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城公园导游词200字
碑林--西安碑林博物馆导游词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碑林。
顾名思义，它的意思就是“碑石丛立如林”，这座博物馆始建于公元1087年，距今已有900余年的历史了。
它是收藏我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
所以，人们又将其称为“石质书库”。
西安碑林是在保存唐代石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唐代恩所称的石经包括：唐天宝四年，也就是公元的745年，由唐玄宗书写的；以及唐开成二年，也就是公元的837年刻成的。
这些石经原来都立在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太学内。
唐朝末年，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驻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将长安城进行了缩小，致使石经弃于郊外。
在许多人的建议下，韩建和后来的刘郇陆续将这些碑石移到了城内的文宣王庙内，也就是今天的西大街社会路一带。
由于那里地势低洼，所以对保存经石不利。
于是，公元1087年，在北宋漕运大使吕大忠的组织下，又将那里的碑石移到了今天的位置。
这便形成了最早的西安碑林。
“碑林”一名始于清代。
它收藏了从汉到清的各代碑石3000余件，分布在七个陈列室，八个碑厅和六座碑廊之中。
这些碑石主要可以分为“碑林”和“石刻艺术室”两大部分。
博物馆占地面积31900平方米，陈列面积3000平方米。
碑林博物馆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庙宇式建筑群。
它的前半部分是由原先拜谒孔子的孔庙改建而成，至今仍处处可见孔庙的痕迹。
孔子是中国儒家的创始者，历来被封建统治者所推崇。
汉武帝就曾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按照中国历来的建筑制式，门都是朝南开的。
而碑林的门却是东西向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因为碑林为孔庙旧址，按照中国古代的制度，孔庙的门都开在东西两侧，以示对孔子的尊敬。
西门称为“礼门”东门称为“义路”。
南面的门则封闭起来，叫做“塞门”。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高大的牌坊叫做“太和元气坊”。
它是明代的建筑，是由华山西岳庙移过来的，采用的是四柱三檐。
上面的这些彩画是和玺彩画。
中国古代制度森严，彩画也是有等级的。
最高的是和玺彩画，另外还有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
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两个半圆形的水池,它是孔庙特有的建筑。
按照古代制度，国家级孔庙内的水池为圆形，叫“辟雍”；地方级孔庙内的水池为半圆形，叫做“泮池”。
“泮”是三滴水加个一半的半。
汉字讲究象形，“泮”就是半个水池。
孔子提倡学无止境，学问永远没有满的时候，就像这水池，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满圆形的。
在古代，只有考中秀才的人才可以走上泮池中间的小桥，当一回秀才。
在泮池北边的这个石牌坊也是孔庙特有的建筑，称为“棂星门”。
传说“棂星”是二十八星宿中主管取土的神。
当年，进出棂星门有严格规定：祭孔大典时，只有主祭的最高官员才能由中门出入；一般官员由西门出入；其他人员由东门出入。
所以就有了成语“旁门左道”。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棂星门内。
中国古代的建筑都是讲究中轴对称的。
那么，碑林也不例外。
碑林的各个陈列室以棂星门的中门为中轴线，自南向北对称排列。
两边的房间为临时陈列室。
大家请注意看，中央道路两旁有许多的石柱，它是我国古代民间石刻的瑰宝—渭北栓马桩。
这些栓马桩高2米左右，上面刻有各种纹饰，造型丰富。
马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和作战工具。
在一望无垠的渭北高原上，出于交通与军事的需要，在驿站旁边设立了大批的栓马桩。
它除了可以栓系、震慑牲畜这个目的外，还具有震邪、吉祥和装饰的意义。
在解放前，渭北地区的官宦或富豪人家的院门外两侧大都栽有成排的栓马桩。
现在请大家看远出处的这个巨大的匾额，上面书写着“碑林”二字。
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个“碑”字少了一撇。
那么为什么会少一撇呢
难道这是一个错别字吗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这两个字出自清代著名的爱国将领林则徐之手。
鸦片战争之后，他革职戍守新疆伊犁。
当时路经西安，写下了这两个字。
有人说“碑”字少了一撇，正好象征他当时丢了乌纱帽。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你待会儿就会发现，碑林中的所有“碑”字都少了一撇。
这是因为古代的汉字讲究对称，“碑”字少了一撇，只是为了看起来对称美观罢了。
现在请大家看这通高大威严的石碑，这便是久负盛名的。
它是碑林中最大的石碑。
是儒家经典之一，是由孔子的学生曾参编纂的。
全书共分18章，主要讲述封建社会基本伦理道德之一的孝道。
并且把孝敬父母和忠于君王联系起来，提倡“事君如事父”，以宗法血缘关系维护封建统治，因而得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殊重视。
认为“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把“以孝治天下”视为基本统治策略。
的前半部分是唐玄宗李隆基用隶书为孝经作的序，目的是为了表示自己要以孝来治理天下。
后半部分是孝经的原文。
那些小字是李隆基为孝经作的注释。
在当时，此碑立在国子监太学内，因此被称为“御碑”。
又因为此碑建在三层石台之上，所以叫做《石台孝经》。
这块碑石高近6米，碑座、碑身、碑首由35块巨石组成。
碑顶雕有卷云蜷龙，似乎就要凌空而去。
碑身由四块巨石组成，是整个碑林中碑身最大的一块石碑。
碑座底下有三层石台，形制特殊。
“风流天子”唐玄宗也擅长书法，这块碑刻书法工整，字迹清晰，华美飘逸，在唐代隶书中堪称佼佼者。
这块碑林中的超级巨碑因为太大，只好向下延伸，在碑亭中形成一个方坑，向上则快到亭顶，显得顶天立地，气度不凡，因此被称为“迎客第一碑”。
现在请各位随我进入碑林的第一陈列室。
这里展出由艾由晦、陈《》等楷书的。
“开成”是因为它刻于唐文宗开成二年，也就是公元837年。
“经”，是指中国古代儒家的经典著作。
包括12部著作，除外，通过八卦形式推测自然和社会变化，是先秦思想史的重要资料；是编成于春秋时代的中国最早诗歌总集；、和是先秦典章制度与社会礼俗的汇集；、、《谷梁传》分别从史料和儒家义理角度阐释我国最早的编年史《春秋》；《论语》是技记述孔子言行的专集；《尔雅》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
这些都是封建社会文人学士的必读之书。
因为当时雕版印刷还不普遍，为避免传抄错误，唐文宗下令把它们刻在石碑上，立于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太学内，供人们校对。
《开成石经》由114块碑石双面组成，共计228面，650152字。
清代又补刻了《孟子》一书9石，合称十三经。
中国历史上曾经组织过7次经籍石刻，只有这一部保存得最完整。
加上时代又早，史料价值极高，人们赞叹它是“世界上最厚最重的书籍“。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碑林的第二展室。
这里主要陈列唐代著名书法家书写的碑石，历来都是人们学习书法的范本。
其中有唐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书写的《皇甫诞碑》，以及他的儿子，也就是欧阳通书写的《道因法师碑》。
有颜真卿书写的《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还有晚唐柳公权书写的《玄秘塔碑。
和怀仁和尚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
〈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又被称为“千金贴”。
这里还有中外驰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代书法是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高峰时代。
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自唐太宗以来历任皇帝的酷爱和提倡，造就了全社会对书法的普遍重视。
一大批书法家涌现出来，如同百花齐放。
各位游客请看这块碑石。
在中国古代石碑上出现外国文字的碑石在碑林中有好几块。
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概就是碑林里国际知名度最高的碑石了。
它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也就是公元的781年，由波斯人景净述事，吕秀严书写。
原立于唐长安城的大秦寺内，后来埋没土中。
明天启三年，也就是公元1623年被重新发现，清末移入碑林。
“大秦”是中国古代对东罗马帝国的称呼。
景教，属基督教的一个分支，称聂斯脱利派，公元431年由叙利亚人聂斯脱利派创立于费城，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塞克城以北。
据碑文记载：“由波斯人阿罗本率领的传教代表团欲公元635年到达长安,受到隆重接待,并准许其传教。
从此，景教在中国大范围流传开来。
“景”是光明、美好的意思。
碑首刻有基督教标志十字架。
这块碑石记载了基督教早期传入中国的情况以及教规、教义，还有古叙利亚和汉文对照刻了72个景教僧侣的名字。
为研究中国古代和欧洲、中亚的友好往来提供了宝贵资料。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近代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此碑拓片曾经传到了国外，并译成了拉丁文稿，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注意。
一些外国人认为，欧洲多基督徒，那么像这样记载景教的碑石应该运到欧洲供人瞻仰。
1907年，丹麦人荷尔漠受英国政府指使，企图以3000两白银复制的假碑换取此碑，受到舆论反对，只得将复制的碑石运往伦敦。
现在世界上好几个国家有这块碑石的复制品。
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对面，我们看到的这几通碑石是唐代著名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的。
分别是《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以及《争座位稿贴》。
颜真卿不仅书法潇洒，而且在历史上也以忠贞有节、刚正不屈著称。
在发生“安史之乱”时，他作为平原太守，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太守，联络他的兄弟颜篙卿起兵抵抗，被推为盟主。
合兵20万，有力地牵制了叛军，成为平息叛乱的中坚人物，被封为鲁郡公。
后来，李希烈叛乱，他前往劝降，被杀害。
颜真卿的书法字如其人。
他初学褚遂良，后来跟随张旭学习草书，在正楷中参用篆书。
颜真卿的书法可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圆、大、厚、方”。
他的行书气势开张，挥洒自如，对后世影响很大，人称“颜体”。
《多宝塔碑》为颜真卿44岁时所写，是留存下来的颜书中的最早作品，代表了他的早期风格，常被人们作为学习颜体的入门范本。
《颜氏家庙碑》是他73岁时所写，笔力雄健，气韵醇厚，书法造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争座位稿》是他55岁时所写，是写给当时另一位官员郭英义的书信手稿，指责郭在公众场合把宦官鱼吵恩的座位安排在许多大臣之上。
行笔苍劲有力，一气呵成，是颜体行草书中的精品。
现在我们来到了碑林的第三陈列室。
通过这里陈列的碑石，我们可以对中国古代书体的演变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据《史记》记载，文字是由黄帝时代的一个史官仓颉造的，所以人们称仓颉为“造字圣人”。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仓颉庙碑》。
其实文字的发明不应该归功于某一个人，它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出来的。
篆书是流行至今最古老的字体，在碑林的这个陈列室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代梦英和尚刻立的《篆书目录偏旁部首碑》。
他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540个偏旁部首分别篆出，并用楷书注释，自作序文说明。
这对研究汉字的渊源、演讲以及篆体书法都大有益处。
篆书在秦代时达到了高峰。
但由于它字体繁难不便于书写，秦代的狱吏程邈把篆书的笔画和结构作了简化，把圆转为方折，形成了使用较为方便的隶书。
由篆到隶是我国书体的一大变革。
隶书到了汉代成为通用文字，逐渐趋于成熟美观。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汉隶的一个代表作《汉曹全碑》，它是东汉时为陕西合阳县令曹全所立。
从这块碑石上我们可以看到隶书的特点：蚕头燕尾，外柔内刚。
楷书出现于三国时期，隋唐时楷书成为通用的字体。
历代统治者都把楷书规定为书写官府文书和科举文章的正式字体。
楷书和行草书在这里都有代表的作品。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概述了。
石刻艺术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陕西是中国石刻艺术发展较早、遗存较丰富的地区之一，特别是汉唐盛世石刻以众多的数量和高超的技艺驰名海内外，在我国雕刻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石刻艺术室建于1963年，集中了散存在陕西各地的从汉到唐的圆雕、浮雕和线刻艺术品共70余件，分为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两大类。
陵墓石刻是用刀砸在石面上的图画，起源于西汉，盛行于东汉，2000多年来以它独有的特色显示着不朽的艺术魅力。
西汉时期，厚葬风气极盛，在贵族阶层中“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很强。
他们生前的生活场景和宠幸爱慕的东西雕刻于墓室以尽人间之乐。
汉代画像石便是在这种厚葬风气中逐渐产生的。
石刻艺术室陈列的汉画像石大多出土于陕北。
内容除少数神话故事外，其余的大量取材于现实生活，如牛耕、狩猎、乐舞，贵族生活等。
汉画像石记载了大量的历史史实。
因此，它们既是艺术创作又是历史记录，为研究东汉社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牛耕图》是汉代画像石的代表作，画面上有一人双手扶犁，前面有两头牛拉着,两头牛的牛颈上有一横杠,这就是二牛抬杠的耕作方法.汉朝时农业的耕作水平已经是很高的了.在陕北地区共出土汉代画像石500件,西安卑林博物馆收藏有133件。
隋唐时期的陵墓石刻在这里陈列的有献陵石犀和昭陵六骏。
我们现在所看到地这尊石雕是献陵石犀，它原来位于唐高祖李渊的献陵前，刻于公元635年，重10吨，是用整块巨石圆雕而成。
这种犀牛的品种非常奇特。
大家来看，它头上没有角，鼻子上方有一圆包，因此叫做“圆帽犀”。
这种犀牛原产于东南亚一带，现已灭绝。
据史料记载，唐初，林邑国，也就是今天越南顺化一带，以这种犀牛向唐王朝进贡，李渊非常喜欢。
建造献陵时，唐太宗李世民就特意把石犀置于陵前。
这一石雕注重写实，结构匀称，比例准确，显然是以活犀牛为“模特儿”，使人感到它温顺驯服，憨态可掬。
接下来各位看到的这一组石雕为“昭陵六骏”。
它是原先置于唐太宗昭陵北麓祭坛两侧庑廊的六幅浮雕石刻。
六骏，指唐太宗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曾经骑乘作战的六匹骏马。
相传六骏图形出自于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之手。
原先画面上角刻有唐太宗题铭的四言赞诗，是由欧阳询书写的，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模糊了。
唐太宗营建昭陵时，诏令立昭陵六骏的用意，除为了炫耀一生的战功外，也是对这些曾经相依为命的战马的纪念，并告戒后世子孙创业的艰难。
六骏采用高浮雕手法，以简洁的线条，准确的造型，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的体态、性格和战争中身冒箭矢、驰聘疆场的情景。
每幅画面都告诉人们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
由于六骏雕刻精美，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
1914年，美国人毕士博勾结陕西军阀陈树藩将六骏中的两骏盗运美国，现存于美国费城宾夕尼亚大学博物馆内。
这两骏便是拳毛弧与飒露紫。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两幅完整的浮雕作品，便是拳毛弧与飒露紫的复制品。
1918年，他们又再次来到中国，企图将剩余的四幅砸成数块再次装箱运走，被人们发现拦存了下来。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四幅残损的浮雕。
它们虽然是残缺的，但却是真品。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尊庄严的石像是老君像，是道教的石刻。
老子像是道教的教主李耳的雕像。
因为它是唯一反映道教的石刻，所以就非常珍贵。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老子像的眉目不像我们中原人。
据说这是因为这个作品的雕塑者是西域的一个著名雕塑家，名叫元伽儿。
他从小就生活在少数民族的圈子当中，作画、写生都是以本民族的人为摹本，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他这种独特的风格。
老子的形象庄严肃穆，耐人寻味。
台座的变形牡丹花图案疏密有致，匀称饱满。
它原先位于骊山的华清宫朝元阁内，当年接受过唐玄宗的膜拜。
后来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朝元阁倒塌了，使老子像的外面裹了一层泥塑，所以至今保存完整。
于1963年移存到这里，是唐代石雕中的珍品。
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碑林博物馆之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参观，谢谢
你要的东西还真多
洛阳龙门石窟导游词要求最简短
给分我给你写一篇
保证你满意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城南13公里处，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大石刻宝库之一。
龙门西山五大洞窟分别代表了不同时代的雕刻艺术。
首先：宾阳三洞，代表的是北魏时期的雕刻艺术，是北魏的宣武帝为其父母孝文帝及文昭太后祈福所雕刻的。
其中中洞的帝后礼佛图是石刻中的精品。
可惜解放前被盗走，先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还有宾阳北洞及宾阳南洞。
其次：莲花洞再次：万佛洞奉先寺
等
100字到300字的龙门石窟导游词怎么说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这里，我是你们这次旅游之行的导游，现在，就让我来介绍吧!龙门石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位于洛阳城南12公里。
这里有一条伊水，河两岸是香山和龙门山。
自北魏至晚唐的四百余年间，古代匠师在这两座山上凿窟建寺，使这里成了举世闻名的石雕艺术的宝库。
龙门石窟南北长达1公里，共有97000余尊佛像，1300多个石窟。
题记和碑刻3600余品。
奉先寺是龙门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窟，长宽各30米。
奉先寺的不平凡，在于中间那尊巨大的卢舍那雕像，实在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杰作。
卢舍那佛像总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
据佛经说，卢舍那意即光明遍照。
这尊佛像，丰颐秀目，嘴角微翘，呈微笑状，头部稍低，略作俯视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妇女，令人敬而不惧。
有人评论说，在造这尊佛像时，把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感情，开阔的胸怀和典雅的外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因此，她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
整个奉先寺的雕塑群是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
卢舍那大佛侧旁还有其弟子阿难、迦叶、胁侍菩萨和力士、天王的雕像。
这些雕像，有的慈祥，有的虔诚，再看边上的天王、力士像，则是面目狰狞、咄咄逼人，把主像烘托得更突出。
龙门石窟中另一个著名洞窟是宾阳洞。
这个窟前后用了24年才完成，是开凿时间最长的一个洞窟。
洞内有11尊大佛像。
主像释迦牟尼像，高鼻大眼、体态端祥，是北魏中期石雕艺术的杰作。
洞中原有两幅大型浮雕《皇帝礼佛图》、《太后礼佛图》，画面上分别以魏孝文帝和文明皇太后为中心，前簇后拥，组成礼佛行列，构图精美，雕刻细致，艺术价值很高，是一幅反映当时帝王生活的图画。
可异在解放前被美国人勾结我国奸商盗运到美国，现分别藏于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馆和纽约市艺术博物馆。
古阳洞也很出名。
这里有丰富的造像题记，为人称道的龙门十二品，大部分集中在这里。
清代学者康有为盛赞这里的书法之美为：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
还有一个药方洞，刻有140个药方，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的成就。
把一些药方刻在石碑上或洞窟中，在别的地方也有发现，这是古代医学成就传之后世的一个重要方法。
好啦，龙门石窟就是这些，请大家好好地旅游吧，祝你们旅途愉快
再见
清明上河园的导游词（包括沿途讲解）
清明上河园导游词游客朋友们，包大人亲自出来迎接我们了，请随包大人一起入园吧。
我们面前的这幅手持画卷的雕像就《清明上河园》的作者张择端，张择端字正道，号文友，山东诸城人。
正史对张择端的记载比较少，但是野史的记载比较详实。
至今，开封民间还流传着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北宋太宗时期，相国寺发展到鼎盛时期，占地540亩，僧院64座，偌大的相国寺雕梁画栋需要大量的画师为之服务。
当时的张择端就是一位靠给寺院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一天宋徽宗赵佶在皇家卫队的护卫下，声势浩荡地驾临相国寺降香，宋徽宗赵佶听说相国寺里住着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师，便命宰相蔡京去了解情况。
宋徽宗赵佶和宰相蔡京不但喜欢绘画，并且都是绘画的高手。
宋徽宗赵佶命宰相蔡京将张择端召进翰林图画院，亲自命题让张择端绘画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传世神品《清明上河图》。
我们看他手中所持的画卷就是《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园是严格按照《清明上河图》，1：1复原的，《清明上河图》高22.5厘米，横长525厘米，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它集中描绘了北宋汴京清明节这一天都市与城郊百姓的种种活动，展现了京城工商业与交通的繁华面貌，成为宋代风俗画的特异瑰宝。
大家请随我这边走，这里是东京码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后，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大运河西起洛阳，北到北京，南至杭州，是中国东部沟通内河、联系海港的南北水运交通干线，汴河就是连接京杭大运河的枢纽，往来的船只、运往皇宫的漕运、贡品，都要经过汴河运往皇宫。
在当时陆运不发达的情况下，汴河的水运无疑充当了今天的铁路运输角色。
也使得东京成为水陆交通枢纽，之所以有7个朝代在此定都，也是看上了东京便利的交通。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汴河全长3800米，是复原的一段，那有朋友要问了：那原来的汴河呢
刚好在此我也解释一下刚才途中所说的“城摞城”遗址。
我们刚才经过的大梁门，重修时在大梁门北侧发掘出上下层层相叠的三层古马道，古马道就是在城墙边修的坡道，以供士兵骑马上城墙之用。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观呢
大家都知道，黄河开封段是地上悬河，河床比开封的龙亭公园内地地面高11.49米。
在过去的800年里，开封段黄河决口120多次，开封城被黄河水淹过7次。
现在开封地下九米至几百米处依次可挖掘七座城池。
所以说，漕运的汴河、杨志卖刀的州桥、北宋的皇宫都在我们的脚下。
但是开封的泥土属于沙质土地，挖掘后城池可能坍塌，也因为技术不够完善，这些历史的遗迹仍然沉睡在地下。
游客朋友们，这座桥就是《清明上河图》最经典的虹桥，当年张择端绘制《清明上河图》，来的最多的就是这里。
虹桥是北宋十大木拱桥之一，它的特点就是没有桥墩，全靠枕木搭建而成，因为汴河漕运非常发达，往来船只众多，为方便船只通行，所以没有修桥墩。
再看桥的两头，都有两个立柱，每个立柱上都立有一只鹤。
在古代船只没有动力驱使，全靠人力和风帆，为了省力，船公们顺风时就拉下桅杆，逆风时就放下桅杆，这些立柱其实就是古代风向标，鹤的翅膀讲究4钱八两之说，稍有微风，鹤就会随风摆动，鹤头指向的方向就是当时风向，再对照下面的十字交木仪，就很精确辨别当时的风向了。
好了朋友们，看完了《杨志卖刀》、《梁山好汉劫囚车》节目后，我今天清明上河园的讲解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配合。
我们旁边就是东京夜市，大家不妨去品尝一下开封有名的小吃，十二点半我们准时在车上集合，谢谢
河南郑州历史博物馆简介
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
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
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
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
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
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
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
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
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
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
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
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
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
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
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
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
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
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
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
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
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
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
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
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
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
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
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
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
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
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
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
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
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
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
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
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
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
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
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
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
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
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
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
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
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
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
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
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
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
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
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
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
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
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
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
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
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
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
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
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
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
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求法门寺导游人员资格考试12分钟导游词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北十公里的法门镇。
始建于东汉末年，发迹于北魏，起兴于隋，鼎盛于唐，被誉为“皇家寺庙”，因安置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而成为举国仰望的佛教圣地。
法门寺曾一度希望赴港上市，然而时隔一年之后，这次宗教领域的资本市场尝试于2012年5月宣告搁浅。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城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东距西安市120公里，西距宝鸡市96公里。
始建于东汉末年恒灵年间，距今约有1700多年历史，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
山门，佛寺院的大门，由于佛寺院多居山林，故名“山门”，一般是三门而立，中间大两边小，象征“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故“山门”也称“三门”，也以山门做寺院的别称。
寺院是持戒修道求至涅盘人居地，故由三门入。
三门俱开，从那门入
从信门入。
凡夫圣贤人，平等无高下，只在心垢后，取证如反掌。
前殿始建于民国28年（1939年），为仿效明清建筑，内塑华严三圣，韦驮天将及十八罗汉像。
[初建法门 法门寺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城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始建于东汉末年恒灵年间，法门寺因舍利而置塔，因塔而建寺，原名阿育王寺。
释迦牟尼佛灭度后，遗体火化结成舍利。
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统一印度后，为弘扬佛法，将佛的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使诸鬼神于南阎浮提，分送世界各国建塔供奉。
中国有十九处，法门寺为第五处。
公元558年，北魏皇室后裔拓跋育曾扩建，并于元魏二年（494年）首次开塔瞻礼舍利。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改称“成实道场”，仁寿二年（602年）右内史李敏二次开塔瞻礼。
唐高祖李渊武德七年（625年）敕建并改名“法门寺”。
唐贞观年间曾三次开塔就地瞻礼舍利。
原塔俗名“圣冢”，后改建成四级木塔。
高宗显庆年间修成瑰琳宫二十四院，建筑极为壮观。
唐代供奉 唐代200多年间，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和僖宗八位皇帝六迎二送供养佛指舍利。
每次迎送声势浩大，朝野轰动，皇帝顶礼膜拜，等级之高，绝无仅有。
据史载 “三十年一开，则岁丰人和”，可干戈平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咸通十五年（874）正月四日，唐僖宗李儇最后一次送还佛骨时，按 法门寺文化景区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
照佛教仪轨，将佛指舍利及数千件稀世珍宝一同封入塔下地宫，用唐密曼荼罗结坛供养。
唐代诸帝笃信佛法，对舍利虔诚供养，寺院大小乘并弘，显密圆融，使法门寺成为皇家寺院及举世仰望的佛教圣地。
佛塔被誉为“护国真身宝塔”。
迎请佛骨在唐末愈演愈烈达到高潮。
所谓迎请佛骨[2]，就是每隔三十年把珍藏在塔基下地宫中的佛骨迎入长安城皇宫瞻仰。
最盛大的莫过于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
此次迎请佛骨事先准备了两年，当时从京城长安到法门寺两百多里间，车马昼夜不绝，沿途都有饮食供应，叫做“无碍檀施”；迎请佛骨的仪仗车马由甲胄鲜明，刀杖齐全的皇家御林军导引，文武大臣护卫，名僧和尚拥奉，旌旗蔽日，鼓乐鼎沸，沿途站满虔诚膜拜的善男信女。
长安城内各街用绸缎结扎各种彩楼。
懿宗皇帝也亲御巡福门城楼迎拜顶礼，百官士众则沿街礼拜迎候。
佛骨先迎请到皇宫内供奉三天，再迎送到京城寺院轮流供养。
文武百官和豪族巨富都争施金帛，四方百姓扶老携幼前来瞻仰，甚至有断臂截指以示虔诚。
自这次迎骨请佛骨之后，地宫关闭，与世隔绝1113年之久。
法门寺在唐代也遭到过厄运，唐武宗在会昌五年（845）大规模灭佛，史称“会昌法难”。
唐武宗曾下令毁掉佛指骨舍利，但此前，寺僧们准备了几件佛指骨舍利的影骨（仿制品），用以搪塞君命，而把如来佛真身指骨秘藏起来。
宋明至今 宋代法门寺承袭了唐代皇家寺院之宏阔气势，被恢复到最大规模， 法门寺当时仅二十四院之一的“浴室院”即可日浴千人。
宋徽宗曾手书“皇帝佛国”四字于山门之上。
金元之际，法门寺仍是关中名刹，“藏经碑”中有寺僧抄写大藏经5000卷之记载。
金人也刻“诗碑”盛赞其寺塔：“三级风檐压鲁地，九盘轮相壮秦川”。
明清以后，法门寺逐渐衰落。
明隆庆三年（1569），历经数百年历史的唐代四级木塔崩塌。
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地方绅士杨禹臣、党万良等捐资修塔，历时30年建成八棱十三级砖塔，高四十七米，极为壮观。
清顺治十一年（1654）因地震塔体倾斜裂缝。
民国二十八年（1939）在爱国志士朱子桥先生的主持下，完成了晚明以来最大规模的维修。
文革期间，红卫兵欲挖地开塔，良卿法师点火自焚，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塔下珍宝。
2006年05月25日，法门寺遗址作为南北朝至清古遗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1981年8月24日，宝塔半边倒塌。
1986年政府决定重建，1987年2月底重修宝塔。
适逢四月初八佛诞日，“从地涌出多宝龛，照古腾今无与并”，在沉寂了1113年之后，2499件大唐国宝重器，簇拥着佛祖真身指骨舍利重回人间
地宫内出土的稀世珍宝，不论在中国社会政治史、文化史、科技史、中外交流史、美术史等方面的研究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1988年，法门寺正式开放并举办了国际性的佛指舍利瞻礼法会。
海内外诸山长老及各界代表共三百余人参加法会。
十多年来，法门寺在前任方丈澄观、净一法师的住持下，相继建成大雄宝殿、玉佛殿、禅堂、祖堂、斋堂、寮房、佛学院等仿唐建筑。
历代高僧良卿法师 良卿法师（1895年-1966年）俗名戚金锐，法名永贯，河南省偃师县人。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十三日生。
七岁时，因连年灾荒奉母命于邻县宜阳铁佛寺出家。
拜印川老和尚为师，为临济正宗派第十三代。
民国八年（1919）古历十月在宜阳灵山寺受俱足戒。
民国22年（1933）受洛阳白马寺德浩和尚请住白马寺，任后堂监院十三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寺院遭严重冲击。
7月12日夜，为阻止打砸抢分子毁坏佛宝，举火自焚。
法师焚身数日，弟子张政华居士（绍祥）不惧危险收集遗骨送至贤山寺交静一装藏。
静一命白龙村吴七老居士转送至长安终南山上天池寺安葬。
1994年，法门寺择地中观山建普通塔院及历任高僧灵塔，静一率来正等至上天池寺迎取良卿法师骨灰回寺供奉。
1997年农历七月十二日，良卿自焚殉教三十一周年，法门寺举办良卿法师灵骨入塔法会，如法供奉良卿法师遗骨人塔，永志纪念。
澄观法师 澄观（1916-1999），俗名陈元奎，1916年5月29日生于辽宁省丹东市。
1936年出家吉林省弥陀寺，翌年于奉天慈恩寺受具足戒。
1953年应法门寺住持良卿老和尚邀请常住法门寺。
1964年去永寿闭关，专修禅观，深悟机宜。
1967年又回到法门寺。
旋因“文革法难”被迫离寺。
澄观法师善于中医针炙，以岐黄之术在民间治病救人。
1980年重返法门寺，为法门寺回归佛教界作了大量工作。
1984年担任住持，重立法幢。
1985年，发起创立宝鸡市、扶风县两级佛教协会，亲任会长，并当选为陕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1988年修复明代真身宝塔，重建仿唐山门。
1991年，法师应邀访问日本。
1992年，法师筹资四百万元重建仿唐大雄宝殿七间，并新塑四十二尊圣像。
1994年农历十月初一（11月3日）升任法门寺方丈。
1998年10月因身体情况退居。
1999年7月5日（农历五月廿二日）4时25分圆寂，世寿84，戒腊62夏。
法师生前曾任陕西省文史馆馆员、陕西省政协委员等职。
净一法师 净一法师（1922年－2002年）又名静一。
俗名张家训，1922年9月9日生于江苏省宿迁市。
9岁读书，19岁（1940年）慕道出家。
1945年在南京宝华山受戒，随住金山寺修习禅观。
1957年至1983年住扶风县贤山寺。
1984年，中国政府交还法门寺归僧人管理，同澄观法师一道接收寺院，重树法幢，修复古寺。
为筹集资金，法师曾去兰州、汕头、上海、广州等地募化20多万元，建成东西厢房及后楼，为法门寺恢复奠定基础。
1985年与澄观老和尚发起成立宝鸡市、扶风县两级佛教协会并任常务副会长。
1987年后，法师担任法门寺首座、监院，主持本寺重建工程。
1987年修复明代真身宝塔，重建仿唐山门。
2002年6月13日（农历）晚9时15分安详示寂收藏文物舍利 在1987年5月5日至12日，舍利地宫打开期间共发现有4枚舍利。
其中两枚为白玉所制，另一枚为一高僧的 佛指舍利舍利。
这三枚都属于“影骨”，和“灵骨”放置在一起是为了保护后者。
“灵骨”色黄而有似骨质的颗粒分泌物，经专家鉴定，这一枚就是真身佛骨。
法门寺也随着真身舍利的出土而成为佛教的胜地。
金银器 法门寺地宫中珍藏的金银器多达120多件（组），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
这些金银器多是为皇帝迎送佛骨的活动而专门制造的礼器，做工极为考究，多刻有錾铭，为判断物主、断代提供了方便。
其中还出土了许多的茶具，比如茶碾、茶碗等等，与今天日本茶道的器具几乎完全相同，证明了日本茶道来源于中国唐代。
琉璃器 琉璃即是今天的玻璃，中国的琉璃加工技术长期受西亚地区的影响，风格多是伊斯兰式的。
由于难得，琉璃器同金玉之类一样珍贵。
地宫中的琉璃器多是盘、碟、碗等承托器皿。
共有20余件。
瓷器 在法门寺地宫开启前，对秘色瓷一直有各种说法，有认为秘色指的是一种釉色的隐秘，也有人认为是对一种颜色的叫法。
地宫物账碑中记载，以及十三件秘色瓷器珍品的出土揭开了这个谜团。
丝织品 唐朝时中国的丝绸织物已发展到一个高峰，地宫中的丝织品就成了很好的佐证。
这些物品多是历代皇后所供奉的，其中还有武则天的“武后绣裙”一件。
佛经 法门寺现在所指法门寺中最早的佛经是武则天时的“千佛碑”所刻《大般涅槃经》，但现已无存。
唐武宗时的灭佛运动焚毁了许多法门寺的藏经，但收集、修补佛经的工作一直在进行。
真身宝塔半壁坍塌后，藏经得到了清理，所藏经卷有《毗卢藏》的全部资料、《普宁藏》的全部题记和《秘密经》的目录。
佛像 明代的13层宝塔上共有88个佛龛，每龛一佛，到1939年整修时只剩下68尊。
后经清理共有98尊佛像，许多都装有佛经，为明代和民国的装藏 地宫《衣物帐》碑 《衣物帐》碑，全称《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
长115厘米，宽69厘米。
共四十八行，满行四十二字，共一千七百余字，罗列着地宫里2499件文物清单，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该碑文详细记载了懿、僖二宗、惠安皇太后、昭仪、晋国夫人、诸头等皇室戚贵、内臣僧官供奉佛指真身舍利的金银宝器、衫袍衣裙等，是至今首次发现的唐代衣物帐碑。
碑文物主清楚，名称罗列明晰，有标重类注，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以及衣物宝器名称、制作工艺、衡制、纺织服饰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衣物帐》碑释文： 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 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等如 后：重真寺将到物七件：袈装三领、武后绣裙一腰，蹙金银线披袄子一领。
水晶停子一枚。
铁 一枚。
真 身到内后，相次赠到物一百二十二件：银金花盒二 具，共重六十两。
锡杖一枚，重六十两，香炉一枚， 重三十二两。
圆无盖香炉一副，并台盖朵带，共重三百八十两。
香宝子一枚。
共重四十五两，金钵盂 一枚，重十四两三钱。
金 袈裟三副，各五事，毳 纳佛衣二事。
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
瓷秘色 盘子、碟子共六枚。
新丝一结，百索线一结，红绣案裙一块，绣帕二条，镜二面，袜十双紫 鞋三双。
绣幞十条。
宝函一副，八重，并红锦袋盛。
第一重 真金小塔于一枚，并底衬共三段，内有银柱子一枚， 第二重 石函一枚，金框宝钿真珠装。
第三重真金函一枚，金框宝铀真珠装。
第五重真金 花函一 枚，以上计金四十七两二分，银十分半。
第五重银 金花 作函一枚，重四十两二分。
第六重素银函一 枚，重四十七两三钱。
第七重银金花作函一枚，重 六十五两二分。
第八重檀香缕金银棱装铰函一枚7银 锁子及金涂锁子七具，并钥匙 链子等，共计银 一十六两四钱。
银金涂花菩萨一躯，重十六两。
银 金花供养器物共四十件。
内 子一十枚，被罗子一 十枚，垒子一十枚，香案子一枚，香匙一枚，香炉 一副，并碗子钵盂子一枚，羹碗子一枚，匙著一副，火著一对，香盒一具，香宝于一枚，以上计银一百 七十六两三钱。
真金钵盂、锡杖各一枚，共重九两 三钱。
乳头香山二枚，重三斤。
檀香山二枚，重五 斤三两。
丁香山二枚，重一斤二两。
沉香山二枚，重四斤二两。
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席褥幞头巾子花鞋等， 共计七百五十四副。
银金花盆一口，重一百五十五两。
香囊二枚，重 十五两三分。
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
龟一枚，重 二十两。
盐台二副，重十三两。
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
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 两。
随求六枚，共重二十五两。
水晶枕一枚，七孔 针一，骰子一对，调达子一对，棱函子二，琉璃钵 子一枚，玻璃茶碗托子一副，玻璃碟子十一枚，银棱檀香木函子一口。
花罗衫十五副，内 七副，跨 八副，各三事，花罗袍十五副，内 八副，跨七副， 各四事。
长袖五副，各三事。
挟可幅长袖五副各五 事，长 暖子二十副，各三事。
内五副锦，五副绮，一副金锦，一副金褐，一副银褐，一副龙纹缔，一 副辟邪绮，一副织成续，二副白氍，二副红络撮。
下 盖二十副，各三事。
接(勒筒袜筒)五具，可幅续袍五领，纹毂披衫五领，缭续浴袍五副，各二事。
缭续影皂二筱，可幅臂钓五具，可幅勒腕帛子五对， 方帛子二十枚，缭续食帛十条，织成绮线续长 袜 四十双，蹙金鞋五双，被褡五床，每床绵二张，一张，锦席褥 五床，九尺簟二床。
八尺席三床，各 四事。
八尺踏床锦席褥一副，二事。
赭黄熟线续床 罩五条，耪黄罗缔枕二条，绯罗香倚二枚。
花罗二 幞头五十顶，绘罗单幞头五十顶，花罗秧帽子五十顶。
巾子五十条，析皂手巾一百条，白异纹续手巾 一百条，揩齿布一百条，细异纹续 皂四条。
白藤 箱二口，玉椁子一枚。
靴五双，各并毡。
惠安皇太后及昭仪晋国夫人衣计七副：红罗裙 衣二副，各五事，挟领(有花纹的丝织品)下盖二副，各三事，以上惠安皇太后施；裙衣一副，四事， 昭仪施；衣二副，八事，晋国夫人施。
谙头施到银器衣物共九件：银金花菩萨一躯，并 真珠装，共重五十两。
并银棱函盛银锁子二具，共 重一两，僧澄依施；银白香炉一个，并承铁，共重一百三两，银白盛香合一具，十万两半，以上供奉 官杨复恭施；银如意一枚，重九两四钱，袈裟一副， 四事。
以上展弘照施；银金涂 一枚，重四十一两， 僧智英施；银如意一枚，重二十两，手炉一个，重九二两二分，衣一副，三事7以上展明肃施。
以前都计二千四百九十九副、枚、领、张、口、 具、两；钱、锱等。
内金银宝器衫袍及下盖裙衣等， 计八百九十九副、枚、领、张、口、具等，金器计七十一两一钱，银器计一千五百二十七两一锱。
右件金银宝器衣物道具等并真身，高品臣孙克 政、臣齐询敬、库家刘处宏承旨，臣刘继 与西头高 品彭延鲁、内养冯全漳、凤翔观察留后元充及左右街僧禄清澜、彦楚、首座僧澈惟应，大师清简、云 颖、惠晖、可浮、怀敬、从建、文楚、文会、师益、 令真，志柔及监寺高品张敬全，当寺三纲义方，敬 能、从湮，主持真身院及隧道宗爽、清本、敬舒等一同点验，安置于塔下石道内讫，其石记于鹿项内 安置。
咸通十五年正月四日谨记。
金函一，重二十八两。
．银函一，重五十两。
银 口伽口口口口口一两口口口口水碗一对，共重十一 两。
银香炉一，重二十四两。
口口台三口，共重六两。
以上遍觉大师智慧轮施。
中天竺沙门僧伽提和迎送真身到此，蒙恩赐紫， 归本国。
兴善寺僧党支书； 凤翔监军使判官韦遂政、张齐果迎送，真身口 当供养。
真身使小判官周重晦、刘处权、品敬权、口口口、张口口、右神策军营田兵马使孟可周、武 功县百姓口头王宗、张文建，王仲真等一百二十人 各自办衣装程粮，往来异真身佛塔。
十大之最 法门寺 一、地宫出土的佛指舍利（一个金骨和三个影骨），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有文献记载和碑文证实的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是佛教世界的最高圣物。
二、法门寺地宫，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
三、地宫文物陈列方式，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唐代密宗之金胎合曼曼荼罗。
四、地宫27000多枚钱币中，13枚玳瑁开元通宝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绝无仅有的玳瑁币。
五、地宫出土的一整套宫廷茶具，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等级最高、配套最完整的宫廷茶具。
打破日本茶文化起源说。
六、地宫中出土的双轮十二环大锡杖，长1.96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体型最大、等级最高、制作最精美的佛教法器。
七、地宫中发现的13件宫廷秘色瓷，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并有碑文证实的秘色瓷器。
八、地宫中发现的700多件丝织品，几乎囊括了有唐一代所有的丝绸品类和丝织工 法门寺[4]艺，堪称唐代丝绸的宝库，是唐代丝绸考古的空前大发现。
九、盛装第四枚佛指舍利的八重宝函，是世界上发现的制作最精美、层数最多、等级最高的舍利宝函。
十、安奉第三枚佛祖真身舍利的鎏金银宝函，上面錾刻金刚界四十五尊造像曼荼罗，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密宗曼荼罗坛场。
现在我们看到的一部分是明清建筑，大多数是仿唐建筑，建设考究堪称精品。
明堂导游词(不超过350字)
明亦称天宫，是隋唐洛阳轴群上著名的“七筑”中最高大的两个建筑之一，为武则天时期洛阳太初宫的外朝正衙主殿。
明堂原为隋炀帝时所建的乾阳殿，后经四次被毁，四次修建，先后九次改名。
唐睿宗垂拱三年（ 687 年）二月，武则天下诏拆除了正殿乾元殿，于其地造明堂，初号“万象神宫”。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 696 年）三月，明堂被毁之后的第二年，重新建造的明堂重新落成，重建后曰“通天宫”。
据《资治通鉴》“唐纪”中记载，明堂共三层，底层为四方形，四面各施一色，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季。
中层十二面效法一天中十二个时辰。
顶层为圆形，四周环绕九龙雕塑。
中间有周长十五米左右的巨型木柱，上下通贯，故此又名为万象神宫。
明堂是史上体量最大之木构建筑，基底正方90米X90米，高88.88米，唐代建筑技术之巅峰巨作。
其建筑技术和施工技术惊世骇俗。
明堂遗址位于隋唐洛阳城宫城核心区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十一五”期间重点保护的大遗址之一。
武则天时期修建的明堂和天堂，是隋唐城大遗址宫城核心区保护展示工程中的重要建筑，保护展示工程于2012年4月初步落成。
明堂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礼制建筑，为儒家的礼制建筑典范，是古代帝王明政教之场所，凡祭祀、朝会、庆赏、选士等大礼典均在此举行。
开创了明堂建筑由方到圆的先河，其形制及理念为北京天坛“祈年殿”所延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