最终实现资本主义。
因此，在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斗争中，他表现出果敢、自信的性格。
在与赵伯韬的斗法中，确实显示了他沉着干练、刚愎自用。
动摇、悲观。
公司的连连失败，沉重的一击之下，他那的动摇、悲观就暴露出来了。
当吴荪甫与赵伯韬的斗争中惨败时，他的悲剧命运也达到了高潮。
吴荪甫的性格充分显示出的两重性：一方面对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不满；另一方面对工农运动和革命武装极端恐惧与仇视。
一方面对统治阶级的腐败制度与军阀混战的局面不满；另一方面又依靠反动势力镇压工人农民运动。
两重性使得他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夹缝中，同时也决定了他命运的必然悲剧结局。
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军阀政治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当时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关系，其反革命的一面又随着革命的深入而暴露出来。
宏大严谨的结构。
作品以吴荪甫为矛盾冲突的轴心，辐射出各种人物和事件。
几条线索错落有致地进行铺叙，其中以吴赵斗法为整个作品的主线，以此带动其他几条线索的展开，使之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整个作品的情节发展十分紧凑，时间跨度小人物众多。
径纬交汇地建成了这部作品的“网状结构”。
采用传统的肖像描写、人物语言描写以及的方法刻画人物。
对人物下意识和幻觉的描写增强了整个作品心理分析的色彩。
运用象征主义的手法。
吴老太爷的一切言行总是围绕着一个总体象征展开。
是以北平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以二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人力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
人性的丑恶在此暴露无遗。
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祥子是社会悲剧、带有历史的必然性，精神悲剧、带有深刻的个体劳动者的思想印记，性格悲剧、性格软弱无能。
深深至根于市民文化中，还打上了半殖民的畸形发展的都市现代文明烙印。
北京味重，传统风俗文化，以通俗化得幽默为重要特征的讽刺色彩，语言具有鲜明地方特色。
边城，两组三人关系，两组对比，文化的悲剧 典型乡村文化小说、融纪实、纪梦、象征于一炉，诗意效果，文字的魔术师 家，描写的是“五四”之后，故事集中在1920年冬到1921年秋的八九个月时间里，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撕开了在温情关系掩盖下的大家庭的勾心斗角，暴露了所谓“诗礼传家”的封建大家庭的荒淫无耻，也描写了新思潮听唤醒的一代青年的觉醒和反抗，从而宣告了这个封建大家庭必然崩溃的命运。
① 通过梅、鸣凤、瑞珏三个女子的悲剧，控诉封建制度、礼教对年轻生命的摧残，揭露、控诉封建大家庭、封建制度的罪恶； ② 歌颂封建大家庭中青年一代民主主义的觉醒及其反封建斗争； ③暴露了封建大家庭的腐朽及其没落、崩溃。
① 高老太爷是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代表。
他的主要性格特征是专制。
但他也有慈祥、温和、富有人情味的一面。
② 高老太爷这性格矛盾的两面，统一于他的维持、发展“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的人生理想。
③高老太爷是封建制度行将崩溃时期封建家长制的代表人物，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高觉新是高家的长房长孙，是一个“有两重性格的人”。
一方面，他是一个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 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深受封建伦理道德熏陶的地主少爷。
他的性格善良而又懦弱，他认为反抗是徒然。
以致在“五四”新思潮中，他选取的是无抵抗主义和作揖哲学，作为他行为的理论根据。
就两重性格而言，这后一面占主导地位。
这是一个复杂的性格，一个悲剧的性格。
家是一部具有巴金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品。
描写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但和那种冷静客观地现实主义描写不同，具有很浓的抒情色彩。
主要的是抒情方式，则是人物的心灵倾诉，通过抒情。
充满感情的细腻的。
这种心理描写是人物发自肺腑的心灵倾诉，以女性居多，因而细腻而饱含感情，又因各人的性格处境而各具特色。
雷雨》剧作完全运用了三一律，两个家庭八个人物在短短一天之内发生的故事，却牵扯了过去的恩恩怨怨，剪不断，理还乱。
狭小的舞台上不仅突现了伦常的矛盾，阶级的矛盾，还有个体对于环境，时代强烈不谐调的矛盾，在种种剧烈的冲突中完成了人物的塑造，其实悲剧早已潜伏在每一句台词，每一个伏笔中，只是到最后时分才终于爆发出来，化作一场倾盆雷雨，无比强烈的震撼了每个人的灵魂。
剧本以扣人心弦的情节，简练含蓄的语言，各具特色的人物，和极为丰富的潜台词。
如刀刃一般在读者的心弦上缓缓滑过，那抖颤而出的余音，至今未息。
在自然景物、肖像描写方面，特别重视音响和色彩效果，不惜用浓墨重彩表现。
同时，还注意对人物的声音、气味、眼睛进行夸张的处理。
蘩漪是最有特色、个性最鲜明的人物。
她是以来追求妇女解放，争取独立、自由的新女性代表。
她敢爱敢恨，对周家人人都怕的周朴园，也不放在眼里。
当然，她对旧制度的反抗是有一种畸形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她在重压下，常常无助、自卑、甚至自虐。
这是蘩漪无法摆脱的弱点。
正象作者所说，她陷入了“一口残酷的井”。
作者用力刻画了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
她对周家庸俗单调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对阴沉的气氛感到烦闷，对精神束缚感到痛苦，她要求挣脱这一切。
在一定意义上她也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而剧本又使她在难以抗拒的环境中走向变态的发展：爱变成恨，倔强变成疯狂。
周冲是一个受新思想、新文化影响下成长的青年。
他富于幻想、生性浪漫。
但他没有韧性，对封建制度的顽固性认识不足，这注定了他悲剧命运。
周冲和四凤是整出戏中最让人不忍心的受害者，他们两个同样的单纯、清澈，对甜蜜的爱情那么憧憬，对未来充满了热情，他们明亮的眼睛无法看到掩藏在黑幕下的波涛汹涌，一心只勾勒着幸福的轮廓，当他们的幼稚在残忍的现实面前被得头破血流的那一刹那，老钟就已经鸣起。
四凤只是因为和周萍相恋，不料却卷入一场风波。
她本是个有着青春、活力的人，然而一连串的打击却使她的命运变得坎坷多难。
其实周冲化比四凤更加无辜，看上去他只是一个孩子，没有周萍的成熟，没有周朴园的罪恶，有的是他这个年纪该有的思想，憨厚，甚至在知道四凤同他哥哥恋爱时，不像繁漪那样妒火中烧，但是他对四凤还有一种执着，在四凤冲出去之后，他义无返顾去救她，致使自己也落个触电而亡的结局。
鲁侍萍，虽然处境艰难，但她凭借自身坚强的性格，不屈不挠走过了人生最艰苦的时期，可以说，她是一个顽强的女性。
侍萍的沉默却让我们不敢同样沉默地漠视命运。
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更成熟 剧作选取了一个豪华大饭店和一个三等妓院作为强烈对比的场景，前者围绕一个交际花陈白露以及糜集在她周围的银行经理、富婆、面首、洋教授，展开了上层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后者，则环绕着妓女翠喜以及一个被卖到宝和下处的女孩“小东西”的命运，揭示了人间地狱般的黑暗。
他舍弃了《雷雨》中太象戏的结构和用的过份的技巧，采取了与表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横断面的描写。
用片断的方法，用色点点成光彩明亮的后期印象派图画的技法，写出社会的真实感， 《雨巷》是戴望舒的成名作和前期的代表作,他曾因此而赢得了“雨巷诗人”的雅号。
这首诗写于1927年夏天。
当时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汇总，戴望舒因曾参加进步活动而不得不避居于松江的友人家中，在孤寂中咀嚼着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与痛苦，心汇总充满了迷惘的情绪和朦胧的希望。
《雨巷》一诗就是他的这种心情的表现，其中交织着失望和希望、幻灭和追求的双重情调。
这种情怀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
《雨巷》运用了象征性的抒情手法。
诗中那狭窄阴沉的雨巷，在雨巷中徘徊的独行者，以及那个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都是象征性的意象。
这些意象又共同构成了一种象征性的意境，含蓄地暗示出作者即迷惘感伤又有期待的情怀，并给人一种朦胧而又幽深的美感。
富于音乐性是《雨巷》的另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
诗中运用了复沓、叠句、重唱等手法，造成了回环往复的旋律和宛转悦耳的乐感。
因此叶圣陶先生称赞这首诗为中国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
这首诗写得既实又虚，朦胧恍惚。
“我”似乎有着满腹的心事，无限的烦忧，但又不愿明说，或者是说不出来。
“我”似乎在期待什么、追求什么，而期待和追求的目标又显得那样遥远而渺茫。
“她”出现了，这或许是在幻觉中，或者是真的，但“她”的出现是那样地快，逝去也那样地快，一刹那间擦肩而过，消失在前方，“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
“我”只有自怨自艾，自悲自叹。
诗中的“姑娘”，我们可以认为是实指，是诗人心中期待已久的美丽、高洁而忧郁的姑娘。
但我们也可以把这位“姑娘”当做诗人心中朦胧的理想和追求，代表了诗人陷入人生苦闷时，对未来渺茫的憧憬。
戴望舒的诗深得中国古典诗词中婉约诗风的遗韵，又受到法国象征诗派的影响，因而他的早期诗作总体上表现出孤独、抑郁和消沉的特点。
《雨巷》就是这样。
这首诗写的是梅雨季节江南小巷中的一个场景。
细雨蒙蒙中，“我”怀着一种落寞、惆怅的情绪和一丝微茫的希望，撑着油纸伞在悠长寂寞的小巷中踽踽独行。
诗歌中常见的意象有比喻意象和描述意象。
在《雨巷》一诗中，“丁香”可以看做是诗人迷茫的内心追求，它是比喻意象。
而这首诗几乎通篇用的都是描述意象，它选择日常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大量细节构成一幅幅画面，由诗人饱含深情的笔墨把它们化成叙事性的诗句，给人强烈的画面感和情感冲击力。
例如诗的第4节，诗人连续用8个排比句，每一句都是一个大堰河日常生活的描述意象，集中塑造了大堰河这个勤劳、善良、朴实、贫苦的农村妇女形象。
艾青的诗在形式上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即在奔放与约束之间取得协调，在参差与变化里取得一致，在繁杂的细节中提炼出单纯的意象。
这首诗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
它在形式上不拘泥于外形的束缚，很少注意诗句的韵脚或字数、行数的划一，但又运用有规律的排比、复沓造成变化中的统一、参差中的和谐。
大量诗作倾诉中华苦难，为了激发爱国，对民族奋起的预感，特征、意向的丰富性与形象性，富有蕴藉的意向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象世界。
“农民的忧郁”、“流浪汉的心态”是他情感世界的主要特征。
独特的创作风格：现实性、理想性和现代性的有机统一。
追求感受力的统一，即感觉、情绪、想象和思想（理性）的综合。
形式自由奔放。
散文句式自由追求。
语言简洁、明朗。
《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
“围城”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一如钱钟书本人的一生。
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不再堕入虚无。
方鸿渐是个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
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
很多学者把他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
“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
但《围城》人物谱里更有独特意义的是孙柔嘉。
这个怯生生的小女生，这个似乎没有什么主见的小女生，这个小鸟依人地交付方鸿渐照顾的小女生，却是个最工于心计的人。
这种既柔又嘉、却暗自阴柔而且柔能克刚的人，就像一个甜蜜的圈套，却掌控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运，也掌控着方鸿渐的婚姻、生活和命运。
这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中国道家文化中的所谓“阴柔”，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所谓“权谋”，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影子。
《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
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
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
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
”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
《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
艾青的诗歌具有什么风格
吹芦笛的诗人------看艾青诗作之路 诗坛的地位自从三十年代中期发表处女作后，艾青赢得了很多的褒扬和肯定，当然，也有不少的非难、否定和批判。
而无论如何，其在中国是不容置疑的。
艾青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却直接受到贫农阶级的乳汁的哺育；他曾“怀着浪漫主义的思想”在巴黎的繁华中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也曾因革命活动过了三年的炼狱生活。
所以，他既有贫农后代的耿直、淳朴和忧郁的气质，又有地主儿子的幻灭、叛逆和追求的觉醒；他既根植于五四民主主义的土壤，又沐浴了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而开阔了生活天地和思想视野。
因此，他一生的创作事业，就感情深度说，能和人民大众的爱憎息息相通；就感情广度说，又扩展到历史地发展着的全人类命运的疆域。
他一直勇敢地进行着诗歌艺术的探索和实践，走出了一条朴实的又焕发着独特光彩的创作之路。
三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和外患交织、灾难分外严酷，尤其是日本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陷入更深重的民族大灾难中。
人们纷纷拿起抗争的武器，投入到民族独立的战斗之中。
此时的诗坛也异常活跃，唯美主义诗派分化，一部分人走出了象牙塔，汇合进现实主义诗派，壮大了其队伍，并且融入了唯美主义诗派所特长的诗歌艺术技巧，使其高亢的诗情，闪发着动人的诗美光彩，称为是摊主潮而奔腾在大时代的河床上。
“这伟大而独特的时代，正期待着、剔选着属于它自己的、伟大而独特的诗人。
”于是，受了象征派艺术熏陶的艾青，把自己的诗思从祖国通向世界、从苦难的中国人民通向在苦海中挣扎的全人类，吹响了诗的芦笛。
童年时代在贫农家长大的经历使艾青对旧中国农村的破败、农民的苦难遭遇有切身的感受；其入狱后的第一首诗把人类光明的前途，寄予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解放，而他的愤怒的情绪也通过一批流氓无产者在阴郁茫然中闪现着原始的自发的、消极的反抗折射了出来。
而在代表作里“我”对地主家庭的厌恶和贫农乳娘家的挚爱，渗透着对不公道世界的愤怒。
但这只是民主个人主义范畴的，孤立的个人的反叛。
写于1934年的通过采用陈胜吴广起义的故事而对劳动人民集体力量形象地作出了高度估价，洋溢着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信念，很具有现实深度。
三年的炼狱生活是艾青对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革命有了更强烈的向往和必胜的信念，出狱后他以时代战士的赳赳姿态，以革命乐观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人民力量的深厚认识，慷慨抒怀，、、、、、等诗篇就渗透进了诗人的满腔爱国主义情绪。
在抗战前期的三年半中，由于爱国主义***的高涨和创作冲动的强烈，艾青写出了近百首诗，出版了《北方》、《旷野》、《他死在第二次》、《火把》、《溃灭》等长诗和短诗集。
他讴歌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赞美未来的光明和殉道者的永生，以强烈的诗情，悲壮的诗思和辽阔的诗境把当年那支彩色的芦笛炼成了时代的号角。
值得一提的是长诗《向太阳》和《火把》。
《向太阳》随意一九三八年的武汉为背景，实际上是处于抗日热潮的整个中国的缩影。
这首热情奔放的抒情长诗写的是诗人带着“昨天”苦难的创伤，来到今日保卫大武汉的爱国人民的行列里，激发起了她对民族命运和时代前程的乐观主义信念，从而使他摆脱了苦难的阴影，和爱国人民的行列一起奔上了为光明而战斗的道路。
它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两种表现手法的高度融合。
叙事长诗《火把》写的是内地某个城市举行的一次火把大游行，通过象征性抒情和人物相互间富有感***彩和哲理意味的倾心的对话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将追求光明的主体更加深化。
这两首诗是艾青在战斗的现实主义道路上的两块丰碑。
这个时期是艾青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形成基本定型的过程。
首先，其抒情形象构成的方式从实写和虚写发展到突破了这两种单纯的方式，采用虚实结合；其次是其诗歌语言形象化逐渐自然，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流畅、生动、朴素；在形式上，他不但把实践经验加以美学的理论的总结，而且还在创作实践中摸索到了自由诗在传达不同情绪时的一些自然音律的法则。
然而，由于整个时代诗风和他本人经历的影响，艾青艺术气质中的忧郁一直表现在他的诗作中，《透明的夜》、《画者的行吟》、《卖艺者》等都或多或少的有茫然阴郁的流浪汉的影子，《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旷野》《北方》等诗中也流露着一种忧郁的情绪。
但是，他的忧郁也是其忧国忧民的强烈情绪的一种必然，其创作的总体是引人走向反抗和战斗，引人向往光明和未来的，这一点忧郁并不能代替他这时整个创作主旋律的高音节昂扬的调子。
1941年艾青克服困难到了延安，他的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在新的环境中，艾青对自己的生活之路作了认真的思考和探索，《强盗与诗人》、《我的父亲》、《群众》《时代》就展现了一个刚投入人民革命行列的知识分子正在经受世界观的改造的善良而真诚的灵魂，而《向世界宣告吧》、《给太阳》、《太阳的话》、《野火》宣告了诗人自己曾梦寐以求的真实的光明已经现实的在解放区诞生，用实写和虚写唱响了延安的赞歌。
同时，艾青爱祖国、爱人民的心又不能不想到解放区以外的中国社会情况，想起那儿的人民仍然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过着贫困而落后的生活，于是，《献给乡村的诗》、《古松》、《村庄》等田园诗包含着一股对旧农村衰颓、闭塞和愚昧所引起的窒息感，一股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的渴望和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叙事长诗《吴满有》在艾青的创作道路上是不容忽视的。
这首长诗是用时间叙述和如实描绘的方法写的，诗句仍用口语，却简洁明快。
艾青也深入到了战士中间，他的歌声也在他们中间荡漾。
《雪里钻》写了一个年轻记者和战马“雪里钻”在我军和日寇激烈的战斗中所经历的惊险遭遇，抒唱了人民战士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当然，他更以国际战士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前哨线上，写了揭露法西斯分子罪行的组诗《罪人的画像》，歌颂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十月祝贺》、《敬礼》；他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殉难的朝鲜烈士写了《悼词》，也为法兰西士兵宁死不作亡国奴的“土伦的反抗”唱出了激越的战歌，时刻发挥着革命道路上一颗螺丝钉的作用。
1947年到1948年间，在土改全新的生活面前，艾青的诗魂又复活了，又有了抒情内容与形式的扩大与丰富，他结束了沉默，以全新的姿态来表现新式农民的新生活。
写于1948年的组诗《播谷鸟集》就是他面对中国社会向光明转化的伟大变革，敏锐地发现了、并且再现了第一代翻身农民的新的心理特征的杰作，迸发着对翻身农民的欢乐和***由衷地赞叹和欣喜。
这标志着他本时期歌唱新生活，从情调到风格的探索已有了定型的格局，也是他本时期创作的一个好总结。
四十年代艾青的诗风逐渐转向悲壮、高昂，他偏重于用实写塑造形象，但没完全放弃虚写的方式，如《给太阳》、《太阳的话》，都是他向往光明的***的浪漫主义的高扬。
他还改变了前期那种离开意象创造已成不可想象的做法，开始重视直抒胸臆。
但由于采用理念性的构思，由于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上尚未能和新主题所要求的表现相适应，他的诗里存在着概念化和现象罗列的倾向，使其自由体形式更自由散漫。
这也显示了其艺术风格在新旧交替时期的一种矛盾和混乱。
建国初期艾青写了不少歌颂党、祖国和新生活的诗，写得既快又长，但也相当粗糙，使人感到他还在沿袭延安时期写《反法西斯》时那样的诗风。
而这也是当时流行的诗风，大多数诗人正在为新中国的光明唱着由衷的赞歌，这种歌声虽然激越高亢，但有些过于直露。
1950年，艾青不倦地致力于主题的深化和题材的扩大，并又重视运用感兴的和寄兴的意象，写出了《春姑娘》、《亚细亚人，起来》、《西伯利亚》等优美的诗篇，他的诗又开始飞翔了，有了联想与想象给人暗示与回味，并较好地融合了固有的艺术风格和民族气派，其诗歌艺术在继《播谷鸟集》以来又一次有了新的突破。
而在以后直接表现新生活及建设者的诗作中，他着重探索人的心灵美，更多地从人的精神生活角度来捕捉形象，抒唱生活，如《鸽哨》、《下雪的早晨》，这些诗虽保持了原有诗思的格局，但疏离了已有的艺术个性，显得平淡。
当岁月进入了1955年，艾青的创作又走向了迷茫；直到1956年，其创作才有了突破的迹象，他接连出版了叙事长诗《黑鳗》和第二个诗集《春天》。
此时，他的创作实践和诗歌艺术从反复的彷徨到探索中心的方面取得了成绩：他在感受生活和塑造形象的方式上有了更新、更圆熟的运用，在形象表现上重新重视自己过去虚实结合的方式，并作了更富单纯美的发展；拟人化的意象，把意象扩大、引伸，描写对象时捕捉不同的感觉，产生新的比喻等做法使诗歌形象丰满生动。
而同时，他的诗歌形象、意象、语言都变得单纯，这使得其诗的形式也从散文化的自由体趋向于格律化的自由体。
1978年艾青在沉寂了二十年后又回到了诗坛，这时他的诗又有了新的主题：讴歌科学和民主，扫除封建余毒。
《在浪尖上》、《光的赞歌》、《听，有一个声音》等被传诵一时。
《广的赞歌》写于1978年8月到12月之间，全市的构思核心就是“光”，通过借光这一辉煌无际的形象用象征手法抒发出了引人深思的哲理命题。
艾青还把诗思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迎接一个迷人的春天》、《刚都赞》、《绿》、《盼望》、《大吊车》、《太阳岛》等，都是对社会主义的颂歌。
这段时期艾青还写了不少对人生、对时代作哲理思考的诗，其《盆景》、《天涯海角》、《仙人掌》、《芦苇》等含蓄蕴藉，寓意深远，使老诗人半生“悲欢离合”中感悟出来的结晶品。
艾青设计一个对形象具有大概括魄力的抒情大家，这一点很突出的显示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巴黎》等现代都市的风光抒写上，而在这些诗中，他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物质文明的高度繁荣和精神文明的极端贫困的矛盾。
1980年他出版了《归来的歌》，后来《彩色的诗》、《雪莲》也相继问世。
从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出其表达更加练达圆熟，形象更简洁明确，语法更质朴纯净，不但继续保持了真实与想像相结合的特色，又增添了深沉的思考睿智的哲理，尤其是《光的赞歌》、《鱼化石》、《古罗马的大斗场》等影响很大。
然而，其创作个性中的哲理削弱了热烈的感情，其艺术风格也没有致力于形象的具体可感，语言单纯有余，丰美不足。
从艾青的全部诗作看，其把个人的悲欢融合到了民族和人民的苦难与命运之中，表现出对光明的热烈向往与追求，富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感，感情真挚，而且语言朴素、凝练、想象丰富、意象独特。
正如胡风所说：不仅因为他唱出了他自己所交往的、但依然是我们所能够感受的一角人生，也因为他底歌唱总是通过他自己底脉脉流动的情愫。
他的言语不过枯瘦也不过于喧哗，更没有纸花纸叶式的繁锦，平易地然而是气息鲜活地唱出了被现实生活所波动的他底情愫，唱出了被他底情愫所温暖的现实生活底几幅面影。
所以，尽管有不足和缺点，但艾青不愧是中国诗坛的泰斗，迷人的艾青，不愧是一个成功的吹芦笛的诗人
中国近现代有哪几派诗人，比如徐志摩是新月派
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
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
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
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
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
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九位诗人分别为曹辛之(杭约赫)、辛笛(王馨迪)、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
他们于1981年出版了《九叶集》，因此被称为九叶诗人。
九叶诗派(1938—1948) 诗群的形成:西南联大时期(1938-1946) 1937年7-29,北平沦陷, 1937-8-28,教育部指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 1937-9-10,教育部宣布北大,清华,南开,中央研究院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8-1-19,国民政府批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 1938-4-2,教育部令长沙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联大教师中的诗人 中文系:闻一多,李广田,朱自清 外文系:卞之琳,冯至 闻一多在联大开始转变文学观念,由唯美走向强调诗的社会意义.在《诗与时代》说:我应提出重视诗的社会价值了,……诗是与时代共同呼吸的. 编选《现代诗钞》 冯至写出《十四行集》(1942年5月,桂林明日社出版),受象征派大师和存在主义先驱里尔克的影响,对不可见事物的追寻,对死亡的追问,对现代文明的拒斥和抗议,向往原始质朴宁静的理想境界. 卞之琳,1942年5月出版《十年诗草》,桂林明日社出版 李广田,《诗的艺术》,1944年12月,开明书店 联大聘请英国现代诗人,新批评理论家燕卜荪,开设《当代英国诗歌》课程.他1937年来中国,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后随北大迁到昆明,1940年返国 联大学生的诗歌活动 联大的文学社团: 1940-1941,冬青文艺社,杜运燮,汪曾棋,林抡元等. 文聚社. 联大的学生诗人 联大三星:穆旦(外文系),郑敏(哲学系)杜运燮(外语系) 历史系的唐祈 外语系的袁可嘉 《诗创造》时期(1947,7-1948,10) 《诗创造》由杭约赫,林宏等青年诗人创办,1947年7月出版,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1948年10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共出16期. 第一阶段,采取兼容并蓄的编辑宗旨,诗人阵容庞大,分散全国各地的作者有170多,产生较大大影响.《创刊号·编余小记》:今天,在这个逆流的日子里,对于和平民主的实现,已经是每一个人迫切需要争取的.因此我们认为:在诗的创造上,只要大的目标一致,不论它所表现的是知识分子的感情和劳苦大众的感情,我们都一样重视. 1948年上半年,创办者间对办刊宗旨和原则发生分歧,杭约赫决定退出,创办〈中国新诗〉,《诗创造》建立由林宏,康定,沈明,方平等组成的编委会.林宏和臧克家都认为多刊登战斗气息浓厚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作品,反对脱离现实,晦涩玄虚的西方现代派作品;杭约赫则主张要讲究意境和色调,多作诗艺上的探索,反对标语口号式的空泛作品. 第二阶段(1948年7月——10月),编委会在《新的起点》中说:以前选稿杂芜,从本辑起,要以最大的篇幅来刊登强烈反映现实的作品,要和人民的 痛苦和欢乐呼吸在一起.我们对于艺术的要求是:明快,朴素,健康,有力,需要从生活实感出发的真实的现实的诗,不需要仅仅属于个人的感伤的颓废的作品,或者故弄玄虚深奥莫测的东西.我们提倡深入浅出使一般读者都能接受的用语和形式,我们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中国新诗〉时期(1948,6—1948,10) 〈中国新诗〉创办1948年6月 星群出版社出版,仅出5期即随出版社被查封 杭约赫,辛笛,方敬,陈敬容,唐祈,唐是为编委 〈中国新诗〉的骨干: 北方的联大三星:穆旦,郑敏,杜运燮和袁可嘉 〈诗创造〉形成的核心:陈敬容,唐祈,唐是,辛笛 九叶的命名 1980年北京的袁可嘉,郑敏,陈敬容,杭约赫编选了〈九叶集〉 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九叶诗人——穆旦 穆旦(1918——1977),1918年2月24日生于天津,祖籍浙江海宁,原名查良铮.1929年考入南开中学,开始文学创作.35年考入清华大学,40年毕业留校任教.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抗日前线,担任翻译官.45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探险队》.48年赴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读英美文学,51年获硕士学位,53年归国任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翻译出版了普希金,雪莱等诗集.58年受到不公正对待被迫停止教学,下放到图书馆工作.77年2月26日在天津病逝.79年冤案平反. 出版的诗集: 探险队 45年1月,昆明文聚社 穆旦诗集 47年5月,沈阳(自印) 旗 48年2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穆旦诗选 86年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穆旦诗全集 96年,中国文学出版社 蛇的诱惑(诗文集) 97年4月,珠海出版社 穆旦的诗是情思的深度,敏感的广度,和表现的饱满的结合,有艾略特《荒原》的气息.缺陷是语句有的略显冗长,累赘,丰富的情思有的显得混杂. 九叶诗派的艺术风格 艾青的评价可以概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用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 现代派的表现技巧 1 间接性的表现形式:意象\\\/象征\\\/借喻 客观性的抒情风格:思想知觉化 对民族与人民命运的强烈关注 〈赞美〉——穆旦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 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 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 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 我有太多的话,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对民族和人民命运的强烈关注 启示 —杭约赫 我们常常迷失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拾到一枚贝壳,捉到一个青虫, 都会引来一阵欢喜.好像 这个世界已经属于自己,而自己却 被一团朦胧困守住, ——翻过来,跳过去,在一只手掌心里 今天,我们不会再轻易去叹息—— 一朵花的凋谢,月亮的残缺; 一粒星的陨落,一只蛋壳的破裂, 都给我们预示了将要来到的_ 一些忧患,都给我们指点了前面的路. 因它们生命的变幻 填平了多少崎岖的坎坷, 领我们到一个新的世界 ——自己的世界外的世界 在时代与历史中思索着生命的意义 时感 穆旦 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 然后再受辱,痛苦,挣扎,死亡, 因为在我们明亮的血里奔流着勇敢 可是在勇敢的中心:茫 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 它说:我并不美丽,但我不再欺骗 因为我们看见那么多死去人的眼睛 在我们的绝望里闪着泪的火焰. _ 当多年的苦难以沉默的死结束, 我们期望的只是一句诺言, 然而只有虚空, 我们才知道我们仍旧不过是 幸福到来前的人类的祖先, _ 还要在无名的黑暗里开辟新点, 而在这起点里却积压着 多年的耻辱: 冷刺着死人的骨头, 就要毁灭我们一生, 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希望当做报复. 将生命经验,体验提升为哲理性的沉思 《树》 郑敏 我从来没有真正感觉过宁静 象我从树的姿态里 所感受的那样深 无论自那一个思想里醒了 我的眼睛遇见他 屹立在那同一的姿态里 在它的手臂间星斗转移 在它的注视下溪水漫漫流去 在它的胸怀里小鸟来去 而它永远那样祈祷,沉思 仿佛生长在永恒宁静的土地上 金黄的稻束 郑敏 金黄的稻束站在 割过的秋天的田里 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 黄昏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 收获日的满月在 高耸的树巅上 暮色里,远山 围着我们的心边 没有一个雕塑能比这更静默 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 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 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 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 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 而你们,站在那儿 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提倡 1947-3-30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发表〈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 现代诗歌的观念—— 现代诗歌显出高度综合的性质:强烈的自我意识中的同样强烈的社会意识,现实描写与宗教情绪的结合,传统与当前的渗透,大记忆的有效启用,抽象思维与敏锐感觉的浑然不分,轻松严肃诸因素的陪衬烘托.即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 新诗现代化的抒情方式 1,_ 语言表达的暗示性或间接性.(47年5月18日《大公报·星期文艺》) 以与思想感觉相当的具体事物来代替貌似坦而实图掩饰的直接说明. 意象比喻的特殊构造法则(十分厌恶浪漫派意象比喻的空洞含糊,认为只有发现表面极不相关而实质类似的事物的意象或比喻才能准确地,忠实地,且有效地表现自己;根据这个原则而产生的意象便有惊人的离奇,新鲜和惊人的准确,丰富) 通过想象逻辑安排全诗的结构(前人多概念逻辑即从诗篇中最明白浅显的散文意义评判它的发展,现代诗人认为只有诗情经过连续意象所得的演变的逻辑才是批评诗篇结构的标准,在想象逻辑的指导下,集结表面不同而实际可能产生合力作用的种种经验,使诗篇意义扩大,加深,增重.) 文字经过新的运用后所获得的弹性与韧性 新诗现代化的抒情方式 2,新诗的戏剧化(48年6月《诗创造》12期) 如 何使意志和感情转化为诗的经验,即设法使它们得着戏剧的表现,而闪避说教或感伤的恶劣倾向. 尽量避免直截了当的正面陈述而以相当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与情感:戏剧效果的第一大原则即是表现上的客观性间接性. 戏剧化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方向.一是里尔克为代表,把搜索自己内心得与外界的事物的本质(动的,静的)打成一片,而予以诗的表现,初看诗里绝无里尔克自己,实际却表现了最完整不过的诗人的灵魂.二以奥登为代表,他通过心理的了解把诗作的对象搬上纸面,利用机智,聪明及运用文字的特殊才能把他们写得栩栩如生,而诗人对对象的同情,厌恶,仇恨,讽刺都只从语气及比喻得着部分表现,而从不袒露.三,干脆写诗剧. 无论想从哪一个方向使诗戏剧化,以为诗只是激情流露的迷信必须击破.没有一种理论危害诗比放任感情更为厉害,不论你旨在意志的说明或热情的表现,不问你控诉的对象是个人或集体,你必须融合思想的成分,从事物的深处,本质中转化自己的经验,否则纵然板起面孔或散发捶胸,都难以引起诗的反应. 穆旦 新的抒情的提倡 (〈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谈起〉,40年4月28日〈大公报〉(香港版)) 为了表现社会或个人在历史一定发展下普遍地朝着光明面的转进,为了使诗和这时代成为一个感情的大谐和,我们需要'新的抒情'.这新的抒情应该是,有理性地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我着重在有理性地一词,因为在我们今日的诗坛上,有过多的热情的诗行,在理智深处没有任何基点,似乎只出于作者一时的歇斯底里,不但不能够在读者中间引起共鸣来,反而会使一般人觉得,诗人对事物的反映毕竟是和他们相左的. 新的抒情,当我说这样的话时,我想到了诗人艾青.〈吹号者〉是较好的代表,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觉出情绪和意象的健美的糅合. 强烈的律动,洪大的节奏,欢快的调子,——新生的中国是如此,新的抒情自然也应该如此. 九叶诗派的贡献 三十年代的新月派诗歌,现代派诗歌,大都限于个人的感兴,中国诗歌会和七月诗派为代表的鼓动性政治性的诗歌,对人生繁复具体的感受体会不够,九叶诗歌在人生与时代现实,与艺术的结合上做了探索,形成了一种综合或平衡,即不让艺术逃避现实,也不让现实扼死艺术,.
艾青诗歌的美学特征
诗歌派别详解 尝试派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白话诗歌是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的《白话诗八首》，1918年刘半农、沈尹默也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中国的现代白话文诗歌从此诞生。
1920年，胡适的个人诗歌专集《尝试集》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代诗歌个人专集，因此有更多的诗人开始效仿胡适的白话诗体写作，形成了中国的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流派“尝试派”。
该诗歌流派的成熟标志是胡适《尝试集》的出版，所以一般被称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尝试派。
代表诗人： 胡适 刘半农 沈尹默 俞平伯 康白情 刘大白 文学研究会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
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文学研究会简章》)﹐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均倾向于现实主义。
五四运动以後﹐一些经受新思潮冲击并且怀著美好希望觉醒过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渴望通过文艺来表述自己的政治苦闷和人生理想﹔文学革命的发展也要求在创作实绩上有新的突破。
新的文学社团于是应运而生。
文学研究会不但是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而且因其成员多﹑影响大﹐在流派发展上具有鲜明突出的特色﹐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社团。
它的发起者与参加者後来有许多成为对中国新文学运动有卓越贡献的人物。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人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
後来陆续发展的会员有谢婉莹(冰心)﹑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丏尊﹑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共达170馀人。
成立时发表有《文学研究会宣言》及《文学研究会简章》。
会址设在北京。
文学研究会成立初期﹐除出版刊物﹑编辑丛书外﹐还组织成立了“读书会”。
“读书会”设中国文学组﹑英国文学组﹑俄国文学组﹑日本文学组(以上按国别分组)﹑小说组﹑诗歌组﹑戏剧文学组﹑批评文学组(以上按文学类别分组)。
规定凡文学研究会会员均须加入读书会。
这对提高会员文学素养和创作及研究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最主要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过革新由沈雁冰接编後由郑振铎等人相继主编的《小说月报》(自第12卷第1号起至1931年12月第12卷第12号止﹐不计号外﹐共出132期)；此外还陆续出刊了《文学旬刊》(《文学旬刊》有北京和上海各自编辑的两种﹐上海《文学旬刊》自1921年5月作为《时事新报》副刊出刊﹐到1929年第9卷第5期止﹐共出380期；第81期改名《文学》﹐每周一期﹐第172期又改名《文学周报》﹐始脱离《时事新报》单独发行。
北京《文学旬刊》自1923年出刊到1925年共出82期)﹑《诗》月刊(1922至1923年﹐共7期)等刊物。
出版了以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同时也注重本国新文学创作的《文学研究会丛书》。
文学研究会奉行的原则是:“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
”(沈雁冰《关于文学研究会》)从“为人生”出发﹐他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
他们的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
文学研究会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方面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不仅反对旧礼教﹐也反对旧文学﹐对《礼拜六》﹑《游戏杂志》一类刊物进行了有力斗争。
但会员们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意见并不一致。
如有部分成员抽象强调“善”和“真”；有的虽然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但在反对藉文学“阐道翼教”封建观念的同时﹐却又承认“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无所为而读”的“非功利”的观点。
另一些成员则比较明确地鼓吹进步文学的主张﹐提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度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痛苦及新旧两代思想上的冲突。
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继《新青年》之後﹐进一步高举现实主义的旗帜﹐强调“新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
由于当时的时代限制和理论局限﹐他们分不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理论主张中常夹杂著自然主义的成分。
文学研究会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
他们的目的一半是为了介绍外国的文艺以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半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他们著重翻译俄国(包括後来的苏联)﹑法国﹑北欧及东欧诸国﹑日本﹑印度等国的现实主义名著﹐介绍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显克维奇﹑阿尔志跋绥夫﹑安特莱夫﹑拜伦﹑泰戈尔﹑安徒生﹑萧伯纳﹑王尔德等人的作品。
该会会刊《小说月报》出过“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等特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辑﹐在介绍外国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带有著作工会色彩﹐它宣称﹐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希望“著作同业的联合”﹐以“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
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他们後来的活动未能完全按计划进行﹐组织相当松散。
1932年初《小说月报》停刊後﹐该会活动即基本停顿。
创造社 中国现代文学团体。
1921年6月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
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
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
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
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
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
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
创造社成立后即编辑和出版创造社丛书，出版的主要是该社成员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理论及译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出版60余种。
湖畔诗派 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和冯雪峰于1922年3月在杭州成立湖畔诗社，被称为中国的湖畔派诗人。
湖畔派原指19世纪英国的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三位浪漫主义诗人所形成的诗歌流派。
中国的湖畔派诗人的诗歌与英国的浪漫主义湖畔派诗人的作品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其最有特色的是歌颂爱情的诗歌。
湖畔诗社于1922年出版了《湖畔》和《春的歌集》的诗歌合集，在此之后有魏金枝、谢旦如、楼建南等诗人加入诗社 新格律诗派 1923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人发起成立新月社，开始是个俱乐部性质的团体，共后，因提倡现代格律待而成为在诗坛上有影响的社团。
新格律诗派因此逐步形成，由于新格律诗派源自于新月社,所以也称为新月派。
1925年，闻一多回国，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诗刊》，团结了一大批后期新格律诗派的新诗人。
新格律诗派是中国新诗史上活动时间长并在创作中取得了较高成就的诗派。
新格律诗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提倡格律诗，主张诗歌的色彩美和意境美，讲究文辞修饰，追求炼字炼意，其鲜明的艺术纲领和系统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新格律诗派诗人中，徐志摩是最有代表性的杰出诗人。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 中国早期的象征主义诗歌出现于出现于20世纪的20年代，主要的代表诗人是李金发，其他的象征派诗人或者著有象征主义诗歌作品的诗人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
象征主义始于法国的19世纪下半叶的诗歌运动，象征主义最早的作品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诗集。
之后魏尔伦、马拉美、韩波等诗人发表了更多的象征主义诗歌，1886年《象征主义宣言》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从此象征主义作为流派走向成熟。
象征主义的创作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已经进入白话诗歌的中国现代诗歌运动产生影响，1925年李金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象征主义作品《微雨》，在此之后的4年中，他发表了更多的象征主义诗歌作品。
此外，新月派诗人于赓虞、邵洵美、蓬子和创造社的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也陆续发表了象征主义的诗歌作品。
中国早期的象征主义通过象征的写作手法来暗示主观的精神意义，在非理性的心灵世界中认识自我。
这种象征主义的创作原则对后来的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诗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现代派诗群 中国现代派诗群的兴起是新月派和中国早期象征诗派诗歌发展的结果，中国现代派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杂志在1932年的创刊。
作为现代诗歌的平台，《现代》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现代派诗人群，代表诗人有戴望舒、卞之琳等。
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在风格上不受韵律和格律限制，手法上多用象征暗喻等表达方式，诗歌的内容以自我心灵的感受为主。
现代派诗歌形成之后，其诗歌创作的理论，由孙作云于1935年正式提出。
他发表了《论“现代派”诗》一文，标志着中国现代派诗群的正式诞生。
七月派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长期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工作，与周恩来等党在后方的领导人保持紧密的联系。
他先后主编《七月》、《希望》杂志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写下大量文艺理论、评论文章，推出和评介了大量国统区进步青年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的作品，艾青、田间、邹荻帆、阿垅、路翎等一批青年作家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崛起于文坛，在他的带动下形成了著名的文学流派“七月派”，“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甚长、富有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沉重的悲剧命运的进步文学流派” 七月派的主要成就在诗歌上，1981年出版的诗集《白色花》，收入被称为“七月派”诗人的作品。
他们是：阿垅、鲁藜、孙钿、彭燕郊、方然、冀汸、钟瑄、郑思、曾卓、杜谷、绿原、胡征、芦甸、徐放、牛汉、鲁煤、化铁、朱健、朱谷怀、罗洛。
《白色花》(注：绿原、牛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绿原作序。
)序中说，“即使这个流派得到公认，它也不能由这20位作者来代表；事实上，还有一些成就更大的诗人，虽然出于非艺术的原因，不便也不必邀请到这本诗集里来，他们当年的作品却更能代表这个流派早期的风貌”。
这些没有指明的诗人，当指艾青、田间、邹荻帆等，也可能包括“七月派”的领导得胡风。
由于胡风等的文艺思想在40年代后期起已受到有组织的批判，相应也形成了对这一诗派的巨大压力。
在进入50年代之后，这些诗人的创作已明显减少。
有的作品，发表时就受到批评。
最主要的例子是胡风在当时的创作：1949年11月到1950年1月写成、有三千多行的“英雄史诗五部曲”。
这部总题为《时间开始了》的长诗，分为《欢乐颂》、《光荣赞》、《青春颂》、《安魂曲》和另一部《欢乐颂》。
胡风从中国近现代屈辱和斗争的历史上，来阐发新中国诞生的意义，包括对的赞颂。
不过，他对“历史”的叙述，对英烈、领袖的颂扬，并没有完全采用当时通用的“话语方式”，而个人体验和主观情绪的铺张加入，也使它与当时诗的写作规范产生距离。
它出版不久，即在联系胡风“主观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的角度上，受到批评。
此时，鲁藜、绿原、牛汉等也写有不少诗作，但原有的风格已有所损失，而发表的机会也日见减少。
“七月派”是由抗战所催发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与现实胶着的关系，决定着它的流派性格。
救亡与启蒙的互相促进，也是七月派的精神追求。
而随着抗战时局的变迁，七月派总体创作风格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后期偏于沉郁悲怆。
七月派是活跃在抗日战争的时空下，与抗日战争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一个文学流派。
伴随着抗战的始终，七月派走过了从发生、发展到消隐的演变过程。
其中，流派人员构成的分化重组，流派风格样貌的前后变化，都与抗战时局的动荡和战争状态的转变息息相关。
更值得注意的是，七月派在抗战文化背景中，执守着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姿态，并将启蒙的思路与抗战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发展和深化了新文学的启蒙精神。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富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悲剧命运的文学流派，以路翎、丘东平、彭柏山为代表的小说作家，依托其强烈的主体意识与深厚的生活体验，同时博采表现主义、新感觉派，象征主义等现代派的手法技巧，极大地丰富了现实主义的美学传流，“七月派”小说呈现出深沉、粗犷、凝重、悲怆的审美风格，最突出的审美特征在于对小说真实性的全新把握，而“七月派”小说高度的真实性，集中体现在作品“再现”之真与“表现”之真的深度融合，其人物形象逼近生活的原生态，“七月派”既强调了作家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又充分尊重了社会生活第一性的原则，总之“七月派”以新的姿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赢得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胡风一派的诗论，作为其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在50年代初也受到批评。
阿垅(陈亦门)的《人与诗》(1948)、《诗与现实》(1951)和《诗是什么》(1954)等论著，对于诗的见解，对于中国现代诗人所作的评论和依据的尺度，许多地方都可以辩驳商讨。
但是，50年代初对这些论著的批评，却被作为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组成部分。
在此期间，阿垅的《论倾向性》、《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注：《论倾向性》，《文艺学习》(天津)1950年第1期；《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署名张怀瑞)，《起点》(上海)1950年第2期。
批评者认为前者宣扬唯心论的“艺术即政治”，是“抵抗马列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陈涌《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195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对后者的指责则是歪曲马克思推销自己的错误观点(史笃、蒋天佐《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1950年3月19日《人民日报》)。
)等文章，也受到严厉批评。
在胡风一派的诗观中，最受到持续的责难的，1948年关于诗的一番言论。
胡风认为，诗应是对于人民受难的控诉的声音，是对于人民前进的歌颂的声音，诗应在前进的人民里前进；不过，“在前进的人民里面前进，并不一定是走在前进的人民中间了以后才有诗”，“因为，历史是统一的，任谁的生活环境都是历史底一面，这一面连着另一面，那就任谁都有可能走进历史底深处。
……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
胡风接着又说，“人民在哪里?在你底周围。
诗人底前进和人民底前进是彼此相成的。
起点在哪里?在你底脚下。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斗争总要从此时此地前进。
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
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
1954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
1979年获释。
1980年平反。
汉园三诗人 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创作中三位风格独异的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1936年出版了合集《汉园集》（商务印书馆），内收何其芳《燕泥集》、李广田《行云集》、卞之琳《数行集》，因此而得名。
他们注重以诗歌传达独特的气质：何其芳主要表现青年人朦胧的理想和淡淡的忧伤；李广田的诗歌，风格质朴，蕴藉深沉；卞之琳善于在不露声色中深含着情感与哲理，对现代诗歌的客观化、非个人化等艺术手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字奇巧。
中国新诗流派 中国新诗流派是20世纪1940年代在上海出版的《中国新诗》等刊物上发表作品的诗人群，因此该诗派被称为中国新诗流派。
中国新诗流派的作品注重诗歌的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追求灵感和对理性的领悟，代表诗人有穆旦、辛笛、曹辛之、唐祈、唐湜、杜运燮、陈敬容、郑敏、杭约赫、袁可嘉等。
其中曹辛之、辛笛、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等九人出版了作品合辑《九叶集》，他们也被称为九叶诗派。
严格地说，九叶诗派是属于中国新诗流派的组成部分。
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
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
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
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
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
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九位诗人分别为曹辛之(杭约赫)、辛笛(王馨迪)、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
他们于1981年出版了《九叶集》，因此被称为九叶诗人。
代表诗人： 杭约赫 辛笛 陈敬容 郑敏 唐祈 唐湜 杜运燮 穆旦 袁可嘉
穆旦在现代诗歌史上的成就以及地位
旦诗歌(2007-05-23 21:27:11)转载▼ 分类： 备课 一、穆旦诗歌：近年歌评论界和文界对穆旦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足以和郭沫若、徐志摩、艾青等齐名的一流的诗人。
穆旦的诗非常有艺术个性，总是在对传统(也包括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传统)的叛逆性、异质性中显现其创新。
在九叶诗人中，最为深刻地体现出40年代新诗现代性探求的，无疑是穆旦。
他的诗歌以深邃复杂的内涵，内在饱满的激情以及娴熟复杂的技艺，将新诗的审美品质推向了新的高度，在他身上汉语的表现力和穿透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呈现。
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1971)，不仅是现代诗坛最为重要的诗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在解放后翻译的《唐璜》、《欧根·奥涅金》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
其主要诗集有《探险队》(1945)、《穆旦诗集》(1947)、《旗》(1945)等。
穆旦的诗歌创作开始于30年代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高中之时，少年的他在那时已流露出早熟与早慧的特点，在诗中表达了对现实苦难的关注和对人生哲理、宇宙奥秘的探求。
1935年，穆旦考入清华大学，抗战爆发后又随校来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开始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诗歌才华。
早期他最先接触的是英国浪漫派诗人，他的写作中也洋溢着浓郁的青春色彩和浪漫情调，如《园》中的诗句：“当我踏出这芜杂的门径，\\\/关在里面的是过去的日子，\\\/青草样的忧郁，\\\/红花样的青春。
”当时穆旦写的是“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但也发泄着对现实的不满。
”然而，在这些浪漫抒情之作中，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现代怀疑精神已经表现了出来。
1937年他写下了名作《野兽》，刻画了一头带着创伤从血泊里站起，发现野性的呼喊的野兽形象，诗行间充满紧张感，比喻奇警，蕴含了深刻的象征语义。
而《在旷野上》一诗则作出惊人的自剖：“我从我心的旷野里呼喊，\\\/为了我窥见的美丽的真理，\\\/而不幸，彷徨的日子将不再有了，\\\/当我缢死了我的错误的童年。
”诗人的理性自觉已经从情绪的单纯抒发中凸现出来，热烈地追问着，从自我独白到自觉的深刻内省，使得年青的穆旦迅速转变了诗风，一方面向叶芝、艾略特、奥登等人学习现代诗艺，一方面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周围宏大而混乱的历史现场。
另一位九叶诗人唐祈曾言：“穆旦早期徘徊于浪漫主义和现代派之间，但时间短暂。
当他在40年代初，以现代派为圭臬，很快确立了自己现代诗的风格。
” 40年代，穆旦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他的诗歌技艺精湛，熟练地运用反讽、象征、戏剧性场景，多声部独白以及拼贴、戏拟等多种现代诗歌技巧，成功地将对动乱的历史现实体会和个人精神的思考化合成令人惊叹的诗歌想象力，并从中引发出对整个历史、人生的形而上追问。
他也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青年诗人”，其诗作“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闻一多在编选《现代诗钞》时，收录穆旦诗作多篇，数量仅次于20年代大诗人徐志摩，由此也可见穆旦在当时的重要位置。
诗歌的主题分析。
诗歌是主情，其主题往往不像其他叙事类的作品那样明显，可以简扼地提取归纳。
所以这里的归纳也是为了方便论述与把握。
阅读诗歌时，应当注意不能做过分的条块分割。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是出自穆旦笔下的一个有名的诗句，可用来表征其诗歌创作的第一个常见的主题。
40年代，历史意识、社会良知在新诗中大面积凸显，九叶诗人也在谋求社会与个人、功利与艺术、时代与自我的有机统一中开掘新的诗歌表现力，而这也正是穆旦诗歌的起点，直面严酷的历史现实，拥抱时代生活，让年轻的诗人找到了诗歌想象力的归宿。
在《玫瑰之歌》中，“站在现实和梦的桥梁上”的诗人曾不断去“寻找异方的梦”，但最后表示“我要赶到车站搭一九四○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
时代的熔炉让诗人感受到了火热的气氛，1940年，他在评论卞之琳的诗歌时，提出了“新的抒情”的主张：“为了使诗和这时代成为一个感情的谐和，我们需要‘新的抒情’”，而这个时代无论大街、田野和小镇，“都会听到了群众的洪大的欢唱”，穆旦正是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写下了《合唱》、《赞美》、《旗》等充满强烈民族意识，歌颂人民力量的诗作。
但不同于抗战时期那些简单空洞的政治抒情诗，他的“赞美”没有停留于情绪宣泄的层面，其中包含了更深的对民族苦难的感知的“合唱”也没有掩饰住他特殊的、痛苦的嗓音：“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 在这首题为《赞美》的诗中，“人民”并没有被美化、或英雄化，而是包扎于耻辱之中，激昂的语调与现实感知的结合，让诗行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力量。
在《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一诗中，诗人则转换了抒情的口吻，代以冷峻的目光扫视着北方的大地：“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风扫着北方的平原，\\\/北方的田野是枯干的，大麦和谷子已经推进了村落，\\\/……\\\/在古老的路上，在田野的纵横里闪着一盏灯光，\\\/一副厚重的，多纹的脸，他想什么?他做什么?\\\/在这亲切的，为吱哑的轮子压死的路上。
” 寒风中的大地，困惑的夜行人，这一切都隐喻着民族的历史命运，但诗人的态度是多思，冷静的，让深沉的思绪弥漫在无言的空白中：“在门口，那些用旧了的镰刀，\\\/锄头，牛轭，石磨，大车，\\\/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
”这样的诗句在客观、节制中，既传达了某种整体的时代感受，又闪烁出诗人深广的忧患意识。
第二个主题，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除了以民族、时代为书写主题的诗作外，更具有穆旦个人特征的一类诗作，是对自我、现实乃至整个历史、真理的黑暗拷问。
袁可嘉曾言“穆旦无疑是最能表现现代知识分子那种近乎冷酷的自觉性的”。
在他笔下，现实背后的荒谬，以及个体在历史中体验到的心灵扭曲得到了“剥皮见骨”的展现。
在《出发》一诗中，他这样写道：“……呵上帝!\\\/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是一个真理。
而我们是皈依的，\\\/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 在这一段诗中，“上帝”、“历史”(“犬牙的甬道”)、“真理”都成为否定的、异质性的存在，欺骗又引领着“我们”，在不和谐的冲突中增添着生存的丰富和痛苦。
可以说“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表达的是对世界人生的整体性观照，它成为穆旦诗人一个潜在的核心主题。
首先，它存在于诗人对现实、历史的深入批判中：“而五月的黄昏是那样的朦胧!\\\/在火炬的行列叫喊过去以后，\\\/谁也不会看见的\\\/……愚蠢的人们就扑进泥沼里，\\\/而谋害者，凯歌着五月的自由，\\\/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
” 诗人在社会纷繁的现实表象后发现了阴谋与混乱，但他冷酷的洞察力并没有停留在对“现时”社会的抨击、批判上，而是进一步指向对人类历史终极真相的追问，诗人的身分不仅是一个现实的搏求者，也是一个广阔人生的探险者，如他在《三十诞辰有感》中所表述的：“人至高的虚无接受层层的命令，\\\/不过是观测小兵，深入广大的敌人，\\\/必须以双手拥抱，得到不断的伤痛。
” 在穆旦这里，这种“探险”是没有确定的终点的，因为他时时发现“历史的矛盾压着我们，\\\/平衡，毒戕我们每一个冲动”，穆旦的多篇诗作都表达了个体在历史戕害之下的虚无、荒谬体验，甚至将世界终极价值的代表——“上帝”或“真理”也推上了拷问的法庭。
其次，“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披露。
向内的开掘，书写一颗多思敏感心灵中的冲突与搏求，是穆旦诗中现代意识的一另一种体现。
《从空虚到充实》一诗所描述的，就是在洪大的战争与琐屑的日常背景中，一个知识分子的挣扎、幻灭与新生的历程。
它通过多种人物、场景的切换，让读者置身于诗中主人公意识复杂的流动中。
但在穆旦笔下，这种心理历程不是一条方向明确的坦途，而是始终处于矛盾和困扰之下，永远处于中介状态，处于现实与理想、过去与未来、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等多种力量的冲突之中：“在我们的来到和去处之间，\\\/在我们获得和去失之间。
”(《隐现》)这种痛苦、矛盾的体会甚至延伸到了个体最隐私的情感深处，他著名的诗作《诗八首》便是一个代表。
这首诗在处理被无数诗人浪漫化了的爱情主题时，采取了一种客观的冷处理方式，探索了爱情的火热痴迷，更探索了其中的隔膜与疏离，在“丰富而且危险”的变奏里引申出诗人以爱的痛楚思辨。
从现实到内心，从历史到个人，从普遍的真理到隐私的情感，“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贯穿在穆旦的诗中，构成了他的一个核心主题。
穆旦诗歌第三个经常出现的主题，是表现“残缺的我”。
对人生痛苦、矛盾及荒谬性的艰难开掘，使穆旦诗中的“自我”形象地呈出高度紧张的现代特征。
从“五四”开始，新诗中的“自我”一直是以大写的形象出现，“我”是完整的、英雄式的，郭沫若的“我的我要爆了”诗句表达了这种浪漫化的自我意识。
但在穆旦这样的现代诗人这里，“自我”却被放回到现实与精神的挤压当中，其中复杂、混乱的、非理性的部分得到了高度展现。
穆旦在《我》一诗中这样写道：“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 这样的自我是残缺的，自我封锁的，一次次“想冲出樊篱，\\\/伸出双手来抱住自己”，不仅20年代郭沫若式的抒情自我形象没有出现在穆旦诗中，而且30年代现代派诗人笔下的“寻梦者”、“倦行人”也被上面那个痛楚呼救的“我”所取代的。
自我的分裂残缺不只是诗人主观的心理感受，它更是不断的自我剖析、自我质问，如鲁迅式的“抉心自食”的结果。
《蛇的诱惑》以“人受了蛇的诱惑”，吃了智慧之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这一宗教故事为象征性背景，描述了一个青年在现代生活中虚弱彷徨的心理感受，外部环境描写与内心独白的交替闪现让人联想起艾略特的名诗《普罗甫洛克情歌》。
“我是活着吗?我活着吗?我活着\\\/为什么?”诗人发出了一连串的追问，但追问的结果是更深的困惑：“呵，我觉得自己在两条鞭子的夹击中，\\\/我将承受哪个?阴暗的生的命题……”穆旦典型的方式，是将诗中的“自我”旋转在不同力量的交汇之处，使“我”成为冲突的存在，无法整合成和谐的统一性，如《诗》中所言：“站在不稳定的点上，各样机缘的\\\/交错，是我们求来的可怜的\\\/幸福……”诗人站在过去与未来、光明与黑暗、实有与虚无之间，“在每一刻的崩溃上，看见一个敌视的我”(《三十诞辰有感》)，表达了现代人无法确定自我生命价值、存在意义的困境。
当然，穆旦的诗歌仍然表达了重塑自我，从分裂走向整合的渴望，但是无论是在个人的思辨还是在历史的行动中，“新的组合”常常被“新的分裂”所取代。
在人流之中，在时代的宏大合唱里，他听到了“集体的欢乐，但同时发现“流氓，骗子，匪棍，我们一起，在混乱的街上走——”(《五月》在爱情的体验里，也会听到“主”的暗笑“不断地添来另外的你我\\\/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诗八首》)。
在历史的重压下，“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延生。
”(《控诉》)穆旦复杂的自我意识似乎在任何现实对象之中都无法获得平静，最终只能诉求一种超越现实历史和自然的终极存在，只有一种类似宗教感的静默里，自我才能回到未残缺的原初：“这是时候了，这里是我们被曲解的生命\\\/请你舒平，这里是我们枯竭的众心\\\/请你柔和，\\\/主啊，生命的饿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
”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以及“残缺的我”，上述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穆旦复杂而深邃的主题世界。
在这里，社会与个人、时代与自我、永恒与当下不仅得到了结合，更为关键的是，它们交织贯穿在了一起，形成相互的劫难，代表了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现实、个体存在面前，精神所能达到的可能的深度。
以上我们分析了穆旦诗歌中常见的主题，从中可以领会诗人体验、思考和观察生活的特殊的视角，还有他的个性化的发现。
然而，这些思考、体验和发现，都是通过穆旦式的诗意和诗形来表达的。
所以在做过主题分析之后，我们有必要对穆旦诗歌进行比较概括式的艺术分析。
为了方便讲述，我们把穆旦诗歌艺术归纳为三个创新点，或者说，是最能体现诗人艺术个性的三个方面探索。
第一，就是戏剧张力的构造。
在新诗现代性探索方面，40年代的九叶诗人们做出了一系列的尝试，比如间接性、客观性呈现，感性与知性的结合，戏剧化表达等，这些诗歌手法也在穆旦诗中得到大量应用，体现了“九叶诗人的共同特征”。
但相对于辛笛、郑敏诗中浑然凝重的意象之美，也相对于杜运燮、袁可嘉诗中随处可见的俏皮反讽，穆旦诗中的个人风格十分显著，构成了一种迥异于他人的“张力之美”。
他从对“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以及“自我分裂”的深刻洞察中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诗艺，即：总是在悖论、反差与不同因素的对撞中构架自己的诗行。
郑敏在分析穆旦诗歌时指出了这一点，认为他的诗“总是围绕着一个或数个矛盾来展开的”。
这种诗艺在有效表达其主旨的同时，也充分实现了九叶诗派的新诗戏剧化主张，按照袁可嘉的说法，就是“诗即是不同张力得到和谐后所最终呈现的模式。
” “张力”首先表现在穆旦的诗歌体式上。
穆旦的诗体主要分两种：一种是抒情短诗，诗意凝练紧凑，抒发内心的情感与思辨；一类则是戏剧体长诗，如《防空洞里的抒情》、《从空虚到充实》、《神魔之争》等，这一类诗作结构较为复杂，一般使用多重人称，不断转换角度，将内心自省、场景叙述、他人话语交织混合于一处，形成多声部的效果，表现出错综的戏剧性张力。
《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就在“我”与“他”的对话中开展，日常的话题表面上不断干扰着诗歌的主题，但正是在战火与闲话的对照中，还原出历史冲击下个体的真实的心态。
另一种“张力”模式在穆旦诗中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经验、词语和诗境的陌生化并置上。
最典型的《五月》一诗，它是这样开始：“五月里来菜花香\\\/布谷流连催人忙\\\/万物滋长天明媚\\\/浪子远游思家乡” 在这样一段仿古歌谣之后却突然改变了诗体：“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
\\\/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它们给我绝望后的快乐” 其后诗行始终在这两种诗境和诗体中交替发展，如王佐良先生所称：“两种诗风，两个精神世界，两个时代”，形成“猝然的对照。
”通过这种戏剧性的并置，反讽的效果所表达的是诗人对历史现实的深刻认识。
穆旦对诗歌中语词的选择，诗行的展开模式中也处处渗透着“张力”意识。
阅读他的诗作，读者会发现他十分偏爱从对立、矛盾的地方着笔，通过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的较量，形成诗歌曲折深入的表现力。
譬如：“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以不断熄灭的\\\/现在，举起了泥土，思想和荣耀。
”(《三十诞辰有感》)“我们有太多的利害，分裂，阴谋，报复\\\/这一切把我们推到相反的极端，\\\/我们应该忽然转身，看见你” (《隐现》) “他的痛苦是不断的寻求 秩序，求得了又必须背离。
”(《诗八首》) 在“相反的极端”中促发诗歌想象力，在形成“张力”效果的同时，也有效地扩展了诗歌的意义空间。
这就是所谓“思维的复杂化，情感的线团化”，不但拓展了诗歌表达的功能，也可能更适于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感情。
这一类诗歌“难懂”，往往就难在这种复杂的纠缠中。
把握其“张力”的诗艺，才能解读其含义，欣赏其特殊的诗美。
穆旦曾言：“诗应该写出‘发现底惊异’”，就是要写出前人未有的独特经验，通过对“张力”原则的运用，穆旦在现实的感受和经验中激活了全新的“惊异”。
“用身体来思想”，这是穆旦诗歌艺术创新的第二个方面。
感性与知性的结合，是九叶诗人的一个共同特征，除了在诗歌中表达对人生的思考和哲学玄想的内涵，它还指的是一种独特的现代诗歌技巧：思想知觉化，即不是用感性形象来象征、隐喻理性思辨，而是让知性内容直接成为可感的对象，如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所形容的那样：像嗅到玫瑰花香那样嗅到思想。
这种技巧在穆旦的诗中化为一个更具体，更个人化的方式：用身体来思想。
穆旦诗中的思想含量很大，很多诗句甚至类似于抽象的思辨，但这样的诗句却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甚至感到生理上的不安，其原因在于诗人常常将心灵的活动转化成身体的感受，将观念外化为具体的身体感知或生理意象，譬如下列诗句：“由于你的大胆，就是你最遥远的世界：\\\/我的皮肤也献出了心跳的虔诚。
”(《发现》) “……呵，这一片繁华\\\/虽然给年轻的血液充满野心\\\/在它的栋梁间却吹着疲倦的冷风” (《诗》) “你我手底接触是一片草场，\\\/那里有它的固执，我底惊喜。
”(《诗八首》) 上面的诗句无不充满了大胆的奇想，内心的波动和抽象的观念都成为可以触摸、感受的现实，“身体”是这些诗句的中心，围绕它诗人似乎打破了灵与肉、自我与世界、物质与精神间的界限。
所谓“思维的复杂化，情感的线团化”的特殊诗美效果也就出来了。
唐弢就指出，“穆旦也许是中国少数能作自我思想，自我感受，给万物以深沉的生命的作用的抒情诗人之一，而且似乎也是中国少数有肉感与思想的感性的抒情诗人之一。
”“生命的同化”，指的便是穆旦这种将一切转化成官能知觉的能力。
《春》是穆旦的名作，它表达了一种青春的困惑的自我意识。
诗中描绘的自然景象时刻传达着生理上的热切和焦灼：“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
” 自然被拟人化了，它渴望着、摇曳着，隐喻了生命的勃发，而最后的结句尤令人惊叹：“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
\\\/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 在这里光、影、声、色，自然的多种元素也被赋予了身体的感知——“赤裸”、“痛苦着”，诗人对生命的思考完美地化为身体的外延，形成了“新的组合”。
如果说知性与感性的结合，是现代诗学的一个理想，那么“用身体来思想”则是其具体的方案，穆旦的写作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验证了诗歌想象力对现实、观念、感觉的重新组织能力。
穆旦诗歌艺术第三个方面的创新，是对传统诗意的反动。
在新诗诗人中，穆旦是受中国传统诗词影响最少的一个，这是他自觉选择的结果。
穆旦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反对诗歌书写那些所谓诗意的“风花雪月”，主张要以特殊的现代经验为表现对象。
他是力图通过追求“非诗意”来达到新鲜的独特的诗意。
他认为中国诗与西洋诗(现代诗)主要的分歧在于：“是否要以风花雪月为诗?现代生活能否成为诗歌形象的来源?” 新诗，自从发生之日起，虽然打破了旧诗外在形式的束缚，但古典诗歌情景交融、“思与境偕”的审美理想仍暗中塑造着新诗的品格。
在戴望舒、卞之琳、林庚等人的诗作中，不难见到玲珑精致的古典审美情调的延续，这构成了新诗发展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也说明了传统与现代间复杂的关系。
但在穆旦这里，这种情调遭到了自觉的抵制。
在他的诗中，读者很少看到风花雪风的“诗化”境界，更多的物化的、异质性的现代经验。
他早期采用现代手法写成的《还原作用》一诗中，就出现了“污泥里的猪”等丑的字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用了‘非诗意的’辞句写成诗。
”在其他诗中，诸如勃朗宁、毛瑟枪、通货膨胀，工业污染、辩证唯物、电力枢纽等等“非诗意”辞句更是被大量使用，充满了动荡不安的现代的气息，极大地疏远了古典诗境的醇美取向。
对古典诗境的反动，不仅表现在诗歌素材的现代化上，更显示为诗歌审美品质的生成上。
古典诗歌以均衡、和谐、主客体的交融为审美旨归，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更是诗歌的理想。
但在穆旦这里，张力性原则的使用，打破了“中和之美”，使我和物之间，自我和世界，自我与他人之间呈现出危机和裂痕，形成了另外一种“张力之美”。
在语言上，穆旦也表现出一种“非诗意”的反叛的姿态，将新诗从封闭的“诗歌语言”的狭隘中解放出来。
围绕着新诗“散文化”还是“纯诗化”，曾经展开过许多争论，在“纯诗化”主张中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将诗歌当作特殊的语言，远离日常直白的口语。
在具体实践中，诗歌语言的特殊性往往表现为用词的典型，诗境的含蓄，语言的暗示性等，形成了一种幽妙醇美的诗风。
但这样的诗意语言在穆旦诗中十分罕见，他不仅将大量现代生活词汇引入诗中，而且常常采用逻辑关联词和欧化句法，作为诗歌的主干，形成一种理性的推论力量：“虽然现在他们是死了，\\\/虽然他们从没有活过，\\\/却已留下了不死的记忆，\\\/当我们乞求自己的生活，\\\/在形成我们的一把灰尘里。
”(《鼠穴》) 在短短的几行中，反复使用逻辑关联词，一方面使语义准确有力，毫无模糊的暗示性；另一方面形成诗歌内涵的盘曲交错，与30年代诗人柔美舒缓的句法形成鲜明的差异。
在用词上，穆旦也颇有特点，他诗句主要词汇不是以自然意象为中心的、充满感性的传统诗意词藻，除现代日常用语外，还掺杂进大量抽象的观念用语，如“绝望”、“历史”、“诱惑”、“逻辑”，在这些词语的组接中形成陌生化的效果。
“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穆旦曾有这样的诗句。
他的写作正是从“古诗词的山水里”挣脱出来，在一个散文的世界里发掘新的诗意。
由于不同于人们一般的审美期待，他的诗歌给人以密度过大，过于观念化的印象，甚至有晦涩之感，但正如唐弢所说的：“他的诗里很少有中国人习惯的感性抒情与翩然风姿，因而不容易叫人喜欢，可陌生与生涩一经深深探索，又给人一种莫大的惊异、乃至惊羡。
” 从新诗发生之日起，在诗歌中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感受，就成为新诗发展的一个潜在动力，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新诗区别于“旧诗”或“西洋诗”的一个标志。
在20年代，它表现于诗人对社会人生的普遍关注上；在30年代，“现代派”诗人又正面提出了这种现代性的理想。
40年代，穆旦与九叶诗人将中国特殊的历史现实与现代诗艺相结合，在其中找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他们的探索可以说，实现了这一理想，即：用“现代的诗形”表达现代人的情绪和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