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武汉红楼“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记陈列馆”导游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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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博物馆导游词 欢迎各位来辛亥革命博物馆参观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一次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由于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所以把这场革命称为辛亥革命。
大家知道吗
这场革命首先就是在我们湖北武昌爆发的。
各位来到的所在，正是中国一段旧历史的终点，也是中国一个新纪元的开端。
通俗地讲，这里推翻了清朝，开创了民国，打倒了皇帝，催生了总统。
我馆位于武昌，背靠蛇山，面向首义广场，占地约28亩。
它的主体建筑就是各位眼前看到的这幢房子，因为它红墙红瓦，人们称之为红楼。
红楼最初是清政府设立的湖北咨议局局址，咨议局是清朝末年，为了预备君主立宪,而在各省设置的议事咨询的民意机构，它的建筑风格摹仿西方议会大厦，1910年建成。
1911年10月10日也就是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成功地发动了武昌起义。
第二天，就在这儿组建了鄂军都督府，都督府发布文告，宣布建立中华民国。
义声所播，全国响应，从而一举结束了帝制，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红楼因此被誉为“民国之门”。
在红楼后面，这组灰色的房子叫议员公所，是当年咨议局议员们生活起居场所。
目前在复原维修之中，没有对外开放。
楼前是同心广场，寓意是“两岸一心，和平统一”。
1961年，红楼经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多年的建设，我馆已成为纪念辛亥革命的标志性景点和全国有名的教育基地。
我馆布置有两个基本陈列：一个是以鄂军都督府旧址，也就是红楼为载体，布置的《鄂军都督府旧址复原陈列》，各位将会看到鄂军都督府成立初期的机构和格局；另一个是布置于西配楼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它展现了武昌起义的历史过程。
我们首先从《旧址复原陈列》开始。
从《格局图》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军政府成立初期的政府组织结构，这是非常简单的政府雏形了。
共设五个部，即参谋部、军令部、军务部、民政府、外交部，还有黎都督起居室、总监察长室、各部稽查长室等，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地方政府，却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鄂军都督府会议厅原来是咨议局议事堂。
武昌起义第二天，也就是1911年10月11日湖北革命党人和起义官兵在此集会，推举原清军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
在主席台左边是黎元洪被推为都督后，军政府发布的第一份文告。
当时，革命党人请大都督在上面签字印发，黎元洪拒不签字，连声说“莫害我”，最后革命党人李翊东提笔代签了一个“黎”字，这份文告才得以面世。
这份布告的发布对于稳定人心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布告的落款时间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落款呢
1911年是清宣统三年，但革命党发动起义就是为了推翻清王朝，所以不会采用宣统年号纪年，加之革命党宣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所以就从传说中汉族人的祖先黄帝算起，到1911年正是四千六百零九年。
八月二十日是阴历，转换成公元历法的话就是10月11日。
我国使用公元历法是从民国元年元旦开始，即1912年1月1日。
主席台正中布置的一面旗帜，叫十八星旗，是武昌起义的军旗。
十八颗黄星，是代表山海关内十八个省份的炎黄子孙，红底是鲜血，黑色是铁，是武器，主题和象征意义是十八省的炎黄子孙团结起来，以“铁血”即武力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
在台口右边有一张图片，反映的是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访鄂期间，受到湖北各界欢迎的情景。
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就首先到湖北访问。
4月10日这天，孙中山在此发表演讲。
外交部的设置是鄂军都督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的重要标志。
各位知道，只有一个主权国家才有外交部。
在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前，鄂军都督府实际上在军事、外交等方面行使中央军政府的职权。
它通过外交部对各国发布照会，宣示革命政权的政策，以取得各国的外交支持。
这份《中立布告》，是鄂军都督府取得的重大外交成果。
军政府成立之初，就给汉口的五国领事发布过外交照会，呼吁承认中华民国，但五国迟迟不答复。
直到10月17日民军和清军在汉口刘家庙展开激战，民军大获全胜，这时，五国看到革命党人力量强大，就联名发布了一纸布告，承认民军是和清军对等的军事实体，他们保持中立。
这份布告实际上承认了民军的地位，对清王朝是一个打击。
当然，这份布告也只是一纸空文，五国后来在暗中支持袁世凯，帮助袁获得了总统的宝座。
胡瑛曾任外交部部长一职。
都督会客室和都督会议室是黎元洪在红楼活动的重要场所。
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访问武汉，曾在都督会客室会见过湖北军政界人士。
黎都督起居室是黎元洪任都督之初的住所。
黎元洪(1864——1928) 字宋卿，是湖北黄陂人。
今天汉口有一条黎黄陂路，就是纪念黎元洪的。
黎元洪原来是清军第21混成协统领。
为借重他的声望，武昌起义第二天，革命党人推举他作鄂军都督府都督，开始黎元洪态度强硬，不愿与革命党人合作，被安置在这间屋子里。
他不吃不喝，象个“泥（黎）菩萨”。
后来因为武汉三镇光复和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黎元洪转变了态度，同意出任都督。
侍卫官室正对黎都督起居室。
侍卫官的主要职责是负责都督的安全保卫及饮食起居。
最初几天实际上是执行软禁和监视黎都督的职责。
顾问官室和秘书官室是都督黎元洪的咨询幕僚机构和重要的办事机构。
革命党人宋教仁曾在秘书官室起草了著名的《鄂州临时约法》，《鄂州临时约法》是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法典，它成为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的蓝本。
军事会议室是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的专门场所，许多重大军事决策在此形成。
阳夏保卫战中，黄兴曾在此召开过军事会议。
墙上有一幅地图，反映的是当年阳夏战争的形势。
其中红蓝线代表两军运动路线，可以看出汉口、汉阳两地是当年的战场，而当年的汉口称为夏口，所以这场战争简称阳夏战争。
参谋部是鄂军都督府最初设置的四部之一。
其职责为辅佐都督，制定作战计划。
都督府草创之际，军民大政，参谋部主持最多。
总监察长室和各部稽查长室的设置则反映了当时革命党人良好的精神风范。
首先我们从刘公说起，刘公是湖北襄阳人，出身于巨富之家，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组建的中国同盟会，并创办了另一个革命组织共进会。
1910年回国，家里人交给他两万两银票，叫他去北京捐一个道台，也就是去买个官，但刘公将这笔巨款无偿捐给了武昌起义的指挥机关，用作购买枪械和起义的后勤保障经费。
鉴于他资深革命党人的地位和为武昌起义做出的贡献，起义前在推选未来的政府成员时，刘公被推为政府总理。
但最初组建的鄂军都督府中没有刘公的位置，有人就为他抱屈，刘公却不以为然，认为革命的目标已完成，应该让贤者执政，自己退居一旁进行监督就可以了。
他“功成不居”的风范为大家钦佩，所以推举他为总监察长。
蔡济民是武昌起义的军事指挥人员，他带领一支部队攻进了湖广总督署，为武昌起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起义后被公推委用为各部稽查长，蔡济民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后来在护法斗争中为地方军阀所杀。
黄兴称赞他是“鄂省军中之巨擘”。
所谓“巨擘”，就是可以竖大拇指的人物。
民政部不同于今天的民政部，它是相对于军政而言的，其主要职责为负责地方行政事务，部长相当于今天省长的职权。
这张照片中的人物叫汤化龙，是原湖北咨议局议长，当年正是在红楼办公。
武昌起义成功后，汤化龙约集原咨议局的立宪派人士，与革命党人、旧军官联合组建了鄂军都督府，并被推为民政部首任部长。
军令部是鄂军都督府最初设置的四部之一。
主要职责为秉承都督命令，发布军令，调遣军队。
都督黎元洪曾经兼任过军令部部长一职。
军务部主要负责军务行政、军队后勤工作。
革命党人孙武、张振武曾分任军务部正、副部长。
后来蒋翊武也出任过军务部副部长一职，“首义三武”均汇集于此部。
现在我们一起来参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
此陈列分为七个部分，以九个展厅全景式地展现了武昌起义历史。
序厅正面弧线是一组与武昌起义相关的人物群像。
主题是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在同盟会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湖北革命党人领导和发动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
画面下方的一行立体字是提示我们永远铭记的日子：1911年10月10日。
人物像下方影像是取材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反映的是湖北新军攻占湖广总督署的场景。
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也未能逃过列强的魔爪。
自1861年英国在汉口建立租界始，德、俄、法、日等国也相继在今天汉口江汉关至黄浦路一带建立租界。
列强以租界为据点，对湖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侵略与渗透；与此同时，封建专制统治也日益深重，在双重压迫之下，广大农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面对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统治阶级内部也不乏一些有识之士，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是一位。
这位张公是推动湖北走向近代化的重要人物。
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在湖北开始推行耸动中外视听的“湖北新政”。
其主要措施有三条： 一是办工厂。
最有名的是汉阳兵工厂和汉冶萍钢铁联合企业。
二是练新军。
甲午战败，张之洞深受刺激，认为军力不强是致败之因，所以开始在湖北编练一支有别于清八旗的“新”军。
新军除了武器装备、服装有新特点外，张之洞还大力提倡读书人当兵，投笔从戎在当时竟成为时尚，这就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宣传鼓动新军起义埋下了伏笔。
到张之洞离任时，他给湖北留下了两支部队：第八镇（师）和第二十一混成协（旅），共计约1万5千人。
三是兴教育。
人才的匮乏也让张之洞痛心疾首，新政期间，张之洞开办了许多以传授西学西技为内容的新式学堂，当时流传一首《学堂歌》，其中有一句说：“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五千强”，以说明湖北教育的兴盛。
张之洞还派遣大量留学生远涉重洋赴日本、美国、西欧求学。
其中尤其以派赴日本为多，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湖北籍人数位居第一。
后来的辛亥革命领袖黄兴、宋教仁和吴禄贞等都是张之洞派到海外的留学生。
欧风美雨的冲击和张之洞在湖北的新政，客观上为中国的变局准备了条件。
清末湖北的反清革命发端于1900年的自立军运动。
首领为唐才常、傅慈祥等人，他们密谋发动“勤王”运动，以逼迫慈禧太后归政光绪，推行君主立宪制。
但事败，唐、傅被杀。
吴禄贞也参加了自立军运动，失败后远赴日本，得以侥幸逃脱。
在日本他与其他留学生有缘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他们或创办报刊鼓吹革命；或接受指示，回国起义；或创办革命团体，联络同志，发动军队。
湖北第一个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在张难先、朱元成、吕大森、曹亚伯等志士组织之下成立了。
这幅画中昂然卓立的年轻人，名叫王汉，是科学补习所重要成员。
他奉行暗杀主义，认为杀掉几个清廷大官就可以动摇清朝统治根基；于是乔装改扮，追杀清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铁良，可惜射术未精，结果以身殉义。
他在临行前，给新婚八个月的妻子留下一首绝笔诗《别内》，最后两句是“若使断头成永诀，愿卿含笑贺孤魂”，表现了王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王汉牺牲时，年仅23岁。
继科学补习所而起的革命团体是日知会，首领是刘静庵，后来遭叛徒告发，日知会遭政府查禁，刘静庵被捕入狱，狱中坚贞不屈，被折磨致死。
张难先在刘静庵牺牲后，请画家张善子画了一幅刘静庵画像，以寄托自己的追怀之情。
后来张难先还请了许多民国的名人在这幅画像旁题辞，右上“正气长留”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题写的，“英威不朽”则是书法家于右任的手笔。
日知会后，湖北革命党人成立了十几个革命团体，并在辛亥年间，逐渐归流为两个齐头并进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
文学社社长是湖南人蒋翊武，湖北共进会会长是汉口人孙武。
两个团体都坚持以发动军队投身革命为革命方略。
经过湖北众多革命团体的努力，在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1万5千人中有5千多人加入了革命党。
1911年夏秋间，四川省爆发了保路运动，清政府紧急调派军队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湖北新军第3l标及32标1营在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的带领下，赶赴四川。
湖北武汉城防相对空虚，这大大鼓舞了湖北革命党人举行起义的信心。
而这时，在上海由宋教仁、谭人凤发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抛开门户之见，合而为一，组成统一的临时指挥部，策划起义，他们的起义计划得到了黄兴的赞同。
革命党人为起义预备了军旗、印信、钞票，只待时机成熟。
武昌起义的爆发和一件突发事件有关，这就是宝善里炸弹案。
1911年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机关配制起义用的炸弹，捣药时用力过猛，导致爆炸，孙武面部炸伤，被送往医院。
屋内浓烟滚滚，引来俄租界巡捕的注意，他们将房间团团围住，搜出起义用的文告、旗帜、印信及革命党人花名册，并将其送交湖北当局。
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四闭城门，按名册捕拿革命党人。
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于当晚相继被捕，10月10日凌晨，三人慷慨就义于湖广总督署东辕门。
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了，晚八时，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响起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在共进会代表熊秉坤带领下冲出营房，奔赴楚望台军械库，领取枪弹，并推举吴兆麟为起义总指挥。
吴兆麟下令打开中和门（也就是今天的起义门），迎接炮队进城，并兵分三路，围攻清督署。
经一夜激战，督署被炸成一片瓦砾，湖广总督瑞澄仓皇逃窜到“楚豫”兵舰，第八镇统制张彪在督署被攻克时也望风而去。
次日凌晨，十八星旗插在了警钟楼头，武昌起义取得成功。
10月11日起义士兵簇拥至湖北咨议局，在此推举清军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都督。
都督府成立后即以“大总统孙中山”名义发布文告，扩大影响，并照会驻汉各国领事，请其“严守中立”； 同时发布一系列革除时弊陋习的文告如禁蓄辫令，禁缠足令等。
这张剪辫子的照片各位看过后，可能会一笑置之，以为只是简单的移风易俗运动。
实际上，这在当时包含深刻的政治意义：男人脑后的辫子和满清入关大有联系，清初，皇帝为强化对汉族地区的统治，颁发了一道剃发令，主要内容有十个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从此，汉族男人就蓄起了这根屈辱的辫子长达260余年。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上街剪辫子就表明不承认清政府的统治，并与之彻底决裂。
黎元洪同意就任都督一职时，就剃了个光头表明态度。
武昌首义消息传出后，次日汉阳、汉口相继起义，汉口还成立了以詹大悲为首领的汉口军政分府；省内汉川的梁钟汉发动起义，随即刘英、刘铁兄弟在京山发动起义。
由于荆州是八旗驻地，革命党人以武力光复荆州城。
对于武昌首义的消息，清廷大为震惊，急派陆军大臣荫昌、水师提督萨镇冰统领水陆大军分途并进，直抵武汉；并重新起用在洹水垂钓的袁世凯，委以重任，全权指挥水陆各军进攻武汉。
军政府成立后，立即扩军备战。
武汉市民踊跃投军，不满三天，即募集到3万人，未经训练即开赴战场与清军展开殊死搏杀。
这件血衣是敢死队队长黄祯祥当时所穿，左右衣袖上各绣有“九月初六日敌人攻刘家庙枪伤左肩之纪念”、“初七日与敌大战抢炮三尊敌弹如雨枪伤右肩今共和成立以作纪念”。
这件血衣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革命军浴血奋战的英勇气概。
由于民军依托汉口街巷处处阻击，清军统领冯国璋竟悍然下令放火焚烧汉口，使繁华街市，变为一片焦土。
革命领袖黄兴在香港听到武昌起义消息，一路乔装改扮，乘船赶到武汉，抵汉受到武汉军民的热烈欢迎，黄兴不顾风尘劳苦，立即带领参谋人员赶赴前线，部署对清军的反击战。
其后，军政府在阅马厂举行了盛大的拜将仪式，仿效秦汉之际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典故，由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一职，负责阳夏战守事宜。
这座由天津泥人张制作的黄兴蜡像反映的正是当年都督拜将的情景。
在这里有一张唯一的女性照片，她叫张竹君，是上海红十字会会长，在武昌起义期间，她组织了一支民间医疗队，准备奔赴阳夏战地，正好此时黄兴来到上海，苦于无法安全迅速赶到武汉，就请张竹君医生帮忙，张竹君将黄兴化装成红十字会的医生，随船带到武汉。
到汉后，张竹君则带领医护人员出入战场，救护伤兵、收殓尸体。
这块“国殇”碑就是当年红十字会所立。
在训练有素的清北洋军强大攻势下，民军节节退守，11月27日汉阳失守。
阳夏战争虽以清军得手阳夏、民军退驻武昌而告终，但民军以万余人的身躯，血战坚守4l天，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时间，并吸引了清军的主力，所以“败中寓胜”。
武昌首义得到了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响应，最先响应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
其后江西、山西、云南等省相继光复。
各省起义领导者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比如山西都督阎锡山、云南都督蔡锷、江西都督李烈钧、沪军都督陈其美，还有率敢死队光复杭州城的蒋介石。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孙中山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与之相对应的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于1912年2月12日黯然下诏退位，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终结。
清朝黄龙旗残损滑落，而被颁定为中华民国国旗的五色旗则冉冉升起，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共和新时代。
五色旗的五色是红、黄、蓝、白、黑，分别代表当时中国的五大民族汉、满、蒙、回、藏，象征五族共和。
辛亥革命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这场革命带给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
直至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之中。
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如果没有武昌起义，没有辛亥革命，也许今天在紫禁城里还端坐着一位皇帝，男人的脑后还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女同胞们则要把脚裹成三寸金莲。
在服饰上也能看得出那场革命带来的变化，孙中山给中国人贡献了一套中山装，西服也自辛亥后慢慢在中国流行……这些都是以武昌起义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的功劳。
由孙中山的孙子孙治强题写的“民国之门”四字，是对鄂军都督府旧址在辛亥革命中地位的最好的评价。
看完了整个展览，中山先生的哲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想必能引起各位心中的共鸣吧
关于春节的传说相传，中国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长触角，凶猛异常。
“年”长年深居海底，每到除
很久以前，民间出现了一种叫“年”的怪兽，凶残异常。
它都在深海里，只有除夕才爬上岸来。
它一上岸，就洪水泛滥，吞食人畜，捣毁田园，吓得百姓惶恐不安。
后来，人们想了一条驱赶怪兽的妙计：在每家的院子里架起木柴堆，大门外的高处摆好桌子，放满牛头、羊头和酒等。
怪兽来时，见了牛头、羊头就张开血盆大口，猛扑过去。
这时，人们就点燃柴堆，猛敲锣鼓，大放鞭炮；顿时，，声响如雷，吓得怪兽逃回海里。
这正好是除夕与元旦相交之时，即是春节的凌晨，所以人们就把正月初一定为吉祥节日。
建国60周年革命故事题材
守护自己的战友 叶小静 潘秀慧 绿树掩映中，翠微山烈士墓庄严而又整洁。
这里安葬着181位革命先烈，日夜守护他们的是81岁的老战士王奎。
王奎原是青田人，但他在温州度过了大半生。
眼前的老人头发花白，面容清瘦，但依然保持着一股军人的硬朗之气。
他用简单几句话概括了自己的一生经历：1948年参军，曾在淮海战役、浙南战争中立过二三等功，受伤残疾；1954年来温某福利企业工作至退休。
1993年，得知翠微山烈士墓缺少守陵人时，他就和老伴主动申请搬到山上守陵。
“虽然这些烈士我并不认识，但我们都是当兵人，都经历了那个战争年代，就像战友一样亲。
”看着冷冰冰的水泥陵墓，老王涌上心头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
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情感，使老王在山上一住就是13年。
当年带上山看门的小黑狗如今已经又胖又老了，山下的城市早已经经历了拆迁和重建，但老王和老伴一直住在这间小平房内，坚持着单调而枯燥的守陵工作。
无论刮风下雨，不管是否有人拜祭，他和老伴每天总要仔细清扫一次陵墓。
看见脏的地方，他们就打来清水一遍遍擦洗干净；发现细小的裂缝，他们连忙找来水泥亲自动手修补；遇到先烈的后人前来拜祭，他们也主动前去慰问并送上茶水。
“这些都是革命烈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现在一定要让他们安息。
”老伴孙阿香动情地说。
他们坦言告诉记者，守陵每个月可以享受150元补贴，但就是没有钱，他们也愿意做这个工作。
在他们看来，守陵不仅仅是一个工作，更是一种神圣的责任。
父亲的脸，模糊而清晰 潘秀慧 1947年8月1日，一个有月亮的晚上，8岁的洪成梁被抱到祖父的房门前，远远地看了父亲洪汝兰一眼，那是张革命者的四四方方、瘦矍严肃的脸，这一面，是他有生之年与父亲所见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
5天以后，他担任平阳县委组织部长、小南区委书记的父亲为掩护同志、保守机密，带着文件毅然跃入飞云江，在33岁英年之际壮烈牺牲。
洪汝兰烈士出生于平阳县龙尾乡吴小?村一户贫农家庭，童年时就经常为驻扎附近的红军游击队站岗放哨和传递情报；1935年，读过五六年书的洪汝兰在家乡办起专门招收贫苦学生的小学，担任校长；1936年春，20岁的他正式参加平阳工农红军游击队，并于当年10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担任平阳县委副书记等职期间，他带领武工队与侵华日寇游击周旋，并深入敌区开展发动群众、筹粮筹款、发展党员等工作。
1942年起担任平阳县委组织部长，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1947年8月6日，他在完成给浙南特委运送武器和经费任务的回途中，因叛徒背叛在飞云江畔遭敌人埋伏阻击，为了掩护同行的两位青年学生、保护特委给县委的机密文件，他在中数弹的情况下，紧揣文件纵身跳入滔滔江水，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
谈起父亲，洪成梁的语气中有着深深的遗憾，为父子间未有机会感受寻常人家的舐犊情深，也为当时年幼没有亲身聆听过教诲，“父亲时刻做着牺牲的准备，所以数次叮嘱过祖父和几位叔叔，要把我培养好教育好，以后可以为国家做贡献。
”父亲牺牲后，从1947到1949三年间，被游击队员昵称为“红小鬼”的洪成梁也开始了父亲童年的事业———为游击队站岗放哨、传送情报。
“尽管很多事都是从祖父、叔叔及老同志那里听来，但父亲的大公无私、严于律己等等精神对我现在仍然影响很大，他的榜样作用经常提醒着我该怎么做一个党员，怎么保持革命本性。
”现年66岁的洪成梁自1975年由空军退役回温后，在平阳县民政局工作，经常到位于腾蛟镇王堂村的洪汝兰烈士墓进行祭扫，成了他与父亲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
她牺牲时仅9岁 金志敏 柔和的灯光下，王文龙有些伤感。
他的脸膛坚毅而富有沧桑感。
整整二十周年过去了。
王楚楚，少年英烈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昨晚，温州市工业科学研究院工程师王文龙应邀来到报社，向记者絮絮回忆女儿牺牲后，有关部门领导、社会各界对王家的关心，和亲朋好友对王楚楚的怀念。
1985年7月31日，她在市区蒲鞋市龟湖边为救援一名5岁的落水女孩而献身，牺牲时年仅9岁。
1986年3月1日，被确认为革命烈士。
“我和楚楚的妈妈都很欣慰，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没有忘记她。
明天下午，她的母校瓦市小学要组织学生到翠微山楚楚雕像前进行隆重的纪念活动。
”他的眼睛渐渐潮红，“她从小就特别懂事、聪慧乖巧，我们当时都上业余大学，工作、学习都很忙。
楚楚自己上学放学，回家拖地、做饭，帮助邻居孩子学习。
她的日记记录下她成长的轨迹。
牺牲时，我们非常心痛。
瓦市小学校园、翠微山烈士墓、省烈士纪念馆都有她的塑像，还为她出了书。
党和政府给了她这么高的荣誉，我们已经非常满意了。
” “我有2个女儿，一个19岁了，一个永远9岁。
”他的话不多，但字字清晰。
多年来，他们坚强地生活，坚守一个共同的信念，为明天而活，为写一页明天的美丽故事来告慰楚楚而活。
全家都在努力，没有让楚楚失望。
妹妹琼唯已是高三学生，学习成绩在级段里名列前茅。
当年栽下的松柏，如今已繁茂高耸，楚楚的铜像就在那苍松翠柏间，目光投向这个每天都在变化的城市。
在他浑厚的语音中，记者努力想象楚楚今天的模样：她该三十而立了，亭亭玉立的年龄，大学毕业，也许已经工作，恋爱，结婚，品尝生活的甜美。
可她已经在地下长眠了20多年，永远定格在9岁，一副纯洁的天使模样。
王楚楚，是时代的精英，少年的典范，她用黄金般的年华实现了不朽的永恒。
她以最宝贵的生命，以一腔热血赋予这片土地最鲜艳的红色，留给后来者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活着的人们见义勇为，维护正义，也带给我们深层的思考：如何提倡对孩子自护自救及救助他人意识和能力进行培养，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传递爱民接力棒 叶小静 潘秀慧 41年前，一位名叫赵尔春的战士，为了在大火中抢救温州人民的生命财产献出了自己的生命；41年后，以这位战士命名的赵尔春班，因为传承爱民的传统成为“活雷锋”的代名词。
作为赵尔春班的第26任班长，李国平觉得既有自豪感又有压力：“赵尔春这几个字就是很大的荣誉，我们绝不能给他抹黑。
”回顾其赵尔春班的历史，不善言辞的李国平立刻开始滔滔不绝。
1964年，驻温海军通讯站战士赵尔春不顾个人生命危险，在大火中奋力救人结果受伤牺牲，当年他才23岁。
海军党委授予他“爱民模范”和“优秀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他生前所在的班也被命名为“赵尔春班”。
为了发扬赵尔春的爱民精神，该班一直坚持军民联防，积极参加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和慈善活动。
41个春秋过去了，赵尔春班的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但“爱民”接力棒一直传了下来。
从龙湾的朱荣花大娘、鹿城东风街道的王阿光老伯，到现在的沈云龙老人，战士们数十年从来没有间断过结对帮助孤寡老人。
每逢节假日，战士们都会坐着公交车，轮流去看望老人。
他们把津贴费、夜餐费节约下来，买水果、零食等送给老人，并帮助他打扫、洗衣、买菜、聊天。
“如果两个星期没有去看爷爷，我们都会非常想念他”。
李平国告诉记者，他们平常都亲切地叫沈云龙老人“爷爷”，而老人也总能清楚地叫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大家亲密地像一家人。
尊老助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赵尔春班的一贯作风。
战士们表示，无论今后他们走到哪里，都一定把这个爱心接力棒传递下去。
英雄谱 浙南地区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在这里传播。
一九二四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温州独立支部。
一九三零年在农民武装暴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
一九三五年红军挺进师入浙，开辟了浙南游击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南方战略支点之一。
此后，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极为艰苦的斗争，浙南地区的党组织、根据地和武装力量不断壮大。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解放了浙南全境，并与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一军胜利会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温州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管志彦，今年21年，家住温州市区蒲鞋市街道明风社区人，生前系武警马鞍山市消防支队第一中队三班战斗员。
2003后12月入伍，入伍前是温州求是专修学院大一学生的他毅然报名参军。
在部队他一直表现出色，去年曾冒着生命危险从火场中救出一名小孩，荣立三等功，还被部队评为优秀士兵、优秀共青团员。
2005年8月2日10时17分，蒙牛乳业（马鞍山）公司冷库突发火灾，管志彦与战友火速赶紧赴现场，奉命坚守在阻止火势蔓延的岗位上，得知库内有人被困，他奋不顾身冲入冷库，先后救出3名职工，再向火场深处搜救时，钢结构屋顶突然坍塌，英勇牺牲，年仅21岁。
管志彦牺牲后，公安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并追记一等功，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马鞍山市委、市政府授予“马鞍山英雄卫士”的光荣称号；共青团安徽省委授予“优秀共青团员”的称号；温州市鹿城区区委、区政府作出决定：授予管志彦为“忠诚卫士”称号；中共温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开展向管志彦同志学习的活动。
在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紧要关头，面对血与火的严峻考验，管志彦以人民利益至上、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奋力抢救被大火围困的员工，不幸壮烈牺牲。
他以大无畏后的英勇气慨和英雄壮举、忠实履行人民消防战士的崇高职责，铸就了新时期温州人的英雄形象。
管志彦烈士是当代温州青年的优秀代表，是温州人民的骄傲，他的英雄事迹，值得全市人民学习，学习他心系人民、勇于奉献的崇高品质；学习他恪尽职守、不辱使命的敬业精神；学习他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慨。
早期革命时期 （1921－1927） 谢文锦（1894－1927），永嘉县泮坑人，1920年秋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共青团。
次年4月，与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1923年冬回国。
1924年秋奉命回乡进行革命活动，12月创建中共温州独立支部。
曾任中共上海地委组织部主任、南京地委书记等职。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惨遭杀害，沉尸秦淮河。
土地革命时期 （1927－1931） 林去病（1901－1932），原名宝康，今瑞安城关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温独支”主要成员。
1926年11月创建中共瑞安支部，任书记。
1928年2月，任中共瑞安县委书记，同年9月任浙南特委常委。
1929年4月，调任中共宁波市委书记，不久被捕。
1932年5月12日，在杭州陆军监狱就义。
红十三军时期 （1931－1937） 金贯真（1902－1930）原名家济，永嘉县岩头人。
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共青团，后转为中共党员。
1926年秋任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秘书兼党团书记。
1927年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秋回国，被党中央委为浙南巡视员，并受命组建浙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任红十三军政委。
1930年5月20日，不幸在温州被捕，当晚牺牲于松台山麓。
抗日战争时期 （1937－1945） 郑明德（1925－1942），女，平阳凤卧人。
1938年参加革命，194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4月，根据党的决定，到环境最艰苦，斗争最激烈的平阳西区工作。
同年7月16日，在转移今文成公阳途中，与国民党顽固军遭遇，因腿部负伤被捕。
在狱中屡经酷刑折磨，坚贞不屈。
1942年6月27日，在平阳县城关英勇就义。
年仅17岁。
解放战争时期 （1946－1949） 刘玉麟（1924－1946），鹿城区人。
瓯海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平阳郑楼温师学校，在校中参加地下党工作，和该校特务校长王德樊斗争被开除，后在瓯海中学高中部毕业。
在高中读书时曾多次被反动政府迫害缉拿。
后投奔四明山新四军干校当教员，接着并入四野任政治指导员，在山东一带抗敌。
1946年12月，全军被围，他率部掩护，完成任务后受伤不退，继续战斗，和敌高级军官同归于尽。
社会主义时期 （1949－） 张金萍（1969－1989），女，乐清市人。
1988年参加工作，任雁荡山银鹰山庄导游小姐。
1989年2月被中国工商银行乐清县支行虹桥办事处聘为储蓄代办员。
同年5月为保护国家银行4.7万元库款，与抢劫犯英勇搏斗壮烈牺牲。
中国工商银行全国总行追记一等功，并追授“无畏英雄”和“学雷锋标兵”称号。
叶小静 潘秀慧 叶婷\\\/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