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运城的导游词
《西游记》是一部时代累积型的作品，是不知名的群众作者同文人作家相结合的创作成果，它的写定者一般认为是吴承恩。
如果谁这个要素是吴承恩及其先前传播“西游故事”的无数文人和艺人，那么说什么这个要素就是吴承恩收集整理的《西游记》故事，通过什么渠道这个要素就是编辑出版《西游记》，对谁说这个要素则是读到这些故事的读者，而产生什么效果这个要素就是《西游记》传播的文化对人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影响。
（一） 《西游记》之“控制分析” 从晚唐五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的《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到明中叶百回本的出现，《西游记》的创作由民间说话的朴拙、稚嫩，渐次向文人化过渡，终于达到了艺术创作的一个巅峰，成为神魔小说创作的典范。
对于《西游记》的研究、解读，从世德堂百回本问世之日起，几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关于作者、关于主旨、关于成书，一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法。
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不同版本《西游记》，明代的也好，清代的也好，要么署朱鼎臣编辑，要么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要么署丘处机撰，要么干脆不署作者姓名，偏偏没有一本注明“吴承恩”三字。
使吴承恩成为《西游记》 近乎不可动摇的作者要归因于胡适、鲁迅两位大学者的努力。
吴承恩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小商人家庭，沉抑下僚，怀才不遇。
儒家传统思想中的民主因素和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后新思潮的影响，使他不像有些封建正统文人那样，把通俗的戏曲、小说等市民文学视为异端，而是敢于利用这种文学形式写成长篇小说《西游记》，以发泄内心的块垒，从而在作品中明显地体现出市民文艺的思想艺术特征。
《西游记》在成书以前，唐僧取经故事虽然已流传数百年之久，但它能成为一部思想、艺术上成熟的长篇神话小说，最后决定小说的思想倾向和人物性格的则是吴承恩。
他把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的反抗性格统一到“皈依佛法”中来，并做到孙悟空前后性格的一致和主题的统一，这是他对取经故事再创造的一大功绩。
他在所写《禹鼎志序》中曾说：“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
”其作意好奇，亦秉性使然。
他曾读过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慧立《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等作品，为西域茫茫的奇山险壑所吸引，十分景仰玄奘的坚韧不拔的毅力，他决心对唐僧取经故事进行再创造，因而便写成《西游记》这部长篇小说，从而把被复制的神话世界又使之还原为社会现实。
《西游记》的最初传播过程是先由位于开封的周王府传出，而后再由开封人周如山携其书到江南刊刻。
所以《西游记》研究专家吴圣昔先生认为，开封周王府的《西游记》，是最早的《西游记》抄本。
明代盛于斯的《休庵影语》，详细介绍了位于开封的周王府与《西游记》最早版本的关系，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余幼时读《西游记》，至《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心识其为后人之笔，遂抹杀之。
后十余年，会周如山云：‘此样抄本，初出自周邸，及受梓时，订书以其不满百，遂增入一回，先生疑者，得毋是乎
’盖《西游记》，作者极有深意，每立一题，必有所指，即中间科诨语，亦皆关合性命真宗，决不作寻常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游记》的最初抄本出自开封的周王府。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游记》的较早的版本，却出自南京，这是怎幺回事呢
原来奥秘在周如山身上。
周如山不但是一位书商，而且还是大梁（开封）人。
周如山刊刻过小说《国色天香》，有书坊在江南。
《西游记》所写的唐玄奘取经故事的演化是十分曲折复杂的。
从唐代至明代，它曾经历过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的编写、修改和加工。
最初本为真人真事的记述和传说。
研究者早就指出，江流僧故事的创作，与两则前朝笔记有关。
一则为“陈义郎”⑵，出自晚唐温庭筠（约812－866）所撰《乾□（左“月”右“巽”）子》。
故事叙述陈义郎之父陈彝爽与学友周茂方同习学业，后陈彝爽擢第得官，周茂方却名落孙山。
茂方由此心生妒嫉，在随彝爽赴任途中，害死彝爽，骗占其妻，又冒名赴任——唯能鞠养义即如已出。
十七年后，义郎偶遇“鬻饭”为业的祖母，归询母亲，得知父亲被害情由，乃手刀茂方、替父报仇；终为官府所赦，奉母还乡。
另一则笔记题为“某部悴逼盗”⑶，出自宋人周密（1232—1308）《齐东野语》。
文叙某郡倅江行遇盗被杀。
其妻为强盗所迫，不得已委身相从；唯将怀中数月婴儿置黑漆盒中顺水流去。
此子后为某寺僧收养。
十馀年后，妇人偶至寺中，以漆盒为记与子相认。
妇人密嘱寺僧报官捕盗，终於替夫报仇，取子而还。
——显而易见，江流僧的情节是这两则笔记故事的拼合。
如江中遇盗、产子抛江、僧寺收养等关目，都与“某郡倅遇盗”相同；而占妻夺位、子报父仇又与“陈义郎”近似。
《大唐西域记》记录了玄奘取经的经历和见闻，其中仅夹杂一些宗教传说和佛经故事。
之后，《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详述了玄奘西行的事迹，开始涂上了某些神秘色彩，穿插了一些神话传说，并与佛经故事相融合，逐渐脱离史实。
宋、元之际，中国原有的神话传说材料又与玄眉取经故事相融合，从而增加了更多的神异性；至南宋，这些神异传说经过不断加工改造，特别是说话人的加工改造，从而形成为一套完整的神魔故事。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以白衣秀士形象出现，有胆识、有本领，并能降妖捉怪。
至金、元，玄奘取经故事开始搬上舞台。
金院本有《唐三藏》，元杂剧有吴昌龄《唐三藏取经》（均已亡佚）。
元末明初，杨颢贤写的《西游记杂剧》，孙行者已开始具备有孙悟空的一些主要特征。
他带有机警、活泼、粗犷的本色；他神通广大，为盗取仙衣、仙桃曾大闹天宫，在李天王捉他时，尚能轻而易举地使其被擒。
皈依佛法之后，他一路降妖捉怪，便成为取经队伍中的主角。
此外，元代还有《西游记平话》，经过许多民间艺人的加工改造，故事性大大增强，情节更加丰富。
从现存的残文来看，其内容已接近后来吴承恩的《西游记》。
很明显，吴承恩在晚期时所写的长篇小说《西游记》，必然受有上述长期以来玄奘取经故事构架与内容的制约和影响。
（二）《西游记》之“内容分析” 传世之作具有永恒的魅力。
百回本《西游记》自明代中叶问世以来，流传至今。
从时间上说，400多年久盛不衰，从影响所及看，遍于全世界，在中国更称得起是妇孺皆知。
一般都认为《西游记》讲的是神魔故事，从唐代玄奘取经以来，到明中叶《西游记》百回本的出现，中间经过近900年，这段史实在漫长岁月中不断演变，变成故事，而其基本内容是以神魔形式出现的。
但一到百回本出现后，由于它的完美而离奇、瑰丽而神秘，在以后不同时期，引起了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人们在某一点上的共鸣，那就是《西游记》以幻化的形式，充分揭露时政腐败，反对昏君统治，批判宗教，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和蔑视一切困难的斗争精神。
《西游记》的主要思想倾向为崇儒释排道思想。
《西游记》是一部宗教小说，是佛教东来的“副产品”。
在“西游”故事流变中，又渐渐融入道教和儒教的某些东西，使之具有了“三教合一”的性质。
唐僧在西行途中多次遇难，代表儒的天官诸神与代表释的佛菩萨均持积极救护态度，唯有代表道的魔怪则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
这一类描写，亦与作者在诗文中所体现的对佛道的不同看法是一致的。
在《西游记》的扫魔斗争中，对人的贪婪、自私、奸滑等恶劣品质，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以及旧社会人吃人的罪恶等阴暗面，亦采取了揭露和揶揄、讽刺的手法。
这些描写，明显反映了作者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宋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末明初杨讷（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均无刺道描写；元末《西游记》（旧）的《车迟国斗圣》中所写的车迟国王亦与吴承恩《西游记》中的车迟国王不同。
说明只有吴承恩才在玉帝、车迟国王、比丘国王身上注入明世宗血液。
吴本以后的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和杨志和的节缩本《西游记》，亦将刺道内容删掉。
吴承恩在《西游记》中之所以增加刺道内容，在当时是有明显“鉴戒”之意的。
《西游记》的形象塑造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评论家认为形象所包含的思想的深度、广度，塑造形象艺术上达到的高度、精度，决定着作品的生命力。
孙悟空是作者理想的化身，《西游记》以生花的妙笔使孙悟空这一文学典型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你的眼前，神态逼真，须眉毕露。
在取经途中，孙悟空始终斗志昂扬地顽强战斗。
孙悟空的勇敢战斗、向往自由以及扫灭吃人妖魔的献身精神，正是人类征服自然、争取解放的美的本质的折射和大圣大德品格的体现。
由于在他身上寄托有广大被压迫劳动人民破除黑暗邪恶、走向光明幸福的希望，因之，长期以来孙悟空成为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神话英雄人物形象。
这也是《西游记》几百年来在人们中间流传，永远不可磨灭地印在人们记忆里的根本原因。
《西游记》所演奏的是一曲追求美好理想的赞歌，弘扬的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
《西游记》就是到西方取经，玄奘就是要留学。
因为佛教方面他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因为佛教派别很多，各个流派的说法是不太一致的。
玄奘有许多疑问，所以他要趁势到印度去留学，取经。
要真正地把握它的印度原典、原义是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要追求真理。
虽然在《西游记》中作者极尽玩笑之能事，“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但他并没有否认西天取经本身的积极意义。
西天取经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象征了作者对人生理想的探询过程。
然而，到灵山雷音寺困难重重，唐僧自己也知道“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难定”。
因此，这个集体所应具备的精神素质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孙悟空当然是第一主角，他敢作敢为，高超的本领，乐观的精神，使他成为了取经集体的主心骨；猪八戒虽然贪吃贪睡，好财好色，但这个可以置之世界第一流的画廊而无愧的人物所具有的憨厚耐劳却是取经途中不可缺少的；唐僧虽然手无缚鸡之力，而且耳软心活，不辨忠奸，但其坚定的意志，执着的信念却是鼓舞西行的关键动力；老实厚道的沙和尚则是眼明心亮，是非分明。
《西游记》告诉我们，启示我们，有志者事竟成。
玄奘一行历尽千辛万苦，他最后成了正果，这是中国人不畏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的体现。
表示我有志向、有志略、有志气，任何事情，只要我们去奋斗，都是能做成的。
《西游记》是一部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学的“大百科全书”，取经故事中的扫魔斗争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现实。
《西游记》中昏君身旁多恶道以及用小儿心肝治病都是现实的反映。
吴承恩在《禹鼎志序》中自称，该书“不专纪鬼，明纪人间变异，亦微有戒鉴寓焉”。
台湾萨孟武先生曾在《西游记与中国政治》一文中深掘《西游记》的文化底蕴：为什么妖魔都想吃唐僧肉而神仙却不想吃
（这是由中国社会分配制度决定的）；为什么二郎神神通广大却不让他驻守在天宫
（因为他是外戚，尤在防范之首）；为什么孙悟空三闹天宫时，玉帝宁可自低身份去请西天佛祖，而不再去找二郎神
（防其功高盖主）；为什么孙悟空有紧箍咒约束，而唐僧使用紧箍咒却没有任何约束，用错了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中国封建制度的不民主）。
李希凡先生的《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中有一句话，说“一个严整有序的天上世界，是《西游记》的首创”，的确是吴承恩整理出一个释道儒三家摆平、尊卑分明、大小有序的神仙体系，描摹出一个威势森严、包罗万象的天宫世界。
吴承恩据何而定
吴承恩的心中应该有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就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朝廷。
特别是那个玉帝，只关心金丹御酒，除了派兵剿杀外毫无所谋，臣下一有奏本，就只会说依卿所奏，正是嘉、万两代的朝风；还有那个无事不管、处处当家的太白金星，象煞了嘉、万朝的首辅。
《西游记》的许多情节不仅读来有趣，并能勾起人的联想，能让读者去回味、思考。
比如第五十六回，由于孙悟空打死了几个强盗，唐僧生气，猪八戒挑唆，书中交代“那长老怀嗔上马，孙大圣有不睦之心，八戒、沙僧亦有嫉妒之意，师徒都面是背非”，四众离心离德，进而赶过走了悟空（正心），所以紧接着出现了假悟空（二心）。
回目点出“道味放心猿”，才出现“二心搅乱大乾坤”。
第七十二回，全书中唯一一次唐僧执意要去化缘。
按佛、道、明儒都讲究“静坐息虑”，而这回唐僧动了虚荣念头：“我若没本事化顿斋来，为徒的怎能去拜佛
”结果引出七个蜘蛛精吐出无数烦恼丝，将他禁锢其中，所谓“七情迷本”。
再如，玉华州悟空、八戒、沙僧动了为人师的念头，引出九头狮子等一大群杂毛狮子搅闹一场。
书中并没有说教：不可生嗔念、嫉妒，不可七情妄动，不可好为人师；书中只是用假、真悟空表示二心，用七个蜘蛛精代表七情，用狮子表不称的师道……除有趣的情节与语言，读者只要稍作思考，便会联想到一些人所共知的道理。
实际上，《西游记》里包含了扬善弃恶、弘扬道德规范、祛除邪魔的精神。
我们从《西游记》中可以体会到，妖魔鬼怪最后都是被降服的，正义得到伸张，真理得到显现。
《西游记》的内容博大精深，谜一样的引人。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导刘荫柏认为《西游记》的主题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三教合一；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后、运城学院教授李安纲则认为吴承恩绝对不是《西游记》的作者，孙悟空是人类心灵的完美象征，美猴王出处是《易经》“美在其中”四字，《西游记》的原型是《性命双修万神圭旨》，唐僧81难原型是石泰《还源篇》81章，《西游记》的主题是表现全真道三教合一的教义，《西游记》采取儒家入世的精神、借助道家出世的智能、达到佛家自由的境界，是东方传统文化的自觉载体。
（三）《西游记》之“媒介分析” 《西游记》素以丰富恣肆的想象力，独立于“四大古典小说”之林，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近年亦且在西方传播日广。
《西游记》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除了因其自身具有极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内涵，典范而卓越的艺术成就之外，还得益于多种艺术的助力。
六百多年来，各种艺术形式以《西游记》为重要题材，衍生出大量的诠释、改编与创新之作。
它们不仅极大地推动了《西游记》的广泛传播，而且以其各具特色的艺术魅力而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
它们与《西游记》一起，形成一片绚丽多彩的艺术天地，成为西游记文化的主要内容。
改编是推动传播深入进行的有力方式。
笔者认为所谓创新，在文本积累越来越多的文学空间里，可能指的更多的是对以往文本的改编或者说把以往文学质素重新来一个安排。
《西游记》本是开放性文本，其中充满民间的欢乐精神。
现在颇为流行的香港无喱头电影《大话西游》，深受一帮年轻人的喜爱。
《大话西游》的奇思妙想也真够胡闹的了，如果我们看不惯《大话西游》的胡闹，要谴责这种胡闹的话，我们就应该由此谴责吴承恩的胡闹，因为《西游记》的故事是以唐代著名的玄奘法师远赴天竺（今天的印度）求取佛经这一真实历史事件衍生而来。
玄奘根据自己的西行经历、见闻写了一部《大唐西域记》，其后他的门徒慧立、彦悰又写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关于他西行的文字描述中已夹杂了许多神秘色彩。
猴行者的出现，据现有材料看，最早应该是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
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出现是《西游记》成书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此书现存宋代刻本（刘克庄的所谓“取经烦猴行者”之说，恐怕是此话本在宋代流布的一个明证），但有证据表明，它是晚唐五代寺院“俗讲”的底本。
所谓“俗讲”是当时宗教徒（有僧也有道）为了吸引世俗民众，自神其教，将一些宗教典籍、掌故以一种通俗化的方式进行传播，在当时影响极大。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应该是这一特定背景下的产物。
从《大唐西域记》到《西游记》是质变，从《西游记》到《大话西游》只不过是量变。
四百多年前，《西游记》就像今天的《大话西游》，给喜欢胡闹的人一个大惊喜。
通俗小说从诞生之日起就俱有了浓重的、无法抹除的商业色彩、市民色彩，就与书坊结下了不解之缘。
古代通俗小说绝大部分由民间坊肆刊印，坊肆往往集出版、销售于一身，兼营小说租赁业务，几乎承担起了通俗小说流通的全部事宜，《西游记》亦是如此。
坊刻本多投时所好，刊行具有广泛社会需求的品种，《西游记》等通俗文学读物等，适应了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日用和文化消费需要，其知识作用和文化意义多在传播过程中发挥消耗，相较于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传播广泛，其在通俗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更不容忽视。
中华文化历来不是封闭的体系，在五千年甚至更为漫长的岁月中，她吸收并融铸了大量外来文明的精华。
由这个角度来看，《西游记》的成书，正可看作中华文化海纳百川、胸怀宽广的一个缩影。
在人类文明传播史上，不同文化传承间的交流与沟通，本是十分正常、频繁发生的事。
《西游记》所演说的取经故事本身，就是中外交通最为切近的的例子。
《西游记》最早起自小说四家中的“说经”，溯流而上，这种以生动故事宣扬宗教教义的手法，还应到“变文”、“俗讲”中寻觅源头。
有意思的是，面对“东土众生”，基督教的宗教宣传竟也不谋而合地采用了“寓宣传信仰於世俗性谈话”的形式；这对反观中国民俗心理以及中华民族面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心态，又是个有意思的课题。
为名著续书，是中国一大文化传统。
《西游记》与其它中国古典名著一样，也有许多续作。
百回本《西游记》问世之后，很快风行一时，因为这种“驾刃游虚”“向壁虚构”的创作方法，获得了读者的极大认同。
接下来，出现不少《西游记》的续书。
当然这所谓续书又分几种情形：一种是模仿《西游记》笔法，选择相似的题材，偶尔借用一下前书的人物，如《南游记》、《东游记》，从书名就可以知道是模仿前者，另外孙悟空、观音等形象也在里面出现。
可笑的是，《南游记》居然为孙悟空编出了一大帮儿女，尤其是那位女儿“月孛星君”，泼辣得很呢。
《东游记》中孙悟空嫉恶如仇的脾气不减当年。
因为八仙与龙王争斗不休，玉帝派兵擒拿，惹恼了大圣，“一棒打下，二十万天兵没其一半”。
这种其实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续书。
真正意义上的续书主要有这样三部：《续西游记》、《西游补》、《后西游记》。
清末民初又有《也是西游记》、《西游新记》等。
此后还有一些续作。
以上这些续书，从整体上看，其思想性与艺术性均不及原著，然各有特色，均有一些精彩的章节，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节选自王运涛《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研究》一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1月版）
醴陵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醴陵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一、古遗址古城遗址——中三洲转步乡古城村，地处渌江中游，东、南、西三面环水，形如半岛，人称中三洲。
村北面山峦叠翠，中有数十亩水面的白鹭塘，一度绝迹的白鹭又回故地，或翱旋于山水间，或翔集于丛树中。
20世纪50年代，白鹭塘曾创淡水养鱼高产纪录，且鱼味鲜美，吸引众多爱好者前来垂钓。
村前渌水中另有一夹洲——元宝洲，树木苍翠，青草丛中散缀各色小花，林间百鸟争鸣，大自然绘就如画风光。
西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封长沙王之相越为侯，在中三洲建侯城。
现残存侯城城墙3段，东西横列，断续长约250米，高3~4米，厚14~18米。
东汉初置醴陵县，在中三洲侯城旧址南约20米处建县城。
城墙南垣呈弧形，长约1500米；东西垣各长约250米；北垣呈直线，长约600米。
县城南北轴线长约300米。
侯城、县城均存部分黄色粘土所筑城垣，层次清晰，夯窝深4~6厘米。
在古城址内外，均发现泥质麻纹陶片，有明显东汉陶器特征。
在古县城遗址西南约2~3公里处，今新阳乡楠竹山、王坪、荷塘等村连片处，有东汉陶窑群遗址：距渌水0.5公里的山坡上，曾发现长约一公里的陶片层，厚度约0.6~1.2米，并有窑室残墙。
陶片有釜、壶、盆、碗、缸、坛、钵、罐等10余种，纹饰清晰，有小方格纹、麻布纹、凹弦纹、横人字纹等。
陶制口火候高，大多是夹砂灰陶，质地坚韧。
部分陶瓷施酱黄色釉。
说明东汉时，醴陵已有颇具规模的陶器生产。
1989年，中三洲醴陵古城遗址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醴陵瓷业源头——沩山古洞天东堡沩山，众山环绕，绵亘数十里，泉清林茂，风景秀丽，当地称“古洞天”。
所谓“洞天福地”，是道教选定的仙境。
“洞天”，指有山峦合抑，中虚而兼采阴阳二气的“洞室”，可直达上天，为神仙所居洞府，凡夫、道士居此修炼，即可登仙。
这是道家之说，不足为信，但这些地方确实是神奇清幽，山灵水秀，有其独特魅力，日益成为令人向往自然的旅游佳境。
相对于十大洞天，唐代道士司马承桢《天宫地府图》，列全国道教36小洞天，72福地中，湖南有洞天6处，福地12处，醴陵沩山是第十三小洞天：为小沩山好生玄上洞天，相传为仙人花邱林和傅天师修炼之仙居。
唐代，大缘禅师在沩山建寺，宋殿元易祓书匾：小沩山寺。
清雍正七年（1729），自广东兴宁移居醴陵的廖仲威，在沩山及附近广大地区发现瓷泥，即向小沩山寺住持智慧赁山采泥，并邀约同乡技工20余人，在当地招工，传授技艺，创力瓷厂，生产釉下青花瓷，是醴陵瓷业发源地。
后逐渐向赤竹岭、老鸦山、王仙、大林、漆家坳、五石窑前等地扩展。
兴旺时、沩山有瓷厂百余家，成为醴陵的瓷业生产经营中心，成为造福沩山及其周边地区的新兴产业基地，成为推动醴陵经济社会进步的新“洞天”，曾有“小南京”之美称。
廖仲威等在小沩山寺后为先师樊进德（明朝人）建樊公庙。
每年农历五月十六日为樊公生日，大开庙门，各厂业主、技师、徒工齐来拜祭。
平时各厂开窑必祭祀。
小沩山寺于1990年前后修复，1996年再建山门。
樊公庙于1958年拆毁无存。
花炮祖师故里——富里麻石富里镇的麻石，虽是醴陵东北边境小镇，却给人民留下神圣、奇特，光荣的感观。
麻石神圣。
因为她是李畋先师的故乡。
据《中国实业志》载：湖南生产鞭炮“始于唐代，发达于宋未及逊清乾隆年间……湘东之平并、浏阳、醴陵……均为爆竹制造之中心地”。
醴陵麻石则是花炮祖师李畋的故乡。
唐贞观年间(627-649),流传李畋用火着竹，为唐大宗驱鬼治病的故事。
后吴楚间瘟疫流行，李畋在麻石及其附近地区，用竹筒装填火药燃放，以图利用其爆炸时产生的气浪和硝烟驱散疫瘅。
李畋开创用火药做爆竹的先河，故被尊为花炮业的祖师爷。
醴陵东乡各花炮产地，历来有李畋先师会，并置有田产。
农历四月十八日，是李畋的生辰，每年这一天，花炮业均歇业，前往麻石，焚香秉烛，杀牲开祭。
附近萍乡、浏阳的同行，多前来拜祭。
东乡凡花炮生产经营从业人员家中，在正厅“天地君（国）亲 师位”旁，均设有“李畋先师神位”。
麻石奇特，是因为两省共一街。
它地处湖南醴陵市与江西上栗县交界处，且邻近浏阳。
武功山由江西进入醴陵，由大屏山尚湘赣界西北行，经笋屏、云峰岭，止于麻石。
上栗县的栗江水在麻石进入醴陵，西行约两公里，在双江口汇入渌水支流澄潭江。
麻石的栗江两岸，仍保留有古老的呆脚楼。
湘赣两省共有的麻石老街，南边是醴陵的街市，北面是上栗的店铺。
作为历史见证的古老龙王庙，主体座落麻石老街北面上栗县境，而戏台则在麻石南面的醴陵境内。
以花炮为纽带，成为两省三县（市）物资集散交易的边陲小镇，已是千余岁高龄的麻石老集镇，必将重新焕发青春。
麻石光荣，因为这里是萍浏醴起义的圣地。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九日（1906年12月4日），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是在麻石率先发难。
1904年，黄兴准备借慈禧大后生日之机发动起义，自任主帅。
指挥刘揆一为便于联络会党，策动清军，掌握全局，受聘为醴陵渌江高等小学堂监督（校长）。
事泄，刘揆一与副指挥，湘、鄂、闽、赣四省会党首领，醴陵瓦子街人马福益出逃。
后马福益在萍乡被捕殉难。
会众推举浏阳人龚青台继任会党首领，在同盟会指导帮助下，继续筹划起义，指挥机关设麻石。
起义檄文提出：破除专制政全、建立共和民国、平均地权和享受自由平等权利等主张。
设计组织萍、浏、醴三县义军直捣长沙。
1906年12月4日，龚春台率会众2万余人在麻石起义，李香阁、瞿光火文、谭开基各率醴陵义军数千人响应。
清政府调集湘、赣、鄂、苏4省军队5万余人围剿，相持月余。
起义虽然失败，但却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历史将永志麻石起义的光荣。
元未避乱险地——留仙寨留仙寨，又名建安山，俗名油尖寨，位于八步桥乡东端寨下村，紧邻杉乡株树下村。
山高、路徒、地势险峻、易守难攻。
宋元时，林密多蛇、鸟、走兽。
但山顶较平坦。
历代醴陵兵祸，元未最惨，争战频繁，烧杀抢掠，加上灾疫不断，幸存者多外出逃生。
县境仅存两百来户。
民国版《醴陵县志》载：“丁、李、席、闵、彭、简、黄等18姓居生，结伙避居建安山，建寨以求自保”。
传说山上居民，为迷惑过往军队，编织大于常人两倍的草鞋，锤软使变旧，丢弃于靠山脚小路旁。
路过士兵偶见山上炊烟，欲寻路登山，见硕大草鞋，以为山上有神人（一说野人），不敢上山。
留仙寨田土极少，居民靠猎野味，采食草根树叶充饥。
日常不敢轻易上山。
偶因急要事上下山寨，只能攀枝爬岩。
除留仙寨外，另有20多姓居民散居各偏僻山乡。
现醴陵居民，大多为明、清两代来自江西以及广东、福建等地移民的后代。
后人称避乱留仙寨的18姓居民为老寨户。
明初，时局平稳后，寨户返回祖居前，商量以后每年在留仙寨重聚一次，并在山下建有相聚时食宿的公舍。
还碎釜为18片，各姓执一片为凭证。
因年代久远，周年团聚事逐渐淡化而终止。
“寨下”地名由此而来，留仙寨山顶，仍留有寨基遗迹，当地称为城墙坪。
在醴陵沦陷期间的1945年春，别动 队一大队派一6人战斗小组，在留仙寨构筑工事，利用大雾掩护，抵近作战，抗击配备钢炮和机枪的三百余日本侵略军，以一死一伤的代价，毙敌40余人。
明代砖窑遗址——窑下湾新阳乡大土村的窑下湾及附近，为明砖窑遗址。
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于洪武二年至十九年（1369~1386），役使20万工匠和农民，修筑周长33.4公里的南京城。
所用城砖，由长江中下游5省的125个县的民户负担，烧制成统一规格的城砖。
至今，窑下湾仍留存几座完整的砖窑，窑室平面呈不规则圆形，窑门尖圆。
窑顶瓜瓢形，有排气孔。
窑尾直线状，设3个烟囱。
有效容积5立方米，按440×200×120毫米规格计算，每窑可烧青砖450块左右。
窑型与汩罗县营田镇宋元时期烧制青瓷的瓷窑结构相似。
大土村少数农家保存有完好的城砖，砖侧均压印有临制官吏、制作匠人和负担城砖户主的姓名和制作年月字迹。
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此均有记载。
据估算，平均每县至少要承制10万块，烧成后，水运城砖至南京交差。
现南京中华门城墙、玄武湖畔城砖所砌栏杆和长沙市天心阁城墙上，都可找到醴陵烧制的城砖。
明砖窑遗址距中三洲古县城遗址约5公里。
古县城遗址北渌水边有明代漕粮运输码头，码头旁山石上，镌有“红船湾”三个大字。
红船湾极可能就是水运城砖至南京的码头。
二、自然景观醴泉浸月——姜岭石窦泉《名胜志》称：“县北有陵，陵下有井，涌泉如醴，因以名县”。
明、清两代和民国时《醴陵县志》均采用醴陵因醴泉而得名的说法。
这个醴泉井，位于城北姜岭北山腰，面向醴泉路，北靠湘瓷科艺股份有限公司，为醴陵老八景中的“醴泉浸月”。
醴泉，即甘美的泉水。
古人迷信，视醴泉为“水之精”。
认为若皇帝圣明，天下太平，则“天降甘露，地出醴泉”。
儒家论太平瑞应征兆，必言甘露、醴泉、景云、凤凰、捷脯*、嘉禾*、屈轶*等卓异事物。
出现上述现象地方的官吏，定会逐乡上报，既是向朝廷报喜，歌颂天子功德，又可表明自己治理有方，致出现祥瑞征兆。
清康熙、雍正、咸丰时，知县陈九畴、张明叙等，先后为醴泉清淤、洗井、修坊、建亭，相继为醴泉作记、说、颂。
石坊额曰：“醴泉浸月”，承以石碣，刻名人记文。
知县段一★有五言律诗《醴泉吟》：“夜气辉陵谷，山泉见月盈。
累觞乘兴醉，一勺照心明。
石窦含珠媚，禾田泻玉清。
地灵征瑞应，名邑重湘衡”。
关于醴泉所在之姜岭。
曾有人说，蜀汉大将姜维曾驻兵于此，故名姜岭。
其实，姜维并未来过醴陵。
南梁天监四年（505），江淹之子江为袭封为醴陵侯，江为与姜维音相近，致讹传姜维曾驻兵醴陵。
姜岭扼治地水路咽喉，左有凤凰山，右有梧桐山。
凤凰为传说中神鸟、鸟王，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故凤凰、梧桐二山对峙于醴泉之两翼，以醴泉东饮“凤凰”，西润“梧桐”。
凤凰山上曾建凤凰阁、魁星楼，后均废。
山腰有山石耸立如笔，高近7米，人称文笔峰，又名笏石。
山下原有醍醐泉，从石壁中流出。
近年因拓宽至中和街道路被填塞。
1993年至2000年，热心人捐筹资金，在文笔峰旁陆续修建笔圣寺、笔圣亭和山门。
电站旁有石砌踏瞳登山，经山门至寺、亭和笏石，可俯览姜源新区和电站拦河坝。
注：嘉禾：生长特别茁壮的禾苗，为禾中异穗，古人视为瑞征。
捷脯：古传说中一种神异瑞草。
屈轶：传说能指出佞人的草，又名指佞草。
锦锈靖兴——仙山公园西山，座落瓷城河西，南接仙岳山，北濒渌水，《方舆胜览》记：唐李靖曾驻兵于此。
石壁上原刻有李靖遗像，后在山腰建靖兴寺。
故西山又名靖兴山。
遍山杜娟，丛林茂密。
唐诗人韩屋咏靖兴寺有：“杜鹃枝繁艳无比”之句。
王守仁过靖兴寺诗；“隔水不见寺，但闻清磬来。
已指峰头路，始瞻云外台。
洞天藏日月，潭窟隐风雷。
欲询兴废迹，荒碣满蒿莱”。
1993年建为仙山公园。
靖兴寺右侧为宋名臣祠，祀南宋抗南名臣、醴籍湖南派巨子吴猎和皮龙荣、杨大异等人。
厅墙嵌有黄自元书“宋名臣祠记”碑刻。
祠前有千年古樟。
祠右为渌江书院，书院右下首有洗心泉。
出书院后门，往右登山，有红拂墓。
相传李靖南平岭桂时，红拂随行，在醴陵病逝，葬于西山。
附近有傅熊湘、阳兆鹏、陈盛芳等名人墓葬。
从书院后山往左上行约300米，有民主革命先驱宁调元墓，旁建太一亭，亭内嵌青石两方，一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褒扬令，一刻监察院长、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书“宁太一纪念碑记”。
墓上立程潜书“宁太一先生之墓”石碑。
文化大革命中，墓地石建筑受损，亭毁碑失。
文化大革命后，教师进修学校找回两碑，于右任所书碑刻，立于渌江书院考棚下庭院中。
省文化厅拨款修葺墓葬，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后山耸立五老峰。
传闻一樵夫见五老聚谈于山上，近前观看，已化为石。
自公园现大门上山，有游泳池，设多处游乐场所，散布人物和多种动物塑像。
曲径蜿蜒，水榭亭廊，鸟语花香。
进公园北大门右首拾级而上，为烈士陵园。
再上为左权将军纪念碑，占地1400平方米，周边石栏围护，内植万年青。
纪念碑高3米，上立高5.5米、白水泥浇注的左权将军塑像。
碑正面嵌题“左权将军纪念碑”大理石刻。
北面嵌大理石刻彭德怀撰《左权同志碑志》。
碑后墙上，嵌刻周恩来、朱德、贺龙、叶剑英、董必武、陆定一题词。
有石阶从两边进入前坪。
纪念碑气势雄伟，庄严肃穆。
为纪念花炮祖师，弘扬花炮文化，于1999年动工修建李畋先师殿，为仿古建筑，面积418平方米，殿宇宏伟庄严。
2000年5月21日，醴陵各界人士，在仙山公园举行隆重的公祭活动。
南屏耸翠——仙岳山仙岳山，又名丁仙山，海拔351.9米，屹立于瓷城之南。
登山远眺，既可俯瞰全城，又见渌江如带，群山起伏，林木葱郁。
春来杜鹃艳，秋到枫叶红，风不如画。
相传东晋时，晋时县令丁令威，弃官学道，云游来醴陵，筑观于城南山上，得道后，乘白鹤飞升，因名此山为丁仙山，观为丁仙观。
明成化间（1465~1487），道士姚安禅重建丁仙观。
清光绪时（1875-1908），在已毁观址建药王宫。
民国22年（1933），改建南岳行宫，规模居境内寺观神庙之首。
1945年被侵华日军炸毁。
日本投降后修复。
1958年被拆除。
1986~2001年，信徒捐款新建护国寺，前进为天王殿，中进为圣帝殿，后进为大雄宝殿。
前殿左首有丁仙观，“丁仙观“石额为原丁仙观遗物。
大雄宝殿左侧有巨石（旧志称石坛），石上因风化自泐，加工人凿成“仙岳山”、“丁仙”、“王仙”、“彰仙”、“如来佛”等字。
1988年，在山顶建醴陵市广播电视台发射台，发射塔直插云天。
仙岳山腰建有老祖道院，三进。
前进为老祖殿，中进为圣帝殿，后进为三清殿。
2001年8月，成立醴陵市仙岳森林公园（省级）总面积1049.2公顷。
大山石室——三狮洞 网址：ssd.llzc.com王仙镇东有大山，三峰矗立，外形似狮，下有深洞，名三狮洞。
世传仙人王乔炼药于此，因名王仙山，又名王乔山。
《荆州记》：“醴陵县东四十里，有大山，山有三石室。
室中有石床，石白。
父老相传，昔有道士学仙于此，即合金沙之白云。
傅熊湘曾在洞口题直径一尽余“太山石室”四字。
卧狮伏光洞上，洞口高、宽、深各十余米，可容数百人，洞顶清泉滴沥。
民国时，曾在洞中造石像、石龛等，后毁。
现内设如来佛祖、观音菩萨、十八罗汉、二十四位诸天等神像。
光洞左30米有黑洞，内分三洞，内洞似楼阁。
两旁分列观音和包公神像。
有一伏流，总面积6000平方米。
隔流有石床，石白遗迹则难找到。
站狮张口雄峙于卧狮右侧，登狮头，入狮口，须沿头侧小道下行，险峻异常。
坐狮峭壁上，原有朱兰，春末夏初开花，每茎9朵，紫红剑叶，芳香四溢。
洞旁新建三狮农家乐园，设歌舞厅、休闲室、旱冰场、球场、游泳池、餐厅、商店。
山旁水库内有游艇，鱼塘可垂钓，是集体闲、游乐、观光于一体的新景点。
王仙镇北观口村有青源山，即登真观旧址。
相传藏有唐玄宗御书6个大字。
宋太宗取去阅后归还，另赐御书飞白字。
后建御书阁珍藏，欧阳修为作《御书阁记》。
黄雀楼资料，李白资料，王维资料。
王维（701年－761年，一说699年—761年），字摩诘，汉族，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诗人，有“诗佛”之称。
苏轼评价其：“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开元九年（721年）中进士，任太乐丞。
王维是盛唐诗人的代表，今存诗400余首，重要诗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
王维精通佛学，受禅宗影响很大。
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王维名和字的由来。
王维诗书画都很有名，非常多才多艺，音乐也很精通。
与孟浩然合称“王孟”。
新闻稿如何写的好，如何写的让人产生想点击的欲望
从你的点评可以看出，你不是写新闻的料。
你只适合编故事，去写小说，那个随时可以根据人的欲望进行编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