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博物馆导游词
陕西历史博物馆导游词 今天我要带参观的是国家代大型陕史博物馆。
陕西历史小寨东路大雁塔西北1公里处，是一组雄伟壮观的仿唐建筑群，占地约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5万多平方米。
它汇集了陕西文化精华，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鉴于陕西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国家共投资1.44亿元人民币，兴建了陕西历史博物馆，于1991年6月建成开放。
博物馆建筑古朴典雅，别具特色。
珍藏出土文物精品11.3万件，展室面积达1100平方米。
陕西历史博物馆主要展示陕西出土的历史文物，分史前、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7大部分，形象地展现出115万年以前至公元1840年陕西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11个朝代在陕西建都，历时1000多年，是我国建都王朝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地区，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陕西古代史是中国历史的浓缩。
●特点：陕西省博物馆融中国古代宫殿与庭院建筑风格于一体，典雅凝重，古朴大方，布局协调，气势宏伟，体现了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馆内设有中央空调、多功能照明系统，采用计算机管理系统和中央控制系统。
设有现代化文物库房和具备多种语言同声传译功能的报告厅。
镶金玉镯 ●陕西历史博物馆建筑造型继承唐代博大雄浑、典雅凝重的风 格，借鉴我国传统宫殿“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 四隅 崇楼”的布局形式，同时运用现代先进技术，把我国盛唐时期古 典建筑风格与现代博物馆功能要求有机地结合为一体，既保持了 古老风貌，又有现代化的特点。
屋顶采用唐代盛行的灰绿色琉璃 瓦，显得华贵庄重，古朴大方，墙面材料为仿石棉砖，门窗则采 用大块茶色玻璃和铝合金框架，馆内配备可控制温湿度的全封闭 中央空调系统，多功能的照明系统，自动防火防盗系统，计算机 控制管理系统；设有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具有先进的化验、测试 技术和文物保护修复手段。
为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建有电脑控制 并拥有30万册藏书的图书馆和6国语言同声传译的国际学术报 告厅。
此外，还有设施完善的文物库、资料室、购物中心等。
●珍藏：馆内珍藏了陕西出土文物精品37万件，游客可欣赏到史前、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自115万年前到公元1840年间的陕西历史文物。
●结构：展室总面积达11000平方米，分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和临时陈列三大部分，其中陕西古代史陈列、陕西青铜器珍品展、陕西历代陶佣精华展和唐墓壁画真品展最具吸引力。
●进入博物馆大厅，迎面巨幅照片向人们展现出奔腾咆哮的黄 河和绵亘无垠的黄土高原。
这是孕育诞生陕西历史文化的地理环 境。
陕西的历史是黄土地文明的历史。
昂首屹立在大厅中央的巨 狮是这种文明的标志。
它造型雄伟，气势澎湃，石刻之精美，气 魄之弘大，堪称“东方第一狮”。
这头石狮来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 女皇帝武则天母亲杨氏的顺陵。
中国古代的狮子及狮子雕刻艺术 由阿富汗传入，中亚的浪漫奇特与东亚的深沉浑厚在这里如此完 美地融合为一体，集中体现了陕西历史文化的基调。
近1500米的展线由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和临时陈列三部分组成。
首先，我们先来看下陕西古代史的第一部分是史前史，从距今约115万年至公元前21世纪。
1964年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头骨化石是目前亚洲北部最早的直立人。
新石器时代区别于旧石器时代的标志有3个：一是出现磨制石器；二是发明陶器；三是开始定居并出现了原始农业。
仰韶文化距今7000至5000年，处于仰韶文化社会的半坡人生产力已大大提高。
从半坡出土的陶埙，是我过迄今发现最早的吹奏乐器，引起了国际音乐界极大兴趣。
这里是周朝，公元前771年—公元前221年，包括从公元前21世纪在陕西形成的周族到周方国、西周王朝3个历史发展阶段。
这件是牛的肩胛骨，是用来占卜，事后在卜骨记录下结果。
这些占卜记录便是最早形成—甲骨文。
西周是我国青铜时代繁荣兴盛的顶峰。
青铜器也是是奴婢社会的礼制，即权力与等级的象征。
这些是鼎，是古代的一种炊具，用来煮肉类。
铜鼎是由原始社会的陶鼎演变而来的。
在夏、商、周三代，铜鼎作为礼器，在奴婢主贵族举行祭祀、饮宴等活动时使用。
传说夏禹曾制九鼎，代表天下九州作为政权的象征。
所以，以后把取得天下叫“定鼎”。
青铜器纹饰是研究青铜器艺术的重要内容。
青铜器纹饰有两大类：动物纹和几何纹。
二者均神秘怪诞，很难看懂。
这是因为制作的本意是用这些青铜器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宗，一般人看不懂正说明构思的巧妙和成功。
大家看这些出土的大量的铁农具，是在秦朝农业为主出土的物品，秦朝以农业为主，这说明铁器当时已经取代了青铜器被广泛使用。
公元前350年，秦国迁都咸阳。
秦始皇继位后，在10年先后吞并6国，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取了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对促进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秦始皇兵马俑发现的兵器、马俑铜车马，集中展示出秦王朝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所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构成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也在这时正式形成。
汉长安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国际性大都市。
它比当时西方的古罗马城还大两倍。
汉代非常重视农业，发达的农业也是汉代强盛的物质基础。
汉代在冶铁、纺织、造纸等手工业的规模和技巧上都超过了前代。
这是1957年在西安霸桥一座汉墓中出土的西汉纸。
霸桥纸的发现将我国造纸的时间向前推进了近200年。
汉代丝织品种繁多，这些是从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丝绸残片，而求良马正是汗王朝开通丝绸之路的重要目标之一。
公元220年到公元581年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大动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
这是匈奴大夏政权在今陕北靖边县建立的都城统万城的照片。
统万城坚固无比，雄伟壮观，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堡之一。
隋、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唐长安城面积达84.1平方公里，是东古罗马拜占庭的7倍，阿拉伯首都巴格达6倍，明代长安城的9.3倍。
我国瓷器起源很早，这些是唐三彩，是唐盛时的一种以黄、褐、绿3种颜色为主色釉的陶瓷工艺品。
三彩器流行的时间较短，烧制的区别较少，因此遗物不多，非常珍贵。
这些是在陕西发现的元代文物。
蒙古族统一中国建立元朝。
1369年，明王朝攻占西安，改奉元路为西安府，西安就是从此得名的。
宋代到清代是中国瓷器的繁荣时期。
这里陈列的壶、罐、茶座、等器物工艺高超，造型古朴，使人留连往返。
汉•四神瓦当（朱雀）直径15.8厘米，边轮宽2厘米，陕西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朱雀口卸宝珠，昂首翘尾，更显得威严势猛，神圣异常。
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给大家一小时的活动时间在此参观，一个小时后我会在门口等大家集合。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导游词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游览。
这座博物馆于1991年6月20日正式建成对外开放。
它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庞大、设施最先进的国家级历史博物馆。
它占地约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6000平方米，用于展览的面积为11000平方米，馆内现有收藏品37万件。
这座博物馆是遵照周恩来总理生前遗愿建造的。
那是1973年，周恩来总理来陕西视察时，有感于陕西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资源和已有博物馆小而简陋的状况，提出应该在陕西建一座新的博物馆的指示。
后来由国家计委和陕西省政府共同投资1.44亿人民币，建成了这座艺术殿堂。
这座博物馆的设计是由中国建筑学界的泰斗——梁思成先生的关门弟子张锦秋女士担任的。
建筑的外观为仿唐风格，着意突出了盛唐风采，反映了一个辉煌时代的风貌。
布局上借鉴了中国传统建筑“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重楼”的结构特点，突出了古朴凝重。
并创造出一种帝宫与传统园林相结合的氛围，象征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可分为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和临时展览三大部分。
今天我们将要参观的是基本陈列，也就是常设陈列。
为陕西古代史。
系统的展现了陕西自蓝田猿人至鸦片战争的发展过程，突出了周、秦、汉、唐等封建社会的盛世和陕西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序言大厅。
这里的序言不是文字，而是三副巨型照片：奔腾咆哮的黄河和绵亘无垠的黄土高原，既有古代陕西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是陕西历史文化孕育、产生和不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这两幅照片的背后，陈列着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轩辕皇帝陵墓的巨照，标志着陕西古代文明、中华文明的开端。
这些用照片构成的无言之序，通过宽广浑厚的场面，象征着陕西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绵延久远，以及具有世界影响的人文传统精神。
大家现在看到厅中央的这尊巨狮，它原来位于唐代女皇武则天的母亲杨氏的顺陵前。
我们可看到它雕刻精美，造型雄伟，堪称“东方第一狮”。
中国古代狮子及石狮的艺术是从阿富汗传入的。
因此，这座石狮不但是陕西历史文化的反映，也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
陕西古代史的第一个段落是史前史，时间范围是距今约115万年前至公元前21世纪。
这一时期的每一段落都有重大发现，文化高峰迭起年、并首尾相连，在全国突出地位。
首先大家所看到的就是蓝田猿人的头像。
她是1964年在蓝田县公王岭发现的，是一位年纪约30多岁的女性。
蓝田猿人距今约115万年，是迄今所知亚洲北部最早的直立人。
在距今约20万年左右人类就已经发展到了智人阶段。
陕西地区的大荔人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距今约8000年左右，人类就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老官台文化是陕西境内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新旧石器时代区别主要有三个重要标志：一是学会了制造陶器；二已经定居并有了原始农业；三是出现了磨制石器。
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发展的一个阶段。
这类文化遗存由于是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因此得名。
又因为在这类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大量的彩陶，所以叫“彩陶文化”。
半坡遗址是仰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繁荣阶段。
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男子取代女子，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
人类就进入了父系社会时期。
龙山文化就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典型文化。
这类文化由于是在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的龙山镇，因此得名。
又因为发现了大量的灰陶，因此龙山文化也被称为“灰陶文化”或“黑陶文化”。
龙山文化之后，我国历史进入了传说时代，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军事民主制时期”。
黄帝就是这个时期一位杰出的领袖，他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每年清明，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来到黄帝陵寻根问祖，认同中华文化，爱国之情在这里升华，从而产生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黄帝之后，人类历史上又出现了三位杰出的领袖，他们是尧、舜、禹。
后来，大禹的儿子启建立了夏朝。
于此，中国便进入了奴隶制王朝的统治时期。
夏王朝的政治中心在河南，陕西境内主要是周族的发生、发展与兴盛。
周族实际上经历了周民族、周方国、西周王朝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文物叫做“鼎”，它是奴隶制王朝鼎盛时期西周的一个青铜器。
青铜是指铜和锡的合金，因颜色青灰而得名。
而鼎呢，它本来是一种炊具，即煮肉的锅，后来随着礼乐制度的强化，鼎也逐渐成为一种权利和等级的象征。
传说夏禹曾制九鼎，代表天下九州，作为政权的象征。
以后就把取得天下叫做“定鼎”。
春秋时，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就曾遣使询问周朝九鼎的大小轻重，以后“问鼎”就成为企图篡夺政权的代名词。
我们现在所说的成语“逐鹿中原”，“鹿死谁手”，“孰人敢来问鼎”等都与这件文物有关。
鼎，一般可分为圆顶和方顶。
圆顶一般为鼓腹，双耳，三足，整个造型给人以稳定、威武的感觉。
所以，人们用狮胸虎足来形容它。
而成语中的“大名鼎鼎”，“三足鼎立”，则是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它的造型特征。
青铜器上的纹饰是研究青铜艺术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中国艺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
青铜器上的纹饰可分为两大类，即：动物纹和几何纹。
总的特点是神秘怪诞，很难看懂。
这是因为作器者本意是为了用它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宗。
一般人看不懂正说明他构思成功。
在陕西境内迄今发现的西周青铜器达3000余件。
就一个有限的地理范围而言实属罕见。
随着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公元前771年犬戎族入侵，使西周走向灭亡。
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开始。
但周王朝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了。
中原大地上先后出现了“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
七国的战争持续了200多年。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王嬴政“扫六合而荡天下”，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维护其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文字、货币、法律、车轨和度量衡等。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货币就是秦统一六国之后的通行货币——秦半两。
上面的这些货币就是统一前六国的货币。
货币的不统一大大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于是，方孔圆形的半两钱便应运而生。
古人讲“天园地方”，并且是天包地，所以秦半两就意味着“圆以象天，方以则地”。
这种精神为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并一直保持到清末。
古书上也因此把钱称为“孔方兄”。
秦半两的制作很科学，中间有小孔，可用绳子穿起来便于携带；外围为圆形，则不易产生磨损。
中国古代有三大货币，除秦代的货币秦半两外，还有汉代的五铢钱和唐代的通宝钱。
秦始皇号称“千古一帝”，但同时他也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暴君，残暴的统治终于激起了人们的反抗。
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爆发了。
随后四年的“楚汉相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登基，汉王朝就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汉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朝代，它的各项发展对中国历史上以后各朝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构成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也是在这个时候正式形成。
中国懂得方块字也是从这一时期起被称为“汉字”。
汉王朝成了当时世界最强盛的一个国家。
所以，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还把“汉”作为中国和中国人的代称。
现在请大家看这副“丝绸之路”示意图。
它中国最古老的一条贸易通道，也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一条贸易通道。
它为东西文化交流、通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沟通欧亚大陆的这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张骞开通的。
张骞是我们陕西城固人，他于公元前138年应政府招募出使西域。
经历了十年时间和种种磨难，熟悉了西域的政治、军事、地理、风俗民情。
沟通了汉与西域各国的关系。
因此史书上把张骞的这次出使、也称为“凿空”。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先后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
“丝绸之路”全长7000多公里，在中国境内4000多公里。
“丝绸之路”开通后，商队往来不断，经济贸易十分活跃。
促进了农业和科学技术交流，为中西文化开创了新纪元。
由于这条路最先主要过往做丝绸生意的商人，所以把这条通道也称为“丝绸之路”。
通过这条道路，我国的丝绸不断输出。
在当时的罗马，中国的丝绸与黄金等价。
因此，丝绸又被称为“软黄金”。
从此，西域的葡萄、苜蓿、石榴了、黄瓜、蚕豆、核桃、芝麻、菠菜、黑米、猕猴桃等物产传入我国。
我国的种茶、凿井、冶炼等生产技术也传入西域。
“丝绸之路”就好像一条绚丽而坚韧的纽带沟通了亚欧大陆，也使世界上出现了两颗明珠。
从此，世界上就有了“东有长安，西有罗马”之说。
汉王朝不仅有发达的经济贸易活动，军事力量也非常强大。
1965年，从咸阳杨家湾的一座汉墓中出土了大批兵马俑。
这座汉墓属于汉高祖刘邦长陵的陪葬墓。
据同出的“银镂玉衣”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汉初名将周勃或其子周亚夫。
在杨家湾出土的俑群中，有骑兵俑583件，各种人俑1965件。
这些汉兵马俑大的身高48.5厘米，小的身高44.5厘米。
大多数做武士打扮，个别做跳舞、奏乐、指挥等姿势。
拿这批汉兵马俑与秦兵马俑相比较，秦俑虎背熊腰，是赳赳武士的形象，时刻准备着出发去打仗。
汉俑仅有秦俑的三分之一大，但灵气十足，愉悦欢畅。
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当时国富民强、和平安定和人民的悠然自乐。
在秦俑里，我们从外形看不出有指挥官，但在汉俑里则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军阵形式也发生了变化。
秦兵马俑以步兵为前锋，战车为突击力量，骑兵甚少。
而汉兵马俑中骑兵所占的比例却大的多。
汉王朝也正是凭借着这支强大的骑兵才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游牧民族——匈奴。
这也是世界历史上农业民族第一次大规模的战胜游牧民族。
经过四年的楚汉相争，国力大大削弱。
汉初“天子不能俱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意思是说，在汉朝初年马匹很少，以至于找不到四匹颜色相同的马为皇帝拉辇。
而一般将相的车辆只能用牛羊拉了。
但是汉王朝励精图治，养马业得到了高度发展，使汉代骑兵的马源充足，所以汉代骑兵业得到了发展。
杨家湾的汉三千彩绘兵马俑就是一个有力的印证。
汉朝灭亡后，我国历史进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从公元220年北魏建立开始，到公元589年隋统一结束，历时369年。
这一时期政权更迭，战乱频繁，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和陕西历史上依次伟大的大融合时期。
公元581年，北周大将杨坚建立了隋朝。
隋炀帝杨广也是历史上以为有名的暴君。
公元618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唐朝。
隋唐两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陕西历史文化的黄金时代，现代的海外华人自称“唐人”，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唐人街”，反映了唐代对后世子孙产生的影响。
在唐时，人们的生活比较安定，就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各种娱乐活动。
打马球便是其中的娱乐项目之一。
现在就请大家看这幅《打马球图》。
这是从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
马球，也叫波罗球，球似拳头大小，朱红色，皮革制成，是由波斯，即今天的伊朗传入我国的。
这幅图画形象生动的描绘出了唐代马球运动的精彩场面。
画面上有骑马人物二十多个，他们足蹬黑靴，身穿窄袖长袍。
前五个手拉缰绳，右手持月芽形球杖，有的驱马抡球，有的反身击球，姿态矫健，得心应手。
其它骑手也姿态各异。
场面生动，围绕着滚动的小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画家巧妙的抓住了马球运动的瞬间场面，使比赛的紧张气氛溢于画外 在唐朝的时候，上至宫延皇帝，下至文武百官，甚至连妇女都爱打马球。
尤其是许多皇帝，都是马球运动的爱好者,甚至成为马球健将。
据史料记载:唐中宗景龙年间,吐蕃派使者迎接金城公主,提出要与汉人比赛马球,经中宗同意后,双方展开较量。
第一回合以汉人失败而告终。
这时一旁观看的临淄王,即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亲自率领球队进行比赛。
终于以精湛的球技转败为胜,一时在京城传为佳话。
唐代的皇宫禁苑大多筑有马球场,有的贵族官僚还有自己的马球场.唐代以后,马球队运动就开始流行全国,直到明朝末年才开始逐渐衰败。
近几年来,在西安东郊也开展过。
这幅画的表现技法相当讲究，极富真实感和立体感。
可见这幅马球图达到的不止是惟妙惟肖的境界，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大唐时期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社会情况，再现了大唐雄风。
唐王朝的外交活动也是非常活跃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另一幅壁画《迎宾图》。
画面上的前面几个人是热情的朝廷官员，后面三个人是外国和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使臣。
经考证，三人中第一个是印度人，第二个是朝鲜人，第三个是突厥人。
这幅画形象的再现了唐代官员接待外国使臣的场面。
反映了唐王朝活跃的外交活动以及同外国和我国少数民族友好往来的实况。
大家请注意看，在这幅画面的下角有一位个子比较矮的唐代朝廷官员，这就反映了唐代对人才是非常渴求的。
只要你有才能，不管长得个高或个矮，都会被重用。
反映了唐朝“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社会风貌。
隋唐两代都把长安作为其都城。
隋时称为大兴城，唐时称为长安城。
规模宏大的都城长安可以说是那个伟大时代的明亮窗口。
透过它，可以窥见当时世界第一强国的各个方面。
隋大兴城是少数民族建筑大师宇文恺设计并主持营建的。
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葺完善起来的。
从这幅唐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气势宏伟，整齐划一。
全城共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
城内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由十一条纵向的大街和十四条横向的大街，把整个长安城划分为108个小区域，称为坊。
正如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诗中所写：“百千家似为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这种布局对以后各个朝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亚洲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等规划都城时所效仿。
唐长安城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规模宏大。
它总面积为84.1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一百万。
其面积是汉代长安城的2.4倍，东罗马首都拜占庭的7倍，阿拉伯首都巴格达的6倍，明代长安城的9.3倍。
它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规模最大的一座都城。
城中的中轴线朱雀大街宽155米，而横贯皇城自承天门至长乐门之间的横街竟宽达440米，这也是中外所有都城中绝无仅有的。
中华民族成长壮大到了唐代，充满了开拓进取精神。
因此对长安城的修筑不仅仅只着眼于实用功能的需要，还有着积极的精神追求。
唐王朝也正是以其宏大的气魄和泱泱大国的气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吸引了各个国家的人们来到长安。
当时居住在长安城的外国人和少数民族人数约5万人。
同时长安吸收融汇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创造了博大精深、辉煌璀灿、当时世界文化最高峰的唐文化。
I$ X Zz51 唐代的手工业也是非常发达，唐三彩便是其中之一。
它起源于西汉武帝时期。
唐三彩并不专指三种颜色而是指多彩，因在唐代风行一时而得名。
唐三彩是用黄、绿、赭。
蓝等多种彩釉组合装饰成的一种铅铀陶器。
它的制作过程是把高岭土经过挑选、冲打、淘洗、沉淀、冶炼等工艺后，捏制成形，经修饰晒干后放入窑内。
经过1000度左右烧制，待冷却后饰以配制好的彩色釉料，再入窑中烧至900度后完成。
西安是唐三彩的故乡。
在西安附近的唐墓中出土了不少唐三彩器皿。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三彩首先是一种冥器，慢慢地才发展成为一种日用品和工艺品。
唐三彩之所以闻名于世，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以造型取胜。
三彩中无论是生活用品或是房屋庭院乃至人物动物造型，都塑造的非常精美，用写实的手法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在艺术上达到了令人赞叹不已的程度；二是以色彩赢人。
三彩釉色虽简单，但它经烧制过程中不同色彩的釉斑向下流动，互相浸润后自然漫延，呈现出一种千变万化，班驳淋漓，彼此交融，没有明显界限的装饰艺术效果。
优美、流畅，具有一种和谐的古朴之美。
正如杜甫名句所言“动人春色不在多”。
有限的釉色构成了丰富的艺术语汇，使唐三彩成了世界闻名的古代工艺品。
公元960年，宋代赵匡胤皇袍加身定都开封。
元、明、清分别建都南京和北京。
陕西从此失去了京都地位，但仍然是封建王朝控制西北、西南的军事重镇。
又由于周、秦、汉、唐的灿烂文化形成一种巨大的惯性，所以这一时期陕西的经济文化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水准和发展势头。
......导游词
宜兴陶瓷博物馆 被誉为陶瓷艺术殿堂的宜兴陶瓷博物馆坐落在丁蜀镇。
陶瓷博物馆，分10个展区展出。
集紫砂陶、均陶、青瓷陶、精陶、彩釉陶、园林建筑陶等精品万余件，琳琅满目，目不暇接。
宜兴陶瓷博物馆占地面积三万平方米，展厅面积三千多平方米。
馆舍依山而筑，气势宏伟，集陈列、研究、展览、旅游、购物、制作和陶艺学术交流于一体，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和唯一的地方性陶瓷博物馆。
馆内藏品系统反映了宜兴陶瓷发展历史的演进轨迹，各类极具学术和历史价值的陶瓷制品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馆内常年陈列着8000余件陶瓷产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欣赏收藏价值，系统反映了宜兴陶瓷的灿烂文化和发展轨迹。
全馆内设有紫砂研究所、古陶瓷研究所和十多个陶艺工作室。
并有古陶、名人名作、紫砂陶、精陶、均陶、青瓷、美彩陶、艺术陶瓷、世界陶瓷和国内陶艺等十六个展厅，每个展厅都向游客展现着陶瓷艺术的独特魅力。
博物馆牌坊 在古陶馆，分时期以资料为主陈列了宜兴区域内出土的汉代印纹硬陶、两晋青瓷、宋代紫砂、明清堆花等古代陶艺珍品，展现了宜兴制陶先民的聪明才智。
其中国家一级文物－－清代的紫砂“黑衣回纹瓶”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珍藏着制陶艺人稀世佳作的名人名作馆，里面的艺术品件件都是巧夺天工，各有风采。
是宜兴陶艺精品、名品的集中体现。
其他的紫砂、精陶、均陶、青瓷、美陶展厅全是陶瓷艺术的海洋，那质朴的紫砂、端庄的均陶、典雅的青瓷、绚丽的精陶、别致的美陶，可谓是百花齐放、群芳争艳，别一番陶艺的景象。
宜兴陶瓷博物馆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专业性陶瓷博物馆，前身是江苏省宜兴陶瓷公司陈列室和宜兴陶瓷陈列馆，已有近五十年的历史。
馆区20000多平方米，展馆3000多平方米，是目前我国规模和影响较大的陶瓷博物馆，并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宜兴悠久的制陶历史和灿烂的陶瓷文化，通过各个历史时期的藏品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反映，从新石器时期中期至今的7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陶瓷是宜兴引以为豪的生命赞歌，无数的能工巧匠孕育了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汉代的陶器、两晋的青瓷、宋明的均陶和明清的紫砂，以及当代的彩釉陶、美术陶、精陶等品种，展示了宜兴的风采和凸现了陶都的地位，新中国建立以来，它始终是宜兴对外宣传的“窗口”和走向世界的“名片”。
多年来，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积极发挥了展示、传播保护、研究的功能，多次承办了国内外的大型活动，接待了无数的国内外重要来宾。
作为宜兴重要的文化载体，目前是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丁蜀镇的四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中必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详情： 古陶馆 陶器是人类文明的起源，据考证，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期宜兴的先民们就从事农业耕作和制作陶器，宜兴是太湖流域史前文化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境内山峦起伏，河渠纵横，富有陶瓷原料资源，具有发展陶瓷生产的良好条件。
至汉代(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时已成为江南的制陶中心，烧造釉陶、灰陶和红陶；两晋时期(265—420年)青瓷生产颇具规模，成为青瓷主要产地之一，窑址达十六处；宋代(960一1279年)宜兴陶瓷的生产区域集中在以丁山、蜀山、汤渡(今丁蜀镇)为中心的太湖西岸；至明清(1368一1911年)生产规模扩大，“家家捶泥声、户户制陶忙”。
数千年的制陶史从末中断．生产技艺日益精湛,享誉海内外。
宜兴素以“陶都”著称于世，是我国目前主要的陶瓷产区之一。
这里陈列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古陶瓷均为境内发现和出二卜，反映了宜兴富有人文特征的陶文化衍尘的轨迹，从中我们领略到其卓越的制作意匠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并得到知识的启迪和美的享受。
精陶馆 宜兴精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发展的陶瓷新品种，兼有陶和瓷的特点，堪称陶中精品。
精陶制品呈色稳定，和谐悦目，具有较好的耐冷热激变性能和较高的抗冲击强度。
精陶产品以成套餐具、茶具、咖啡具为主，还有盘、瓶、文具等陈设实用工艺品。
其中的精炻器产品更具特色，造型简练，装饰明快，材质优异而畅销国际市场。
精品馆 陶瓷的产生和发展是一部灿烂的物质文明史，而宜兴陶瓷的发展有着鲜明的文化特征，七千多年的制陶史是辉煌的陶文化发展史，尤其从明清时期开始，紫砂陶器的盛起与均釉陶器的成熟，大批文人的参与和具有文化特征的产品使宜兴以独特风貌蕴育了它陶都的地位。
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在制造生活用品时不仅仅满足了实用，同时本能地追求起造型的平衡、色彩和装饰的美观，追求悦目的并具文化气息的感官效果，开始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
陶器的特征令人感到质朴和温馨，更符合心理的接受。
紫砂器古朴端庄的造型，书法、绘画、金石的揉合，以及均釉陶器的深沉大度和雍容高雅的造型和堆花装饰，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他宜兴陶瓷品种，是这种形式的延续和升华． 陈列在这里的不同门类、不同品种的珍品，是宜兴陶瓷文化的缩影和见证，历史的沉淀和当代的名匠名师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绚丽的画卷，让我们来领略先人的智慧、大师的风采、名人的佳作和瞻望宜兴陶瓷的未来。
均陶馆 宜兴均陶,即均釉陶器，又称“宜均”。
宋代(960一1279年)就以独特的制作工艺、端庄的造型和富有特色釉色著称于世。
史上记载的名窑有明嘉靖、万年间欧子明的“欧窑”和清乾隆、嘉庆年间葛明祥、葛源祥的“葛窑”。
均陶之美，首在釉色，有蓝均、红均、铜均、白均数十种，以蓝均最为珍贵。
堆花工艺西晋时(265—316年)已有出现，唐宋时期(618一1279年)极盛，明清时期(1368一1911年)融入均秈陶器，相得益彰，创造了宜兴特有的陶瓷工艺品。
均釉堆花陶器主要以园林庭院实用陶器为主，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间工艺特色。
美彩陶馆 宜兴美彩陶即宜兴美术陶瓷和彩釉细陶，属陈设艺术陶瓷,是在汲取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陶瓷艺术新葩。
以雕塑、花瓶、灯具、壁画和其他实用工艺品为主，釉色丰富，装饰绚丽典雅，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和实用功能。
青瓷馆 宜兴青瓷生产始于西周时期(公元前1l世纪一前771年),到两晋(265—420年)时期，烧造技术已相当纯熟,隋唐时(58l一907年)品种较多，产量较大，工艺曰精。
宜兴青瓷质地细润，釉色晶莹，青中泛蓝，如冰似玉，宛若碧峰翠色，犹如一湖青水；其造型典雅秀逸，装饰端庄雅韵。
具有传统特色和极富时代创新的各种产品反映了宜兴青瓷突出的成就。
紫砂馆 宜兴紫砂陶器始于宋代(960—1279年)中期，紫砂壶的大量出现则始于明代中期(1488—1620年)，除壶以外,主要品种还有岔、瓶、文具、雕塑等。
紫砂属无釉陶器，质地细腻、含铁量高，可塑性好，烧成温度比一般陶器高，胎体物理性能与其他陶器也有所不同，具有适当的透气性，且冷热骤变不易炸裂，用其制作的壶泡茶，可以使茶的纯香得到最佳的发挥。
紫砂壶的兴起是缘于文人阶层，逐渐赋予它文人艺术品的性质，它讲究造型和实用功能，装饰镌以书画或以象尘塑器，且留有作者印款。
是宜兴特有的陶器工艺品。
车溪导游词
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
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
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
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
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
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
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
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
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
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
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
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
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
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
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
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
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
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
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
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
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
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
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
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
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
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
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
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
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
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
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
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
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
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
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
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
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
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
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
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
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
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
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
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
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
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
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
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
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
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
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
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
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
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
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
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
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
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
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
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
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
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导游词(任意)
《中国文字发展史》陈列讲解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参观我馆的基本陈列——中国文字发展史。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人类文明传承的载体。
在世界各国的文字中，中国汉字以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符号系统独树一帜，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从未间断，这是任何其他文字都不能比拟的。
优美的汉字展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创造，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象征。
汉字不仅促进了华夏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对世界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里，您将踏上中国文字的豪华之旅，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见证汉字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领略汉字的独特魅力，同时您还可以欣赏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众多少数民族的文字，它们是中国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您还可以看到古老的汉字在信息化时代焕发出的勃勃生机。
相信您会不虚此行，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得到精神上的享受。
我们现在进入的是序厅，首先映入您眼帘的是圣坛、圣火和圣光，它象征着中国文字的熊熊圣火点燃了古老中国的文明之光，在它的引领下，中华民族不断求索，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
在东面墙壁上，您可以看到汉字的发展脉络，有刻划符号、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还有少数民族的文字，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字的百花园。
与之相对的西面墙壁上则是世界其他文明中的文字，与中国文字交相辉映。
在地面上，您还可以欣赏到飞舞流淌的中华汉字。
序厅就像一部戏剧的华美序幕，给人以感官上的震撼，当它的大幕徐徐落下之后，等待您的将是一场视觉盛宴。
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一部分：汉字源流绎古今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流传最广的是仓颉（jie）造字说。
这是明代的仓颉像，仓颉生活在黄帝时代，黄帝为我国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实际上应是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原地区一位部落联盟首领，他与炎帝部落联合，共同击败了进犯中原的九黎族，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传说他奉黄帝之命创造了汉字，汉代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颃（hang）之迹，知分理之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意思是仓颉从鸟兽足迹不同得到启发，创造了文字。
仓颉被奉为创造汉字的神，尊称为“字祖”。
其形象也十分怪异，有四只眼睛。
民间对他很崇拜，仅仓颉墓就不止一座，还为他建立宗庙。
这是河南开封仓颉墓及陕西白水的仓颉墓及庙的照片。
实际上，仓颉只是一个传说人物，他是否存在，学界亦有争论，汉字也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创造的，因为文字具有社会性，是约定俗成的，如果真有仓颉其人，他的功绩也只是将文字整齐划一。
那么，汉字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近年来，汉字起源于图画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为了记录日常的活动和事件，古代先民用图画的方式来表现，比如捕渔就画鱼网和鱼，种植就画禾苗等。
这种图形文字在其它古代文明中也曾出现，如西亚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等，都属于人类早期文明的伴生物。
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最近几十年间，在我国遍布南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都发现了陶器上的刻划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上面的符号。
这些符号既有形象的图画，又有抽象的记事成分，还有大量表示数字的符号，它们的发现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在我们的陈列中列举了各地出土的代表不同文化的刻划符号。
这里所说的文化是考古学文化，在考古学中，把不同地区但具有相同时代和相同文化特征的考古资料归为一种文化类型，并以最早发现的地点命名，比如仰韶文化，最早发现于河南仰韶渑池村，以彩陶为代表，后来相继发现了同一时期的陕西、甘肃等地的彩陶，统称为仰韶文化。
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刻划符号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属于裴李岗文化早期，距今约9000年到7500年之前。
符号刻在龟甲、骨器、石器和陶器上，都具备一定的表意功能，应视为中国文字的始祖。
1953年发现的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的刻划符号为7000——6000年前，共有27种，是新中国考古中发现最早的一批刻划符号。
距今5000年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以图像居多，较著名的有“日”、“月”、“山”等，有的在刻画之后还往往涂朱或增添小圆圈，以突出符号的功能，可能反映某种特殊的社会意义。
1992年在山东邹平出土了一件龙山文化时期刻有符号的陶盆残片，距今约4100年——4200年，其符号是在陶器烧好之后刻写上去的，笔划纤细流转，颇似后来的草书，与仰韶和大汶口文化的符号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在山西陶寺发现了属于龙山文化晚期的一个陶扁壶残片，上面的符号被文字专家释为“文”字，旁边的圆圈为现代“员”、“袁”的声旁。
无独有偶，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相当于夏代的一件陶器底部也刻有与古汉字相近的符号，这是左右两只手作拱捧状，为古汉字中的一个基本构形，专家把它隶定为“共”字。
虽然这类例证不多，但它却是汉字发明和文明社会到来的一个重要信号。
这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刻划符号，如湖北的大溪、屈家岭文化、浙江的良渚文化等。
符号各不相同，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就其广泛程度来看，说明在成熟文字出现之前，刻划符号已成为古代先民们记事的重要方法。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积累了大量生产经验和生活知识，需要传承下去，以前的记事性图画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人们逐渐把记事图画加以简化、整理和充实，使它们成为语言的符号，并有了读音，这样文字便产生了。
甲骨文就是我国最早的成熟文字。
第二单元：甲骨纪事甲骨文是商王占卜的纪录，刻在牛骨和龟甲上，也有少量的羊骨、猪骨和鹿骨等。
商朝时期，生产力仍很低下，人们难以抗拒自然界的灾害。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要求助神灵的护佑，因此商代的祭祀活动十分频繁，在祭祀的同时，商王根据自己的需要，让贞人即主持占卜的人用甲骨进行占卜，向神灵询问吉凶。
具体做法是在甲骨上面钻孔或凿孔，然后烧灼，在甲骨的背面就会出现裂纹，即兆纹，贞人根据裂纹走向判断吉凶，最后将占卜内容及结果用文字的形式刻在甲骨上。
这就是甲骨文的形成。
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出土于河南郑州二里岗商代早期遗址中，这就是其中的两块卜骨。
这块牛肱骨上面只有一个字，为古体的“又”字，在后来的殷墟小屯的甲骨文中常见此字，但没有流传下来。
另一件是一块牛肋骨，上面有“又 土（社）羊乙贞从受七月”几个字，经专家考证，这是一件习作，因为上面的字不符合后来甲骨文的句式，所以应该是当时人练习用的刻辞。
尽管如此，商代早期出现甲骨文已是不争的事实。
甲骨发现最多的地方是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因为这里是商朝自商王盘庚直到商灭亡延续了200多年的首都，所以留下了丰富的甲骨文遗存。
在殷墟共出土卜骨和卜甲10多万片，成为研究商朝历史最直接和最宝贵的资料。
殷墟时期用于占卜的甲骨，一律都需要经过专门的修治。
即不论是龟甲还是牛胛骨都要按照一定的模式进行取材、锯削和刮磨，使之成为占卜所用的版式。
这块龟腹甲1936 年出土于安阳小屯，上面的卜辞先右后左，两两对贞，即先用肯定句式询问，再用否定句式询问。
例如第一句“丙子卜，韦贞，我受年
”第二句“丙子卜，韦贞，我不其受年
”“丙子”是时间，为丙子日，“卜”即占卜，“韦”即占卜人的名字，“贞”即占。
后面的“我受年”和“我不其受年”，意思是我（指商王）能获得好收成和我不能获得好收成。
完整的卜辞要有叙辞，即占卜的时间，地点和占卜人；命辞，即向神灵贞问的事；占辞，即因兆而定吉凶：验辞，占卜之后记录应验的事实。
但在实际操作中，验辞部分往往没有，这是因为占卜结果需要时间才能验证，不是一次刻上去的。
甲骨文中有少量甲骨刻辞是非占卜性的，有的是为了训练写字，有的是干支刻辞，还有专门记事的刻辞。
中国古代将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搭配起来记日，如甲子、乙丑等，共有60组，因为以甲子打头，所以有“六十为一甲子”之说。
山东博物馆所藏一件商代牛肩胛骨上就有一套完整的甲子表，这说明至少在商代，用天干地支记日已经出现，而且被人们广泛使用。
记事性刻辞的内容十分广泛，记录了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征伐、农业、畜牧、田猎等等。
其中较有名的是国家博物馆藏商代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这是武丁时期的一块巨大牛肩胛骨，正反面均刻有文字，共计160余字，一些文字还涂上朱红色。
正面文字第一条大意是商王武丁祭祀仲丁，第二条是乘车狩猎逐凶时，子哭堕车。
反面文字记录了一些天象。
这块刻辞书写精美，刀法纯熟，是甲骨文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毛笔在殷商时期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甲骨上的文字应是先写后刻，个别有直接契刻的。
用毛笔书写的甲骨文因年代久远我们几乎看不到。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发现毛笔朱书文字19件，共10余字，书写工整、笔画流畅，年代相当于商代中期偏早，是目前所发现的商代最早的笔书文字。
殷墟之外，在山东济南大辛庄也有商代甲骨文出土，无论从形制、字形、文法上看，都和殷墟甲骨文相似，属于同一系统。
西周时期的甲骨文出土地点比较分散，数量也相对较少，只在陕西、北京、河北地区有发现。
1977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出土的这块西周甲骨上的卜辞大意是：癸巳这天在帝乙的宗庙中举行彝祭，王要祭祀成唐（即大乙），拟献上两个女子、三头公羊、三头猪，卜问会不会顺利。
其中提到对“文武帝乙”、“成唐”等商祖先的祭祀，应是周族尚未灭商之前的占卜遗物。
经过专家考证，殷墟甲骨文已发现的单字共有4000多个，可释字在1240个左右；所见商代金文中可归纳单字1290多个，可释单字550多个。
甲骨文不仅数量多，材料丰富，而且在文字的结体及造字方式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总结了六种造字方式，称为“六书”，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在甲古文中，这六种造字方式均有体现，反映了甲骨文的成熟和规范。
下面我们先看象形字。
象形字来源于生活，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劳动生产中不断创造的。
1、根据人体特征创造的字形：“人”，是一个侧面直立的人形；“大”，是一个端正的正面人形；“女”，为一个上肢交错于胸前呈跽（双膝着地）状的人，可见女子地位的低下；“臣”，为竖目之形，臣是侍奉君主的，他们在见君时，因为跪在地上，头不敢抬，如要看一眼上面的君主，眼睛就呈竖的，所以“竖目为臣”。
2、根据日常用品、用具、兵器特征创造的字形：“车”，象车的外形，也可以看成车的俯视图；“鬲”，象三空足的陶鬲；“其”，象簸箕之形，这是“其”的本意；“网”，象鱼网之形；“戈”，象兵器戈的形状。
3、根据自然、草木特征创造的字形：“山”，象山之形；“水”，如流水的形态；“木”，象树木枝干形状。
4、根据土地、建筑等环境特征创造的字形：“土”，象高起的土堆之形，后来象征封坛社稷，也通“社”字；“门”，象门的正面之形；“井”，象水井的井栏。
5、根据动物形象特征创造的字形：“羽”，象鸟的羽毛，“鸟”，是一只侧面的鸟形；“牛”，象有角的牛首；“鹿”，象鹿之形。
再来看指事字，指事字按许慎的说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
其特点是在原有的字上加一些笔划成为新字，让人一看就明白是什么意思。
如“上、下”，在向上仰之弧形上面加一笔，表示上；在向下伏之弧形下面加一笔，表示下。
“亦”，是在一人两臂下各加一笔，表示腋下，后来引申为“亦”。
“刃”，是在刀锋部位加一圆点，表示刀刃的部位。
会意字一般为合体字，许慎说：“此类合谊”，即合在一起产生新义。
如“林”，为两个木字组合，会“林”之义。
“攴”读pu,为扑的本义，是由手持木棍状物组成的字，表示扑打的动作。
“伐”，是由“戈”和“人”组合，表示以戈击人，会杀伐之义。
形声字在甲古文中出现稍晚，但它一经出现，就凭借着既表意又标声的优势成为汉字的主体。
形声字可分为许多类：1、会意兼形声：“畏”字，本身是一个会意字，鬼持一物在击打，人们自然畏惧，其中的“鬼”字又兼音符。
2、借字注形：“酉”字，原为象形字，像一个酒坛子，是最早的“酒”字。
后来被借为地支中的“酉”，于是人们就在酉旁加上三点水作为形旁，“酉”变成声旁，成为形声字“酒”字。
3、附加声符：“鸡”字，原本为象形字，象鸡形，后来又加了一个声旁“奚”，变成形声字。
4、独体形声字：“麦”字，从禾来声，它的声符“来”叠置在形符“禾”的主体结构中。
5、合体形声字。
这一类是形声字的主体，有左形右声、右形左声、上形下声、下形上声等等。
“河”，从水可声，为左形右声；“盂”，从皿于声，属下形上声。
假借字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例如“自”，原意是象形字“鼻”字，后来被用为介词，在甲骨文经常有“自西”、“自东”的句子，此种介词用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又”字，原意是人的右手，引申为“又”，后来借作“另”的意思，如“百又三十”；还被借作“有”之意，如“妇康又（有）子”。
转注字，许慎解释为“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就是两个部首相同的字能够互相解释，例如“蓚（tiao），苗也”，“苗，蓚也”。
在殷墟甲骨文和商代晚期及周代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还有大量反映众多邦国部族名称的图像资料，被称为族徽字。
这些族徽字既能生动反映表意字以形示意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装饰图案风格。
下面的第一类符号庄重典雅，线条流畅，是早期美术化了的文字，它们的实际写法都能在当时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找到依据。
例如“渔尊”、“并尊”等。
第三单元：钟鼎千秋在商代后期出现了金文，又称吉金文、钟鼎文等，是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字体的总称。
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
我国青铜器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甘肃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青铜刀和青铜镜，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在青铜器上铸造铭文，大约从商朝开始，直到战国时期，有1200多年的历史。
金文的内容十分丰富，记录了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主要是颂扬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商代青铜器铭文字数较少，多为器主人名号，如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礼器210多件，其中刻有铭文的就有193件。
这就是妇好墓出土的圆鼎，在其口沿内部刻有铭文“帚（妇）好”二字。
有意思的是，在商代甲骨文中也有关于妇好的记载，她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之一，曾经带兵出征，并立有战功。
甲骨文和金文互为印证，加强了史料的可信度。
````````````第四单元：物以载文金文是刻或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重在纪念和流传，那么先秦时期政府公文、文化典籍、民间契约、书信往来等等书写在什么上面呢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是写在竹、木简或丝帛上面。
从文献记载和有关的文字形体来推断，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简帛这两种书写材料。
下面我们先看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册”与“典”两个字，“册”明显是一个象形字，为用两根绳子编联的若干根竹简。
而“典”则是在“册”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为单手或双手捧册。
姑且不论典册字义的演变，我们单就甲骨文金文中“册”字的出现，就足以说明商朝时期人们已在简牍上书写。
但因时代的久远，未发现实物。
```````````````这里放不下，你如果需要就发电邮吧，我回复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