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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博物馆导游词

时间:2016-01-16 19:52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导游词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游览。

  这座博物馆于1991年6月20日正式建成对外开放。

它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庞大、设施最先进的国家级历史博物馆。

它占地约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6000平方米,用于展览的面积为11000平方米,馆内现有收藏品37万件。

这座博物馆是遵照周恩来总理生前遗愿建造的。

那是1973年,周恩来总理来陕西视察时,有感于陕西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资源和已有博物馆小而简陋的状况,提出应该在陕西建一座新的博物馆的指示。

后来由国家计委和陕西省政府共同投资1.44亿人民币,建成了这座艺术殿堂。

这座博物馆的设计是由中国建筑学界的泰斗——梁思成先生的关门弟子张锦秋女士担任的。

建筑的外观为仿唐风格,着意突出了盛唐风采,反映了一个辉煌时代的风貌。

布局上借鉴了中国传统建筑“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重楼”的结构特点,突出了古朴凝重。

并创造出一种帝宫与传统园林相结合的氛围,象征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可分为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和临时展览三大部分。

今天我们将要参观的是基本陈列,也就是常设陈列。

为陕西古代史。

系统的展现了陕西自蓝田猿人至鸦片战争的发展过程,突出了周、秦、汉、唐等封建社会的盛世和陕西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序言大厅。

这里的序言不是文字,而是三副巨型照片:奔腾咆哮的黄河和绵亘无垠的黄土高原,既有古代陕西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是陕西历史文化孕育、产生和不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这两幅照片的背后,陈列着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轩辕皇帝陵墓的巨照,标志着陕西古代文明、中华文明的开端。

这些用照片构成的无言之序,通过宽广浑厚的场面,象征着陕西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绵延久远,以及具有世界影响的人文传统精神。

大家现在看到厅中央的这尊巨狮,它原来位于唐代女皇武则天的母亲杨氏的顺陵前。

我们可看到它雕刻精美,造型雄伟,堪称“东方第一狮”。

中国古代狮子及石狮的艺术是从阿富汗传入的。

因此,这座石狮不但是陕西历史文化的反映,也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

  陕西古代史的第一个段落是史前史,时间范围是距今约115万年前至公元前21世纪。

这一时期的每一段落都有重大发现,文化高峰迭起年、并首尾相连,在全国突出地位。

首先大家所看到的就是蓝田猿人的头像。

她是1964年在蓝田县公王岭发现的,是一位年纪约30多岁的女性。

蓝田猿人距今约115万年,是迄今所知亚洲北部最早的直立人。

在距今约20万年左右人类就已经发展到了智人阶段。

陕西地区的大荔人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距今约8000年左右,人类就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老官台文化是陕西境内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新旧石器时代区别主要有三个重要标志:一是学会了制造陶器;二已经定居并有了原始农业;三是出现了磨制石器。

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发展的一个阶段。

这类文化遗存由于是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因此得名。

又因为在这类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大量的彩陶,所以叫“彩陶文化”。

半坡遗址是仰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繁荣阶段。

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男子取代女子,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

人类就进入了父系社会时期。

龙山文化就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典型文化。

这类文化由于是在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的龙山镇,因此得名。

又因为发现了大量的灰陶,因此龙山文化也被称为“灰陶文化”或“黑陶文化”。

龙山文化之后,我国历史进入了传说时代,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军事民主制时期”。

黄帝就是这个时期一位杰出的领袖,他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每年清明,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来到黄帝陵寻根问祖,认同中华文化,爱国之情在这里升华,从而产生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黄帝之后,人类历史上又出现了三位杰出的领袖,他们是尧、舜、禹。

后来,大禹的儿子启建立了夏朝。

于此,中国便进入了奴隶制王朝的统治时期。

夏王朝的政治中心在河南,陕西境内主要是周族的发生、发展与兴盛。

周族实际上经历了周民族、周方国、西周王朝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文物叫做“鼎”,它是奴隶制王朝鼎盛时期西周的一个青铜器。

青铜是指铜和锡的合金,因颜色青灰而得名。

而鼎呢,它本来是一种炊具,即煮肉的锅,后来随着礼乐制度的强化,鼎也逐渐成为一种权利和等级的象征。

传说夏禹曾制九鼎,代表天下九州,作为政权的象征。

以后就把取得天下叫做“定鼎”。

春秋时,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就曾遣使询问周朝九鼎的大小轻重,以后“问鼎”就成为企图篡夺政权的代名词。

我们现在所说的成语“逐鹿中原”,“鹿死谁手”,“孰人敢来问鼎”等都与这件文物有关。

鼎,一般可分为圆顶和方顶。

圆顶一般为鼓腹,双耳,三足,整个造型给人以稳定、威武的感觉。

所以,人们用狮胸虎足来形容它。

而成语中的“大名鼎鼎”,“三足鼎立”,则是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它的造型特征。

青铜器上的纹饰是研究青铜艺术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中国艺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

青铜器上的纹饰可分为两大类,即:动物纹和几何纹。

总的特点是神秘怪诞,很难看懂。

这是因为作器者本意是为了用它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宗。

一般人看不懂正说明他构思成功。

在陕西境内迄今发现的西周青铜器达3000余件。

就一个有限的地理范围而言实属罕见。

  随着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公元前771年犬戎族入侵,使西周走向灭亡。

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开始。

但周王朝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了。

中原大地上先后出现了“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

七国的战争持续了200多年。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王嬴政“扫六合而荡天下”,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维护其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文字、货币、法律、车轨和度量衡等。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货币就是秦统一六国之后的通行货币——秦半两。

上面的这些货币就是统一前六国的货币。

货币的不统一大大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于是,方孔圆形的半两钱便应运而生。

古人讲“天园地方”,并且是天包地,所以秦半两就意味着“圆以象天,方以则地”。

这种精神为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并一直保持到清末。

古书上也因此把钱称为“孔方兄”。

秦半两的制作很科学,中间有小孔,可用绳子穿起来便于携带;外围为圆形,则不易产生磨损。

中国古代有三大货币,除秦代的货币秦半两外,还有汉代的五铢钱和唐代的通宝钱。

秦始皇号称“千古一帝”,但同时他也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暴君,残暴的统治终于激起了人们的反抗。

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爆发了。

随后四年的“楚汉相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登基,汉王朝就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汉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朝代,它的各项发展对中国历史上以后各朝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构成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也是在这个时候正式形成。

中国懂得方块字也是从这一时期起被称为“汉字”。

汉王朝成了当时世界最强盛的一个国家。

所以,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还把“汉”作为中国和中国人的代称。

现在请大家看这副“丝绸之路”示意图。

它中国最古老的一条贸易通道,也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一条贸易通道。

它为东西文化交流、通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沟通欧亚大陆的这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张骞开通的。

张骞是我们陕西城固人,他于公元前138年应政府招募出使西域。

经历了十年时间和种种磨难,熟悉了西域的政治、军事、地理、风俗民情。

沟通了汉与西域各国的关系。

因此史书上把张骞的这次出使、也称为“凿空”。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先后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

“丝绸之路”全长7000多公里,在中国境内4000多公里。

“丝绸之路”开通后,商队往来不断,经济贸易十分活跃。

促进了农业和科学技术交流,为中西文化开创了新纪元。

由于这条路最先主要过往做丝绸生意的商人,所以把这条通道也称为“丝绸之路”。

通过这条道路,我国的丝绸不断输出。

在当时的罗马,中国的丝绸与黄金等价。

因此,丝绸又被称为“软黄金”。

从此,西域的葡萄、苜蓿、石榴了、黄瓜、蚕豆、核桃、芝麻、菠菜、黑米、猕猴桃等物产传入我国。

我国的种茶、凿井、冶炼等生产技术也传入西域。

“丝绸之路”就好像一条绚丽而坚韧的纽带沟通了亚欧大陆,也使世界上出现了两颗明珠。

从此,世界上就有了“东有长安,西有罗马”之说。

  汉王朝不仅有发达的经济贸易活动,军事力量也非常强大。

1965年,从咸阳杨家湾的一座汉墓中出土了大批兵马俑。

这座汉墓属于汉高祖刘邦长陵的陪葬墓。

据同出的“银镂玉衣”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汉初名将周勃或其子周亚夫。

在杨家湾出土的俑群中,有骑兵俑583件,各种人俑1965件。

这些汉兵马俑大的身高48.5厘米,小的身高44.5厘米。

大多数做武士打扮,个别做跳舞、奏乐、指挥等姿势。

拿这批汉兵马俑与秦兵马俑相比较,秦俑虎背熊腰,是赳赳武士的形象,时刻准备着出发去打仗。

汉俑仅有秦俑的三分之一大,但灵气十足,愉悦欢畅。

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当时国富民强、和平安定和人民的悠然自乐。

在秦俑里,我们从外形看不出有指挥官,但在汉俑里则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军阵形式也发生了变化。

秦兵马俑以步兵为前锋,战车为突击力量,骑兵甚少。

而汉兵马俑中骑兵所占的比例却大的多。

汉王朝也正是凭借着这支强大的骑兵才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游牧民族——匈奴。

这也是世界历史上农业民族第一次大规模的战胜游牧民族。

  经过四年的楚汉相争,国力大大削弱。

汉初“天子不能俱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意思是说,在汉朝初年马匹很少,以至于找不到四匹颜色相同的马为皇帝拉辇。

而一般将相的车辆只能用牛羊拉了。

但是汉王朝励精图治,养马业得到了高度发展,使汉代骑兵的马源充足,所以汉代骑兵业得到了发展。

杨家湾的汉三千彩绘兵马俑就是一个有力的印证。

  汉朝灭亡后,我国历史进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从公元220年北魏建立开始,到公元589年隋统一结束,历时369年。

这一时期政权更迭,战乱频繁,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和陕西历史上依次伟大的大融合时期。

公元581年,北周大将杨坚建立了隋朝。

隋炀帝杨广也是历史上以为有名的暴君。

公元618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唐朝。

隋唐两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陕西历史文化的黄金时代,现代的海外华人自称“唐人”,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唐人街”,反映了唐代对后世子孙产生的影响。

  在唐时,人们的生活比较安定,就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各种娱乐活动。

打马球便是其中的娱乐项目之一。

现在就请大家看这幅《打马球图》。

这是从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

马球,也叫波罗球,球似拳头大小,朱红色,皮革制成,是由波斯,即今天的伊朗传入我国的。

这幅图画形象生动的描绘出了唐代马球运动的精彩场面。

画面上有骑马人物二十多个,他们足蹬黑靴,身穿窄袖长袍。

前五个手拉缰绳,右手持月芽形球杖,有的驱马抡球,有的反身击球,姿态矫健,得心应手。

其它骑手也姿态各异。

场面生动,围绕着滚动的小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画家巧妙的抓住了马球运动的瞬间场面,使比赛的紧张气氛溢于画外  在唐朝的时候,上至宫延皇帝,下至文武百官,甚至连妇女都爱打马球。

尤其是许多皇帝,都是马球运动的爱好者,甚至成为马球健将。

据史料记载:唐中宗景龙年间,吐蕃派使者迎接金城公主,提出要与汉人比赛马球,经中宗同意后,双方展开较量。

第一回合以汉人失败而告终。

这时一旁观看的临淄王,即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亲自率领球队进行比赛。

终于以精湛的球技转败为胜,一时在京城传为佳话。

唐代的皇宫禁苑大多筑有马球场,有的贵族官僚还有自己的马球场.唐代以后,马球队运动就开始流行全国,直到明朝末年才开始逐渐衰败。

近几年来,在西安东郊也开展过。

这幅画的表现技法相当讲究,极富真实感和立体感。

可见这幅马球图达到的不止是惟妙惟肖的境界,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大唐时期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社会情况,再现了大唐雄风。

  唐王朝的外交活动也是非常活跃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另一幅壁画《迎宾图》。

画面上的前面几个人是热情的朝廷官员,后面三个人是外国和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使臣。

经考证,三人中第一个是印度人,第二个是朝鲜人,第三个是突厥人。

这幅画形象的再现了唐代官员接待外国使臣的场面。

反映了唐王朝活跃的外交活动以及同外国和我国少数民族友好往来的实况。

大家请注意看,在这幅画面的下角有一位个子比较矮的唐代朝廷官员,这就反映了唐代对人才是非常渴求的。

只要你有才能,不管长得个高或个矮,都会被重用。

反映了唐朝“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社会风貌。

  隋唐两代都把长安作为其都城。

隋时称为大兴城,唐时称为长安城。

规模宏大的都城长安可以说是那个伟大时代的明亮窗口。

透过它,可以窥见当时世界第一强国的各个方面。

隋大兴城是少数民族建筑大师宇文恺设计并主持营建的。

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葺完善起来的。

从这幅唐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气势宏伟,整齐划一。

全城共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

城内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由十一条纵向的大街和十四条横向的大街,把整个长安城划分为108个小区域,称为坊。

正如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诗中所写:“百千家似为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这种布局对以后各个朝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亚洲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等规划都城时所效仿。

唐长安城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规模宏大。

它总面积为84.1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一百万。

其面积是汉代长安城的2.4倍,东罗马首都拜占庭的7倍,阿拉伯首都巴格达的6倍,明代长安城的9.3倍。

它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规模最大的一座都城。

城中的中轴线朱雀大街宽155米,而横贯皇城自承天门至长乐门之间的横街竟宽达440米,这也是中外所有都城中绝无仅有的。

中华民族成长壮大到了唐代,充满了开拓进取精神。

因此对长安城的修筑不仅仅只着眼于实用功能的需要,还有着积极的精神追求。

唐王朝也正是以其宏大的气魄和泱泱大国的气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吸引了各个国家的人们来到长安。

当时居住在长安城的外国人和少数民族人数约5万人。

同时长安吸收融汇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创造了博大精深、辉煌璀灿、当时世界文化最高峰的唐文化。

I$ X Zz51  唐代的手工业也是非常发达,唐三彩便是其中之一。

它起源于西汉武帝时期。

唐三彩并不专指三种颜色而是指多彩,因在唐代风行一时而得名。

唐三彩是用黄、绿、赭。

  蓝等多种彩釉组合装饰成的一种铅铀陶器。

它的制作过程是把高岭土经过挑选、冲打、淘洗、沉淀、冶炼等工艺后,捏制成形,经修饰晒干后放入窑内。

经过1000度左右烧制,待冷却后饰以配制好的彩色釉料,再入窑中烧至900度后完成。

西安是唐三彩的故乡。

在西安附近的唐墓中出土了不少唐三彩器皿。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三彩首先是一种冥器,慢慢地才发展成为一种日用品和工艺品。

唐三彩之所以闻名于世,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以造型取胜。

三彩中无论是生活用品或是房屋庭院乃至人物动物造型,都塑造的非常精美,用写实的手法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在艺术上达到了令人赞叹不已的程度;二是以色彩赢人。

三彩釉色虽简单,但它经烧制过程中不同色彩的釉斑向下流动,互相浸润后自然漫延,呈现出一种千变万化,班驳淋漓,彼此交融,没有明显界限的装饰艺术效果。

优美、流畅,具有一种和谐的古朴之美。

正如杜甫名句所言“动人春色不在多”。

有限的釉色构成了丰富的艺术语汇,使唐三彩成了世界闻名的古代工艺品。

  公元960年,宋代赵匡胤皇袍加身定都开封。

元、明、清分别建都南京和北京。

陕西从此失去了京都地位,但仍然是封建王朝控制西北、西南的军事重镇。

又由于周、秦、汉、唐的灿烂文化形成一种巨大的惯性,所以这一时期陕西的经济文化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水准和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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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郑州历史博物馆简介

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

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

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

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

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

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

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

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

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

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

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

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

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

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

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

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

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

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

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

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

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

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

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

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

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

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

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

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

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

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

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

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

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

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

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

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

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

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

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

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

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

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

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

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

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

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

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

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

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

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

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

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

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

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

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

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

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

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

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

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

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

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安阳文字博物馆讲解词

《中国文字发展史》陈列讲解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参观我馆的基本陈列——中国文字发展史。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人类文明传承的载体。

在世界各国的文字中,中国汉字以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符号系统独树一帜,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从未间断,这是任何其他文字都不能比拟的。

优美的汉字展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创造,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象征。

汉字不仅促进了华夏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对世界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里,您将踏上中国文字的豪华之旅,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见证汉字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领略汉字的独特魅力,同时您还可以欣赏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众多少数民族的文字,它们是中国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您还可以看到古老的汉字在信息化时代焕发出的勃勃生机。

相信您会不虚此行,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得到精神上的享受。

我们现在进入的是序厅,首先映入您眼帘的是圣坛、圣火和圣光,它象征着中国文字的熊熊圣火点燃了古老中国的文明之光,在它的引领下,中华民族不断求索,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

在东面墙壁上,您可以看到汉字的发展脉络,有刻划符号、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还有少数民族的文字,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字的百花园。

与之相对的西面墙壁上则是世界其他文明中的文字,与中国文字交相辉映。

在地面上,您还可以欣赏到飞舞流淌的中华汉字。

序厅就像一部戏剧的华美序幕,给人以感官上的震撼,当它的大幕徐徐落下之后,等待您的将是一场视觉盛宴。

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一部分:汉字源流绎古今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流传最广的是仓颉(jie)造字说。

这是明代的仓颉像,仓颉生活在黄帝时代,黄帝为我国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实际上应是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原地区一位部落联盟首领,他与炎帝部落联合,共同击败了进犯中原的九黎族,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传说他奉黄帝之命创造了汉字,汉代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颃(hang)之迹,知分理之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意思是仓颉从鸟兽足迹不同得到启发,创造了文字。

仓颉被奉为创造汉字的神,尊称为“字祖”。

其形象也十分怪异,有四只眼睛。

民间对他很崇拜,仅仓颉墓就不止一座,还为他建立宗庙。

这是河南开封仓颉墓及陕西白水的仓颉墓及庙的照片。

实际上,仓颉只是一个传说人物,他是否存在,学界亦有争论,汉字也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创造的,因为文字具有社会性,是约定俗成的,如果真有仓颉其人,他的功绩也只是将文字整齐划一。

那么,汉字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近年来,汉字起源于图画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为了记录日常的活动和事件,古代先民用图画的方式来表现,比如捕渔就画鱼网和鱼,种植就画禾苗等。

这种图形文字在其它古代文明中也曾出现,如西亚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等,都属于人类早期文明的伴生物。

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最近几十年间,在我国遍布南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都发现了陶器上的刻划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上面的符号。

这些符号既有形象的图画,又有抽象的记事成分,还有大量表示数字的符号,它们的发现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在我们的陈列中列举了各地出土的代表不同文化的刻划符号。

这里所说的文化是考古学文化,在考古学中,把不同地区但具有相同时代和相同文化特征的考古资料归为一种文化类型,并以最早发现的地点命名,比如仰韶文化,最早发现于河南仰韶渑池村,以彩陶为代表,后来相继发现了同一时期的陕西、甘肃等地的彩陶,统称为仰韶文化。

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刻划符号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属于裴李岗文化早期,距今约9000年到7500年之前。

符号刻在龟甲、骨器、石器和陶器上,都具备一定的表意功能,应视为中国文字的始祖。

1953年发现的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的刻划符号为7000——6000年前,共有27种,是新中国考古中发现最早的一批刻划符号。

距今5000年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以图像居多,较著名的有“日”、“月”、“山”等,有的在刻画之后还往往涂朱或增添小圆圈,以突出符号的功能,可能反映某种特殊的社会意义。

1992年在山东邹平出土了一件龙山文化时期刻有符号的陶盆残片,距今约4100年——4200年,其符号是在陶器烧好之后刻写上去的,笔划纤细流转,颇似后来的草书,与仰韶和大汶口文化的符号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在山西陶寺发现了属于龙山文化晚期的一个陶扁壶残片,上面的符号被文字专家释为“文”字,旁边的圆圈为现代“员”、“袁”的声旁。

无独有偶,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相当于夏代的一件陶器底部也刻有与古汉字相近的符号,这是左右两只手作拱捧状,为古汉字中的一个基本构形,专家把它隶定为“共”字。

虽然这类例证不多,但它却是汉字发明和文明社会到来的一个重要信号。

这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刻划符号,如湖北的大溪、屈家岭文化、浙江的良渚文化等。

符号各不相同,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就其广泛程度来看,说明在成熟文字出现之前,刻划符号已成为古代先民们记事的重要方法。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积累了大量生产经验和生活知识,需要传承下去,以前的记事性图画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人们逐渐把记事图画加以简化、整理和充实,使它们成为语言的符号,并有了读音,这样文字便产生了。

甲骨文就是我国最早的成熟文字。

第二单元:甲骨纪事甲骨文是商王占卜的纪录,刻在牛骨和龟甲上,也有少量的羊骨、猪骨和鹿骨等。

商朝时期,生产力仍很低下,人们难以抗拒自然界的灾害。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要求助神灵的护佑,因此商代的祭祀活动十分频繁,在祭祀的同时,商王根据自己的需要,让贞人即主持占卜的人用甲骨进行占卜,向神灵询问吉凶。

具体做法是在甲骨上面钻孔或凿孔,然后烧灼,在甲骨的背面就会出现裂纹,即兆纹,贞人根据裂纹走向判断吉凶,最后将占卜内容及结果用文字的形式刻在甲骨上。

这就是甲骨文的形成。

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出土于河南郑州二里岗商代早期遗址中,这就是其中的两块卜骨。

这块牛肱骨上面只有一个字,为古体的“又”字,在后来的殷墟小屯的甲骨文中常见此字,但没有流传下来。

另一件是一块牛肋骨,上面有“又 土(社)羊乙贞从受七月”几个字,经专家考证,这是一件习作,因为上面的字不符合后来甲骨文的句式,所以应该是当时人练习用的刻辞。

尽管如此,商代早期出现甲骨文已是不争的事实。

甲骨发现最多的地方是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因为这里是商朝自商王盘庚直到商灭亡延续了200多年的首都,所以留下了丰富的甲骨文遗存。

在殷墟共出土卜骨和卜甲10多万片,成为研究商朝历史最直接和最宝贵的资料。

殷墟时期用于占卜的甲骨,一律都需要经过专门的修治。

即不论是龟甲还是牛胛骨都要按照一定的模式进行取材、锯削和刮磨,使之成为占卜所用的版式。

这块龟腹甲1936 年出土于安阳小屯,上面的卜辞先右后左,两两对贞,即先用肯定句式询问,再用否定句式询问。

例如第一句“丙子卜,韦贞,我受年

”第二句“丙子卜,韦贞,我不其受年

”“丙子”是时间,为丙子日,“卜”即占卜,“韦”即占卜人的名字,“贞”即占。

后面的“我受年”和“我不其受年”,意思是我(指商王)能获得好收成和我不能获得好收成。

完整的卜辞要有叙辞,即占卜的时间,地点和占卜人;命辞,即向神灵贞问的事;占辞,即因兆而定吉凶:验辞,占卜之后记录应验的事实。

但在实际操作中,验辞部分往往没有,这是因为占卜结果需要时间才能验证,不是一次刻上去的。

甲骨文中有少量甲骨刻辞是非占卜性的,有的是为了训练写字,有的是干支刻辞,还有专门记事的刻辞。

中国古代将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搭配起来记日,如甲子、乙丑等,共有60组,因为以甲子打头,所以有“六十为一甲子”之说。

山东博物馆所藏一件商代牛肩胛骨上就有一套完整的甲子表,这说明至少在商代,用天干地支记日已经出现,而且被人们广泛使用。

记事性刻辞的内容十分广泛,记录了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征伐、农业、畜牧、田猎等等。

其中较有名的是国家博物馆藏商代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这是武丁时期的一块巨大牛肩胛骨,正反面均刻有文字,共计160余字,一些文字还涂上朱红色。

正面文字第一条大意是商王武丁祭祀仲丁,第二条是乘车狩猎逐凶时,子哭堕车。

反面文字记录了一些天象。

这块刻辞书写精美,刀法纯熟,是甲骨文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毛笔在殷商时期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甲骨上的文字应是先写后刻,个别有直接契刻的。

用毛笔书写的甲骨文因年代久远我们几乎看不到。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发现毛笔朱书文字19件,共10余字,书写工整、笔画流畅,年代相当于商代中期偏早,是目前所发现的商代最早的笔书文字。

殷墟之外,在山东济南大辛庄也有商代甲骨文出土,无论从形制、字形、文法上看,都和殷墟甲骨文相似,属于同一系统。

西周时期的甲骨文出土地点比较分散,数量也相对较少,只在陕西、北京、河北地区有发现。

1977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出土的这块西周甲骨上的卜辞大意是:癸巳这天在帝乙的宗庙中举行彝祭,王要祭祀成唐(即大乙),拟献上两个女子、三头公羊、三头猪,卜问会不会顺利。

其中提到对“文武帝乙”、“成唐”等商祖先的祭祀,应是周族尚未灭商之前的占卜遗物。

经过专家考证,殷墟甲骨文已发现的单字共有4000多个,可释字在1240个左右;所见商代金文中可归纳单字1290多个,可释单字550多个。

甲骨文不仅数量多,材料丰富,而且在文字的结体及造字方式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总结了六种造字方式,称为“六书”,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在甲古文中,这六种造字方式均有体现,反映了甲骨文的成熟和规范。

下面我们先看象形字。

象形字来源于生活,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劳动生产中不断创造的。

1、根据人体特征创造的字形:“人”,是一个侧面直立的人形;“大”,是一个端正的正面人形;“女”,为一个上肢交错于胸前呈跽(双膝着地)状的人,可见女子地位的低下;“臣”,为竖目之形,臣是侍奉君主的,他们在见君时,因为跪在地上,头不敢抬,如要看一眼上面的君主,眼睛就呈竖的,所以“竖目为臣”。

2、根据日常用品、用具、兵器特征创造的字形:“车”,象车的外形,也可以看成车的俯视图;“鬲”,象三空足的陶鬲;“其”,象簸箕之形,这是“其”的本意;“网”,象鱼网之形;“戈”,象兵器戈的形状。

3、根据自然、草木特征创造的字形:“山”,象山之形;“水”,如流水的形态;“木”,象树木枝干形状。

4、根据土地、建筑等环境特征创造的字形:“土”,象高起的土堆之形,后来象征封坛社稷,也通“社”字;“门”,象门的正面之形;“井”,象水井的井栏。

5、根据动物形象特征创造的字形:“羽”,象鸟的羽毛,“鸟”,是一只侧面的鸟形;“牛”,象有角的牛首;“鹿”,象鹿之形。

再来看指事字,指事字按许慎的说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

其特点是在原有的字上加一些笔划成为新字,让人一看就明白是什么意思。

如“上、下”,在向上仰之弧形上面加一笔,表示上;在向下伏之弧形下面加一笔,表示下。

“亦”,是在一人两臂下各加一笔,表示腋下,后来引申为“亦”。

“刃”,是在刀锋部位加一圆点,表示刀刃的部位。

会意字一般为合体字,许慎说:“此类合谊”,即合在一起产生新义。

如“林”,为两个木字组合,会“林”之义。

“攴”读pu,为扑的本义,是由手持木棍状物组成的字,表示扑打的动作。

“伐”,是由“戈”和“人”组合,表示以戈击人,会杀伐之义。

形声字在甲古文中出现稍晚,但它一经出现,就凭借着既表意又标声的优势成为汉字的主体。

形声字可分为许多类:1、会意兼形声:“畏”字,本身是一个会意字,鬼持一物在击打,人们自然畏惧,其中的“鬼”字又兼音符。

2、借字注形:“酉”字,原为象形字,像一个酒坛子,是最早的“酒”字。

后来被借为地支中的“酉”,于是人们就在酉旁加上三点水作为形旁,“酉”变成声旁,成为形声字“酒”字。

3、附加声符:“鸡”字,原本为象形字,象鸡形,后来又加了一个声旁“奚”,变成形声字。

4、独体形声字:“麦”字,从禾来声,它的声符“来”叠置在形符“禾”的主体结构中。

5、合体形声字。

这一类是形声字的主体,有左形右声、右形左声、上形下声、下形上声等等。

“河”,从水可声,为左形右声;“盂”,从皿于声,属下形上声。

假借字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例如“自”,原意是象形字“鼻”字,后来被用为介词,在甲骨文经常有“自西”、“自东”的句子,此种介词用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又”字,原意是人的右手,引申为“又”,后来借作“另”的意思,如“百又三十”;还被借作“有”之意,如“妇康又(有)子”。

转注字,许慎解释为“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就是两个部首相同的字能够互相解释,例如“蓚(tiao),苗也”,“苗,蓚也”。

在殷墟甲骨文和商代晚期及周代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还有大量反映众多邦国部族名称的图像资料,被称为族徽字。

这些族徽字既能生动反映表意字以形示意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装饰图案风格。

下面的第一类符号庄重典雅,线条流畅,是早期美术化了的文字,它们的实际写法都能在当时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找到依据。

例如“渔尊”、“并尊”等。

第三单元:钟鼎千秋在商代后期出现了金文,又称吉金文、钟鼎文等,是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字体的总称。

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

我国青铜器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甘肃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青铜刀和青铜镜,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在青铜器上铸造铭文,大约从商朝开始,直到战国时期,有1200多年的历史。

金文的内容十分丰富,记录了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主要是颂扬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商代青铜器铭文字数较少,多为器主人名号,如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礼器210多件,其中刻有铭文的就有193件。

这就是妇好墓出土的圆鼎,在其口沿内部刻有铭文“帚(妇)好”二字。

有意思的是,在商代甲骨文中也有关于妇好的记载,她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之一,曾经带兵出征,并立有战功。

甲骨文和金文互为印证,加强了史料的可信度。

````````````第四单元:物以载文金文是刻或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重在纪念和流传,那么先秦时期政府公文、文化典籍、民间契约、书信往来等等书写在什么上面呢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是写在竹、木简或丝帛上面。

从文献记载和有关的文字形体来推断,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简帛这两种书写材料。

下面我们先看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册”与“典”两个字,“册”明显是一个象形字,为用两根绳子编联的若干根竹简。

而“典”则是在“册”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为单手或双手捧册。

姑且不论典册字义的演变,我们单就甲骨文金文中“册”字的出现,就足以说明商朝时期人们已在简牍上书写。

但因时代的久远,未发现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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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临淄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的导游解说词

淄,是我国古代东方历史名都。

周初年姜太公封齐建国,经春秋桓公称战国威宣称雄,开下学宫,倡百家争鸣,至西晋废齐,临淄作为诸侯王国的都城累计 1300 余年。

战国时,临淄城中 7 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联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西汉时期,临淄仍是一个“有户十万,市租千金,人众殷富,钜于长安”的天下名都。

  姜太公、齐桓公、管仲、晏婴、司马穰苴、齐威王、孙膑、田单等圣君明主、贤相良将,都曾在这里施展过他们的雄才大略,为齐国历史,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谱写了辉煌的篇章;为齐文化,为华夏文化增添了灿烂的光彩。

  两千多年过去了,那宏伟华丽的宫室台榭虽不复存,但齐国故城垣和宫殿台基依然存在,故城内外还耸立着 150 多座齐王和名士陵墓。

齐国故城人为景观荟萃,文物古迹闻名遐迩,地上地下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物,素有“地下博物馆”之美誉。

国家已经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市、区人民政府充分利用齐文化,发展文物旅游事业,建起了既有文物价值,又有观赏游乐性的文物旅游景点,如仿城堡式的齐国历史陈列馆、东周殉马馆、临淄石刻艺术馆、齐故城排水道口、孔子闻韶处等,形式各异,各具特色。

仅从十几处文物景点便可窥视到泱泱大国之风貌,领略那昔日霸主之雄风。

  我们先来看一下齐国历史博物馆。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古城堡式的建筑是齐国历史博物馆,是全国十大异型博物馆之一。

它是以齐国故城大、小相衔接的形式而建,建筑面积 2600 平方米,设有东、南两个拱形圆门,门楣上嵌有“齐琼元府”四个金文大字,意思是“收藏陈列齐国精美瑰丽珍宝的第一府地”。

其内部装修取汉代风格,古朴典雅,别具一格,使陈列内容、形式与外部环境、室内气氛交相辉映,浑然一体。

  大家先来看序厅。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齐长城的照片。

齐长城是我国最古老的长城之一,修建于公元前 480 年到公元前 500 年左右,它从平阴县的防门开始,绵延东行,到胶州市小珠山入海,全长一千多里。

  序厅的中间耸立着三根直径为 0.6 米的巨型原木,顶端镶嵌着对角线为 1.2 米的菱形不锈钢图案,粗糙的原木与精致的图案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寓意深刻。

它是齐国历史博物馆的标志物,也是古“齐”字的象征。

  序厅的第三大部分是齐国地理位置图,这是一张春秋时代晚期的齐国地图,高 3.5 米,宽 6 米,防汉代漆画制作,古朴典雅,做工精细。

齐国地处黄河下游,华北平原的东部,东至黄海、渤海,西至黄河,南到沂水的穆棱,北到无棣,方圆二千余里,疆域占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

  接下来我们看先齐时期展厅。

先齐时期陈列内容为五大部分, 15 个展厅,既突出了历史,又突出了文物,形成了齐国历史陈列序列。

下面我们先从先齐时期看起。

  在齐国还没有建立之前,在临淄周围已形成了丰富的古文化,目前发现最早的是后李文化,因为是 1990 年在临淄后李官庄发现的,所以叫后李文化,距今 8300----7300 年,它是早于北辛文化千余年的一种文化。

这些文物都是从后李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主要特点是造型古朴,质地松软,以夹砂红陶为主,红褐色占绝大多数。

生产工具多为蚌器,石器少见。

  大汶口文化是由北辛文化发展而来, 1959 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泰安大汶口而得名,距今 6500 年 --4500 年,社会已进入父权制。

陶器以红陶为主,也有灰、黑陶和少量硬质白陶,手工为主,晚期出现轮制,造型较规正。

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骨、角、牙器也多而精致。

1973 年临淄薛家遗址出土红陶、灰陶等大汶口文化陶器多件。

  以后,大汶口文化又过渡到了龙山文化,这个场景就是龙山文化时期齐地的先民们在生产和生活时的情景。

下面我们详细了解一下龙山文化。

请大家继续参观。

  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晚期的一种文化。

1928 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所以称龙山文化,距今 4500 年 --3900 年。

临淄地区已经发现了 12 处龙山文化遗址,其中最大的是桐林田旺遗址,面积 50 万平方米。

这幅照片就是遗址的地层剖面图,上面划分的层次分别代表不同时期的文化层。

陶器以灰陶为主,黑陶次之,红陶和白陶极少。

黑陶中有一种薄而有光泽的“蛋壳陶”,象这种“薄如纸,明如镜,黑如漆”的黑陶,显示了先民的制陶工艺的精美绝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一件叫做陶甗,是一种炊具。

上半部可以蒸饭,叫做甑,下半部可以烧水,叫鬲,中间细腰内有孔往上透蒸汽。

通高 115 厘米。

一次蒸煮的饭食可供十几个人同时用餐,反映了父系大家族的昌盛。

  岳石文化是晚于龙山文化而早于商代文化的一种文化,得名于平度岳石遗址,距今 3900 年 --3600 年,即处于夏代纪年之内,即有其器物形制上的共同特征,又各自显示出不同的地方色彩;使新石器文化与青铜文化有机的联系起来。

临淄地区出土的方孔石铲是岳石文化的代表器物。

  商部落本是东夷族的一支,其早期活动范围大多数都在今山东境内。

商代农业比较发达,已用多种谷类酿酒。

手工业已能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和烧制白陶。

交换也比较扩大,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城市。

齐故城遗址及其周围出土的铜戈、玉戈、陶鬲等,说明齐都是建立在商代遗址上。

  3 、西周时期  周灭商以后,姜太公以首功,被封到营丘建立了齐国。

姜太公,名尚,字子牙,炎帝后裔,东海人。

先祖伯夷辅佐大禹治水有功 ,受封于吕地,所以又称吕尚。

姜太公死后,是返祖而葬的,后来齐地人民为怀念他的功德,把他的衣帽葬在这里,称“太公衣冠冢”。

  周武王把齐地封赏给了姜太公。

太公率众人去自己的封国,半路上住在一起有人说:“我听说时机难得而易失,这些客人睡的这样安逸,恐怕就没有去封国就任的心”。

太公听后,便连夜穿衣上路,姜太公黎明赶到了齐营丘,正遇上莱侯率兵攻打,与太公争国。

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夺战,打败莱夷,太公才在营丘安定下来。

  姜太公封齐建国后,以尊贤尚功,富民强国为立国之本,兴开放务实之政,求富民强国之效。

所采取的治国方略主要有三条:第一,简化君臣之礼,顺其当地风俗,平易近民,所以他到齐国仅 5 个月,就初步奠定了开国主政的大基业。

当周天子十分惊讶地问他,怎么如此之快时,姜太公胸有成竹,微笑作答:“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也”。

第二,推行调理阴阳,治国安邦之术,尊崇贤智,奖赏有功的任人唯贤的政策。

第三,开放工业、商业,发展渔业、盐业优势,同时劝勉妇女做工,发展手工业,所以人和物都聚集到齐国来,使齐国很快成为“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衽而往朝”,这就说,当时齐国的衣饰鞋帽领导着周朝个诸侯国的服装新潮流。

难怪到了西汉,皇家贵族还要在这里专门设立制作春夏秋冬三季服装的“三服官”呢。

  姜太公的五世孙哀公,因受纪侯的诬陷而被周夷王烹死,他的弟弟胡公迁都薄姑(今博兴县境内)。

哀公的同母少弟山,率营丘人攻杀胡公而自立,就是齐献公。

公元前 859 年齐献公复都营丘,因临淄水而更名临淄。

  临淄齐国故城遗址分布图(电动图表)。

  齐国兴建国都时,地理位置是经过周密考虑和科学安排的,它利用系水、淄水作为西、东天然屏障,又在大、小城南北墙,挖护城河,使水系相连,四面环绕,构成了一完整的排水网络。

使这个具有 7 万户,达 30 多万人口的繁华城市内的废水、积水得以顺利排出,即使大雨滂沱也安然无恙。

这是位于齐故城西北部的一处排水道口,如此既能排水,又能御敌的科学建筑,是世界同时代古城排水系统建筑史上所仅见的。

  4 、春秋时期  公元前 686 年,齐国内乱,襄公被杀,国内无君。

逃往国外避难的公子纠和小白,于公元前 685 年,分别率兵从鲁国和莒国日夜兼程奔赴齐都,以求继承王位。

不料途中相遇被辅佐哥哥的管仲一箭射中,险些丧了性命。

  后来,大难不死的公子小白终于继承了王位,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齐桓公。

本来他想杀掉管仲,报一箭之仇。

但是他却能听取劝告,捐弃前嫌,沐浴更衣,亲自迎接满腹经纶、治国有方的管仲,并拜为丞相。

从此两个人携手共进,于是就有了著名的“桓管改革”,也因此成就了一匡天下的宏图大业。

  姜子牙在建立齐国时带来的舒张、达观的国风,自由、开朗的民风,终于为齐国后来的称霸春秋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不过,真正给齐国带来盛世雄风的还是他,这位长眠在牛山的一代贤相 --- 管仲。

  管仲临危受命,辅政 40 年,殚精竭虑。

公元前 685 年,出任宰相时,正面临着一个充满动荡和白废待兴的局面。

管仲上台后,立刻治理整顿,稳定局势。

首先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发展生产,通渔盐之利,兴山林、海河、农工之业,壮大经济,增强国力。

其次铸行货币,繁荣商业,打开关禁,降低关税,不搞地区封锁。

齐国规定,带 4 马 1 车来的商人,免费吃饭;带 12 匹马 3 辆车的既免费吃饭又免费供给饲料;带 20 匹马 5 辆车的除上述条件外,还专门配备 5 个俑役人员,以供使唤。

一时到齐国作买卖搞贸易的人,竟“归之若流水

”大家看这边陈列的便是当时流通的货币 --- 齐刀币。

管仲改革的第三点是相地衰征。

把土地分给农民,根据土地的肥瘦决定加减税收,休养生息。

“养桑麻,育六畜”,“通货积财”,结果赢得了民富国强,社会稳定。

第四,在军事上“作内政而寄军令”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

在外交上,反对“远交近攻”,主张首先要与自己相邻国家建立睦邻关系,保持一个和平的环境。

第五,实行“三选法”,举贤任能。

所谓三选,就是先由基层推荐,再试聘官职,加以政绩考核,最后由最高当局下基层考察确定,认为合格者委以重任。

即便是通过了三选,也不是终身制,期间还要经过多次的考核,发现问题随时罢免。

古齐国法律规定,如果有人出于私心,有贤不报,泯灭人才,一旦发现,就犯了忌贤妒能,有贤不让的罪。

重者,可开刀问斩

不用人才就是对国家犯罪,这恐怕是在古今中外的法律上都是首创吧。

桓管改革,短短几十年,齐国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郭沫若先生曾经这样充满热情地写道:“齐桓公称霸,并不是仅仅由于产生了一位特殊的政治家管仲,而是由于这位特殊的政治家找到了使国富民强的基本要素”。

这个基本要素就是“不圄现状,勇于改革”。

关于临洮遗迹的导游词

临洮,古称狄道,兰州南大门,自古为西北名邑、陇右重镇、古丝绸之路要道,是黄河上游古文化发祥地之一,有“彩陶之乡”、“兰州的卫星城“、”兰州的后花园”的称号。

1、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因最早发现于马家窑遗址而得名,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4000年。

马家窑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1923年-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青海一带调查,其助手们在1924年发现马家窑遗址并进行了发掘。

1957年开始,甘肃省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发现了马家窑类型叠压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上的地层关系。

马家窑文化和马家窑类型均由该遗址而得名。

2、辛店文化辛店文化是商周文化在甘肃、青海地区的一种表现,距今约3600年——2600年。

临洮县辛店镇的辛店遗址,是辛店文化的命名地,除丰富的辛店文化遗存外,还有马家窑文化遗存,它包括辛店镇石郭家行政村的石家坪、郭家沟遗址和辛店行政村的骆驼崖遗址等。

辛店文化的陶器,几乎全都是夹砂粗陶,彩陶器很多。

3、齐家文化齐家文化以发现于洮河西岸的广河齐家坪而得名,其时代约为公元前1890年—公元前1620年,是父系氏族文化的代表。

此期彩陶文化的发展进入了晚期。

齐家文化彩陶以泥质和砂质的橙黄陶器为主,也有部分灰陶。

器形多属壶罐类,壶有小口鼓腹和高领折肩篮纹壶,罐有双耳罐和双大耳罐,以双大耳罐和侈口高颈深腹双耳罐最富代表性。

4、寺洼文化寺洼文化,因1924年首先在临洮县衙下集镇寺洼山村发现而命名,此遗址又名庙坪鸦沟遗址。

寺洼山遗址内除寺洼文化外,还有丰富的马家窑文化遗存。

寺洼文化的墓葬,同时还发现过铜器,其年代距今约为3300年—2500年。

寺洼文化的器形,以罐最多,罐器都是灰砂粗陶。

陶器表面磨光,颈部都有对称的双耳,高肩,马鞍形口沿,平底,表面多为红褐色,间有褐色斑点,一般不具纹饰,有的仅在耳和颈部有附加的泥条堆纹,作曲线状或指压纹。

导游词怎么写300字

山西有名胜古迹--五台山。

晋祠.解州关帝庙.榆次城皇庙.乔家大院。

王乔家大院.曹家大院.渠乔家大院.丁村民居应县木塔.平遥古城。

双林寺.云冈石窟-绵山。

壶口瀑布.五老峰.桓山.北武当山.灵空山.姑射山.安国寺.浑源悬空寺.藏山.代县靖边楼.芮城永乐宫.临汾尧庙.华门.汾阳杏花村.庞泉沟.历山.蟒河.方山.晋城棋子山.王莽岭....天龙山.芦芽山.洪洞大槐树等...山西山西省位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东部。

其间高山峻岭,丘陵纵横,山环水绕,地形复杂,地貌多样,气候适中,四季分明,大自然神工鬼斧般地造就了一处处绚丽多彩的景色。

山西又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素有“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文献之邦”的美称,保留有全国百分之七十的地面古代建筑,旅游界因此说:“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西安,五千年中国看山西名胜古迹太多

延安旅游景点导游词

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黄土高原中部,是中国革命的圣地。

延安东临黄河,与山西相临,西面与甘肃接壤,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延安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在历史古迹方面有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保护单位--轩辕黄帝陵、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子长钟山石窟等;在自然景观方面有延安黄河壶口瀑布、全国最大的野生牡丹群和花木兰故里万花山等。

  延安还是革命圣地,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特殊位置,现存革命旧居140多处,如: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稼坪;中共中央旧址凤凰山;以及宝塔山、枣园、杨家岭等地。

  延安宝塔延安主要旅游景点:延安革命纪念馆 ·黄帝陵 ·延安枣园 ·壶口瀑布 ·宝塔山 ·杨家岭·轩辕庙 ·王家湾革命旧址·延安国家森林公园 ·王家坪 ·洛川民俗博物馆·杜公祠·瓦窑堡革命旧址 ·南泥湾革命旧址 ·延安新闻纪念馆 ·劳山森林公园 ·钟山石窟 ·延安大学 ·石宫寺石窟·富县塔 ·万凤塔·花木兰陵园 ·鲁艺旧址 ·延安南区合作社纪念馆 ·安塞县博物馆·瓦子街战役烈士陵园 ·陕西洛川黄土国家地质公园 ·木华黎王墓 ·吴旗县明长城·清凉山 ·万花山 ·凤凰山·吴旗镇革命旧址 ·石泓寺石窟 ·秦直道 ·千佛寺石窟 ·保安革命旧址 ·刘志丹烈士陵园 ·谢子长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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