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蜀南竹海导游讲解词
旬阳县位于陕西省东南部,秦巴山区东段,居东经103°58′至109°48′,北纬32°29′至33°13′之间。
东邻白河县、湖北省郧西县,南接平利县和湖北省竹山县、竹溪县,西连汉滨区;北与镇安县、湖北省郧西县相壤。
县境南北长约82公里,东西宽约79公里,周长约390公里。
县城位于汉江、旬河交汇处,新城区沿旬河西岸向上扩展延绵几公里,北段为县城老城区,因旬河入汉江处呈“S”形,故今又称“太极城”。
襄渝铁路在县城西北刘湾社区设站,由此经襄樊、郑州、石家庄至北京西全程1518公里,西经安康、达州至成都全程799公里,至重庆562公里,至汉中284公里;西康(西安至安康)铁路贯旬阳北区,在城北白柳镇设旬阳北站,由北经镇安、柞水至省会西安213公里,向西至安康46公里;西康高速公路横穿旬北,在小河镇设出入口,由此至西安158.9公里;十天(十堰至天水)高速纵贯旬阳南部,在吕河镇设出入接口。
全县总面积3554平方公里,辖21个镇,是陕西省政府批准的革命老区县,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全国文明村镇建设示范县,全国文化工作先进县,省级治安模范县。
商朝末年,武王伐纣之时,其联军中的“庸”人,就活动在今湖北省郧阳西部的堵水盆地及包括今旬阳在内的陕西省安康地区。
春秋时期,庸人一度为大巴山区先进的族落之一,之后,随着熊绎受封,楚国日益强盛,庸人逐渐衰弱。
公元前611年楚国大饥,庸人叛逃,楚人依蒍贾之计,联合秦人、巴人,攻灭了庸国。
从此,旬阳地区归属楚国。
旬阳县旬阳县公元前312年,秦楚战于丹阳,楚败,秦乘机夺楚汉水上游之地,新置汉中郡,旬阳地区遂归于秦。
公元前305年(秦昭襄王二年)秦楚和好,第二年,楚怀王与秦昭王结盟,秦归还原属于楚国的上庸六县,旬阳地区又重归于楚。
公元前280年,秦伐楚,楚败,割上庸及汉水以北之地予秦,此后,旬阳地区复归于秦。
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分全国为三十六郡,旬阳地区属汉中郡。
公元前209年,刘邦部下郦商遣将攻克旬关,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始置旬阳县。
公元8年,新都侯王莽代汉立新,曾改汉中郡为新成郡,旬阳属之。
公元25年,东汉建立,今安康地区为公孙述势力范围。
30年,光武帝刘秀遣李通攻克西城县(今安康市),旬阳地区归于东汉。
东汉时期,废旬阳县,以其地并入西城县,隶于汉中郡(治今汉中市)。
191年,张鲁攻取汉中郡,旬阳地区归属张鲁。
211年,曹操打败张鲁,于西城县治置西城郡,旬阳地区属之。
219年,旬阳地区为益州牧刘备所有。
220年(东汉延康元年),关羽兵败身死和孟达投降曹魏,西城郡归属曹魏。
三国时期,旬阳地区一直属于曹魏。
魏文帝曹丕即位初,并西城、上庸诸郡置上庸郡(治今湖北省竹山县上庸故城),由孟达任郡太守。
不久复于原西城郡地设魏兴郡,移治洵口(今旬阳县城)。
魏兴郡在三国时,隶属于魏之荆州(治今河南省新野县)。
265年,晋王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史称西晋。
280年(太康元年),复置洵阳县,并于洧溪口(今蜀河镇)置兴晋县,洧溪(蜀河)以西属旬阳县,淯溪以东属兴晋县。
旬阳、兴晋二县,在西晋时,先属荆州(治今湖北省江陵县),继属凉州(治今陕西省汉中市),一直隶于魏兴郡(治今湖北省郧西县上津)。
西晋末年,巴氐族豪强李特率领蜀地流民起义,占据益、凉二州,旬阳地区一度归属李特及其子李雄的成国(十六国之一)。
317年,东晋建立。
东晋时期,旬阳、兴晋二县,仍属晋魏兴郡(移治西城县)。
379年,前秦(十六国之一)帝苻坚大将韦锺攻陷魏兴郡,旬阳地区归属前秦汉中郡。
384年,东晋车骑将军桓冲部将郭宝北伐,收复魏兴郡。
旬阳地区重归于晋。
420年,刘裕代晋称帝,改国号为宋。
不久,北魏统一北方,中国出现了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即所谓南北朝时期。
这个时期,旬阳地区归属多变,沿革纷繁。
420~479年(宋),旬阳的南区、中西区、北区为旬阳县,东区属兴晋县,均隶于魏兴郡(治西城县)。
479~502年(齐),旬阳境内的旬阳县和兴晋县仍隶于魏兴郡。
502年,萧衍乘齐内乱,夺取帝位,改国号为梁。
自宋至梁,旬阳地区一直归属南朝的梁州(治南郑县,即今汉中市)。
503年(梁天监二年),梁州刺史翟远投降北魏,旬阳地区改归北朝,属北魏之东梁州(以安康郡治置,治今石泉县东南石泉嘴)。
535年(梁大同元年),北魏东梁州刺史元罗降梁,旬阳地区又归于南朝。
梁不久改东梁州为南梁州。
552年(梁承圣元年),西魏大冢宰宇文泰遣大将王雄侵略山南(秦岭以南),攻陷魏兴郡(治西城县),以其地置东梁州,旬阳地区复归北朝。
552年,西魏于洧溪口置洧阳县,又以洧阳县置洧阳郡,并于淯阳县西16公里之汉江南岸黄土山西置黄土县。
同时,以洵州为洵阳县,并以洵阳县治置洵阳郡。
554年(西魏废帝三年)改东梁州为金州(州治及西城县治由今安康市汉江北岸移至南岸今址)。
洵阳郡及洧阳郡均属之。
556年(西魏恭帝三年),宇文氏代西魏称天王,建国号为周,史称北周。
北周初,改洧阳郡为长冈郡,并改洧阳县为长冈县,翌年废长冈郡及长冈县,将赤石县、甲县、临江县(均在今湖北省郧西县及陕西省白河县之间)并入黄土县,移黄土县治于原长冈郡地,隶于甲郡(治今郧西县甲河关)。
北周时期,洵阳郡所辖之洵阳县及甲郡所辖之黄土县,均隶于新置之金州总管府(治金州)。
581年隋朝建立,罢天下郡,洵阳郡和甲郡俱废。
607年,以郡统县,洵阳、黄土二县分隶于西城郡、上津郡。
617年底,唐王李渊遣李孝恭为山南遭招慰使,占领西城郡。
618年,李渊逼恭帝杨侑让位,建立唐朝,当年(武德元年)改西城郡为金州,洵阳县属之,改上津郡为上州,黄土县属之。
624年,废洵州,其地隶属金州。
925年,后唐中宗灭蜀,洵阳、淯阳二县归于后唐,隶属金州戎昭军节度使。
936年,石敬瑭灭后唐,建号为晋,洵阳、洧阳二县改属后晋。
947年,刘知远代后晋称帝,建号为汉,洵阳、洧阳二县归于后汉。
951年,刘知远部将郭威代汉,建号为周,洵阳、清阳二县又归于后周。
后晋、后汉、后周时,洵阳、淯阳二县均隶属金州怀德军节度使。
960年(后周显德七年),掌握兵权的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策动“陈桥兵变”,代周称帝,建立宋朝,是为北宋。
966年,省洧阳县入洵阳县,今旬阳县境域盖从此略定。
北宋时期,洵阳县一直隶于金州,属京西南路,改昭化军节度。
南宋时,洵阳县仍一直隶于金州,先后属利州路金均房州镇抚使、京西南路、西川宣抚司、金房开达宣抚使及利州路。
南宋末年,洵阳县为蒙古所有。
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是为元朝。
1279年,南宋灭亡。
元朝灭宋之后,因洵阳县境民居寥落,遂废县,设洵阳巡检司,隶于金州,属陕西行中书省兴元路总管府。
1368年,明朝建国之后,派邓愈率军由均州、房州一路西进,攻下洵阳县东部牛心石诸山寨,在蜀河迫使陈友谅“汉”政权平章张子贵投降,占领洵阳。
1370年(洪武三年),复置洵阳县。
1372年,洵阳还属陕西等处行中书省汉中府金州。
1376年,改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为陕西承宣布政使司。
1476年,以洵阳县白河堡析置白河县,析洵阳县东部汉江以北金钱河流域入新置之郧西县。
第二年,以金州兼属郧阳巡抚。
1583年(万历十一年)以水毁州城,改金州为兴安州。
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改兴安州为直隶州,直隶于陕西承宣布政使司,不再属汉中府。
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
明清之际,洵阳地区抗清斗争彼伏此起,接连不断,直至1646年(顺治三年)前后,清军才占领兴安州及所属的洵阳县。
1662年,兴安州不再兼属郧阳巡抚。
1673年(康熙十二年)吴三桂起兵反清。
1675年,清兴安游击王可成起兵响应,洵阳县遂为吴三桂所有。
1679年冬,侵略者清抚远大将军图海率兵由商州旧县关南下,在洵阳两河关出其不意,一举攻破吴三桂部将韩晋卿七营,乘胜侵略占领了洵阳县及兴安州。
兴安州于1782年升为兴安府,洵阳县属之。
旬阳县旬阳县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清朝的最后一位洵阳县知事白玉昆(满族)被逐。
民国初年,洵阳县隶属陕西省汉中道。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废道,直隶于省。
1935年设陕西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后改为陕西省安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洵阳县属之。
1934年底至1936年间,洵阳县东北部圣驾河、竹筒河一带,曾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开创的鄂豫陕革命游击根据地的一部分。
194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洵阳县东区,中共上关县委、上关县政府迁至蜀河镇。
1948年8月至1949年5月,东区蜀河、双河一带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武装力量激烈争夺的地区。
1949年5月,洵阳县民主政府在湖北省郧西县境成立。
7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湖北西进,再次解放洵阳县东区,8月10日,洵阳县民主政府由郧西移治蜀河。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同年11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五十七师解放洵阳县城。
洵阳县民主政府随之迁至县城,隶于陕甘宁边区安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50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洵阳县改隶于陕西省安康分区专员公署。
1959年改属陕西省安康地区。
“文化大革命”中,地、县行政机构改称革命委员会。
1980年,旬阳县革命委员会改为旬阳县人民政府,安康地区革命委员会改称安康地区行政公署,旬阳县属之至今。
三峡导游词关于八年级语文第一段
各位游客,大家好。
今天我就带大家畅游——峨眉山。
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峨眉山的“雄、秀、神、奇、幽”,获得了“植物王国”、“动物乐园”、“”、“仙山佛国”、“天下峨眉秀”等赞誉。
难怪明代诗人周洪漠由衷地咏叹:“三峨秀色甲天下,何须涉海寻蓬莱。
”峨眉山层峦叠嶂,山势雄伟,景色秀丽,气象万千,素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美誉。
下面我们来领略一下峨眉的甲山秀色,魅水柔情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倾倒无数古人的十景吧。
我们先来到入山第一大寺,这里有传说之中四川省最大的一口铜钟——圣积晚钟。
据载此钟于夏历晦望二日之夕敲击,每击可历一分五十秒,近能闻洪壮之声,静能闻韵澈之声。
草丰竹秀,涧谷环流,古楠耸翠,曲径通幽;这就是我们美不胜收的“萝峰晴云”,“一尘不染三千界,万法皆因十二因”正是点染了这个绝尘脱俗的好地方。
而“峨眉山十景之胜”的“灵岩叠翠”古刹坍塌,灵岩依旧殿宇重叠,密林掩映,丹岩凝翠。
来到与龙门洞合称“水圣双绝”的清音阁,玲珑精巧的楼阁居高临下,黑白二水拍击着岿然不动的牛心石,我们再来看看龙门峡上浑然天成的“九龙吐水”“九龙游水”,感受一下它的神奇与壮阔。
曾言:“上古有大椿者,以八百岁为春,八百岁为秋”,我们现在就很荣幸的看到这些见证了历史沧桑的古树,亲身感受自然地神韵。
“晴雪初霁,幽峭精绝”,这就是峨眉雪的形式美态——大坪霁雪。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妙绝神奇的“九老仙府”和最富的“象池月夜”。
看到它们,我们会不由得赞叹自然地鬼斧神工。
我要隆重的介绍的是峨眉山的精华所在——金顶祥光。
它包括浩瀚壮阔的日出奇观,正所谓:“不徙高寒处,安知天地宽”,说的正是它的博大;还包括变幻万千,气象雄伟的云海;神奇玄妙,圣洁会赢的佛光;还有人称“万盏明灯朝”的圣灯。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当下赢得万千宠爱的十个景点吧
旷世之作“十方像”凝结了海峡两岸艺术家的结晶,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与观赏审美价值。
接着,我们看到的这些可爱活泼的小猴子正是“峨眉山的精灵”,它们嬉闹顽皮滑稽可掬而又极通人性,见人不惊,与人同乐,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乐趣呢。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峨眉山最高峰——万佛顶。
在晨或暮,我们有机会听到古朴庄重的“祝愿古钟”,可消除各种烦恼与杂念。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同志在考察峨眉时曾语重心长的做了指示,而为了缅怀这位伟人,便有了今天的“登山纪念亭景区”。
来到清音平湖,我们会不由得赞美大自然的秀丽多姿:绿树浓荫,蝉鸣声声,山风阵阵,丝丝水气洗尽凡尘,好一派山水之情,逍遥之乐
接下来我们要领略的是深具文化底蕴的“第一山亭”。
巧夺天工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热情洋溢的“迎宾石滩”庄严凝重而又古朴典雅的“名山起点”,山高云低而又雄秀缥缈的“”……欣赏完这些美景,大家是否觉得意犹未尽呢
那我们再去一些更奇秀的景点吧
“四面八方”相信大家都能轻易理解,但“四面十方”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大家应该很想一睹为快吧
经历了400年之内的18场地震,却安然无恙,大家应该很想看一下这座古建筑史上的奇迹吧
两岸对峙,险如刀削,倾崖壁立,“一线天”能不能带给我们曲径通幽之感呢
在抗战时期曾经收留了的“洪椿坪”,能不能让我们找到一丝历史的气息呢
在借宿“洗象池”,感受一下“象池夜月”,应该会是一种不同凡响的感受吧
还有气势如虹的“伏虎寺”,传奇的“神水阁”,必定会使你深深迷醉,流连忘返。
还有一个不能不去的地方就是“乐山大佛”了,这个景区集聚了乐山山水人文景观的精华,属峨眉山国家级风景区范围,更是是闻名遐迩的风景旅游胜地。
难怪被诗人誉为“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
各位游客,大家好。
今天我就带大家畅游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峨眉山。
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峨眉山的“雄、秀、神、奇、幽”,获得了“植物王国”、“动物乐园”、“地质博物馆...作为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峨眉佛教自然有极深的历史渊源,佛教徒多半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
相信读过武侠小说的人都会知道“峨眉派”吧
那么大家又知不知道峨眉在世界武术界的地位呢
它就是震威全国,誉满全球的中国武术的发源地之一啦。
哈哈,各位亲爱的游客们,我们的峨眉之游在欢乐中就要告一段落啦,如果大家觉得意犹未尽的话,不妨挑个好日子,重游一次吧
谁能帮我写一篇关于汉中武侯祠和古汉台,的导游词,要实地讲解的那种,不要和背书一样
天下第一武侯祠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游览的是素有“天下第一武侯祠”之美誉的——汉中勉县武侯祠。
汉中勉县武侯祠位于勉县县城以西3公里处,前依108国道,后濒汉水,坐南向北,占地30余亩,由7院60余间殿宇房舍组成。
建筑雄伟,布局严整,现存建筑多为清代所建。
为什么称其为“天下第一武侯祠”
这是因为在全国众多的武侯祠中,汉中勉县武侯祠修建时间最早。
它始建于蜀汉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同时,它是由后主刘禅亲自下诏修建,是全国唯一的官祠,其他的武侯祠均为民间集资兴建。
进入景区来到武侯祠的标志性建筑——牌楼前,您首先千万不要小看脚下这条青石板小道,它东连金牛道,西通褒斜道,是当年出秦入蜀的必经要道。
从古至今,来此之人,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座高10米、八角上翘重檐两滴水的高大牌楼。
牌楼正中上书“汉丞相诸葛武乡忠武侯祠”。
蜀汉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后主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开府治事。
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诏谥亮为忠武侯(《谥法》危身奉上、险而不辞难曰“忠”,威强敌德曰“武”)。
三国时封爵之制,皆以本郡邑为封土。
诸葛亮,汉末徐州琅琊阳都武乡人,封侯拜相时,其家乡属曹魏领地,恰巧汉中也有一地名武乡,“借地封侯”的典故就由此而来。
与其说是巧合,还不如说是命运永远垂青于那些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人。
正所谓“时也、运也、命也
” 穿过牌楼南行便为“琴楼”,为券洞式城门建筑,钟、鼓楼居其两侧,楼中设一石榻,上置一古琴,相传为诸葛遗物。
此楼为后人根据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空城计”一段附会其说而建。
琴楼正中上书“高山流水”四个大字。
高山流水典出《列子 汤问》:“俞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后子期亡故,伯牙愤摔谣琴再不复弹。
” 高山流水由此便成为知音的代名词。
为什么要将高山流水题写于此呢
您可能认为它比喻诸葛亮与刘备的知音相遇之意。
事实并非如此,诸葛亮真正的知音不是别人,正是司马懿
人的一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真正造就您、促使您成就大事的,往往不是您的朋友,而是您的敌人。
暮年的康熙在千叟宴上举杯讲到:我这一杯酒不敬别人,敬的是鳌拜、吴三桂、葛尔丹,我希望他们来世再与我为敌
2002年世界杯期间使小小的塞内加尔一战成名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强劲对手——上界冠军法国队。
为什么诸葛亮三气周瑜,使周瑜发出“即生瑜,何生亮”的感慨,仍要去江东吊孝
一方面是为了吴蜀联盟,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从此少了一个强劲对手,幸皇天不负,又来一位司马懿,否则孔明先生岂不要成为东方不败、独孤求败了吗
过琴楼,穿戟门,便来到了拜殿,又名献殿。
殿内遍悬慕倾之匾,为祭拜诸葛亮之地。
在拜殿左侧有一个醒目的石碑,上书“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仰流风於遗迹万古清高”,为冯玉祥将军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南京行营所题。
想必许多人都认为诸葛亮一生谨慎,不敢弄险。
客观的来看,当年诸葛亮小心谨慎有三个原因:1、从人口来看,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建立蜀汉政权。
当时,北魏人口504万,东吴265万,而西蜀仅94万人。
2、从人才来看,西蜀建国最晚,当时天下一流人才均为魏吴所有,以至于“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3、从局势来看,成立仅两年的西蜀因刘备怒而兴兵,国力受到重创。
东吴伺机报复,北魏欲借机吞蜀,南方蛮夷拥兵叛乱,蜀汉局势恶化。
此时此刻,诸葛亮怎能不小心谨慎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小心谨慎与冒险并不矛盾。
诸葛亮一生都在冒险。
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而诸葛亮不见,他是在冒险
他在冒“与狼共舞”的险
刘备如非明君,此生孔明先生可真要在隆中与狼共舞了
公元208年,诸葛亮舌战群儒,以孙刘联军区区三万之众凭长江天险与曹操百万大军决战于赤壁,他同样是在冒险
从公元227年到公元234年,诸葛亮以西蜀五万精兵为主力,六出祁山五次北伐,使魏军“畏蜀如畏虎”,他还是在冒险
不过,诸葛亮的冒险,是三思而后行的冒险,是深思熟虑、综观全局的冒险,更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冒险
正如大殿门前的一幅对联所讲: “扶汉心坚惟谨慎乃能担当事业,伏龙誉早必深潜而后腾绰云霄” 过拜殿便为武侯祠的大殿,正中神龛上为诸葛亮的塑像,羽扇纶巾,鹤氅方裾,潇洒睿智,栩栩如生。
大殿后为崇圣祠。
正门有清代王鼎丰所题对联一副“兵在攻心三分聊竭解悬力,鱼如得水六出诚为尽瘁哀”。
我们先看上联,《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讲道: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诸葛亮出山时,刘备兵不过三千,将不过关张赵,谋不过孙糜简,势单力薄,可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从公元207年诸葛亮出山到公元219年刘备攻占汉中,短短12年间,三分天下的局面形成,诸葛亮靠的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他虽明知“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于之争锋。
”,仍立北定中原、兴复汉室之志;虽明知三分天下后,西蜀无论政治、经济、军事与北魏均相差悬殊,仍六出祁山五次北伐;虽明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下一统是大势所趋,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中华民族智慧象征的孔明先生,他为的是什么
图的又是什么呢
——“鱼如得水”
您细细品味这四个字,无水之鱼为死鱼,无鱼之水为死水。
鱼与水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不正如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招商引资固然重要,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良好的投资环境
“大树无枝向北风,千年遗恨泣英雄”,掩卷长思,不竞为其“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的精神所折服,他就象中华民族在漫漫文明长夜里的一盏孤灯,如同苏武牧羊时那根没有旗旄的光秃秃的节杖一般,永远萦绕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头
广汉三星堆导游词,一定要写
三星堆导游词 第一展馆 三星伴月——灿烂的古蜀文明 观众朋友: 您好,欢迎您到三星堆参观游览
三星堆遗址距今约5000年~2800年,总面积12平方公里,是目前四川境内发现面积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将古蜀历史的渊源从春秋战国时期向前推进了约2000年;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三星堆遗址总面积为12平方公里,其中心区域是一座由东、西、南三面城墙包围着的古城,北面是鸭子河,城区面积近4平方公里。
3000多年前如此宏大规模的城市,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据考证这里曾经是古蜀国的国都所在地。
狭义的三星堆特指遗址内的三个黄土堆,它与北面犹如一弯新月的月亮湾,隔着古老的马牧河南北相望,“三星伴月”由此得名,并在很早以前就成为一处著名的人文景观。
1929年的春天,当地农民燕(yan1)道成在自家院子附近挖水沟时偶然发现了400余件具有浓郁古蜀地方特色的玉石器,引起了中外考古学家的高度重视。
从30年代开始,几代考古学人便在此发幽探微。
1986年7月至9月,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相继发掘,上千件精美文物横空出世,广汉三星堆从此名扬天下。
第一单元 雄踞西南—古蜀2000年沧桑史 古史传说记载,蜀人的远祖出自黄帝,古蜀国有五代蜀王。
第一代蜀王叫蚕丛,他最大的功绩是教民种桑养蚕;第二代蜀王名叫柏灌,关于他的具体记载几乎没有,只知道“柏灌”是一种水鸟;第三代蜀王叫鱼凫。
“凫”就是鱼鹰,三星堆发现了大量鸟的造型,其中鱼鹰的形象最多,一般认为,与三星堆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是鱼凫王。
第四代蜀王叫杜宇,杜宇就是杜鹃鸟。
相传他“教民务农”,倍受爱戴,但却无力治理蜀地的水患,而来自川东荆楚地区的开明氏,由于治理了水患,受到人民的拥戴,取代了杜宇而成为第五代蜀王。
推测蚕丛、柏灌、鱼凫三代是从夏朝至商末周初,杜宇估计是从商末周初至春秋中叶,开明氏则是从春秋中叶至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
三星堆文化从距今5000年到2800年,延续了2000多年。
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上看,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
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
这个时期的陶器以宽沿平底器、镂孔圈足器等为主,制作方法多为手制,生产工具以石制的斧、锛、凿为主,器型小,同时出现了玉璧、玉圭(guī)、玉环等小型礼仪用品。
遗址内发现了许多建筑遗迹,这些建筑多为干栏式建筑,其优点是材料易得,而且防风防潮性能良好。
房屋面积一般为二、三十平方米,最大的一处建筑面积达200平方米左右,估计是公共性质的建筑。
考古学意义上的三星堆文化是以三星堆遗址二至三期文化为代表,大约距今4000年至32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这是三星堆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一般认为属于古蜀史传说中的鱼凫王时期。
在这个阶段极具地方特色的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把(ba4)勺等陶器大量出现,并形成了蜀地陶器的基本组合。
从二期开始,三星堆进入了文明时代。
人们修建了城墙,东、西、南三面城墙。
面积近4 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市也已建成,城内布局合理、结构严谨。
按不同的功能、需要分为居民生活区、作坊区、祭祀区、墓葬区、宫殿区等。
三星堆古蜀国并没有因为“蜀道难”而与其他地区不相往来,遗址中出土的玉戈、玉璋(zhāng)、陶盉(hé)、铜牌饰、铜尊等与江苏、河南、安徽等地出土的器物极为相似;在四川彭县竹瓦街发现了商末周初属于中原的铜觯(zhì)和铜尊,很可能是蜀国的军队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周王赏赐给蜀王的战利品;中原甲骨文中也不乏有“征蜀”、“伐蜀”、“蜀射三百”等记载……种种迹象都向我们说明了古代蜀国是充满开放精神的。
三星堆遗址四期文化是早蜀文化由盛转衰时期,大致相当于商末周初,距今3200~2800年左右。
四期的陶器以小平底罐和尖底器为主。
在这个时期,某种因素使宏大的三星堆古城被突然废弃,三星堆文明中断了在本地的发展进程。
2001年初,随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古蜀国的踪迹才显清晰。
金沙遗址的时代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晚于三星堆遗址,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学者们认为,自广汉三星堆之后,古蜀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向南迁移到了成都,古蜀文化至此转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单元 物华天府—三星堆的农业与商贸 目前在遗址内出土了大量形体硕大的陶盆、陶缸、陶罐等,有可能是装粮食的容器,它们器型多、体量大,反映了当时农作物生产的多样性。
家畜饲养,是农业兴旺发达的标尺之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家养动物遗骨及猪、羊、马、鸡等动物造型较多,可以想见当时家禽饲养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农副产品也很丰富。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说明粮食除了满足日常生活外,已经有了剩余部分用于酿酒,在这些酒器中,以陶盉和瓶形杯最具特色。
古蜀地处内陆,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却出土了近5000枚海贝。
按一般的解释,海贝是文明社会初期从事商品交换的原始货币,可见古蜀国与周边地区商贸往来的频繁。
二号祭祀坑中还出土了4枚仿海贝而成的铜贝,这种铜贝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到,它是否是我国最早的一种金属货币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三、四千年前蜀地与周边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就有了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
据考证,先秦时期就已经开通了以成都平原为起点,连接古代中国与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的 “南方丝绸之路”。
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古代蜀人在崎岖的山道上究竟走了多久,但是我们能体会到的是古蜀人坚忍不拔的精神与毅力。
正是这种精神与毅力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也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窗口。
第三单元 化土成器—三星堆陶器 陶器取材容易,制作简便,具有不透水,而且可以经受高温烧烤,因此成为各个农业民族的生活用品。
三星堆古蜀国的制陶业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
三星堆出土了数量巨大的小平底和尖底的罐、钵、杯、盏等,它们是蜀地陶器的典型器物。
这种尖底器,底部小到呈圆锥状,根本放不稳,遗址中出土了一种类似器座的器物,估计是和尖底器搭配使用的。
三星堆出土的陶盖纽造型惟妙惟肖、生动可爱,从造型上讲,有莲蓬状的,鸡冠花状的,有的还像清真寺的屋顶,盖的部分是轮制而成的,纽的部分则用手工捏塑,充分显示了三星堆无名工匠们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 三星堆的陶器以朴实无华的特质,再现了古蜀人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卷,并对三星堆遗址年代的测定及三星堆文化的分期起到了巨大作用。
第四单元 以玉通神—三星堆玉石器 玉石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我国的制玉业就很发达,这一时期以良渚文化玉石器为代表,至商代则以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石器最为著名,而三星堆蔚为壮观的玉石器群,又把人们的眼光吸引到神秘的三星堆古蜀国。
古人认为“美石为玉”,这几块出自遗址北面鸭子河的石料都是古人用来制作玉石器的原料。
三星堆玉石器的石料大部分来自四川茂县、汶川至都江堰一带。
三星堆成组成套精美绝伦的玉石器充分说明了能工巧匠们高超的技艺、极大的耐心与毅力,商代古蜀国已经拥有一定规模的玉石器加工作坊。
三星堆工艺精湛、种类繁多的玉石礼器足以证明三星堆古蜀国至迟在商代晚期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宗教祭祀制度。
第五单元 烈火熔金—三星堆冶炼 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夏代的文物,而中国青铜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是商周时期,三星堆的青铜器正属于这个时期中国西南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
我们在出土的青铜器的器壁内侧发现了残留的泥芯,即内范,这一点足以证明三星堆青铜器是采用范铸法浇铸成型的。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金器100多件,它们大多属金银二元合金,金的含量一般在85%左右,另外的15%大多为银。
三星堆金器的铸造过程大致为:采用原始方法淘洗沙金,再使用熔融法冶炼成合金,经过人工锤打和碾压而成金带、金皮、金箔等,运用了模压、粘贴、雕刻、镂空等技术。
遗址中还出土了数目众多、形式各异的青铜眼形器。
这种菱形的眼睛颇为引人注目,它们有的由四部分组成,有的由两部分组成,也有完整成型的,从这些数字几何等分上可以看出古蜀先民对数学和几何学已有一定的认识。
这些眼形器,均有穿孔,应是绑附或钉挂在其他物体上使用的,其用途应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
第六单元 通天神树—古蜀人智慧和精神的象征 三星堆的二号祭祀坑中国共产党出土了大大小小8棵青铜神树。
一号神树,虽顶部残断,高度仍达3.95米,这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发现形体最大的古代单件青铜器。
从现代美学角度看,神树造型合理,布局严谨,比例适宜,对称中有变化,对比中求统一,虽然由多段多节组合而成,并采用了套铸、铆(mǎo)铸、嵌铸等工艺,但仍是一体浑然,称青铜铸造的精品。
在中国的古代神话宝库中有很多关于神树的传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东方的扶桑、中央的建木和西方的若木,通过比较研究,学者们认为三星堆的神树综合了扶桑、建木、若木的特点和功能,是这三棵神树的复合体。
在我国西南地区汉代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摇钱树,它们在造型和内涵上与三星堆的神树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继承了三星堆“神树”通天通神的思想。
在我国其它地方出土的树形灯盏同样是树崇拜的思想的一种表现。
第二展馆 三星永耀——神秘的青铜王国 序展的主体展品是“人面鸟身”像。
它的原型来自三星堆出土的小铜树树枝上端的造型。
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大量的鸟形器物及鸟形图案纹饰。
而古代文献记载的几代蜀王,如柏灌、鱼凫、杜宇等都与鸟有密切关系。
所以,陈列一这个人首鸟身造像作为典型器物置于开端,藉以表现万物又灵、人神互通的古蜀时代特征。
第一单元:众神之国—神秘的原始宗教 1986年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发掘,是三星堆考古半个多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被誉为是“二十世纪最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之一”。
一号坑为长方形,口大底小。
坑底长4.01米,宽2.8米,深1.46~1.64米,出土时坑口三面有左、中、右三条宽约1米的坑道,呈对称布局向外延伸,推测坑与坑道是同时建成的。
坑内共出土各类文物400余件。
三星堆非常著名的金杖就出自此坑。
仅一个月后,在一号坑东南方约30米处,又发现了二号坑。
二号坑也呈长方形,坑口大于坑底,坑底长5米,宽2~2.1米,深1.4~1.68米。
不包括数千枚海贝,二号坑共出土文物800件左右,其中有令世人瞩目的几件大型青铜器,包括宽1.38米的青铜纵目面具、高达2.62米的青铜立人像及3.95米高的青铜神树等。
这些惊世骇俗的稀世珍宝不可能是私人拥有的器物,而是国家宗庙里才能拥有的礼器、神像。
但这些器物全部都被古人砸碎、焚烧后按一定的先后顺序买入坑中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大部分学者认为两坑是“祭祀坑”。
因为:两坑朝向的一致性和一号坑坑道的存在以及坑内物品的有序摆放,说明两坑不是随意、偶然的产物,而很可能是古蜀国某种祭祀活动留下来的遗存,坑内的物品都是祭品。
砸碎、焚烧和掩埋很可能是当时祭祀的方式。
至于祭祀的原因可能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存亡,比如改朝换代、政权的更替等重大事件。
三星堆的青铜器以青铜雕像群最为大宗,且最富研究价值。
三星堆的青铜雕像群是一批受人顶礼膜拜的权威、偶像,既象征着天神、地祇、祖先神等,也代表着国王及巫师一类世俗领袖或精神领袖,表现出古蜀国人神合一、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和群体关系。
它们的出土填补了中国商代青铜人物雕塑的及中国早期关于偶像崇拜的空白。
三星堆两坑共出土了50多件人头像,这些人头像面容清瘦,表情凝重,耳朵上有穿孔,估计是用来佩戴耳环的。
这件面具高64.5厘米,宽138厘米,宽嘴巴,大耳朵,耳部斜向伸展,极为夸张,额头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来安装有装饰物。
这件面具最奇特的是:双眼呈柱状外凸达16厘米,被人们俗称为“千里眼、顺风耳”。
这样的造型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也许您不禁要问:它是谁
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和传说中第一代蜀王——蚕从有关。
古籍《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有学者认为“目纵”很可能指的就是眼睛突出。
古人可能有意夸大了祖先的特征,似乎是利用夸张的五官来表现祖先有超人的能力。
在上古时期,生产力及生产水平低下,物质生活对于一般人来讲十分贫乏,人类完全是靠天吃饭,在思维观念方面,也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
先民们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灵,而且非常注重与神的交流,而交流的方式就是通过巫师举行祭祀活动,达到连接天地。
沟通人神的目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模拟的祭祀场景,主体是上方的青铜神坛。
神坛原件高53厘米,这是放大6倍的仿制品。
神坛分三层,底层是圆座和两头平行站立、一正一反的怪兽,当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第二层是圆座和四个面朝外站立的人,手中抱握的杖状物上端已残断,估计是龙蛇之类的东西。
最上一层是四山相连的山形座和呈方斗形的建筑,顶部四角有立鸟,方斗上方中央铸有人面鸟身像。
一般认为神坛上、中、下三层正是古人天、地、人“三界观”最为形象的实物表现。
三星堆是一个神权色彩及其浓厚的国家,可以说,举行和参加宗教仪式是当时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头等大事。
所以我们特地模拟了古人祭祀的场景,意在营造一种神秘的色彩,让大家一同感受一下浓厚的古蜀王国祭祀文化的气息
第二单元:千载蜀魂—奇绝的文物精华 第一组:天之骄子—戴冠青铜纵目面具 出自二号祭祀坑,在额正中的方孔中补铸有高达68厘米的夔龙形额饰,这件面具的耳和鼻采用嵌铸法铸造,我们可以从面具的背后清楚的看到嵌铸痕迹。
出土时,面具的眼、眉有黛色,口唇涂有朱砂。
其造型之精美使它在各类形象中颇显突出。
第二组:神形古异—青铜人身形器 二号坑出土,通高46.2厘米,形状颇似一个无头无手的人像,用途难测。
他身上满饰图案,倒过来看是两组共五只很像猫头鹰的鸟类造型,鸟的尖喙经变形夸张处理,既尖且长,这件文物该怎样放置,又作何用途,目前尚未确定。
第三组:日照中天—青铜太阳轮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了6件青铜轮形器,这是其中的一件,直径85厘米左右,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古人塑造的太阳太阳和太阳神的崇拜是人类早期共同的文化心理。
在世界各地的早期岩画和文物中,有关太阳的图案或其纹饰多得不胜枚举,而这件以青铜的实物形态来表现太阳的却是很少见的,这些太阳轮上均有小孔,估计是要把他们钉挂起来,作为太阳的象征接受人们顶礼膜拜的。
第四组:群巫之长—青铜大立人 出自二号祭祀坑,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通高2.62米,其中底座高0.9米,人像高1.72米。
这座人像表现得应当是一位领袖的形象,他头上戴着高冠,脚上戴镯。
身穿三层衣服,最里的也是最长的衣服两摆下垂,如同今天燕尾服。
衣服上还有龙纹,可能就是最早的“龙袍”。
人像胸前佩带方格纹带饰,当是“法带”一类显示权威的标志。
人像的手势极为夸张,呈抱握状,两只手不在一条中轴线上,究竟是特定的手势
还是拿着什么东西
拿的是一件物品
还是两手各拿一件
目前有着不同的猜测,还很难确定。
学者估计青铜大立人像应当是一个集神权、王权为一身、最具权威的领袖人物”。
第五组:金面使者—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金面罩是用金皮捶拓而成,依头像造型,贴在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二号坑共出土戴金面罩人头像4件,大小形状与普通人头像相当,但由于戴了金面罩,使这几件人头像在数十件人头像中颇显尊贵。
金面罩象征的是地位还是代表不同的肤色,学术界尚无定论。
早在商代,蜀人就知道以黄金为尊,并将其用于祭祀活动了。
第六组:凤鸟翔云—青铜鸟 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中,以集群形式展现的动物造型,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阵容强大的凤鸟一族。
鸟和鸟形饰一般是一些大型器物的附件或装饰物。
鸟与蜀族有极大的关系,几代都以鸟为名,鸟崇拜之风在古蜀可谓兴盛。
鸟崇拜的实质是太阳及太阳神崇拜。
在早期的农业社会,崇拜太阳就是祈求丰收。
第七组:龙蛇腾飞—青铜龙、蛇 这件爬龙柱形器出自一号祭祀坑,高41厘米,龙的前爪爬在器顶上,身尾贴于器壁,后爪紧抓器壁两侧,尾巴上卷,从头部的犄角和胡子来看,酷似山羊。
龙本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一种能上天入地、呼风唤雨的神异动物,这件龙柱形器做工精美,可见在古蜀人的眼中也是地位崇高,颇具神威的灵物。
青铜蛇三角形的脑袋微微上昂,长着一双勾云纹的眼睛,身上有菱形纹和鳞甲,背部有残断的羽翅。
蛇颈部和腹部又环纽,估计原来蛇原来是挂在某种物体上作为神物受人顶礼膜拜的。
第八组:雄杰灵怪—青铜鸟脚人像、顶尊人像、大象头冠人像 鸟脚人像 残高81.2厘米,分为两部分,下部鸟高50厘米,上部人身残高31.2厘米,人像穿紧身短裙,上部的人腿粗硕健壮,鸟爪强劲有力的钳住下面的鸟头,鸟的造型极为抽象,大大的眼睛,弯弯的勾喙,从颈部变成蛇、龙等动物的尾巴,估计这件器物的上半身散落在其他的地方而没有埋入坑中。
这件器物反映的可能也是一个“人神合体”的形象。
大象头冠人像 二号祭祀坑出土,残高40厘米,人像下部残断,遗憾的是与前面介绍的鸟脚人像接不上。
人像头上的冠饰很像大象的头部,两侧高耸着耳朵,中间卷曲的是象鼻子,象口有小圆孔,可能是原来安装附件的,口部两侧有太阳纹,人像的手势与大立人像的非常相似,但是两手的位置要错开些,右手的小拇指翘着,这种手势会不会是某种作法的姿势呢
顶尊跪坐人像 通高15厘米,人像上身赤裸,下身穿一短裙,头顶一带盖圆钮双手上举的护尊,跪在一个山形座上。
它十分形象地展示了古代以尊为礼器进行祭祀的具体用法。
第九组:天鸡唤日—青铜雄鸡 出自二号祭祀坑,高40.3厘米其造型风格颇为写实,与三星堆众多抽象艺术的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是三星堆青铜文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这件铜鸡不是一般的家禽,可能正是古人心目中呼唤日出、呼唤光明的“天鸡“的形象。
第十组:精气长存—青铜大鸟头 出自二号祭祀坑,高40.3厘米,出土时在它的勾喙口缝和眼珠周围还涂有红色的朱砂,这只鸟头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弯钩状的喙。
古代传说中的蜀王柏灌、鱼凫、杜宇都以鸟命名,可见古蜀族与鸟的关系极为密切, “凫”指的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水鸟鸬鹚,即鱼鹰。
不少学者认为三星堆与鱼凫王的关系最为密切,大鸟头与鱼鹰的造型十分接近,从颈部的四个圆孔来看,估计是固定在神庙建筑或者其他物体之上,作为蜀王鱼凫的象征和标志使用的。
第三单元:三星永耀—三星堆的发掘与研究 第一组 名扬四海——三星堆在海内外的影响 1986年三星堆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发掘,上千件文物宝藏的出土,震惊世界,正如张爱萍将军题词所言“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中外媒体争相报道这一重大考古发现。
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的首席中国考古学专家杰西卡。
罗森感叹道:“这些发现看来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 1993年,三星堆部分文物开始远渡重洋,走向世界,先后赴瑞士、德国、英国、丹麦、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展出,所到之处,观者如潮。
1997年10月三星堆博物馆建成开放以后,更是吸引了无数的中外游客,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江泽民、朱鎔基、李鹏、李瑞环、李岚清、曾庆红、黄菊等先后到博物馆参观,中外知名学者、国外友人来馆参观后,对三星堆的文物给予了高度评价。
第二组 辉映学林——三星堆在学术界的地位 三星堆这一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在学术界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中国及世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它不仅具有考古学及历史学方面的价值,还涉及艺术、宗教、民族、神话等领域,它从物质形态和精神文化双重角度,成为探索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和社会形态演进的范例,给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物资料。
我们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日益深入,三星堆的价值将会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三星堆在海内外的重大影响将与日俱增。
第三组 心路历程----三星堆的发现发掘经过 1929年春的一天,广汉南兴镇月亮湾一名叫燕道诚的农民祖孙三人在自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挖水沟准备引水灌溉的时候,发现了四百余件玉石器,他们将这些玉石器分散埋在住房四周,一年以后才取出一部分馈赠亲友。
后来这些器物出现在古董市场上,又辗转流传到了华西大学博物馆,1934年春天,华西大学博物馆美籍教授葛维汉和馆员林名均率考古队前来广汉进行发掘,由于当时不稳定的社会治安使发掘工作不得不在10天后便告结束,但出土各种玉石器、陶器等600余件。
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带文化遗存的正式发掘。
郭沫若先生盛赞葛、林等为“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并认为这一工作将产生丰硕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的数代考古工作者们继续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50年代,以四川考古学的奠基人、四川大学教授冯汉骥为代表的四川考古界几次到广汉三星堆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并动员燕道诚老人捐出了其珍藏了20多年的一部分玉石器。
60年代以后,三星堆考古进入新的阶段,在数次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冯汉骥先生预言道:“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以后情况的发展,完全印证了他的预见。
80年代,三星堆的考古进入大规模的连续科学发掘阶段。
1980年,四川考古界认定三星堆是一处重要遗址。
1980-1981年,“三星堆遗址”命名被正式提出并引出了“三星堆文化”的概念。
1982年-1984年,考古工作队在三星堆一带找到了大量文化堆积层,并探明遗址总面积为四平方公里。
1986年,三星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开始,令世人震惊的一、二号祭祀坑分别于7月、8月出土,至此,叩击了数十年的古蜀历史的大门终于开启,几代考古学人的梦想成为了现实。
几代考古学人在三星堆这片土地上前赴后继的探幽发微,使这支已经淹没数千年的古代文物精华被正式发现并结出丰硕的成果。
三星堆遗址与河南安阳殷墟,成为我国考古工作者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古代遗址发掘研究,持续时间最长、收获最为丰富的两大范例。
第四组 千古之谜——三星堆及古蜀历史之谜 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的文物,向学术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目前尽管研究者众多并且多有建树,但仍有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悬而未决,尚待人们去上下求索。
如: 三星堆文化究竟源自何处
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归根何处
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是怎样的
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又何以消亡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两坑器物的掩埋
陶器上的符号是什么含义
诸如这样的的问题在三星堆还有很多很多,但我们相信随着三星堆考古、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古蜀国的神秘面纱即将被撩开,三星堆的解谜也期待着您的关注与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