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的所有旅游景点导游词.50悬赏。
清明上河园导游词游客朋友们，包大人亲自出来迎接我们了，请随包大人一起入园吧。
我们面前的这幅手持画卷的雕像就《清明上河园》的作者张择端，张择端字正道，号文友，山东诸城人。
正史对张择端的记载比较少，但是野史的记载比较详实。
至今，开封民间还流传着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北宋太宗时期，相国寺发展到鼎盛时期，占地540亩，僧院64座，偌大的相国寺雕梁画栋需要大量的画师为之服务。
当时的张择端就是一位靠给寺院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一天宋徽宗赵佶在皇家卫队的护卫下，声势浩荡地驾临相国寺降香，宋徽宗赵佶听说相国寺里住着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师，便命宰相蔡京去了解情况。
宋徽宗赵佶和宰相蔡京不但喜欢绘画，并且都是绘画的高手。
宋徽宗赵佶命宰相蔡京将张择端召进翰林图画院，亲自命题让张择端绘画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传世神品《清明上河图》。
我们看他手中所持的画卷就是《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园是严格按照《清明上河图》，1：1复原的，《清明上河图》高22.5厘米，横长525厘米，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它集中描绘了北宋汴京清明节这一天都市与城郊百姓的种种活动，展现了京城工商业与交通的繁华面貌，成为宋代风俗画的特异瑰宝。
大家请随我这边走，这里是东京码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后，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大运河西起洛阳，北到北京，南至杭州，是中国东部沟通内河、联系海港的南北水运交通干线，汴河就是连接京杭大运河的枢纽，往来的船只、运往皇宫的漕运、贡品，都要经过汴河运往皇宫。
在当时陆运不发达的情况下，汴河的水运无疑充当了今天的铁路运输角色。
也使得东京成为水陆交通枢纽，之所以有7个朝代在此定都，也是看上了东京便利的交通。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汴河全长3800米，是复原的一段，那有朋友要问了：那原来的汴河呢
刚好在此我也解释一下刚才途中所说的“城摞城”遗址。
我们刚才经过的大梁门，重修时在大梁门北侧发掘出上下层层相叠的三层古马道，古马道就是在城墙边修的坡道，以供士兵骑马上城墙之用。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观呢
大家都知道，黄河开封段是地上悬河，河床比开封的龙亭公园内地地面高11.49米。
在过去的800年里，开封段黄河决口120多次，开封城被黄河水淹过7次。
现在开封地下九米至几百米处依次可挖掘七座城池。
所以说，漕运的汴河、杨志卖刀的州桥、北宋的皇宫都在我们的脚下。
但是开封的泥土属于沙质土地，挖掘后城池可能坍塌，也因为技术不够完善，这些历史的遗迹仍然沉睡在地下。
游客朋友们，这座桥就是《清明上河图》最经典的虹桥，当年张择端绘制《清明上河图》，来的最多的就是这里。
虹桥是北宋十大木拱桥之一，它的特点就是没有桥墩，全靠枕木搭建而成，因为汴河漕运非常发达，往来船只众多，为方便船只通行，所以没有修桥墩。
再看桥的两头，都有两个立柱，每个立柱上都立有一只鹤。
在古代船只没有动力驱使，全靠人力和风帆，为了省力，船公们顺风时就拉下桅杆，逆风时就放下桅杆，这些立柱其实就是古代风向标，鹤的翅膀讲究4钱八两之说，稍有微风，鹤就会随风摆动，鹤头指向的方向就是当时风向，再对照下面的十字交木仪，就很精确辨别当时的风向了。
好了朋友们，看完了《杨志卖刀》、《梁山好汉劫囚车》节目后，我今天清明上河园的讲解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配合。
我们旁边就是东京夜市，大家不妨去品尝一下开封有名的小吃，十二点半我们准时在车上集合，谢谢
描写开封万岁山导游词的300字作文
我的家乡在开封，那里是一座美丽的古城，负有“十朝古都”的美名，有龙亭、中国翰园、天波杨府。
我爱我的家乡，我爱开封。
20世纪至21世纪社会科技飞速发展，现如今2008年中国奥运会又在北京举行，会有谁去关心历史悠久具有文化特色的古建筑呢? 说起这个古建筑人们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我们河南省最具文化特色房屋所建最早的一个旅游景点开封市。
说起开封市的房子那可是大有来头，那的房子不说百分之百是古建筑，至少百分之五十迄今已有进百年了。
那些房子屹立在繁华的街道上就好像一个一望无际的大毯子上面绣五颜六色的花一样美丽富饶。
如果到了开封，吃小吃那你可得听我的首先到“第一楼”去品尝一下地地道道的开封小笼包，那香的让人回味无穷。
当然你要是吃饱了想去玩这也很简单喔。
告诉你吧在开封有一位名人，虽然脸黑了点，但是他为民除害。
猜猜他是谁?猜对了，没错就是包拯我们的包青天，他当官时就在开封。
再给你透露一下每天早上九点包公就在包公府，生堂断案，虽然说是假的吧，但还是建议你去看看。
在开封还有一个世世代代全是忠臣的杨家将的府第——天波杨府。
美丽的开封有壮观的龙亭，有庄严的相国寺，有美丽的汴京公园，高大雄伟铁塔……。
这就是我的家乡开封，经过改革开放的政策，现在家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我爱我家，我爱开封。
急求一篇清明上河园园内的导游词，有经验的导游快快指导一下，有哪些一定要讲的特别景点
清明上河园始建于1992年7月，1998年10月28日正式对外开放。
坐落于开封城风光秀丽的龙亭湖西岸，它是依照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传世之作《清明上河园》为蓝图建造的，按照图中布局，采用宋代的营造法式，结合现代建筑方法，集中再现了北宋人民的生活状态和民俗风情。
一千多年前，张择端把它从现实搬进了画卷，现在，开封人又把它从画卷搬进了现实，徜徉其间，常令人有“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时光倒流之感。
游客朋友们，包大人亲自出来迎接我们了，请随包大人一起入园吧。
我们面前的这幅手持画卷的雕像就《清明上河园》的作者张择端，张择端字正道，号文友，山东诸城人。
正史对张择端的记载比较少，但是野史的记载比较详实。
至今，开封民间还流传着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北宋太宗时期，相国寺发展到鼎盛时期，占地540亩，僧院64座，偌大的相国寺雕梁画栋需要大量的画师为之服务。
当时的张择端就是一位靠给寺院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一天宋徽宗赵佶在皇家卫队的护卫下，声势浩荡地驾临相国寺降香，宋徽宗赵佶听说相国寺里住着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师，便命宰相蔡京去了解情况。
宋徽宗赵佶和宰相蔡京不但喜欢绘画，并且都是绘画的高手。
宋徽宗赵佶命宰相蔡京将张择端召进翰林图画院，亲自命题让张择端绘画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传世神品《清明上河图》。
我们看他手中所持的画卷就是《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园是严格按照《清明上河图》，1：1复原的，《清明上河图》高22.5厘米，横长525厘米，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它集中描绘了北宋汴京清明节这一天都市与城郊百姓的种种活动，展现了京城工商业与交通的繁华面貌，成为宋代风俗画的特异瑰宝。
大家请随我这边走，这里是东京码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后，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大运河西起洛阳，北到北京，南至杭州，是中国东部沟通内河、联系海港的南北水运交通干线，汴河就是连接京杭大运河的枢纽，往来的船只、运往皇宫的漕运、贡品，都要经过汴河运往皇宫。
在当时陆运不发达的情况下，汴河的水运无疑充当了今天的铁路运输角色。
也使得东京成为水陆交通枢纽，之所以有7个朝代在此定都，也是看上了东京便利的交通。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汴河全长3800米，是复原的一段，那有朋友要问了：那原来的汴河呢
刚好在此我也解释一下刚才途中所说的“城摞城”遗址。
我们刚才经过的大梁门，重修时在大梁门北侧发掘出上下层层相叠的三层古马道，古马道就是在城墙边修的坡道，以供士兵骑马上城墙之用。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观呢
大家都知道，黄河开封段是地上悬河，河床比开封的龙亭公园内地地面高11.49米。
在过去的800年里，开封段黄河决口120多次，开封城被黄河水淹过7次。
现在开封地下九米至几百米处依次可挖掘七座城池。
所以说，漕运的汴河、杨志卖刀的州桥、北宋的皇宫都在我们的脚下。
但是开封的泥土属于沙质土地，挖掘后城池可能坍塌，也因为技术不够完善，这些历史的遗迹仍然沉睡在地下。
游客朋友们，这座桥就是《清明上河图》最经典的虹桥，当年张择端绘制《清明上河图》，来的最多的就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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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关于佛寺的导游词啊?
寺庙 寺庙--我国的艺术瑰宝库，它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象征。
从广义上来说,寺庙不佛教仅仅与佛教一家有关。
但在佛教中，寺庙就有许多种称谓：如“寺”，最初并不是指佛教寺庙，从秦代以来通常将官舍称为寺。
在汉代把接待从西方来的高僧居住的地方也称为寺，从此之后，“寺”便逐渐成为中国佛教建筑的专称。
“寺”是佛教传到中国后，中国人为尊重佛教，对佛教建筑的新称呼。
如白马寺、大召寺等。
除此之外，如庵，那是尼姑居住的寺庙。
还有石窟，那是开凿在山崖上的石洞，是早期佛教建筑的一种形式。
印度早期佛寺多用这种形式。
印度佛教石窟的形式有两种，一种为精舍式僧房，方形小洞，正面开门，三面开凿小龛，供僧人在龛内坐地修行；一种为支提窟，山洞面积较大，洞中靠后中央立一佛塔，塔前供信徒集会拜佛。
在蒙古语中称“寺”为“召”。
如大召、五当召等。
另外，有称之为布达拉宫、普陀宗乘之庙等。
在道教中，寺庙的称谓也很多：道教创立之初，其宗教组织和活动场所皆以“治”称之。
又称为“庐”、“靖”、也称为静宝。
在南北朝时，道教的活动场所称呼为仙馆。
北周武帝时，道教活动场所的称呼叫“观”，取观星望气之意。
到了唐朝，因皇帝认老子为祖宗，而皇帝的居所称为“宫”，所以道教建筑也称为“宫”了。
其它还有叫“院”、“祠”的，如文殊院、碧霞祠等。
儒家则称之为“庙”、“宫”、“坛”，如孔庙、文庙，雍和宫，天坛等。
伊斯兰教称之为“寺”，如清真寺等。
天主教称之为“教堂”。
在原始或民间中，称之为“庙”、“祠”，如旧时奉祀祖宗、神佛或前代贤哲的地方。
叫太庙、中岳庙、西岳庙、南岳庙、北岳庙、岱庙等。
如祖庙、祠堂（祭祀祖宗或先贤的庙堂），有武侯祠、韩文公祠等。
寺庙文化它完整地保存了我国各个朝代的历史文物，在国家公布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中，寺庙及相关设施约占一半，谓之“历史文物的保险库”， 乃当之不愧。
寺庙建筑与传统宫殿建筑形式相结合，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民俗特色。
同时，寺庙文化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天文、地理、建筑、绘画、书法、雕刻、音乐、舞蹈、文物、庙会、民俗等等。
各地一年一度的庙会如火如荼，不仅丰富了各地的文化氛围，同时促进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
寺庙可以产生一个安定脸孔让一个不满的人口变得安定。
在上古时代，几乎每个城市都会有一座寺庙来供奉他们的守护神。
而多数的城市都会有多座寺庙来供奉其他的神明。
而到了现代，寺庙变成了一个礼拜的地方，像是礼拜堂以及教堂。
在上古时代的社会中，寺庙被认为是神的居住地。
信徒们会带食物、香料、稀有物等贡品来到寺庙，当做是对神明的敬意以及尊重。
寺庙存在城中可以带给人们平和的效果，通常有智慧的领导人都会在城市开始成长时尽快地设置寺庙。
十大名寺 中国十大名寺介绍我国著名的古寺:白马寺、灵隐寺、少林寺、寒山寺、隆兴寺、清净寺、大相国寺、卧佛寺、塔尔寺、扎什伦布寺。
洛阳白马寺:白马寺在河南洛阳市东郊，称为“中国第一古刹”。
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方营造的第一座寺院。
白马寺的营建与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紧密相连。
白马寺内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毗卢阁、齐云塔等。
杭州灵隐寺:灵隐寺又名云林寺，创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
当时印度僧人慧理来到杭州，看到这里山峰奇秀，认为是“仙灵所隐”，所以就在这里建寺，取名“灵隐”。
清康熙南巡时，赐名灵隐寺为“云林禅寺” 灵隐寺全盛时期，有九楼、十八阁、七十二殿堂，僧徒达三千余众。
灵隐寺建筑中轴线上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
登封少林寺:少林寺在河南登封县城西北12公里的少室山麓五乳峰下。
因寺院坐落在丛林茂密的少室山阴，以此得名。
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年间(495年)。
32年后，印度名僧菩提达摩来到少林寺传授禅宗。
达摩被称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少林寺被称为禅宗的祖庭。
传说少林拳是达摩创造的。
少林寺以其卓绝的少林武功名扬天下。
少林寺保存有唐代以来的碑碣石刻共计300多块，其中的一块\\\\太宗文皇帝御书碑\\\\记载了少林寺十三僧人勇救唐王李世民的史迹，碑文为唐太宗亲笔书写。
少林僧人练武、习拳的情景在寺内白衣殿的壁画之中均有描绘记载。
苏州寒山寺:寒山寺始建于公元502年的梁天监年间。
到了二百年后的唐代，相传唐时僧人寒山曾在该寺居住，故改名为“寒山寺”。
自从唐代诗人张继题了《枫桥夜泊》一诗后，寒山寺便闻名了。
寒山寺中的主要景点有大雄宝殿、藏经楼、钟楼、碑文《枫桥夜泊》、枫江第一楼。
正定隆兴寺:隆兴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586 年)，原名\\\\龙藏寺\\\\。
宋初，太祖赵匡胤敕令在龙藏寺内铸造铜佛，并盖大悲阁，遂大兴土，以大悲阁为主体的一组宋代建筑先后告成。
到了清康熙、乾隆年间，又两次大规模维修和增建，寺院发展到鼎盛时期。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改龙藏寺为隆兴寺，俗称大佛寺。
泉州清净寺:清净寺又名艾苏哈子大寺，位于市区涂门街。
始建于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回历400年），创建和重修者皆为阿拉伯伊斯兰教徒。
清净寺建筑采用西亚形式，是中国现存最古老、具有阿拉伯伊斯兰建筑风格的清真寺，清净寺面积2100平方米，现在主要建筑在门楼，高20米、宽45米，辉缘石和白花岗石构筑，三层穹形尖顶拱门。
开封大相国寺:大相国寺位于河南省开封市自由路西段。
开封是“富丽甲天下”、“自古帝王都”的历史文化古城，民间向有“一苏二杭三汴州”之说。
而“大相国寺天下雄，天梯缥缈凌虚空”（元·陈孚），寺院历史上名僧辈出，名士荟萃，活动频繁，寺藏丰富，鼎盛时期辖64禅律院，占地达540亩。
高僧、达官、文人、使节、民众出入其特别是北宋期间；佛事，大相国寺、巡幸、文娱、参访、商贸汇集其中，成为中外佛教及文化交流的中心，深为海内外佛教界瞩目。
北京卧佛寺(十方普觉寺):卧佛寺即\\\\十方普觉寺\\\\。
它位于西山北的寿牛山南麓、香山东侧，距市区30公里。
卧佛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627-649),原名兜率寺,又名寿安寺。
清雍正十二年重修后改名为普觉寺。
由于唐代寺内就有檀木雕成的卧佛。
后来元代又在寺内铸造了一尊巨大的释迦牟尼涅磐铜像,因此,一般人都把这座寺院叫作\\\\卧佛寺”。
据元史记载:当时铸铜像冶铜50万斤,用工七千。
铜佛身长5米作睡卧式,头西面南,左手自然地平放在腿上,右手曲肱托头。
卧佛后面围坐着12圆觉菩萨,他们面部表情沉重悲哀,构成一幅释迦牟尼涅磐于婆罗树下,向12弟子嘱咐后事的景象。
西宁塔尔寺:塔尔寺又名塔儿寺。
得名于大金瓦寺内为纪念黄教创始人宗喀巴而建的大银塔，古称“佛山”，藏语称为“衮（音gun）本贤巴林”，意思是：“十万狮子吼佛像的弥勒寺”。
它座落在湟中县鲁沙尔镇西南隅的连花山坳中，是我国喇嘛教（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诞生地，我国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也是青海省首届一指的名胜古迹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塔尔寺初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迄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塔尔寺整个寺院是由众多的殿宇、经堂、佛塔、僧舍组成的一个汉藏艺术相结合的辉煌壮丽建筑群，占地面积约600余亩. 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扎什伦布寺位于日喀则市尼色日山南侧，藏语意为“吉祥须弥山”.扎什伦布寺是西藏佛教格鲁派在后藏地区的最大寺院，又是西藏地区班禅四世之后历代班禅举行宗教和政治活动的中心。
扎什伦布寺始建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全寺分宫殿、勘布会议（后藏地方政府最高机关）、班禅灵塔殿、经学院四大部分。
经学院有措钦大殿，4个扎仑及下属的64个康村组成。
你游览过哪些地方?如果让你当导游,写一段游词,介绍你游览过的一处名胜古迹
我的家乡—在河南的家乡里有名胜古迹。
比如说：五岳之—嵩山，大相国寺、白……今天我就来介绍一下嵩山和大相国寺。
嵩山位于郑州市登封县境内，以险峻闻名天下。
嵩山分为太室、少室两座山，这两座山共有三十六峰，其中太室山顶峰极峰是嵩山最高峰。
嵩山势挺拔，层恋叠嶂，名胜古迹众多，主要有岳庙，嵩阳书院、少林寺、塔林等建筑，其中岳庙是中国最早道教庙宇，嵩山书院是中国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塔林是埋葬和尚的地方，在佛教界颇有声望。
大相国寺是位于开封市中心。
是中国著名佛教寺院之一。
寺院在明朝末年被黄河冲毁，于1766年重建。
大兴国寺里的建筑包括：“藏经阁、大雄宝殿、天王塔、八角殿等。
寺内还保存着四面千手观音巨像和钟楼中高达四米的大钟。
其中，观音巨像雕刻细致，是中国雕刻艺术上的杰作。
描写河南的精彩的风景
河南，湟湟千年华夏文明，正是从这块黄土地上发源流淌，继尔漫延全中国的。
河南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意义，套用一位河南作家的妙语：“河南人就是咱中国人的妈”来解释最为恰当。
如今，这位母亲乳汁断尽，人老色衰，满脸风霜，踡缩黄土一角，莫名成了儿女嘲笑的对象，这实在是一种文化的悲哀。
而时下关于河南的笑话漫天飞，河南在一种“流言运动”中被肆无忌惮地蹂践，又实在是我们民族整体的悲哀。
河南人被群体歧视，是一个尴尬而又沉重的文化现象。
昔日的辉煌，厚重的人文，竟那样轻而易举被几句流言，几个笑话掩盖，这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笑话。
这一方面缘于我们可怕的无知和愚蠢的偏见，另一方面也有河南人自身的原因。
现代化进程中，随着承载农耕经济的黄土文明不可避免的衰落，河南也随之迷失了自我，迷失在历史的黑洞里，迷失在麻木的消怠上，迷失在自我消解的中庸中。
河南的问题，最终还需要河南人自己来解决。
而地域文明的振兴，首先在于精神的勃起。
勃起需要的刺激，已经太多太多，时下，我们应该更关注河南精神重建的态势与内涵。
自然，这是一个深刻而博大的命题。
但我们不妨先从寻找迷失的自我开始。
河南人之所以为河南人，是缘于地域，是缘于历史，是缘于血脉。
那么，就让我们顺着地域文化的长河，从个体文明的源头开始，沿着祖先的足迹，寻找那个我们曾经失落的世界，并捎带从历史的长河中采撷些文明的珠宝，熬煎一副精神的良药，然后，清洗文化的伤口，挖去精神的恶疮，外贴内服，再塑河南的精神钢骨，还原一个健康的中原文明。
让郁闷已久的河南人气吐眉扬，再次挺拨地站直腰板，用骄傲的豫中话大声宣布：俺是河南人。
为什么不呢
1.拂去历史的尘埃，沿着时间的长河，从春秋走来，从秦汉走来，从唐宋走来，从近代走来的那些河南人，一个个都是人格茁壮，性格鲜明，或察天观道，或倚剑长笑，或游刃权谋，或诗笔作刀，无不热血滚烫，豪气冲天，一肩担天下道义，一肩负百姓福利。
他们从来都是那样古道热肠，或是激荡着感天动地的仁道大义，或是充盈着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
这体现在侠士武将身上，是忠肝义胆，是精忠报国；体现在文人官员身上，是忧国忧民，是鞠躬尽瘁。
这种浓浓的入世情怀，生生不息，传递千年，一直激励温暖着每个中国人的心田。
河南人中，最有名的当属老庄。
这两位道家先祖，虽也有报国救民之心，但却选择了“出世”之道。
骑青牛潇洒而去，御清风逍遥而游，纵是令人向往，消极避世，反璞归真，也不失为一种曲线“救国”哲学，并历来为统治者所用。
正所谓“外示儒术，内尊黄道”，就那样心照不暄地操纵了中国几千年。
但如你所知，对黄道情有独钟，只是其“愚民”政策暗合“上级”的胃口罢了。
面对惨淡人生，芸芸民众，更多的河南人，凭着黄土赐予的豪胆，借着黄河赋给的热血，选择了更直接，更积极的“善其身，济天下”的救世之道。
追溯先辈宗师，我以为首推战国时期墨家的创始人墨翟了。
黑翟是商丘人，他主张人与人平等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用现代术语解释，他大概是中国最早倡导博爱主义及和平主义的智者了。
据考证，墨家学派是一个准军事机构的组织，有一套严密而独特的组织管理方式，大概是中国江湖的最早帮会。
我想这群侠士好汉，除了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外，也一定会干些“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事来。
墨子之后，又有一个名叫荆轲的河南好汉闪亮登场。
他是卫国人（今河南境内），是否墨子传人，已不可考。
我们只知道他爱好读书，武艺高强。
当年，为报燕太子丹知遇之恩，他毅然答应执行“不可能的任务”――刺杀秦王政。
至今读起史书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字句，依然会被那视死如归的侠义大气而深深振撼。
长亭外，古道边，残阳似血，素衣如雪，一群高冠博带的士子，穆然肃立，为一个怒发冲冠，将踏不归路的河南人致敬送行。
历史就在那一瞬间定格，风化成一道凄美而悲壮的风景，感动了我们几千年。
唐时，嵩山上又冲下来一大批勇猛无比的少林武僧，他们护唐王，斗恶贼，上演了一部荡气回肠，精彩无比的除奸惩恶的《少林寺》。
到了宋朝，河南汤阴县，又走出一位顶天立地，能文能武的民族大英雄岳飞。
当白发苍苍的岳母为儿子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时，不但把一种强健的民族精神烙在岳飞的心间，也刺醒了每个有热血，有良知的中国人。
当年，岳家军（必然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河南的热血汉子）纪律严明，作战勇猛，使得金人只能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想想岳大将军那杆出神入化的金枪，是如何为柔弱的王朝前挑起一面自信的大旗，想想岳家小将那双所想披靡的银锤，是怎样给野蛮的夷族砸响警告的铜锣。
而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又是怎样激励着中华好儿女，一代又一代，谱写精忠报国的歌。
当历史滑过上世纪50年代，在炮声轰轰的朝鲜战场上，高吭激越的豫剧曲调正在响起：“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
”是的，那是河南人的骄傲，奇女子常香玉，正在率团义演。
当年，就是她，不辞劳苦，全国巡演，竟为志愿军募捐了两架飞机。
河南人的爱国情怀，一旦被激发，他们可以创造出无数个奇迹来。
需要补充的是，著名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也常眠在这片土地上。
河南文人中，这种可贵的人文情怀，表现最明显的便是巩县人杜甫了。
这位大诗人，令人尊敬的只能用伟大来形容。
他是如此深爱着这片土地。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他对社会不公的愤怒，“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是他对战火下孤苦百姓的同情，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他最朴素的人文理想。
还有那沉甸甸，至今诵读依然揪心的“三吏三别”，是他对暴政的讽刺控诉。
这些美丽动人的诗句，不知温暖了多少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
再如中唐的洛阳人刘禹锡，他与白居易齐名，且志同道合，一致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他自愿把百姓摆在第一位，喜欢替百姓说话。
所作的政治讽刺诗，辛辣尖锐；所作怀古诗，沉郁苍凉，语浅意深；所作仿民歌诗，清新爽朗，别开生面。
而他的同乡元稹，也是此道中人。
再后来，还有个叫元结的鲁山人，其诗多反映民间疾苦之作，极力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形式主义诗风，但流于极端，平生不做近体诗，古诗也平直单调。
虽然其文学成就远不能与前辈相比，但那河南人的热血，还是相通的。
在历代为民造福的河南官员中，最聪明的要算春秋时的范蠡，最刚正的是北宋的包拯，而最无私的，也是最令人感动的便是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了。
范蠡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年的大政治家和军事家。
他出身微贱，但绝对聪明，辅作越王勾践，巧妙美人计，苦心经营，精密筹划，终灭掉吴国，成就越王一代霸业。
但功成名就时，他却不慕富贵，巧妙隐身而退。
《越绝书》云：“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 《史记·货殖列传》又载：“后游齐国，至陶，改名陶朱公，经商致富。
晚年放情太湖山水，爱好养鱼。
著《计然篇》、《养鱼经》”。
从政经商，为国为家，这位河南人，以其智慧与行动妙解了一道“读书人如何释放人文情怀”的道德难题。
其卓越的思想光辉，至今对视，依然有刺眼夺目的感觉。
那个“包龙图端坐开封府”的黑脸“清官”，又是如何在原则与人情，强权与道义之间巧妙平衡，用刚烈惩治邪恶，以智慧伸张正义。
老百姓的“天地良心”，“清官情结”，也因为这位曾在现实存在过的精神偶像，平衡了许多，安慰了许多。
而那个兰考县的现代父母官，用全部的生命和激情来实践“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想。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以党性认真地坚守着，用良知小心地调整着，让行动仔细地填充着。
如今，这个伟大的精神坐标，以纪念碑的形式矗立着，在僵化的口号里宣扬着，虽有些孤独，有些落寞，却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河南人，便是1700多年前的南阳人张仲景了。
被后世奉为“医圣”的他，面对兵荒马乱、疫病流行的惨淡现实，以最朴素的想法，最诚挚的情感，毅然选择了救死扶伤、济世苍生的医生职业，做他所能做的事情。
后来他写就的《伤寒杂病论》，便是到了今天，依然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而书中的《金匮要略》部分，更被世代医家尊为“医方之祖”。
在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侠士试剑，武士弄枪，歌者展喉，文士投笔，官员动脑，医生用手，纷纷汇聚在那面裂裂作响的人文大旗下，大气潇洒，豪情勃发地坚守着中原文明的最后一座未曾陷落的城堡。
2.除了那腔滚烫的热血，除了这般豪爽的情怀，河南人也有其秀致明艳的一面。
地域文化中，河南文人历来就以想象瑰丽奇特，文笔精致艳丽著称。
这一点的代表性人物自然是商丘人庄子了。
这个梦蝶忘我，鼓盆葬妻的河南人，现实中活得非常寒碜，甚至有些萎缩。
人瘦得“槁项黄馘”，住在“穷闾陋巷”，靠钓鱼、打草鞋维持生活。
但他的精神世界，却丰富得一蹋糊涂，潇洒得有天没地。
那洋洋洒洒的一本《庄子》，文笔优美诙谐，想象恣意汪洋，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学士必读之书。
它不但涉及哲学、人伦、政治，而且谈论美学、艺术、语言、生物、养生等方面。
闻一多和郭沫若都认为中国的艺术导源于庄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都是在它的影响下产生了。
众所周知，庄子的文章真得称得上天马行空，他自由自在地在各种时空、概念里逍遥穿行，读起来非常快感。
而庄子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编故事挪揄挖苦人。
这一点的技巧，他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高明。
如果庄子活到今世，面对世人对河南的群起攻击，我想他一个人对付，已经绰绰有余了。
而庄子文章语言的精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创造了许多新词和譬喻，至今还为世人所喜爱，所引用。
庄子对后世文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家乡的文人，自然也不例外。
唐时有一位很有名的河南诗人李贺，其诗作多以想象诡奇取胜，构思奇巧，文笔绝美，似有神助，时人称为鬼才。
而晚唐诗人李商隐(今河南沁阳县人)，善用比兴，色彩瑰丽，精于用典，形成了缜密婉丽、旨趣深微的艺术风格。
其“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都是美得不得了的千古名句。
再到宋朝，开封又出了一个史达祖，善于咏物，刻划精工，形神兼备。
如“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又如“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再如“愁与西风有约，年年同赴清秋”，这些文字多么生动，简直有呼之欲出之感。
大词人姜夔对此就佩服得很，称其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
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
”河南人能写出精妙文字的大家名作真是举不胜举。
如刘方平的《月夜》里的“虫声新透绿窗纱”，如宋祁《玉楼春》里的“红杏枝头春意闹”，都是多么漂亮可爱的句子。
自然，要写出漂亮的诗作，需要灵感，需要才气，但若两者都缺些，也不要紧，只要肯吃些苦，还是会有收获的。
在这方面，河南范阳人贾岛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看看人家是如何苦吟的，“吟哦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困难的时候，甚至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和毅力。
苦心人，天不负，这般肯下功夫，自然也能写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的千古名篇来。
而“推敲”的典故，也缘于这位爱学习，肯琢磨的老先生。
据说有一天，贾岛正在驴背上苦苦思索诗句“僧敲月下门”中是用敲还是推字，竟不小心撞了一个大官的驾。
兵士揪着老头到这个大官前问罪，问明原因，大官哈哈大笑，为其严谨的求学精神所感动，并邀请其回府，一起研究。
这个大官就是河南孟县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
如今的河南文人，或是继承发扬了老祖宗“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为百姓，为道义，为故土，文笔朴实得要命，传达的思索又厚重得叫人想哭。
或是继续着那奇巧精致的唐宋遗风，文章或求俏意求险韵，透露出古怪的精灵，或是求细腻求生动，飘逸着精美的褶皱。
但无论如何，据我了解，他们都非常认真，是文字道路上创作态度最严谨，最执着的一批文化人。
每次读起他们的文章，或是想起他们的为人，都不禁有些暖暖的感动。
3.河南除了这些星光灿烂的人文大家以外，还有几座引以为豪的城市。
从某种意义上讲，河南的文明，也正是承载在这几个城市文明的基础之上。
如安阳的浑朴，洛阳的秀致，开封的细腻等。
然而，这几个动辄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却很难找到些留存的历史坐标来。
唯能衡量的，也许只有掘地三尺，发掘那些古墓遗址了。
于是，千年文明的传承，就这样不尴不尬地散乱在那一堆堆的废墟之上。
拂去千年的尘土，参照先人的笔记，在艰涩难懂的甲骨文里，在锈迹斑斑地青铜鼎上，在残壁断垣的遗址里，在那碎片破皿的青瓷上，我们努力拚凑着这块土地上曾经闪亮的文明之光。
殷墟、商都，魏晋城郭，宋时官窑，多少辉煌与文明，多少血泪与耻辱，都因频繁的战火，黄河的泛滥，统统掩埋在厚厚的泥沙里，消失在寥寥的时空中。
关于安阳，最有名的便是发现甲骨文的殷墟了。
这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因为曾是商朝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曾有过稀世的繁华。
从那里挖出的青铜宝器，无论形制，还是工艺，都不难推测出。
只是那个时代离我们太久远了，除了臆想的骄傲，除了斑驳的文物，我们好象无法获取更多的东西。
但大气的人文遗风犹存。
在安阳老城区内有一条“仁义巷”，那里曾是明朝宰相郭朴的祖宅所在地。
据说当年郭家邻居建房造屋挤占了郭家一墙之地，郭家人气不过便和那家论理，一来二去闹得不可开交直至上了公堂。
地方官畏惧双方都是官宦之家不敢审理，于是两家继续争执。
郭家情急之下派人到京城将此事回禀郭朴，郭朴即刻回书一封。
但当郭家人满怀希望地打开书信时，不想上面竟然是这样几行诗句：“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有了这条巷的安阳，才使得冷冰冰的文物与现实的人文对接，才使得它有足够的信心安详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荣辱。
洛阳大概是河南最引以自豪的城市了。
东周、魏、晋、唐等先后在此建都，号称九朝古都。
而我以为，那些在此建都多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如魏、晋、唐等，或苟延残喘的弱势王朝，如东周。
这种尴尬的现实也正是洛阳城为什么无法大气起来的缘故，而更不幸的是，这种小朝廷必要在大一统的历史整合中一次又一次被消灭，被蹂躏，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作为首都的洛阳了。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诸多的历史名城里，洛阳是最具悲剧性的城市。
洛阳城的历史，也正是一部反反复复被毁灭，悲恨相续的血泪史。
对此古人叹云：“欲知天下兴亡事，请君且看洛阳城”。
在金戈铁马的嘶杀中，历史无法留存，文化不能延续。
特别是宋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南移，以及黄河的突然改道和肆意泛滥，洛阳永远失去再度雄起的机会。
曾有的辉煌，便永远沉封在历史的记忆之中。
如今的洛阳，已经很难找到昔日繁华的痕迹。
我们能提的，除了那一园独开独败的牡丹，除了那郊外孤零零的白马寺，除了那痕迹模糊的龙门石窟，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提及的文明见证。
在我看来，洛阳最辉煌的时刻应该是汉唐之际，做为最重要陪都时的那段好时光。
毕竟，那时她侍奉的是一个完整而强大的王朝，她也有时间打扮自己，保养自己。
当年，她可能是中国最漂亮，最壮观的城市之一。
豪富人家竞相传抄《三都赋》，搞得一时“洛阳纸贵”，那是魏晋的洛阳，“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这是盛唐的洛阳。
“年年花开帝王家”的花城洛阳，如今也只能从阴冷古籍里寻找，在一帘幽梦里重现。
开封比洛阳幸运，就在于她虽然也侍奉过一些类似的小王朝，但毕竟在近150年的时间曾专心侍奉过一个当时世界上文化与经济最发达的北宋王朝。
看过《清明上河图》的，都无不为那个辉煌而繁华的帝都所惊服。
而图上所展现的，才是帝都小小的一角罢了。
当年的汴京，有外城内城。
外城方十三里，内城七里，城周有城门十二座。
城外有护城河围绕，河宽百尺，河的两岸种有榆树杨柳，朱门白墙掩映于树木的翠绿之间。
有四条河自城中流过，大都是自西而东，其中最大者为洋河，从安徽河南大平原而来的食粮，全在此河上运输。
河上的水门夜间关闭。
城内大街通行，每隔百码，设有警卫。
自城中流过的河道上，架有雕刻的油漆木桥相通。
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官家的马车，牛车，轿子在街上川流不息。
坐着女人的牛车上，帘子都放了下来。
在皇城有个特点，就是必须戴帽子，即使低贱如算命看相的，也要打扮得像个读书人。
想想看，若那《清明上河图》的繁华再现，那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画面。
如今的开封城，除了那幢突兀的铁塔，已经找不到一丁点宋时的痕迹。
那中州盛日，“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的绝世繁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运河里的林立帆船，大相国寺前的技艺杂耍。
也都成了遥远时空模糊的印象。
不过，时至今日，作为一个内陆城市，开封城里的那几泊湖水，还是非常漂亮，非常好看。
而城内四处悬挂的诗书字画，栩栩如生的汴绣，浓郁的美食文化，明示着一脉相承的中原文化，依然靠着强大的文明惯性及坚韧的生命力，延续下来。
提到河南，提到城市，若不提省会郑州，自然有些过不去。
但作为一个城市，许多河南人并不喜欢郑州，觉得没底蕴，没特色，只是粗笨地矗立在中原大地上，毫无大家风范。
郑州的存在，好象只是一个交通枢纽的意义罢了。
它好象还远远不够成熟，不能承担起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的重担来。
至此，我们发现了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人口大省，中原大省的河南，却找不到一个相匹配的精神坐标来对称，找不出一个相匹配的现代城市来代表。
具体来说，郑州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市，而开封是唯有灵魂的城市，谈及洛阳，则是除了历史什么都没有。
失去精神导向及文明凝聚力的河南，愈发呈一盘散沙。
而河南的尴尬还不仅仅如此。
最难堪的莫过于，在积有如此丰厚人文精神的土地上，河南人却无法形成一种群体向上的积极人格。
散乱一地的，屈牙突嘴的，只是些小农文明残留的固疾。
失去人文导向与精神坐标的河南人，只好有些无奈，有些不甘的灰头土脸地生活着，隐忍着。
4.在河南地域文化的长河里，人文精神的汇聚、碰撞与整合，有时也不免会有些偏差，出些尴尬。
最早的尴尬，来自愚公。
豫西北与山西交界处，有王屋山一座，相传，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对于愚公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同志当年给予极高的肯定与评价。
而愚公当年移山的心愿，是建立在自己香火不断的前提之上，即子子孙孙，无穷匮焉。
五六十年代，也许缘于他老人家对这个故事的情有独钟，才提出“人多力量大”的重要指示吧。
那时，大家觉悟都很高，于是，指示被积极地贯彻，而且大家都很自豪能超指标完成任务。
据我翻阅的资料来看，建国以来，几乎全国省市人口都翻了一番多，增长最少是山西，只长了近三分之一，而人口增长速度最快，也是最多的省份便是河南省。
官方统计表明，1949年，河南省共计人口4174万，而到了1996年，竟达9172万之多，翻了近2.3倍，是人口最超常的省份。
作为愚公后代的河南人，大概对于人口数量有着朴素的迷信情绪。
人多好办事嘛，领袖就这么说的。
这话好象也没说错，五六十年代，驰名中外的红旗渠，就是河南人开挖的嘛。
据说，那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水渠。
没有那么多人，能办成这样的大事吗
而另一个尴尬便是战国时期卫国大商人吕不韦了。
他是淮阳人，在他那个时代，他绝对是个成功的商人。
即无侠客的利剑，又无游士的巧嘴，若与当时的权贵结交，鼓囊囊的钱袋，大概是唯一，也是最见效的“资本”了。
吕老板最大的一笔买卖就是把私生子送进秦宫当了太子，即后来那个统一中国的秦始皇。
他绝对是个有战略眼光的野心家。
能把一番投机事业做得如此象模象样，轰轰烈烈，心机、城府绝非常人可比。
他是商人，也做过秦国的相国，并令门人编撰过一本在文化史上很有名的典籍《吕氏春秋》，如果加上那个私生子，成就果真不一般。
然而，从个体意义上讲，他却是很失败的。
他的种种行为，说到底只是一种权钱交易的投机行为，自然名不正言不顺。
大家也知道他最后死得莫名其妙，不清不白。
不能善始善终，大概是所有投机家的宿命。
便是不计成败，不论手段，单论他历史地位，也有些不尴不尬。
在史家眼里，兴趣也多集中在他的冒险传奇和投机才华；便是涉及那本《吕氏春秋》，也是刻意描述他“一字千金”的策划天才和骄奢卖弄。
虽他曾身为秦相国，可在史书中也是轻轻一笔带过，肯定的只是他的商业才干。
在百姓眼里，更多是好奇他与赢正母后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惊叹他一生的冒险奇迹和不可思议的投资眼光。
这位可怜的河南人，作商人，没有他同乡前辈范蠡成功和地道，自然受不起那份敬重。
作政治家，也纯粹只是权钱交易的产物，是投机成功后抢到的一件犒赏品（自己犒劳自己，安慰自己）罢了，自然失去了应有的厚重。
而作文学家，这就更无从谈及，至多只是挂个虚名而已。
于是。
这位吕老板，就那样轻飘飘地夹在史册里，风雨了一世，尴尬了千年。
吕不韦虽然尴尬，但不影响他的名气。
有他这样的好导师以及好案例，自他而下，从来不缺效法他的投机者和野心家。
中国的政治场上，也就平添了几份乌烟瘴气，多增了些荒唐闹剧；而中国的商人，也被刺激得不愿好好做生意，而或你情我愿，或半推半就，向“官商合作”暗使秋波，或干脆投怀送抱，也是忙得不亦乐乎，搞得乱七八糟。
从经济理论上讲，吕不韦的最大贡献就是验证了投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也大概因为他，中国传统社会里才开始有了“无商不奸”的行业歧视。
而人文意义上最大的错位莫过于宋朝大儒的“二程”程颖和程颐了。
这两位说着浓浓豫中话的老先生，大力发扬大宋开国元勋郭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的理论，狠不得把整个世界都装在一部论语当中。
嵩阳书院的枯黄灯光下，两位老先生苦思冥想，孜孜求证，象个勤奋的老农，把中国伦理那片庄稼地收拾得方方正正，齐齐整整。
于是，理学诞生了，文人的思想也开始不自由了。
在此，我并不想刻意否定二位老先生在学术和哲学上的成就与正面意义，也绝对敬佩两位老人的人格魅力及初始动机。
只可惜，不知是后人的愚笨，还是上面头儿的别有用心，那四书五经，那中庸之道，渐渐失去孔老夫子清新的香味，而渐渐风化成一块又臭又硬的老豆腐干。
虽然，以后的七八百年，许多读书人依然嚼得不亦乐乎。
但我还是不喜欢，许多读书人也没办法喜欢起来。
这与两位老先生的初衷大相径庭，也是二位最尴尬之处，便是到了今天，曾经的大圣人，也只能灰头土脸地躲在古书堆里哀叹。
那座曾车马拥塞，喧嚣一时的嵩阳书院，也只能在荒凉的冷落中回想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
唯一欣慰的是，河南的老乡没有忘记他们，近乎固板地痴迷着那能圆通一切的“中庸”之道。
就性格而言，当中庸被理性克制时，会转化成一种宽厚睿智的美德，而在无发限放大时，就会沦为不思进取，自欺欺人的精神鸦片。
而河南人最大的尴尬也正在于此。
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于历史板块的质疑，无非期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一些启示，并能够重新树立自信，然后大胆扬弃，创新，从而在涅磐的烈火中打造更开放，更健康的群体人格。
而审视历史的最终目的，也正在于追寻其文化背后的现代人文意义。
那些灼痛的历史伤疤，期望能给以针刺的精神自醒，那些辉煌的文明骄绩，又能鼓以鞭策的奋进力量。
无论如何，地域文化的雄起，群体人格的重塑，我们都任重而道远。
记得百年前一位西方哲人批评中国，说“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这样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
但就自醒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反思过，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千年以来，就人格精神，我们到底改变了多少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黄河古道边（难道仅仅在黄河古道边
），依然密密麻麻交叠着那么多似曾相识的面孔，麻木而略带几丝狡黠，憨厚又有几份豁达。
这些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作为一个群体形象，千年前如此，千年后也如此，这个新千年，我们还要继续讨论这个尴尬的人文群体，只是期望时间不要太长，不要长得忘了我们从那里来，不要长得羞辱自家还不知羞。
行笔至此，不禁想起八十年前河南省主席冯玉祥将军在制豫方针中特别强调的那句话：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
河南郑州历史博物馆简介
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
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
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
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
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
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
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
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
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
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
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
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
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
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
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
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
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
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
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
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
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
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
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
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
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
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
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
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
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
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
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
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
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
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
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
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
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
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
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
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
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
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
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
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
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
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
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
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
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
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
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
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
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
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
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
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
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
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
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
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
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
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