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桂林七星公园华夏之光导游词。
越详细越好。
特急。
各位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桂林七星公园,愿您在这里开心,看的.下面我来为大家讲解的七星公园.七星公园在漓江东岸，是桂林市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综合性公园。
在解放桥往东望去，可以看见七座山峰，排列得很像北斗七星，而被称为七星山。
七星公园因山而得名。
斗魁的北四峰叫普陀山，斗柄的南三峰，组成了月牙山。
它荟集了山、水、洞、石、庭园、林木、文物等精华，主要景观有花桥、驼峰、普陀山、七星岩、月牙山以及桂海碑林等，是人们的必游之地。
花桥横跨灵剑江与小东江的会流处，是七星公园西面的入口。
它原名嘉熙桥，始建于宋代，明朝时重修两次，并在桥西增建旱桥七孔，用于汛期排洪。
该桥在当时地处城郊，每年春夏，花开烂漫，落英缤纷，“满溪流水半溪花”，所以称之为花桥。
现桥是1965年依原式重修的四孔桥，青石所砌，汉白玉栏杆，桥顶盖有琉璃瓦，可供游人避雨观景。
远眺花桥，桥孔与倒影，就像四轮明月，映入江中。
桥上赏景，可见水光山色，绮丽幽雅。
“四轮明月伴芙蓉，半入澄江半化虹。
花好月圆情缱淃，长亭恰似广寒宫。
”这首诗写的就是“花桥映月”之景。
普陀山位于七星公园的中心，由七星山西北的天枢、天璇、天矶、天权4峰组成。
因山上有洞供奉观音菩萨，而按佛教习俗称之为普陀山。
山的西麓有元风洞，盛夏酷暑，此处却凉风习习，所以明代诗人俞安期写诗赞道：“深洞贯阴崖，寒飙生不绝。
悬泉石謼垂，炎月吹成雪。
”从这里沿桂花林荫道北行不远是普陀门，门内右侧有护碑亭，直立两块碑石，一书“逍遥楼”，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手笔，碑的背面是宋代李彦弼的《湘南楼记》，另一碑是明代包裕的《重修广西省城碑记》。
从普陀门上山，左入“超尘静境”，过拥翠亭和小蓬莱长廊，便到普陀石林。
这里奇石峥嵘，石骨嶙峋。
唐太宗李世民曾派李靖来此取瑞石回长安，刻制欧阳询写的《九成宫酚泉铭》碑。
李靖曾在这里修建庆林观，相传“庆林观”三字是唐太宗亲笔所题。
傍山有普陀楼，登楼可以远眺桂林风光，楼后有观音洞，是供奉观音菩萨的地方。
普陀楼旁就是普陀岩，但岩的左壁却刻有篆书“碧虚岩”。
这是明代道士潘常静的错刻。
碧虚岩就是七星岩，此三字本应该在七星岩口，却因潘道士耳聋听不清而错刻在此。
穿过普陀岩，登上玄武阁，在阁左窗外的崖壁间有“龟蛇合一”的浮雕。
红龟青蛇，形象逼真，这也是潘道士的杰作。
普陀山的天矶峰上有摘星亭，登亭极目四望，便可以看到宋代大诗人刘克庄所写的“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壮丽景色。
“驼峰”是骆驼山的简称，因其酷似一只蹲在地上的骆驼而得名，又因像一只古代的酒壶，也叫他作壶山。
明代末年江南名士雷鸣春避战乱而隐居于此，遍种桃花，著书立说。
他为人好饮，醉必长啸，自号“酒人”，死后葬于山脚，山上刻有“雷酒人之墓”。
每年春天，桃花红遍，仿佛给骆驼山披上赤霞，景色极其优美，古人因此称之为“壶山赤霞”，即驼峰赤霞。
这是桂林十六景之一。
游人至此，必与之照相留念，以纪游兴。
该山在普陀山后，两侧有动物园、盆景场、花圃和茶室。
月牙山是由七星山的玉衡、开阳、瑶光三座山峰组成，因山腰有一岩石，远望酷似一弯新月，故得名。
又因山中有龙隐洞，龙隐岩，也叫龙隐山。
在山北的山腰上，有一剑柄石，它屹然独立，笔直峭拔，高达数仗，形似剑柄。
沿山麓小道西南而行，过玉兔岩，即可到伴月亭。
在这里看花桥倒映于清澈的小东江中，极富诗意。
再往前行数十米是月牙岩，它前临小东江，三面是悬崖峭壁，琼花盛开，石乳倒垂。
过去此处曾有一月牙寺，1963年改建为古雅清幽的二层楼阁，取名小广寒。
在其右侧，依山傍崖处还有一襟江阁。
登阁远眺，景色迷人。
出阁顺山南下，就到丹桂岩，它因传说以前附近有一丹桂树而得名。
这里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至今已有约六千至一万年了，现在岩壁上仍嵌有贝壳的遗物。
出丹桂岩不远便是龙隐洞。
该洞南北通透，洞的一壁插入小东江，洞顶有蜿蜒的石槽，槽壁上被剥蚀的均匀斑痕，极像龙鳞。
整个石槽就像一条神龙飞去后所留下的全身痕迹，所以人们称之为龙隐洞。
相传这里是神龙隐睡的地方，头南尾西，神龙飞走后，人们就在石壁上题刻了“神龙遗迹”、“破皮而飞”的大字。
明代诗人周进隆写道：“飞腾不知几千载，至今点点龙鳞存。
”龙隐洞不远就是龙隐岩，据说这也是老龙居住的地方，因岩洞像个布袋子，又叫布袋岩。
它高明宽敞，冬夏宜人，是个很好的游览之地。
龙隐岩最大的特点是题刻颇多，明代人就说它“壁无完石”。
在100多件的石刻中，宋刻就占了一大半，其中最著名的是《元祐党籍碑》。
宋代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宰相蔡京将司马光、苏轼等309人列为元奸党，由宋徽宗下令全国刻石立碑，次年又下诏尽毁。
龙隐岩的这一块是被列为元党人之一的梁焘之曾孙梁律在时隔93年后重刻，是全国仅存最完整的一块。
碑的右侧是清末康有为的《观元党人碑记》。
此外，这里还有宋代黄庭坚书写南北朝诗人颜廷之的《五君咏》和宋代米芾、程节和诗石刻等。
1964年在龙隐岩口建成了“桂海碑林”陈列馆，展列了分散在市内各处碑刻的拓片，供人欣赏，被称赞为“古代书法艺林”。
庆城周祖陵墓埋得谁
庆城周祖陵墓埋的人是【不窋】(bù zhú，又读bù kū):姬姓，华夏族，后稷(姬弃)之子(或曰不窋为弃的子孙，中间失其代数)，不窋是夏朝孔甲时期周部族首领、周朝先祖。
据史料记载:周人先祖不窋失农官之后，西徙定居今之庆阳庆城一带，从事农业耕作，在陇东庆阳一带创建了华夏文明的农耕文化。
成为有确切历史记载的第一个周人首领，由于他功绩卓著，死后人们把他葬于此山，气势磅礴，河水环绕，自古历代帝王均往此地祭奠，成为周朝第一个明确记载的首领。
描写绵山的风景，一百字
绵山绵亘百里，古树繁茂，飞泉流瀑，洞中藏幽气冠群山。
远远望去，山势陡峭，山上的树木葱葱茏茏，眼前有一条小溪从山上欢快的流下来，水质清凉透明。
我们沿着小溪旁的山路一直往前走，一路上有许多雕塑，有小孩戏水的、有牧童坐着老牛的……
查一篇如果你是导游,请介绍一个黄河的导游词
地理位置 景区位于郑州西北30公里处。
南依巍巍岳山，北临滔滔黄河。
雄浑壮美的大河风光，源远流长的文化景观，以及地上“悬河”的起点、黄土高原的终点、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线等一系列独特的地理特征、使这里成为融观光游览、科学研究、弘扬华夏文化、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大河型省级风景名胜区，成为国家旅游专线——黄河之旅的龙头。
发展历史 景区前身为邙山提灌站，1970年郑州市政府为解决城市用水和农田灌溉的紧张状况而修建，工程历时2年，1972年建成通水。
在此基础上，提灌站的管理者们将“以水养水，以水养旅游”作为指导方针，绿化荒山，开发景区，弘扬黄河文化，使景区初具规模。
1981年3月21日，更名为“郑州市黄河游览区”。
2002年，黄河游览区更名为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当年先后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和省级风景名胜区。
2009年12月31日，被国务院评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多次被省、市旅游局、省委宣传部等有关部门授予“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十佳旅游景区（点）”、“旅游管理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景区景点 在已经建成并对外开放的五龙峰、岳山寺、骆驼岭景区近40处景点内，分布着“炎黄二帝”、“哺育”、“大禹”、“战马嘶鸣”、“黄河儿女”等塑像，黄河碑林，《西游记》等古代名著大型砖雕，浮天阁、极目阁、开襟亭、畅怀亭、依山亭、牡丹亭、河清轩、引鹭轩等亭台楼阁，以及低空索道、环山滑道、黄河汽垫船等现代化游乐设施。
每年吸引着上百万中外游客，被誉为万里黄河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圣旨是什么意思
圣旨是中国封建社会时皇帝下的命令或发表的言论。
今常用于比喻，假传圣旨。
圣旨是中国古代帝王权力的展示和象征，其轴柄质地按官员品级不同，严格区别：一品为玉轴，二品为黑犀牛角轴，三品为贴金轴，四品和五品为黑牛角轴。
圣旨的材料十分考究，均为上好蚕丝制成的绫锦织品，图案多为祥云瑞鹤，富丽堂皇。
圣旨两端则有翻飞的银色巨龙作为防伪标志。
作为历代帝王下达的文书命令及封赠有功官员或赐给爵位名号颁发的诰命或敕命，圣旨颜色越丰富，说明接受封赠的官员官衔越高。
详细解释 1. 帝王的意旨和命令。
汉 蔡邕 ：“臣伏读圣旨，虽 周成 遇风，讯诸执事， 宣王 遭旱，密勿祗畏，无以或加。
” 汉 荀悦 ：“ 延寿 、 汤 承圣旨，倚神灵，总百蛮之军，揽城郭之兵，出万死之计，入绝域之地。
”：“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 辽 奉圣旨， 豨 必不敢害故也。
” 唐 杜甫 诗：“甲兵分圣旨，居守付宗臣。
” 宋 王谠 ：“上曰：‘ 李林甫 之材不多得。
’ 士淹 曰：‘诚如圣旨，近实无俦。
’”：“使命口宣上皇圣旨：‘教 俞良 到 德寿宫 见驾。
’”第四六回：“ 剑秋 口才，本是好的，对答如流。
是日奏对，洋洋洒洒，大称圣旨，就放个 岳鄂 节度。
” 老舍 第二幕：“皇上有圣旨，大伙儿用心听
” 2. 今多用于比喻不能违反的意见或话语，有讽刺意。
浩然 第七章：“他把 马之悦 的每一句话都当圣旨来念。
”魏巍 第一部第五章：“我想捞两条小鱼儿，咱爷儿俩喝两盅儿
刚下上网，忽听圣旨到，就把我给提溜来啦。
” 3. 元 代特指从蒙语译为汉语，多用白话的皇帝训敕。
《<经世大典>序录》：“国朝以国语训勅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诏书。
” 4. 圣人的意旨。
有时专用于 孔子 。
汉 蔡邕 《玄文先生李子材铭》：“ 休 少以好学，游心典谟，既综七经，又精羣纬，钩深极奥，穷览圣旨。
” 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淮水》：“盖 丘明 亲承圣旨，录为实证矣。
” 南朝 梁刘勰 《文心雕龙·史传》：“若乃尊贤隐讳，固 尼父 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
” 唐 欧阳詹 《怀州应宏词试片言折狱论》：“夫子之言，盖非於 季路 之云也。
后之人不穷圣旨，以为夫子美於 季路 ，任一时之见轻而折狱者十有八九焉。
迂哉
斯人也
” 5. 佛教徒称佛谕。
《金石续编·北齐宋显伯等造像龛记》：“朝寻圣旨。
” 唐 玄奘 《大唐西域记·摩揭陀国下》：“大乘者，正理也，宜改先执，务从圣旨。
” 唐 高墉 《龙华寺窣堵波塔铭》：“ 弥勒 佛前，亲承圣旨。
”圣旨的长度历代并没有硬性规定：长的可达500厘米，短的约为200厘米，宽度一般约33厘米。
上面用满汉 清朝圣旨两种文字书写圣旨的内容，并印有皇帝的玺印。
明清两代圣旨的诰命和敕命，都是由翰林院撰拟的。
明清两代圣旨的书写者称为“庶吉士”，是在进士中择其最优秀者，由皇帝亲自评点，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就曾被录用为“庶吉士”。
所以，圣旨的文字书写端庄秀丽、圆润飘逸，圣旨的行文极为洗练，几乎达到无可增删的程度，其内容又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有些圣旨还有另一个防伪绝招，圣旨的绢布上印满了祥云图案，就像今天的防伪水印一样，而且所有的圣旨开头的第一个字，必须是印在右上角第一朵祥云上。
编辑本段样式和材料 圣旨是中国古代帝王权力的展示和象征，其轴柄质地按官员品级不同，严格区别：一品为玉轴，二品为黑犀牛角轴，三品为贴金轴，四品和五品为黑牛角轴。
右图为明代正统年间圣旨。
圣旨的材料十分考究，均为上好蚕丝制成的绫锦织品，图案多为祥云瑞鹤，富丽堂皇。
圣旨两端则有翻飞的银色巨龙作为防伪标志。
作为历代帝王下达的文书命令及封赠有功官员或赐给爵位名号颁发的诰命或敕命，圣旨颜色越丰富，说明接受封赠的官员官衔越高。
圣旨的长度历代并没有硬性规定：长的可达500厘米，短的约为200厘米，宽度一般约33厘米。
上面印有皇帝的玺印。
明清两代圣旨的诰命和敕命，都是由翰林院撰拟的。
明清两代圣旨的书写者称为“庶吉士”，是在进士中择其最优秀者，由皇帝亲自评点，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就曾被录用为“庶吉士”。
所以，圣旨的文字书写端庄秀丽、圆润飘逸，圣旨的行文极为洗练，几乎达到无可增删的程度，其内容又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编辑本段圣旨品级 圣旨均为卷轴形式，轴柄质地按官员品级不同而有严格区别：一品为玉轴，二品为黑犀牛角轴，三品为贴金轴，四、五品为黑牛角轴。
据介绍，圣旨的宽度一般在33厘米左右，它的长度历代并没有硬性规定，长的可达5米，短的也有约两米。
圣旨的材料看上去十分考究，均为上好蚕丝制成的绫锦织品，图案多为祥云瑞鹤，十分富丽堂皇。
圣旨两端则有翻飞的银色巨龙作为防伪标志。
圣旨的颜色也很有讲究：颜色越丰富说明接受封赠的官员的官衔越高。
根据明清的定制，给五品以上官员的圣旨颜色相对比较丰富，有三色、五色和七色的，五品以下的颜色一般为单一的纯白绫。
编辑本段防伪标记 有些圣旨还有另一个防伪绝招，圣旨的绢布上印满了祥云图案，就像今天的防伪水印一样，而且所有的圣旨开头的第一个字，必须是印在右上角第一朵祥云上。
看来，皇帝也怕别人假传圣旨呀
编辑本段价值评定 因朝代不同圣旨也大有不同，圣旨基本上分为赐命和诰命，单彩的圣旨一般封五品官员以下的，称为赐命；而多彩一般是封五品以上官员的，称为诰命。
五品以上的圣旨颜色又分三色、五色和七色不等。
清代圣旨为满文和汉文合璧书写。
圣旨所记载的内容，多为官品职衔和事迹，以及封赐的官职等。
龙岐村出土的圣旨涉及历史事件价值大，圣旨的价值一般从几个方面去评定，首先年代早的肯定要比年代晚的价值高一些；其次，凡是圣旨内容上涉及到历史上重大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圣旨，就比一般圣旨的价值要高一些；第三，一些圣旨是皇帝的亲笔，价值较高的；还有一些是当时的大书法家为皇帝代笔，也有一定书法艺术价值，它们要比翰林院编修们填写的圣旨价值高一些。
价值从几千元到数十万不等。
要到权威机构鉴定一下清制规定，颁给亲王、世子、亲王福晋、公主的为金册，颁给郡王、郡王福晋的为镀金银册，贝子及贝勒、贝子夫人、外藩蒙古亲王、郡王贝勒的为龙边纸册。
颁给五品以上官员的圣旨，颜色、底纹图案比较丰富，有三色、五色、七色之分；给五品以下的官员，则颜色是纯白色的。
这些圣旨所采用的布料，是“江宁织造”专供皇宫颁发圣旨而织就的提花锦缎。
颁发给五品以上官员的多彩圣旨，含有金黄、大红、咖啡、赭石、橘黄等色，锦缎底纹有仙鹤、狮子、卷云等图案，绚丽多姿，雍容华贵。
诏书均为33厘米宽，最长的为500厘米，最短的约有300厘米。
圣旨两端织成两条提花翻飞的银龙，“奉天诰命”四个篆字端庄古朴，望之令人顿生威严肃穆之感。
清代圣旨均用汉文和满文合璧书写，汉文行款从右至左，满文行款从左至右，合于中幅书写日期，并钤盖“制诰之宝”。
圣旨内容由翰林院撰拟，经内阁大学士奏定后，再按品级填发。
书写则由皇帝从进士中亲自评点选拔出来的最优秀者“庶吉士”来承担。
由于圣旨从拟稿到缮写均由顶尖文化高手来完成，因而这些圣旨在颇富史料价值的同时，更具有极大的艺术欣赏价值。
其行文的精悍洗练，几乎达到了增一字嫌其累赘、减一字达意不确的程度。
其汉文书法为端庄的小楷，气度雍容，圆润飘逸，布局奇正相参，跌宕有致，字迹笔画突兀，犹如浮雕一般，历经沧桑却风采不减。
编辑本段各朝圣旨 清朝圣旨 长长的圣旨就像长长的历史，欣赏着这一道道圣旨，如同在翻阅一页页历史。
清朝初期特别是 明朝正德皇帝圣旨康乾盛世时期的圣旨，用料考究，色彩绚丽，就是在现在看来也依然是光彩夺目。
而到了清朝末年，光绪皇帝颁发的圣旨，昔日华丽的锦缎已被粗糙得类似麻布的布料所代替。
到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时代，圣旨已经变成了“指叙令”，“制诰之宝”玉玺则换成了“司法部印”。
据说，如果透过光去看“指叙令”，可以发现“指叙令”里暗藏着“满洲帝国”4个篆字的水印防伪标记。
明朝圣旨 只用一种汉文的文书来书写；清代圣旨文书则分为两种，用汉文和满文合璧书写，汉文行款从右至左，满文行款从左至右，然后合于中幅而书日期，并钤盖“制诰之宝”或“敕命之宝”。
专业人士告诉记者，圣旨上的汉文书法大多是端庄的小楷，这些字体气度雍容，圆润飘逸，布局奇正相参，跌宕有致，字迹笔画突兀，犹如浮雕一般，历经沧桑却风采不减，令人惊叹。
据介绍，明清两代圣旨的诰命和敕命(授予一至五品官员称诰命，六品以下称敕命)都是由翰林院撰拟的，然后经内阁大学士奏定后，再按品级填发。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书写圣旨的人都是由皇帝从进士中亲自评点选拔出来的最优秀者——“庶吉士”来承担。
由于圣旨从拟稿到缮写均由顶尖文化高手来完成，所以行文精悍洗练，几乎达到了增一字则嫌其累赘，减一字则达意不确的程度。
因此这些圣旨在颇富史料价值的同时，更具有极大的艺术欣赏价值。
编辑本段民间遗存 2008年2月26日，两件康熙五彩圣旨落户新乡档案馆。
专家称，这种五彩圣旨连中央档案馆都没有。
这两 康熙五彩圣旨道清康熙皇帝下的五彩圣旨，被民间保存了300多年后，在2月26日被保管者正式委托新乡市档案馆保存圣旨。
这两件康熙五彩圣旨从日期来看，均为清朝康熙四十年五月三日一日所下。
上面有满汉两种字体，共由黄、蓝、褐等几种颜色组成，所用材料为五彩绫缎。
长度约为3.25米,宽为0.4米。
第一道圣旨是封任璇之母为诰命夫人，表彰其教子有方；第二道圣旨是封任璇之妻为“贤惠”，意为贤内助。
经圣旨的主要收藏者之一关堤村任氏家族成员任绍俭先生讲述，任璇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名臣，深得康熙皇帝赏识，康熙认为是任璇之母教子有方，同时认为任璇之妻通明达理，贤良聪慧，为一流的贤内助。
康熙皇帝于是在康熙四十年五月三日一天之内，连下了上述两道圣旨。
任绍俭说，2007年，他携带这两件宝贝赶到北京中央档案馆，专家们看到后连连称奇，说：“真是国宝，连中央档案馆都没这东西
” 任绍俭谈起这两件国宝的传承故事，20世纪50年代，任氏家族有一个叫任传秀的，他是如今可考证的第一个传承人。
任传秀死后将国宝传给了其子任宗波。
1995年，任宗波患重病时，便将这两件宝贝交给任绍俭。
任绍俭说，“文化大革命”时期，如果稍微走漏一点风声，保存圣旨的人就可能祸及全家。
新乡市档案馆馆长梁永萍于2003年得知任氏家族保存有圣旨，就派专人与任氏家族的成员沟通多次，希望由档案馆来保存。
但都被拒绝了，后馆长梁永萍告诉任氏家族圣旨若没有专业的保存是会风化的，而这两道圣旨确实发现有风化的迹象，于是就劝任氏家族能顾全大局。
后任氏家族终于同意，并彼此达成协议：国宝产权永久为任氏家族所有，但由新乡市档案馆代为保管编辑本段清朝圣旨内容和等级规定 清制规定，颁给亲王、世子、亲王福晋、公主的为金册，颁给郡王、郡王福晋的为镀金银册，贝子及贝勒、贝子夫人、外藩蒙古亲王、郡王贝勒的为龙边纸册。
颁给五品以上官员的圣旨，颜色、底纹图案比较丰富，有三色、五色、七色之分；给五品以下的官员，则颜色是纯白色的。
这些圣旨所采用的布料，是“江宁织造”专供皇宫颁发圣旨而织就的提花锦缎。
颁发 给五品以上官员的多彩圣旨，含有金黄、大红、咖啡、赭石、橘黄等色，锦缎底纹有仙鹤、狮子、卷云等图案，绚丽多姿，雍容华贵。
诏书均为33厘米宽，最长的为500厘米，最短的约有300厘米。
圣旨两端织成两条提花翻飞的银龙，“奉天诰命”四个篆字端庄古朴，望之令人顿生威严肃穆之感。
清代圣旨均用汉文和满文合璧书写，汉文行款从右至左，满文行款从左至右，合于中幅书写日期，并钤盖“制诰之宝”。
圣旨内容由翰林院撰拟，经内阁大学士奏定后，再按品级填发。
书写则由皇帝从进士中亲自评点选拔出来的最优秀者“庶吉士”来承担。
由于圣旨从拟稿到缮写均由顶尖文化高手来完成，因而这些圣旨在颇富史料价值的同时，更具有极大的艺术欣赏价值。
其行文的精悍洗练，几乎达到了增一字嫌其累赘、减一字达意不确的程度。
其汉文书法为端庄的小楷，气度雍容，圆润飘逸，布局奇正相参，跌宕有致，字迹笔画突兀，犹如浮雕一般，历经沧桑却风采不减，委实令人惊叹。
欣赏这些圣旨，如同阅读一部历史。
清朝初期特别是康乾盛世时期的圣旨，用料考究，色彩绚烂，现在看来依然光彩夺目。
而光绪皇帝颁发的圣旨，昔日华丽的锦缎已被粗糙得类似麻布的布料所代替，可见大清帝国之国力衰落。
到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时代，圣旨已经变成了“指叙令”，“制诰之宝”玉玺则换成了“司法部印”。
但当导游小姐打开“指叙令”背后的电灯，我们才惊奇地发现，这份“指叙令”居然暗藏着“满洲帝国”4个篆字的水印防伪标记。
清朝的是官职越大颜色越多，多彩圣旨颁发给五品以上官员，发给五品以下官员的圣旨颜色单一，为纯白绫。
最高等的是七色圣旨。
同时圣旨的轴柄质地也是按官员品级不同而有严格区别：一品为玉轴，二品为黑犀牛角轴，三品为贴金轴，四、五品为黑牛角轴。
关于圣旨的长度历代并没有硬性的规定。
“受命于天，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亦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这是“奉天”的来源。
至于“承运”，又牵扯到邹衍的“五德始终说”。
邹夫子认为五行相生相克，五行又配之五德，每一个朝代都代表其中一德，如黄帝尚土德、夏尚木德、殷尚金德、周尚火德。
五德循环往复，朝代便兴亡绝续。
奉天成运，皇帝诏曰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奉上天之命而承世运之道的皇帝下诏书说”。
钦此就是皇家专用名词，就是到这里结束的意思。
其实真实的皇帝圣旨并没有奉天成运，皇帝诏曰和钦此的这些套话，这主要是古代戏文中是这么唱的，现在的电视也这么演，大家就认为是这样的。
一般古代圣旨分两种：圣旨开头是昭曰是由皇帝口述旁人代写的而开头为制曰是由皇帝亲手所写的编辑本段圣旨品牌 圣旨除了特定的帝王含义，目前已成为万金难求的品牌，象圣旨骨酥鱼，这一品牌目前品牌价值已达数亿元。
编辑本段毕氏家族保存圣旨展示 1、关于毕諴之父赠承德郎翰林院学士 母葛氏封恭人的圣旨 奉天承运 皇帝敕曰 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未有躬自累善，而其后不振者也。
朕岂吝于褒贶哉。
尔毕矩乃翰林学士，毕諴之父，其性之义，其行之良，允文允武，四方之纲，庆延乃子，翰墨奇香，甚悼尔之，弗躬者也。
是宜褒编，以彰潜德。
兹特赠尔：承德郎，翰林院学士。
尔灵不昧，其尚知荣。
敕曰：德之在人，亲者父母均也。
故朝廷追锡之典并逮之，尔翰林院学士毕諴之母葛氏，孝敬勤俭，贞静淑懿，笃生哲嗣,克举其官。
兹特赠尔为恭人，九原有知,钦承无数。
敕命 大中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之宝 2、关于毕諴授邠宁节度使 妻侯氏封夫人的圣旨 奉天承运 皇帝敕曰：朕惟治世以文，戡乱以武。
而军帅戎将实朝廷之砥柱，国家之干城也。
乃能文武兼全，出力报效讵可泯其绩而不嘉之以宠命乎。
尔翰林院学士毕諴，燃薪达旦，破卷通经，授以文职理宜然也。
不意朕访边务，羌贼扰我河西，尔援古今颇牧，近在禁中。
兹特授尔为邠宁节度使，锡之敕命于戏，威振夷狄。
深眷元戎之骏烈功宣华夏，用昭露布之貔熏，暂锡武弁，另加丕绩，钦哉。
敕曰：大臣有奉公之典，藉内德以交修，朝廷有疏爵之恩视夫皆而并贵，懿范弥彰崇嘉永。
锡尔翰林院学士毕諴之妻侯氏，坤仪毓秀，月室垂精，锦线穿云，佐夫子以青灯，肃针偃月，赠良人以征袍，治行有声，亦宜荣宠。
是宜赠尔为夫人，锡之敕命于戏，徽着兰房委佗，如山河之足式仪隆桂殿儆戒若翱翔之不遑，金笺甫贲，紫诰遥临。
敕命 宣宗十年九月三十日 之宝 3、关于毕言封亚中大夫的圣旨 奉天承运 皇帝敕曰：忠孝之家，庭训早膺乎节义绳武之胤堂谕切凛乎纲常，光前无沗，贴后有方，爰申疏爵之荣，用章式谷之报。
尔毕言，乃先王相国毕士安之子，耀州太原毕仲游之父，英资俊爽，目光如电，惠族睦宗，类晏婴之贷众，解衣推食同范纯之好仁笃启亢宗之嗣茂显体国之忠，兹以覃恩，加赠尔为亚中大夫，锡之敕命于戏，麟趾超群，青锁彰义方之训，班衣焕采，紫宸表余庆之光。
龙章远绍马鬛题旌 敕曰：龙楼彩焕遡大母之恩，斯凤阁诏书，表皇朝之霈泽，尔知耀州太原毕仲游之母严氏，四德咸备，三从无忒，秀毓干城，徽音载着于史管，宠宣纶挬介福昆耀于彤章，兹以覃移，赠尔为淑人。
锡之敕命于戏，辉增宝册，纯禧集于兰房庆溢，寰宇景福，凝于月殿，壶范弥昭，金花永诰。
敕命 宋元佑五年八月十八日 之宝 4、关于毕仲游知耀州太原的圣旨 奉天承运 皇帝敕曰：君虚中以求治，实赖股肱之任臣；拜手以陈谟，必恃学力之精。
尔毕仲游，学贯经史，才通世务，属文切事，搜罗尽古今之秘，陈善有据，赓歌佐社稷之光。
兹以考绩，特授尔知耀州太原，锡之敕命于戏，体国经野成荡平之，上理移风易俗，懋修和之实功，克忠报国守信全身，嘉乃丕绩，以洽朕意。
钦哉。
敕曰，臣爰阃外之寄，必得阃内之贤。
君美其夫之荣，必及其妻之贵，一体相成，同加奖谕尔毕仲游之妻欧氏，温柔静正，懿惠慈宣，夫阶益显，国典益申是用，赠尔为淑人，锡之敕命于戏。
龙章下贲播徽音于彤管 凤阁颁书表懿美于金阶 敕命 宋元佑五年八月十八日 之宝 5、关于毕锐敕义官大士的圣旨 奉天承运 皇帝敕曰：积善醇朴，可尚其风。
勤国济民，世之大义，据尔地方官属布政使司奏，讫地方饥馑，朕忧虑矣。
独醇朴良士毕锐，家道丰富，周济乡民，大义可嘉，潜德宜表。
兹特敕尔义官大士，嘉尔冠荣，永锡天宠。
敕命 明永乐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之宝 6、关于毕毕容敕荣身官的圣旨 奉天承运 皇帝敕曰：国家施仁，养民为首。
尔湖广武昌府毕容，德惠广济，慈爱布施，能捐金谷，赈济充荒助皇恩于沾足之外，裕饥民于转散之中。
督抚司道奏闻。
朕实嘉之。
今特奖尔为荣身官，锡之敕命于戏，民康物阜，黎庶无遗漏之憾，家给人足，皇恩鲜冒滥之敝，褒嘉忠厚，表励风俗，钦哉。
敕命 明正德四年八月十五日 之宝
关与长城的信息
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象征，是世界伟大的古代建筑奇迹之一。
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罕见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象征，它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和智慧。
它以悠久的历史，浩大的工程，雄伟的气魄著称于世。
它早就和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泰姬陵，伊斯坦布尔的圣•索非亚教堂等一起被誉为世界的奇迹。
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历时达2000多年，总长度达5千万米以上。
我们今天所指的万里长城多指明代修建的长城，它西起中国西部甘肃省的嘉峪关，东到中国东北辽宁省的鸭绿江边，长635万米。
它象一条矫健的巨龙，越群山，经绝壁，穿草原，跨沙漠，起伏在崇山峻岭之巅，黄河彼岸和渤海之滨。
古今中外，凡到过长城的人无不惊叹它的磅礴气势、宏伟规模和艰巨工程。
长城是一座稀世珍宝，也是艺术非凡的文物古迹，它象征着中华民族坚不可摧永存于世的意志和力量，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整个人类的骄傲。
长城（英文名称: The Great Wall）于1987年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II)(IV)(VI)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编号: 200-001 ）。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约公元前220年，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将修建于早些时候的一些断续的防御工事连接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用以抵抗来自北方的侵略。
在明代（公元1368～1644年），又继续加以修筑，使长城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军事设施。
它在文化艺术上的价值，足以与其在历史和战略上的重要性相媲美。
长城认识与评价 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象征，是世界伟大的古代建筑奇迹之一。
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罕见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象征，它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和智慧。
它以悠久的历史，浩大的工程，雄伟的气魄著称于世。
它早就和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泰姬陵，伊斯坦布尔的圣•索非亚教堂等一起被誉为世界的奇迹。
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历时达2000多年，总长度达5千万米以上。
我们今天所指的万里长城多指明代修建的长城，它西起中国西部甘肃省的嘉峪关，东到中国东北辽宁省的鸭绿江边，长635万米。
它象一条矫健的巨龙，越群山，经绝壁，穿草原，跨沙漠，起伏在崇山峻岭之巅，黄河彼岸和渤海之滨。
古今中外，凡到过长城的人无不惊叹它的磅礴气势、宏伟规模和艰巨工程。
长城是一座稀世珍宝，也是艺术非凡的文物古迹，它象征着中华民族坚不可摧永存于世的意志和力量，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整个人类的骄傲。
在我们看来，无论如何都要首先承认，我国古代的万里长城，是整个人类建筑史和军事史上的奇迹。
我们的先民们，在极端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凭借着较为原始的工具，完成了极为艰巨复杂的长城施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与坚韧不拔的毅力，是应当给予肯定的。
其次应当看到，长城修筑的直接原因虽是军事的，但其深层原因却是文化和经济的，在它们那巍巍的身躯之上，不仅鲜明地体现出了构筑者们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寄托着人们的向往与追求，而且还反映着许多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文信息。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当注意区分长城历史作用的主流与支流，避免简单化与片面化的倾向。
无可否认，确实有人希望把长城变为所谓的“胡汉天堑”，表现出了极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
我们认为，长城的修筑并不是我国古史上的哪一个或哪一些统治者的个人意志所决定的，归根到底，长城的修筑是受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类型及民族关系发展等因素所制约的。
就某一历史时期修筑长城的具体的、直接的目的而言，当然都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但其侧重点也并不一致。
有的是服务于扩张领土的需要，如汉武帝的河西长城；有的是为了炫耀武力，如隋炀帝所修的长城，但更多的是侧重于防守。
我们还应看到，长城在历史上实际发挥的客观作用，在许多方面都突破了长城修筑者们原来的主观愿望和单一的功能，因而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效应。
长城是保卫中原农业文明与和平生产环境的屏障。
长城就其本质而言，只是在“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3战略思想指导下产生的战略防御措施，这是修筑长城最直接和最明显的作用，它在军事方面的巨大功效，始终是古代社会最基本的功能。
两千多年来，围绕城墙展开的攻防之争，构成了古代军事活动的主要内容，一系列的守城战略战术体系也由此而产生。
纵观全部长城的修筑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其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防止和避免战争，以求得人们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最本要的是用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
但是，我们也不否认，长城在军事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并不是无限的。
交战双方的物质基础、力量的对比和官兵的素质、装备，战略战术的应用，更重要的是战争的性质，正义与非正义，是否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等，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
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历代王朝在用将得人、用兵得法的前提下，长城对于抗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那不可替代的防卫价值，我们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长城是一条民族融合的纽带。
长城不但起到了防御和促进北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且还促进了汉族与北方各族在封建文明基础上的凝聚和融合，在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纽带作用。
描写河南的精彩的风景
河南，湟湟千年华夏文明，正是从这块黄土地上发源流淌，继尔漫延全中国的。
河南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意义，套用一位河南作家的妙语：“河南人就是咱中国人的妈”来解释最为恰当。
如今，这位母亲乳汁断尽，人老色衰，满脸风霜，踡缩黄土一角，莫名成了儿女嘲笑的对象，这实在是一种文化的悲哀。
而时下关于河南的笑话漫天飞，河南在一种“流言运动”中被肆无忌惮地蹂践，又实在是我们民族整体的悲哀。
河南人被群体歧视，是一个尴尬而又沉重的文化现象。
昔日的辉煌，厚重的人文，竟那样轻而易举被几句流言，几个笑话掩盖，这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笑话。
这一方面缘于我们可怕的无知和愚蠢的偏见，另一方面也有河南人自身的原因。
现代化进程中，随着承载农耕经济的黄土文明不可避免的衰落，河南也随之迷失了自我，迷失在历史的黑洞里，迷失在麻木的消怠上，迷失在自我消解的中庸中。
河南的问题，最终还需要河南人自己来解决。
而地域文明的振兴，首先在于精神的勃起。
勃起需要的刺激，已经太多太多，时下，我们应该更关注河南精神重建的态势与内涵。
自然，这是一个深刻而博大的命题。
但我们不妨先从寻找迷失的自我开始。
河南人之所以为河南人，是缘于地域，是缘于历史，是缘于血脉。
那么，就让我们顺着地域文化的长河，从个体文明的源头开始，沿着祖先的足迹，寻找那个我们曾经失落的世界，并捎带从历史的长河中采撷些文明的珠宝，熬煎一副精神的良药，然后，清洗文化的伤口，挖去精神的恶疮，外贴内服，再塑河南的精神钢骨，还原一个健康的中原文明。
让郁闷已久的河南人气吐眉扬，再次挺拨地站直腰板，用骄傲的豫中话大声宣布：俺是河南人。
为什么不呢
1.拂去历史的尘埃，沿着时间的长河，从春秋走来，从秦汉走来，从唐宋走来，从近代走来的那些河南人，一个个都是人格茁壮，性格鲜明，或察天观道，或倚剑长笑，或游刃权谋，或诗笔作刀，无不热血滚烫，豪气冲天，一肩担天下道义，一肩负百姓福利。
他们从来都是那样古道热肠，或是激荡着感天动地的仁道大义，或是充盈着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
这体现在侠士武将身上，是忠肝义胆，是精忠报国；体现在文人官员身上，是忧国忧民，是鞠躬尽瘁。
这种浓浓的入世情怀，生生不息，传递千年，一直激励温暖着每个中国人的心田。
河南人中，最有名的当属老庄。
这两位道家先祖，虽也有报国救民之心，但却选择了“出世”之道。
骑青牛潇洒而去，御清风逍遥而游，纵是令人向往，消极避世，反璞归真，也不失为一种曲线“救国”哲学，并历来为统治者所用。
正所谓“外示儒术，内尊黄道”，就那样心照不暄地操纵了中国几千年。
但如你所知，对黄道情有独钟，只是其“愚民”政策暗合“上级”的胃口罢了。
面对惨淡人生，芸芸民众，更多的河南人，凭着黄土赐予的豪胆，借着黄河赋给的热血，选择了更直接，更积极的“善其身，济天下”的救世之道。
追溯先辈宗师，我以为首推战国时期墨家的创始人墨翟了。
黑翟是商丘人，他主张人与人平等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用现代术语解释，他大概是中国最早倡导博爱主义及和平主义的智者了。
据考证，墨家学派是一个准军事机构的组织，有一套严密而独特的组织管理方式，大概是中国江湖的最早帮会。
我想这群侠士好汉，除了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外，也一定会干些“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事来。
墨子之后，又有一个名叫荆轲的河南好汉闪亮登场。
他是卫国人（今河南境内），是否墨子传人，已不可考。
我们只知道他爱好读书，武艺高强。
当年，为报燕太子丹知遇之恩，他毅然答应执行“不可能的任务”――刺杀秦王政。
至今读起史书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字句，依然会被那视死如归的侠义大气而深深振撼。
长亭外，古道边，残阳似血，素衣如雪，一群高冠博带的士子，穆然肃立，为一个怒发冲冠，将踏不归路的河南人致敬送行。
历史就在那一瞬间定格，风化成一道凄美而悲壮的风景，感动了我们几千年。
唐时，嵩山上又冲下来一大批勇猛无比的少林武僧，他们护唐王，斗恶贼，上演了一部荡气回肠，精彩无比的除奸惩恶的《少林寺》。
到了宋朝，河南汤阴县，又走出一位顶天立地，能文能武的民族大英雄岳飞。
当白发苍苍的岳母为儿子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时，不但把一种强健的民族精神烙在岳飞的心间，也刺醒了每个有热血，有良知的中国人。
当年，岳家军（必然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河南的热血汉子）纪律严明，作战勇猛，使得金人只能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想想岳大将军那杆出神入化的金枪，是如何为柔弱的王朝前挑起一面自信的大旗，想想岳家小将那双所想披靡的银锤，是怎样给野蛮的夷族砸响警告的铜锣。
而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又是怎样激励着中华好儿女，一代又一代，谱写精忠报国的歌。
当历史滑过上世纪50年代，在炮声轰轰的朝鲜战场上，高吭激越的豫剧曲调正在响起：“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
”是的，那是河南人的骄傲，奇女子常香玉，正在率团义演。
当年，就是她，不辞劳苦，全国巡演，竟为志愿军募捐了两架飞机。
河南人的爱国情怀，一旦被激发，他们可以创造出无数个奇迹来。
需要补充的是，著名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也常眠在这片土地上。
河南文人中，这种可贵的人文情怀，表现最明显的便是巩县人杜甫了。
这位大诗人，令人尊敬的只能用伟大来形容。
他是如此深爱着这片土地。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他对社会不公的愤怒，“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是他对战火下孤苦百姓的同情，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他最朴素的人文理想。
还有那沉甸甸，至今诵读依然揪心的“三吏三别”，是他对暴政的讽刺控诉。
这些美丽动人的诗句，不知温暖了多少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
再如中唐的洛阳人刘禹锡，他与白居易齐名，且志同道合，一致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他自愿把百姓摆在第一位，喜欢替百姓说话。
所作的政治讽刺诗，辛辣尖锐；所作怀古诗，沉郁苍凉，语浅意深；所作仿民歌诗，清新爽朗，别开生面。
而他的同乡元稹，也是此道中人。
再后来，还有个叫元结的鲁山人，其诗多反映民间疾苦之作，极力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形式主义诗风，但流于极端，平生不做近体诗，古诗也平直单调。
虽然其文学成就远不能与前辈相比，但那河南人的热血，还是相通的。
在历代为民造福的河南官员中，最聪明的要算春秋时的范蠡，最刚正的是北宋的包拯，而最无私的，也是最令人感动的便是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了。
范蠡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年的大政治家和军事家。
他出身微贱，但绝对聪明，辅作越王勾践，巧妙美人计，苦心经营，精密筹划，终灭掉吴国，成就越王一代霸业。
但功成名就时，他却不慕富贵，巧妙隐身而退。
《越绝书》云：“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 《史记·货殖列传》又载：“后游齐国，至陶，改名陶朱公，经商致富。
晚年放情太湖山水，爱好养鱼。
著《计然篇》、《养鱼经》”。
从政经商，为国为家，这位河南人，以其智慧与行动妙解了一道“读书人如何释放人文情怀”的道德难题。
其卓越的思想光辉，至今对视，依然有刺眼夺目的感觉。
那个“包龙图端坐开封府”的黑脸“清官”，又是如何在原则与人情，强权与道义之间巧妙平衡，用刚烈惩治邪恶，以智慧伸张正义。
老百姓的“天地良心”，“清官情结”，也因为这位曾在现实存在过的精神偶像，平衡了许多，安慰了许多。
而那个兰考县的现代父母官，用全部的生命和激情来实践“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想。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以党性认真地坚守着，用良知小心地调整着，让行动仔细地填充着。
如今，这个伟大的精神坐标，以纪念碑的形式矗立着，在僵化的口号里宣扬着，虽有些孤独，有些落寞，却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河南人，便是1700多年前的南阳人张仲景了。
被后世奉为“医圣”的他，面对兵荒马乱、疫病流行的惨淡现实，以最朴素的想法，最诚挚的情感，毅然选择了救死扶伤、济世苍生的医生职业，做他所能做的事情。
后来他写就的《伤寒杂病论》，便是到了今天，依然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而书中的《金匮要略》部分，更被世代医家尊为“医方之祖”。
在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侠士试剑，武士弄枪，歌者展喉，文士投笔，官员动脑，医生用手，纷纷汇聚在那面裂裂作响的人文大旗下，大气潇洒，豪情勃发地坚守着中原文明的最后一座未曾陷落的城堡。
2.除了那腔滚烫的热血，除了这般豪爽的情怀，河南人也有其秀致明艳的一面。
地域文化中，河南文人历来就以想象瑰丽奇特，文笔精致艳丽著称。
这一点的代表性人物自然是商丘人庄子了。
这个梦蝶忘我，鼓盆葬妻的河南人，现实中活得非常寒碜，甚至有些萎缩。
人瘦得“槁项黄馘”，住在“穷闾陋巷”，靠钓鱼、打草鞋维持生活。
但他的精神世界，却丰富得一蹋糊涂，潇洒得有天没地。
那洋洋洒洒的一本《庄子》，文笔优美诙谐，想象恣意汪洋，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学士必读之书。
它不但涉及哲学、人伦、政治，而且谈论美学、艺术、语言、生物、养生等方面。
闻一多和郭沫若都认为中国的艺术导源于庄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都是在它的影响下产生了。
众所周知，庄子的文章真得称得上天马行空，他自由自在地在各种时空、概念里逍遥穿行，读起来非常快感。
而庄子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编故事挪揄挖苦人。
这一点的技巧，他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高明。
如果庄子活到今世，面对世人对河南的群起攻击，我想他一个人对付，已经绰绰有余了。
而庄子文章语言的精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创造了许多新词和譬喻，至今还为世人所喜爱，所引用。
庄子对后世文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家乡的文人，自然也不例外。
唐时有一位很有名的河南诗人李贺，其诗作多以想象诡奇取胜，构思奇巧，文笔绝美，似有神助，时人称为鬼才。
而晚唐诗人李商隐(今河南沁阳县人)，善用比兴，色彩瑰丽，精于用典，形成了缜密婉丽、旨趣深微的艺术风格。
其“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都是美得不得了的千古名句。
再到宋朝，开封又出了一个史达祖，善于咏物，刻划精工，形神兼备。
如“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又如“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再如“愁与西风有约，年年同赴清秋”，这些文字多么生动，简直有呼之欲出之感。
大词人姜夔对此就佩服得很，称其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
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
”河南人能写出精妙文字的大家名作真是举不胜举。
如刘方平的《月夜》里的“虫声新透绿窗纱”，如宋祁《玉楼春》里的“红杏枝头春意闹”，都是多么漂亮可爱的句子。
自然，要写出漂亮的诗作，需要灵感，需要才气，但若两者都缺些，也不要紧，只要肯吃些苦，还是会有收获的。
在这方面，河南范阳人贾岛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看看人家是如何苦吟的，“吟哦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困难的时候，甚至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和毅力。
苦心人，天不负，这般肯下功夫，自然也能写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的千古名篇来。
而“推敲”的典故，也缘于这位爱学习，肯琢磨的老先生。
据说有一天，贾岛正在驴背上苦苦思索诗句“僧敲月下门”中是用敲还是推字，竟不小心撞了一个大官的驾。
兵士揪着老头到这个大官前问罪，问明原因，大官哈哈大笑，为其严谨的求学精神所感动，并邀请其回府，一起研究。
这个大官就是河南孟县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
如今的河南文人，或是继承发扬了老祖宗“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为百姓，为道义，为故土，文笔朴实得要命，传达的思索又厚重得叫人想哭。
或是继续着那奇巧精致的唐宋遗风，文章或求俏意求险韵，透露出古怪的精灵，或是求细腻求生动，飘逸着精美的褶皱。
但无论如何，据我了解，他们都非常认真，是文字道路上创作态度最严谨，最执着的一批文化人。
每次读起他们的文章，或是想起他们的为人，都不禁有些暖暖的感动。
3.河南除了这些星光灿烂的人文大家以外，还有几座引以为豪的城市。
从某种意义上讲，河南的文明，也正是承载在这几个城市文明的基础之上。
如安阳的浑朴，洛阳的秀致，开封的细腻等。
然而，这几个动辄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却很难找到些留存的历史坐标来。
唯能衡量的，也许只有掘地三尺，发掘那些古墓遗址了。
于是，千年文明的传承，就这样不尴不尬地散乱在那一堆堆的废墟之上。
拂去千年的尘土，参照先人的笔记，在艰涩难懂的甲骨文里，在锈迹斑斑地青铜鼎上，在残壁断垣的遗址里，在那碎片破皿的青瓷上，我们努力拚凑着这块土地上曾经闪亮的文明之光。
殷墟、商都，魏晋城郭，宋时官窑，多少辉煌与文明，多少血泪与耻辱，都因频繁的战火，黄河的泛滥，统统掩埋在厚厚的泥沙里，消失在寥寥的时空中。
关于安阳，最有名的便是发现甲骨文的殷墟了。
这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因为曾是商朝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曾有过稀世的繁华。
从那里挖出的青铜宝器，无论形制，还是工艺，都不难推测出。
只是那个时代离我们太久远了，除了臆想的骄傲，除了斑驳的文物，我们好象无法获取更多的东西。
但大气的人文遗风犹存。
在安阳老城区内有一条“仁义巷”，那里曾是明朝宰相郭朴的祖宅所在地。
据说当年郭家邻居建房造屋挤占了郭家一墙之地，郭家人气不过便和那家论理，一来二去闹得不可开交直至上了公堂。
地方官畏惧双方都是官宦之家不敢审理，于是两家继续争执。
郭家情急之下派人到京城将此事回禀郭朴，郭朴即刻回书一封。
但当郭家人满怀希望地打开书信时，不想上面竟然是这样几行诗句：“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有了这条巷的安阳，才使得冷冰冰的文物与现实的人文对接，才使得它有足够的信心安详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荣辱。
洛阳大概是河南最引以自豪的城市了。
东周、魏、晋、唐等先后在此建都，号称九朝古都。
而我以为，那些在此建都多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如魏、晋、唐等，或苟延残喘的弱势王朝，如东周。
这种尴尬的现实也正是洛阳城为什么无法大气起来的缘故，而更不幸的是，这种小朝廷必要在大一统的历史整合中一次又一次被消灭，被蹂躏，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作为首都的洛阳了。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诸多的历史名城里，洛阳是最具悲剧性的城市。
洛阳城的历史，也正是一部反反复复被毁灭，悲恨相续的血泪史。
对此古人叹云：“欲知天下兴亡事，请君且看洛阳城”。
在金戈铁马的嘶杀中，历史无法留存，文化不能延续。
特别是宋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南移，以及黄河的突然改道和肆意泛滥，洛阳永远失去再度雄起的机会。
曾有的辉煌，便永远沉封在历史的记忆之中。
如今的洛阳，已经很难找到昔日繁华的痕迹。
我们能提的，除了那一园独开独败的牡丹，除了那郊外孤零零的白马寺，除了那痕迹模糊的龙门石窟，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提及的文明见证。
在我看来，洛阳最辉煌的时刻应该是汉唐之际，做为最重要陪都时的那段好时光。
毕竟，那时她侍奉的是一个完整而强大的王朝，她也有时间打扮自己，保养自己。
当年，她可能是中国最漂亮，最壮观的城市之一。
豪富人家竞相传抄《三都赋》，搞得一时“洛阳纸贵”，那是魏晋的洛阳，“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这是盛唐的洛阳。
“年年花开帝王家”的花城洛阳，如今也只能从阴冷古籍里寻找，在一帘幽梦里重现。
开封比洛阳幸运，就在于她虽然也侍奉过一些类似的小王朝，但毕竟在近150年的时间曾专心侍奉过一个当时世界上文化与经济最发达的北宋王朝。
看过《清明上河图》的，都无不为那个辉煌而繁华的帝都所惊服。
而图上所展现的，才是帝都小小的一角罢了。
当年的汴京，有外城内城。
外城方十三里，内城七里，城周有城门十二座。
城外有护城河围绕，河宽百尺，河的两岸种有榆树杨柳，朱门白墙掩映于树木的翠绿之间。
有四条河自城中流过，大都是自西而东，其中最大者为洋河，从安徽河南大平原而来的食粮，全在此河上运输。
河上的水门夜间关闭。
城内大街通行，每隔百码，设有警卫。
自城中流过的河道上，架有雕刻的油漆木桥相通。
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官家的马车，牛车，轿子在街上川流不息。
坐着女人的牛车上，帘子都放了下来。
在皇城有个特点，就是必须戴帽子，即使低贱如算命看相的，也要打扮得像个读书人。
想想看，若那《清明上河图》的繁华再现，那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画面。
如今的开封城，除了那幢突兀的铁塔，已经找不到一丁点宋时的痕迹。
那中州盛日，“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的绝世繁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运河里的林立帆船，大相国寺前的技艺杂耍。
也都成了遥远时空模糊的印象。
不过，时至今日，作为一个内陆城市，开封城里的那几泊湖水，还是非常漂亮，非常好看。
而城内四处悬挂的诗书字画，栩栩如生的汴绣，浓郁的美食文化，明示着一脉相承的中原文化，依然靠着强大的文明惯性及坚韧的生命力，延续下来。
提到河南，提到城市，若不提省会郑州，自然有些过不去。
但作为一个城市，许多河南人并不喜欢郑州，觉得没底蕴，没特色，只是粗笨地矗立在中原大地上，毫无大家风范。
郑州的存在，好象只是一个交通枢纽的意义罢了。
它好象还远远不够成熟，不能承担起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的重担来。
至此，我们发现了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人口大省，中原大省的河南，却找不到一个相匹配的精神坐标来对称，找不出一个相匹配的现代城市来代表。
具体来说，郑州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市，而开封是唯有灵魂的城市，谈及洛阳，则是除了历史什么都没有。
失去精神导向及文明凝聚力的河南，愈发呈一盘散沙。
而河南的尴尬还不仅仅如此。
最难堪的莫过于，在积有如此丰厚人文精神的土地上，河南人却无法形成一种群体向上的积极人格。
散乱一地的，屈牙突嘴的，只是些小农文明残留的固疾。
失去人文导向与精神坐标的河南人，只好有些无奈，有些不甘的灰头土脸地生活着，隐忍着。
4.在河南地域文化的长河里，人文精神的汇聚、碰撞与整合，有时也不免会有些偏差，出些尴尬。
最早的尴尬，来自愚公。
豫西北与山西交界处，有王屋山一座，相传，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对于愚公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同志当年给予极高的肯定与评价。
而愚公当年移山的心愿，是建立在自己香火不断的前提之上，即子子孙孙，无穷匮焉。
五六十年代，也许缘于他老人家对这个故事的情有独钟，才提出“人多力量大”的重要指示吧。
那时，大家觉悟都很高，于是，指示被积极地贯彻，而且大家都很自豪能超指标完成任务。
据我翻阅的资料来看，建国以来，几乎全国省市人口都翻了一番多，增长最少是山西，只长了近三分之一，而人口增长速度最快，也是最多的省份便是河南省。
官方统计表明，1949年，河南省共计人口4174万，而到了1996年，竟达9172万之多，翻了近2.3倍，是人口最超常的省份。
作为愚公后代的河南人，大概对于人口数量有着朴素的迷信情绪。
人多好办事嘛，领袖就这么说的。
这话好象也没说错，五六十年代，驰名中外的红旗渠，就是河南人开挖的嘛。
据说，那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水渠。
没有那么多人，能办成这样的大事吗
而另一个尴尬便是战国时期卫国大商人吕不韦了。
他是淮阳人，在他那个时代，他绝对是个成功的商人。
即无侠客的利剑，又无游士的巧嘴，若与当时的权贵结交，鼓囊囊的钱袋，大概是唯一，也是最见效的“资本”了。
吕老板最大的一笔买卖就是把私生子送进秦宫当了太子，即后来那个统一中国的秦始皇。
他绝对是个有战略眼光的野心家。
能把一番投机事业做得如此象模象样，轰轰烈烈，心机、城府绝非常人可比。
他是商人，也做过秦国的相国，并令门人编撰过一本在文化史上很有名的典籍《吕氏春秋》，如果加上那个私生子，成就果真不一般。
然而，从个体意义上讲，他却是很失败的。
他的种种行为，说到底只是一种权钱交易的投机行为，自然名不正言不顺。
大家也知道他最后死得莫名其妙，不清不白。
不能善始善终，大概是所有投机家的宿命。
便是不计成败，不论手段，单论他历史地位，也有些不尴不尬。
在史家眼里，兴趣也多集中在他的冒险传奇和投机才华；便是涉及那本《吕氏春秋》，也是刻意描述他“一字千金”的策划天才和骄奢卖弄。
虽他曾身为秦相国，可在史书中也是轻轻一笔带过，肯定的只是他的商业才干。
在百姓眼里，更多是好奇他与赢正母后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惊叹他一生的冒险奇迹和不可思议的投资眼光。
这位可怜的河南人，作商人，没有他同乡前辈范蠡成功和地道，自然受不起那份敬重。
作政治家，也纯粹只是权钱交易的产物，是投机成功后抢到的一件犒赏品（自己犒劳自己，安慰自己）罢了，自然失去了应有的厚重。
而作文学家，这就更无从谈及，至多只是挂个虚名而已。
于是。
这位吕老板，就那样轻飘飘地夹在史册里，风雨了一世，尴尬了千年。
吕不韦虽然尴尬，但不影响他的名气。
有他这样的好导师以及好案例，自他而下，从来不缺效法他的投机者和野心家。
中国的政治场上，也就平添了几份乌烟瘴气，多增了些荒唐闹剧；而中国的商人，也被刺激得不愿好好做生意，而或你情我愿，或半推半就，向“官商合作”暗使秋波，或干脆投怀送抱，也是忙得不亦乐乎，搞得乱七八糟。
从经济理论上讲，吕不韦的最大贡献就是验证了投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也大概因为他，中国传统社会里才开始有了“无商不奸”的行业歧视。
而人文意义上最大的错位莫过于宋朝大儒的“二程”程颖和程颐了。
这两位说着浓浓豫中话的老先生，大力发扬大宋开国元勋郭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的理论，狠不得把整个世界都装在一部论语当中。
嵩阳书院的枯黄灯光下，两位老先生苦思冥想，孜孜求证，象个勤奋的老农，把中国伦理那片庄稼地收拾得方方正正，齐齐整整。
于是，理学诞生了，文人的思想也开始不自由了。
在此，我并不想刻意否定二位老先生在学术和哲学上的成就与正面意义，也绝对敬佩两位老人的人格魅力及初始动机。
只可惜，不知是后人的愚笨，还是上面头儿的别有用心，那四书五经，那中庸之道，渐渐失去孔老夫子清新的香味，而渐渐风化成一块又臭又硬的老豆腐干。
虽然，以后的七八百年，许多读书人依然嚼得不亦乐乎。
但我还是不喜欢，许多读书人也没办法喜欢起来。
这与两位老先生的初衷大相径庭，也是二位最尴尬之处，便是到了今天，曾经的大圣人，也只能灰头土脸地躲在古书堆里哀叹。
那座曾车马拥塞，喧嚣一时的嵩阳书院，也只能在荒凉的冷落中回想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
唯一欣慰的是，河南的老乡没有忘记他们，近乎固板地痴迷着那能圆通一切的“中庸”之道。
就性格而言，当中庸被理性克制时，会转化成一种宽厚睿智的美德，而在无发限放大时，就会沦为不思进取，自欺欺人的精神鸦片。
而河南人最大的尴尬也正在于此。
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于历史板块的质疑，无非期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一些启示，并能够重新树立自信，然后大胆扬弃，创新，从而在涅磐的烈火中打造更开放，更健康的群体人格。
而审视历史的最终目的，也正在于追寻其文化背后的现代人文意义。
那些灼痛的历史伤疤，期望能给以针刺的精神自醒，那些辉煌的文明骄绩，又能鼓以鞭策的奋进力量。
无论如何，地域文化的雄起，群体人格的重塑，我们都任重而道远。
记得百年前一位西方哲人批评中国，说“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这样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
但就自醒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反思过，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千年以来，就人格精神，我们到底改变了多少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黄河古道边（难道仅仅在黄河古道边
），依然密密麻麻交叠着那么多似曾相识的面孔，麻木而略带几丝狡黠，憨厚又有几份豁达。
这些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作为一个群体形象，千年前如此，千年后也如此，这个新千年，我们还要继续讨论这个尴尬的人文群体，只是期望时间不要太长，不要长得忘了我们从那里来，不要长得羞辱自家还不知羞。
行笔至此，不禁想起八十年前河南省主席冯玉祥将军在制豫方针中特别强调的那句话：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
描写聊城的导游词
聊城地处鲁西，古运河畔，是座悠久的重镇，因位于古聊河西岸而。
聊城古城置和布局状若凤凰，故素有“凤凰城”之称。
它位于山东西部，古运河畔，明清时期为东昌府，现为聊城市委，市府所在地，是鲁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聊城始建于春秋，距今已有案2500多年，《史记》中“鲁仲连射书喻燕将”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聊城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曾为沿古运河九大商埠之一，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液，江北一都会”。
明清之交，由于漕运兴盛带来了聊城文化事业的发展。
聊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今瓶梅》，《老残游记》中许多故事也都取材于这个地区，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吸引着众多的游客。
鸟瞰古城，环城湖水宛如一面明镜，把古城镶嵌在中央，中外专家誉聊城为“中国的威尼斯”，东方的“诺亚方舟”。
悠久的历史为聊城留下了众多的景观，光岳晓晴、巢父遗牧、崇武连墙、绿云春曙、古秋铺琼、圣泉携雨、仙阁云护、铁塔烟霏合称八大胜景。
今存聊城古建筑光岳楼与山陕会馆均于1956年被山东省列为省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聊城是湖、河、城融为一体独具特色的城市。
驰名中外的京杭大运河象一条游龙越境而过。
江北最大的人造湖东昌湖，犹如锦带环抱古城。
光岳楼，冲汉凌空，气势雄伟为鲁西的一大奇观。
山陕会馆构筑巧妙，富丽堂皇建于宋金之际的铁塔，俊崇浑朴为聊城古老的象征。
藏书甲天下的海源阁古朴庄重藏书宏富，为清代著名的4大私人藏书楼之一。
初建寻北宋末年的狮子楼，雕梁画栋因传说公在此斗杀西门庆而闻名海内外。
造型独特的临清清真寺、雄伟壮观的舍利塔、坐座于东阿鱼山西麓的曹植墓、闻名遐尔的武松打虎处景阳岗无不凝聚着先人的智慧标志着历史的文明闪烁着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灿烂异彩。
聊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市名胜古迹众多，文化典籍荟萃，历史名人辈出。
聊城又是一座水城，市区内有我国北方最大的城市湖泊—东昌湖，面积逾5平方公里。
黄河、京杭大运河、徒骇河、周公河、引黄灌渠等多条河流穿境而过，且水系相通，形成“城在水中，水在城中，城中有湖，湖中有城，城湖河一体”的独特城市风貌，被誉为“江北水城”。
“江北水城”是一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她象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运河畔。
她碧波千顷，处处春水闹古城。
她有着独特的风韵和迷人的魅力、灵气。
烟波浩淼的东昌湖，曾有凤凰栖息，有胭脂对湖梳妆的倩影；气势恢宏的京杭大运河，象一条玉带穿城而过，令人不由得想起辉煌的往昔；宽阔的徒骇河，象一轮巨大的弯月，簇拥着南部的半个城区，谁说听不到大禹师徒的惊叹
古老的黄河，孕育华夏文明的摇篮，它通过引水渠道，为城区编织出一条条水网，构成了城中有湖、湖中有城、湖河一体、交互辉映、北国江南的独特水城风貌。
“江北水城”因水而美，因人而丽，因名城名企而愈发卓越秀美。
欢迎您来聊城旅游，江北水城欢迎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