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熄烽县集中营
西江千户苗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山县东北部的山麓离县城36km，距离黔东南州州府凯里35km，距离省会贵阳市约260km。
由十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
据统计，在清朝咸丰年间（1729年）西江千户苗寨有600多户，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为1040户，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增至1227户，1997年为1115户。
据2005年的最新统计，西江千户苗寨现共有住户1258户，人口5326人，其中苗族人口占99.5％。
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形为典型河流谷地，清澈见底的白水河穿寨而过，苗寨的主体位于河流东北侧的河谷坡地上。
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苗族同胞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在苗寨上游地区开辟出了大片的梯田，形成了浓郁的农耕文化与优美的田园风光。
由于受耕地资源的限制，生活在这里的苗族居民充分利用这里的地形特点，在半山建造独具特色的吊脚楼，上千户吊脚楼随着地形的起伏变化，层峦叠嶂，鳞次栉比，蔚为壮观。
这里的苗族居民根据自己的信仰和习俗，在每个村寨的坡头都种植了成片的枫树林作为护寨树，成为当地重要的自然景观之一。
西江苗族是黔东南苗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主要居住的是苗族的“西”氏族。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苗寨，西江千户苗寨拥有深厚的苗族文化积淀，这里的苗族建筑、服饰、银饰、语言、饮食、传统习俗不但典型，而且保存较好。
西江苗族过去穿长袍，包头巾头帕，颜色都是黑色的，故称“黑苗”，也称“长裙苗”。
西江苗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中部方言的北部次方言，这里现使用的文字是通用的汉语言文字，尽管汉语言是西江苗族与外界交流的必备语言工具，但苗族人之间的交流仍然使用苗语。
在清雍正开辟“新疆六厅”以前，西江基本处于化外之地，地方事务多由自然领袖管理，与汉族地区有显著差别，实行自主管理内部事务。
西江苗族的自然领袖主要包括“方老”、“寨老”、“族老”、“理老”、“榔头”、“鼓藏头”、“活路头”等，不同性质的自然领袖其职责也不同，相互之间具有分工协作的性质，共同维护苗寨的安全与利益。
“方老”是自然地方的最高领袖，每个自然地方下辖若干相互有密切联系的村寨，“寨老”是每个苗寨的最高领袖，“族老”则是某一家族的领袖，“理老”一般由德高望众、学识丰富的人担任，主要负责民间纠纷的调解、裁断，“榔头”主要负责刑罚，维持地方治安，“鼓藏头”负责召集和主持祭祀、祭祖活动，“活路头”则主持安排农业生产。
其中，鼓藏头和活路头是世袭的，而其他自然领袖一般是群众选举出来的。
“议榔”是苗族社会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由方老、寨老、榔头等组织的群众议事会，以对内部的各种重要纠纷和外敌入侵进行商议、决断。
议榔大会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如果社会安定，无争无议，也可两、三年举行一次，遇外敌来犯时则临时召开。
西江的议榔一般是分头在各寨子的风景林中举行。
清政府在苗疆实施“改土归流”后，西江苗寨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方老、寨老等自然领袖已基本不存在了，但负责祭祀和生产的鼓藏头与活路头仍得以世袭保留。
长期以来，农业一直在西江千户苗寨产业结构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
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虽能养活生活在这里的数千人口，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十分缓慢。
1982年，西江被省人民政府列为贵州东线民族风情旅游景点，1992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被列为全省首期村镇保护和建设项目5个重点民族村镇之一，2005年11月“中国民族博物馆西江千户苗寨馆”在此挂牌，西江千户苗寨的旅游知名度不断提高，前来观光旅游的游客日益增多。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西江千户苗寨的后发优势开始显现，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带来了新的契机。
西江的苗族是以“西”氏族为主的多支苗族经过多次迁徙融合后形成的统一体。
距今5000多年以前，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的九黎集团在向北扩张的过程中，与东进和南下的炎帝、黄帝部落发生了剧烈的武力冲突，经过长时间的征战，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集团在涿鹿地区被击败，蚩尤被黄帝擒杀。
大部分苗族先民被迫开始第一次大迁徙，放弃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退回到长江中下游平原，并于洞庭湖和鄱阳湖之滨建立了“三苗国”。
随着三苗部落的日渐强大，尧、舜多次对“三苗”进行征剿。
舜帝即位后，“南巡狩猎”，对不服舜帝管制的“三苗”进一步攻掠，苗族先民再次被迫向西南和西北地区迁徙，其中被迫向西北迁徙的这支苗族先民一部分融合于“羌人”，成为西羌的先民，一部分则因人口增多，耕地少而向平原地区迁徙，从青海往南到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西部，有的更向南、向西深入老挝、越南等地。
而往西南迁徙的苗族先民则与楚人和睦相处，成为后来“楚蛮”的主要成员。
战国时期，秦灭楚以后，一部分苗族背井离乡，长途跋涉西迁，进入武陵山区的五溪一带，形成历史上著名的“武陵蛮”。
到西汉时期，这部分苗族先民在这里较快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与汉王朝相抗衡的一股势力。
公元47年，汉王朝派出军队征剿“武陵蛮”，迫使苗族再次离乡背井，一部分进入黔东北地区（今铜仁一带），一部分则南下广西融水，后又溯都柳江而上到达今天的榕江、雷山、台江、施秉等地。
苗族在数次大迁徙中，分化成了许多不同的分支。
其中，柳氏族、西氏族、尤氏族、苟氏族等几乎是同时到达贵州榕江，由于西氏族在榕江多处辗转，到达西江的时间晚于柳氏族。
西氏族到达西江的年代约在600多年以前，但在西氏族到达以前，这里已经居住着苗族“赏”氏族。
西江地名中的“西”指西氏族，“江”通“讨”，即西江是“西”氏族向“赏”氏族讨来的地方，“西江”因此而得名。
“西”氏族到达并定居在西江以后，陆续又有其他苗族分支迁来，形成以“西”氏族为主体的苗族融合体。
传说西江有千年以上历史。
西江苗族和苗族先祖蚩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林荫记》中记录的西江苗族子连父名的世系谱，从蚩尤到1732年间共有284代，说明生活在西江的苗族是蚩尤的直系后裔。
清乾隆年间，清政府为了管理苗疆，对苗族人民实行编户定籍，强行取消了苗族子连父名的传统，用苗名的谐音来定汉姓，目前西江境内苗族的蒋、唐、侯、杨、董、宋、顾、龙、陆、李、梁、毛、陈、金、吴等姓就是由此而来。
春秋战国时期，雷山属牂牁国与且兰国之边地，战国时属大夜郎国，秦时属象郡且兰县边境，西汉时处且兰、毋敛两县之间，东汉时属毋敛县，三国属蜀国之牂牁郡辖之边地，魏晋时期属牂牁郡宾化县境，唐朝时属于罗恭县，五代至宋朝属夔州路绍庆府羁縻州，元初属“管外苗族地区”，元朝中期属湖广省播州宣慰司，明属管外苗族地区。
从秦汉到元、明、清初，雷公山大山区朝廷的设置虽有涉及，但郡县制、羁縻州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极弱，甚至没有直接治理，在历史上多被称为“蛮荒之地”、“生苗”、“生界”等。
雍正七年（1729年），贵州巡抚张广泗开辟苗疆，设“新疆六厅”，置丹江厅，下辖丹江卫和凯里卫，西江属丹江卫。
乾隆三年（1738年），丹江卫设置了分土司，包括黄茅岭司、鸡讲司、乌叠司，鸡讲司就位于现西江西南附近的营上村，从此西江才被列入中原政权的治理范围。
1914年，丹江改厅称县，西江属其辖内，1945年，丹江撤县，西江改归台江县管辖。
1944年，置雷山设置局，西江复归雷山管辖，改为西江镇。
1950年，雷山设立县人民政府，西江属于第二区公所。
1954年，建立雷山县苗族自治区，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属西江区，1959年，雷山、炉山、丹寨、麻江并入凯里大县，西江属于凯里县的雷山片。
1961年，恢复雷山县，建丹江、西江、大塘、永乐四区、44个公社，千户苗寨当时属于西江区西江镇。
1992年，撤区并乡后，千户苗寨属于西江镇管辖至今。
西江千户苗寨是典型的山区农业村寨，虽然近年来不少村民外出务工或就地从事旅游接待，但绝大多数居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仍然是农业生产，依然沿袭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苗寨上游的大片耕地是全寨居民主要的生活来源，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土豆、红薯以及辣椒等。
西江千户苗寨已合并，根据原资料统计，各村的基本社会经济状况如下： 原羊排村：下辖12个村民小组，345户，1308人，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59.94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510元，其中农业收入900元，劳务收入400元，旅游收入210元。
全村现有耕地面积1346亩，其中水田1225亩，旱地121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412kg。
原东引村：下辖7个村民小组，308户，1318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43.3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460元，其中农业收入810元，劳务收入470元，旅游收入180元。
现有耕地面积769亩，其中水田面积692亩，旱地77亩。
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81kg。
原南贵村：下辖8个村民小组，235户，899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159.92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458元，其中农业收入790元，劳务收入490元，旅游收入178元。
现有耕地面积640亩，其中水田面积564亩，旱地76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71.2kg。
原平寨村：下辖10个村民小组，397户，1495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30.9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80元，其中农业收入750元，劳务收入510元，旅游收入120元。
全寨现有耕地面积824亩，其中水田面积767亩，旱地57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66.5kg.西江千户苗寨属亚热带湿润山地季风气候，年降水量约1300～1500mm，年平均气温14～16℃，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当北京、上海、广州、重庆、长沙等城市炎热难耐之时，这里却清凉宜人，是消夏避暑的好去处。
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为一断层谷地，清澈见底的白水河在谷底蜿蜒穿寨而过。
谷地两侧山地并不对称，相对高度达数百米。
西南侧山高坡陡，宛若一道高大的屏风，护卫着千户苗寨千百年来宁静的田园生活；东北侧的山地则舒缓得多，鳞次栉比的吊脚楼依山而建，顺着地势的起伏呈现出多样的变化。
苗寨东南侧，是白水河长期侧向侵蚀塑造成的一个山间盆地，盆地虽然不大，却是西江苗族同胞世代耕作、赖以为生的地方，盆地底部是成片的水田，北面山地已被开垦为梯田和旱地。
西江千户苗寨四周的山地上，森林植被保存较好，尤其是苗寨西南部的山坡上，尚保留着大片的乔木林。
苗寨内的也东、羊排、南桂等自然村寨内零星分布着小片的枫树林，呈现出苗族居民和自然和谐共处的景象。
相对封闭的地形条件、和谐安宁的苗寨、清澈诱人的白水河、茂盛的植被覆盖、成片的梯田景观，构成了一幅优美的苗岭山水田园风光，极具旅游美学和开发价值. 西江千户苗寨的苗族建筑以木质的吊脚楼为主，为穿斗式歇山顶结构。
分平地吊脚楼和斜坡吊脚楼两大类，一般为三层的四榀三间或五榀四间结构。
底层用于存放生产工具、关养家禽与牲畜、储存肥料或用作厕所。
第二层用作客厅、堂屋、卧室和厨房，堂屋外侧建有独特的“美人靠”，苗语称“阶息”，主要用于乘凉、观景和休息，是苗族建筑的一大特色。
第三层主要用于存放谷物、饲料等生产、生活资料。
西江吊脚楼不但造型美观实用，而且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很高的科学文化价值。
1、西江苗族吊脚楼源于上古居民的南方干栏式建筑，是中华上古居民建筑的活化石。
这种建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距今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苗族最早的文明发源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西江苗族就是传承了这种古老的建筑风格。
2005年，西江千户苗寨吊脚楼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西江吊脚楼结构严谨，建筑工匠巧妙运用力学原理，运用长方形、三角形、菱形等多重结构的组合，柱柱相连，枋枋相接，构成了三维空间的网络体系。
这种建筑看似上实下虚，但牢实坚固，非常实用，在建筑学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
3、一栋栋的吊脚楼沿山坡依次第上，上千栋吊脚楼相连成片，形成一个整体的环形，形成了单个吊脚楼所不具备的视觉效果。
吊脚楼群与周围的青山绿水和田园风光融为一体，和谐统一，相得益彰，使得西江吊脚楼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4、西江苗族将吊脚楼建在斜坡上，将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平地用于耕作，反映了苗族居民珍惜土地、节约用地的民族心理，在我国当前人多地少的形势下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5、西江苗族在建房时，对发墨、中柱、正梁有一套讲究和禁忌，特别是上梁的祝辞和立房歌，具有浓厚的苗族宗教文化色彩。
因此，苗族的吊脚楼不但具有较好的美学和建筑学价值，而且还是苗族传统文化重要的承载者。
除了吊脚楼外，风雨桥也是西江千户苗寨的重要建筑之一。
出于改善村寨风水条件和方便居民生活考虑，多数苗寨都在自己村寨附近建有风雨桥，以关风蓄气和挡风遮雨。
西江以前有风雨木桥，主要有平寨通往欧嘎的平寨风雨桥和南桂村关锁整个西江大寨风水的南寿风雨桥。
由于是木质结构，几经修复又被洪水冲毁。
现在西江唯一的风雨桥是连接大寨和西江中学的弓形水泥桥，是在过去风雨桥的基础上恢复重建的，由于采用水泥和木材的混合结构，使得风雨桥的坚实性和抵御洪水的能力大大增加。
虽然农业依然是西江千户苗寨的主导产业，但在过去十余年间，大量慕名而来的旅游者陆续前来观光，推动了西江旅游业的发展。
调查表明，除了本省游客以外，前来西江旅游的国内游客主要来自重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北京以及上海等全国各地，国外游客主要来自美国、法国、日本、英国、西班牙和比利时等。
由于旅游接待设施不够完善，目前主要以一日游游客为主，一般上午到达，下午离去。
少部分多日游的客人，主要为前来写生的艺术专业大学生和从事西江研究的专家学者。
统计表明，在过去六年间，西江千户苗寨的游客数量持续增长。
2000年至2005年0.75万人、1.2万人、2.4万人、2.15（非典）、3.5万人，2006年猛增至7.5万人，国外游客也从2000年的200人发展到2006年的3000人。
目前，西江千户苗寨已有苗家乐100余家，旅游商品店铺30余家，已经开发出的旅游商品主要有银饰系列、苗族服装、刺绣系列等。
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旅游接待设施和旅游纪念品的发展还有较大的空间。
贵阳有什么红色旅游景点
1.贵州红军长征线红色旅游系列景区（遵义市遵义会议会址，红花岗区红军山烈士陵园，汇川区，桐梓县娄山关景区，赤水市赤水红军烈士陵园，习水县、赤水市、仁怀市风溪渡口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地，习水县黄皮涧战斗遗址，赤水市丙安红一军团纪念馆；黔南州瓮安县、遵义市余庆县、遵义县和息烽县乌江景区；黔东南州黎平县黎平会议旧址） 2.贵阳市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3.安顺市王若飞故居
普通话的由一来
历史沿革商据记载当时均持中原雅音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所这也表很早以前人们都已经有了“雅音入市”共同的心愿。
隋代最早能够找到的官方推广共同语政策在隋代。
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
由于当时中国北方地区长期在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汉族习俗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心想恢复汉族礼乐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复汉族文化的举措，其中包括命陆法言等编著《切韵》，审定比较经典、纯正的汉语。
唐代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
事实上，根据中古音韵所拟的唐诗读音，便与今日的粤语极为相近，指粤语为唐代正音并不为过。
——参见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4] 之附录《唐诗拟音举例》，中华书局，1956。
宋代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
而在北宋亡国后，南宋时代的刘渊又基于《广韵》著《平水韵》。
元代元代定都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
元代朝廷规定学校教学要使用以大都语音为标准的天下通语。
元代盛行杂剧和散曲，这是两种接近口头语言的新的文学形式。
著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都是大都人，他们的作品《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反映出当时大都话的面貌。
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归纳的语音（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北京话，因此，大都话成为近代普通话开始形成的最原始基础。
明代元代将近百年的统治使得传统的汉人的礼乐风俗、语言文化发生巨大变化。
明代以后，由于语音演变的原因使中国北方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元代所编的《蒙古字韵》仅存十五韵，失去了传统汉语的特点；所以当时的语音距离唐宋的二百零六音韵体系甚远，而更接近现在的北方话和普通话。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第八年，命乐韶凤、宋濂参考典籍中的《中原音韵》和中原雅音，编著《洪武正韵》作为官方韵书。
《明史·乐韶凤传》记载：“八年，帝以旧韵出江左，多失正，命与廷臣参考中原雅音正之，书成，名《洪武正韵》”。
《洪武正韵》所平、去、入分部与《中原音韵》相类似，不过它对入声的处理则有所不同。
对于此书这种保留入声韵和全浊声母，音韵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张世录、王力等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是因为此书的编者不敢完全推翻历来极为通行的旧韵书。
二是因为编者绝大多数是南方人，若不是精通音韵且熟习中原之音，就难免受方言影响。
同时元代的《中原音韵》是否有入声和全浊声母存在争议。
清代清朝入主中原，汉人仍说汉语，部分汉官操明代官话，所以清朝官场上的官方语言，实际上是满汉双语制。
清代北京话分文读、白读两种，文读是旧的标准音，接近《洪武正韵》，读书人多用，但到了清后期，基本失传，只剩下了白读。
清中期，随着对汉臣的倚重，且为提高办公效率，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
1728年，雍正皇帝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由政府主导的推广标准音。
到清中后期，北方的大多数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等）都和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新官话靠拢，其影响已经超过基于《洪武正韵》的南京话，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最流通最广的语言。
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日本人把日本语的民族共同语叫做国语。
国语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代一本书的名字，日本人把国语当做民族共同语的名称。
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
1909年清政府把官话称为国语。
1911年清朝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以京音为准的官话为国语，取代原来明代官话（《洪武正韵》）的地位，并且加大力度推广。
民国辛亥革命之后，国语这个词得到当时北洋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称呼。
但是，清王朝的覆灭使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因此，民国初期出现两场关于国语的争论。
1912年12月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稚晖）任主任，并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8条。
规定读音统一会的职责是为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
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
当时来自北方直隶省的著名语言学家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的发明人）对于会员构成非常不满，指出江浙人占25人之多，其中来自无锡的就有5人。
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会议实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个会员一票。
当时对于一省一票制度争论也很激烈，来自江苏的汪荣宝声称，“若每省一表决权，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
”王照反问：“此语做何解释
”汪不语，王照接着质问：“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
”北方会员坚决要求每省一票，威胁说如果通不过就自行解散退出会议。
最后在教育部代部长董鸿炜推动下，终于通过了一省一票制度。
这个一省一票的制度是解读会议结果的关键。
该会从清代李光地的《音韵阐微》中选出一批比较常用的汉字，对每个字都用每省一个表决权、多数票决定的办法，在1913年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读音，又对”俚俗通行”的汉字和化学新字、度量衡译音字等600多个，同样审定了读音。
这样审定的汉字读音用当时新制定的注音字母注音，称为“国音”。
国音统一会议终于在5月22日闭幕，由于会议期间争吵激烈，会议的议长吴敬恒在4月22日辞职，接任的王照也在5月7日后请了病假，临时由直隶的王璞主持会议。
当时对于浊音和入声尤为激烈，江苏代表汪荣宝夸张地说：“南人若无浊音及入声，便过不得日子。
”同样是江苏的代表、会议议长吴敬恒也语出惊人：“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
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
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一省一票原则的多数票决定“国音”。
整体来说，最后的结果还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主要参考南京语音），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
这次会议审定的汉字读音被后人称之为“老国音”。
并从1918年开始推行。
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钱玄同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号召“废孔学不可不废汉文”，提出以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主张。
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何以故
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
紧随其后，一大批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诸如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周辨明、许锡五等人，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罗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浪潮。
所谓国语罗马字，就是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韵、调。
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国音”的比较复杂的语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
因此，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要求统一汉字语音，以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
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
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
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
国音是主要“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
京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
两派争吵非常厉害。
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
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马裕藻、周作人、刘复、钱玄同、胡适等人提出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其中第三项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蘇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平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最後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
1921年，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国语留声机片先後发行，确定了国音声调。
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由王璞在上海发音，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短而不促，仿自北京读书音。
国语留声机片是赵元任在美国发音，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发行，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则为标准南京音。
“国语统一筹备会”成员胡适胡适在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班、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
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讲义作底本出版《国语文学史》。
胡适说“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
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
所以必需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胡适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
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
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
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
”“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剧本。
…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国语,就是将来的标准国语。
这就是说:我们下手的方法,只有用全力用白话创造文学。
白话文学的真美被社会公认之时,标准化的国语自然成立了。
”《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
”北京大学国文系以胡适、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志摩的诗歌为教材，极大的推动了新文学运动。
到了五四运动以后,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髙潮掀起,北京教育部也竭力提倡国语,白话语体彻底占领了小学教育的阵地。
1924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国语运动和新文学，与以南京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形成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声势。
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一文。
国音常用字汇1928年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案”。
7月12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等六人为起草委员，逐字审改《国音字典》，正式采用北平地方音编成《国音常用字汇》取代《国音字典》。
后来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
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谓以现代的确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1935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始进行国语的全面普及和推广教育工作。
1932年之後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
1937年，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辞典《国语辞典》由黎锦熙、钱玄同主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出版。
新中国宣传标语“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
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
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
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
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
”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
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新华字典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叶圣陶力主将小学“国语”科改称“语文”。
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规定：“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
”“讲解用的语言，仍用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不用方言土语。
”《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再次强调：“教给儿童的语言必须是规范化的汉民族的共同语言。
这种语言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是小学语文科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一是词的声音。
这首先要求依照普通话的语音进行教学；在方言区域须特别注意正音工作。
”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新中国的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5年11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推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语言规范化的通知》。
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补充了对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6]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
“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
“普通话”中的“普通”二字有“普遍”和“共通”的含义。
1982年，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推广普通话，提出“所有学校都应该是推广普通话的阵地”、“中学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
1990年国家语委明确以广东、福建两省和上海市作为南方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地区。
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普通话”。
1991年派出专门的调查组深入广东、福建的一些地区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两省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提出建议。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确立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
2014年9月21日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与河北省政府共同举办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重点活动在河北省滦平县举行。
2014年是国务院确定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17周年。
李卫红说：“17年来，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全国有70%以上的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中华民族几千年书同字、语同音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普通话是以北京话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与会专家认为，推广普通话不是要人为地消灭方言，而是为了消除不同方言的隔阂，以利于社会交际。
[7]
清明人们去大槐树怎么寻根祭祖园作文
yanlifan2 -据说小脚趾指甲两瓣瓣的都是大槐树下先人的后代 我也隐约记得有这种说法。
我的小脚趾也是这样的呀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 “问我祖先在何处
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
大槐树下老鹳窝。
”数百年来，这首民谣在我国广大地区祖辈相传，妇孺皆知。
一棵古大槐树，魂牵许多代，几个世纪以来，洪洞县古大槐树迁民遗址，被海内外众多华夏子孙喻为“家”、称做“祖”、看做“根”，成为众人心中的故乡。
寻根 古大槐树，又称洪洞大槐树，位于山西省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的贾村。
从安徽合肥前来寻根的李树平老先生，沿着坑坑洼洼的水泥路面，穿过早市的西贾村，两边卖菜的、卖肉的，来来往往的村民络绎不绝，对于外乡人前来寻根问祖，这里人早习以为常。
七八个10岁左右的孩子在遗址前的广场上疯狂地抢着追逐足球。
虽然是玩耍，但胜利者模仿着电视里球星式的欢呼———挥臂狂奔，颇有几分专业味道
他们的身后是具有600年历史的古大槐树迁民遗址，这个中国古代距今规模最大的移民地让无数的炎黄子孙为之牵魂。
“几百年转来转去，广济寺和大槐树早已被汾水冲毁，一代古槐（距今有800多年的历史）只余遗址，幸而在一代大槐树遗址以东约5米的地方同根滋生出第二代槐树，这就是现在干枯了的那棵大树，它也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二代槐树干枯后，1974年被飓风吹倒，县上拨了专款整修，1999年起先后数次进行了防腐处理。
”导游小姐每天都要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段话给每一个寻祖的人听。
祭祖堂里右首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表上共有八百多姓，正面供奉着它们的牌位，这大大超过了《百家姓》。
它们都是六百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后经搜集整理，公诸于墙，以便寻根查询。
近年来，不管是大陆民众还是海外同胞都竞相来此寻根祭祖，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
据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管理所的所长范忠义介绍：自1991年4月1日起至10日（中国传统的清明节期间）举办了首届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节以来，到现在为止已成功举办了14届，每年都有来自海内外的数万游子参加祭祖活动，缅怀祖先。
迁徙 据史料记载：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是中国历代规模最大的官方移民，是明朝移民的重点。
由于元朝末年，元mop.com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黄淮流域饥荒频发，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
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以至于“生民百遗一，千里无鸡鸣”。
元末战乱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
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
在元末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一种景象，相对安定，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经济繁荣，人丁兴旺。
外省大量难民流入山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地区。
明灭元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8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涉及到了18个省的490多个县市的882个姓氏。
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安徽、山东等省。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
相传，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香客不绝。
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
汾河滩上的老鹳在树上构窝筑巢，甚为壮观。
明mop.com在广济寺和大槐树下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鹳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不忍离去。
为此，大槐树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mop.com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
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
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
修复 故土难舍，是中华民族的故土情结。
大槐树的移民遗址在旧时人们并不十分重视，现在的部分建筑是1913年，宦游山东的洪洞人景大启、刘子林倡议募款而建。
清末，贾村人景大启告老还乡后，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
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
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
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
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
传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
但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拜祭，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
”他们不但没抢掠，反而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使得附近的百姓免于战乱之灾。
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故而题词：“荫庇群生”。
建国后，mop.com对文物保护工作十分重视。
1959年大槐树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又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mop.com多次拨专款修缮，并派专人管理，育花植树。
1983年，建了门楼、围墙。
在古槐北路通往大槐树祭祖园的路口修建了一座雕梁画栋、古色古香的牌楼。
对于山西省洪洞县,多数人知道它大概是因为那段著名的京剧唱词:“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然而这次到了山西,才真正意识到比苏三更有名的是大槐树下的移民故事,以前在一些史书上看过这个故事,了解到在元朝末年朱元璋为了在战乱后恢复生气,把经济繁荣、人口昌盛的山西农民，移往荒凉地区。
从朱元璋到他的儿子燕王朱棣所统治的年代里，洪洞大槐树下发生的是中国历史上有着很大影响的、惊天动地的移民运动，大槐树下的移民代代相传，移民后裔，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
每次移民，不管家在何处，都以洪洞为集中地。
本过着平安富足生活的人们，生生被拆散，家家面临生离别。
栖息在古槐树杈间的老鸹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鸹窝。
于是，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古槐的形象便牢牢地刻在了所有移民的心中“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便成了流传的歌谣。
当我们来到当年的大槐树所在地时，那棵真正的古槐已经不存在了，仅存的是一株枯的古槐躯干。
人们在那里建碑代树。
但是第一代西槐去时，第二代古槐从第一代古槐根部冒出，第三代大槐树又从枯的第二代古槐根部长出，一代接一代，延绵不断，直至今天。
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的人们在第一代古槐的遗址前祭祀叩拜，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对根的追寻和崇拜世代沿袭着。
初春季节古槐还是没有一丝绿意，但是它的枝条上结满人们系上去的红色幸运符，在寒风中似乎在祝福着大槐树的子孙后代，也象征着人类像古槐一样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我想当时这样的移民运动，当然应该属于非自愿移民。
大槐树的历史就是扶老携幼、挥泪离乡的移民史。
传说由于当时移民是被绑押解迁出的，因而至今人民走路仍有背手习惯。
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移民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
人们有哭的、有叫的、有破口大骂的、有呼儿唤女的、有哭爹叫娘的，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官兵还强迫人们登记发给凭照，每登记一个，就让被迁的人脱掉鞋，用刀子在每只脚小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以防逃跑。
相传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呵呵,POP友们注意了,这种指甲应该属山西某处的一个典型遗传性特征,而不是传说中的这样)。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
” 但是不管是不是自愿，是不是出于支援“贫困地区的”觉悟，客观上讲，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实施还是解放了生产力，使各地社会生产力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中原地区更为显著。
同时边防得到巩固，社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安定，明朝的统治得以巩固和发展，从而把我国封建社会推向更高的阶段。
几百年来，广大的古槐移民与当地人民共同奋斗，艰苦创业，对社会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这些历史的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据说，现在每年清明前后的寻根祭祖节，总会有无数不知名的禽鸟和海内外游客一起成群结队来到大槐树公园，万物生灵记载着这些移民和血泪史，也记载着大槐树子孙的功绩。
从洪洞回来的那天晚上，我特意脱掉袜子，仔细查看了自己的小脚趾甲是不是两瓣，可惜不是。
这是不是说明我就不是大槐树子孙
哑然失笑中，告诉自己，是与不是又有何妨
我们不是一样被大槐树下的故事震撼和感动吗
此时，想起在洪洞买纪念品时，那个服务员为了推销她的产品，说：“我不会找你们要高价的，你们好不容易回家了，我怎么能找家里人要高价呢
”说这话时，她是一脸的虔诚。
也许，在洪洞人眼里，来到这里的人都是家人，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这样认为，普天之下就当是一家人又有什么不好呢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
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
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
汾河滩上的老鹞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
明朝 mop.com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鸦窝显得十分。
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高大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鹞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鹤窝。
为此，大槐树和老鹤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这首民谣数百年来在我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
（据我老家的村民说，我们村就是那个时候从大槐树迁移出来，以充实北部边防的，村里的家谱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记起的。
）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mop.com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
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
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
明 mop.com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
民国二年，宦游山东的贾村人景大启告老还乡后，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
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
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
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
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
碑南二十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
八十年代初，洪洞县mop.com重修并扩建了大槐树公园。
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
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罗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
”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
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
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
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
”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
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
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
”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
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
”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
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迁民到了新的居住地点，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不论干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
为了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栽种槐树，以表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情。
有些移民到迁徙地后，以原籍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长子营等，表明这些居民是当年从赵城、洪洞等地迁去的。
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四百五十姓，供奉着他们的牌位，这大大超过了百家姓。
他们都是六百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公诸于墙，以便寻根查询。
近年来，大陆民众竞修家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
悠悠六百年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
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四百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鸽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
大槐树楹联 香挹行襟留快饮； 荫清古道倚斜阳。
茶可解饮，碧乳澄香通世味； 亭堪楼迹，绿槐夹道识乡情。
柳往槐来，到此应生离国感； 水源木本，于今犹动故乡恩。
举传嘉树；荫庇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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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桐大槐树史性迁移路线
大槐树移民：世界移民之最 在人类迁徙史上，下的迁徙无疑是范围最广、规模最大也最为惨烈的一次。
这次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引起连年不断的战乱。
元顺帝时，元丞相伯颜因农民起义首领朱光卿、棒胡是汉人，竟奏请朝廷，杀尽天下张、王、刘、李、赵五姓(当时汉人中以这五姓最多)人。
这一血腥恐怖政策终于激起了元末大规棋的农民起义。
战乱之外，水灾、瘟疫也接连不断。
黄河、大清河、小清河等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
“道路皆棒塞，人烟断绝”，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除水灾之外危害较大的是蝗灾。
从至正元年到25年：大蝗灾计有18次，从元统三年到至正末的13年中，就有15次大饥荒。
至正19年，山东出现了“民食蝗、人相食（人吃人）”的惨状。
此外，明朝洪武年间发生的“”，对山东的影响也非常大，四年的战争加剧了齐鲁大地的荒凉局面，出现“千里无鸡鸣”、“人烟绝迹”的悲惨境况。
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记载关于“”说，为争夺皇位，燕王朱棣向南京政权发动战争，持续四年，杀掠无数。
想当时，或杀，或剐，或逃，以至“道路蓁塞．田畴草莽，干村辟荔，魂哭鬼狂”，“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当元末明初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东有太行为屏藩，西有吕梁做遮挡，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
为了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和他的儿子永乐帝朱棣，相继实行了大移民政策。
当中华大地人口的天平严重失衡时，素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继承者朱棣，必然把目光瞄定山西，投向晋南，大移民不可避免地要在这里发生了。
从山西未遭战乱、人丁昌盛、经济富庶的地区，强行迁徙出大批百姓，迁往人烟稀少的河南、河北、山东等18个省份。
“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朱棣永乐十四年（1416年），近50年间，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前后竟有18次
涉及800余姓氏，上万个家族，包括汉、蒙、回三大民族。
于是，这广济寺旁、汾河岸畔的那棵并不超群出众的汉槐，便以无与伦比的身姿，走进了历史的风雨，走进了岁月的沧桑，走进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古老传说铭记移民之痛 关于当年明官府组织大规模移民，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传说。
尽管都无从考证，但却铭记了人们对大移民的难以言说之痛。
“迁民并非只迁洪洞人。
是山西迁民的聚集地，迁出的居民是以太原、平阳（今临汾）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为主。
据粗略估计，至少有数百万。
”刘中平对记者说，“当时，曾有移民的记录，具体记载着所有移民来自哪里、迁徙到哪里，可惜在文革时期被毁了。
” “关于明初洪洞大移民的原由，在河南和山东民间，传播面最广的是胡大海复仇的传说。
”刘中平说。
据说，元末时期，河南一带流浪着一个乞丐，其人五大三粗，相貌丑陋，带片披襟，蓬头垢面，体壮如牛却游手好闲，为乡亲们所不齿，人们避之如恶煞厉鬼，即使有残羹剩饭也不施舍。
他一出现，家家便关门闭户。
一日，他猝然闯而进一土财主家，伸出毛茸茸的黑手讨要，老妪为羞辱他，将一张大油饼为孙儿揩腚后，扔狗吞食，并喝狗将其咬出门外。
这乞丐就是胡大海。
胡大海深感中原人心太坏，遂暗暗立誓，有朝一日发迹后，定来此雪恨复仇。
后来，胡大海弃讨投伍至朱元璋麾下。
胡膂力过人，嗜杀成性。
疆场上，呵佛骂祖，虎口拔牙，因战功卓著，一介乞丐白日升天，成了朱明王朝的开国元勋。
朱洪武于南京君临天下，大赏功臣。
胡大海拒金银财宝田宅奴仆而不受，当朝奏明复仇事。
朱洪武知胡乃杀人魔王，踌躇再三，只恩准胡“杀一箭之地”。
胡率兵至河南境内，恰有一雁当空飞来，胡心中暗喜，弯弓发箭，箭着雁尾，雁带箭南飞，飞过河南，又掉头飞向山东，胡统兵随雁杀去，直杀得豫鲁两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所以，只好移民。
另一个说法是，朱元璋曾因为屡屡打不下山西，便迁怒于山西人，发誓将来得了天下，非把山西人迁到异地他乡不可。
“其实，这些传说都无从考证，但却被民间百姓津津乐道。
”刘中平如是说。
洪洞县志办主任张青认为，“明代大移民是一段写满血泪的悲壮历史，背井离乡，诀别故土，先祖们怎能不寸心如割，于是大槐树就成了古槐后裔任祖归宗的根。
但也不能否认移民政策带来的积极作用。
大量移民垦田，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手工业、商业得到了繁荣，人口增长迅速，对于当时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比较合理地布局了人口生存的空间。
”“山东人祖先多数可追溯到山西大槐树” 向山东移民的明朝官方记载只有两次。
据记载，第一次向山东移民是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迁往临清”；第二次是明洪武二十二年，“迁往东昌（今聊城）”。
那么，为什么后来移民后裔遍布山东呢
根据、等正史及笔记史料的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30个省市，2217个县市。
当时，向山东移民最多的是东昌府（今聊城）、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分布在如今的一百余个县市。
但是，向山东移民的官方记载只有两次。
据记载，第一次向山东移民是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迁往临清”；第二次是明洪武二十二年，“迁往东昌（今聊城）”。
那么，为什么后来移民后裔遍布山东呢
“山东人祖先多数可追溯到山西大槐树
这是因为，当年除了直接迁民外，还有很多次间接移民。
”刘中平说，“此外，因最初迁往山东的移民主要分布在鲁西、鲁西北和鲁西南一带，而这些地方多为黄河泛滥区，土贫地瘠，饱受水患之苦，成为移民自发的再次迁徙的一个固有原因。
山东当地的原住民对外来人口的排斥，也成为移民再次迁徙的一个因素。
而明朝初期朝廷在迁民时曾规定‘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致使许多同姓同宗的家族分居异地，为日后寻亲归祖埋下了伏笔。
同时，明朝官府还曾根据现实情况，组织了多次省内的迁徙。
如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将登州、莱州二府无地居民5635户迁至东昌府；洪武二十八年，又将青州、兖州、登州、莱州、济南五府家有五丁以上以及无田的农民1051户、4666口迁至地广人稀的地区等。
”山东省嘉祥县地名办公室在地名普查中发现，全县70%的自然村是洪武、永乐年间为山西移民设置的。
滕州市地名办公室也在地名考查中发现，该县共有自然村1200余个，其中明代建立的有687个。
现存425部族谱和碑文中，有225个部族明确记载是洪武以及永乐年间自洪洞县迁来。
而冠县近3000个村庄中，有近1700个是明代建立的；郓城县1300余个村庄中亦有535个是明朝建立的；定陶县1000余个村庄中有386个村的祖先来自洪洞县。
民间家谱记载先祖渊源 山东许多地区的民间族谱、家谱中，都对先祖的渊源有所记载。
有的移民与家人约定以某种物品为记号，作为后人寻亲的物证，但更多的人以槐树来纪念这次移民。
山东省曹县的中，记载了“一枪王”的故事。
谈到王氏始祖王良于洪武二十五年，举家由洪洞迁居这里。
由于王良一路上总带着一支长矛，于是就为庄子起名为“一枪王”。
以后繁衍到20余世，仍然是衣冠争荣，宗族旺盛，由“一枪王”变成了“千家王”。
山东定陶县“弯子张”庄的《张氏谱序》记载说，始祖张三老，本住山西泽州阳城县，自明时洪武年间，迁居于定陶县。
当时一家人从官府领了席片耕具，顺东南而来，千里迢迢，跋山涉水。
终于来到沙山寺北约1公里的地方。
当时这里完全是一片荒地，只好用席子搭棚，挖土坑当炉灶，勉强建成一个家。
而窝棚四周则是荒草茫茫，渺无人烟，只有几只狐兔，间或出没草丛间。
刚来的那天晚上，一家人望着天上的星星，回想千里之外的故乡，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没想到五更天的时候，忽听到东南方向有公鸡打鸣。
张三老想：“有鸡就有人家。
”天刚放亮，就到鸡鸣的地方去找，果然有人家，乃是李氏始祖李庆，而且是张三老的表兄。
于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表兄弟抱头痛哭一场，又搬到一处居住。
山东曹县刘庄的《魏刘氏合谱· 序》也记载道：予族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士,大明洪武二年(1369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历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住一村。
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铜佛为记，传流至今500余岁依然存在。
据后人回忆，始祖兄弟二人，名为光祖、亮祖，铜佛则可能是一个模样的两尊佛像。
但更多的人以槐树来纪念这次移民。
至今，在很多移民后裔生活的地区都种有槐树就是最好的例证。
为何都从洪洞大槐树出发
“当年，明朝官府选定洪洞县作为大移民的集结地，是考虑了众多因素的，如人口稠密程度、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
”刘中平对记者说。
临汾历史悠久，东倚太行，西临吕梁，尧帝曾在此地活动并建都，因此后人称临汾为“尧都”。
如今，在临汾的东南西北入口处，均可看见一个气势宏伟的大牌坊：天下第一都。
因其“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太岳，西控汾河”，因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为河内重地，其北部30公里处即为洪洞。
闻名海内外的明代大移民的出发地就在这里。
当时之洪洞，凭借古驿道，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加之广济寺院落宽展，寺旁还设有较大规模的驿站，易于政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发放川资凭照。
于是，汉槐旁的驿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据史载，明初从山西迁民，不管老百姓家在何府何州何县，都要先集中到洪洞县去。
洪洞县城北，当时有一古刹名叫广济寺，为唐朝贞观二年所建。
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寺旁有一棵大槐树，“树身数围，荫蔽数亩”。
当时山西省惟一的一条官道经过从寺旁经过，唐宋时期官府在此设立了驿馆，办理四方来往的公差事务。
“当年，明朝官府选定洪洞县作为大移民的集结地，是考虑了众多因素的。
”刘中平对记者说。
“首先是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洪洞县位处晋南临汾盆地，是当时全国的中心地带，是向各地区移民的最佳位置，成本比较低；其次，当时洪洞县地区人口稠密，户均10口人以上，具有先天的人口优势；第三是交通优势，当时山西省惟一的一条官道经过从洪洞县的广济寺旁经过；此外，这里还是晋南的行政中心，设有规模较大的驿馆，具备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组织基础。
” 当时，明朝廷采取的移民办法主要是军屯（将军队迁至某处后就地转民）、商屯、民屯等，还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发放衣物、路费、农具以及承诺免赋役三年等，但更多的是采取招诱、征派的强迫办法。
而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的导游张小姐还向记者介绍了一种传说。
“因大家不愿意离乡背土，官府就散布谣言说，‘除了洪洞县广济寺一带的不迁，其他地区的居民都必须限期迁离。
’于是，人们纷纷拖家带口赶到洪洞县广济寺一带，结果当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大槐树下的时候，官府调动大批官兵将人们围住，登记在册，全部强制迁徙。
”尽管这个无从考证，但却在民间流传甚广。
据说，民间广为流传的“解手”的说法和“背手”的习惯也是源于这次大移民。
“为了防止移民逃跑，官兵用绳子将人们的手反绑起来，一串一串相互连结。
由于路途遥远，走的时间长了，人们就习惯了背着手走路。
在押送过程中，人们需要大小便时，便央求官兵将手解开，如此次数多了，就简化为‘解手’。
”导游张小姐如是说。
山东曾有民谣云：“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
”在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有两副楹联，一为“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二是“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楹联与民谣，一雅一俗，说的都是足小趾两瓣的事。
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标记。
后来，移民的后代脚小趾甲便成了复形。
“这个传说亦不可信，但却饱含了人们对强制移民的痛恨。
”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根祖文化部副部长罗红玲说。
山东曹县一刘姓的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先祖是“独耳爷爷”，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一只耳朵的。
洪洞大槐树 古大槐树，又称洪洞大槐树，位于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公园内，这里洪洞虽然没有什么宏伟的建筑，但是不论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炎夏，游客络绎不绝，有的赋诗题词，抒发“饮水思源”之幽情，有的仰望古槐，盘桓眷恋，久久不肯离去。
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仍，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
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
元末战乱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
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
在元末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
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
明朝灭亡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
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
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
汾河滩上的老鹞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
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鸦窝显得十分醒目。
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高大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鹞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鹤窝。
为此，大槐树和老鹤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这首民谣数百年来在我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
（据我老家的村民说，我们村就是那个时候从大槐树迁移出来，以充实北部边防的，村里的家谱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记起的。
）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
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
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
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
民国二年，宦游山东的贾村人景大启告老还乡后，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
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
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
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
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
碑南二十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
八十年代初，洪洞县政府重修并扩建了大槐树公园。
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
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罗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
”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
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
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
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
”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
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
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
”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
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
”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
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迁民到了新的居住地点，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不论干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
为了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栽种槐树，以表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情。
有些移民到迁徙地后，以原籍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长子营等，表明这些居民是当年从赵城、洪洞等地迁去的。
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四百五十姓，供奉着他们的牌位，这大大超过了百家姓。
他们都是六百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公诸于墙，以便寻根查询。
近年来，大陆民众竞修家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
悠悠六百年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
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四百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鸽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
大槐树楹联 香挹行襟留快饮； 荫清古道倚斜阳。
茶可解饮，碧乳澄香通世味； 亭堪楼迹，绿槐夹道识乡情。
柳往槐来，到此应生离国感； 水源木本，于今犹动故乡恩。
举传嘉树；荫庇群生。
**************************************************************如果你对这个答案有什么疑问，请追问，另外如果你觉得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请千万别忘记采纳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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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烽集中营观后感
这个~~你还是网上自己查查吧`
考导游证中实事政治的题在哪能找到复习题
楼主你好
很高兴能够帮你回答这个问题。
我看了下你的资料，你是黑龙江的，我倒不清楚那边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不过我在湖北，在旅游局报名的时候，工作人员会推荐考前复习资料的……我觉得全国各个省份旅游局应该都有提供这类资料的。
不过那本书上考的导游基础知识跟法规很多，然后抽出一两个章节讲口试技巧，没有什么时事政治题目。
你可以想想，什么是时事政治，就是当今社会动态跟最近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我们一般所买的教材都是笔者或出版商在前一年就编好的，而我们考试要考的内容基本上是是今年的时事政治，也就是说很少会有今年编写再今年出版的时事政治题目。
这就如同考6级考前准备不做往年真题却想买今年考试的真题一样（纯属胡乱打比方，别介意嘿嘿）。
所以说时事政治的题目基本上是很活的，也是没有多少现成的资料会转做时事政治题目的。
但是没题不代表没出路。
我们如果把当今社会动态都摸得很清楚了的话，考试也就不在话下了。
我给楼主一个建议，不过工作量还是有的，但要是习惯成自然的话，那就收获很大了。
不过我在今年3月考试之前是这么准备的，每天抽时间看报纸，了解大概社会民生动态，然后进搜狐、凤凰看看当日头条，天涯社区一般有最近一周最热门话题跟新闻，除去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涨价跌价还有杂七杂八的娱乐新闻+房地产类新闻……剩下的大部分就是国家政策、地质灾害、各国经济以及世界格局方面的……没错
这些东西就是出卷人最喜欢考的题目
在试卷里考个房地产新闻动态是不是让人觉得太肤浅了点，也跟导游考试有点文不对题。
甚至可以在网上搜搜今年考研的政治题……这里面的可是最具代表性的了
我不清楚黑龙江每年是什么时候考，但是很肯定的是最近一年内的导游考试时事政治题目绝对会考到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甚至明年的深圳大奥会，玉树地震有可能涉及，国际峰会也是时事政治考得比较多的一个方向。
简单点说1、国家对旅游行业实施的政策一定要注意，不找这些东西考那些出卷子的老头子们难道自己情景模拟出个什么大型会议么2、国内重大事件——的影响（比如像世博奥运这一类的）3、世界政坛动态——特别是有中国参与到的峰会会论坛（比如我今年考试碰到了去年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会议的题目）归根到底，时事政治这一部分不是靠突击的，相反，只要你能在考前把留意到的新闻都留个笔记或书签，在考前一两个把这些东西再重新整理一遍，基本上就是誊写在笔记本上面，那印象就很深了的。
考试当然也就不在话下了。
嘿嘿，啰啰嗦嗦了半天，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到你。
也预祝楼主能够早日考到导游证哦
^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