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为富春江写一段导游词100字
“各位游客，我们已经到了富春江的中下游，就让我们在这里畅游一番吧。
”富春江的景由水与山组成，站在各个角度看，人的感受是不同的。
站在山的最高峰，一览无余。
这样，才能体验到“一览众山小”的霸气。
山，峰峦如聚，各具特色。
横看，有排山倒海之势；侧之，给人以天崩地裂之感，此为山也。
水有水的魅力。
西湖的水是宁静的岁，洞庭的水是清澈的水，而富春江水正是具备了两者的长处。
水，气势平缓之处如平地，则心如明镜；气势澎湃之处如鲸波巨浪，翻江倒海的气势自古无人不为之惊叹。
总而言之，富春江的独一无二的山水会让大家的旅行过得愉快而富有意义。
写一篇介绍茶峒的导游词400字
边城茶峒即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边城镇，原名茶峒， 地处湘黔渝三省交界处，“一脚踏三省”。
文学大师沈从文的著名中篇小说《边城》把茶峒优美的风景、善良的风俗和淳朴的人情等融为一体，勾画出田园牧歌般的边城风貌，引得国内外无数文人骚客前来观光采风，从而带动了当地旅游业。
2005年茶峒正式更名为边城镇。
为与国内其它以边城为名的地方相区别，媒体常以边城茶峒指称该地。
这里西与重庆秀山县接壤，南与贵州松桃县接壤，界以一河相隔，以土家族、苗族、汉族人口居多，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
自然美景茶峒城始建于嘉庆八年（1803年），全以青石筑成，坚固巍峨。
此城背靠太山，左依九龙山，右傍香炉山，面朝风鸣山；城由群山环抱，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因位于湘、黔、川三省交界处，有“一脚踏三省”之称。
此城城垣逶迤，河水悠悠，青石道整洁风雅，吊脚楼古色古香，白塔耸立，古渡摆舟；垂柳下的石级上，仨俩姑嫂在捶衣洗菜，清水江上，四五渔民正放鹭鸶叼鱼——好一幅如诗如画、美轮美奂的风情。
评论家司马长风说：“《边城》是古今中外最别致的一部小说，是小说中飘逸不群的仙女”，而茶峒城就是这位仙女的人间化身。
离开花垣县城25公里地，在酉水河边，茶峒小镇安静地伏在那里。
它的模样浮现在沈从文的记忆里，是这样的：“茶洞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
临水的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贯穿各个码头有一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直到今天，这种展现优美意境的人文自然环境依然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
人文历史沈从文与边城以《边城》为代表，沈从文在他的湘西系列中借助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哲学。
“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文学创作所要负载的内容，而茶峒的风俗民情正符合这种人生哲学。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
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
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是沈从文《边城》的开首语，茶峒的风土人情也由此逐渐展现在读者的脑海中，并最终在《边城》发表后的七十一年即2005年更名为了“边城”，这怕是沈大师始料未及的。
历史沿革边城茶峒由于地理位置险要，历史上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清嘉庆七年（1802），这里建成了一座石堡城，设东西南北4门，门楼上各有4座炮台，420个垛口。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残兵败奖经此地逃往四川。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也是从这里推进大西南。
解放后，城墙城门虽被毁坏，但翠翠岛、吊脚楼、石板街依然保存完整。
近年来，建起了34级石级石头台阶组成的近万米沿河观光带。
如今茶峒旧貌换新，城内有吊脚楼，城边有河，河中有岛，岛上有林，林中有碑，碑中有文，成为闻名世界的边城。
2005年6月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茶峒镇更名为边城镇。
传统民俗如今茶峒还是老习惯，每逢农历w五、十赶集，叫赶“边边场”。
早上八、九点钟，三省边界的各族人民便三五成群，向茶峒汇集。
无论男女老少，大都像节日出门做客似的，经过收拾打扮，特别是青年妇人，一律盛装，胸前的银饰和耳上的大耳环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当然，也有不少穿T恤、牛仔裤，脚蹬“松糕鞋”的新潮少男少女。
中午时分，集市进入高潮。
这时候广场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
集市上除了百货、土产摊档各色货物斑驳杂陈之外，有拔牙的游医，占卦的相士，照相的，补锅的，阄鸡的，甚至还有最古老的染布缸。
也有个别赤膊短裤的壮汉，肩扛长管火铳，高挑几只羽毛斑斓的野鸡，昂昂然在人丛中穿行。
最热闹的地方莫过于熟食摊档，柴火灶烟火四燎，大汤锅沸腾翻滚。
男女老少围拢周边，手捧大碗满头大汗吃辣椒米粉。
茶峒的“边边场”是很吸引人的，它保留了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
自然人文茶峒城始建于嘉庆八年（1803年），全以青石筑成，坚固巍峨。
此城背靠太山，左依九龙山，右傍香炉山，面朝风鸣山；城由群山环抱，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因位于湘、黔、川三省交界处，有“一脚踏三省”之称。
此城城垣逶迤，河水悠悠，青石道整洁风雅，吊脚楼古色古香，白塔耸立，古渡摆舟；垂柳下的石级上，仨俩姑嫂在捶衣洗菜，清水江上，四五渔民正放鹭鸶叼鱼——好一幅如诗如画、美轮美奂的风情。
评论家司马长风说：“《边城》是古今中外最别致的一部小说，是小说中飘逸不群的仙女”，而茶峒城就是这位仙女的人间化身。
离开花垣县城25公里地，在酉水河边，茶峒小镇安静地伏在那里。
它的模样浮现在沈从文的记忆里，是这样的：“茶洞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
临水的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贯穿各个码头有一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直到今天，这种展现优美意境的人文自然环境依然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
旅游信息交通指南茶峒地处湘西州花垣县西北边境，距县城25公里，北临张家界荷花机场（距离147km），东临铜仁机场（距离120km），南靠枝柳铁路吉首站（距离71km），西靠渝怀铁路秀山站（距离50km），更有吉茶、张花高速以及G209、G319国道在县城交汇，自古以来有西南门户之称，是湘黔渝三省（市）边区重要的交通中心、商贸中心和物资集散地。
航班：可乘飞机到长沙下，在长沙有直接去茶峒的大巴。
火车：这是相对便捷的方式。
坐火车到吉首下，出站后乘坐到花垣的车，或者打车去汽车西站换乘去花垣的巴士，到边城公园或者凉水井下车，再转乘去茶峒的公交。
汽车：张家界汽车站——花垣汽车站。
每天一班，13:40——17:40，票价47元，到达后可换乘去茶峒（边城）的中巴，票价10元以内。
美食信息在茶峒当地的农家饭庄可以品尝到各种地道的茶峒菜，菜品美味且价钱也不高。
这些美食有米豆腐、血粑鸭子、苗家酸鱼、凤凰腌罗卜、苗家菜豆腐、苗家酸菜豆腐汤等。
碰到农历二、八还可以赶“边边场”，很是热闹。
在这里可以吃到油炸河蟹、口味龙虾、蒿草粑粑、油炸水蜈蚣、血粑鸭、大锅盘鳝、油炸竹虫、焖田螺、松脆蜂蛹、麻辣知了等地地道道的湘西菜，价格也不贵，每道菜不超过20元。
最佳旅游时间最佳旅游时节：4月—10月。
给我一段介绍小石潭记里的小石潭的导游词。
100字左右，好的就采纳
各位尊敬的旅客朋友们，早上好，今天由我带领您参观一个不知名的小石潭。
大家请看身边的这个小丘，虽然小，但却是景色宜人。
四周郁郁葱葱，人烟依然很稀少。
大家跟着我一起往西走。
大家请闭上眼睛，知大家有没有听见什么
有些像佩与环相互碰撞的清脆声。
现在请随我顺着这条小路下去，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小潭就是大家刚才听到的清脆声的发源地。
大家可以看到，这小潭的潭底，是以一整块石头做成的，大家现在可以走近些，但小心脚下不要滑倒。
这小潭的潭底有些地方已经凸出来了，就像海上的岛屿，水中的平地一样。
这个小潭里大约有一百来条鱼，因为水太清澈，所以看上去好像在空中游动，也没有什么依靠。
早上阳光照到水底，鱼的影子就会映在水底的石头上，有些鱼懒得一 动也不动，但有时却突然间的游走，马上又游回来，好像在跟大家开玩笑似的。
请大家顺着小潭向西南方望去，就会看到一条小溪，这条小溪便是这潭水的来源，这小溪曲曲弯弯，有时能看见有时却不能看见，因为多年水流的冲击它的两岸早已 参差不齐，像犬牙一样。
这个小潭不仅谭美，周围的景色也很美。
它的四面被竹子和树木层层环绕，如果一个人来到这里，就会感觉到它独有的清静，让人心旷神怡。
在这里呆久了，就会感 觉到它独有的魅力——让人抛去心中一切的杂念，感觉就像在仙境中一样，没有让人喘不过气的压力，没有让人头疼的事业，倍感轻松，心也静了下来，这里一切的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我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不知有没有人知道这里是哪位名人笔下的景色
对了这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笔下的小石潭。
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要告别这美丽的景色，到下一个景区去了。
上庸城导游词
上庸为古代地名。
汉末至南朝梁有上庸郡，治上庸，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
据《尚书。
牧誓》记载，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会同巴师八国，共同伐纣，战于牧野。
庸国位居八国之首。
春秋中期，“唯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
公元前611年，庸国趁楚国灾荒，起兵东进，不料反被楚庄王联合西部的巴国、秦国所灭，国土被楚、秦、巴三国瓜分。
成语“庸人自扰”因此而来。
此后，楚人吸收庸国的先进文化，国力大增。
梁启超曾就此评价说：“楚庄即位三年，联秦、巴之师灭庸，春秋一大事也。
” 古庸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发祥地，与黄河流域的古殷商之地一样，同是中华文化之摇篮。
在辉煌文明的推动下，古庸国曾经盛极一时。
庸国的疆土，比早期的秦及周宗姬封侯国及巴国还大，与南方自己崛起的楚国不相上下。
周武王在分封土地时，最大的宗姬国不过百里，小者仅五十里，秦在春秋周平王时只有一个赵城，周早期的巴国疆土限于四川的东、北部及重庆的东、西、北部，楚国疆土限于江汉平原至鄂东、南及湖南北部一带。
而古庸国，则是一个横跨长江至汉水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
以前，人们对庸国不是很了解，以为庸国是楚国的附属国。
实际上，庸国包括麇（jūn）、儵（shū）、鱼、夔等附属小国，其东部含古麇属地，东南部含鄂西及湖南张家界市及慈利、桑植等县，今巴东、兴山、秭归、建始等县，是古代夔国的领地，当然也是庸国所属。
历史上著名的屈原就是秭归人，其先祖就是庸国的一位国君伯庸。
事实上，商汤至周早期的庸国疆土还应包括现今的荆州市及荆门市的南部到今钟祥一带。
楚国国都原本在丹阳（今河南淅川）。
今天所说的楚国都城郢（现荆州市北纪南城），原本应为庸国所属，后被楚国侵占。
庸国的南部包括今天重庆的东北地区，含万州、开县、梁平以北各县。
《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四川首州府，周庸国地……四川大宁、奉节、云阳、万县、开县、梁山（今重庆梁平）皆其地也。
” 庸国的西部应包含现今的陕西省汉中市大部分属地。
《华阳国志·汉中志》说：“（汉中）本附庸国，属蜀。
”也就是说，汉中原本是庸国属地。
庸国的北部包含今天的湖北郧西县、陕西旬阳县及商洛东部。
郧西县古称上津县，隶属金州（今安康市）。
《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都说，金州“于周为庸国之地。
”在史书的记载中，陕西商洛一带在夏商时期的归属并不明了。
大概其东部部分地区也属于庸地。
据《魏书》记载：“皇兴四年置东上洛，永平四年改为上庸郡。
辖商、丰阳二县。
”上庸郡就是商洛东部丹凤、商南、山阳一带。
名为庸郡，可能与曾经是庸国属地有直接的关系。
庸国疆土如此之大，在春秋前期少有。
这样大的一个独立古老国家，被误解成楚国的附属，是非常可笑的。
疆域广大的庸国并非是徒有其表，其国力也非常强大，地位、声望都很高。
庸国在商朝时期，是群蛮之首，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都归集在庸国的麾下。
这与庸国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实力、威望是分不开的。
庸国在春秋时期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打败楚国几次入侵，以至于给楚国造成迁都的威胁。
最后的庸楚之战，楚如果不联合巴、秦，单靠某一个诸侯国想灭掉庸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庸国不仅国力强大，其爵位也很高。
《礼记．王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仪礼》说：“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
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
”“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
”庸国国君世代为侯伯，其他诸侯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
”周时分封制度是严格的，非伯者不能称其为诸侯，故楚子威逼周王室给其封号，“欲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庸即为伯，说明其地位很高，也充分证明庸国的强盛。
庸国大事记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武王伐纣时，周武王联合西土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和方国，进攻商国。
庸国名列于八国之首。
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庸国趁楚国闹饥荒之际兴师进攻。
楚庄王联合秦国、巴国反攻，灭亡庸国。
假如你是导游,请选择家乡一处名胜古迹写一段100字左右的解说词
洛阳桥 在今惠安、洛江分界的洛阳江入海口,又名“万安桥”.于北宋皇五年至嘉四年（1053－1059年）由郡守蔡襄主持建造,历六年竣工,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梁式石桥.因在江海交汇处造桥,江阔水深,工程艰巨,造桥者首创“筏型基础”以造桥墩,种植牡蛎以固桥基,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科学创新.该桥与卢沟桥、赵州桥、广济桥并称为“中国四大古桥”.现桥长834米,宽7米,尚存船形桥墩46座,桥之中亭附近历代碑刻林立,有“万古安澜”等宋代摩崖石刻及石塔、武士石像等.桥北有昭惠庙、真身庵等遗址,桥南有蔡襄祠,祠内有蔡襄《万安桥记》宋碑.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泉州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考察景点之一.推荐用名有“洛阳潮声”、“洛水飞虹”.
内乡县衙导游词
内乡县衙景区讲解 好了，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内乡县衙。
内乡县衙始建于元朝大德八年，即公元1304年，至今已有700年历史，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县衙建筑群。
1984年被批准为全国第一家衙门博物馆。
所以文物界有“天下第一衙”的称呼。
内乡县衙是封建社会时期内乡县的行政公署，它的布局为坐北朝南，中轴对称。
接下来请大家随我一起参观游览。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县衙的首部建筑——照壁，为青砖浮雕组成的一字型建筑，照壁的正中是一个形式麒麟的怪兽“贪”，它脚踏元宝、如意、珊瑚、玉环，旁有摇钱树和灵芝等人间珍宝，但仍不满足，后来在海边看到海上日出，又妄图吞食太阳，结果葬身海底。
该雕刻告诉官员不要贪赃枉法，也教育人们，不要贪得无厌。
大家顺着我的手势看它对面的牌坊——“宣化坊”，南面书有“菊坛古治”楷书，北面书有“宣化”二字，是农历每月初一和十五，知县在此宣讲圣谕、教化百姓的地方。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内乡县衙的大门，县衙的大门面阔三间，明间为过道，东梢间的前半间“喊冤鼓 ”一架，供百姓击鼓鸣冤之用。
我们进入后可以看到从大门到大堂百米甬道的中间有道门名叫“仪门”，是县衙的礼仪之门。
取“有仪可象”之义，表示县令行为应为民之表率。
仪门平常关闭不开，只有新官到任或高官到来时方可打开，并规定“文官下轿，武官下马”。
县官僚属整冠出迎至仪门外。
仪门东西两侧还各有一个小门，东边的门叫”生门”，进去时常开着，供人们的日常出入；西边的门叫做“死门”，又叫鬼门，当犯人被判处死刑之后，从西门拉出去行刑，所以旧城处决犯人叫走西门或上西天。
朋友们，过了西门您看到的这座高大壮观的建筑就是县衙的大堂了。
大堂也叫正堂，是知县发布命令，举行重大典礼和公开审理大案要案的地方。
大堂抱柱上有一幅楹联“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
”大堂中央的设施叫“暖阁”，是专为知县审案设的公堂。
暖阁的正中放着三尺公案，上边放着审案用的文房四宝和红绿头签。
绿头签是捕签，用来捕人的;红头签是刑签，下令动刑的。
正面屏风上绘“海水潮日图”，寓意为官者要名如日月，青似海水。
图上的飞鸟叫“白鹇鸟”，是正五品官的标志，过去一般的县设的是七品县令，不设暖阁，而内乡过去统辖的区域较大，包括现在的西峡全景，淅川东南的部分乡镇，所以再内乡县衙为五品官者不乏其人。
清代的知县审案的时候，由东侧走上暖阁，然后原被告才能被带上来，跪在堂前的跪石上，东边正方形的为原告石，西边长方形为被告石，因为在有的案件中涉及有同案犯，所以这里的被告石比原告石要长一些。
大堂前甬道的两侧，东为吏、户、礼房，西为兵、行、工房。
六房是旧时衙门的职能机构。
在二堂了解过琴治的典故后，我们便进入三堂。
三堂是知县日常办公的地方，如果审的案件涉及机密的话，也是在这里审理。
县衙所有建筑前的匾额、楹联以其语言精练，内涵丰富而令人赞不绝口，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三堂前的这幅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衣官。
”这幅对联是清康熙19年内向知县高以永自撰。
上联说的是：为官吃的、穿的、用的，全是百姓供给的，老百姓是官员们的衣食父母，当官的千万不能倚仗权势欺压百姓，自己也是百姓一员啊
下联是说：得到一任的官职，不能自恃高贵为了给百姓做主即使得罪了上司，丢掉乌纱帽，也不算什么耻辱的事情，不要当个地方官起不了多大作用，要知道地方治理的好坏，百姓是否安居乐业，全靠地方父母官。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视察内向县衙时对这幅楹联所阐的官于民的辩证关系，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赞扬。
好了游客朋友们，下面留给大家半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片刻休息之后，xx将继续带大家参观内向县衙的其它建筑。
河南郑州历史博物馆简介
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
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
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
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
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
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
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
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
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
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
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
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
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
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
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
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
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
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
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
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
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
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
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
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
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
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
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
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
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
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
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
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
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
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
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
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
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
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
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
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
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
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
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
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
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
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
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
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
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
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
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
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
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
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
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
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
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
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
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
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
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
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