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运城的导游词
位于贵州省雷山县东北部的雷公山麓，距离县城36km，距离黔东南州州府凯里35km，距离省会贵阳市约260km。
由十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
据统计，在清朝咸丰年间（1729年）有600多户，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为1040户，1990年增至1227户，1997年为1115户。
据2005年的最新统计，现共有住户1258户，人口5326人，其中苗族人口占99.5％。
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形为典型河流谷地，清澈见底的白水河穿寨而过，苗寨的主体位于河流东北侧的河谷坡地上。
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苗族同胞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在苗寨上游地区开辟出了大片的梯田，形成了浓郁的农耕文化与优美的田园风光。
由于受耕地资源的限制，生活在这里的苗族居民充分利用这里的地形特点，在半山建造独具特色的吊脚楼，上千户吊脚楼随着地形的起伏变化，层峦叠嶂，鳞次栉比，蔚为壮观。
这里的苗族居民根据自己的信仰和习俗，在每个村寨的坡头都种植了成片的枫树林作为护寨树，成为当地重要的自然景观之一。
西江苗族是黔东南苗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主要居住的是苗族的“西”氏族。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苗寨，西江千户苗寨拥有深厚的苗族文化积淀，这里的苗族建筑、服饰、银饰、语言、饮食、传统习俗不但典型，而且保存较好。
西江苗族过去穿长袍，包头巾头帕，颜色都是黑色的，故称“黑苗”，也称“长裙苗”。
西江苗族的语言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中部方言的北部次方言，这里现使用的文字是通用的汉语言文字，尽管汉语言是西江苗族与外界交流的必备语言工具，但苗族人之间的交流仍然使用苗语。
在清雍正开辟“新疆六厅”以前，西江基本处于化外之地，地方事务多由自然领袖管理，与汉族地区有显著差别，实行自主管理内部事务。
西江苗族的自然领袖主要包括“方老”、“寨老”、“族老”、“理老”、“榔头”、“鼓藏头”、“活路头”等，不同性质的自然领袖其职责也不同，相互之间具有分工协作的性质，共同维护苗寨的安全与利益。
“方老”是自然地方的最高领袖，每个自然地方下辖若干相互有密切联系的村寨，“寨老”是每个苗寨的最高领袖，“族老”则是某一家族的领袖，“理老”一般由德高望众、学识丰富的人担任，主要负责民间纠纷的调解、裁断，“榔头”主要负责刑罚，维持地方治安，“鼓藏头”负责召集和主持祭祀、祭祖活动，“活路头”则主持安排农业生产。
其中，鼓藏头和活路头是世袭的，而其他自然领袖一般是群众选举出来的。
“议榔”是苗族社会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由方老、寨老、榔头等组织的群众议事会，以对内部的各种重要纠纷和外敌入侵进行商议、决断。
议榔大会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如果社会安定，无争无议，也可两、三年举行一次，遇外敌来犯时则临时召开。
西江的议榔一般是分头在各寨子的风景林中举行。
清政府在苗疆实施“改土归流”后，西江苗寨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方老、寨老等自然领袖已基本不存在了，但负责祭祀和生产的鼓藏头与活路头仍得以世袭保留。
长期以来，农业一直在西江千户苗寨产业结构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
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虽能养活生活在这里的数千人口，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十分缓慢。
1982年，西江被省人民政府列为贵州东线民族风情旅游景点，1992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被列为全省首期村镇保护和建设项目5个重点民族村镇之一，2005年11月“西江千户苗寨馆”在此挂牌，西江千户苗寨的旅游知名度不断提高，前来观光旅游的游客日益增多。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西江千户苗寨的后发优势开始显现，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带来了新的契机。
西江的苗族是以“西”氏族为主的多支苗族经过多次迁徙融合后形成的统一体。
距今5000多年以前，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的九黎集团在向北扩张的过程中，与东进和南下的炎帝、黄帝部落发生了剧烈的武力冲突，经过长时间的征战，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集团在涿鹿地区被击败，蚩尤被黄帝擒杀。
大部分苗族先民被迫开始第一次大迁徙，放弃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退回到长江中下游平原，并于洞庭湖和鄱阳湖之滨建立了“三苗国”。
随着三苗部落的日渐强大，尧、舜多次对“三苗”进行征剿。
舜帝即位后，“南巡狩猎”，对不服舜帝管制的“三苗”进一步攻掠，苗族先民再次被迫向西南和迁徙，其中被迫向西北迁徙的这支苗族先民一部分融合于“羌人”，成为西羌的先民，一部分则因人口增多，耕地少而向平原地区迁徙，从青海往南到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西部，有的更向南、向西深入老挝、越南等地。
而往西南迁徙的苗族先民则与楚人和睦相处，成为后来“楚蛮”的主要成员。
战国时期，秦灭楚以后，一部分苗族背井离乡，长途跋涉西迁，进入武陵山区的五溪一带，形成历史上著名的“武陵蛮”。
到西汉时期，这部分苗族先民在这里较快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与汉王朝相抗衡的一股势力。
公元47年，汉王朝派出军队征剿“武陵蛮”，迫使苗族再次离乡背井，一部分进入黔东北地区（今铜仁一带），一部分则南下广西融水，后又溯都柳江而上到达今天的榕江、雷山、台江、施秉等地。
苗族在数次大迁徙中，分化成了许多不同的分支。
其中，柳氏族、西氏族、尤氏族、苟氏族等几乎是同时到达贵州榕江，由于西氏族在榕江多处辗转，到达西江的时间晚于柳氏族。
西氏族到达西江的年代约在600多年以前，但在西氏族到达以前，这里已经居住着苗族“赏”氏族。
西江地名中的“西”指西氏族，“江”通“讨”，即西江是“西”氏族向“赏”氏族讨来的地方，“西江”因此而得名。
“西”氏族到达并定居在西江以后，陆续又有其他苗族分支迁来，形成以“西”氏族为主体的苗族融合体。
传说西江有千年以上历史。
西江苗族和苗族先祖蚩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中记录的西江苗族子连父名的世系谱，从蚩尤到1732年间共有284代，说明生活在西江的苗族是蚩尤的直系后裔。
清乾隆年间，清政府为了管理苗疆，对苗族人民实行编户定籍，强行取消了苗族子连父名的传统，用苗名的谐音来定汉姓，目前西江境内苗族的蒋、唐、侯、杨、董、宋、顾、龙、陆、李、梁、毛、陈、金、吴等姓就是由此而来。
，雷山属牂牁国与且兰国之边地，战国时属大夜郎国，秦时属象郡且兰县边境，西汉时处且兰、毋敛两县之间，东汉时属毋敛县，三国属蜀国之牂牁郡辖之边地，魏晋时期属牂牁郡宾化县境，唐朝时属于罗恭县，五代至宋朝属夔州路绍庆府羁縻州，元初属“管外苗族地区”，元朝中期属湖广省播州宣慰司，明属管外苗族地区。
从秦汉到元、明、清初，雷公山大山区朝廷的设置虽有涉及，但郡县制、羁縻州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极弱，甚至没有直接治理，在历史上多被称为“蛮荒之地”、“生苗”、“生界”等。
雍正七年（1729年），贵州巡抚张广泗开辟苗疆，设“新疆六厅”，置丹江厅，下辖丹江卫和凯里卫，西江属丹江卫。
乾隆三年（1738年），丹江卫设置了分土司，包括黄茅岭司、鸡讲司、乌叠司，鸡讲司就位于现西江西南附近的营上村，从此西江才被列入中原政权的治理范围。
1914年，丹江改厅称县，西江属其辖内，1945年，丹江撤县，西江改归台江县管辖。
1944年，置雷山设置局，西江复归雷山管辖，改为西江镇。
1950年，雷山设立县人民政府，西江属于第二区公所。
1954年，建立雷山县苗族自治区，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属西江区，1959年，雷山、炉山、丹寨、麻江并入凯里大县，西江属于凯里县的雷山片。
1961年，恢复雷山县，建丹江、西江、大塘、永乐四区、44个公社，千户苗寨当时属于西江区西江镇。
1992年，撤区并乡后，千户苗寨属于西江镇管辖至今。
西江千户苗寨是典型的山区农业村寨，虽然近年来不少村民外出务工或就地从事旅游接待，但绝大多数居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仍然是农业生产，依然沿袭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苗寨上游的大片耕地是全寨居民主要的生活来源，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土豆、红薯以及辣椒等。
西江千户苗寨已合并，根据原资料统计，各村的基本社会经济状况如下： 原羊排村：下辖12个村民小组，345户，1308人，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59.94万元，1510元，其中农业收入900元，劳务收入400元，旅游收入210元。
全村现有耕地面积1346亩，其中水田1225亩，旱地121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412kg。
原东引村：下辖7个村民小组，308户，1318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43.30万元，为1460元，其中农业收入810元，劳务收入470元，旅游收入180元。
现有耕地面积769亩，其中水田面积692亩，旱地77亩。
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81kg。
原南贵村：下辖8个村民小组，235户，899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159.92万元，为1458元，其中农业收入790元，劳务收入490元，旅游收入178元。
现有耕地面积640亩，其中水田面积564亩，旱地76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71.2kg。
原平寨村：下辖10个村民小组，397户，1495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30.9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80元，其中农业收入750元，劳务收入510元，旅游收入120元。
全寨现有耕地面积824亩，其中水田面积767亩，旱地57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66.5kg.西江千户苗寨属亚热带湿润山地季风气候，年降水量约1300～1500mm，年平均气温14～16℃，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当北京、上海、广州、重庆、长沙等城市炎热难耐之时，这里却清凉宜人，是消夏避暑的好去处。
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为一断层谷地，清澈见底的白水河在谷底蜿蜒穿寨而过。
谷地两侧山地并不对称，相对高度达数百米。
西南侧山高坡陡，宛若一道高大的屏风，护卫着千户苗寨千百年来宁静的田园生活；东北侧的山地则舒缓得多，鳞次栉比的吊脚楼依山而建，顺着地势的起伏呈现出多样的变化。
苗寨东南侧，是白水河长期侧向侵蚀塑造成的一个山间盆地，盆地虽然不大，却是西江苗族同胞世代耕作、赖以为生的地方，盆地底部是成片的水田，北面山地已被开垦为梯田和旱地。
西江千户苗寨四周的山地上，森林植被保存较好，尤其是苗寨西南部的山坡上，尚保留着大片的乔木林。
苗寨内的也东、羊排、南桂等自然村寨内零星分布着小片的枫树林，呈现出苗族居民和自然和谐共处的景象。
相对封闭的地形条件、和谐安宁的苗寨、清澈诱人的白水河、茂盛的植被覆盖、成片的梯田景观，构成了一幅优美的苗岭山水田园风光，极具旅游美学和开发价值. 西江千户苗寨的苗族建筑以木质的吊脚楼为主，为穿斗式歇山顶结构。
分平地吊脚楼和斜坡吊脚楼两大类，一般为三层的四榀三间或五榀四间结构。
底层用于存放生产工具、关养家禽与牲畜、储存肥料或用作厕所。
第二层用作客厅、堂屋、卧室和厨房，堂屋外侧建有独特的“美人靠”，苗语称“阶息”，主要用于乘凉、观景和休息，是苗族建筑的一大特色。
第三层主要用于存放谷物、饲料等生产、生活资料。
西江吊脚楼不但造型美观实用，而且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很高的科学文化价值。
1、西江苗族吊脚楼源于上古居民的南方，是中华上古居民建筑的活化石。
这种建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距今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苗族最早的文明发源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西江苗族就是传承了这种古老的建筑风格。
2005年，西江千户苗寨吊脚楼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西江吊脚楼结构严谨，建筑工匠巧妙运用力学原理，运用长方形、三角形、菱形等多重结构的组合，柱柱相连，枋枋相接，构成了三维空间的网络体系。
这种建筑看似上实下虚，但牢实坚固，非常实用，在建筑学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
3、一栋栋的吊脚楼沿山坡依次第上，上千栋吊脚楼相连成片，形成一个整体的环形，形成了单个吊脚楼所不具备的视觉效果。
吊脚楼群与周围的青山绿水和田园风光融为一体，和谐统一，相得益彰，使得西江吊脚楼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4、西江苗族将吊脚楼建在斜坡上，将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平地用于耕作，反映了苗族居民珍惜土地、节约用地的民族心理，在我国当前人多地少的形势下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5、西江苗族在建房时，对发墨、中柱、正梁有一套讲究和禁忌，特别是上梁的祝辞和立房歌，具有浓厚的苗族宗教文化色彩。
因此，苗族的吊脚楼不但具有较好的美学和建筑学价值，而且还是苗族传统文化重要的承载者。
除了吊脚楼外，风雨桥也是西江千户苗寨的重要建筑之一。
出于改善村寨风水条件和方便居民生活考虑，多数苗寨都在自己村寨附近建有风雨桥，以关风蓄气和挡风遮雨。
西江以前有风雨木桥，主要有平寨通往欧嘎的平寨风雨桥和南桂村关锁整个西江大寨风水的南寿风雨桥。
由于是木质结构，几经修复又被洪水冲毁。
现在西江唯一的风雨桥是连接大寨和西江中学的弓形水泥桥，是在过去风雨桥的基础上恢复重建的，由于采用水泥和木材的混合结构，使得风雨桥的坚实性和抵御洪水的能力大大增加。
虽然农业依然是西江千户苗寨的主导产业，但在过去十余年间，大量慕名而来的旅游者陆续前来观光，推动了西江旅游业的发展。
调查表明，除了本省游客以外，前来西江旅游的国内游客主要来自重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北京以及上海等全国各地，国外游客主要来自美国、法国、日本、英国、西班牙和比利时等。
由于旅游接待设施不够完善，目前主要以一日游游客为主，一般上午到达，下午离去。
少部分多日游的客人，主要为前来写生的艺术专业大学生和从事西江研究的专家学者。
统计表明，在过去六年间，西江千户苗寨的游客数量持续增长。
2000年至2005年0.75万人、1.2万人、2.4万人、2.15（非典）、3.5万人，2006年猛增至7.5万人，国外游客也从2000年的200人发展到2006年的3000人。
目前，西江千户苗寨已有苗家乐100余家，旅游商品店铺30余家，已经开发出的旅游商品主要有银饰系列、苗族服装、刺绣系列等。
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旅游接待设施和旅游纪念品的发展还有较大的空间。
旅游胜地导游词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烟台,欣赏烟台夏季这浪漫的海上风景.春去夏来,海鸥高飞,来自南太平洋的风,使许年多南面临海的城市感到湿漉漉的,而这股带着潮气的风经过胶东半岛崇山峻岭的阻挡.过滤,到达北面临海的烟台是,只剩下了丝丝凉爽.阵阵惬意.站在这里,夏日的燥热一下子便消失得无影无踪.面对眼前水平如镜的大海,也许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涌起这样的感觉:烟台的海真像一个恬静.温柔的少女. 大家一定记得巴金老先生写的<<海上日出>>吧,也一定想亲眼目睹那海上日出的伟大奇观吧?在这里,你的愿望肯定能得到满足.清晨,太阳像被谁冲洗过的红色气球,飘飘悠悠地浮出水面,海面上便会拖着长长的倒影.每天的这个时候,海边都会聚满如痴如醉得观看日出的游人.到了夜晚,平静的海面倒映着千家灯火,岸边的石凳坐满了游人,观赏这美丽的海上夜景,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就在人们的脚下,是海浪与堤岸的呢喃细语,这是来自大自然的最动听的声音. 关于夏季烟台的海的迷人景象,我就介绍到这里.但愿我的介绍能给您留下美好的回忆.同时,祝您在这里有一次愉快的旅行
求山西导游资格证考试8个专题的讲解词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来到第一关东城楼的东侧。
东城楼的下面是东门。
紧挨着东门，有一个小小的方城，叫做瓮城。
它的城门洞没有开在正东方向，而是在关城和瓮城的拐角处，向南而开。
如果敌人逼近东门，他不能轻而易举地攻开城门，因为在这个拐角处，关城和瓮城上面的守军，就会居高临下，用交叉火力大量地杀伤敌兵。
即使攻进了瓮城，东门紧闭，敌人也不能长驱直入，瓮城上面的滚木擂石就会轰然而下，四面兵士一起拉弓射箭，外面又有重兵把守，想跑都跑不了，瓮城就成了入侵之敌的葬身之地。
为什么叫做瓮城
中国有个成语：“瓮中捉——”（这时，往往会有游客接着说：鳖），对，“瓮中捉鳖”，这个小方城就像一个瓮，所以叫做瓮城。
瓮城的外面，还有一座城，叫做东罗城。
敌人进攻山海关，东罗城又是一道防线。
请大家随着我指的方向看，这就是东罗城的南城墙和北城墙。
在东罗城的东边，有一片高低起伏的丘陵，叫做欢喜岭。
欢喜岭下有一道沟，叫做流泪沟。
山还是这个山，水还是这个水，为什么又是欢喜，又是流泪呢
过去，兵士们从辽东或更远的地方回来，走到这一片丘陵，一眼看见山海关，离家不远了，心中高兴，就把这里叫做欢喜岭。
从这里出关，到遥远的边疆去驻守，出了山海关，登上这座岭，眼见得离家越来越远，心中难受，落泪悲伤，欢喜岭下就有了这条流泪沟。
欢喜岭上有一个大平台，这就是著名的威远城的遗址。
威远城是山海关的卫城，是山海关的前哨。
吴三桂就是在这里投降了摄政王多尔衮，请清兵入关的。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王朝，进了北京。
吴三桂原来驻守宁远（今兴城），三月初，崇祯封赐他“平西伯”的爵号，并命令他放弃宁远，进京勤王，剿灭农民起义军。
进军途中，得知崇祯皇帝已经吊死煤山，吴三桂只好率领人马返回山海关。
李自成和他的谋士们曾经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形势：山海关外是强大的清兵，而吴三桂这支军队英勇善战，如果吴三桂倒向清兵，就会对大顺农民政权带来巨大的威胁；如果吴三桂归顺自己，山海关就是清兵难以逾越的一道防线。
李自成决定招降吴三桂。
这时的吴三桂也正处在犹豫徘徊之中：说要效忠明王朝吧，明王朝已经垮台；说要投降清兵吧，时年33岁的吴三桂，“自少为边将”，长期和清兵打仗，积怨甚深，直到关外八城丢了七城，自己仍然孤军奋战，拒不投降，如今若要投降，很难得到清兵的信任，更何况父母家眷三十余口都在北京，一旦投降清兵，后果不堪设想；要投降农民起义军吧，自己刚刚进爵为平西伯，平西的意思就是去剿灭农民起义军，一眨眼的功夫，就从剿灭变成投降，这个弯子不好转；同时，也不知道李自成究竟是一个什么态度。
吴三桂处在自身命运即将发生巨大转折的十字路口，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决定将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历史走向。
正在此时，李自成派人携带为吴三桂封侯的诏书、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的信件和大量钱款粮草，来说降吴三桂。
来人说，只要投降，“父子封侯”。
吴三桂接受了招降，把山海关移交给李自成派来的将领，率领部队进京谒见李自成。
四月四日，走到今天的卢龙县（现在是秦皇岛市辖领的四个县之一）以西的沙河驿，遇见从北京逃出的家人，吴三桂询问父亲的情况，家人禀告：父亲已经被捕。
吴三桂没有在意，说：这是李自成为了逼我投降所采取的措施，不必担心。
又问到他的爱妾陈圆圆，家人只得以实相告：陈圆圆已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抢走霸占。
与此同时，吴三桂派往北京密探其父消息的人也报告说：吴襄正被拷打追赃。
父亲受刑，爱妾被抢，奇耻大辱令吴三桂勃然大怒，说了一句：“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
”当即下令返回山海关，从此与李自成刘宗敏一刀两断，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缺乏政治远见、贪图美女钱财的农民起义军的将领们，以自己的愚蠢行为导致了吴三桂降而复叛的严重的恶果，这个严重恶果又迅速地导致了李自成和他的农民政权的悲惨结局。
吴三桂返回山海关之后，立即向摄政王多尔衮写了一封为报国恨家仇而请求“借兵”的信，很快多尔衮率兵奔赴山海关，李自成也亲自带领十万兵马急忙赶赴山海关。
四月二十一日，三支能征善战的虎狼之师汇聚山海关，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恶仗打响了。
当时的主战场在石河西岸，农民起义军多次攻破防线，逼到西罗城下，甚至已经登上北翼城，但在守军的顽强抵抗下，又一次次被打退。
李自成派一部分农民起义军从九门口出关，攻打东罗城，形成内外夹击的态势。
吴三桂感到十分危险，多次派人到威远城请多尔衮迅速出兵。
而多尔衮却仍然对吴三桂这个骁勇之将的借兵之举心存疑虑，只是派兵夺取了九门口，而在正面战场上却依然按兵不动，静观李、吴双方的激战。
吴三桂镇守的山海关，几度危机，又几度侥幸脱险。
这时，李自成明白了：他所碰到的对手，再也不是过去那种一触即溃的明朝军队，而是一支久经阵仗、英勇顽强的边塞劲旅。
经过一天的激战，吴三桂也知道了农民起义军的厉害，清兵再不出战，单凭自己的力量是难以抵挡的。
为此，他焦急万分。
四月二十二日清晨，吴三桂只得亲自出关，到威远城去拜见多尔衮。
多尔衮命他剃发盟誓，吴三桂慨然应诺，立即剃发，表示归顺。
吴三桂回到山海关，打开城门，浩浩荡荡的清兵终于进入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山海关。
这时，李自成的大队人马已在红瓦店一带，从山到海，一字排开，要步步逼进。
吴三桂有了坚强的后盾，再不示弱，即刻率领五万军士，直奔石河西岸。
霎时间，十几万人，杀作一团。
人呐喊，马嘶鸣，战鼓响，炮声隆。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正当双方鏖战紧，狂风大作鬼神惊，遮天闭日，飞沙走石。
打到中午时分，吴三桂渐渐不支，李自成占了上风。
突然，数万铁骑从关城杀出，如风卷残云一般，锐不可挡，所向披靡。
农民起义军的防线顿时崩溃，多尔衮和吴三桂联兵一处，向西追杀而去。
李自成兵败如山倒，吴三桂追杀不停息，多尔衮得意迎顺治，清王朝建都北京城。
公元1644年，中国农历甲申年，风云际会，瞬息万变，山海关就是历史的转折点。
今天，我们站在山海关的城头，抚今思昔，该有多少思考，该留下多少感叹。
一段山海关的故事，说的大家心情有些沉重。
这也难怪，兵家必争之地的山海关，又能有多少轻松呢
还是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长城的结构，体会一下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吧。
广汉三星堆导游词，一定要写
三星堆导游词 第一展馆 三星伴月——灿烂的古蜀文明 观众朋友： 您好，欢迎您到三星堆参观游览
三星堆遗址距今约5000年～2800年，总面积12平方公里，是目前四川境内发现面积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将古蜀历史的渊源从春秋战国时期向前推进了约2000年；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三星堆遗址总面积为12平方公里，其中心区域是一座由东、西、南三面城墙包围着的古城，北面是鸭子河，城区面积近4平方公里。
3000多年前如此宏大规模的城市，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据考证这里曾经是古蜀国的国都所在地。
狭义的三星堆特指遗址内的三个黄土堆，它与北面犹如一弯新月的月亮湾，隔着古老的马牧河南北相望，“三星伴月”由此得名，并在很早以前就成为一处著名的人文景观。
1929年的春天，当地农民燕（yan1）道成在自家院子附近挖水沟时偶然发现了400余件具有浓郁古蜀地方特色的玉石器，引起了中外考古学家的高度重视。
从30年代开始，几代考古学人便在此发幽探微。
1986年7月至9月，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相继发掘，上千件精美文物横空出世，广汉三星堆从此名扬天下。
第一单元 雄踞西南—古蜀2000年沧桑史 古史传说记载，蜀人的远祖出自黄帝，古蜀国有五代蜀王。
第一代蜀王叫蚕丛，他最大的功绩是教民种桑养蚕；第二代蜀王名叫柏灌，关于他的具体记载几乎没有，只知道“柏灌”是一种水鸟；第三代蜀王叫鱼凫。
“凫”就是鱼鹰，三星堆发现了大量鸟的造型，其中鱼鹰的形象最多，一般认为，与三星堆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是鱼凫王。
第四代蜀王叫杜宇，杜宇就是杜鹃鸟。
相传他“教民务农”，倍受爱戴，但却无力治理蜀地的水患，而来自川东荆楚地区的开明氏，由于治理了水患，受到人民的拥戴，取代了杜宇而成为第五代蜀王。
推测蚕丛、柏灌、鱼凫三代是从夏朝至商末周初，杜宇估计是从商末周初至春秋中叶，开明氏则是从春秋中叶至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
三星堆文化从距今5000年到2800年，延续了2000多年。
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上看，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
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
这个时期的陶器以宽沿平底器、镂孔圈足器等为主，制作方法多为手制，生产工具以石制的斧、锛、凿为主，器型小，同时出现了玉璧、玉圭（guī）、玉环等小型礼仪用品。
遗址内发现了许多建筑遗迹，这些建筑多为干栏式建筑，其优点是材料易得，而且防风防潮性能良好。
房屋面积一般为二、三十平方米，最大的一处建筑面积达200平方米左右，估计是公共性质的建筑。
考古学意义上的三星堆文化是以三星堆遗址二至三期文化为代表，大约距今4000年至32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这是三星堆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一般认为属于古蜀史传说中的鱼凫王时期。
在这个阶段极具地方特色的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把（ba4）勺等陶器大量出现，并形成了蜀地陶器的基本组合。
从二期开始，三星堆进入了文明时代。
人们修建了城墙，东、西、南三面城墙。
面积近4 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市也已建成，城内布局合理、结构严谨。
按不同的功能、需要分为居民生活区、作坊区、祭祀区、墓葬区、宫殿区等。
三星堆古蜀国并没有因为“蜀道难”而与其他地区不相往来，遗址中出土的玉戈、玉璋（zhāng）、陶盉（hé）、铜牌饰、铜尊等与江苏、河南、安徽等地出土的器物极为相似；在四川彭县竹瓦街发现了商末周初属于中原的铜觯（zhì）和铜尊，很可能是蜀国的军队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周王赏赐给蜀王的战利品；中原甲骨文中也不乏有“征蜀”、“伐蜀”、“蜀射三百”等记载……种种迹象都向我们说明了古代蜀国是充满开放精神的。
三星堆遗址四期文化是早蜀文化由盛转衰时期，大致相当于商末周初，距今3200～2800年左右。
四期的陶器以小平底罐和尖底器为主。
在这个时期，某种因素使宏大的三星堆古城被突然废弃，三星堆文明中断了在本地的发展进程。
2001年初，随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古蜀国的踪迹才显清晰。
金沙遗址的时代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晚于三星堆遗址，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学者们认为，自广汉三星堆之后，古蜀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向南迁移到了成都，古蜀文化至此转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单元 物华天府—三星堆的农业与商贸 目前在遗址内出土了大量形体硕大的陶盆、陶缸、陶罐等，有可能是装粮食的容器，它们器型多、体量大，反映了当时农作物生产的多样性。
家畜饲养，是农业兴旺发达的标尺之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家养动物遗骨及猪、羊、马、鸡等动物造型较多，可以想见当时家禽饲养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农副产品也很丰富。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说明粮食除了满足日常生活外，已经有了剩余部分用于酿酒，在这些酒器中，以陶盉和瓶形杯最具特色。
古蜀地处内陆，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却出土了近5000枚海贝。
按一般的解释，海贝是文明社会初期从事商品交换的原始货币，可见古蜀国与周边地区商贸往来的频繁。
二号祭祀坑中还出土了4枚仿海贝而成的铜贝，这种铜贝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到，它是否是我国最早的一种金属货币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三、四千年前蜀地与周边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就有了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
据考证，先秦时期就已经开通了以成都平原为起点，连接古代中国与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的 “南方丝绸之路”。
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古代蜀人在崎岖的山道上究竟走了多久，但是我们能体会到的是古蜀人坚忍不拔的精神与毅力。
正是这种精神与毅力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也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窗口。
第三单元 化土成器—三星堆陶器 陶器取材容易，制作简便，具有不透水，而且可以经受高温烧烤，因此成为各个农业民族的生活用品。
三星堆古蜀国的制陶业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
三星堆出土了数量巨大的小平底和尖底的罐、钵、杯、盏等，它们是蜀地陶器的典型器物。
这种尖底器，底部小到呈圆锥状，根本放不稳，遗址中出土了一种类似器座的器物，估计是和尖底器搭配使用的。
三星堆出土的陶盖纽造型惟妙惟肖、生动可爱，从造型上讲，有莲蓬状的，鸡冠花状的，有的还像清真寺的屋顶，盖的部分是轮制而成的，纽的部分则用手工捏塑，充分显示了三星堆无名工匠们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 三星堆的陶器以朴实无华的特质，再现了古蜀人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卷，并对三星堆遗址年代的测定及三星堆文化的分期起到了巨大作用。
第四单元 以玉通神—三星堆玉石器 玉石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我国的制玉业就很发达，这一时期以良渚文化玉石器为代表，至商代则以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石器最为著名，而三星堆蔚为壮观的玉石器群，又把人们的眼光吸引到神秘的三星堆古蜀国。
古人认为“美石为玉”，这几块出自遗址北面鸭子河的石料都是古人用来制作玉石器的原料。
三星堆玉石器的石料大部分来自四川茂县、汶川至都江堰一带。
三星堆成组成套精美绝伦的玉石器充分说明了能工巧匠们高超的技艺、极大的耐心与毅力，商代古蜀国已经拥有一定规模的玉石器加工作坊。
三星堆工艺精湛、种类繁多的玉石礼器足以证明三星堆古蜀国至迟在商代晚期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宗教祭祀制度。
第五单元 烈火熔金—三星堆冶炼 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夏代的文物，而中国青铜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是商周时期，三星堆的青铜器正属于这个时期中国西南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
我们在出土的青铜器的器壁内侧发现了残留的泥芯，即内范，这一点足以证明三星堆青铜器是采用范铸法浇铸成型的。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金器100多件，它们大多属金银二元合金，金的含量一般在85%左右，另外的15％大多为银。
三星堆金器的铸造过程大致为：采用原始方法淘洗沙金，再使用熔融法冶炼成合金，经过人工锤打和碾压而成金带、金皮、金箔等，运用了模压、粘贴、雕刻、镂空等技术。
遗址中还出土了数目众多、形式各异的青铜眼形器。
这种菱形的眼睛颇为引人注目，它们有的由四部分组成，有的由两部分组成，也有完整成型的，从这些数字几何等分上可以看出古蜀先民对数学和几何学已有一定的认识。
这些眼形器，均有穿孔，应是绑附或钉挂在其他物体上使用的，其用途应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
第六单元 通天神树—古蜀人智慧和精神的象征 三星堆的二号祭祀坑中国共产党出土了大大小小8棵青铜神树。
一号神树，虽顶部残断，高度仍达3.95米，这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发现形体最大的古代单件青铜器。
从现代美学角度看，神树造型合理，布局严谨，比例适宜，对称中有变化，对比中求统一，虽然由多段多节组合而成，并采用了套铸、铆（mǎo）铸、嵌铸等工艺，但仍是一体浑然，称青铜铸造的精品。
在中国的古代神话宝库中有很多关于神树的传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东方的扶桑、中央的建木和西方的若木，通过比较研究，学者们认为三星堆的神树综合了扶桑、建木、若木的特点和功能，是这三棵神树的复合体。
在我国西南地区汉代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摇钱树，它们在造型和内涵上与三星堆的神树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继承了三星堆“神树”通天通神的思想。
在我国其它地方出土的树形灯盏同样是树崇拜的思想的一种表现。
第二展馆 三星永耀——神秘的青铜王国 序展的主体展品是“人面鸟身”像。
它的原型来自三星堆出土的小铜树树枝上端的造型。
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大量的鸟形器物及鸟形图案纹饰。
而古代文献记载的几代蜀王，如柏灌、鱼凫、杜宇等都与鸟有密切关系。
所以，陈列一这个人首鸟身造像作为典型器物置于开端，藉以表现万物又灵、人神互通的古蜀时代特征。
第一单元：众神之国—神秘的原始宗教 1986年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发掘，是三星堆考古半个多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被誉为是“二十世纪最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之一”。
一号坑为长方形，口大底小。
坑底长4.01米，宽2.8米，深1.46～1.64米，出土时坑口三面有左、中、右三条宽约1米的坑道，呈对称布局向外延伸，推测坑与坑道是同时建成的。
坑内共出土各类文物400余件。
三星堆非常著名的金杖就出自此坑。
仅一个月后，在一号坑东南方约30米处，又发现了二号坑。
二号坑也呈长方形，坑口大于坑底，坑底长5米，宽2～2.1米，深1.4～1.68米。
不包括数千枚海贝，二号坑共出土文物800件左右，其中有令世人瞩目的几件大型青铜器，包括宽1.38米的青铜纵目面具、高达2.62米的青铜立人像及3.95米高的青铜神树等。
这些惊世骇俗的稀世珍宝不可能是私人拥有的器物，而是国家宗庙里才能拥有的礼器、神像。
但这些器物全部都被古人砸碎、焚烧后按一定的先后顺序买入坑中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大部分学者认为两坑是“祭祀坑”。
因为：两坑朝向的一致性和一号坑坑道的存在以及坑内物品的有序摆放，说明两坑不是随意、偶然的产物，而很可能是古蜀国某种祭祀活动留下来的遗存，坑内的物品都是祭品。
砸碎、焚烧和掩埋很可能是当时祭祀的方式。
至于祭祀的原因可能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存亡，比如改朝换代、政权的更替等重大事件。
三星堆的青铜器以青铜雕像群最为大宗，且最富研究价值。
三星堆的青铜雕像群是一批受人顶礼膜拜的权威、偶像，既象征着天神、地祇、祖先神等，也代表着国王及巫师一类世俗领袖或精神领袖，表现出古蜀国人神合一、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和群体关系。
它们的出土填补了中国商代青铜人物雕塑的及中国早期关于偶像崇拜的空白。
三星堆两坑共出土了50多件人头像，这些人头像面容清瘦，表情凝重，耳朵上有穿孔，估计是用来佩戴耳环的。
这件面具高64.5厘米，宽138厘米，宽嘴巴，大耳朵，耳部斜向伸展，极为夸张，额头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来安装有装饰物。
这件面具最奇特的是：双眼呈柱状外凸达16厘米，被人们俗称为“千里眼、顺风耳”。
这样的造型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也许您不禁要问：它是谁
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和传说中第一代蜀王——蚕从有关。
古籍《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有学者认为“目纵”很可能指的就是眼睛突出。
古人可能有意夸大了祖先的特征，似乎是利用夸张的五官来表现祖先有超人的能力。
在上古时期，生产力及生产水平低下，物质生活对于一般人来讲十分贫乏，人类完全是靠天吃饭，在思维观念方面，也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
先民们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灵，而且非常注重与神的交流，而交流的方式就是通过巫师举行祭祀活动，达到连接天地。
沟通人神的目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模拟的祭祀场景，主体是上方的青铜神坛。
神坛原件高53厘米，这是放大6倍的仿制品。
神坛分三层，底层是圆座和两头平行站立、一正一反的怪兽，当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第二层是圆座和四个面朝外站立的人，手中抱握的杖状物上端已残断，估计是龙蛇之类的东西。
最上一层是四山相连的山形座和呈方斗形的建筑，顶部四角有立鸟，方斗上方中央铸有人面鸟身像。
一般认为神坛上、中、下三层正是古人天、地、人“三界观”最为形象的实物表现。
三星堆是一个神权色彩及其浓厚的国家，可以说，举行和参加宗教仪式是当时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头等大事。
所以我们特地模拟了古人祭祀的场景，意在营造一种神秘的色彩，让大家一同感受一下浓厚的古蜀王国祭祀文化的气息
第二单元：千载蜀魂—奇绝的文物精华 第一组：天之骄子—戴冠青铜纵目面具 出自二号祭祀坑，在额正中的方孔中补铸有高达68厘米的夔龙形额饰，这件面具的耳和鼻采用嵌铸法铸造，我们可以从面具的背后清楚的看到嵌铸痕迹。
出土时，面具的眼、眉有黛色，口唇涂有朱砂。
其造型之精美使它在各类形象中颇显突出。
第二组：神形古异—青铜人身形器 二号坑出土，通高46.2厘米，形状颇似一个无头无手的人像，用途难测。
他身上满饰图案，倒过来看是两组共五只很像猫头鹰的鸟类造型，鸟的尖喙经变形夸张处理，既尖且长，这件文物该怎样放置，又作何用途，目前尚未确定。
第三组：日照中天—青铜太阳轮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了6件青铜轮形器，这是其中的一件，直径85厘米左右，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古人塑造的太阳太阳和太阳神的崇拜是人类早期共同的文化心理。
在世界各地的早期岩画和文物中，有关太阳的图案或其纹饰多得不胜枚举，而这件以青铜的实物形态来表现太阳的却是很少见的，这些太阳轮上均有小孔，估计是要把他们钉挂起来，作为太阳的象征接受人们顶礼膜拜的。
第四组：群巫之长—青铜大立人 出自二号祭祀坑，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通高2.62米，其中底座高0.9米，人像高1.72米。
这座人像表现得应当是一位领袖的形象，他头上戴着高冠，脚上戴镯。
身穿三层衣服，最里的也是最长的衣服两摆下垂，如同今天燕尾服。
衣服上还有龙纹，可能就是最早的“龙袍”。
人像胸前佩带方格纹带饰，当是“法带”一类显示权威的标志。
人像的手势极为夸张，呈抱握状，两只手不在一条中轴线上，究竟是特定的手势
还是拿着什么东西
拿的是一件物品
还是两手各拿一件
目前有着不同的猜测，还很难确定。
学者估计青铜大立人像应当是一个集神权、王权为一身、最具权威的领袖人物”。
第五组：金面使者—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金面罩是用金皮捶拓而成，依头像造型，贴在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二号坑共出土戴金面罩人头像4件，大小形状与普通人头像相当，但由于戴了金面罩，使这几件人头像在数十件人头像中颇显尊贵。
金面罩象征的是地位还是代表不同的肤色，学术界尚无定论。
早在商代，蜀人就知道以黄金为尊，并将其用于祭祀活动了。
第六组：凤鸟翔云—青铜鸟 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中，以集群形式展现的动物造型，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阵容强大的凤鸟一族。
鸟和鸟形饰一般是一些大型器物的附件或装饰物。
鸟与蜀族有极大的关系，几代都以鸟为名，鸟崇拜之风在古蜀可谓兴盛。
鸟崇拜的实质是太阳及太阳神崇拜。
在早期的农业社会，崇拜太阳就是祈求丰收。
第七组：龙蛇腾飞—青铜龙、蛇 这件爬龙柱形器出自一号祭祀坑，高41厘米，龙的前爪爬在器顶上，身尾贴于器壁，后爪紧抓器壁两侧，尾巴上卷，从头部的犄角和胡子来看，酷似山羊。
龙本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一种能上天入地、呼风唤雨的神异动物，这件龙柱形器做工精美，可见在古蜀人的眼中也是地位崇高，颇具神威的灵物。
青铜蛇三角形的脑袋微微上昂，长着一双勾云纹的眼睛，身上有菱形纹和鳞甲，背部有残断的羽翅。
蛇颈部和腹部又环纽，估计原来蛇原来是挂在某种物体上作为神物受人顶礼膜拜的。
第八组：雄杰灵怪—青铜鸟脚人像、顶尊人像、大象头冠人像 鸟脚人像 残高81.2厘米，分为两部分，下部鸟高50厘米，上部人身残高31.2厘米，人像穿紧身短裙，上部的人腿粗硕健壮，鸟爪强劲有力的钳住下面的鸟头，鸟的造型极为抽象，大大的眼睛，弯弯的勾喙，从颈部变成蛇、龙等动物的尾巴，估计这件器物的上半身散落在其他的地方而没有埋入坑中。
这件器物反映的可能也是一个“人神合体”的形象。
大象头冠人像 二号祭祀坑出土，残高40厘米，人像下部残断，遗憾的是与前面介绍的鸟脚人像接不上。
人像头上的冠饰很像大象的头部，两侧高耸着耳朵，中间卷曲的是象鼻子，象口有小圆孔，可能是原来安装附件的，口部两侧有太阳纹，人像的手势与大立人像的非常相似，但是两手的位置要错开些，右手的小拇指翘着，这种手势会不会是某种作法的姿势呢
顶尊跪坐人像 通高15厘米，人像上身赤裸，下身穿一短裙，头顶一带盖圆钮双手上举的护尊，跪在一个山形座上。
它十分形象地展示了古代以尊为礼器进行祭祀的具体用法。
第九组：天鸡唤日—青铜雄鸡 出自二号祭祀坑，高40.3厘米其造型风格颇为写实，与三星堆众多抽象艺术的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是三星堆青铜文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这件铜鸡不是一般的家禽，可能正是古人心目中呼唤日出、呼唤光明的“天鸡“的形象。
第十组：精气长存—青铜大鸟头 出自二号祭祀坑，高40.3厘米，出土时在它的勾喙口缝和眼珠周围还涂有红色的朱砂，这只鸟头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弯钩状的喙。
古代传说中的蜀王柏灌、鱼凫、杜宇都以鸟命名，可见古蜀族与鸟的关系极为密切， “凫”指的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水鸟鸬鹚，即鱼鹰。
不少学者认为三星堆与鱼凫王的关系最为密切，大鸟头与鱼鹰的造型十分接近，从颈部的四个圆孔来看，估计是固定在神庙建筑或者其他物体之上，作为蜀王鱼凫的象征和标志使用的。
第三单元：三星永耀—三星堆的发掘与研究 第一组 名扬四海——三星堆在海内外的影响 1986年三星堆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发掘，上千件文物宝藏的出土，震惊世界，正如张爱萍将军题词所言“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中外媒体争相报道这一重大考古发现。
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的首席中国考古学专家杰西卡。
罗森感叹道：“这些发现看来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 1993年，三星堆部分文物开始远渡重洋，走向世界，先后赴瑞士、德国、英国、丹麦、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展出，所到之处，观者如潮。
1997年10月三星堆博物馆建成开放以后，更是吸引了无数的中外游客，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江泽民、朱鎔基、李鹏、李瑞环、李岚清、曾庆红、黄菊等先后到博物馆参观，中外知名学者、国外友人来馆参观后，对三星堆的文物给予了高度评价。
第二组 辉映学林——三星堆在学术界的地位 三星堆这一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在学术界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中国及世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它不仅具有考古学及历史学方面的价值，还涉及艺术、宗教、民族、神话等领域，它从物质形态和精神文化双重角度，成为探索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和社会形态演进的范例，给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物资料。
我们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日益深入，三星堆的价值将会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三星堆在海内外的重大影响将与日俱增。
第三组 心路历程----三星堆的发现发掘经过 1929年春的一天，广汉南兴镇月亮湾一名叫燕道诚的农民祖孙三人在自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挖水沟准备引水灌溉的时候，发现了四百余件玉石器，他们将这些玉石器分散埋在住房四周，一年以后才取出一部分馈赠亲友。
后来这些器物出现在古董市场上，又辗转流传到了华西大学博物馆，1934年春天，华西大学博物馆美籍教授葛维汉和馆员林名均率考古队前来广汉进行发掘，由于当时不稳定的社会治安使发掘工作不得不在10天后便告结束，但出土各种玉石器、陶器等600余件。
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带文化遗存的正式发掘。
郭沫若先生盛赞葛、林等为“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并认为这一工作将产生丰硕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的数代考古工作者们继续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50年代，以四川考古学的奠基人、四川大学教授冯汉骥为代表的四川考古界几次到广汉三星堆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并动员燕道诚老人捐出了其珍藏了20多年的一部分玉石器。
60年代以后，三星堆考古进入新的阶段，在数次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冯汉骥先生预言道：“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以后情况的发展，完全印证了他的预见。
80年代，三星堆的考古进入大规模的连续科学发掘阶段。
1980年，四川考古界认定三星堆是一处重要遗址。
1980－1981年，“三星堆遗址”命名被正式提出并引出了“三星堆文化”的概念。
1982年－1984年，考古工作队在三星堆一带找到了大量文化堆积层，并探明遗址总面积为四平方公里。
1986年，三星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开始，令世人震惊的一、二号祭祀坑分别于7月、8月出土，至此，叩击了数十年的古蜀历史的大门终于开启，几代考古学人的梦想成为了现实。
几代考古学人在三星堆这片土地上前赴后继的探幽发微，使这支已经淹没数千年的古代文物精华被正式发现并结出丰硕的成果。
三星堆遗址与河南安阳殷墟，成为我国考古工作者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古代遗址发掘研究，持续时间最长、收获最为丰富的两大范例。
第四组 千古之谜——三星堆及古蜀历史之谜 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的文物，向学术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目前尽管研究者众多并且多有建树，但仍有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悬而未决，尚待人们去上下求索。
如： 三星堆文化究竟源自何处
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归根何处
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是怎样的
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又何以消亡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两坑器物的掩埋
陶器上的符号是什么含义
诸如这样的的问题在三星堆还有很多很多，但我们相信随着三星堆考古、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古蜀国的神秘面纱即将被撩开，三星堆的解谜也期待着您的关注与参与
这篇作文怎么写?
（1）写山西的历史文化名人。
这样容易写出典故和文采，可读性强，还显得你很有学问，素质高。
（2）写某种风俗或绝活，与文化遗产挂钩，弘扬传统文化，感动读者。
（3）不要写古迹。
山西古迹虽多，但容易写得像导游词。
古迹涉及面很广很深，一般人很难写出文化内涵。
（4）不要写物产、建设、发展，太俗，没人爱看。
（5）不要写当前的社会现象类，你把握不住。
许多记者都写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