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桐大槐树英文导游词
Chinese Scholartree,Also called Hongdong Scholartree, it stands in Guhuai ( Schol- Park. has it that the Chinese scholartree was planted in the Han Dynasty (206 BC-220 AD), later died. Then anew one was planted. Now the scholartree, 13 meters tall, still flourishes.The big Chinese scholartree in Hongdong County of Shanxi , which is also a sacred place for people from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to seek their roots and worship their ancestors because it once was a famous immigration site in the Ming Dynasty , the common saying“If you ask where my ancestors are , the big Chinese scholar tree in Hongdong County , Shanxi Province gives full proof ”can be used as an evidence of immigration history .
求洪洞大槐树导游词，300字左右
大槐树移民：世界移民之最 在人类迁徙史上，下的迁徙无疑是范围最广、规模最大也最为惨烈的一次。
这次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引起连年不断的战乱。
元顺帝时，元丞相伯颜因农民起义首领朱光卿、棒胡是汉人，竟奏请朝廷，杀尽天下张、王、刘、李、赵五姓(当时汉人中以这五姓最多)人。
这一血腥恐怖政策终于激起了元末大规棋的农民起义。
战乱之外，水灾、瘟疫也接连不断。
黄河、大清河、小清河等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
“道路皆棒塞，人烟断绝”，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除水灾之外危害较大的是蝗灾。
从至正元年到25年：大蝗灾计有18次，从元统三年到至正末的13年中，就有15次大饥荒。
至正19年，山东出现了“民食蝗、人相食（人吃人）”的惨状。
此外，明朝洪武年间发生的“”，对山东的影响也非常大，四年的战争加剧了齐鲁大地的荒凉局面，出现“千里无鸡鸣”、“人烟绝迹”的悲惨境况。
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记载关于“”说，为争夺皇位，燕王朱棣向南京政权发动战争，持续四年，杀掠无数。
想当时，或杀，或剐，或逃，以至“道路蓁塞．田畴草莽，干村辟荔，魂哭鬼狂”，“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当元末明初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东有太行为屏藩，西有吕梁做遮挡，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
为了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和他的儿子永乐帝朱棣，相继实行了大移民政策。
当中华大地人口的天平严重失衡时，素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继承者朱棣，必然把目光瞄定山西，投向晋南，大移民不可避免地要在这里发生了。
从山西未遭战乱、人丁昌盛、经济富庶的地区，强行迁徙出大批百姓，迁往人烟稀少的河南、河北、山东等18个省份。
“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朱棣永乐十四年（1416年），近50年间，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前后竟有18次
涉及800余姓氏，上万个家族，包括汉、蒙、回三大民族。
于是，这广济寺旁、汾河岸畔的那棵并不超群出众的汉槐，便以无与伦比的身姿，走进了历史的风雨，走进了岁月的沧桑，走进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古老传说铭记移民之痛 关于当年明官府组织大规模移民，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传说。
尽管都无从考证，但却铭记了人们对大移民的难以言说之痛。
“迁民并非只迁洪洞人。
是山西迁民的聚集地，迁出的居民是以太原、平阳（今临汾）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为主。
据粗略估计，至少有数百万。
”刘中平对记者说，“当时，曾有移民的记录，具体记载着所有移民来自哪里、迁徙到哪里，可惜在文革时期被毁了。
” “关于明初洪洞大移民的原由，在河南和山东民间，传播面最广的是胡大海复仇的传说。
”刘中平说。
据说，元末时期，河南一带流浪着一个乞丐，其人五大三粗，相貌丑陋，带片披襟，蓬头垢面，体壮如牛却游手好闲，为乡亲们所不齿，人们避之如恶煞厉鬼，即使有残羹剩饭也不施舍。
他一出现，家家便关门闭户。
一日，他猝然闯而进一土财主家，伸出毛茸茸的黑手讨要，老妪为羞辱他，将一张大油饼为孙儿揩腚后，扔狗吞食，并喝狗将其咬出门外。
这乞丐就是胡大海。
胡大海深感中原人心太坏，遂暗暗立誓，有朝一日发迹后，定来此雪恨复仇。
后来，胡大海弃讨投伍至朱元璋麾下。
胡膂力过人，嗜杀成性。
疆场上，呵佛骂祖，虎口拔牙，因战功卓著，一介乞丐白日升天，成了朱明王朝的开国元勋。
朱洪武于南京君临天下，大赏功臣。
胡大海拒金银财宝田宅奴仆而不受，当朝奏明复仇事。
朱洪武知胡乃杀人魔王，踌躇再三，只恩准胡“杀一箭之地”。
胡率兵至河南境内，恰有一雁当空飞来，胡心中暗喜，弯弓发箭，箭着雁尾，雁带箭南飞，飞过河南，又掉头飞向山东，胡统兵随雁杀去，直杀得豫鲁两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所以，只好移民。
另一个说法是，朱元璋曾因为屡屡打不下山西，便迁怒于山西人，发誓将来得了天下，非把山西人迁到异地他乡不可。
“其实，这些传说都无从考证，但却被民间百姓津津乐道。
”刘中平如是说。
洪洞县志办主任张青认为，“明代大移民是一段写满血泪的悲壮历史，背井离乡，诀别故土，先祖们怎能不寸心如割，于是大槐树就成了古槐后裔任祖归宗的根。
但也不能否认移民政策带来的积极作用。
大量移民垦田，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手工业、商业得到了繁荣，人口增长迅速，对于当时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比较合理地布局了人口生存的空间。
”“山东人祖先多数可追溯到山西大槐树” 向山东移民的明朝官方记载只有两次。
据记载，第一次向山东移民是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迁往临清”；第二次是明洪武二十二年，“迁往东昌（今聊城）”。
那么，为什么后来移民后裔遍布山东呢
根据、等正史及笔记史料的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30个省市，2217个县市。
当时，向山东移民最多的是东昌府（今聊城）、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分布在如今的一百余个县市。
但是，向山东移民的官方记载只有两次。
据记载，第一次向山东移民是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迁往临清”；第二次是明洪武二十二年，“迁往东昌（今聊城）”。
那么，为什么后来移民后裔遍布山东呢
“山东人祖先多数可追溯到山西大槐树
这是因为，当年除了直接迁民外，还有很多次间接移民。
”刘中平说，“此外，因最初迁往山东的移民主要分布在鲁西、鲁西北和鲁西南一带，而这些地方多为黄河泛滥区，土贫地瘠，饱受水患之苦，成为移民自发的再次迁徙的一个固有原因。
山东当地的原住民对外来人口的排斥，也成为移民再次迁徙的一个因素。
而明朝初期朝廷在迁民时曾规定‘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致使许多同姓同宗的家族分居异地，为日后寻亲归祖埋下了伏笔。
同时，明朝官府还曾根据现实情况，组织了多次省内的迁徙。
如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将登州、莱州二府无地居民5635户迁至东昌府；洪武二十八年，又将青州、兖州、登州、莱州、济南五府家有五丁以上以及无田的农民1051户、4666口迁至地广人稀的地区等。
”山东省嘉祥县地名办公室在地名普查中发现，全县70%的自然村是洪武、永乐年间为山西移民设置的。
滕州市地名办公室也在地名考查中发现，该县共有自然村1200余个，其中明代建立的有687个。
现存425部族谱和碑文中，有225个部族明确记载是洪武以及永乐年间自洪洞县迁来。
而冠县近3000个村庄中，有近1700个是明代建立的；郓城县1300余个村庄中亦有535个是明朝建立的；定陶县1000余个村庄中有386个村的祖先来自洪洞县。
民间家谱记载先祖渊源 山东许多地区的民间族谱、家谱中，都对先祖的渊源有所记载。
有的移民与家人约定以某种物品为记号，作为后人寻亲的物证，但更多的人以槐树来纪念这次移民。
山东省曹县的中，记载了“一枪王”的故事。
谈到王氏始祖王良于洪武二十五年，举家由洪洞迁居这里。
由于王良一路上总带着一支长矛，于是就为庄子起名为“一枪王”。
以后繁衍到20余世，仍然是衣冠争荣，宗族旺盛，由“一枪王”变成了“千家王”。
山东定陶县“弯子张”庄的《张氏谱序》记载说，始祖张三老，本住山西泽州阳城县，自明时洪武年间，迁居于定陶县。
当时一家人从官府领了席片耕具，顺东南而来，千里迢迢，跋山涉水。
终于来到沙山寺北约1公里的地方。
当时这里完全是一片荒地，只好用席子搭棚，挖土坑当炉灶，勉强建成一个家。
而窝棚四周则是荒草茫茫，渺无人烟，只有几只狐兔，间或出没草丛间。
刚来的那天晚上，一家人望着天上的星星，回想千里之外的故乡，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没想到五更天的时候，忽听到东南方向有公鸡打鸣。
张三老想：“有鸡就有人家。
”天刚放亮，就到鸡鸣的地方去找，果然有人家，乃是李氏始祖李庆，而且是张三老的表兄。
于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表兄弟抱头痛哭一场，又搬到一处居住。
山东曹县刘庄的《魏刘氏合谱· 序》也记载道：予族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士,大明洪武二年(1369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历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住一村。
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铜佛为记，传流至今500余岁依然存在。
据后人回忆，始祖兄弟二人，名为光祖、亮祖，铜佛则可能是一个模样的两尊佛像。
但更多的人以槐树来纪念这次移民。
至今，在很多移民后裔生活的地区都种有槐树就是最好的例证。
为何都从洪洞大槐树出发
“当年，明朝官府选定洪洞县作为大移民的集结地，是考虑了众多因素的，如人口稠密程度、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
”刘中平对记者说。
临汾历史悠久，东倚太行，西临吕梁，尧帝曾在此地活动并建都，因此后人称临汾为“尧都”。
如今，在临汾的东南西北入口处，均可看见一个气势宏伟的大牌坊：天下第一都。
因其“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太岳，西控汾河”，因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为河内重地，其北部30公里处即为洪洞。
闻名海内外的明代大移民的出发地就在这里。
当时之洪洞，凭借古驿道，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加之广济寺院落宽展，寺旁还设有较大规模的驿站，易于政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发放川资凭照。
于是，汉槐旁的驿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据史载，明初从山西迁民，不管老百姓家在何府何州何县，都要先集中到洪洞县去。
洪洞县城北，当时有一古刹名叫广济寺，为唐朝贞观二年所建。
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寺旁有一棵大槐树，“树身数围，荫蔽数亩”。
当时山西省惟一的一条官道经过从寺旁经过，唐宋时期官府在此设立了驿馆，办理四方来往的公差事务。
“当年，明朝官府选定洪洞县作为大移民的集结地，是考虑了众多因素的。
”刘中平对记者说。
“首先是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洪洞县位处晋南临汾盆地，是当时全国的中心地带，是向各地区移民的最佳位置，成本比较低；其次，当时洪洞县地区人口稠密，户均10口人以上，具有先天的人口优势；第三是交通优势，当时山西省惟一的一条官道经过从洪洞县的广济寺旁经过；此外，这里还是晋南的行政中心，设有规模较大的驿馆，具备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组织基础。
” 当时，明朝廷采取的移民办法主要是军屯（将军队迁至某处后就地转民）、商屯、民屯等，还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发放衣物、路费、农具以及承诺免赋役三年等，但更多的是采取招诱、征派的强迫办法。
而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的导游张小姐还向记者介绍了一种传说。
“因大家不愿意离乡背土，官府就散布谣言说，‘除了洪洞县广济寺一带的不迁，其他地区的居民都必须限期迁离。
’于是，人们纷纷拖家带口赶到洪洞县广济寺一带，结果当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大槐树下的时候，官府调动大批官兵将人们围住，登记在册，全部强制迁徙。
”尽管这个无从考证，但却在民间流传甚广。
据说，民间广为流传的“解手”的说法和“背手”的习惯也是源于这次大移民。
“为了防止移民逃跑，官兵用绳子将人们的手反绑起来，一串一串相互连结。
由于路途遥远，走的时间长了，人们就习惯了背着手走路。
在押送过程中，人们需要大小便时，便央求官兵将手解开，如此次数多了，就简化为‘解手’。
”导游张小姐如是说。
山东曾有民谣云：“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
”在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有两副楹联，一为“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二是“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楹联与民谣，一雅一俗，说的都是足小趾两瓣的事。
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标记。
后来，移民的后代脚小趾甲便成了复形。
“这个传说亦不可信，但却饱含了人们对强制移民的痛恨。
”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根祖文化部副部长罗红玲说。
山东曹县一刘姓的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先祖是“独耳爷爷”，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一只耳朵的。
洪洞大槐树 古大槐树，又称洪洞大槐树，位于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公园内，这里洪洞虽然没有什么宏伟的建筑，但是不论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炎夏，游客络绎不绝，有的赋诗题词，抒发“饮水思源”之幽情，有的仰望古槐，盘桓眷恋，久久不肯离去。
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仍，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
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
元末战乱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
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
在元末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
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
明朝灭亡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
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
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
汾河滩上的老鹞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
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鸦窝显得十分醒目。
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高大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鹞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鹤窝。
为此，大槐树和老鹤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这首民谣数百年来在我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
（据我老家的村民说，我们村就是那个时候从大槐树迁移出来，以充实北部边防的，村里的家谱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记起的。
）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
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
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
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
民国二年，宦游山东的贾村人景大启告老还乡后，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
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
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
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
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
碑南二十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
八十年代初，洪洞县政府重修并扩建了大槐树公园。
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
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罗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
”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
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
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
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
”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
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
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
”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
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
”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
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迁民到了新的居住地点，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不论干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
为了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栽种槐树，以表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情。
有些移民到迁徙地后，以原籍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长子营等，表明这些居民是当年从赵城、洪洞等地迁去的。
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四百五十姓，供奉着他们的牌位，这大大超过了百家姓。
他们都是六百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公诸于墙，以便寻根查询。
近年来，大陆民众竞修家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
悠悠六百年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
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四百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鸽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
大槐树楹联 香挹行襟留快饮； 荫清古道倚斜阳。
茶可解饮，碧乳澄香通世味； 亭堪楼迹，绿槐夹道识乡情。
柳往槐来，到此应生离国感； 水源木本，于今犹动故乡恩。
举传嘉树；荫庇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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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山西洪洞大槐树邵姓迁民到陕西寻祖
河北省广大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问我祖先来何处
山西洪洞大槐树。
”“问我故乡叫什么
大槐树下老鸹窝。
”这是说，自己的祖宗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移来的。
如果接着要问：为什么迁移呢
那就得从“燕王扫北”说起了。
燕王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四子，名棣，领重兵镇压大都（即今北京）。
朱元璋长子朱标早死，朱元璋死后，根据传长不传嫡的传统，朱标的大儿子朱允（火文）即皇帝位，年号建文。
建文帝听从齐泰、黄子澄等大臣建议，大力削藩，剥夺分封全国各地的叔父们的兵权。
燕王以讨齐、黄为名，起兵反抗，号称“靖难”。
建文帝派兵平叛。
于是在河北、山东一带，进行了长达三、四年之久的大战。
史书上称之为“靖难之战”，民间传说则为“燕王扫北”。
在此期间，人民遭受战乱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袭击，“村庄毁去十之八九，民仅存十之一二”，“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
史书上记载，河北这块地方“青辚白骨”，“怵目惊心”，满目荒凉。
而山西洪洞一带，却无兵荒马乱之苦，连年风调雨顺，四境安宁，人民生息繁衍，一片升平景象。
“靖难”之役，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
1403年，燕王军攻占南京，建文帝于战乱中失踪。
燕王即皇帝位，改年号永乐，是为明成祖。
明成祖在历史上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
他大力发展生产，极力恢复河北一带经济。
永乐初年，诏令从山西“分丁于真定、南官一带占籍为民。
”于是，当时的中央政府便在洪洞县设立一个移民机构，专门办理移民事宜。
相传此处有一棵老槐树。
故河北老百姓中有“要问祖先来何处
山西洪洞老槐树”的说法。
洪洞大槐树讲说词100字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大家来洪洞做客。
欢迎大家来到大槐树，来到我们祖先的的“家”，来到我们的寻根问祖地。
今天，我很幸运能够陪伴大家去我们的祭祖园去走走，看看。
在看之前，我想让大家了解一下洪洞县。
洪洞县位于山西南部临汾盆地的北端。
洪洞县名的由来，传说是由县城南的南洪崖和县城北的古洞而得名。
洪洞县的出名则是得益于明代洪武年间的那次大移民，因为古大槐树见证了那次大移民而闻名全国。
我们现在来到了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
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始建于1914年。
这是一个闻名海内外的明代迁民遗址，这里曾经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移民地，数百年来被人们作为识别家乡的标志，被当作另一种意义的“家”，称作“祖”，祖宗的祖，看作“根”树根的根，成为亿万华夏儿女心目中的梦中故乡。
【根字影壁】 大家请看影壁上的这一“根”字。
“根”是我们汉字中的形声字，左边是一“木”字。
中国有句古话“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对自己的“根”眷恋之深。
我们眼前的这座祭祖园中影壁上的“根”字，正是要体现我们中华民族 这一“根”的情结。
它是中国工艺美术学院原院长，著名书画家张仃先生于1984年来这里参观时题写的。
在“根”字的两旁还题有“饮水”“思原”四个篆体字。
大家再看“饮水思原”中这个“原”字，为什么没有三点水
它的含义是指原始的，不忘祖宗功德，让我们追本溯源，我们追溯的源头就在这里。
大槐树下大移民，是发生在明朝初年的事，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据史料记载，从1368年明洪武立国起到1417年永乐十五年止，这里共发生了大的集体移民18次，迁民人数达100万以上，是我国历史上，有组织、有计划的一次官方大移民。
作为明王朝初期的一项重大国策，无论在时间上、地域上、规模上，其迁民人数都达到了中国移民史上的顶峰。
这里我不妨给大家讲解一点小知识。
中国历代移民可分为官方移民和自发移民两种形式。
自发移民是老百姓为逃避天灾或战祸而导致的人民自发的迁徙。
在我国历史上，两晋南北朝历时300余年的战乱，中原地区人民大量逃往江淮一带;在北宋末年中原沦陷，士大夫及广大老百姓随宋朝宫室，纷纷南迁等两次大移民就是自发移民。
官方移民为历代政府基于军事、政治、经济等诸多原因，有组织、有计划、有计划、有目的移民。
明代洪洞大槐树移民，作为最大规模的一次官方移民是有史料记载的。
【二门楹联】 大家请往这里看。
二门上这是一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楹联。
“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
”这里的鹳窝指的就是大槐树上的老鹳窝。
当年迁民们背井离乡，远离家乡，越走越远，回头一顾，大槐树和老鹳窝就成了人们最后的记忆，也成了家乡标志。
所以民间就流传着这样的一首民谣：“问我祖先在何处
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
大槐树下老鹳窝。
”二门上这幅对联后两句的意思是，迁民们的子孙回到家乡，首先要看一看家乡的老鹳窝。
虽然如今老鹳窝已不复存在，但乡情浓郁的古槐后裔们，还会谈论起大槐树后裔们脚上的小脚趾盖。
据说当年迁民们在领取外迁证件后，官府为了防止他们逃跑，便在每个人小脚指上砍一刀做记号。
至今移民后裔的脚趾上小指甲盖都是变形或两半的，传说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迁民壁画】 壁画是绘在壁上的画，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绘画形式之一。
原始社会，我们人类的祖先在洞壁上刻画各种图形，以记事表情，算是最早的壁画。
我们眼前的这幅壁画叫迁民图，是根据迁民的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绘制而成的，它反映的正是当时的迁民们的凄惨情景。
普通话也是方言 具体点
普通是方言 具体点通话源于北据说是满清人入关后为了与汉族人交流立的普通话。
实际上普通话的起源可能更早。
在南宋时期，北朝金国的老百姓大部分也都是汉族人，汉人与金国的鞑子为了方便交流，也得有大家都能听的懂的简易语言，于是自然就开始有了很容易能让对方都能听懂的普通话。
而江南的南宋因为偏安一隅，没有其他民族的大规模融入，所以他们保留了古汉语的很多成分。
当时以长江为界的两岸语言区别为什么很大
可以说就是这么来的。
至今普通话的语言简易程度都是很高的，我们只需要掌握了1000个汉字，我们就可以读报纸了。
后来蒙古人南下，灭金时，破城并屠尽了北京80万人口，至今北京城没有元代以前的建筑。
当时北朝金国的难民流落到了山西，山西在中国这一段历史上，是人口最多，经济上最繁荣的时期。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补充大屠杀后的全国人口不足，先后8次从山西向全国各地迁徙人口。
据说当时朱元璋把大屠杀后剩下的百姓集中在山西的洪桐县一带，分别向全国发遣。
很多不愿意离开家园的百姓，被士兵用绳子绑在一起，由他们押着离开家园。
当时的人们要上厕所，用的是“我要方便”一词，由于被绳子绑在一起，要上厕所只能用“我要解手”一词了。
所以后来人们要上厕所用的是“方便”一词，也就由此改成了“解手”的一词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解手”一词的由来。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民族的大迁徙。
所以，后人多说我们的祖先来自山西的洪桐县一带的大槐树，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你去山西旅游，导游会问你的左脚的小脚指甲有无分岔
据说有分岔的人，都是从山西迁徙出去的。
汉人小脚拇指的指甲盖，通常分裂为两半。
不过两半不成比例，一半大得多，一半很少，不注意是很难发现的,而且男左女右。
异民族的脚趾的小拇指头，则是完整光滑的一块。
民族的大迁徙，使普通话的使用范围更加扩大，更促进了北方普通话的交流。
满清人入关后又促进了普通话的交流。
现代的普通话前身是古代北方官员的官话，因为北京做过多朝首都，官话也就更接近北京话， “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
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明：汉民族共同语早已存在，现在定名为普通话，需进一步规范，确定标准。
“这种事实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什么呢
这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为简便起见，这种民族共同语也可以就叫普通话。
”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对普通话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百世岁月当代好 千古江山今朝新 万象更新
普通话的由一来
历史沿革商据记载当时均持中原雅音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所这也表很早以前人们都已经有了“雅音入市”共同的心愿。
隋代最早能够找到的官方推广共同语政策在隋代。
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
由于当时中国北方地区长期在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汉族习俗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心想恢复汉族礼乐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复汉族文化的举措，其中包括命陆法言等编著《切韵》，审定比较经典、纯正的汉语。
唐代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
事实上，根据中古音韵所拟的唐诗读音，便与今日的粤语极为相近，指粤语为唐代正音并不为过。
——参见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4] 之附录《唐诗拟音举例》，中华书局，1956。
宋代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
而在北宋亡国后，南宋时代的刘渊又基于《广韵》著《平水韵》。
元代元代定都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
元代朝廷规定学校教学要使用以大都语音为标准的天下通语。
元代盛行杂剧和散曲，这是两种接近口头语言的新的文学形式。
著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都是大都人，他们的作品《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反映出当时大都话的面貌。
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归纳的语音（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北京话，因此，大都话成为近代普通话开始形成的最原始基础。
明代元代将近百年的统治使得传统的汉人的礼乐风俗、语言文化发生巨大变化。
明代以后，由于语音演变的原因使中国北方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元代所编的《蒙古字韵》仅存十五韵，失去了传统汉语的特点；所以当时的语音距离唐宋的二百零六音韵体系甚远，而更接近现在的北方话和普通话。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第八年，命乐韶凤、宋濂参考典籍中的《中原音韵》和中原雅音，编著《洪武正韵》作为官方韵书。
《明史·乐韶凤传》记载：“八年，帝以旧韵出江左，多失正，命与廷臣参考中原雅音正之，书成，名《洪武正韵》”。
《洪武正韵》所平、去、入分部与《中原音韵》相类似，不过它对入声的处理则有所不同。
对于此书这种保留入声韵和全浊声母，音韵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张世录、王力等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是因为此书的编者不敢完全推翻历来极为通行的旧韵书。
二是因为编者绝大多数是南方人，若不是精通音韵且熟习中原之音，就难免受方言影响。
同时元代的《中原音韵》是否有入声和全浊声母存在争议。
清代清朝入主中原，汉人仍说汉语，部分汉官操明代官话，所以清朝官场上的官方语言，实际上是满汉双语制。
清代北京话分文读、白读两种，文读是旧的标准音，接近《洪武正韵》，读书人多用，但到了清后期，基本失传，只剩下了白读。
清中期，随着对汉臣的倚重，且为提高办公效率，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
1728年，雍正皇帝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由政府主导的推广标准音。
到清中后期，北方的大多数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等）都和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新官话靠拢，其影响已经超过基于《洪武正韵》的南京话，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最流通最广的语言。
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日本人把日本语的民族共同语叫做国语。
国语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代一本书的名字，日本人把国语当做民族共同语的名称。
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
1909年清政府把官话称为国语。
1911年清朝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以京音为准的官话为国语，取代原来明代官话（《洪武正韵》）的地位，并且加大力度推广。
民国辛亥革命之后，国语这个词得到当时北洋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称呼。
但是，清王朝的覆灭使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因此，民国初期出现两场关于国语的争论。
1912年12月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稚晖）任主任，并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8条。
规定读音统一会的职责是为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
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
当时来自北方直隶省的著名语言学家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的发明人）对于会员构成非常不满，指出江浙人占25人之多，其中来自无锡的就有5人。
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会议实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个会员一票。
当时对于一省一票制度争论也很激烈，来自江苏的汪荣宝声称，“若每省一表决权，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
”王照反问：“此语做何解释
”汪不语，王照接着质问：“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
”北方会员坚决要求每省一票，威胁说如果通不过就自行解散退出会议。
最后在教育部代部长董鸿炜推动下，终于通过了一省一票制度。
这个一省一票的制度是解读会议结果的关键。
该会从清代李光地的《音韵阐微》中选出一批比较常用的汉字，对每个字都用每省一个表决权、多数票决定的办法，在1913年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读音，又对”俚俗通行”的汉字和化学新字、度量衡译音字等600多个，同样审定了读音。
这样审定的汉字读音用当时新制定的注音字母注音，称为“国音”。
国音统一会议终于在5月22日闭幕，由于会议期间争吵激烈，会议的议长吴敬恒在4月22日辞职，接任的王照也在5月7日后请了病假，临时由直隶的王璞主持会议。
当时对于浊音和入声尤为激烈，江苏代表汪荣宝夸张地说：“南人若无浊音及入声，便过不得日子。
”同样是江苏的代表、会议议长吴敬恒也语出惊人：“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
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
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一省一票原则的多数票决定“国音”。
整体来说，最后的结果还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主要参考南京语音），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
这次会议审定的汉字读音被后人称之为“老国音”。
并从1918年开始推行。
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钱玄同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号召“废孔学不可不废汉文”，提出以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主张。
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何以故
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
紧随其后，一大批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诸如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周辨明、许锡五等人，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罗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浪潮。
所谓国语罗马字，就是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韵、调。
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国音”的比较复杂的语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
因此，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要求统一汉字语音，以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
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
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
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
国音是主要“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
京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
两派争吵非常厉害。
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
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马裕藻、周作人、刘复、钱玄同、胡适等人提出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其中第三项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蘇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平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最後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
1921年，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国语留声机片先後发行，确定了国音声调。
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由王璞在上海发音，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短而不促，仿自北京读书音。
国语留声机片是赵元任在美国发音，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发行，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则为标准南京音。
“国语统一筹备会”成员胡适胡适在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班、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
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讲义作底本出版《国语文学史》。
胡适说“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
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
所以必需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胡适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
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
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
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
”“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剧本。
…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国语,就是将来的标准国语。
这就是说:我们下手的方法,只有用全力用白话创造文学。
白话文学的真美被社会公认之时,标准化的国语自然成立了。
”《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
”北京大学国文系以胡适、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志摩的诗歌为教材，极大的推动了新文学运动。
到了五四运动以后,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髙潮掀起,北京教育部也竭力提倡国语,白话语体彻底占领了小学教育的阵地。
1924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国语运动和新文学，与以南京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形成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声势。
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一文。
国音常用字汇1928年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案”。
7月12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等六人为起草委员，逐字审改《国音字典》，正式采用北平地方音编成《国音常用字汇》取代《国音字典》。
后来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
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谓以现代的确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1935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始进行国语的全面普及和推广教育工作。
1932年之後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
1937年，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辞典《国语辞典》由黎锦熙、钱玄同主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出版。
新中国宣传标语“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
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
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
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
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
”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
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新华字典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叶圣陶力主将小学“国语”科改称“语文”。
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规定：“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
”“讲解用的语言，仍用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不用方言土语。
”《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再次强调：“教给儿童的语言必须是规范化的汉民族的共同语言。
这种语言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是小学语文科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一是词的声音。
这首先要求依照普通话的语音进行教学；在方言区域须特别注意正音工作。
”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新中国的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5年11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推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语言规范化的通知》。
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补充了对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6]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
“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
“普通话”中的“普通”二字有“普遍”和“共通”的含义。
1982年，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推广普通话，提出“所有学校都应该是推广普通话的阵地”、“中学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
1990年国家语委明确以广东、福建两省和上海市作为南方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地区。
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普通话”。
1991年派出专门的调查组深入广东、福建的一些地区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两省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提出建议。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确立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
2014年9月21日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与河北省政府共同举办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重点活动在河北省滦平县举行。
2014年是国务院确定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17周年。
李卫红说：“17年来，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全国有70%以上的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中华民族几千年书同字、语同音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普通话是以北京话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与会专家认为，推广普通话不是要人为地消灭方言，而是为了消除不同方言的隔阂，以利于社会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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