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文化史”方面有哪些著作
百册本，是由著名学者教授主编，国内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由我国著名出版机构出版的面向青少年和一般读者的大型文化普及丛书。
被启动的“新世纪读书计划”列为第一批推荐书目。
这套丛书，是在1991年版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书目如下 001 中国古代兵制 002 中国古代地理学 003 中国古代度量衡 004 中国古代法制史话 005 中国古代官制 006 中国古代化学 007 中国古代交通 008 中国古代民间工艺 009 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 010 中国古代都城 011 中国地名史话 012 中国古代饮食文化 013 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 014 中国古代著名战役 015 中国名物特产集粹 016 中国少数民族婚丧风俗 017 018 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 019 中日文化交流史话 020 中国印刷史话 021 中国历代婚姻与家庭 022 中国历代帝王陵墓 023 中国古代医药卫生 024 中国古代小说史话 025 中国古代戏曲 026 商周青铜文化 027 中国古代音乐 028 中国造纸史话 029 美洲华侨史话 030 中国报刊史话 031 中国藏书史话 032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 033 汉化佛教法器服饰略说 034 客家人与客家文化 035 孔子与儒家 036 中国的地方志 037 中国的名山大川 038 中国的文房四宝 039 中国人留学史话 040 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革新与变法 041 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 042 中国历代货币 043 中国汉字源流 044 中国古代著名科学典籍 045 046 中国古代学校 047 048 中国古代商业 049 中国古代农业 050 中国古代礼俗 051 中国古代考试制度 052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 053 054 中国古代纺织与印染 055 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历法 056 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057 中国古代的赋税与劳役 058 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 059 060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061 中国字典词典史话 062 中印文化交流史话 063 中国古代物理学 064 065 墨子与墨家 066 中国的基督教 067 中国的书法 068 中国古代建筑 069 中国古代科技史话 070 中国古代陶瓷 071 中国史前文化 072 南洋华侨史话 073 中国古代著名史籍 074 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075 中国人的名字别号 076 中国的年谱与家谱 077 老子与道家 078 中国古代兵器 079 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 080 中国的道教 081 中国古代杂技 082 台湾传统文化探源 083 五经四书说略 084 中国的佛教 085 中国的类书、政书和丛书 086 中国的名胜古迹 087 中国的诗词曲赋 088 中国的石刻与石窟 089 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 090 中国古代绘画 091 中国古代棋艺 092 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史话 093 中国古代书籍史话 094 中国古代体育 095 中国古代武术 096 中国历代兵书 097 中国古代生物学 098 中国著名的寺庙宫观与教堂 099 中国传统雕塑 100 中国的伊斯兰教
湖南平江人物
历史名人 德怀 1928年6月，彭德怀率领的国民革命军湖南陆军独立五师团和第三团三营驻平江，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感召下，滕代远、黄公略等人在天岳书院发动了平江起义，占领平江县城，建立临时苏维埃政府，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起义旧址的天岳书院始建立于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为砖木结构,占地2700平方米。
解放后，扩为平江县第一完全中学。
对彭德怀、滕代远同志当年的住房进行复原陈列，新开辟了文物陈列室。
1982年,陈云同志为其题写“平江起义纪念馆”匾额。
李元度 (1820－1887)，字次青，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今平江县爽口乡沙塅村人。
四岁丧父，靠母亲纺织换钱供他上学。
十八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
但以后他6次参加礼部考试，都未中第。
咸丰三年（1853年），已经三十三岁的李元度投笔从戎，加入曾国藩湘军，充当幕僚，协助曾“辟佐戎机，调理营务”，深得曾氏赏识。
曾国藩保举李为候选知县、加内阁中书①衔；后又保举同知②衔，赏戴花翎③衔。
江西湖口之战以后，李元度便由军中文员改为将领。
咸丰八年（1858年），李元度带领一支700人的部队，固守江西玉山、广丰两城，为湘军攻占江西全境起到了很重要的辅佐作用。
加上，李在湖南靖港、江西湖口期间，曾经两救曾国藩，曾国藩力替李元度上奏请赏，获得道员记名，加按察使④衔，赐号色尔固楞巴图鲁之赏。
两年后补授浙江温处道道员，不久，调任安徽徽宁太广道员，加布政使衔。
任上，李元度奉曾国藩之命率部抵徽州，因兵力悬殊，徽州失守。
曾国藩为掩饰“筹划未密”之过错，具奏参劾李元度，李被革职。
咸丰十一年十月，李戴罪立功，官复原职。
先后任贵州按察使、布政使。
任内，他剪巨恶，劾墨吏，兴蚕桑，设矿局，励精图治，深得民心。
当年死于贵州任上。
曾国藩虽曾参劾李元度，并说李元度“帷战阵非其所长”，但在晚年又曾有所自省、悔悟：“（李元度）虽治军无效，而不失为贤者。
”在《国朝先正事略》序言中更有中肯的评价：“次青提兵四省，屡蹶仍振，所谓贞固者非耶；发愤著书，鸿编立就，亦云勇猛矣。
” 李元度转战南北，四处奔波，阅历丰富，熟悉社会民情，为治学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他热爱文史，即使戎马倥偬、政务繁忙之际，仍笔耕不辍。
著述有《国朝先正事略》、《天岳山馆文钞》、《天岳山馆诗集》、《名贤遗事录》、《四书讲义》、《国朝彤史略》、《南岳志》、《同治平江县志》等30多种1500多卷。
最有价值者当属60卷《国朝先正事略》，其中收录了清朝开基至同治200余年间1108位人物，分名臣、名儒、经学、文苑、遗逸、循良、孝义七类，采其勋绩议论、嘉言懿行，每人一传记之，林则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人传略皆在其内，颇具史学价值。
另外，40卷《天岳山馆文钞》，集中记载了平江县的碑、传、志，保存了大量传统文化遗产，尤其是对杜甫卒地的考证，自成一家之言，难能可贵。
平江至今流传着李元度的不少趣事与传说，尤以“对字”趣话，令人拍案称奇。
相传一天黄昏，李元度散步遇到一位江夏刘秀才问路。
李嫌其语言唐突，以白眼待之。
刘秀才只好和颜低声借问姓氏，李脱口而出： “骑青牛，过函谷，著道德五千言，老子姓李。
” 秀才答道：“斩白蛇，入咸阳，兴汉家四百载，高祖是刘。
” 李元度大惊，忙向前询问：“足下何处人氏
” 秀才答曰：“江夏”。
李元度问：“四水江第一，四季夏第二，先生居江夏，是第一，是第二
” 秀才沉吟片刻，答道：“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弟本儒人，不在前，不在后。
”堪称出句巧，联句妙，唱和相宜，情趣相投。
自此，李刘两人结成了忘年之交。
近代名人 平江不肖生 （1889一1957）(一说：1890-1957) 两度赴日留学，1922年开始创作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笔名来由：灵感来自老子《道德经》之“天下皆谓我道大；夫惟其大，故似不肖。
” 现代著名武侠小说家，本名向恺然，湖南平江人。
为20年代侠坛首座，领导南方武侠潮流。
他从小文武兼修，文学、武术，两者均有深厚造诣，于长沙楚怡工业学校毕业后，为谋救国之道，他曾两度赴日本留学，先后进入华侨中学与法政大学，他文学和武术的事业都从这里开始。
武术方面，他与日本柔术家、剑术家颇有交往，功夫大进，回国后参加过反袁运动和大革命，1932年回湖南创办国术训练所和国术俱乐部，是现代著名的武术活动家。
他的武术理论功底也很深厚，著有《拳术见闻录》《拳术传薪录》《拳师言行录》、《拳经讲义》等专著。
他的文学生涯，最初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未进学校而日事浪游，对日本妓院（主要是低级妓院）和下层社会颇为熟悉，写成清末留日学生恶现状的谴责小说《留东外史》，但回国以后，书局仅仅允诺每千字给三角稿酬，打击了他的积极性。
1922年，应世界书局之约，他开始专心从事武侠创作。
武侠处女作《江湖奇侠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名震大江南北。
一炮打响，一再续写，奠定了他在现代武侠中的地位。
他在上海，不喜交游应酬，和一妾、一狗、一猴居住在一处很窄的小楼中，每到半夜，便开始动笔，一直写到天亮。
用蝇头小楷写在不到一尺的纸上，每行可写一百四五十到一百七八十字，却是笔直一线，为现代文人中的奇观。
解放后，向恺然出家为僧，1957年68岁时准备撰写《中国武术史话》时不幸患脑溢血去世。
不肖生的作品，受湖南民俗影响，写实与神怪相结合，又善于编故事，因此很有看头。
但他常常信手写来，前后滔滔不绝而缺乏连贯，有结构松散的毛病。
但他奠定的现代武侠小说基础地位，尤其是江湖与武林的迷幻离奇，开启了和旧的侠客传奇大为不同的一副新面目， 这是始终不可撼动的。
张纯清 1910年5月生于平江县梓江东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少年时曾入教会学校就读,积极投入学生运动。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春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
孔荷宠 (1896-1956) 别名孔介如、孔庆如，化名曾庆福、曾福生。
湖南平江人。
早年参加过湘军。
1926年在平江参加农民运动，任农民自卫军队长。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溉之 (1898－1968) 又名武维扬。
湖南平江人。
早年就读于平江培元学校。
毕业后回乡创办培元学校语口分校，当教员，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参与组织救国十入团，并兼平江《旬报》记者。
1924年春任平江县工会秘书，不久兼任县农民协会工作。
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李宗白 1902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1919年，在平江县立中学读书期间，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
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11月，参与领导平江著名的抵制英国煤油起岸的反帝爱国斗争。
吕展 （1919—1997）湖南省平江县人。
一九三六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赤军 （1916—1967）湖南省平江县人。
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余非 （1911—2001）湖南省平江县人。
一九三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叶楚屏 （1916—2000）湖南省平江县人。
一九三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三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方国安 （1913—）原名方国南。
湖南省平江县人。
一九三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钟明彪 （1910—2006）湖南省平江县人。
一九三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涂正坤 1897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
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参加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向 钧 （1906-1928），中共湖南省委农民部长,革命烈士。
邹昔畴 （ 1893-1931.12），湖南省平江县人。
出身富裕农民家庭。
从小同情贫苦农民，富有正义感。
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邱训民 （1898—1934） 红军独立二师师长,革命烈士。
湖南省平江县人,1898年3月出生于平江县思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少年时在杂货店当学徒。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组织农军迎接北伐军,任沙锻党支部书记、农协委员长。
1927年带领沙锻农民自卫军攻打思村等地团防局,救出了被关押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随后扩充游击队,任湘鄂赣独立师二团团长。
1930年任红十六军七师师长。
1931年任湘北独立团团长,开辟湘北根据地。
1932年任湘鄂赣独立二师师长,率部参加了湘鄂赣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屡屡获胜,被誉为“红军虎将。
” 方维夏 教育家,革命烈士。
湖南省平江县人,1880年生于平江县长寿街。
幼从父读书,后考入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简易科,毕业后在长寿街创办高等小学校。
1898年8月进入湖南优级师范习博物科,毕业后在中学任教。
方会进 （1896-1935），湖南省平江县人。
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
少时曾读过3年私塾。
19岁时拜师学缝纫。
192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胡荣 （1906——1941），新四军新编第三支队政治委员,革命烈士。
湖南省平江县人,1906年2月生于平江县大坪双洞一个农民家庭。
1926年夏平江县立中学毕业。
曾任小学教员。
北伐军攻克平江后,即投入农民运动,加入共青团,秘密发展团组织,任团支部书记。
邓玉南 （1906-1933.4），湖南省平江县人。
出生于一个铁匠家庭。
1926年10岁起给地主放牛，后到本地辜家洞一家造纸坊户当童工。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方林村 （1907-1935.2），湖南省平江县人。
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幼时曾读过几年私塾。
后辍学在家务农。
192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简青 （1891-1932） 中共六大主席团成员,革命烈士。
湖南省平江县人,1891年11月生于平江县濯水金窝的一个富绅之家。
曾就读于碧潭小学、平江县中学、岳州中学。
1913年偕妻吴淑坤自费赴日本东京留学,先补习功课,1915年考取仙台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1921年夏毕业,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回国后,在长沙任教。
1922年,经李六如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房谋 （1908-1931），湖南省平江县人。
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小时靠房姓家族长辈的资助读完小学。
1925年参加革命。
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邹平 湖南平江人，出生于农民家庭。
幼时曾在家乡读过私塾和初小。
1919年，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期间，积极参加等领导的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的斗争。
1921年秋，从一师毕业后，应聘到长沙明德中学任教。
1922年10月，在明德中学组织“后援会”，声援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斗争。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大力从事革命活动。
1926年，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选送到广州政治讲习班学习。
同年夏结业后，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营党代表。
同年11月，奉命离开北伐军，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运特派员身份赴衡山开展农民运动。
曾先后领导农协骨干与衡山油麻园反动组织“左社”的头目进行了坚决斗争；参与组建衡山农民自卫军和筹建“衡山县人民公祭岳北农工会死难烈士筹备处”的工作；带领贫苦农民开展平粜粮食的斗争。
1927年“马日事变”后，因被衡山反动当局列为全县悬赏通缉的“四大暴徒”之一，遂潜回平江继续坚持地下斗争，并以秀野师范学校教员身份作掩护，协同中共平江县委发动全县的秋收暴动。
1928年春，先后任平（江）湘（阴）岳（阳）游击总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兼党代表和第一大队大队长兼党代表，率部参加著名的“二月（农历）扑城（县城）”的战斗。
同年5月，率部在平江岑川与敌作战时，颈部中弹负伤，伤势极为严重，却大难不死，此后被大家称为“邹不死”。
同年7月，被推选为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
后率部编入红五军，任第一纵队党代表，参与领导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0年秋，调任红五军三师政委，参加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
同年11月，任红三军团随营学校校长，先后参加中央苏区第一、二次反“围剿”战斗。
1931年夏，任红三军团四师代师长。
同年9月7日，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斗，在兴国县高兴圩前沿阵地观察敌情时，不幸被子弹击中胸部。
送往后方医院抢救途中，因失血过多而牺牲。
李六如（1887~1973） 湖南平江县嘉义献冲泊头人。
1887年7月生。
出身富商家庭。
1908年加入新军，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任46标标统，补少将衔。
1913年赴日本留学，历任长沙群大、高商、法专等校教师，广州第二军校政治部主任兼政治教官，北伐二军四师中将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新加坡南洋共产党临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南方局宣传干事，福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延安毛主席办公室秘书长，行政学院院长，中共中央财经部副部长，中共热河省委常委、省府秘书长，哈尔滨东北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财经学校校长，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
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
全国政协常委。
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
195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文革”中受“四人帮”迫害，于1973年4月10日逝世。
军服史话是什么意思
军服的产生军服到底是哪个年代产生的，目前各国还没有统一的认识。
据《军事百科全书》记载：在远古的年代，有些国家就出现了军服的雏型。
在欧洲的一些国家里，军服最初是为了识别敌我，所以颜色上有所区别，制式并不统一。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灿烂文化，也曾被称为“衣冠王国”。
自夏商两代起，中国开始出现冠服制度，衣冠服饰成了统治阶级“严内外、辨亲疏”的工具和标志。
中国早期的军服，就诞生于冠服制度基本完善的西周。
当中华民族的祖先披甲戴胄、南征北战的时候，世界上不少人还赤身裸体，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
据我国《汉代服装资料》记载：早在春秋之前，我国就出现了军服的雏型。
在当时的战争中，为了不使对方的矢石矛剑击中自己，需要掩护身体的防御装备，人们开始制造甲胄。
甲——甲衣，是古代将士穿在身上的防护装具，它可以保护身体的重要部位免受伤害。
先秦时期人们把皮革、藤条等物做的防护装具叫做“甲”，后来有了铜片、铁片制的甲便改称“铠”。
胄——头盔，是一种用来防护头、颈的装具。
因甲和胄是配套使用的，所以“甲胄”一词便成了中国古代军服的概称。
又因胄后来又称做“盔”，“盔甲”一词便成了甲胄的同义词。
所以，最早的军服主要是甲胄，战土穿军服，也就是披甲戴胄。
但当时的军服制式很不统一，颜色也很混乱，多是各取所好。
从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看，商、周两代的军服，主要是坚厚的兽皮——牛皮、犀牛皮、鲨鱼皮等制作的皮甲和青铜制作的铠甲。
那时的甲，只是整块皮革做成的甲片，坚硬如板，兵士穿在身上，持枪操刀搏杀时，十分不便。
后来改用小片的皮革联缀。
可按护体部位的不同，将皮革切成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革片，每片穿有小孔，用细绳联缀起来。
为了增强甲片的牢固性，还用双层或多层皮革缝制，表面涂漆，美观实用。
自青铜器出现以后，人们用青铜铸成兽面护饰，装在甲衣胸、背部。
这种带青铜片的甲衣，其防护效能比皮甲又增进一步。
军服自产生到现在，大约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其间绝大部分时期是盔甲时代。
各朝各代的盔甲不尽相同，但总的来看，直到近代以前，这一时期的军服发展比较缓慢，变化不是很大。
军服服饰的起源军服服饰的历史，可以说和军服本身几乎是一样长的。
最早的军服上多人们就用羽毛、贝壳、兽牙等作为饰物。
以后，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服饰成为将士们军服上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部落的军队，军服上都有一定的服饰。
狮子、老虎、鹰和其他一些动物的牙齿、爪子、羽毛以及人和动物的头盖骨，一直是大部分武士的象征和装饰品。
最初的军服服饰纯粹是一种装饰物，起到装点军容、体现军威的作用。
到了奴隶社会晚期，已出现较严格的等级制度，并有区别官员等级的各种标志。
在我国的《周礼·典命》中就记载着这种规定：“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
这里的“命”，是周朝用以区别卿士等级的标志。
春秋以前还没有出现常备军，文武官员的界限不很明显，所以那时官职不分文武。
周朝卿士的等级分为九命，数大为尊，相当于现在的军衔。
不同等级的卿土，不仅俸禄不同，而且官邸、车马、服饰、礼仪上都有区别。
到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更加森严，冠服佩饰成为封建特权的象征和标记，反映官员地位尊卑，要比现在标志军人地位的肩章、领章√袖章等军衔符号复杂、繁琐得多。
那时，除了冠服上的标记以外，车轿、宫室、仪仗、印章等方面也都有严格而详尽的规定。
史书中的《舆服志》就是专门记载这类制度的。
那时官员的等级标志，几乎遍及衣、用、住、行各个领域。
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
这种标志愈来愈加森严、复杂。
在各类等级标志中最显著的要算是穿戴方面了。
各朝各代对官服的服饰都有严格的规定。
可见，古代军服的服饰，不仅仅是装饰物，还有严格的等级区分。
军服色彩史话古今中外的军事家，对军服色彩的选择一向非常讲究，因为它与军队兵种和地理气候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尤其要估计到军服色彩对人的视觉、错觉所产生的特殊作用。
各国军服的颜色，都是根据本国所处的时代、气候、地理环境和传统习惯而定的。
古代军服的颜色，当初主要是为了在战场上识别敌我。
西欧中世纪时期，出现了属于贵族的私人性质的军队——骑土式骑兵。
他们自备服装，没有统一的军服。
作战时，常常敌我难辨，不利于战斗。
直到15世纪末，西欧出现了雇佣军，才规定了各自军服的颜色和式样。
路易十四期间，正式规定了用特殊式样的服装作为统一的军服。
禁卫军穿白色军服，龙骑兵穿红色军服，步兵穿灰色军服。
我国古代军队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也逐步认识到军服颜色的重要性，一般偏重于使用深颜色的军服。
如宋代提出“古者戎服，上下一律，皆重赤。
”就是说军队官兵一律穿深红色的服装。
“上下一律”的用意：一是可以严肃军纪，军容整齐划一；二是有利于在战争中识别敌我；三是可以在战场上保护自己的指挥官，不致成为敌人的“众矢之的”。
至于军服用红色，其好处是军服的颜色正好与黑红色的车轮和涂过牲畜血的战鼓等军中器物浑然一色。
这样在战斗中即使有人受伤流血，也不容易被旁人看见，避免士兵产生恐惧心理；当然，各个朝代的军服颜色不一定相同，就是一个朝代也不一定都用同一种颜色。
但不论颜色怎么变化，一般都是以深色为主。
战争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军服的颜色在军事上的特殊功能，特别在某些特殊环境中，更有它的奇妙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单色的橄榄绿色的保护色军服已被广泛采用。
这种颜色因接近草地和泥土的色彩，所以作战时很容易隐蔽自己。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出现了多色变形色块组成的伪装迷彩服，这种军服适合在多种山野草地中伪装。
当时欧美等十多个国家曾在世界许多地区派驻远征军，在实战中用六种颜色组成的伪装迷彩服，替代了单色的橄榄绿军服。
此后，他们又在六种颜色的染料里掺进了一些特殊的化学物，可以使这些颜色反射的红外光波与周围自然景物的反射能力大致相似，这样军服颜色就更接近大自然的色彩环境，以此迷惑敌人的视线。
这种特殊的迷彩军服，在现代的野战军中已普遍应用。
绿色军服的由来现在，世界上的军服大多是绿色的。
军服的颜色，为什么不约而同地向绿色发展呢
19世纪末，英帝国主义发动了对南非的侵略战争。
当时，南非有一个叫“布尔”的倔强民族，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国土受到外来侵略者的蹂躏，组织起来进行武装反抗。
布尔族参战的兵力少，与英军对比约为1：5。
布尔人在战争初期失利。
英军自恃人多势众，骄横冒进。
布尔人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英军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都穿红色军服。
在南非的森林和热带草原的绿色背景中，红色军服格外显眼，因而行动容易暴露。
布尔人从这里得到启发，立即把自己的服装和枪炮涂成草绿色，以便利用丛林的绿色背景作掩护。
这样一来，布尔人很容易发现英军，英军却不容易发现布尔人；布尔人常常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英军，突然发起攻击，打得英军措手不及，而英军却找不到攻击目标。
这场战争，英军死伤9万多人，以惨败告终。
从此，许多国家的军队都把军服的颜色改成了绿色（草绿、深绿或黄中偏绿）。
当然，为了隐蔽伪装，军服颜色也不只是绿色，还有白色、蓝色、黄褐色等。
苏俄军服史话“军服也是一种武器，它是军人威严的标志，穿上它，无论在严寒酷暑和风霜雨雪中，军人们都不会忘记肩负的使命。
”这是苏联元帅朱可夫的一名话。
俄国军队第一套军服大约出现在16～17世纪伊万四世时期。
当时，沙竽军队身着长长的红色粗呢大衣，饰白色肩带，头戴粗呢帽，脚蹬用毛皮镶边的靴子，手持马刀、火枪等兵器。
彼得一世创建了沙俄第一支常规部队。
到1700年，全俄共有33个团，其中2个团是沙皇竽的近卫军。
这支部队的军服式样为：长大衣（步兵为草绿色，骑兵为兰色），红坎肩、长袜、三角帽，军官胸前佩带识别标志。
以后各个时期的军服，有胸甲骑兵的胸甲护身制服、骠驹兵的短上衣、金属头盔、装饰精美的高筒军帽等等。
19世纪，俄国军队出现了肩章，不同的兵种肩章各不相同。
龙骑兵、胸甲骑兵、格列那结尔兵（帝俄的一种精兵）就是以不同颜色的肩章、头盔、钮扣及帽缨等作为识别标志的，甚至连坐骑都按毛色分开。
制服一般为斜襟，衣领很高，下着灯笼裤，穿靴子。
有趣的是，当时的靴子不分左右脚，据说是为了方便。
19世纪末，兵器的射击距离越来越远，准确性也大大提高了，这对革新军服式样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要废除鲜艳的外衣和笨重的头盔，并考虑军服的伪装性能，防止重新出现亚历山大二世时的一则奇闻。
那是在1862年，亚力山大二世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统一着装参加会操。
在土耳其炎热的沙漠地带穿上这种服装，舒适实用。
然而在满州战役中，远东地区的士兵穿着这种浅色的衣服，在深色地形的反衬下，却成了敌人最好的靶子。
为减少伤亡，军官们不得不下了一道可笑的命令，要求士兵少洗衣服，以尘土、汗渍作为军服的伪装色。
中国第一次军服改革战国时期，中国军服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大变革，这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
这次军服改革的倡导者是赵武灵王。
春秋战国时期，地处中原地区的赵国，经常受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的袭扰，赵国军队屡吃败仗。
赵武灵王继位之后，立志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
他认为，赵国屡吃败仗的原因，并不是国力薄弱，而是在战法及服装上落后于胡人（当时指北方的少数民族）乙胡人从将军到士兵，人人惯于骑马射箭，勇猛骠悍，机动灵活；而他们战时的服装则是窄袖短袍，长裤革靴，简便实用，既能御寒，又便于作战。
可是，赵国的军队是以战车和步兵作战为主，盔甲与宽袍博带并穿，行动不便，战斗力难以发挥。
赵武灵王深受胡服的启发，认为要提高战斗力，必须进行军服改革，以适应作战需要。
赵武灵王提出要全军上下着胡服、练骑射，这一主张立即遭到了群臣的反对。
其中反对最凶的是赵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
为了表示对胡服骑射决定的强烈不满，公子成称疾不朝。
赵武灵王派人去说服他，他却叙述了一套墨守成规的大道理。
在公子成看来，天下唯有中原地区最好，什么都是尽善尽美，根本不需要再改进，如果着胡服，则是对中原文化和礼仪的蔑视，是万万做不得的事情。
由于公子成的威望很高，又是国君的叔叔，他的态度对于推行胡服骑射，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于是，赵武灵王亲自登门去说服顽固的叔叔。
赵武灵王问道：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
至于服装变了而志气丢了，更是无稽之谈，吴越等国的服装与中原不同，不是照样出了很多有识芝士吗
一番话，说得公子成心服口服。
第二天，公子成亲自穿上胡服上朝，听赵武灵王发布穿胡服的命令。
文武百官们一看国君的叔父都穿了胡服，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纷纷改穿胡服。
秦汉军服秦始皇嬴政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
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墓发掘出来的秦兵马俑，再现了二千多年前秦王“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的雄壮军威。
这些披坚执锐的武士形象，是秦朝军队将士的真实写照，其磅礴气势，令中外学者无不叹为观止，被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观”。
秦兵俑共穿七种不同的甲衣，又可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护甲由整片皮革或其它材料制成，上嵌金属片或犀牛甲片，四周留有阔边。
这种甲为将领穿着。
另一种由方形甲片编缀而成。
穿时从上套下，并在里面衬以战袍，是普通士兵的装束。
可以看出，秦朝军服已有明确的职务、等级之分。
而将士服装的区别在当时对于作战的组织、指挥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到了西汉时期，随着炼铁业的发展，铁制的武器取代了青铜制的武器，盔和甲也用铁采制作了。
铁制铠甲作为军队的主要服装而登上历史舞台，使皮甲黯然失色。
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在多处汉代遗址上发掘出许多铁甲片。
经专家考证，那个时代的铁甲正逐步从粗陋到精致，经历着一个更新变革的过程。
汉代的铁甲，在古代又成“玄甲”，以与金甲、铜甲相区别。
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有诗曰：“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形容当时军容之盛。
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中，出土了一副铁铠，共由2859片铁甲片缀成，经修复后，是一领重达16.85公斤的鱼鳞甲。
在汉代，除了中原地区大量使用铁甲，北方少数民族仍使用皮甲。
南方有些部落还使用藤甲。
《三国演义》中描写诸葛亮七擒孟获时，曾大战乌戈国藤甲兵。
藤甲是用山中老藤，油浸日晒10多次结成，刀枪难入，落水不沉。
但藤甲怕火，藤甲就是被诸葛亮用火攻而全军覆灭的。
唐宋军服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事业高度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当时的中国，是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
灿烂的中国文化，传到世界各地。
直至今天，我国东邻的有些国家，仍把唐朝的服装作为正式的礼服。
唐朝的军服，在前代基础上，也有很大的进步与改革。
史称唐代“将帅用袍，军士用袄”。
唐代将帅战袍上，绣以狮虎花纹，以示勇猛威武。
将士的盔甲，也更加精致。
据记载，唐代的铠甲有13种：明光甲、光要甲、细鳞甲、山文甲、乌锤甲、白布甲、皂绢甲、布背甲、步兵甲、皮甲、木甲、锁子甲、马甲。
可见唐代军服式样之多。
唐代将领，大多穿明光甲。
唐代甲的质料，有铁做的、皮做的、绢布做的数种。
其中主要的、最为精致坚硬的是铁做的甲。
另外，还需要提及的是唐代时兴金甲。
唐太宗李世民在他登基之前，就曾披挂过这种金铠甲。
据唐代的《太宗记》记载，公元621年，年方22岁的年轻将领唐王李世民英勇善战，率领唐军一举消灭了窦建德的夏军，并迫使割据一方称王的军阀王世充不战而降。
为了庆祝这一决定性的胜利，李世民身披金甲、率铁骑万匹，甲土5万，在太庙前举行凯旋礼。
五代十国之后，宋朝重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宋太祖赵匡胤很重视军事装备的生产，如975年，赵匡胤亲自校阅造甲作坊所制造的各种装备。
由于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各种装备的产量和质量有很大提高。
宋朝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记载过一种盔甲，名为“青堂羌族缑子甲”，采取冷锻工艺制作，“柔薄而韧”，在50步之外，用强弩都射不透。
随着甲胄防护力的加强，其重量大大增加。
宋代一副铁甲重约50斤，再加上兵器和其它装备，足有上百斤。
沉重的铁甲，与其说是穿在身上，不如说“挂”在身上。
“披挂上阵”，即是形容武士身着盔甲，参加战斗。
全副披挂的武土行动十分不便，上下马都靠别人扶持，在皇帝、要臣面前无法行跪拜礼，只能拱手作揖致礼，“甲胄在身，免行车礼”，所以军礼规定“介胄不拜”。
我军的第一套军服我军的第一套军服是与当时国民革命军一模一样的军服，惟一的区分是一条鲜红的布条。
“八一”南昌起义，我军从国民党的营垒中脱胎出来，没有条件自制军服，只能沿用属于敌人的军装，为了在作战中与敌人有明显的区别，佩戴了红布条。
“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贺龙、叶剑英等人都穿过这样的军服，我军当时只有这支部队在军服上达到了统一。
人们印象中，红军似乎穿的是灰军服，其实，红军的服装不仅有灰色，还有蓝色，黑色，甚至其他各种颜色。
那时条件特别艰苦，打土豪劣绅，得到什么色的布，就缝制什么颜色的军服。
我军自己制作的第一套军服则是在1928年春。
这年初，率领红军攻打江西省遂川县城，没收了两个布店的一百多担布。
红军战士用从江西永新县缴获来的两台缝纫机，在井冈山地区的茅坪乡桃寮村，组建了我军第一个被服厂。
当时，缝纫机加工不过来，许多红军女战士和当地的妇女都加入了制衣的行列。
作为这项活动的发起人，和大家一道飞针走线做起了红军的服装。
红四军的官兵在很短的时间里，制成了四千多套军服，这也是我军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下发军服。
新四军臂章的由来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在南方八省打游击战的红军，在1938年组建新四军。
军长叶挺，政委是刘少奇，副军长是项英，参谋长是张云逸，政治部主任是邓子恢。
后由陈毅任军长兼政委。
下辖四个支队。
新四军从1938年建军，到1947年撤销番号，在十年历史中间曾使用过多种证章。
如“抗敌”（图案是抗敌两字配以一名持枪的战士，由马达设计）、铜质圆形胸章、“新四军”（布质方形臂章）等。
但影响之大莫过于以“N4A”为符号的臂章。
今天，在许多报纸杂志、文学作品以及建筑上，都用它作为新四军的标志。
那么，这枚臂章是怎样产生的
它的作者是谁
它又是什么意思呢
“N4A”臂章的设计者是庄五洲。
他是一位华侨；父亲是台湾人，母亲是日本人，一家在南洋谋生。
他从小酷爱绘画，在学校专攻西洋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许多爱国华侨青年一起毅然返回祖国，投身抗战事业。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
庄五洲穿过重重封锁来到这个华中抗日根据地工作中心后，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根据地工作中。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刘少奇和陈毅决定开办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简称华中鲁艺），为部队和根据地培养文艺人才。
庄五洲与莫朴、许幸之等人一起被调到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担任教学工作。
华中鲁艺筹办不到两个月，报名的学生近200人。
其中多数是从根据地外面进来的，除了长江下游两岸的青年外，还有来自广东、福建以及海外华侨子弟。
美术系有50余名学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系。
每一位新来的同学，第一桩关心的事便是希望尽快穿上一套新四军军服，配上新四军的臂章。
当时，正是国民党撤销新四军番号，而我们则针锋相对，继续高举新四军大旗的时候。
庄五洲为此精心设计了一种新型臂章：用英文NEW（意为新）的开头字母N、4（代表中文“四”字）和A（“军”的英文略写）组成“N4A”，代表“新四军”。
这种臂章用石版印刷，线条简洁流畅，配以白底蓝字，醒目有力，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N4A”臂章很快就在新四军中广泛使用。
红军服装的产生我们目前所熟知的红军服装，也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整个红军部队的统一的军装。
这套军装是在红军学校成立后，刘伯承担任校长之初产生的，时间是1931年底或1932年初，设计者是当时任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的赵品三。
红军学校成立之初，学员来自红军各部队。
由于红军尚无统一的军装，因此学员的着装也是五花八门的。
有穿过去的白军军装的，有穿普通百姓装的，有穿工人装的，也有穿早期红军服的，甚至还有人穿上了打土豪时搞来的女上装。
因此，队列显得很不整齐。
刘伯承到任后注意到这一点，他了解到俱乐部主任赵品三善书画，精工艺，就指示他为红军学校学员设计一套校服，以统一全校的着装，并吩咐总务科长杨至成从物资上给予保障。
赵品三经过精心构思，反复绘制草图，决定军帽采用八角，以表明红军是拥戴列宁的工农群众的武装。
不过他认为大八角与中国人的身材不相称，几经琢磨，最后确定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小八角军帽。
军服的样子，开始是仿照苏联红军的样式，设计成紧口套头，然后将裁好的衣服样子交给杨至成，由杨至成找裁缝先做了几套样服由学员试穿。
试穿感到紧口套头不方便，也不适合我国南方的气候，就又改成开襟敞口，然后请刘伯承前来审定。
刘校长看到头戴小八角军帽、身穿新式军装的学员后感到十分满意，当即决定就按这个样子给全校学员每人做一套。
当时正值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宣告成立，红军的后勤供应条件也有所改善。
学员们很快就穿上了新式的统兰军装。
红军学校当时是中央苏区的文化中心，红军学校学员整齐威武的队列很快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不久，中央苏区各部队都纷纷效法红军学校，穿上了这种式样的军装。
从此，红军就有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统一的军装。
抗日战争时我军军服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下发了大部分统一的军服，这次发军服的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
这是怎么回事呢
西安事变导致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被迫抗日。
我陕甘宁红军和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军服统一由国民党政府发给。
这也是战争年代，我军军服比较统一的时期。
八路军军服是土黄色，新四军军服是灰色，跟国民党军服相互区别的只有臂章。
国民党政府下发的军装不仅有单衣、棉衣，还有大衣，这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大衣。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明里抗日，暗中反共，经常无故中断各种被装、给养的供应，给八路军、新四军造成困难。
于是，我军从领袖到士兵，人人动手，丰衣足食。
各部队想方设法生产或者采购，自己制作军装。
由于全军没有统一部门协调，只能做到各军区一致，基本上是中山装式，上衣长度一律为“二尺半”，不分大小号。
于是大个的同志和小个的同志只能凑合一下，只有身材适中的，才能穿上比较合体的军装。
全军的军服一个规格，一阵大小，这在全世界也没听说过。
不过没有一个人因服装号码不合适而埋怨。
只要得到一套军服，官兵们就特别喜悦，连从国统区来延安投奔共产党的学生，第一次穿上那或者肥大，或者瘦小的军服，也高兴得无法人眠。
解放战争时期及解放后我军军服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军服完全靠自己解决了。
在人们印象中，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是黄军装、红五星，这大都来源于文艺作品，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那时候，我军的服装和抗日战争后期没有什么不同。
大部分部队穿的是由土布或者细布制成的衣服，只是不佩戴臂章，颜色以黄为主，但中原军区穿的则是灰军服。
直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才统一军服为草绿色，胸前佩戴黑框布胸章，佩戴“八一”红五星帽徽。
1950年我军军服1950年1月4日是人民军队军服史上一个难忘的日子。
这天，中央军委批准全军实行新军服样式，第二年正式执行。
从此，全军第一次有了统一的着装。
由于建国后我军出现了海军、空军，为区别军种，新军服颜色和样式各有不同。
陆军为黄绿色；海军为藏蓝色；空军上衣为黄绿色，而裤子为藏蓝色。
官兵的服装也开始有了区别，而全军统一都有大檐帽。
女军人第一次有了连衣裙；同时配发列宁服。
随着国家经济条件好转，军委还批准陆军团以上军官，海、空军营以上军官、空军伞兵、海军舰艇部队战士、海军军校学员着呢料军服。
这使得多少年来，处于游击条件下的人民军队的军服有了较大的改善，军容仪表更加威武。
“五五”式军服1955年以后，中国军队的军服逐步向正规化方向迈卒进。
在贺龙元帅的主持下，参照苏联军服的样式，对原来的军服做了较大的改进。
首次突破了我军长期以来单一制式的军服历史传统，第一次有了两大类的军服：一是礼服、二是常服。
但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依然困难，当时的礼服只发给校级以上军官，用来参加集会、宴会、授勋、会见外宾、出国访问等活动。
礼服上佩有各种缘饰、绣饰，并配以白衬衣和领带。
这种被称为“五五”式的军服，不仅庄重美观，而且朴实大方，富有民族特点。
中国“八七式”军服1984年1月，中央军委在批准“八五式”服装定型生产的同时，确定我军服装应逐步实行丰LB艮、常服、作训服系列化。
根据这项要求，总后勤部成立了专门小组，分析了我军军服的历史及现状，借鉴了世界上各主要国家的军服样品，研制出我军礼服、常服、作训服系列样品，提出了军服改革设想方案。
1987年8月，我军新型系列军服定型投产，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七式系列军服”。
1988年10月，全军陆续装备“八七式”军服。
“八七系列军服”的风格被称为“美观而大方，威武而庄重”。
这种“八七式”系列服装的新式军服与军队以往军服最大的不同是设置了军礼服、常服和作训服三大类。
“八七式”系列军服的军官礼服，在用料、式样上均很考究，分为冬、夏两种，均为毛料。
夏礼服的上装是两排扣的西服式，系领带，下装是西服裤。
陆、海、空军种不同，服装的颜色亦有区别，陆军为米黄色、海军为白色、空军为天蓝色，将、校官的礼服大檐帽的帽檐上还第一次出现了金色的装饰性图案。
冬礼服则是双排六扣的西服式上装。
这种新国装的特点之一是将人民解放军军服封闭了数十年的领口开放了，礼服、常服、作训服大都由立领改成了翻领，军人们再不用时刻紧扣着风纪扣了。
“八七式”军服把作训服作为军服中一个重要系列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之前，大部分军人并无专门的作训服。
“八七式”军服增加了常规作训服和迷彩作训服，而迷彩作训服又根据季节不同、大地背景的变化而分为冬夏两种迷彩图案。
新式军服不是用金属星来表示军衔，军官的软肩章上是用电子绣花机绣出的星花表示军衔的，士兵、士官则是人造丝机织带。
这种肩章佩带方便，易卸易洗，标志清晰，无碍活动，利于隐蔽。
新式军装采用了一些新材料，减轻了服装的重量，提高了服装的防寒、风雨和防侦视等综合防护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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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名称，源台山。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倭寇侵扰，当地军民于北山上设狼烟墩台，也称“烽火台”。
发现敌情后，昼则升烟，夜则举火，为报警信号，故简称烟台。
烟台山由此得名，烟台市也因此而得名。
烟台，古为东夷族地。
夏朝，东夷族建过国（治所在今莱州市过西）。
商、西周、春秋时为莱国地。
战国属齐。
秦代属齐郡。
汉代为东莱郡。
晋为东莱国。
南北朝为东莱、长广郡。
隋为莱州。
唐置登州、莱州。
宋、元因之。
明、清为登州府、莱州府。
1858年6月，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辟登州等10处为通商口岸。
1861年5月，清政府批准改定烟台为通商口岸，8月22日直隶候补知府王启曾主持烟台正式对外开办仪式，同时宣布筹建东海关。
此后，英、法、美等17个国家陆续在烟台设领事馆。
1862年2月14日，登莱青兵备道由莱州移驻烟台，道台崇芳兼任东海关监督。
1904年改称登莱青胶道，辖登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和胶州。
1911年11月12日，同盟会山东分部在烟台举义。
13日成立山东军政府（次日改为山东烟台军政分府）。
民国初，撤销府、州。
1914年5月，设胶东道（治所烟台），烟台属之。
1925年为东海道。
1928年废道。
1938年1月19日成立胶东抗日民主政权—胶东军政委员会。
1941年2月6日成立胶东行政联合办事处。
1942年7月成立胶东区行政公署，辖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四个专区。
1950年建立文登、莱阳专区和烟台市。
1956年文登、莱阳专区合并为莱阳专区。
1958年莱阳专区、烟台市合并为烟台地区。
1983年11月成立地级烟台市。
1987年10月，组建威海地级市，辖环翠区和荣成、文登、乳山3县，从烟台析出。
烟台辖2区、6县，代管3个县级市。
1998年，烟台市辖4区、1县，代管7个县级市。
烟台之名源于芝罘: 烟台，古称芝罘。
烟台历史悠久，是中国古代早期文化发祥地之一。
早在更新世晚期（距今约一二万年以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
夏商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这里的统治。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东巡，三次登临芝罘岛；汉武帝也曾驾临芝罘行登基大典。
公元631年，日本第一个遣唐史也是从芝罘岛登陆。
目前许多国家的航海图上仍以“芝罘”之名代表烟台。
烟台建城已有600多年历史， 公元1398年（明洪武31年），为防海寇侵扰，在芝罘筑狼烟墩台，又称“狼烟台”，烟台由此而得名。
公元1858年（清咸丰8年），中法天津条约开登州为通商口岸，3年后改为烟台，迄今为止，烟台开埠已有130多年的历史。
崇拜太阳的先民: 烟台市是人类最早繁衍生息的地区之一。
在烟台市芝罘区西南部，距今海岸约1.5公里处，7000年前是一个小型港湾，在这里以海上捕捞和农业生产相结合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白石人，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
在白石村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铲、石网坠、三角足盆形鼎、骨针等器物，具有胶东沿海一带文化特征。
骨器的磨制相当精细，骨针已接近后来的钢针，说明当时的打磨和纺织、缝纫技术已具有较高的水平。
在长岛县出土的文物表明，这里是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和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距今4000多年~2500多年的夏商周时期，烟台沿海是东夷人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
东夷人既有着发达的渔业和盐业，也有着活跃的商品流通。
在长岛出土的一块陶片上，刻有七八个太阳，反反复复描绘太阳放出的光芒，说明东夷人是非常崇拜太阳的先民。
秦始皇三次东巡的地方: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三次东巡，均在烟台留下足迹。
秦始皇第一次东巡在公元前219年。
40岁的秦始皇沿渤海湾东行，巡视东部海疆，寻找长生不老之药。
在路上，他遇到了齐人徐福。
徐福向他进献长生不老之道，并说，大海里有蓬莱、瀛洲、方丈“三神山”，那里琼楼王阁，有仙人居住，并长有长生不老草。
秦始皇信以为真，遂派遣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乘大船入海求仙药。
次年秦始皇第二次东巡。
登上芝罘岛，刻石勒碑，颂扬自己的文治武功。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近50岁，长生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第三次东巡找到徐福。
徐福见秦始皇震怒，便谎称海中有大鱼挡路，不能到达仙山。
秦始皇求药心切，竟亲设连弩，追杀大鱼。
到了芝罘，终于发现一条大鱼，并挽弓发箭，亲手将其射杀。
徐福这才扬帆出海，到了东瀛，揭开了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第一页。
秦始皇求长生不老，最终未遂其愿，却在芝罘岛留下了“始皇道”、“两观刻石”等遗迹。
秦始皇奉祀“八主”之一的遗址“阳主庙”，就建在芝罘岛阳坡上。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烟台市的航海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烟台市区的芝罘湾水深滩平，背有屏障，是一个天然良港。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已是中国北洋航线上的重要停泊点。
1000多年前的唐朝时期，烟台辖区登州(今蓬莱市)是全国著名海口，同广州、交州、扬州并称为四大通商口岸，是北方通向海外的主要口岸。
日本13次派出遣唐使入唐求法，探求发展之路，首次就是在芝罘登岸的。
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79年)派遣使者赴朝鲜，也是由芝罘启碇的。
中国的丝绸、冶铁、造纸等技术由烟台传入朝鲜、日本等地，烟台由此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登州古港是中国古代北方最繁华的港口之一，其中的蓬莱水城，又称备倭城，始建于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军港。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 烟台是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
1892年，旅居南洋的华侨张弼士在烟台创办了张裕酿酒公司，聘奥地利驻烟台领事做酒师，取得成功。
1912年烟台设瑞丰面粉厂；1913年设电厂；1913年至1915年，建起5座罐头厂；1915年李东山兴建钟厂，同年，张裕葡萄酒获国际金质奖；1920年设醴泉啤酒公司。
张裕酿酒公司和钟厂在中国属最早创业的厂家，罐头厂、啤酒厂是山东最早创业的工厂。
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祥地: 烟台是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祥地,这是不争的史实。
远在1866年,烟台海关即设邮务办事处,兼办邮递外使文件,可以视为近代邮政的萌芽;而在1878年,清政府议决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营口)、上海五处试办邮政,这就是中国近代邮政之先声了。
这件事在老烟台的“口碑”中都说是与盛宣怀有关。
这类轶闻事出有因。
因为中国近代邮政是随洋务运动而产生的,而盛宣怀是洋务运动的最重要的干将,他作为李鸿章的“左膀右臂”在此前两年曾为谈判《烟台条约》到过烟台。
十年后又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芝罘)监督长驻烟台,六年后才离任。
他在烟台政声颇佳,独资经营“广济”号海轮,首开烟台内港运输先例,兴办“广仁堂”,成为胶东一个庞大的慈善机构。
清末,他官运亨通,又当上了邮传部尚书。
这位长袖善舞的大买办一生既与邮电有关,又与烟台有关。
把烟台邮政的发祥与他联系在一起,并不需太多的想象力。
然而这些轶闻均无历史记载,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
作为近代邮政的重要标志是邮票的发行。
我国早在明朝就有商办民用的“民信局”了,不仅承寄民间信函,还兼汇兑、包裹,但却没有“国家名片”——邮票。
邮票备受收藏家青睐,乃至成为欧洲小国圣马力诺等的主要财政支柱。
中国近代邮政的“始祖邮票”是“大龙票”,现在幸存于世的据说只有两枚,因而为集邮者所珍爱。
其拍卖价格在“文革”前就十分惊人,现在随着“收藏热”的崛起,恐怕早已创下了“天价”记录。
可是,这种“大龙票”是在何地首发的呢?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让人争议了很久,终于有了答案,答案就是烟台。
1878年7月31日,烟台海关书信馆第一次收到天津海关7月29日发寄的五分银大龙邮票若干枚,因无邮政公告未能发售;8月9日,见到补发的公告,即开始发售中国第一套大龙邮票。
8月9日是中国邮政史上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随着社会的发展,邮票已经远远不是“邮资凭证”了,许多知名风景区和旅游目的地都将它作为一种“城市名片”来使用,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
烟台的景点进入邮票的唯有蓬莱阁“中国四大名楼”的说法就源于同名的一组邮票。
其实,烟台应当申报邮票的题材很多,例如戚继光、庄园建筑、海珍品等等,可惜因为发行计划限量,竞争十分激烈,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蓬莱市邮政局近来将蓬莱阁门票开发成明信片式的邮资门票,并以此为契机向国家邮政总局申报以“蓬莱阁”为主题图案的明信片和邮资信封,这就不仅打破常规开了新路,而且为下步申报“八仙过海”、“戚继光”系列邮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儒家文化没有在东南亚传播很快
东南亚在中国之南，且濒临海洋，所以古代把它称为“南海”或“南洋”。
“东南亚”这个名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出现的，当时，盟军在这一地区设立了“东南亚最高统帅部”，战后，人们感到这一名称能够正确表述它的地理位置，于是得到世界各国普遍承认。
东南亚实际上是由海洋与陆地两大部分组成，陆地包括中南半岛（旧称“中印半岛”或“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群岛（又称“南洋群岛”）两个地理单元，而太平洋和印度洋被这些陆地分隔开来，又通过巴士海峡、巽他海峡、托雷斯海峡及马六甲海峡相互连通。
中南半岛上有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马来群岛上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菲律宾，前者是所谓“半岛国家”或“陆地国家”，后者则是“海洋国家”或“海岛国家”。
东南亚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它处在三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两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十字路口”，是东西海运的冲要之区。
在地质学上，亚、澳两大陆板块和若干海底板块在这里辐合，又是连接亚洲大陆腹地与印度次大陆的锁链，称为“东南亚陆桥”。
从人类学意义上讲，来自亚、澳两个大陆的不同人种在这里交汇，形成了一个民族大走廊。
从生物学意义上讲，亚、澳两大陆动植物区系在这里交织混合，显得丰富多彩。
在文化学意义上讲，这里是印度文化圈与中国文化圈交错重叠的地方，又是中国通往印度、阿拉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中国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在地理上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中国的西南地区与“东南亚陆桥”连成一气，许多高山和大河向南伸延到中南半岛，形成山河纵列、峻岭与平原交错的地形，并伸入海洋形成许多岛屿。
中南半岛的山脉呈由北向南的走势，实际上是我国横断山脉的延伸。
主要山脉有三列：耸立在半岛东侧的是长山山脉，形成广阔的山地；中间一列向南一直伸延到马来半岛，入海后形成巽他台地的台基及邦加岛和勿里洞岛；西侧的一列是阿拉干山脉，向南伸入海洋后，断断续续地形成苏门答腊群岛、爪哇岛和努沙登加拉群岛。
奔流在这些山间的河流，大都发源于我国西南地区，如缅甸的萨尔温江上游是我国的怒江，伊洛瓦底江源于我国的龙川江，泰国的湄南河上游在云南，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的湄公河上源为我国的澜沧江，在越南入海的红河上游为元江，它们都是国际性的河流，是中国通往东南亚的天然水道。
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文化上有诸多的“亲缘关系”，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长期发展起来的水陆交通，把中国西南部与东南亚紧密联结在一起；二、越南属“汉字文化圈”，全面受到中国文化的薰染；三、华人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四、众心的跨境民族，与东南亚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五、佛教的传播，使中国与东南亚都进入了一个共同的文化圈。
一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通发端很早，大抵有三途：一是南方丝绸之路，二是中国与南洋的海上交通；三是被称为“东方多瑙河”的澜沧江湄公河。
近代以来则有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及睦南关至越南河内的铁路，还有海运与航空。
在中国西南部有一条隐藏在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中的南方丝绸之路，它之所以鲜为人知，是因为它是一条民间开辟的道路，而且起点不在中原的京城。
最先提到这条道路的是《史记》，是书《西南夷列传》说：“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
”据考，南方丝绸之路由三条路段组成：一条是由蜀地（成都）经bó＠①道（宜宾）、汉阳（威宁）、味县（曲靖）至滇池、洱海的“五迟道”，另一条是由蜀地经邛都（西昌）渡金沙江抵叶榆（大理）的“灵关道”，两道合路后经永昌（保山）、滇越（腾冲）入缅甸的称“永昌道”。
这条道路长期是中国经缅甸达印度的古道。
缅甸在汉代称掸国，唐称骠国，宋称蒲甘，元称缅甸，自汉以来便有使节与我国通好，献大象、水牛、珍宝、骠国乐及幻人，以后又输入棉花、象牙、翡翠、琥珀、玉石，而中国的丝绸、茶叶、食盐、金银首饰等也运往缅甸。
在中印文化交流上，缅甸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云南的阿A梨教和上座部佛教就是从缅甸传入。
通往南洋的海路始于汉代，《汉书·地理志》云：“自回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lú＠②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斋黄金杂缯而往。
”三国时吴国遣康泰等出使海南诸国，自晋代法显从海道归来高僧往来不绝，宋代海运至天竺国、狮子国，元明时期直航阿拉伯半岛，途中必经东南亚各国。
郑和下西洋对东南亚产生了深远影响，船队到达占城、爪哇、真腊、旧港（印尼巨港）、进罗、满刺加（马六甲）、渤泥、苏门答腊、阿鲁等地，留下许多遗迹。
如前所说，沟通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河流有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及红河，这些天然水道很早便被利用，尤以湄公河为著。
这是一条民族大走廊，许多跨境民族都居住在澜沧江与湄公河流域，历史上的哀牢国、真腊王国、澜沧王国、南诏国、大理国、景龙金殿国、八百媳妇国都通过这一水道交往。
它是中国通往东南亚陆地国家的大动脉，穿越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等国，老挝的首都万象及柬埔寨首都金边都在湄公河畔，沿岸有许多城市和港口，湄公河三角洲乃是肥沃之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有重要作用。
二 在东南亚各国中，越南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深，这一方面是历史发展与中国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是汉字在越南长期通行，因而有条件全面吸收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最大受惠国。
早在公元前214年，秦发士卒戌守五岭以南，设立南海、桂林、象郡，便将越南北部和中部纳入象郡，开始了越南史上的“郡县时期”。
秦汉之际，赵陀建立“南越”政权，推行“南北交欢”、“和集百越”的政策，在越南设立交趾、九真二郡。
汉武帝平南越，将其地划分为九郡，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均在今越南境内。
东汉初年，光武帝派伏波将军平定二征起义，“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进一步开发越南。
及至隋唐，郡县制达到高峰，在越南设立安南都护府，下设十州，如同中国一样实行租庸调和两税法，施行唐律，又建学校导之以礼，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
唐末五代，中原混乱，安南土豪蜂起，经过一番酝酿，于宋太祖乾德六年（968年），丁部领平定了“十二使君”，统一安南，建立大瞿越国，结束了郡县时期。
安南独立以后，一如既往，继续与中国和睦相处，仍然遵循中国的典章制度。
安南的官制悉如中国，中央设六部、六寺、六科及御史台、翰林院、东阁、国子监、国史院、府尹、宫师府、同天监、太医院、秘书监、中书监、华文监等机构，地方行政为路、府、州、县几级，官品与冠服饰物仿唐宋之制。
李朝颁布的刑书及陈朝确定的刑律皆以《唐律疏义》为准，后黎朝圣宗颁布的《洪德法典》更加完备，《历朝宪章类志》说：“洪德刑律，参用隋唐，断治有画一之条，轻重有上下之准，历代遵行，用为成式”。
安南历代王朝，均以儒学为安邦治国之本，李朝兴建文庙，陈朝创办国学院传习四书五经，黎朝以《四书大全》为科举考试内容，阮朝刻印儒家经典颁行全国。
从李朝仁宗太宁四年（1075年）起以科举取士，陈朝更仿中国“试定三甲之分”，以状元、榜眼、探花迷三魁，至黎朝时朝廷重臣皆以科举出身的人担任。
立国之初，兵制略仿唐朝的府兵制，以后仿宋朝设立禁军和厢军，又仿明朝“寓民于农”之制。
安南的武庙，祀奉的是姜太公，东序配祀管仲、孙武、韩信、李靖、李晟、徐达，西序配祀穰苴、张良、诸葛亮、郭子仪及岳飞。
由此看来，越南的体制，实际上是中国的仿造型。
汉语和汉字在越南颇为流行。
从郡县时期开始，便有大批中原移民和官吏进入越南，致使越南语吸收了大量汉语词汇，据语言学家调查，现代越语中，汉族借词超过50%。
由于越南语大体属于汉藏语系，又有大量汉语借词，比较适合使用汉字，所以，自秦汉以来的千余年中，汉字一直是官方正式通行的文字，称为“儒字”。
大约在我国的宋代，在广西“方块壮字”（即俗字）的推动下，越南也开始用汉字来表记越南语，称为“字喃”或“喃字”，亦称“俗字”。
喃字最早见于1210年在永富省所立的《报恩寺碑记》，相当于南宋后期和越南的陈朝。
喃字与壮字的结构大体相同，借义又借音的如文（文Van）、南（南nau）等，借义不借音的如驭（马nqua）、鲜（鲜tuoi）等，借音不借义的如吏（来lai）、英（兄aub）等。
喃字中还有一些是仿汉字创造的新字，创字的方法不外乎会意，形声和简化三种，读音皆依越南语。
用这种方法形成的喃字，字形仍然是方块字，往往是借用汉字与自创新字夹用，有的借用汉字的音，有的借用汉字的义，绝大多数是以汉字越南语音。
实行的结果，一音多字多义、一字多音多义、同字异形及重叠繁复的现象严重，所以，使用起来极不方便，虽有几个短暂时期明令公布施行，但作为正式文字并不通行，多半是民间使用。
喃字现存的读物有千余种，著名的如长诗《金云翘传》。
自1884年法国占领越南以后，改用拉丁化拼音文字，越南独立后以拉丁文为法定文字，称为“国字”。
越南受汉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且深刻的。
同中国封建社会一样，越南也是独尊儒学，把它作为统治思想和教育、科举的主要内容。
越南的佛教，事实上是汉传佛教的外传。
道教在隋唐即传入越南，元朝尤为兴盛，第一代君王阮潢自号“仙主”，以后又设立“道士道录司”和“道士良医司”。
越南民间祀奉的“天后圣母”里供奉的是伏波将军马援，不少地方建有关圣庙。
越南的文学以汉文学为主流，国君、贵族、文士大都能诗善文，按照中国诗歌的音韵格律创造了“六八诗体”和“七六八诗体”，早期的代表作家韩诠就是因为仿韩愈作《祭鳄鱼文》而畅姓韩，越南的古典名著《金云翘传》、《玉嫱传》、《苏公奉使传》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模仿中国文字的痕迹。
越南的重要史籍，如黎文琳的《大越史记》、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潘叔直的《国史遗编》、张合桂的《大南实录》、郑怀德的《嘉定通志》及编年中《越史略》等，均用汉文写成，而且史书的体例和编纂方法无不奉《春秋》、《史记》、《汉书》为圭臬。
武将多习中国兵法，陈国峻的《兵书要略》是越南武库中的珍品。
长期借用中国历法，元代的《授时历》传入越南后一直沿用到明初，以后又改用明代的《大统历》，直到清代才参照《历象考成》一书制定自己的《协纪历》，干支纪时法在民间广为使用。
越南医学是中医的一个支流，称为“南医”，朝野都很重视，立先医庙祀奉我国历代名医，仿中国设太医院、广济署、济生堂，学习中国医书，进口中国药材，以后则结合越南的情况编写《本草拾遗》、《中越药性合编》、《南药神效》、《海上医宗心领全帙》等书。
中国的数学在郡县时期即传入越南，科举加试“书算”，梁世荣所撰《算法大成》有九九歌诀、九归歌、归除法等，广泛使用算盘。
造纸术在汉代即传入越南，据《南方草木状》载，东汉时交趾便有了“蜜香纸”。
越南是东南亚最早接受中国印刷术的国家，最早的印刷品是陈朝元丰年间（1251-1258年）的“木印贴子”，官刻有国子监本、集贤院本、内阁本、史馆本等，民间印本也仿中国题为某堂、某斋或某地某字藏版。
丝绸、陶瓷、青铜、砖瓦、火药、铸钱等技术都是从中国传入的。
越南的姓氏都来自中国的《百家姓》，共有200多个单姓和复姓，约有半数以上的人姓阮、黎、陈、李、黄、武、潘、范、郑、吴、裴、杜，尤以黎、阮二姓最多。
男子的名字和中国一样有单名、复名，且用别号，妇女也用某氏以示其父系，王室、贵族的名字常在旁边加金、木、水、火、土以象征崇尚其中的一德。
此外，越南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古乐，戏剧的音乐、服装、脸谱、道具如同中国戏曲，旧式衣冠如同中国，和中国人一样用筷子，民间岁时节令有元旦、端午、七月半、中秋等（注：参见陈玉龙：《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
三 “海水到处，就有华人”，这句话表明，海外华人分布很广，散布到地球的每个角落。
但华人最多的地区是东南亚，据1991年统计，共计2271.6万人，大约要占海外华人的70%以上。
东南亚华人分布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等十个国家。
十国中，人数最多的是泰国（645万人），其次是印度尼西亚（600万人），再其次是马来西亚（500万人）。
华人在当地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新加坡(76.5%)，其次是马来西亚(27.3%)，再其次是文莱(20.4%)。
这种分布状况，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密切的一个重要表征。
华人移入东南亚是从唐代开始的，最早的旅居地可能是苏门答腊，以南部的巨港人数最多，因当时唐朝的国际威望很高，故皆自称“唐人”，其海外聚居地称“唐人街”。
宋代海外贸易兴盛，但当时航行主要靠季风，错过季节便只好留居当地，有的长往下来，生儿育女，称为“驻蕃”。
元明两代与阿拉拍的海上贸易更加发展，东南亚是必经之地，所以沿途留下许多侨民，建起若干“新村”，如爪哇的麻诺巴歇、三宝垄，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加里曼丹、新加坡、越南的南圻、菲律宾等地。
从明朝中叶到鸦片战争前的三百年间，南洋侨民剧增，大部分是闽粤一带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有一部分是因政治动乱而避居南洋的人，巴达维亚（今雅加答）、槟榔屿、新加坡、马尼拉等地，侨居的华人均在万人以上。
华人大量出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从1840年以后的100年间，每年平均10万以上。
出国的主要原因，是殖民主义者在东南亚进行资本输出，开采矿产、兴办农场、修建公共设施，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于是以“招工”的方式签订契约，称为“契约华工”，或者叫做“苦力”和“猪仔”。
移入东南亚的华人，为了谋生，各施其能，无形中把中国的生产技术传到南洋各地，成为一股重要的开发力量。
经过若干世纪的努力，华人在经济上自立起来，有的还成了南洋富商，例如：在加里曼丹建立“兰芳公司”开采金矿的罗芳伯，组织拓荒的“新福州港王”黄乃裳，“爪哇糖王”黄仲涵，“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华侨旗帜”陈嘉庚，企业家兼教育家李光前等。
华人离乡背境，飘泊海外，往往以家族宗祠、同乡会馆、同业公会等传统组织形式保持联系，相互支援，因而在东南亚出现“侨团林立”的局面，以后进一步以宗族、同乡或方言群体为中心建立许多“帮”，如广东的广府帮、潮州帮、客家帮、海南帮，福建的闽南帮、兴化帮、福州帮，还有江浙和江西的三注帮等，把中国社会移入了东南亚。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汉语方言得以长期保存，文化习俗也一直传承下来，并影响周围的社会。
随着华人的大量移入，汉族词汇也被东南亚各国语言所吸收，据统计，柬埔寨语中有300个汉语词汇，泰语的汉语借词达汇总数的30%以上，马来亚语中有270多个汉语借词，且多与移民的方言有关，马六甲、槟榔山与和新加坡因土生华人数量众多，还形成了汉语与当地语言结合的“巴巴马来语”，印尼有“中华—马来语”等。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东南亚广为流传，被翻译成各国语言，例如泰国就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封神演义》等泰译本，老挝、柬埔寨、印尼也有译本，这都与华人的传播有关，马来西亚的土生华人还仿《诗经》创作“马来民歌”。
福建、广东的地方戏传到泰国，闽台一带的“布袋戏”也在印尼流传，菲律宾人喜欢中国的锣鼓，缅甸舞剧的表演方式与中国戏曲有相似之处。
总之，由于“华人社会”的存在，他们通过民间交往、创办侨校和侨刊等方式，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比其他地区更为广泛和突出。
新加坡旧名淡马锡，也叫狮城，原先是一个只有百余人的小渔村。
1819年英国殖民者莱佛士在此开埠，采取鼓励外来移民的政策，人口迅速增加，到1901年时已增至20万人，主要来自中国、印度、印尼和马来西亚，其中，华人达16万人，基本确立了华人占大多数的格局。
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胡璇泽、左秉隆、黄遵宪等先后出任领事，来取“护侨”政策，积极传播中国文化。
新加坡的华人社会最为典型，侨团林立，帮派特多，1906年结合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并涌现出陈笃生、胡璇泽、陈金声、章芳琳等一批为华人谋福利的“先贤”。
1942年遭日本侵占，1946年划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1963年并入马来西亚，1965年9月脱离马来西亚建立共和国，成为英联邦成员国。
新加坡以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为官方语言，日历上印有公历、中国农历、印历和马来历四种历法，有英文报、华文报、马来文报三种，学校也有英文学校和华语学校两类。
新加坡地处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在国际航线上占有极重要位置，独立以后，充分发挥地理优势，大力引进和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条件，发展多元化的国民经济，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又是东南亚海运、空运、贸易、加工制造、金融服务中心和最大的修船造船基地与石油输出港，同时又是世界第三大商港、第四金融中心和第三炼油中心及世界电子工业中心之一。
（注：参见巫乐华《南洋华侨史话》商务印书馆，1997年4月出版。
） 四 跨境民族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联系的另一条重要纽带。
与华人的情况相似，都是以人为载体进行文化传播。
但又有两点不同：其一是传播的不是汉文化，而是少数民族文化；其二是这些跨境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移民的结果。
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地理相连，历史相关，许多民族长期居住在两个以上的国度，或者是分别建立不同的政权，尽管在政治上存在一定的界限，但他们在族源上、语言上、文化习俗上却有天然的不可割断的联系。
我国西南边疆的云南和广西，与东南亚的缅甸、老挝和越南接壤，并与泰国邻近，在长达4700公里的漫长国境线上，分布着16个跨境民族，他们是壮族、傣族、布依族、苗族、瑶族、彝族、哈尼族、景颇族、僳僳族、拉祜族、怒族、独龙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和京族，还有在中国尚未确认为单一民族的克木人。
从历史上考察，这些民族都源于古代西南地区的四大族系，并与一定的语言系属有对应关系。
因为他们出自不同的族群，文化传统各不相同，因而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
直截了当地说，跨境民族的文化，分别具有百越、苗瑶、氐羌和濮文化四种风貌。
壮族、布依族和傣族均属“百越”族系，其语言是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与之相关的民族在东南亚大约有2700万人。
与壮族同源的有越南的岱族和侬族，合计160万人，在壮族中亦有“布岱”和“布侬”两种自称。
越南的布依、都依、布那和热那四支，均出自我国的布依族，总数近3万人。
人数最多的是与傣语同源的民族，越南的傣族约90万人；老挝的佬族约180万人，另有傣族18万人和泐族4万人；泰国有傣族2000万人，另加泐族8万人；缅甸有掸族250万人，总共2550万人。
他们的语言均属壮侗语族的壮傣语支，经济以稻作农业为主，保留百越文化的若干特征，如“干栏”建筑、铜鼓、纹身等。
东南亚的苗族和瑶族都是明清以来由我国西南迁去的，其中，苗族约85万人，瑶族约45万人。
越南的50万苗族称“赫蒙族”，分“赫蒙豆”（白苗）、“赫蒙都”（黑苗）、“赫蒙西”（红苗）、“赫蒙冷”或“赫蒙佐”（花苗）和“赫蒙刷”（汉苗）五个支系；老挝30万苗族分白苗、青苗、黑苗三支；泰国有5万苗族，缅甸有7000苗族。
瑶族主要分布在越南，有红瑶、窄裤瑶、钱瑶、卢岗瑶、白裤瑶、青衣瑶、蓝靛瑶等七个支系，共40余万人，老挝有瑶族2万人，泰国约3.2万人。
他们的语言均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以山地农耕为主，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家族与村寨是主要的社会组织，婚姻、丧葬、服饰、头饰、节日、禁忌、宗教等与国内苗瑶民族大同小异。
出自氐羌体系的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但民族较多，但人数不多，总计不过80万人。
彝族在越南、老挝各2000人，称“倮倮族”。
哈尼族在越南有万余人，老挝称“卡果”、“依果”的亦有万人，缅甸自称“阿卡”的约6万人，泰国有3.5万人自称“阿卡”或“卡果”、“依果”。
僳僳族在缅甸有4万人，在泰国有2万人。
拉祜族在缅甸有5万人，在泰国有3万人，在越南有2000人。
缅甸有独龙族千余人，怒族近万人。
缅甸的“克钦”与中国的景颇同族，约56万人。
在这些民族中，除景颇族而外，其余民族的主体部分均在中国，文化习俗是一致的。
比较复杂的是佤族、德昂族、布朗族、京族和克木人。
按其族源，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和克木人的先民均出自“百濮”族系，即古代的“闽濮”、“鸠濮”、“裸濮”、“扑子蛮”之类，但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而我国濮人的后裔仡佬族、木佬族等的语言按张济民先生的意见属汉藏语系的仡基语族，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待深入探讨。
京族的语言在国际上习惯称为越南语，系属至今未定，但文化上又与百越和百濮有若干相似之处，其族源亦有待探索。
佤族在缅甸有8万人，泰国有1万多人。
德昂族在缅甸称“崩龙”，人数为24万。
布朗族在老挝有分布，人数不详。
克木人在老挝称为“老听”或“卡族”，泰国称“卡”，越南称“摩依人”，总数不下40万，以老挝最多，我国的云南仅有2500人。
京族在越南有4500万人，我国广西只有1万多人。
五 佛教既是东南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沟通的重要渠道，这是因为东南亚处于中、印两大文化圈的幅射范围之内。
东南亚与印度和斯里兰卡，无论海路与陆路交通都比较近便，而且又是中印航道必由之路，佛教很早就传入这一地区，我国古代西行求法和一部分印度高僧也往来于这条道上，如唐代的会宁、义净等。
佛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情况复杂：有的原先盛行大乘佛教或者印度密宗，后来改奉小乘佛教；有的一度信奉佛教，以后又被伊斯兰教或其他宗教所取代，如印度印西亚、菲律宾等。
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东南亚的佛教主要是小乘佛教，但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散布各地的华人大都信奉汉传佛教。
云南的小乘佛教与东南亚有密切关系，唐宋时期在云南盛行的阿梨教乃是通过缅甸传入的印度密宗。
释迦牟尼逝世后一百多年，由耶舍召集七百僧人在吠舍厘城举行“第二次结集”，再次统一经律，而以跋耆比丘为代表的多数派反对这一决议，另外组织了上万人的“大结集”，从此分为“上座部”与“大众部”两大部派。
后来，大众部逐渐演变为大乘佛教，上座部演变为小乘佛教。
小乘佛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最初从斯里兰卡开始，以后传到缅甸、泰国和我国云南边境，进而传到柬埔寨和老挝，其间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最后才取代了大乘佛教与印度密宗。
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派儿子摩哂陀到斯里兰卡传扬上座部佛教，锡兰国王举族皈依。
到公元前一世纪时在阿努寺举行上座部第四次结集，用巴利语写成上座部《三藏》，以后分化为大寺派和兼习大乘的无畏山派。
五世纪时，印度佛教大师觉音用巴利语翻译和注释《三藏》，使上座部的教义得以彻底贯彻。
但从七世纪到十一世纪的五百年中，印度密宗在斯里兰卡极盛。
直到维A耶跋护王一世时，才重新建立寺院，供养佛牙，派僧人往缅甸延请上座系长老，从而勃兴起来。
缅甸与印度邻近，也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传入佛教，上座部佛教传入部分地区，但八世纪时密教传入后形成了阿A梨教，直到十一世纪蒲甘王朝才废阿梨教，立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将《三藏》译成缅文，以后形成“僧伽罗僧伽”与“上缅甸”两个教派，自此大兴，有僧尼十万余人，有寺院二万多座，佛塔十余万认，素有“佛塔之国”的盛誉。
泰国原先盛行大乘佛教和密教，十一世纪由缅甸和斯里兰卡传入上座部佛教，十三世纪素可泰王朝将其定为国教，佛教徒占人口总数的95%，全国通行佛历，每个男子都必须出家一次，全国有寺院二万五千余座、佛塔十万座以上，中央机构由十几个高僧组成，法相应部和大部两派皆有僧王，各级行政组织都有与之平行的僧伽机构。
老挝在十四世纪时奉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十九世纪被法国占领一度中衰，随着老挝民族解放运动的到来又开始复兴佛教，国王、国家和佛教被视为老挝的三个组成部分，教派与泰国相同。
柬埔寨古称扶南，六世纪时已是东南亚的佛教中心，十四世纪以后在泰国的影响下改奉上座部佛教，两派都有与政权机构平行的宗教组织，分设僧长、省僧长、区僧长和村佛塔主持，国家元首每年要在金边召开两派僧长年会，向他们作政府工作报告。
我国云南傣族地区的佛教，是从缅甸传入的上座部佛教，先形成润派和摆庄派，以后又有左抵和多列两派。
马来西亚原先信奉佛教与印度教，八世纪盛行密宗，十五世纪马六甲王国奉伊斯兰为国教，十九世纪以后佛教开始复兴，大乘、小乘兼有。
印度尼西亚先是信奉婆罗门教，公元五世纪佛教取而代之，七世纪成为东南亚佛教中心之一，大乘与小乘时有兴衰，八世纪盛行密教，十三世纪则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
大约从七世纪起，佛教在印度逐渐衰落，于是大乘佛教便与婆罗门教的变种印度教相结合，广泛吸收民俗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