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三年级作文青海民和七里寺美景300字
每年农历六月初六，远近闻名的民和县七里寺“花儿会”将在七里寺药水泉风景旅游区举行，在这迷人的季节里，让我们沿着宽阔的川官公路、看着河湟谷地的田园风光，闻着金黄的油菜花香，到民和县古鄯镇七里寺药水泉风景旅游区去看一看 “花儿会”的盛况。
从民和县城出发，路边的田园景象美不胜收。
远望耸立的高山下，盛开的油菜花，碧绿的麦浪，犹如一条斑斓的飘带，闪烁在白云蓝天下；近处，农家小院依偎在清水溪流边，袅袅炊烟，荡漾在碧水绿树间。
向南行驶38公里后，我们来到了历史悠久、土地肥沃的古鄯镇。
古鄯镇是唐蕃古道和丝绸之路重镇，曾经是古时候的一个驿站，称为“古鄯驿”。
从古鄯镇再向西南角行使10公里，我们就到达闻名遐迩的“七里寺药水泉风景旅游区” 据《愿簿》记载，七里寺药水泉“流源于隋唐时期，因牛饮泉水而发现”。
据《西宁府续志》记载：“其（药泉水）味幸温、饮之愈胃疾”。
此泉水有健脾和胃、消食化淤，杀菌祛痰之功能，被专家誉为水之精、泉之首。
传说六月六这一天喝药水泉的药水，效果是最好的。
一年四季，前来这里喝药水的游人总是络绎不绝。
药泉水透明清凉，味道麻辣，泉水的气泡不断涌出，犹如啤酒，独具风味，故历代文人骚客游此，禁不住欣然挥笔，赞不绝口。
清代一位诗人饱饮泉水后赞叹道：“药水清流药水香，效灵真不异仙方；春光无限不须买，泉有灵丹延寿长”。
千百年来，来自四面八方的游人络绎不绝。
从成都包团去西昌旅游的几个疑问?
首先，请问你指的包团是多少人
（涉及到用多大的车，分摊下来的车费）。
其次，行程可以这样安排。
（不知道你觉得合适不合适）第一天：晚从成都乘火车前往西昌宿：火车上第二天：早餐后前往神秘女儿国，抵达泸沽湖，晚入住四川泸沽湖民居（谷称：木棵子）观赏泸沽湖宁静的夜景宿：四川泸沽湖民居（2-4人间）第三天：乘远古漂来的湖内唯一交通工具——诺亚方舟（猪槽船）游湖（自理），登王妃岛、洛克岛，游万亩草海、情人桥、藏传佛教（黑教）喇嘛寺，湖内共有六个婷婷玉立的小岛，草木葱郁，湖上往来穿梭别有情趣，游谢娃娥溶洞、人咀岛、访母系家庭、参加篝火晚会（自理）、情歌对唱、跳押搓舞、走婚探猎、品泸沽湖特色膘肉，她们创造的纯结文体所构成的女性色彩：只要你翻开一个石头或撞见一棵树，都可能告你一个女人、一个情人或一个母亲的故事宿：云南泸沽湖民居（2-4人间）第四天：早餐后至盐源县，万亩苹果园等候你的到来，让你品尝高原苹果宿：西昌第五天：早餐后航天城一日游：浏览雄伟的卫星发射场，参观长征火箭测试大厅和神秘莫测的卫星指挥大厅，领略中国尖端高科技的神奇魅力，然后游泸山，那里终年滴翠，山有古柏、苍松、金桂、佛、道，儒寺庙庵堂，三教共一山，世间罕见，游卧云山庄，之后游览邛海（船费自理15元\\\/人），它是四川省最大的淡火湖泊，相当于四个半杭州西湖，海拔1510米，有风神庙、海潮寺、青龙寺、莲池、新沙滩、月亮湾构成邛海的立体风景区。
参观中国唯一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自理30元\\\/人），花卉世界，赠送彝族风味餐，享受歌舞宴。
晚上乘火车返回成都宿：火车上第六天：早晨抵达成都--------------------------------------------------------------------------------服务标准：往返火车硬卧票、全程空调旅游车、用餐四早八正、泸沽湖宿民居、西昌宿双人标间、景点首道门票、全程优秀导游服务、旅行社责任险备 注：不含篝火家访20元、奴隶社会博物馆30元、泸沽湖骑马40元、泸沽湖划船25元到王妃岛、邛海划船费15元、旅游意外险及私人消费西昌民俗概况：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
在六七千年，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
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
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
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了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
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
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
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
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
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
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
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
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
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
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
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文化艺术: 彝族人民能歌善舞。
彝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曲调，诸如爬山调、进门调、迎客调、吃酒调、娶亲调、哭丧调等。
有的曲调有固定的词，有的没有，是临时即兴填词。
山歌分男女声调，各地山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彝族乐器有葫芦笙、马布、巴乌、口弦、月琴、笛、三弦、编钟、铜鼓、大扁鼓等。
彝族舞蹈也颇具特色，分集体舞和独舞两类，其中多为集体舞，如“跳歌”、“跳乐”、“跳月”、“打歌舞”和“锅庄舞”等。
动作欢快，节奏感强，通常由笛子、月琴、三弦伴奏。
彝族：能歌善舞的民族 凉山是歌舞之乡，彝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
凉山彝族音乐风格古朴，品种繁多，民族特色鲜明而浓郁。
民间音乐中的民歌和民间文学关系密切，很多普遍流传的抒情长诗，如《阿莫尼惹》、《阿依阿呷》、《阿惹妞》、《阿丝牛牛》等。
都是用歌曲形式传唱的。
除叙事性的歌曲外，有结婚时唱的歌曲如《惹打》，火把节唱的歌曲如《都火》、劳动时唱的歌曲如《犁地歌》、《牧学歌》等。
此外还有山歌，如布拖高胜山歌、儿歌等。
彝族民歌因地区的不同，其风格也有差异。
凉山南部地区的民歌高吭激越，中西部地区的民歌轻柔优美，东部依诺地区的民歌敦厚朴实。
过去的彝族民歌，总的说来给人以压抑低沉之感，但其朴素优美的民族、地区韵味十分鲜明。
民间器乐不是供作伴奏，而是独立发展，自成系统。
引人注目的是它展示的历史时空跨度极大。
常见的有口弦、月琴、马布、葫芦笙、胡琴、彝箫、坚笛、唢呐等。
此外，吹木叶，即以一片树叶来吹奏乐曲也是彝族人民喜爱的民间音乐。
口弦和月琴十分普遍，几乎所有的妇女．无论老幼，襟前都挂着一付口弦，随时可以演奏。
口弦是一种独特而简易的乐器，由几片长约七八厘米的薄簧片组成．有竹片和铜片两种，最少的两片，最多的达五六片。
竹制的音色深厚、低沉。
铜制的音色清脆、秀丽。
吹奏时以手指拨动黄片，利用口腔共鸣变化音色。
簧片除发出本音外．还发出十分优美的泛音，构成音乐较宽的曲调。
月琴多为中青年男子喜爱，其中不乏优秀的民间月琴手。
50年代．凉山彝族姑娘沙玛乌芝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奏的月琴．受到热烈赞扬。
凉山彝族的民间舞蹈往往和歌唱、器乐的演奏分不开。
民间舞一类是产生于生产劳动中的舞蹈如荞子舞、包谷舞、织毡舞等，大多是模拟劳动动作和表现生产过程。
另一类是在节日或在婚嫁欢乐场面中常见的舞蹈如跳锅庄、跳“都火”、对脚舞、被毡舞、芦至舞。
有的表现耕牧的勤劳。
丰收的欢乐，有的表现征战的勇敢、爱情的追求。
从彝族民间艺术中开出的凉山歌舞之花，不仅在中外舞台上一展辉煌，而且在现代生活中遍地开放。
今天，在凉山城乡经常可以看到男女老少手拉着手，踏着民族风味的节拍，欢乐地跳着达体舞。
达作是彝语的音译，意为踏地舞或脚踏舞，是在传统的彝族歌舞基础上编创而成的一种集体舞蹈。
动作简练明快，音乐悠扬流畅，乡土气息浓郁，时代色彩强烈。
80年代一经形成，迅速普及全州并以大西南民族交谊舞的态势，很快向州外、省外推开。
在94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上来自国内外的客人和彝族同胞手拉手，围着一堆堆青火．跳在一起，融为一家，场面热烈壮观．气氛亲切感人。
彝族的民族音乐包括歌曲和乐器。
彝族的歌曲有：史诗歌、情歌、喜歌、风俗歌--内中又有喜酒歌、叫魂歌、送鬼歌、巫师调等多种曲调；从名目上分，歌曲有俄、雅、左、格等。
“俄”是唱的意思，可以在各类场合中演唱，气氛较为轻松随意；“雅”是一种独唱山歌，演唱者一般为男女青年，多为触景生情；“左”是一种婚礼歌，在举行婚礼大夜晚，由主客双方各出两名歌手边舞边唱；“格”是一种悼念死者时或祭祖活动时演唱的合唱歌曲，一人领唱，众人学唱，歌词由领唱者即兴创作；“毕”是指彝族毕摩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唱的歌，我们称之为宗教音乐，以与“俄”进行区分。
音乐则有歌舞音乐、口弦音乐、吹叶子音乐，其中也各有许多曲调。
此外，还有多种乐器：月琴是彝族最喜爱的乐器之一，弦普遍为两根，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口弦是用竹质、铜质制成形状象竹叶的簧片，在中间有一簧舌，靠控制呼吸来调节音色；“玛布”是彝族独特的乐器之一，其吹奏特点是利用鼻孔吸气，让鼓腮连续不断送气，可模仿婴儿啼哭，鸟雀鸣唱；葫芦笙和唢呐，多用于吹奏彝族民歌和曲调。
风俗习惯: 爬花房－－彝族男女的婚恋：爬花房是楚据彝族特有的风俗。
姑娘年满16岁，父母就为她另盖一间小草楼，让其单独在其中过夜，而年满20岁的男青年，可以在夜晚爬上心爱姑娘的草楼谈情说爱。
他们在一起吹响蔑，对调子，互诉爱恋之情。
即使同时有几对青年男女也是如此，大家并无拘束。
一旦爱情成熟，男女双方只要征得父母同意就可以结婚，双方父母一般不会干涉儿女们的选择。
云南小凉山彝族的婚礼相当别致。
结婚时，男方要备马，携带酒、布、肉、养面等礼物去迎新娘。
女方村里的姑娘，可使出浑身本事向迎亲的客人泼水，捉住拼命戏乐。
送亲的人全要男子，新娘至男方门前，要到太阳落山方可进门。
进门前，由一人托着装有羊肉、养把把和酒的木碗，在新娘头上绕一圈，以示婚后生活富裕。
然后，新娘由表兄弟背进屋去。
跳菜－－彝族的歌舞伴餐：跳菜，即舞蹈着上菜。
它是云南无量山、哀牢山彝族民间一种独特的上菜形式和宴宾时的最高礼仪，是舞蹈、音乐与杂技完美结合的历史悠久的传统饮食文化。
宴宾时，通常用方桌沿两则一溜摆开，宾客围坐三方，中间留出一条跳菜通道。
三声大锣 拉开跳菜序幕：大锣、芦笙、三弦、闷笛、树叶等民乐齐奏；在姑娘小伙呜哇哩--噻噻的吆喝声中，只见顶着托盘的彝家男子双手拱揖，脚步忽高忽低，忽急忽缓，另一个人头顶和双臂各撑一菜盘(共24碗)紧随其后入场。
他们合着古朴纯厚的民乐协奏曲，脸上作着滑稽州怪相，跳着歪来复去而又轻松、优美、流畅、连贯的舞步，一前一后登场。
两位手舞毛巾的搭档，则怪态百出，形如彩蝶戏花般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为其保驾护航。
一对托菜手要上菜四桌，搭档把32碗菜摆成回宫八卦阵，每碗菜都像一粒棋子。
自有定位，全按古已有之的规矩逐一落桌，丝毫不乱。
各地彝族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幼子往往和父母住在一起。
妇女地位较低。
遗产由诸子平分，绝业一般归近亲所有。
彝族历史上盛行父子连名，此俗在凉山彝族居民中一直继续到建国前。
一夫一妻是彝族婚姻的基本制度，娶媳需付较高的聘金，交错从表婚比较流行，夫死实行转房。
建国前云南部分彝族地区还保持着公房制度，凉山彝族保持着严格的等级内婚。
历史上彝族多实行火葬，建国前，凉山及云南沿金沙江一带居民仍行此葬俗。
其他地区自明、清以来逐渐改为上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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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姓欧阳，2012年6月13日22时33分得一千金，想问她的八字，五行缺什么
想取单字名：天、月或玄，请指教
河南，湟湟千年华夏文明，正是从这块黄土地上发源流淌，继尔漫延全中国的。
河南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意义，套用一位河南作家的妙语：“河南人就是咱中国人的妈”来解释最为恰当。
如今，这位母亲乳汁断尽，人老色衰，满脸风霜，踡缩黄土一角，莫名成了儿女嘲笑的对象，这实在是一种文化的悲哀。
而时下关于河南的笑话漫天飞，河南在一种“流言运动”中被肆无忌惮地蹂践，又实在是我们民族整体的悲哀。
河南人被群体歧视，是一个尴尬而又沉重的文化现象。
昔日的辉煌，厚重的人文，竟那样轻而易举被几句流言，几个笑话掩盖，这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笑话。
这一方面缘于我们可怕的无知和愚蠢的偏见，另一方面也有河南人自身的原因。
现代化进程中，随着承载农耕经济的黄土文明不可避免的衰落，河南也随之迷失了自我，迷失在历史的黑洞里，迷失在麻木的消怠上，迷失在自我消解的中庸中。
河南的问题，最终还需要河南人自己来解决。
而地域文明的振兴，首先在于精神的勃起。
勃起需要的刺激，已经太多太多，时下，我们应该更关注河南精神重建的态势与内涵。
自然，这是一个深刻而博大的命题。
但我们不妨先从寻找迷失的自我开始。
河南人之所以为河南人，是缘于地域，是缘于历史，是缘于血脉。
那么，就让我们顺着地域文化的长河，从个体文明的源头开始，沿着祖先的足迹，寻找那个我们曾经失落的世界，并捎带从历史的长河中采撷些文明的珠宝，熬煎一副精神的良药，然后，清洗文化的伤口，挖去精神的恶疮，外贴内服，再塑河南的精神钢骨，还原一个健康的中原文明。
让郁闷已久的河南人气吐眉扬，再次挺拨地站直腰板，用骄傲的豫中话大声宣布：俺是河南人。
为什么不呢
1.拂去历史的尘埃，沿着时间的长河，从春秋走来，从秦汉走来，从唐宋走来，从近代走来的那些河南人，一个个都是人格茁壮，性格鲜明，或察天观道，或倚剑长笑，或游刃权谋，或诗笔作刀，无不热血滚烫，豪气冲天，一肩担天下道义，一肩负百姓福利。
他们从来都是那样古道热肠，或是激荡着感天动地的仁道大义，或是充盈着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
这体现在侠士武将身上，是忠肝义胆，是精忠报国；体现在文人官员身上，是忧国忧民，是鞠躬尽瘁。
这种浓浓的入世情怀，生生不息，传递千年，一直激励温暖着每个中国人的心田。
河南人中，最有名的当属老庄。
这两位道家先祖，虽也有报国救民之心，但却选择了“出世”之道。
骑青牛潇洒而去，御清风逍遥而游，纵是令人向往，消极避世，反璞归真，也不失为一种曲线“救国”哲学，并历来为统治者所用。
正所谓“外示儒术，内尊黄道”，就那样心照不暄地操纵了中国几千年。
但如你所知，对黄道情有独钟，只是其“愚民”政策暗合“上级”的胃口罢了。
面对惨淡人生，芸芸民众，更多的河南人，凭着黄土赐予的豪胆，借着黄河赋给的热血，选择了更直接，更积极的“善其身，济天下”的救世之道。
追溯先辈宗师，我以为首推战国时期墨家的创始人墨翟了。
黑翟是商丘人，他主张人与人平等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用现代术语解释，他大概是中国最早倡导博爱主义及和平主义的智者了。
据考证，墨家学派是一个准军事机构的组织，有一套严密而独特的组织管理方式，大概是中国江湖的最早帮会。
我想这群侠士好汉，除了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外，也一定会干些“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事来。
墨子之后，又有一个名叫荆轲的河南好汉闪亮登场。
他是卫国人（今河南境内），是否墨子传人，已不可考。
我们只知道他爱好读书，武艺高强。
当年，为报燕太子丹知遇之恩，他毅然答应执行“不可能的任务”――刺杀秦王政。
至今读起史书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字句，依然会被那视死如归的侠义大气而深深振撼。
长亭外，古道边，残阳似血，素衣如雪，一群高冠博带的士子，穆然肃立，为一个怒发冲冠，将踏不归路的河南人致敬送行。
历史就在那一瞬间定格，风化成一道凄美而悲壮的风景，感动了我们几千年。
唐时，嵩山上又冲下来一大批勇猛无比的少林武僧，他们护唐王，斗恶贼，上演了一部荡气回肠，精彩无比的除奸惩恶的《少林寺》。
到了宋朝，河南汤阴县，又走出一位顶天立地，能文能武的民族大英雄岳飞。
当白发苍苍的岳母为儿子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时，不但把一种强健的民族精神烙在岳飞的心间，也刺醒了每个有热血，有良知的中国人。
当年，岳家军（必然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河南的热血汉子）纪律严明，作战勇猛，使得金人只能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想想岳大将军那杆出神入化的金枪，是如何为柔弱的王朝前挑起一面自信的大旗，想想岳家小将那双所想披靡的银锤，是怎样给野蛮的夷族砸响警告的铜锣。
而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又是怎样激励着中华好儿女，一代又一代，谱写精忠报国的歌。
当历史滑过上世纪50年代，在炮声轰轰的朝鲜战场上，高吭激越的豫剧曲调正在响起：“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
”是的，那是河南人的骄傲，奇女子常香玉，正在率团义演。
当年，就是她，不辞劳苦，全国巡演，竟为志愿军募捐了两架飞机。
河南人的爱国情怀，一旦被激发，他们可以创造出无数个奇迹来。
需要补充的是，著名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也常眠在这片土地上。
河南文人中，这种可贵的人文情怀，表现最明显的便是巩县人杜甫了。
这位大诗人，令人尊敬的只能用伟大来形容。
他是如此深爱着这片土地。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他对社会不公的愤怒，“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是他对战火下孤苦百姓的同情，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他最朴素的人文理想。
还有那沉甸甸，至今诵读依然揪心的“三吏三别”，是他对暴政的讽刺控诉。
这些美丽动人的诗句，不知温暖了多少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
再如中唐的洛阳人刘禹锡，他与白居易齐名，且志同道合，一致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他自愿把百姓摆在第一位，喜欢替百姓说话。
所作的政治讽刺诗，辛辣尖锐；所作怀古诗，沉郁苍凉，语浅意深；所作仿民歌诗，清新爽朗，别开生面。
而他的同乡元稹，也是此道中人。
再后来，还有个叫元结的鲁山人，其诗多反映民间疾苦之作，极力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形式主义诗风，但流于极端，平生不做近体诗，古诗也平直单调。
虽然其文学成就远不能与前辈相比，但那河南人的热血，还是相通的。
在历代为民造福的河南官员中，最聪明的要算春秋时的范蠡，最刚正的是北宋的包拯，而最无私的，也是最令人感动的便是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了。
范蠡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年的大政治家和军事家。
他出身微贱，但绝对聪明，辅作越王勾践，巧妙美人计，苦心经营，精密筹划，终灭掉吴国，成就越王一代霸业。
但功成名就时，他却不慕富贵，巧妙隐身而退。
《越绝书》云：“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 《史记·货殖列传》又载：“后游齐国，至陶，改名陶朱公，经商致富。
晚年放情太湖山水，爱好养鱼。
著《计然篇》、《养鱼经》”。
从政经商，为国为家，这位河南人，以其智慧与行动妙解了一道“读书人如何释放人文情怀”的道德难题。
其卓越的思想光辉，至今对视，依然有刺眼夺目的感觉。
那个“包龙图端坐开封府”的黑脸“清官”，又是如何在原则与人情，强权与道义之间巧妙平衡，用刚烈惩治邪恶，以智慧伸张正义。
老百姓的“天地良心”，“清官情结”，也因为这位曾在现实存在过的精神偶像，平衡了许多，安慰了许多。
而那个兰考县的现代父母官，用全部的生命和激情来实践“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想。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以党性认真地坚守着，用良知小心地调整着，让行动仔细地填充着。
如今，这个伟大的精神坐标，以纪念碑的形式矗立着，在僵化的口号里宣扬着，虽有些孤独，有些落寞，却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河南人，便是1700多年前的南阳人张仲景了。
被后世奉为“医圣”的他，面对兵荒马乱、疫病流行的惨淡现实，以最朴素的想法，最诚挚的情感，毅然选择了救死扶伤、济世苍生的医生职业，做他所能做的事情。
后来他写就的《伤寒杂病论》，便是到了今天，依然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而书中的《金匮要略》部分，更被世代医家尊为“医方之祖”。
在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侠士试剑，武士弄枪，歌者展喉，文士投笔，官员动脑，医生用手，纷纷汇聚在那面裂裂作响的人文大旗下，大气潇洒，豪情勃发地坚守着中原文明的最后一座未曾陷落的城堡。
2.除了那腔滚烫的热血，除了这般豪爽的情怀，河南人也有其秀致明艳的一面。
地域文化中，河南文人历来就以想象瑰丽奇特，文笔精致艳丽著称。
这一点的代表性人物自然是商丘人庄子了。
这个梦蝶忘我，鼓盆葬妻的河南人，现实中活得非常寒碜，甚至有些萎缩。
人瘦得“槁项黄馘”，住在“穷闾陋巷”，靠钓鱼、打草鞋维持生活。
但他的精神世界，却丰富得一蹋糊涂，潇洒得有天没地。
那洋洋洒洒的一本《庄子》，文笔优美诙谐，想象恣意汪洋，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学士必读之书。
它不但涉及哲学、人伦、政治，而且谈论美学、艺术、语言、生物、养生等方面。
闻一多和郭沫若都认为中国的艺术导源于庄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都是在它的影响下产生了。
众所周知，庄子的文章真得称得上天马行空，他自由自在地在各种时空、概念里逍遥穿行，读起来非常快感。
而庄子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编故事挪揄挖苦人。
这一点的技巧，他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高明。
如果庄子活到今世，面对世人对河南的群起攻击，我想他一个人对付，已经绰绰有余了。
而庄子文章语言的精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创造了许多新词和譬喻，至今还为世人所喜爱，所引用。
庄子对后世文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家乡的文人，自然也不例外。
唐时有一位很有名的河南诗人李贺，其诗作多以想象诡奇取胜，构思奇巧，文笔绝美，似有神助，时人称为鬼才。
而晚唐诗人李商隐(今河南沁阳县人)，善用比兴，色彩瑰丽，精于用典，形成了缜密婉丽、旨趣深微的艺术风格。
其“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都是美得不得了的千古名句。
再到宋朝，开封又出了一个史达祖，善于咏物，刻划精工，形神兼备。
如“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又如“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再如“愁与西风有约，年年同赴清秋”，这些文字多么生动，简直有呼之欲出之感。
大词人姜夔对此就佩服得很，称其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
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
”河南人能写出精妙文字的大家名作真是举不胜举。
如刘方平的《月夜》里的“虫声新透绿窗纱”，如宋祁《玉楼春》里的“红杏枝头春意闹”，都是多么漂亮可爱的句子。
自然，要写出漂亮的诗作，需要灵感，需要才气，但若两者都缺些，也不要紧，只要肯吃些苦，还是会有收获的。
在这方面，河南范阳人贾岛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看看人家是如何苦吟的，“吟哦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困难的时候，甚至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和毅力。
苦心人，天不负，这般肯下功夫，自然也能写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的千古名篇来。
而“推敲”的典故，也缘于这位爱学习，肯琢磨的老先生。
据说有一天，贾岛正在驴背上苦苦思索诗句“僧敲月下门”中是用敲还是推字，竟不小心撞了一个大官的驾。
兵士揪着老头到这个大官前问罪，问明原因，大官哈哈大笑，为其严谨的求学精神所感动，并邀请其回府，一起研究。
这个大官就是河南孟县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
如今的河南文人，或是继承发扬了老祖宗“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为百姓，为道义，为故土，文笔朴实得要命，传达的思索又厚重得叫人想哭。
或是继续着那奇巧精致的唐宋遗风，文章或求俏意求险韵，透露出古怪的精灵，或是求细腻求生动，飘逸着精美的褶皱。
但无论如何，据我了解，他们都非常认真，是文字道路上创作态度最严谨，最执着的一批文化人。
每次读起他们的文章，或是想起他们的为人，都不禁有些暖暖的感动。
3.河南除了这些星光灿烂的人文大家以外，还有几座引以为豪的城市。
从某种意义上讲，河南的文明，也正是承载在这几个城市文明的基础之上。
如安阳的浑朴，洛阳的秀致，开封的细腻等。
然而，这几个动辄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却很难找到些留存的历史坐标来。
唯能衡量的，也许只有掘地三尺，发掘那些古墓遗址了。
于是，千年文明的传承，就这样不尴不尬地散乱在那一堆堆的废墟之上。
拂去千年的尘土，参照先人的笔记，在艰涩难懂的甲骨文里，在锈迹斑斑地青铜鼎上，在残壁断垣的遗址里，在那碎片破皿的青瓷上，我们努力拚凑着这块土地上曾经闪亮的文明之光。
殷墟、商都，魏晋城郭，宋时官窑，多少辉煌与文明，多少血泪与耻辱，都因频繁的战火，黄河的泛滥，统统掩埋在厚厚的泥沙里，消失在寥寥的时空中。
关于安阳，最有名的便是发现甲骨文的殷墟了。
这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因为曾是商朝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曾有过稀世的繁华。
从那里挖出的青铜宝器，无论形制，还是工艺，都不难推测出。
只是那个时代离我们太久远了，除了臆想的骄傲，除了斑驳的文物，我们好象无法获取更多的东西。
但大气的人文遗风犹存。
在安阳老城区内有一条“仁义巷”，那里曾是明朝宰相郭朴的祖宅所在地。
据说当年郭家邻居建房造屋挤占了郭家一墙之地，郭家人气不过便和那家论理，一来二去闹得不可开交直至上了公堂。
地方官畏惧双方都是官宦之家不敢审理，于是两家继续争执。
郭家情急之下派人到京城将此事回禀郭朴，郭朴即刻回书一封。
但当郭家人满怀希望地打开书信时，不想上面竟然是这样几行诗句：“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有了这条巷的安阳，才使得冷冰冰的文物与现实的人文对接，才使得它有足够的信心安详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荣辱。
洛阳大概是河南最引以自豪的城市了。
东周、魏、晋、唐等先后在此建都，号称九朝古都。
而我以为，那些在此建都多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如魏、晋、唐等，或苟延残喘的弱势王朝，如东周。
这种尴尬的现实也正是洛阳城为什么无法大气起来的缘故，而更不幸的是，这种小朝廷必要在大一统的历史整合中一次又一次被消灭，被蹂躏，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作为首都的洛阳了。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诸多的历史名城里，洛阳是最具悲剧性的城市。
洛阳城的历史，也正是一部反反复复被毁灭，悲恨相续的血泪史。
对此古人叹云：“欲知天下兴亡事，请君且看洛阳城”。
在金戈铁马的嘶杀中，历史无法留存，文化不能延续。
特别是宋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南移，以及黄河的突然改道和肆意泛滥，洛阳永远失去再度雄起的机会。
曾有的辉煌，便永远沉封在历史的记忆之中。
如今的洛阳，已经很难找到昔日繁华的痕迹。
我们能提的，除了那一园独开独败的牡丹，除了那郊外孤零零的白马寺，除了那痕迹模糊的龙门石窟，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提及的文明见证。
在我看来，洛阳最辉煌的时刻应该是汉唐之际，做为最重要陪都时的那段好时光。
毕竟，那时她侍奉的是一个完整而强大的王朝，她也有时间打扮自己，保养自己。
当年，她可能是中国最漂亮，最壮观的城市之一。
豪富人家竞相传抄《三都赋》，搞得一时“洛阳纸贵”，那是魏晋的洛阳，“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这是盛唐的洛阳。
“年年花开帝王家”的花城洛阳，如今也只能从阴冷古籍里寻找，在一帘幽梦里重现。
开封比洛阳幸运，就在于她虽然也侍奉过一些类似的小王朝，但毕竟在近150年的时间曾专心侍奉过一个当时世界上文化与经济最发达的北宋王朝。
看过《清明上河图》的，都无不为那个辉煌而繁华的帝都所惊服。
而图上所展现的，才是帝都小小的一角罢了。
当年的汴京，有外城内城。
外城方十三里，内城七里，城周有城门十二座。
城外有护城河围绕，河宽百尺，河的两岸种有榆树杨柳，朱门白墙掩映于树木的翠绿之间。
有四条河自城中流过，大都是自西而东，其中最大者为洋河，从安徽河南大平原而来的食粮，全在此河上运输。
河上的水门夜间关闭。
城内大街通行，每隔百码，设有警卫。
自城中流过的河道上，架有雕刻的油漆木桥相通。
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官家的马车，牛车，轿子在街上川流不息。
坐着女人的牛车上，帘子都放了下来。
在皇城有个特点，就是必须戴帽子，即使低贱如算命看相的，也要打扮得像个读书人。
想想看，若那《清明上河图》的繁华再现，那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画面。
如今的开封城，除了那幢突兀的铁塔，已经找不到一丁点宋时的痕迹。
那中州盛日，“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的绝世繁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运河里的林立帆船，大相国寺前的技艺杂耍。
也都成了遥远时空模糊的印象。
不过，时至今日，作为一个内陆城市，开封城里的那几泊湖水，还是非常漂亮，非常好看。
而城内四处悬挂的诗书字画，栩栩如生的汴绣，浓郁的美食文化，明示着一脉相承的中原文化，依然靠着强大的文明惯性及坚韧的生命力，延续下来。
提到河南，提到城市，若不提省会郑州，自然有些过不去。
但作为一个城市，许多河南人并不喜欢郑州，觉得没底蕴，没特色，只是粗笨地矗立在中原大地上，毫无大家风范。
郑州的存在，好象只是一个交通枢纽的意义罢了。
它好象还远远不够成熟，不能承担起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的重担来。
至此，我们发现了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人口大省，中原大省的河南，却找不到一个相匹配的精神坐标来对称，找不出一个相匹配的现代城市来代表。
具体来说，郑州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市，而开封是唯有灵魂的城市，谈及洛阳，则是除了历史什么都没有。
失去精神导向及文明凝聚力的河南，愈发呈一盘散沙。
而河南的尴尬还不仅仅如此。
最难堪的莫过于，在积有如此丰厚人文精神的土地上，河南人却无法形成一种群体向上的积极人格。
散乱一地的，屈牙突嘴的，只是些小农文明残留的固疾。
失去人文导向与精神坐标的河南人，只好有些无奈，有些不甘的灰头土脸地生活着，隐忍着。
4.在河南地域文化的长河里，人文精神的汇聚、碰撞与整合，有时也不免会有些偏差，出些尴尬。
最早的尴尬，来自愚公。
豫西北与山西交界处，有王屋山一座，相传，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对于愚公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同志当年给予极高的肯定与评价。
而愚公当年移山的心愿，是建立在自己香火不断的前提之上，即子子孙孙，无穷匮焉。
五六十年代，也许缘于他老人家对这个故事的情有独钟，才提出“人多力量大”的重要指示吧。
那时，大家觉悟都很高，于是，指示被积极地贯彻，而且大家都很自豪能超指标完成任务。
据我翻阅的资料来看，建国以来，几乎全国省市人口都翻了一番多，增长最少是山西，只长了近三分之一，而人口增长速度最快，也是最多的省份便是河南省。
官方统计表明，1949年，河南省共计人口4174万，而到了1996年，竟达9172万之多，翻了近2.3倍，是人口最超常的省份。
作为愚公后代的河南人，大概对于人口数量有着朴素的迷信情绪。
人多好办事嘛，领袖就这么说的。
这话好象也没说错，五六十年代，驰名中外的红旗渠，就是河南人开挖的嘛。
据说，那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水渠。
没有那么多人，能办成这样的大事吗
而另一个尴尬便是战国时期卫国大商人吕不韦了。
他是淮阳人，在他那个时代，他绝对是个成功的商人。
即无侠客的利剑，又无游士的巧嘴，若与当时的权贵结交，鼓囊囊的钱袋，大概是唯一，也是最见效的“资本”了。
吕老板最大的一笔买卖就是把私生子送进秦宫当了太子，即后来那个统一中国的秦始皇。
他绝对是个有战略眼光的野心家。
能把一番投机事业做得如此象模象样，轰轰烈烈，心机、城府绝非常人可比。
他是商人，也做过秦国的相国，并令门人编撰过一本在文化史上很有名的典籍《吕氏春秋》，如果加上那个私生子，成就果真不一般。
然而，从个体意义上讲，他却是很失败的。
他的种种行为，说到底只是一种权钱交易的投机行为，自然名不正言不顺。
大家也知道他最后死得莫名其妙，不清不白。
不能善始善终，大概是所有投机家的宿命。
便是不计成败，不论手段，单论他历史地位，也有些不尴不尬。
在史家眼里，兴趣也多集中在他的冒险传奇和投机才华；便是涉及那本《吕氏春秋》，也是刻意描述他“一字千金”的策划天才和骄奢卖弄。
虽他曾身为秦相国，可在史书中也是轻轻一笔带过，肯定的只是他的商业才干。
在百姓眼里，更多是好奇他与赢正母后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惊叹他一生的冒险奇迹和不可思议的投资眼光。
这位可怜的河南人，作商人，没有他同乡前辈范蠡成功和地道，自然受不起那份敬重。
作政治家，也纯粹只是权钱交易的产物，是投机成功后抢到的一件犒赏品（自己犒劳自己，安慰自己）罢了，自然失去了应有的厚重。
而作文学家，这就更无从谈及，至多只是挂个虚名而已。
于是。
这位吕老板，就那样轻飘飘地夹在史册里，风雨了一世，尴尬了千年。
吕不韦虽然尴尬，但不影响他的名气。
有他这样的好导师以及好案例，自他而下，从来不缺效法他的投机者和野心家。
中国的政治场上，也就平添了几份乌烟瘴气，多增了些荒唐闹剧；而中国的商人，也被刺激得不愿好好做生意，而或你情我愿，或半推半就，向“官商合作”暗使秋波，或干脆投怀送抱，也是忙得不亦乐乎，搞得乱七八糟。
从经济理论上讲，吕不韦的最大贡献就是验证了投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也大概因为他，中国传统社会里才开始有了“无商不奸”的行业歧视。
而人文意义上最大的错位莫过于宋朝大儒的“二程”程颖和程颐了。
这两位说着浓浓豫中话的老先生，大力发扬大宋开国元勋郭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的理论，狠不得把整个世界都装在一部论语当中。
嵩阳书院的枯黄灯光下，两位老先生苦思冥想，孜孜求证，象个勤奋的老农，把中国伦理那片庄稼地收拾得方方正正，齐齐整整。
于是，理学诞生了，文人的思想也开始不自由了。
在此，我并不想刻意否定二位老先生在学术和哲学上的成就与正面意义，也绝对敬佩两位老人的人格魅力及初始动机。
只可惜，不知是后人的愚笨，还是上面头儿的别有用心，那四书五经，那中庸之道，渐渐失去孔老夫子清新的香味，而渐渐风化成一块又臭又硬的老豆腐干。
虽然，以后的七八百年，许多读书人依然嚼得不亦乐乎。
但我还是不喜欢，许多读书人也没办法喜欢起来。
这与两位老先生的初衷大相径庭，也是二位最尴尬之处，便是到了今天，曾经的大圣人，也只能灰头土脸地躲在古书堆里哀叹。
那座曾车马拥塞，喧嚣一时的嵩阳书院，也只能在荒凉的冷落中回想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
唯一欣慰的是，河南的老乡没有忘记他们，近乎固板地痴迷着那能圆通一切的“中庸”之道。
就性格而言，当中庸被理性克制时，会转化成一种宽厚睿智的美德，而在无发限放大时，就会沦为不思进取，自欺欺人的精神鸦片。
而河南人最大的尴尬也正在于此。
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于历史板块的质疑，无非期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一些启示，并能够重新树立自信，然后大胆扬弃，创新，从而在涅磐的烈火中打造更开放，更健康的群体人格。
而审视历史的最终目的，也正在于追寻其文化背后的现代人文意义。
那些灼痛的历史伤疤，期望能给以针刺的精神自醒，那些辉煌的文明骄绩，又能鼓以鞭策的奋进力量。
无论如何，地域文化的雄起，群体人格的重塑，我们都任重而道远。
记得百年前一位西方哲人批评中国，说“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这样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
但就自醒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反思过，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千年以来，就人格精神，我们到底改变了多少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黄河古道边（难道仅仅在黄河古道边
），依然密密麻麻交叠着那么多似曾相识的面孔，麻木而略带几丝狡黠，憨厚又有几份豁达。
这些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作为一个群体形象，千年前如此，千年后也如此，这个新千年，我们还要继续讨论这个尴尬的人文群体，只是期望时间不要太长，不要长得忘了我们从那里来，不要长得羞辱自家还不知羞。
行笔至此，不禁想起八十年前河南省主席冯玉祥将军在制豫方针中特别强调的那句话：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