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名著《老人与海》的有关信息
投资是指那些以投资银行业主营业务的。
作为金融的重要主体，投资银行产生于经济发展中资本性的初始阶段，成长于制度的发展阶段，成熟于证券市场的发达阶段。
投资银行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沟通资金供求、构造证券市场、推动、促进产业集中和规模经济形成、等重要作用。
一般来说，关于的定义由广到窄可分为四类： 第一，包括所有金融市场业务； 第二，包括所有业务； 第三，投资银行业务仅限于、交易业务、和资产管理等业务； 第四，投资银行业务仅指和交易业务。
中日夏令营的较量的原文
《夏令营中的》 孙云晓 1992年8月,77名日本孩子来内蒙古,与30名中国一起举行了一个草险夏令营。
A 中国孩子病了回大本营睡大觉,日本孩子病了硬挺着走到底。
在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当年放牧的乌兰察布盟草原,中日两国孩子人人负重20公斤（经核实应为11公斤以下---作者1994年更正）,匆匆前进着。
他们的年龄在11—16岁之间。
根据指挥部的要求,至少要步行50公里路（经核实应为19--21公里---作者1994年更正）,而若按日本人的计划,则应步行100公里! 说来也巧,就在中国孩子叫若不迭之时,他们的背包带子纷纷断落。
产品质量差给他们偷懒制造了极好的理由。
他们争先恐后地将背包扔进马车里,揉揉勒得酸痛的双肩,轻松得又说又笑起来。
可惜,有个漂亮女孩背的是军用迷彩包,带子结结实实,使她没有理由把包扔进马车。
男孩子背自己的包没劲儿,替女孩背包不但精神焕发,还千方百计让她开心。
他们打打闹闹,落在了日本孩子的后面。
尽管有男孩子照顾,这位漂亮女孩刚走几里路就病倒了,蜷缩一团瑟瑟发抖,一见医生泪如滚珠。
于是,她被送回大本营,重新躺在席梦思床上,品尝着内蒙古奶茶的清香。
日本孩子也是孩子,也照样生病。
矮小的男孩子黑木雄介肚子疼,脸色苍白,汗球如豆。
中国领队发现后,让他放下包他不放,让他坐车更是不肯。
他说:“我是来锻炼的,当了逃兵是耻辱,怎么回去向教师和家长交待?我能挺得住,我一定要走到底!”在医生的劝说下,他才在草地上仰面躺下,大口大口地喘息。
只过了一会儿,他又爬起来继续前进了。
B 日本家长乘车走了,只把鼓励留给发高烧的孙子;中国家长来了,在艰难路段把儿子拉上车。
下午,风雨交加,草原变得更难走了,踩下去便是一脚泥水。
当晚7点,队伍抵达了目的地———大井梁。
孩子们支起了十几顶帐逢,准备就地野炊和宿营。
内蒙古的孩子生起了篝火。
日本孩子将黄瓜、香肠、柿子椒混在一起炒,又熬了米粥,这就是晚餐了。
日本孩子先礼貌地请大人们吃,紧接着自己也狼吞虎咽起来。
倒霉的是中国孩子,他们以为会有人把饭送到自己面前,至少也该保证人人有份吧,可那只是童话。
于是,有些饿着肚子的中国孩子向中国领队哭冤叫屈。
饭没了,屈有何用? 第二天早饭后,为了锻炼寻路本领,探险队伍分成十个小组,从不同方向朝大本营狼宿海前进。
在茫茫草原上,根本没有现成的路,他们只能凭着指南针和地图探索前进。
如果哪一组孩子迷失了方向,他们将离大队人马越来越远,后果难以预料。
出发之前,日本宫崎市议员（经核实应改为日方队长----作者1994年更正）乡田实先生驱车赶来,看望了两国的孩子。
这时,他的孙子已经发高烧一天多,许多人以为他会将孩子接走。
谁知,他只鼓励了孙子几句,毫不犹豫地乘车离去。
这让人想起昨天发生的一件事:当发现道路被洪水冲垮时,某地一位少工委干部马上把自己的孩子叫上车,风驰电掣地冲出艰难地带。
中日两位家长对孩子的态度是何等的不同!我们常常抱怨中国的独生子女娇气,缺乏自立能力和吃苦精神,可这板子该打在谁的屁股上呢? C 日本孩子吼声在草原上震荡 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中日两国孩子胜利抵达了目的地狼宿海。
当夏令营宣告闭营时,宫崎市议员（同上）乡田实先生作了总结。
他特意大声问日本孩子:“草原美不美?” 77个日本孩子齐声吼道:“美!” “天空蓝不蓝?” “蓝!” “你们还来不来?” “来!” 这几声狂吼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中国人。
天哪!这就是日本人对后代的教育吗?这就是大和民族精神吗?当日本孩子抬起头时,每个人的眼里都闪动着泪花。
在这群日本孩子身后,站着的是他们的家长乃至整个日本社会。
据悉,这次由日本福冈民间团体组织孩子到中国探险的活动得到日本各界的广泛支持。
政府和新闻机构、企业不仅提供赞助,政界要员和企业老板还纷纷送自己的孩子参加探险队。
许多教授、工程师、医生、大学生、小学教师自愿参加服务工作。
活动的发起者、该团体的创始人河边新一先生与其三位女儿都参加了探险队的工作。
他们的夏令营向社会公开招生,每个报名的孩子需交纳折合7000元人民币的日元。
一句话,日本人愿意花钱送孩子到国外历险受罪。
D 中国孩子的表现在我们心中压上沉甸甸的问号 日本人满面笑容地离开中国,神态很轻松,但留给中国人的思考却是沉重的。
刚上路时,日本孩子的背包鼓鼓囊囊,装满了食品和野营用具;而有些中国孩子的背包却几乎是空的,装样子,只背点吃的。
才走一半路,有的中国孩子便把水渴光、干粮吃尽,只好靠别人支援,他们的生存意识太差! 运输车陷进了泥坑里,许多人都冲上去推车,连当地老乡也来帮忙。
可有位少先队“小干部”却站在一边高喊“加油”,当惯了“官儿”,从小就只习惯于指挥别人。
野炊的时候,凡是又白又胖抄着手啥也不干的,全是中国孩子。
中方大人批评他们:“你们不劳而获,好意思吃吗?”可这些中国孩子反应很麻木。
在咱们中国的草原上,日本孩子用过的杂物都用塑料袋装好带走。
他们发现了百灵鸟蛋,马上用小木棍围起来,提醒大家不要踩。
可中国孩子却走一路丢一路东西…… 短短的一次夏令营,暴露出中国孩子的许多弱点,这不得不令人反思我们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的问题。
第一,同样是少年儿童组织,要培养的是什么人?光讲大话空话行吗?每个民族都在培养后代,日本人特别重视生存状态和环境意识,培养孩子的能力加公德;我们呢?望子成龙,可是成什么龙?我们的爱心表现为让孩子免受苦,殊不知过多的呵护可能使他们失去生存能力。
日本人已经公开说,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第二,同样是少年儿童组织,还面临一个怎样培养孩子的问题。
是布道式的,还是野外磨练式的?敢不敢为此承担一些风险和责任?许多人对探险夏令营赞不绝口,可一让他们承办或让他们送自己的孩子来,却都缩了回去,这说明了什么呢? 是的,一切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人,都值得想一想,这个现实的矛盾说明了什么。
全球在竞争，教育是关键。
假如，中国的孩子在世界上不具备竞争力，中国能不落伍
（1993年11期《读者》摘自同年7期《黄金时代》，该文被评选为《读者》创刊20年最有影响力的10篇文章之一）
关于山区穷孩子刻苦读书最后考上大学的故事
休学复学都是为业 3年前亮作一个让同学和老师到意外的决定：休学。
去年，小亮又给人一个惊喜：重返校园。
小亮说，他的休学和复学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创业。
2001年秋天，来自农村的小亮以531分的成绩被某大学文秘专业录取，可小亮最初填报的志愿是国际贸易专业。
虽然上了大学，但他对学习文秘总提不起劲，2003年9月，他决定休学，前往北京打工。
打工的日子并不舒坦。
刚到北京，身上的钱花光，四处求助无门。
但困难并没有打倒他，他以200元的价格，低价卖掉了自己心爱的手机，靠替别人写文稿、去电脑公司揽活修电脑、帮别人散发宣传广告养活自己。
后来他边打工边参加软件工程师培训，终于获得了软件工程师的资格，同时被北京清华紫光公司聘用。
给人干不如自己干。
几个月的磨炼，让小亮有了新的想法。
2004年11月，他在北京开办了自己的公司。
几个月后，他赚了近20万元。
有一次，小亮在给南方一家企业做电子商务平台时，该企业的老总对小亮的策划和观点并不看好，其理由让人信服。
这时，小亮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用了。
2005年9月，小亮重新回到大学，为自己创业充电。
最怕是虚度年华 在北京打工最困难的时候，小亮接连两天没钱买饭吃，在狭小阴暗的地下室里读《红楼梦》、喝热水。
那时的他身心疲惫人憔悴。
谈起这段经历，小亮显得很平静:“我从没有后悔，相反却值得庆幸，在学校里想吃苦都吃不到。
这样的一种经历将成为我今后创业的动力。
吃苦、受累我都不怕，最怕的是虚度年华。
” 在小亮的眼里，最让他忍受不了的就是无所事事。
他去年回到学校后，手中已经拥有了近20万元的钱财，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在校园读书，快快乐乐享受。
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将这笔钱全部投入，创办了一个商务网站。
小亮每天按时上课，其他的时间也排得满满的：进行创业活动，参加校内外的论坛讲座，登门拜访专家学者，进图书馆“充电”。
小亮的公司现在创办得很顺利，每个月都有进账。
但他依然过着朴素的生活，饮食起居与同学没有什么两样，连手机都是花100多元购买的二手机。
小亮说：“做软件产业是吃青春饭。
机遇稍纵即逝。
如果现在不抓紧时间，不努力打好基础，今后自己在市场中就难以立足。
” 今年2月7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捐赠1000万元给我省设立海南省教育扶贫资金，其中600万元用于实施优秀贫困大学新生助学项目，400万元用于实施孤儿助学项目。
优秀贫困大学新生助学项目执行期4年，用于对普通高招被第二批本科以上高校录取、具有我省常住户籍且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提供无偿资助。
该助学项目为一次性资助，原则上每年安排资助资金150万元，资助300名学生，标准为每人5000元。
今年共有1533人申报中海油优秀贫困大学新生助学金。
贫困，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带来苦难的同时，也磨砺了人的意志，使人更加坚强，更加热爱生活，更加积极地面对人生。
我省有许多贫困生，尽管贫困的家庭造成了他们的求学路异常艰难，但他们在贫困中不坠青云之志，刻苦学习，希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下面介绍的几个贫困生，正是其中的典型。
希望他们的经历，能给其他的贫困生们一些启迪。
“孩子们没有让我们失望” 温安宇 19岁，是乐东中学的一名考生，在今年的高考中，他以总分722分的优异成绩成为乐东理科状元，考取中山大学。
与此同时，他的二哥温安文也以623分的成绩考上重庆大学。
2001年，他们的大哥温安平就已经以乐东理科状元的身份，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就读。
初见温安宇，是在乐东就业大厦的一楼大厅。
与阿宇一同前来的，是他的父亲温振生。
温振生很热情地和记者交谈，略显羞涩的阿宇则在一旁安静地坐着，仔细聆听我们的谈话。
温振生说，他是乐东黎族自治县防疫站一名普通的司机，阿宇的母亲是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
家里日常的生活开支，都是靠他一个人的收入和亲戚的帮助。
“孩子们没有让父母失望。
”这是温振生说的最动情的一句话。
阿宇说，这么多年，父亲每天都辛苦地工作，母亲则每日按时为他们三兄弟准备好饭菜，家里的事情，完全不用他们操心，他们的任务就只是学习，努力考大学。
大哥榜样的力量，是他们学习的动力。
考大学，是他上高中的惟一目标。
为了抽出更多的时间学习，原本爱好运动的他，很少再出现在球场上了。
而每天的学习，通常都要持续到晚上12点。
阿宇的班主任韦吉尊老师说，阿宇是一个勤奋的学生，他带阿宇的三年时间里，阿宇的成绩总是排在班里前三名。
平日里，阿宇没有因为学习而疏忽了同学之间的关系，在班里，阿宇有着很好的人缘。
考上大学，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尽情地享受喜悦。
阿宇虽然有一张稚嫩的脸庞，但是说出的却是一般孩子所没有的感受，他说，虽然大哥现在申请了助学贷款不用家里负担，可是，他和二哥学杂费加起来就要1.3万元，再加上生活费和路费，2万元都未必够用，家里的压力真的很大。
温振生却从容地说，孩子能上学，就是给我们争了气。
父母不图他们回报什么，这都是父母的责任，相信我们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同时，他希望借本报向捐助温安宇5000元的中海油和2000元的海口乐东同乡联谊会表示他们全家的感谢。
当记者问及为什么不去寻求个人的帮助时，温振生说，我们的困难是现实的，用别人的钱，欠了别人的情，一辈子都还不完呐。
他已经给阿宇两兄弟办好了申请助学贷款的证明。
他说：“比我们困难的人还有，我们要自强，这也是我经常对他们三兄弟的教育。
” 采访快要结束时，阿宇说，他已经打听过了，在广州做家教一个小时可以拿60元钱，到时自己也要去做，但不会影响学习。
成绩已经属于昨天，在艰苦求学、完善人生的道路上，他会坚定不移地朝着理想前进。
“我要自己挣钱完成学业” 李娟 19岁，海南中学高三(9)班毕业生。
在今年高考中，李娟以726分的好成绩，被中山大学录取，她是一只从“菜篮子”中飞出的金凤凰。
9月3日下午，记者来到海口市海甸二东路人民东里李娟家。
李娟和她妈妈、弟弟就住在里面一间30多平方米的小屋子里。
李娟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好。
爸爸妈妈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下岗，一直靠卖菜的微薄收入养家，供李娟及弟弟读书。
李娟一家四口日子虽过得辛苦却和和美美，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李娟刚上高三的时候，去年9月的一天凌晨5点多，父母亲推着车去卖菜，横过马路时，爸爸被一辆中巴车撞倒，送到医院抢救了一个星期后，不幸去世。
爸爸的去世使得家里失去了顶梁柱，经济本已经很困难的家现在更是雪上加霜。
李娟的妈妈一个人做不了进菜卖菜的重活，因此从丈夫去世后，卖了十多年菜的她只能帮人家卖卖椰子，打打零工，抚养一对儿女及年迈的婆婆。
家庭经济上的困难并没有减弱李娟对知识的渴望。
从小学到初中，李娟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考高中时，李娟考上了海中，并且从高一开始，李娟每个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
按照学校规定，她每个学期的学费就得到了全免，学校还发给她奖学金280元。
因为在班上都是前几名，家境又贫困，李娟每个月还可以得到学校30元的特困生补助。
在今年高考中，一向成绩优异的李娟被中山大学录取了。
9月3日晚，记者拨通了远在学校的李娟电话。
李娟说，是众多好心人让我走进了大学校门的。
谈到以后的学费怎么解决的问题，李娟告诉记者：“社会给我的帮助已经太多了。
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完成学业。
我打算在上学期间兼职，寒暑假也想留在广州打工，用这样的方法给自己赚取生活费和凑点学费。
” 当保姆做小工攒学费 杨媚 黎族，陵水中学学生，以549分的成绩考取海南师范学院教育系预科班，成为她这个贫困黎族家庭中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
9月1日，记者从陵水县城搭乘半个小时汽车前往提蒙乡，由村口步行近15分钟后，来到位于提蒙村提蒙六队的杨媚家中。
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简陋小屋，两张简陋的床、一个床头柜和一台亲戚送来的黑白电视机就是杨媚家的全部家当。
屋子没有窗户，呆上短短几分钟就会憋闷得汗如雨下，杨媚和奶奶就居住于此。
2001年春，杨媚的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初中刚刚毕业的杨媚和年幼的弟妹从此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艰难度日。
务农为生的爷爷奶奶体弱多病，一年辛苦耕作，收入也不过1000余元。
家境贫寒迫使弟妹不久便辍学回家，杨媚也几度面临辍学的命运。
通过自身顽强拼搏和老师同学的帮助和鼓励，杨媚终于走完了高中三年的艰困求学路。
高中三年来，无论家境如何贫困，无论生活多么窘迫，杨媚始终坚信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坚持读书的信念从来未曾动摇过。
为了赚取高中三年的学费，杨媚曾经到裁缝店干过临时工、给小学生做家教、去五指山一家茶店当服务员，最远的一次还到广州打过工。
2003年暑假，为了赚取高三的学费，从未出过省的杨媚经老师介绍，孤身一人到广州当保姆。
“当时心里有点害怕，但努力打工赚钱读书的愿望已经远远战胜了恐惧。
” 家里每个月只能为杨媚提供50元左右的生活费。
为了节省开支，杨媚每天的伙食就是一份5角钱的米饭，加上一些1元3包的榨菜。
由于家境贫困，杨媚也曾经感到痛苦和失望。
但是陵水中学的老师和同学的关爱给了她笑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回想高中3年，杨媚永远难忘班主任王万琴老师在学习和生活上所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同学朱瑾在生活上的帮助和鼓励，永远难忘同学王小瑞、庞春秀在高三时为她准备好的可口早餐。
学校领导得知杨媚的家境后，将杨媚高三的学费减免了500元，并将学校广播室免费提供给杨媚居住。
杨媚对记者说：“家境贫寒、生活困苦固然不幸，但不幸中的大幸是，生活中仍然有这么多人关心我。
如果不努力学习，怎么对得起这些关爱我的人们
” 高考前的一个月，她总是被“就算考上了也没钱去读”的念头困扰着，根本没有心思读书，心理压力很大。
“我本来可以考得更好的。
”杨媚有点遗憾地说。
高考结束后的一个月里，杨媚又挨家挨户到亲戚家求助，马不停蹄地为筹集大学学费四处奔忙，但最后总是空手而归。
正当杨媚为昂贵的学费犯愁时，8月31日，她获得了中海油资助新生助学金5000元。
就快上大学了，杨媚还在家里抓紧时间帮爷爷奶奶捡牛粪、插秧、拔草、种豆角和番薯。
杨媚告诉记者，大学五年的求学路仍然漫长，自己要在学校里努力学习，争取获得学校奖学金。
希望依靠自己的努力让爷爷奶奶度过一个安详的晚年，帮助弟弟妹妹过上幸福的生活。
2、 旧课本读出大学生 高昌起 19岁，海南铁路中学学生，以647的高分考取了中国农业大学电气信息类专业。
这是自2002年高昌起的哥哥考上清华大学以后，从高家走出的又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
9月1日上午，记者来到东方市八所镇恒立印刷厂内的高昌起家中。
一台用了十多年的南宝彩电，一部自安装以后只能接听不能拨打的电话机，这是记者在高家所能找到的最值钱的物品了。
高家居住的屋子年代较久，屋里墙壁已多处脱落；屋子较大，但3张木板床就占据了很大空间，此外，书籍、柜子、肥料袋、单车、谷缸等杂物也“割据一方”，这样一来，本来还算大的屋子一下子显得窄小起来。
由于哥哥在北京念书，屋里便只摆了3张床，一家三口同睡一屋。
尽管家庭经济困难，但为方便和哥哥联系，去年年底高家装了电话，每月只交10元钱费用，电话机只能接听不能外拨。
高昌起的父母下岗已有多年。
父亲今年岁数已是半百，几乎每天都奔波在外找杂活干，但屡屡失望而归，近段时间更是无活可干；母亲现年45岁，但5年前外出干活时不小心把颈椎骨摔断，致使身体右半身瘫痪，右手脚已不能弯曲自如，连简单的家务活都做不了。
虽如此，她性格却依然开朗乐观，见到记者依然笑呵呵的。
谈起家庭收入，高昌起并不显得十分介意，“也就二百多元一个月吧，”说完他搔了搔头。
高家的日常伙食很简单，每天吃青菜，一个星期才买一次五花肉，一次买一斤，当天即可吃完，有时两个星期才吃上一次。
由于高昌起吃住均在家里，每天都骑自行车上学，平时也基本不消费。
家里的亲戚平时偶尔也资助一下，日子过得很俭朴，也很辛苦。
也许是受妈妈的感染，家虽穷，高昌起的心态却出奇的平和。
物质上的匮乏并不能成为他学习上的“拦路虎”，他也未曾怨天尤人过。
他说，上学期间，除了寒暑假，平时不敢贪玩，每次放学回家干完家务活后，其余时间便用来学习。
为了省钱，高昌起上学期间并没有购买新课本，而是使用哥哥以前用过的书本和其它学习资料。
生活是艰辛的，但高昌起没有选择逃避：“即使逃避了，现实还是如此，还不如正面面对，这样才是对待生活的正确态度。
” 高家是贫困的，但高昌起也是莘莘学子当中比较幸运的一位。
高中期间，得知他的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海南铁路中学免去了他3年的学费。
从去年开始，东方市民政局每月发300元的生活补助费给他。
8月31日，高昌起去省教育厅领取了5000元的中海油教育扶贫资金，作为自己上大学的费用，他对社会各界对他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感谢。
高昌起表示，自己的最大愿望，是希望早点大学毕业，将来找份好工作，努力赚钱来医治好母亲的病，然后带着从未离开过海南的母亲出岛，一起看看外面的世界。
3、一个贫困大学生的创业传奇 他，曾经是一个贫困的大学生；他，上大学不久就靠当家教赚取学费；他，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创业；他，曾经因为办“黑班”被撵得东躲西藏；他，如今已经成为拥有千万资产的企业家———人物档案胡忠伟，1976年生于沈阳市苏家屯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94年考入沈阳大学。
1995年，家境贫困的胡忠伟在当家教打工的时候，发现了儿童英语培训的巨大商机。
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业，用3000元办起了仅有20名学员的“小学馆儿童美语班”。
如今，小小的英语培训班，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固定资产上千万、员工400余人的教育集团。
在许多人眼里，胡忠伟的创业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不名一文的大学生，大学一年级下海创业，9年拼搏成为千万富翁，胡忠伟的创业经历是如此的神奇，以至于有人惊呼他简直就是“沈阳的比尔·盖茨”。
2月24日，记者采访了胡忠伟先生，请他介绍了自己的创业体会和经历。
胡忠伟侃侃而谈，总结了自己六个方面的创业“秘籍”。
转变心态———当别人为就业而烦心时，胡忠伟脑子里想的却是自己创业体会：解决心态问题，是创业的第一步。
有创业意识的人，要跳出传统的择业观念和思维模式。
传统的择业观使人们总是把“宝”押在别人身上；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是想得到别人的认可，进而受到别人的重用，并借此得到希望得到的利益。
而创业的人要有意识地改变这样的心态，相信自己，认可自己，为自己所用
我早早就有了创业意识，并为创业长久地积蓄着各种条件。
生长在农村的我，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学写毛笔字。
有人对我说，你学好书法，比别人多会一项本事，将来找工作容易。
其实，我心里想的是日后成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要把字签得好看一些。
我高三就考了驾照，那是1993年，城市里考驾照的人也不多。
又有人对我说，你考了驾照将来给单位的领导当司机也是不错的工作，我心里想的是驾驶是一个企业管理者必须掌握的技能。
这就是两种心态的对比。
危机意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当别人为今天的舒适安逸而满足时，胡忠伟却看到了未来生活的危机体会：中国大学生往往在经历完极度疲惫的高中阶段后，在大学里极度地放松着自己。
不少大学生都错误地认为找工作是大四才需要想的事情。
其实从跨入大学的第一天起，就应该给自己施加压力，强化危机感，有意识地做好创业的准备，如知识储备、社会经验储备。
1994年我考入沈阳大学。
由于家里交不起学费，竟然面临着只能供我和妹妹其中一个人读书的窘境。
我思考再三，让家里为我付第一年的学费，以后的由我自己来付。
在大学的第一年，我做家教工作，一个寒暑假下来就有几千元的收入。
危机意识促使我从事了家教工作，这份工作带给我的不仅是经济困难的解决，更多的是对社会的观察和对市场的了解。
市场意识———当你发现市场机会时，你应当像猛虎扑食一样把它抓住体会：市场意识听起来像是空泛的大道理，然而它确实是创业的关键。
大学校园不应该成为困住大学生的象牙塔，大学生理应分出一部分精力加强对社会的了解，主动地分析市常实例：通过家教工作，我了解到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英语学习，而且将成为一种趋势。
获得了这样的市场信息，才有了办英语培训班的举动。
炒股票、五爱市场倒货、练摊，这样的行业最早都被人们认为是不务正业。
然而，抓住了这些行业先机的人，都成为了市场淘金者。
有人说我的成功是因为我幸运，赶上了英语学习热门的早期阶段，然而，谁又能否认这种偶然其实是一种必然呢
一次成功的创业，最重要的是抓住第一次成功的机会。
我办班没多久，每个月的收入竟达到1万多元。
主动适应———当有的大学生抱怨社会的种种问题时，胡忠伟想的却是适应这个社会，让社会为我所用，耐心等待社会的改变体会：社会不是为你而造的，要去适应它。
与其抱怨社会环境不好，不如换个心态，每一次危机就是一种转机，每一次变化就意味着机会。
对社会的变化始终保持兴奋，才是创业的良好心态。
大学生不要把精力放在愤世嫉俗上。
创业之初，我困难重重。
当时办英语补习班是不被允许的，我的行为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我的班是“黑班”，没少遭受查处。
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我办班却做不了法人；聘请外籍教师教英语被认为是违法的……面对困难，我坚持认为只要市场有需要，不管最初有多大的压力，它也是个好的行业。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没过多久政策就发生了改变，这些横亘在我面前的困难都解决了。
坚定信念———当企业面临绝境时，胡忠伟没有垮掉，而是顽强地挺了过去体会：创业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面对困难要有平常心。
1998年，由于当时的形势，也包括一些同行的排挤，我开办的培训中心被认定非法聘用外国文教专家，被罚款10万元。
当时，我还是大学生，竟承受了这样大的压力。
但是，凭着顽强的精神，我挺了过来，不仅事业没有垮掉，还取得了各级相关部门的信任和认可。
非典期间，学校全面停课，我每个月的房租、员工工资等各项支出都非常巨大。
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我从未想过放弃。
我的员工们也表现出惊人的团队精神———中方员工表示宁可不要工资也不离开，外教也没有一个回国的。
这件事被辽宁电视台录制成“我们依然快乐着”的节目，并被中央电视台选中。
求新求变———当别的竞争者也争抢着跳下海游泳时，发现胡忠伟已经乘上大船远去了体会：市场竞争是针锋相对的，与其在针锋相对中拼个你死我活，不如求新求变。
从这种竞争中跳出来，不但自己轻松，而且效果更好。
一个人的成功是需要能够走一步看两步的，要不断开阔眼界求发展。
在宣传上，当别人一股脑地做报纸广告时，我就做路牌广告；别人也做路牌广告时，我就做电视节目。
如今的企业面临着无限的机遇：做电视节目，出版教材和音像制品，做企业培训师；为大型企业的员工进行专业培训，如商务交流、谈判、礼仪、办公等方面的培训……采访后记：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胡忠伟并不愿意过多描述创业时经历的痛苦和艰难，即使在谈到这些困难时，我们感觉到更多的是他勇敢面对和克服一切困难时，发自内心的自信和快乐。
胡忠伟说：我不是一个事业的苦行僧，只是要做一个完整的人———开创人生，享受人生
、咦，“大观园皮鞋店”门口挂着一块广告牌，上写“质量可靠，绝对牛皮”，行人看了纷纷大笑。
A店家希望告诉大家店里的皮鞋材质都是真正的牛皮制作B行人将“质量可靠”四字曲解成店家在吹“牛皮”
戊戌变发:失败原因 ★★急★★
戊戌变法是民族危机下的急就产物，早的登历史的前台，失败也是历史的必然。
（一）自从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来，中国的民机一天比一天严重，到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国土大面积被割占，而此时软弱的清政府却任凭帝国主义列强宰割。
正在此时，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指出：“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迅速维新变法，否则皇上与诸臣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1）哀求光绪帝行新政，光绪鉴于民族危机也不的不考虑如何使中国富强进而抵抗外国侵略，免除亡国灭种的危机。
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一场变法运动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历史证明，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需要有一定的雄厚的经济及阶级来支持，但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阶级力量弱小，戊戌变法却缺乏雄厚的经济及阶级来支持，中国当时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 、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其中最弱小的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中国在明朝中后期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由于中国的封建势力以及阶级力量和政治势力十分强大，中国的资本主义一直都没有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新兴的经济及阶级力量，鸦片战争的爆发，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被扼杀，只有在洋务运动兴起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才逐渐兴起。
但是他们的力量一直都很弱小，根据统计，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前，中国总共只拥有商办企业100多家，其中有50家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才建立的2）页这100多家商办企业虽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在一个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经济大国中，只能是九牛一毛而已，况且还有50家企业是甲午战争后才建立的，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它的力量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可以想象到的。
再者，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
据资料统计，1895年到1900年创办的资本万元以上的企业共有104家，资本总额估计为2300 万元。
这6年兴办的厂矿数相当于甲午战前20年的总和， 其资本总额已超过了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占据了我国工业的主要地。
（3）但自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以来，他们备受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为了生存他们不的不或者依附帝国主义或者攀附本国的封建势力，这就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一产生便带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具有反侵略、反封建性，具有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彻底的反侵略，反封建的精神，具有妥协性，如果让带有双重性的资本主义力量来对抗强大的牢固的封建体制，失败是一种必然，如果我们把时间向后推移到二十实际初，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民族资主义的发展状况，“1901到1911年，民间设厂矿386家，资本总额为8。
8348亿元。
十年间超过此前三十年的设立的厂矿、资本额总数二倍以上。
”（4）到这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才真正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戊戌维新的领导人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大多饱读诗书，忧国忧民，学问渊博，具有政治热情抱负，却缺少谋略和政治经验及才干。
先看一下戊戌变法领导人康有为。
康有为生于广东南海“世以理学传家”（5）的官僚地主家庭。
幼年随其祖父学习四书五经，后来师从于广东理学家朱次琦，1879年结识编修张鼎华，“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6）开阔了眼界。
康有为生活的年代，正当清王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作为一名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发起和领导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他在七次上书和几十道奏折以及当时的著作中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变法维新的思想。
1888年，康有为第二次到北京应乡试，极感时事多艰，他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
这是他第一次上书，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强调只要“变成法”，“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耻不难矣”。
（7）这是康有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其维新变法思想，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关心时政的要求。
甲午战败以后，1895年4月， 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
此时，康有为正在参加会试。
得讯后，非常激愤，他与弟子梁启超等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反对卖国条约，这是第二次上书，即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次上书虽未能上达，但对于当时的一切爱国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戊戌思潮发韧的起点。
不久，他又将“公车上书”中有关变法部分以个人名义单独上书，提出“富国、举民、教士、练兵”之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
光绪帝看到这次上书后，表示赞许。
之后，他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在不改变清朝统治的条件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次上书由于顽固派的阻递，未能上呈。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听到消息后，再度进京上书，指出：“外国蔑视，海内离心，职忧愤迫切，谬陈大计及时变法，……如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外患内讧，间不容发……”（8）他提出了“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的三点具体计划，希望光绪帝能“下发愤之诏”，“一意维新”。
但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光绪帝未能及时看到这个上书。
1898年1月，康有为奉命上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书折》。
在这次上书中，康全面阐述了变法的建议和主张，强调依靠光绪帝的权力来推行新政，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
他指出：“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9）并提出设立制度局的主张，认为制度局是实行变法的重要步骤。
不久，他又最后一次上书，提出“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
”（10）从他的出身、经历、地位尤其是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在向西方寻求真理进而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必将直根于中华民族文化深厚土壤中，受到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所以，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理论指导上有局限性。
康有为借发挥孔子政治思想，利用传统的儒学权威来宣传变法的道理，他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文献。
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平等思想观念，康有为等人从维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来反对封建制度，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传统理论。
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这两部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
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社会阻力。
另外，康有为是开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带言人，是介于顽固派和革命派的半封建资本主义政治团体的代表人物。
从康有为的阶级属性来分析他正处在从地主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也正处在从传统的封建思想向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转化的过程中，他主张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因此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
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
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
”他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
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
”（11）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戍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既想实行一些改革，又极端害怕人民，因此，他们虽然常把“民权”挂到嘴上，但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至于民权的实现在梁启超等人看来那是很遥远的事。
他说：“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
人人有自主之权，虽属公议，然当孩提之是时，则不难不籍父母之保护。
今中国尚孩提也，孩提而强使自主，是曰助长，非徒无益，将又害之。
故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
”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和整个改良派所倡导的变法，就是要依靠皇帝，依靠王公大臣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谭嗣同很有信心，以为“国事大有可为”。
其实他想错了。
正当他们不辞辛劳锐意变革的时候，顽固派也在磨刀霍霍，准备利用10月在天津阅兵的机会，废掉光绪皇帝，彻底摧垮变法运动。
形势越来越紧迫，9月，光绪皇帝在给康有为、谭嗣同的密诏中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
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
”谭嗣同等跪读诏书，不禁失声痛哭，但又一筹莫展。
最后想到袁世凯，想利用袁世凯编练的新军来援救皇帝。
他们建议皇帝召见袁世凯并赏以官职，以便拉拢。
9月18日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的住所法华寺，劝袁运用手中的兵力，杀掉那拉氏的亲信荣禄，保护光绪皇帝。
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象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那拉氏等人手里。
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主张，颁发了“明定国是”诏书，积极策划新政。
那拉氏也急忙部署政变，破坏变法运动。
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顽固派一个反扑，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
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染启超逃亡国外。
戊戍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就这样失败了。
（三）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
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结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
这次失败自有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文化传统的作用。
这次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
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
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侵入中国本土，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签下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痛定思痛，开始探索新的救国之道。
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
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
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
在论证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
前车之辙，可以为鉴。
”（12）在以后两份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
”（13）日本维新说明现在“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
”（14）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
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认为是大逆不道。
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
从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为将自己所著15万言、十二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
《日本变政考》以编年的形式，对明治维新的内容、经过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并结合中国情况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
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
”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他在书后的“跋”中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
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
”康氏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主要内容都来自此书。
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慨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
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
面对群情激愤，他们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
而维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天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
”（15）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和提倡的爱国主义。
他们这种勇气之所以令人敬重，还因为文化守旧观念之强大。
作为观念、文化变革的先驱，他们实居孤立无援之境。
戊戌政变后，慈禧对光绪的一段怒斥颇能说明问题。
政变发生当天，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召集重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对光绪疾声厉色地问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
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
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
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
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
汝何昏愦，不肖乃尔
”“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
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
”光绪战战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
”太后又大声怒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
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
尚敢回护也
”光绪本已魂飞齿震，此时“竟不知所对” （16）一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的质问便使光绪皇帝无言以对，足见其效力之强，如有“神功”。
祖宗崇拜和“华夏中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
祖宗崇拜将祖先、祖制神圣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难，总被视为“数典忘祖”。
“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国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只有中国文化最优秀，其他民族、国家、文化都是“狄”、“夷”、“蛮”、“番”，并以距离中国的远近为标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他文化实际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和歧视。
“祖宗崇拜”与“华夏中心”结合在一起，使学习、参考外国的任何改革都被斥为“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难。
近代以来，“天朝上国”第一次遇到了一种更强的先进的文化的挑战。
但当林则徐、魏源等提出要了解敌人、进而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时，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反对，被指责为“溃夷夏之防”。
主张“中体西用”、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引进大机器生产的洋务运动，也被顽固派攻击为扰乱人心，是“乱阶之倡”，是“变夷”、“媚外”、“崇洋”、“卖国”。
维新派进而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被骂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是“认贼作父”、“认敌为师”。
近代中国备受西方欺凌，处于国难频仍的民族危机之中，这无疑是非常严重、极有煽动性的指责。
在近代变革与守旧的理论斗争和文化冲突中，主变者一直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变革理论体系，没有真正突破传统话语，所以只能一直居于守势，往往只有招架之功。
由于传统话语仍居主导地位，所以守旧者掌握着传统话语的解释权，并依靠这种话语优势使自己居于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而使变革者居于道德、政治的劣势位置和否定性境地，以此剥夺、起码是严重削弱了变革的合法性，这也是中国近代变革之路曲折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应当承认，与洋务派相比，维新派相当重视意识形态建构，他们从古今中外变法图强的历史中为变革寻找合理性，特别是引入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为有力的思想武器。
但在戊戌时期，这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工作才刚刚开始，影响只限于少数“读书人”和个别官员，变法的“合理性”远未深入人心，未获广泛支持，这也是变法失败的重要之处。
虽然如此，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图谱，却是从戊戌时期开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今后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这也是维新运动更深远的意义所在。
（四）守旧派势力强大，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维新派手中，而紧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
几位掌实权的显赫人物恭亲王、庆亲王，刚毅几乎无例外地守旧。
维新派只少数几个人，而且在朝中没有实权，康有为只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行走（外交秘书），他的7次上书大多被压下了；康有为组织学会也受到压制，遭到封闭解散的命运。
办报受到遏制，《强学报》出了3期就被停刊。
西太后对变法的态度是八个字：容忍：她想把变法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意废八股、改策论、发展商业、开办工厂、用新式武器武装军队等；控制：西太后对维新派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将翁同龢开缺，去掉光绪身边的参谋；二是让荣禄到天津担任直隶总督，控制北京及其周围的军权；观察：看看光绪要干什么。
动手：只要变法触及到清廷王公贵族利益，她就动手镇压。
的必要。
但是，就在维新伊始，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以慈嬉、荣绿为代表的愚蠢腐朽的保守派势力，却在密谋着一场无耻的宫廷政变。
晚清光绪时代朝廷内实际上分成为两大党派，以慈嬉太后和她的侄子，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兵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崇礼，等等这些满清贵族、皇亲国戚勾结得宠西后的太监小人李连英形成“后党”；而以光绪皇帝和他的老师，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和，御使杨深秀、大学士徐志清与工部主事、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形成“帝党”。
维新前后，由于改革触及了皇权贵族们的直接利益，使改革与保守两派自始致终进行着殊死决斗。
“帝与翁(同和)一面谋改革，太后与荣(禄)一面谋废立”。
在光绪下“明定国是”诏书的当天，太后为了打压帝
沉默的大多数 读后感
上课时看，自习时看 无聊时看，孤独时看 每一次都是拿起了放不下，放下了心里又有连丝的默默感 在仔细阅读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的一个月里，我几乎没有碰其他消遣文本。
他的文字给我清澈的顿悟感和沉默的镇定。
这种力量是一种站在生活之上的明确和感悟，我会在读到某段某句文字时突然激动——原来这就是我，我的人性，我的感受，我的理想和信念。
他在书中一直强调智慧，知识，尊严，生活 智慧永远指向虚无之境，从虚无中产生出知识和美；而不是死死盯住现时现事和现在的人。
知识本身是多么的诱人。
学习本身就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学习文史知识目的在于“温故”，有文史修养的人生活在从过去到现在一个漫长的时间段里。
学习科学知识目的在于“知新”，有科学知识的人可以预见从现在到广阔无垠的未来。
所谓为智慧，我指的是一种进行理性思维时的快乐。
在中国做知识分子，有一种传统的模式，可能是孔孟，也可能是程朱传下来的，那就是自己先去做个循规蹈矩的人，做出了模样，做出了乐趣，再去管别人。
我小的时候，从小学到中学，班上都是这样的好同学，背着手听讲，当上了小班长，再去管别人。
现在也是这样，先是好好地求学，当了知名理论家或批评家，再去匡正世道人心。
当然，这是做人的诀窍。
做个知识分子，似乎稍嫌不够；除了把世道人心匡得正正的，还该干点别的。
由这样的模式，自然会产生一种学堂式的气氛，先是求学，受教，攒到了一定程度，就来教别人。
如此一种学堂开办数千年来，总是同一些知识在其中循环，并未产生一种面向未来，超越人类的文化。
一个人不在单位，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就算一块肉。
我个人以为，做爱做的事才是“有”，做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做的事则是“无”。
但我还想指出，到岁数了，找合适的人，正常的性生活，这些都是从NORM的角度来判断的——属于个人的，只是一片虚无。
我总觉得，把不是生活的事叫做生活”，这是在巧言掩饰。
我们现在经历的时代很浮躁，越来越缺少沉得住气的智慧与理智，利益和金钱的诱惑也已早早得开始腐化学生的灵魂。
我们外强中干，以为华丽个性的衣饰可以裹住脆弱的内心，于是穿着奇装异服，表情冷漠。
内心又常常空洞肤浅，在虚无的网络中寻找虚无的知己，在现实的社会中面对封闭的自我。
被告知他已经逝世十一年的时候，我感觉狠狠地被欺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