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伪皇宫的导游讲解词
各位朋友，在繁华的沈阳古城中心，有一座巍峨庄严的清代宫殿建筑群。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沈阳故宫。
依建筑时间和布局，沈阳故宫的建筑可分为三部分，它们分别是东路、中路、西路。
今天，我们就按这个顺序。
首先参观东路建筑。
沈阳故宫以其独特的建筑艺术和特殊的历史而闻名中外，在这片绚丽多彩，雄伟多姿的建筑群中，最古老，最具特色的就是我们面前的大政殿。
大政殿草创于1625年，是处理国家政务和举行庆典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
大政殿为八角重檐攒尖式建筑，外形近似满族早期在山林中狩猎时所搭的帐篷。
在大政殿的房脊上，还饰有八个蒙古力士，牵引着八条铁链，象征着“八方归一”。
正门前的大柱上，盘旋着两条翘首扬爪的金龙，是受汉族敬天畏龙思想的影响，以龙代表天子的至尊无上。
大政殿建筑特点的多样性，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
金龙盘柱，尽显中原之风；八位力士又流露了浓郁的蒙古色彩；而亭帐式的风貌，则是满族古老文化的延续。
作为最早使用和最为重要的宫殿之一。
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以大政殿为舞台上演。
1643年，六岁的顺治皇帝在大政殿继承帝位，并于次年在此颁布了出兵令，命摄政王多尔哀兵入山海关直捣中原，最终完成了满清一代的一统大业。
大政殿两侧南向，十王亭呈燕翅排列。
错落有致，如众星拱月，南宽北狭，似无穷无尽，象征兵多将广，万世绵延。
十王亭是清朝入关前左右翼王和八旗旗主在皇宫内办公的地方。
它们与大政殿构成了一组亭子式的院落建筑，反映了满族独特的军政体制——八旗制度，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堪称独步天下。
远在努尔哈赤立国之初，凡遇军国大事都由汗王与八旗贝勒大臣共同讨论决定。
努尔哈赤定都沈阳后，在修建宫殿时便将这种“君臣合署办公”的制度固定化。
以建筑的形式表现了八旗制度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政体及军事民主的思想。
因而形成了大政殿、十五亭这组独特的建筑，为中国宫殿建筑史写下了空前的一页。
各位朋友，现在我们来到了中路。
从1626年皇太极继承汗位，即续建皇宫，形成沈阳故宫的中路建筑。
中路建筑前起大清门，后至清宁宫，院落三进，独成一体。
大清门是沈阳故宫的正门，为皇帝临朝前，文武百官候朝的地方。
它便是演义小说中俗称的“午朝门”。
大清门的屋顶满铺黄琉璃瓦并衬以绿色剪边，既保留了以黄为尊的传统观念，又体现了满族对故乡山林的深厚眷念。
从而形成了区别北京故宫的一个特点——宫殿顶覆以黄琉璃瓦镶以绿色剪边。
穿过大清门，北望便是崇政殿。
崇政殿俗称“金銮殿”，是清太宗皇太极举行日常朝会的地方。
1635年，皇太极下令将族名‘女真”改为“满洲”。
1636年皇太极在崇政殿登基称帝，上尊号“宽温仁圣”，将国号“金”改为“清”年号“天聪”改为“崇德”。
各位朋友，古代宫殿建筑布局讲究“前朝后寝”。
看过了皇帝上朝的金銮殿，请大家随我去参观帝后的寝宫。
穿过崇政殿两侧的左右翊门，举目可见位于3．8米高台之上的凤凰楼。
楼后为帝后寝居的后宫——台上五宫。
与崇政殿对比又形成了沈阳故宫不同于北京故宫的特点——“宫高殿低”。
而北京故宫则恰恰相反，是“殿高官低”。
凤凰楼为宴饮、议事之所，是当年沈阳城的最高建筑，诗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可谓十分贴切。
登上凤凰楼俯瞰四周，万般景物尽收眼底，可饱览盛京全景，也可观赏日出。
“凤楼晓日”是当年著名的盛京八景之一。
凤凰楼门洞上方悬有“紫气东来”匾，为乾隆皇帝御笔。
而乾隆皇帝则是借用这个典故寓意大清的国运兴起于东方。
各位朋友，穿过凤凰楼底层的通道后，我们就进入了后妃居住的台上五官。
台上五官是清宁宫、关雎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宫。
现在请大家随我参观皇太极和皇后的寝宫——清宁宫。
清宁宫东梢门称“暖阁”，是帝后的卧室。
暖阁内分南北二室，二室均设火炕。
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在暖阁内驾崩，终年52岁，后葬于沈阳昭陵，即北陵。
清宁东次间开门，是典型的满族民居——口袋房，西四门南西北三面都设火炕，称“万字炕”。
与汉族有所不同的是，满族人将烟囱建在屋后，而且从地面向上垒起。
这种“口袋房，万字炕、烟囱竖在地面上”的建筑特点具有浓郁的满族风格了。
各位朋友，现在请随我去参观西路建筑。
西路建于1782年至1783年，主要包括：戏台、嘉荫堂、文溯阁等。
说起文溯阁，我们不能不提到乾隆皇帝和《四库全书》。
出于加强文化统治的需要，乾隆皇帝于1772年下诏访求天下藏书，历经十余年时间编成一部大型丛书。
该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所以称为《四库全书》。
书修成后，抄录七部，在全国建七座藏书阁分别收藏，沈阳故宫的文溯阁便是其中之一。
提起宫殿建筑，我们很容易想起“红墙绿瓦”、“金壁辉煌’这类词汇。
而文溯阁却与众不同，屋顶用黑琉璃瓦镶绿剪边，整个建筑以黑绿两色为主色调，这与它的用途是分不开的。
文溯阁藏书忌火，依据五行字说立色配饰，装修取《易经》“北方壬癸水”其色属黑，因此屋顶用黑色琉璃瓦，寓意水从天降，消灭火灾。
文溯阁外观为两层，内部实为三层，书架上的木盒称函匣，用于收藏书籍。
目前文溯阁的《四库全书》保存在甘肃省图书馆。
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参观已经接近尾声。
沈阳故宫的三路建筑是分期建造的，布局却是一气呵成，完整和谐。
特别是三路建筑分别代表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皇太极南面独尊”、“康乾盛世”三个时期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从总体来看，沈阳故宫以建筑的方式反映了满族政权和满族社会由崛起——兴盛一高度发展的历史进程。
各位朋友，我们的参观就要结束了，希望故宫之行能给您留下美好的回忆。
5分钟 沈阳故宫的导游词
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一幅精品，现存北京博物院。
张择端，字正东武（今山东诸城）人。
早年游学汴京，后习绘画，宋徽宗赵佶（1101年—1124年在位）时期供职翰林图画院。
专工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划线的技法，用以表现宫室、楼台、屋宇等题材，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
他的画自成一家，别具一格。
张择端的画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图》卷完好地保存下来了。
这幅画高25厘米半，长525厘米。
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
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
总之，《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北宋年间的汴京极盛，城内四河流贯，陆路四达，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商业发达居全国之首，当时人口达100多万。
汴京城中有许多热闹的街市，街市开设有各种店铺，甚至出现了夜市。
逢年过节，京城更是热闹非凡。
为了表现京城的繁荣昌盛，张择端选择了清明这个重要节日的景象进行59表现。
《清明上河图》着重描绘了北宋首都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
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
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
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
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
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
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
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
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
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
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
有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
这时，这只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
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
这一紧张场面，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
《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张择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图》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清明上河图》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规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
《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疏密相间，有条不紊，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处处引人入胜。
北宋以前，我国的人物画主要是以宗教和贵族生活为题材。
张择端虽然是在翰林图画院供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院体画”或“院画”，但他却把自己的画笔伸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创作出描写城乡生活的社会风俗画。
《清明上河图》画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人物。
而且，张择端对每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都刻画得非常逼真生动。
这充分说明，张择端生活的积累非常丰厚，创作的技巧非常娴熟。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坐落在市府广场东南隅的辽宁省博物馆，将于11月中旬隆重开馆。
届时，曾在沈阳“生活”了6年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将回沈“省亲”。
《清明上河图》问世近900年以来，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颠沛流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扑朔迷离的谜团。
9月13日，记者探询了《清明上河图》的身世，以及鲜为人知的经历———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北宋画家，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
他早年游学汴京（今河南开封），后习绘画。
北宋徽宗时期，张择端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界画宫室，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
后来“以失位家居，卖画为生，写有《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曾为北宋宣和内府所收藏，为绢本、淡设色，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是《东京梦华录》、《圣畿赋》、《汴都赋》等著作的最佳图解，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它继承发展了久已失传的中国古代风俗画，更继承了北宋前期历史风俗画的优良传统，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期，首都汴京（今开封）清明时节郊区、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城内建筑和民生的繁华景象。
据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比《三国演义》的1191人、《红楼梦》的975人、《水浒传》的787人，都要多得多，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
颠沛流离《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流传后世后，以独具的艺术价值及史料价值，受到后人的关注。
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逊位之后的11年中，受到“清室优待条件”庇护，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并且监守自盗，乘机大肆窃取宫中珍藏多年的稀世文物，为数之多，竟有千余件之巨。
借口赏赐盗国宝溥仪12岁时，在张勋策动下，重登太和殿宝座，但没多久便再度逊位，处于“小朝廷”风雨飘摇之中。
此刻，溥仪着手下一步打算：留学国外。
他们留学国外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
于是，他便把宫廷内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外，存在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
运出的字画、古籍皆为出类拔萃的珍品，大约有1000多件手卷字画，200多种挂轴、册页，200种左右的宋板书。
其中，便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尽管有“清室优待条件”作后盾，但溥仪还是不敢公然盗窃宫中宝物。
他便以赏赐弟弟为名，行盗窃文物之实。
1922年前后，北京局势动荡，他的父亲便在天津英租界十三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
从1922年起，他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收藏的古版书籍、历朝名人字画等文物，以赏赐为名，分批盗运出宫。
溥仪正式“赏赐”弟弟们，从1922年、所谓“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开始。
溥仪利用两名弟弟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的机会，将珍贵文物包裹在包袱里，由他的弟弟们每天下学时运出紫禁城。
从开始“赏赐”起的两个多月中，有时是逐日“赏赐”，如1922年8月14日至26日，没有一天间断过。
这些宫中文物积累到七八十口大木箱后，便运到天津英租界的楼房里存放。
携带国宝投他国直到1924年11月5日，当时的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率领20名短枪手突然闯进紫禁城，撵走了溥仪，拆散了“小朝廷”，溥仪窃取宫中所有文物的计划因此中断。
1924年11月5日，溥仪回到父亲的“醇亲王府”；11月29日，溥仪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居住，在日本军国主义卵翼下恢复“小朝廷”。
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护卫下，溥仪潜逃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地张彪私宅“张园”中安顿下来。
可是，当时的经济来源远远满足不了他那浩繁的开支，于是，他便打起了变卖宫中国宝的主意。
国宝流落伪皇宫通过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阴谋策划、天津日军的密切配合，将溥仪乔装成日本军人，于1931年农历十月初一，乘小汽船偷渡白河，经大沽口，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潜到营口，至鞍山汤岗子小住，然后前往旅顺口，进入日本殖民地。
1932年4月，溥仪进入长春伪皇宫，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宝座。
溥仪从天津出逃，必须经过国民军的驻扎地区，所以他只能轻装简从，大批的宫中国宝，仍然存放在天津。
1932年至1934年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存放于天津静园的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珠宝玉翠等约70箱，运到长春伪皇宫内，将装有书画的木箱，存放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楼下东间，即“小白楼”；将装有古玩珠宝的金库，存放于“内廷”缉熙楼客厅。
携逃国宝被俘获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伪满洲国汉奸们闻风丧胆，各奔生路。
当时，一直由日本关东军担任警卫的长春伪皇宫，改换成伪满军队警卫。
傀儡皇帝溥仪见大势已去，惶惶不可终日。
他最为忧虑的，是不可能将存放在伪皇宫的所有国宝统统带走，而只能有选择地将晋、唐、宋、元的法书名画大批携逃。
为了能够多带国宝，他把保护法书名画的楠木盒、花绫包袱皮等统统扔掉，将这些国宝硬塞进大木箱里。
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国都由长春迁到通化。
同年8月13日，溥仪从长春逃到通化大栗子沟；8月17日，溥仪乘坐一架小型军用飞机企图逃往日本。
当飞机经过沈阳时，溥仪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红军俘获。
溥仪随身携逃的法书名画和一批珠宝玉翠，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缴获后，上缴东北人民银行代为保存。
专家揭秘《清明上河图》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开馆，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
东北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品，为东北人民银行拨交、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溥仪处缴获的名贵书画、珠宝翠玉饰品。
独具慧眼鉴瑰宝人民鉴赏家杨仁恺先生，是在溥仪携逃的众多法书名画中，独具慧眼发现了《清明上河图》。
历来，以张择端之名流传的《清明上河图》繁多，杨仁恺先生过目的就有10余件之多。
1950年秋，从东北人民银行拨交来的一批《佚目》书画尚未整理，良莠杂存、玉石不分。
当时，杨仁恺先生在东北博物馆临时库房里整理书画作品时发现，其中有3件同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作品。
杨仁恺先生当时以为，这些都是过去常见的“苏州画片”一类的东西，根本没想到会在此中出现奇迹。
然而，使杨仁恺先生大为出乎意料的是，数百年来始终埋没在传闻中的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会在这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意外发现
杨仁恺先生顿时“目之为明，惊喜若狂，得见庐山真面目，此种心情之激动，不可言状。
”真本解开百年谜杨仁恺先生当时的激动心情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此之前，专家学者们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是个什么面貌，一无所知。
他们只能从经常接触到的许多苏州画片上，推断《清明上河图》与其大同小异，以为《清明上河图》原作大体是苏州画片的原始所本。
《清明上河图》的本来面目，数百年来一直是个不解之谜。
难怪杨仁恺先生看到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本后，“目之为明、惊喜若狂”。
至此，杨仁恺先生才真正了解到，苏州画片的作者根本没有见到《清明上河图》原作，只是参照历来文字记载构图铺陈而成的。
比如，《清明上河图》东水门前的虹桥为木结构，而苏州画片则为石头建筑；人物衣着、民房、铺面的形制等，也都与苏州画片大相径庭，尤其是船只写实描绘技巧生动自然，已达到出神入化境地。
张择端能将北宋京城开封的复杂纷繁景象绘入画图，要比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叙述得更为概括、更为形象，难怪《清明上河图》历代以来一直脍炙人口、经久不衰。
仇英临本辨真伪3件《清明上河图》中既然已经发现了真迹，其余两件自然便是赝品。
然而，另外一个奇迹又在杨仁恺先生面前出现了：两件中的一件作品，竟然是仇英的重彩工笔《清明上河图》，并具名款。
该作品参照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构图形式，但描绘的是苏州社会生活现实内容。
从此，揭开了“苏州画片”的奥秘：明代苏州坊间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原来都出自仇英此图。
由于历来的《清明上河图》赝品，均以仇英《清明上河图》临本为背景，于是，仇英临本也就成为衡量《清明上河图》真伪的一个条件。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即现今的辽宁省博物馆）开馆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始终珍藏在沈阳；1955年，被国家有关部门拨交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弹指49年过去，《清明上河图》来沈“省亲”，实在令人激动不已。
我们期待着《清明上河图》早日回“家”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