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伦敦唐人街的一篇介绍英语作文
San Francisco is in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with a population about 800,000, and the area of it is about 120 square kilometers. San Francisco is a modern, industrialized city. The traffic is very convenient. In San Francisco, the climate is quite good. It also has beautiful scenery. So it is the most suitable place for tourism all year round. There are also some well-known attractions like the Golden Gate Bridge, Bay Bridge and Chinatown in San Francisco.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导游词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游览。
这座博物馆于1991年6月20日正式建成对外开放。
它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庞大、设施最先进的国家级历史博物馆。
它占地约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6000平方米，用于展览的面积为11000平方米，馆内现有收藏品37万件。
这座博物馆是遵照周恩来总理生前遗愿建造的。
那是1973年，周恩来总理来陕西视察时，有感于陕西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资源和已有博物馆小而简陋的状况，提出应该在陕西建一座新的博物馆的指示。
后来由国家计委和陕西省政府共同投资1.44亿人民币，建成了这座艺术殿堂。
这座博物馆的设计是由中国建筑学界的泰斗——梁思成先生的关门弟子张锦秋女士担任的。
建筑的外观为仿唐风格，着意突出了盛唐风采，反映了一个辉煌时代的风貌。
布局上借鉴了中国传统建筑“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重楼”的结构特点，突出了古朴凝重。
并创造出一种帝宫与传统园林相结合的氛围，象征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可分为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和临时展览三大部分。
今天我们将要参观的是基本陈列，也就是常设陈列。
为陕西古代史。
系统的展现了陕西自蓝田猿人至鸦片战争的发展过程，突出了周、秦、汉、唐等封建社会的盛世和陕西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序言大厅。
这里的序言不是文字，而是三副巨型照片：奔腾咆哮的黄河和绵亘无垠的黄土高原，既有古代陕西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是陕西历史文化孕育、产生和不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这两幅照片的背后，陈列着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轩辕皇帝陵墓的巨照，标志着陕西古代文明、中华文明的开端。
这些用照片构成的无言之序，通过宽广浑厚的场面，象征着陕西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绵延久远，以及具有世界影响的人文传统精神。
大家现在看到厅中央的这尊巨狮，它原来位于唐代女皇武则天的母亲杨氏的顺陵前。
我们可看到它雕刻精美，造型雄伟，堪称“东方第一狮”。
中国古代狮子及石狮的艺术是从阿富汗传入的。
因此，这座石狮不但是陕西历史文化的反映，也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
陕西古代史的第一个段落是史前史，时间范围是距今约115万年前至公元前21世纪。
这一时期的每一段落都有重大发现，文化高峰迭起年、并首尾相连，在全国突出地位。
首先大家所看到的就是蓝田猿人的头像。
她是1964年在蓝田县公王岭发现的，是一位年纪约30多岁的女性。
蓝田猿人距今约115万年，是迄今所知亚洲北部最早的直立人。
在距今约20万年左右人类就已经发展到了智人阶段。
陕西地区的大荔人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距今约8000年左右，人类就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老官台文化是陕西境内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新旧石器时代区别主要有三个重要标志：一是学会了制造陶器；二已经定居并有了原始农业；三是出现了磨制石器。
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发展的一个阶段。
这类文化遗存由于是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因此得名。
又因为在这类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大量的彩陶，所以叫“彩陶文化”。
半坡遗址是仰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繁荣阶段。
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男子取代女子，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
人类就进入了父系社会时期。
龙山文化就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典型文化。
这类文化由于是在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的龙山镇，因此得名。
又因为发现了大量的灰陶，因此龙山文化也被称为“灰陶文化”或“黑陶文化”。
龙山文化之后，我国历史进入了传说时代，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军事民主制时期”。
黄帝就是这个时期一位杰出的领袖，他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每年清明，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来到黄帝陵寻根问祖，认同中华文化，爱国之情在这里升华，从而产生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黄帝之后，人类历史上又出现了三位杰出的领袖，他们是尧、舜、禹。
后来，大禹的儿子启建立了夏朝。
于此，中国便进入了奴隶制王朝的统治时期。
夏王朝的政治中心在河南，陕西境内主要是周族的发生、发展与兴盛。
周族实际上经历了周民族、周方国、西周王朝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文物叫做“鼎”，它是奴隶制王朝鼎盛时期西周的一个青铜器。
青铜是指铜和锡的合金，因颜色青灰而得名。
而鼎呢，它本来是一种炊具，即煮肉的锅，后来随着礼乐制度的强化，鼎也逐渐成为一种权利和等级的象征。
传说夏禹曾制九鼎，代表天下九州，作为政权的象征。
以后就把取得天下叫做“定鼎”。
春秋时，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就曾遣使询问周朝九鼎的大小轻重，以后“问鼎”就成为企图篡夺政权的代名词。
我们现在所说的成语“逐鹿中原”，“鹿死谁手”，“孰人敢来问鼎”等都与这件文物有关。
鼎，一般可分为圆顶和方顶。
圆顶一般为鼓腹，双耳，三足，整个造型给人以稳定、威武的感觉。
所以，人们用狮胸虎足来形容它。
而成语中的“大名鼎鼎”，“三足鼎立”，则是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它的造型特征。
青铜器上的纹饰是研究青铜艺术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中国艺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
青铜器上的纹饰可分为两大类，即：动物纹和几何纹。
总的特点是神秘怪诞，很难看懂。
这是因为作器者本意是为了用它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宗。
一般人看不懂正说明他构思成功。
在陕西境内迄今发现的西周青铜器达3000余件。
就一个有限的地理范围而言实属罕见。
随着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公元前771年犬戎族入侵，使西周走向灭亡。
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开始。
但周王朝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了。
中原大地上先后出现了“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
七国的战争持续了200多年。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王嬴政“扫六合而荡天下”，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维护其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文字、货币、法律、车轨和度量衡等。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货币就是秦统一六国之后的通行货币——秦半两。
上面的这些货币就是统一前六国的货币。
货币的不统一大大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于是，方孔圆形的半两钱便应运而生。
古人讲“天园地方”，并且是天包地，所以秦半两就意味着“圆以象天，方以则地”。
这种精神为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并一直保持到清末。
古书上也因此把钱称为“孔方兄”。
秦半两的制作很科学，中间有小孔，可用绳子穿起来便于携带；外围为圆形，则不易产生磨损。
中国古代有三大货币，除秦代的货币秦半两外，还有汉代的五铢钱和唐代的通宝钱。
秦始皇号称“千古一帝”，但同时他也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暴君，残暴的统治终于激起了人们的反抗。
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爆发了。
随后四年的“楚汉相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登基，汉王朝就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汉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朝代，它的各项发展对中国历史上以后各朝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构成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也是在这个时候正式形成。
中国懂得方块字也是从这一时期起被称为“汉字”。
汉王朝成了当时世界最强盛的一个国家。
所以，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还把“汉”作为中国和中国人的代称。
现在请大家看这副“丝绸之路”示意图。
它中国最古老的一条贸易通道，也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一条贸易通道。
它为东西文化交流、通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沟通欧亚大陆的这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张骞开通的。
张骞是我们陕西城固人，他于公元前138年应政府招募出使西域。
经历了十年时间和种种磨难，熟悉了西域的政治、军事、地理、风俗民情。
沟通了汉与西域各国的关系。
因此史书上把张骞的这次出使、也称为“凿空”。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先后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
“丝绸之路”全长7000多公里，在中国境内4000多公里。
“丝绸之路”开通后，商队往来不断，经济贸易十分活跃。
促进了农业和科学技术交流，为中西文化开创了新纪元。
由于这条路最先主要过往做丝绸生意的商人，所以把这条通道也称为“丝绸之路”。
通过这条道路，我国的丝绸不断输出。
在当时的罗马，中国的丝绸与黄金等价。
因此，丝绸又被称为“软黄金”。
从此，西域的葡萄、苜蓿、石榴了、黄瓜、蚕豆、核桃、芝麻、菠菜、黑米、猕猴桃等物产传入我国。
我国的种茶、凿井、冶炼等生产技术也传入西域。
“丝绸之路”就好像一条绚丽而坚韧的纽带沟通了亚欧大陆，也使世界上出现了两颗明珠。
从此，世界上就有了“东有长安，西有罗马”之说。
汉王朝不仅有发达的经济贸易活动，军事力量也非常强大。
1965年，从咸阳杨家湾的一座汉墓中出土了大批兵马俑。
这座汉墓属于汉高祖刘邦长陵的陪葬墓。
据同出的“银镂玉衣”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汉初名将周勃或其子周亚夫。
在杨家湾出土的俑群中，有骑兵俑583件，各种人俑1965件。
这些汉兵马俑大的身高48.5厘米，小的身高44.5厘米。
大多数做武士打扮，个别做跳舞、奏乐、指挥等姿势。
拿这批汉兵马俑与秦兵马俑相比较，秦俑虎背熊腰，是赳赳武士的形象，时刻准备着出发去打仗。
汉俑仅有秦俑的三分之一大，但灵气十足，愉悦欢畅。
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当时国富民强、和平安定和人民的悠然自乐。
在秦俑里，我们从外形看不出有指挥官，但在汉俑里则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军阵形式也发生了变化。
秦兵马俑以步兵为前锋，战车为突击力量，骑兵甚少。
而汉兵马俑中骑兵所占的比例却大的多。
汉王朝也正是凭借着这支强大的骑兵才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游牧民族——匈奴。
这也是世界历史上农业民族第一次大规模的战胜游牧民族。
经过四年的楚汉相争，国力大大削弱。
汉初“天子不能俱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意思是说，在汉朝初年马匹很少，以至于找不到四匹颜色相同的马为皇帝拉辇。
而一般将相的车辆只能用牛羊拉了。
但是汉王朝励精图治，养马业得到了高度发展，使汉代骑兵的马源充足，所以汉代骑兵业得到了发展。
杨家湾的汉三千彩绘兵马俑就是一个有力的印证。
汉朝灭亡后，我国历史进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从公元220年北魏建立开始，到公元589年隋统一结束，历时369年。
这一时期政权更迭，战乱频繁，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和陕西历史上依次伟大的大融合时期。
公元581年，北周大将杨坚建立了隋朝。
隋炀帝杨广也是历史上以为有名的暴君。
公元618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唐朝。
隋唐两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陕西历史文化的黄金时代，现代的海外华人自称“唐人”，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唐人街”，反映了唐代对后世子孙产生的影响。
在唐时，人们的生活比较安定，就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各种娱乐活动。
打马球便是其中的娱乐项目之一。
现在就请大家看这幅《打马球图》。
这是从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
马球，也叫波罗球，球似拳头大小，朱红色，皮革制成，是由波斯，即今天的伊朗传入我国的。
这幅图画形象生动的描绘出了唐代马球运动的精彩场面。
画面上有骑马人物二十多个，他们足蹬黑靴，身穿窄袖长袍。
前五个手拉缰绳，右手持月芽形球杖，有的驱马抡球，有的反身击球，姿态矫健，得心应手。
其它骑手也姿态各异。
场面生动，围绕着滚动的小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画家巧妙的抓住了马球运动的瞬间场面，使比赛的紧张气氛溢于画外 在唐朝的时候，上至宫延皇帝，下至文武百官，甚至连妇女都爱打马球。
尤其是许多皇帝，都是马球运动的爱好者,甚至成为马球健将。
据史料记载:唐中宗景龙年间,吐蕃派使者迎接金城公主,提出要与汉人比赛马球,经中宗同意后,双方展开较量。
第一回合以汉人失败而告终。
这时一旁观看的临淄王,即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亲自率领球队进行比赛。
终于以精湛的球技转败为胜,一时在京城传为佳话。
唐代的皇宫禁苑大多筑有马球场,有的贵族官僚还有自己的马球场.唐代以后,马球队运动就开始流行全国,直到明朝末年才开始逐渐衰败。
近几年来,在西安东郊也开展过。
这幅画的表现技法相当讲究，极富真实感和立体感。
可见这幅马球图达到的不止是惟妙惟肖的境界，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大唐时期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社会情况，再现了大唐雄风。
唐王朝的外交活动也是非常活跃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另一幅壁画《迎宾图》。
画面上的前面几个人是热情的朝廷官员，后面三个人是外国和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使臣。
经考证，三人中第一个是印度人，第二个是朝鲜人，第三个是突厥人。
这幅画形象的再现了唐代官员接待外国使臣的场面。
反映了唐王朝活跃的外交活动以及同外国和我国少数民族友好往来的实况。
大家请注意看，在这幅画面的下角有一位个子比较矮的唐代朝廷官员，这就反映了唐代对人才是非常渴求的。
只要你有才能，不管长得个高或个矮，都会被重用。
反映了唐朝“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社会风貌。
隋唐两代都把长安作为其都城。
隋时称为大兴城，唐时称为长安城。
规模宏大的都城长安可以说是那个伟大时代的明亮窗口。
透过它，可以窥见当时世界第一强国的各个方面。
隋大兴城是少数民族建筑大师宇文恺设计并主持营建的。
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葺完善起来的。
从这幅唐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气势宏伟，整齐划一。
全城共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
城内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由十一条纵向的大街和十四条横向的大街，把整个长安城划分为108个小区域，称为坊。
正如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诗中所写：“百千家似为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这种布局对以后各个朝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亚洲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等规划都城时所效仿。
唐长安城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规模宏大。
它总面积为84.1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一百万。
其面积是汉代长安城的2.4倍，东罗马首都拜占庭的7倍，阿拉伯首都巴格达的6倍，明代长安城的9.3倍。
它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规模最大的一座都城。
城中的中轴线朱雀大街宽155米，而横贯皇城自承天门至长乐门之间的横街竟宽达440米，这也是中外所有都城中绝无仅有的。
中华民族成长壮大到了唐代，充满了开拓进取精神。
因此对长安城的修筑不仅仅只着眼于实用功能的需要，还有着积极的精神追求。
唐王朝也正是以其宏大的气魄和泱泱大国的气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吸引了各个国家的人们来到长安。
当时居住在长安城的外国人和少数民族人数约5万人。
同时长安吸收融汇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创造了博大精深、辉煌璀灿、当时世界文化最高峰的唐文化。
I$ X Zz51 唐代的手工业也是非常发达，唐三彩便是其中之一。
它起源于西汉武帝时期。
唐三彩并不专指三种颜色而是指多彩，因在唐代风行一时而得名。
唐三彩是用黄、绿、赭。
蓝等多种彩釉组合装饰成的一种铅铀陶器。
它的制作过程是把高岭土经过挑选、冲打、淘洗、沉淀、冶炼等工艺后，捏制成形，经修饰晒干后放入窑内。
经过1000度左右烧制，待冷却后饰以配制好的彩色釉料，再入窑中烧至900度后完成。
西安是唐三彩的故乡。
在西安附近的唐墓中出土了不少唐三彩器皿。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三彩首先是一种冥器，慢慢地才发展成为一种日用品和工艺品。
唐三彩之所以闻名于世，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以造型取胜。
三彩中无论是生活用品或是房屋庭院乃至人物动物造型，都塑造的非常精美，用写实的手法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在艺术上达到了令人赞叹不已的程度；二是以色彩赢人。
三彩釉色虽简单，但它经烧制过程中不同色彩的釉斑向下流动，互相浸润后自然漫延，呈现出一种千变万化，班驳淋漓，彼此交融，没有明显界限的装饰艺术效果。
优美、流畅，具有一种和谐的古朴之美。
正如杜甫名句所言“动人春色不在多”。
有限的釉色构成了丰富的艺术语汇，使唐三彩成了世界闻名的古代工艺品。
公元960年，宋代赵匡胤皇袍加身定都开封。
元、明、清分别建都南京和北京。
陕西从此失去了京都地位，但仍然是封建王朝控制西北、西南的军事重镇。
又由于周、秦、汉、唐的灿烂文化形成一种巨大的惯性，所以这一时期陕西的经济文化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水准和发展势头。
我要规划背包旅行~~
如果他是一位想您所说的人，我劝您不要再将心思放在他的身上了，就先说他一开始赌气分手的事。
在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他并不关心您。
然后就算后面那件他不回复您的事情，我的猜测是他可能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但也有可能是他厌倦了你的问题，所以已经不打算理会您了，但您最好还是当面问问比较好。
赛珍珠的中国情结
赛珍珠于1892年6月26日诞生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
说来奇怪，她能出生在美国纯属偶然。
她的父亲赛兆祥(Absalom Syden— stricker，1852～1 931)笃信基督，年轻时满怀“拯救世界”的宗教热情，刚结婚便带着妻子凯丽(Carie Sydenstricker，1 857～1921)来中国传教。
赛珍珠的五位兄弟姐妹，全部出生在中国。
其中三个，因患流行病早年天折，葬在中国。
为减少丧失子女带来的痛苦，赛兆祥和妻子于1891年回美国休假，这才把赛珍珠生在了家乡。
但出生三个月，她便被放在摇篮里，随父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此后赛珍珠一生中的前40年，除了回美国上大学四年和读硕士学位外，基本上是在中国度过的，先居住在苏北的清江，四岁时，她父亲带着全家回到镇江。
以后，赛珍珠便是在镇江这个长江与大运河的交汇地，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
她去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上大学，毕业后又回到镇江，一边伺候病在床上的母亲，一边在一所教会中学里教书。
她嫁给了年轻的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洛辛．布克(John Lossing Buck)，随夫君在皖北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的宿州生活了两年半。
1 91 9年，赛珍珠与丈夫来到金陵大学任教，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生活了将近12年。
在一座小洋楼的阁楼上，她完成了后来为她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几乎全部作品。
这座洋楼现仍静静地立在南京大学北园的西墙根下。
1931年《大地》在纽约出版，引起轰动，她亦于一夜间名声大振。
1934年，赛珍珠与丈夫的关系已名存实亡，她告别南京回美国定居。
次年她便与布克离婚，嫁给了她的出版商理查德·沃尔什。
从此，她就再没回过中国。
赛珍珠在中国不仅生活的时间长，而且有着许多独特的经历。
她的父母为方便传教，没有住进与外界隔绝的租界或侨民保护区，而是在比较落后的地区与中国普通百姓毗邻而居，相互走访。
因此，赛珍珠从小能操中英文两种语言，同中国小孩一起玩耍，对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如她后来在自传中回忆所说：“我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成长——一个属于我父母，狭小的、白人的、清洁的、长老会的美国人的世界；另一个是广大的、温馨的、欢乐的、不太干净的中国人的世界。
两者之间并不相通。
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我说中国话，举止像中国人，和他们吃一样的东西，分享他们的思想感情。
在美国人的世界，我则将两者之间的门关上。
” 她父亲赛兆祥是个学者型传教士，他不但把《圣经》译成了中国百姓能听懂的中文，而且还了解儒学，更专门研究过佛教。
他意识到亚洲的文明早已达到了哲学和宗教的高峰，并发现东西方的哲学与信仰，有着不少相通之处，这给了他和他的妻子以很大的触动。
正如赛珍珠后来回忆道：“我父母亲的观点很不正统。
他们认为，在各个方面中国人都和我们是平等的。
中国的文化，包括哲学与宗教，是值得尊重和学习的。
”他们要求赛珍珠和其他的子女，都要像对待客人、尊敬长辈一样地对待家里的用人。
因此，赛珍珠和用人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从小就有保姆和厨师经常给她讲各种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及民风习俗。
她的父母还要求子女从小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学。
有一位孔姓的老秀才是赛珍珠的家庭教师，曾为她讲解文学经典、孔子伦理以及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使她得益匪浅。
后来，她在南京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任教期间，还专门请国学造诣很深的龙墨乡先生辅导她学习中国小说史，阅读大量的古典小说和现代作品，使她对中国人民的民族心理，有了更深的了解。
但是，据赛珍珠回忆，她在中国也有过两起很不愉快的经历，从相反的方向作用于她的思想。
第一次发生在1 900年“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期间。
那年她才八岁，走在街上却被路人恶狠狠地瞪眼骂做“小洋鬼子。
原先和她一起玩耍的小孩也回避她。
这一切令她既恐惧又困惑。
她父亲后来为她解释说，中国人反对外来侵略是正当的。
她母亲则竭力为美国辩解，说美国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现在他们只是在为其他白种人在中国犯下的罪孽受过，而且，美国不同于其他列强，它将用庚子赔款来资助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如此等等。
尽管赛珍珠信了她母亲这番安慰的话，心里宽舒了些，但这次经历在她幼小的心灵上还是留下了一道浓重的阴影。
赛珍珠的第二次不快经历发生在北伐战争中的1927年。
一支国民党的北伐部队进驻南京，部队中一些士兵袭击外国人和教堂，金陵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和其他几位侨民被杀，神学院被烧，赛珍珠自己的家也被抢。
她和亲属们在恐慌中东躲西藏，最后由于一位中国劳动妇女冒着生命危险的勇敢掩护，才未被士兵发现而“死里逃生”。
一方面她感到自己和家人受了莫大的委屈，因为她认为自己和家人都热爱中国。
另一方面，她又从那位机智勇敢的妇女身上深切体会到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并认为民族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缘起于缺乏了解沟通。
对这两起事件挥之不去的记忆，使她坚定了为增进东西方，特别是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而奋斗终生的决心。
赛珍珠和丈夫在宿州生活的日子里，曾接触了许多目不识丁、从未见过西方人的农民，亲眼看到他们如何在艰难困苦与天灾人祸中挣扎拼搏，她发现这些农民“承担着生活的重负，做得最多，挣得最少。
他们与大地最亲近，无论是生是死，是哭是笑，都是最真实的”。
她深为他们的纯朴、善良和顽强所感动，认为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代表。
她决意替这些不善言辞的中国农民说话，写下他们生活的艰辛、理想与追求。
她说：“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怪诞的著作，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的真实正确地出现。
这就是赛珍珠创作《大地》和其他有关我国农村生活的作品的初衷。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赛珍珠在没有和出版商谈过出版协定情况下就开始了创作的原因。
赛珍珠在她的作品中以同情的笔触和白描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的家庭生活。
小说中的人物，有血有肉，富有真情实感，场景与细节的描写亦真实可信。
小说越过东西方文化间的鸿沟，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一个少有神秘色彩的中国，有力地改变了不少西方作家描绘的“华人异教徒”和“不可思议的东方”的形象。
由于强国文化沙文主义作祟，在19世纪大多数欧洲与美国人的眼里，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版图上的一块空白——疆土辽阔但却遥远渺茫。
至多，它也只是个“落后”、“僵固”、“充满奇装异俗”的国土。
一些西方水手、商人和士兵曾来过中国，但他们短暂、浮泛的逗留所带走的，大多是带有侮辱性的印象：中国人生性狡猾、缺乏善心、不可理喻。
据载，美国人在18世纪末就“习惯以轻蔑和厌恶的口气来谈论中国人”。
19世纪中叶，欧美国家曾把活生生的中国人当做“展品”在博物馆陈列，或视为低等动物放在马戏团展演。
如1850年在纽约市立博物馆公开展出了一个三代六口人的中国家庭，展名为“The Living Chinese Family”。
1884年，一个马戏团则把一位“中国张姓巨人”和“40头受过训练的大象、50笼珍贵动物”，放在一起巡回展览演出。
当时美国的唐人街以肮脏、鸦片、妓女和黑社会著称，由此也成了个由警察做导游的旅游景点。
文学艺术模仿了生活。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美文艺作品中，中国人物大多是供人取笑、侮辱的丑角。
仅以美国戏剧为例，在百老汇演出的这类音乐剧就有《鸦片王国的国王》、《唐人街的查理》、《唐人街的皇后》等。
1877年马克·吐温与布莱特．哈特还合写了一出闹剧《阿兴!》(Ah Sin!)。
尽管剧本以华人阿兴为名，但阿兴只是个出场不多的配角。
剧情发生在加州矿区。
阿兴为白人矿工洗衣。
他不但常挨打，还被骂成是“愚蠢而又可怜的畜生，尾巴长到了后脑勺”，“笨蛋”，“道德肿瘤”和“一个解决不了的政治问题”等等。
他被视为长了副“空脑袋”，“只会像猴子般模仿”。
剧中有一个场面写阿兴跟着女主人在餐厅放置餐具，女主人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盘子。
只知模仿的阿兴，竟把自己手中的盘子也一个个地砸碎。
马克·吐温是位严肃的作家，阿兴可以说是他对当时西方人心目中华人形象的客观描绘。
但他沿用“Sin”(意为“罪过”)一词作为剧中华人角色的名字，很难不让人怀疑他的种族主义倾向。
《阿兴!》在纽约上演时，正值大批中国劳工移民前往美国。
1870年至1880年间，远渡重洋前去美国西海岸的华人从10869人剧增到39579人。
中国劳工吃苦耐劳，但又索求不高，为美国的西部开发和铁路的建筑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对相当大一部分从美国东部去加利福尼亚淘金的白人来说，却成了难以对付的竞争。
于是，中国人很快被看做是白人世界种种社会问题的祸根。
中国人被指责是个“无法与其他民族融合”的群体，最终必定会把白人统统排挤出加利福尼亚。
1879年一个名为亨利·格立姆的，发表了一出名为《中国佬必须滚蛋!》(The Chinese Must Go!)的讽刺剧。
剧中的中国人阴险毒辣，诡计多端，蓄意腐蚀丧失警觉的白人家庭。
他们脑后甩着长辫，嘴里叼着鸦片枪，操一口难以听懂的洋泾浜英语，专门贩卖奴隶和做色情生意，暗中还策划着中华帝国一统天下的阴谋。
这个剧本的写作与演出，反映了19世纪后叶美国种族分子中的排华情绪，也预示了1883年将出台的“排华法案”。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歧视性的排外法案，华人首当其冲，成了美国国内问题的一只替罪羊。
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数西方人仍认为欧美之外的民族都是蛮族。
西方的风俗习惯，哪怕荒诞不经，也被看做是通行全球的行为准则。
许多在中国的传教士，在家信中都把中国人说成是个“古怪的民族”，自诩为老牌“中国通”的美国记者罗德尼．杰尔伯特，在他的《中国的毛病出在哪儿》(What Wrong with China)一书中，公开声称“中国是个劣等民族”。
30年代早期美国罗伯特·罗普利创作曾先后被各种报刊杂志转载的漫画《信不信由你!》(Believe It or Not!)更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来看待中国的一切。
其中一则漫画的花边上写道“支那人会吹口哨吗?”另一条花边题为“华人异教徒的怪异之处”，讥笑中国人用白色而不是黑色表示哀悼；小孩生下来便是一岁；盖屋先造屋顶后砌墙；汉字中的“家’’是屋顶下的一口猪；男人进门不脱帽反而脱鞋。
罗普利正是用这些文化习俗上的差异，来取悦一些视野狭隘的西方读者，强化西方文化优越感。
20世纪初在美国和欧洲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有关华人的文学作品，要数英国人罗姆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
第一部发表予1913年，取名为《险恶的傅满洲博士》(The Insidious Doctor Fu—Manchu)。
书中的傅满洲是个精明险恶的华人头目，领着一帮“恶棍”，妄想征服西方世界。
他有着“整个东方民族的一切残暴狡猾”，是个“很可怕的人”，是“黄祸的化身”。
这十多部对中国人民充满敌意的小说，总销量达数百万册之多，还被改编成电影、广播剧和电视剧，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中成了家喻户晓之作。
即使有些不怀敌意的作品，对中国的描写，也总带有浓重的离奇色彩，正如一位中国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总有当官的大人，千篇一律地成天板着脸……偶然添进了几个儒生……还必须添上外国人，如美国商人、中国通、灰心丧气的传教士以及寻欢作乐的水手……尽管人物出入的场景污秽不堪，但千万不能少了出自中国人之口的古代箴言。
”中国似乎就存在于这种僵化的概念和陈词滥调这中，与中国的实际相去甚远。
正是在西方这种普遍蔑视中华民族和把中国文化神秘化、离奇化的创作氛围中，赛珍珠以其长期在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中生活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传统深入了解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地把中国人“不是放在与西方人，而是放在与其他中国人的相互关系中加以描述”，经过多年的勤奋努力，赛珍珠创作了一大批形象生动、较客观地反映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的文学作品。
《东风·西风》、《大地》三部曲、《母亲》以及收录在本选集中的其他一些作品都取得了成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
这些作品影响了欧美整整两代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
如一位英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赛珍珠和她的作品“为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民提供了第一幅关于中国农村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长卷”。
其实，在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如英国、荷兰、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埃及等，那里也有不少学者和普通百姓都因小时候读了赛珍珠的小说，才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才关注起中国人民的生活与命运。
我国人民的朋友海伦·斯诺夫人说她就是读了《大地》后才来到中国。
赛珍珠不但在小说中描写中国，她还用其他形式向西方人民大力介绍中国人民与中国文化。
如1924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英文硕士学位时，她曾先后在全国性的杂志《民族》与《论坛》上发表了《中国学生的心理》和《中国的美》。
她还花了多年的时间和心血，把她特别喜爱的《水浒传》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在许多国家流传。
更为突出的例子，要数她在1 938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作的演讲。
在题为《中国小说》的长篇演说中，她首先向济济一堂的西方文化知名人士宣告：“虽然我生来是美国人……我属于美国，但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
”她说：“今天不承认这点，在我说来是忘恩负义。
”但她指出，她选择这个演讲题目不完全出于个人的原因，而是她认为“中国小说对西方小说和西方小说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演讲中，赛珍珠如数家珍地阐述了中国小说的起源与发展演变及其特征，中国小说与中国所谓的文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关系等等。
她还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小说的名作《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
她声称：“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
’’她还向听众介绍了《西游记》、《封神演义》、《儒林外史》、《镜花缘》、《西厢记》和《金瓶梅》。
演讲中，赛珍珠提到了《四库全书》、《教坊记》、《会真记》等等经典。
她不厌其烦地向西方听众讲述了中国小说的大众性和通俗性的特征，说明中国小说历来强调作品的社会意义。
她说：“在美国，一些最现代的文学青年最近才发现‘社会意义’这个词，但中国的旧文人一千年以前就已经知道，并主张小说必须有社会意义才能被承认是一种艺术。
”赛珍珠在斯德哥尔摩的这番演说，自然得到了西方媒介的广泛报道。
如果说中国高雅的古典诗歌和深邃的哲学经典早为一部分西方文人所知，那么，通过赛珍珠在这一特殊场合的热情介绍，使得我国光辉灿烂但又鲜为西方所知的小说传统，又第一次得以昂首展现在西方文化精英们的面前，并通过媒体的传播，为更多的西方民众所了解。
诺贝尔文学奖奖励了赛珍珠，同时也宣扬了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
诺贝尔文学奖使得赛珍珠成了国际名人，也使得勤劳纯朴的中国农民形象走进了西方的千家万户。
这是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赛[珍珠在她的小说中对中国农村和乡镇生活所作的生动而又真切的描写，对中国劳苦民众的朴实情感和不拔毅力所表示的敬意，以及她在其他非虚构文学体裁中和在公共演说场合里对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所作的颂扬，客观上都是对西方在这之前对中国人所作的歪曲丑化的有力的批驳。
诺贝尔文学奖改变了赛珍珠的一生。
她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将近50年后，非裔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才获此殊荣)，这给赛珍珠带来了极大的荣誉和实惠，但同时也招来了相当一部分男性作家的妒忌、不满，甚至敌意的嘲讽。
赛珍珠因而成了美国文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
赛珍珠获诺贝尔奖消息公布后，《纽约时报周刊》上曾发表人物专访，高度赞扬赛珍珠及其作品。
著名评论家范多伦亦撰文称颂她的小说“数量众多，质量上乘”。
但在美国文学圈内的反应，否定的居多。
大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如果她(赛珍珠)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应该成为问题。
”另一位后来也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则更为尖刻，说他情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愿意同“赛中国通夫人”为伍。
赛珍珠获巨奖后在美国文学界遭此贬损，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
一则因为她在中国度过了将近40年的岁月，在美国文学圈子中，她是个陌生的局外人。
她的获奖作品在中国创作，写的全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远远游离于美国主流文学的题材之外。
瑞典皇家学院的评委们，在众多有成就的美国作家中，偏偏选赛珍珠得奖，难免使包括福克纳和弗罗斯特在内的美国主流作家感到惊讶、难堪，甚至愤怒。
再则，因受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赛珍珠的作品常用章回体，而不是为西方文坛称道的复式结构。
她爱用句式简单的白描手法叙述故事，而缺少为西方现代文学所看重的“意识流”式的心理刻画。
赛珍珠的创作对象是包括家庭妇女在内的广大群众，而不是少数文化精英。
大地》三部曲一出版也确实成了畅销书。
这在当时主宰文学时尚的批评家眼里是犯了大忌。
在他们看来，文学与畅销绝对不可兼得。
再者，赛珍珠重作品的主题寓意和社会功能而轻作品形式上的创新和作者个人情感的宣泄，这一切使得她的作品与当时美国主流作家的“纯文学”创作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但是，赛珍珠获奖后受到攻击的另一个难以摆上桌面的原因，是她的性别。
在她之前只有两位美国男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一位是1934年获奖的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另一位是1936年获奖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
应该说，一大批很有成就的美国男性作家，都暗暗盯着这份举世瞩目的荣誉和巨额奖金。
瑞典皇家学院把此殊荣授予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妇女作家，必然在这批轻视妇女的男子心理上造成很大的不平，使他们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智上，都难以接受。
赛珍珠文学创作的成功，在中国本土和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后来又有一场不小的争论，这些对赛珍珠在中国的被接受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赛珍珠的小说大部分都有中译本，有些作品还有几种不同的译本。
《大地》原著在美国出版不久，中国《东方》杂志便开始连载。
后来几年中，上海、北平和重庆等地的八个不同的书局出版了八种不同的中译本。
其中上海商务印书馆自1933年至1949年就印刷了12次。
一个外国现代作家的小说，得到如此多译者的青睐和如此规模的发行，这在中国的出版史上并不多见。
中国的评论界对这位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美国女作家，也同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自1930年发表第一篇评论《东风·西风》的文章起，到1934年赛珍珠离开中国回美国定居时止，中国的报刊、杂志和译本的序、跋、后记上，至少发表了50篇介绍和批评赛珍珠及其小说的文章。
如果我们把这些文章大致分成基本肯定、褒贬参半和基本否定这样三类的话，那么这50篇中的多数属于第一类，如庄心在的文章称赛珍珠为我们“民族的友人”。
作者认为，一个民族能否被人尊敬赞颂，文学艺术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个国家的文学是“无形而有力的战斗武器”，它能不必流血牺牲，而“免除别一个国家愚妄或自私的误解和仇恨”。
他进而指出，在通达另一个国家人民的内心与灵魂方面，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诗人或画家能做的，要远比一个政治家或外交家所能期待达到的多得多，这便是如果必须作出选择的话，英国宁可损失全印度，也不愿意失去莎士比亚”的缘故。
这篇刊登在《矛盾月刊》上的文章进而指出，中国民族因为人种、语言、地理和习惯等等与西方的差异，向来是被误会，被诬蔑的。
“神秘之国”简直成了“万恶之薮”，西方人写游记，写小说，画画，演电影，只要有中国人，“便把许多卑贱龌龊、奸险等坏习惯点缀成一种类型，总是拖发辫(不消说女的是缠小脚)，挂鼻涕，伛偻其形，卑污其貌，所做之事，总离不开窃盗、强奸、暗杀、毒计等等，看了叫人毛骨凛凛的举动……一种不易泯灭的民族的误解，处处阻止了亲善合作的同情”。
作者认为，要消除这种错误观念，有赖于中国的文艺作家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来“一改荒谬错误的旧观”，但这不是旦夕间轻易就能奏效的。
因此，“如果有异国的作家诚能以真切的态度，为描写中国的现实相，那便是中国民族的友人”。
文章指出，赛珍珠以其居住中国多年的历史，以及对于中国事物的热爱，对中国的论述，都“每中肯要”，尤其是她对于中国民族的尊重以及对于孔子思想及中国文化上的理解，更使她对中国有进一步深切的认识。
“虽然有时也不免有夸张失真之处，但大体上布克夫人至少已做到以诚恳客观的态度把中国的情形给予西方以较正确的姿态，这一点，在复兴民族过程中的中国人，是应当感谢的。
”。
不少文章还为赛珍珠取得的文学成就感到骄傲。
他们认为，是中国和中国文化抚育了这位畅销作家。
如有文章指出，尽管赛珍珠的“肉体出自阿美利加的双亲，而她的精神则是我们中国所赋予的”。
第二类褒贬参半的文章的典型例子，是我国著名出版家和文学批评家赵家璧先生的《布克夫人与王龙》。
文章一开头便指出，受马可·波罗游记的启发，“洋人对于中国故事的兴趣，跟了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侵入，而继续增高”。
为了适应这种需求，西洋人写的中国小说，都是“那种封面上画了怪诞束装的‘支那人’，横七竖八画了半个中国字的书”。
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是“凭了有限的经历，加上丰富的幻想力，渗入了浓厚的民族自尊心，才写出了这些看了要使人发笑的书”。
赵先生指出，赛珍珠的《大地》的出版大大地改变了这种状况。
它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赞美，因为它不但“画得了中国人的外形”，而且还“抓到了中国人一部分的灵魂”。
文章赞扬赛珍珠所写中国小说的特点是，“除了叙写的工具以外，全书满罩着浓厚的中国风，这不但是从故事的内容和人物的描写上可以看出，文学的格调，也有这一种特点。
尤其是《大地》，大体上讲，简直不像出之于西洋人的手笔”。
然而，赵家璧先生对小说中他所认为存在的问题，也毫不含糊。
首先，他对把王龙这样比较落后的农民，作为主人公加以描写并向西方介绍，很不以为然。
他指出，尽管赛珍珠对王龙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那头脑简单，带原始性的人物王龙正好符合西方人把中国人看做是个文化落后的民族的口味，它只会加深西方人对中国人所抱有的种族偏见。
另外，赵先生认为，西方物质文明的过度发展造成精神匮乏，使不少人倡导起返璞归真，回归原始。
顿时，美国的小说、电影、游记等出现了许多描写非洲原始生活的题材的作品，即所谓的逃避主义通俗文学，赵先生认为《大地》就属于此列，只是让居高临下的西方读者换换口味而已。
胡风在他的《“大地”里的中国》一文中指出：“大体上，作者对于中国农村底生活是很熟悉的，从描写或叙述里看得出来她的感觉底纤细和观察底锐利。
”胡风认为赛珍珠的笔端上“凝满着同情地”写出了“农民底灵魂底几个侧画”，因此读者在离奇的故事里面也能够感受到“从活人底心灵上流出的悲欣”，但是，胡风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强调指出，尽管赛珍珠相当熟悉中国农村的人情风俗，她受到了“只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基督教徒这个主观观点上的限制”，因而她“并没有懂得中国农村以至中国社会”。
第三类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了赛珍珠小说的认识价值和艺术品质。
第一个激烈批评赛珍珠的中国评论家，恰恰也是《大地》(译为《福地》)一书最早的中文译者之一的伍蠡甫先生。
在1932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福地》译本之前，伍先生加上了长达28页的《译者序》，“简略地批评了赛珍珠的这篇成名作。
《译者序》认为，《大地》所描绘的世界为人的本能所主宰，男人只知拥有土地，女人只是绝对服从。
穿插于故事之间的，是接连不断的灾荒、农民的愚昧、兵匪与强盗的骚扰等等。
《译者序》进而问道：这难道是中国的真实情况吗?在作这些描写时，作者难道没有一点白人优越感?难道没有要通过侵略来拯救中国的意思吗?难道小说不是要把中国表现成是对世界和平的一种威胁，表明“黄祸”即将来临吗?《译者序》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关系后指出，是封建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勾结才阻碍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而这正是外国人不愿意看到，或看到了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