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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租界文化导游词

时间:2017-05-29 17:07

谁知道武汉红楼“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记陈列馆”导游词

这个问题百度上早已有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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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博物馆导游词 欢迎各位来辛亥革命博物馆参观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一次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由于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所以把这场革命称为辛亥革命。

大家知道吗

这场革命首先就是在我们湖北武昌爆发的。

各位来到的所在,正是中国一段旧历史的终点,也是中国一个新纪元的开端。

通俗地讲,这里推翻了清朝,开创了民国,打倒了皇帝,催生了总统。

我馆位于武昌,背靠蛇山,面向首义广场,占地约28亩。

它的主体建筑就是各位眼前看到的这幢房子,因为它红墙红瓦,人们称之为红楼。

红楼最初是清政府设立的湖北咨议局局址,咨议局是清朝末年,为了预备君主立宪,而在各省设置的议事咨询的民意机构,它的建筑风格摹仿西方议会大厦,1910年建成。

1911年10月10日也就是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成功地发动了武昌起义。

第二天,就在这儿组建了鄂军都督府,都督府发布文告,宣布建立中华民国。

义声所播,全国响应,从而一举结束了帝制,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红楼因此被誉为“民国之门”。

在红楼后面,这组灰色的房子叫议员公所,是当年咨议局议员们生活起居场所。

目前在复原维修之中,没有对外开放。

楼前是同心广场,寓意是“两岸一心,和平统一”。

1961年,红楼经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多年的建设,我馆已成为纪念辛亥革命的标志性景点和全国有名的教育基地。

我馆布置有两个基本陈列:一个是以鄂军都督府旧址,也就是红楼为载体,布置的《鄂军都督府旧址复原陈列》,各位将会看到鄂军都督府成立初期的机构和格局;另一个是布置于西配楼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它展现了武昌起义的历史过程。

我们首先从《旧址复原陈列》开始。

从《格局图》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军政府成立初期的政府组织结构,这是非常简单的政府雏形了。

共设五个部,即参谋部、军令部、军务部、民政府、外交部,还有黎都督起居室、总监察长室、各部稽查长室等,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地方政府,却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鄂军都督府会议厅原来是咨议局议事堂。

武昌起义第二天,也就是1911年10月11日湖北革命党人和起义官兵在此集会,推举原清军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

在主席台左边是黎元洪被推为都督后,军政府发布的第一份文告。

当时,革命党人请大都督在上面签字印发,黎元洪拒不签字,连声说“莫害我”,最后革命党人李翊东提笔代签了一个“黎”字,这份文告才得以面世。

这份布告的发布对于稳定人心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布告的落款时间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落款呢

1911年是清宣统三年,但革命党发动起义就是为了推翻清王朝,所以不会采用宣统年号纪年,加之革命党宣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所以就从传说中汉族人的祖先黄帝算起,到1911年正是四千六百零九年。

八月二十日是阴历,转换成公元历法的话就是10月11日。

我国使用公元历法是从民国元年元旦开始,即1912年1月1日。

主席台正中布置的一面旗帜,叫十八星旗,是武昌起义的军旗。

十八颗黄星,是代表山海关内十八个省份的炎黄子孙,红底是鲜血,黑色是铁,是武器,主题和象征意义是十八省的炎黄子孙团结起来,以“铁血”即武力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

在台口右边有一张图片,反映的是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访鄂期间,受到湖北各界欢迎的情景。

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就首先到湖北访问。

4月10日这天,孙中山在此发表演讲。

外交部的设置是鄂军都督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的重要标志。

各位知道,只有一个主权国家才有外交部。

在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前,鄂军都督府实际上在军事、外交等方面行使中央军政府的职权。

它通过外交部对各国发布照会,宣示革命政权的政策,以取得各国的外交支持。

这份《中立布告》,是鄂军都督府取得的重大外交成果。

军政府成立之初,就给汉口的五国领事发布过外交照会,呼吁承认中华民国,但五国迟迟不答复。

直到10月17日民军和清军在汉口刘家庙展开激战,民军大获全胜,这时,五国看到革命党人力量强大,就联名发布了一纸布告,承认民军是和清军对等的军事实体,他们保持中立。

这份布告实际上承认了民军的地位,对清王朝是一个打击。

当然,这份布告也只是一纸空文,五国后来在暗中支持袁世凯,帮助袁获得了总统的宝座。

胡瑛曾任外交部部长一职。

都督会客室和都督会议室是黎元洪在红楼活动的重要场所。

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访问武汉,曾在都督会客室会见过湖北军政界人士。

黎都督起居室是黎元洪任都督之初的住所。

黎元洪(1864——1928) 字宋卿,是湖北黄陂人。

今天汉口有一条黎黄陂路,就是纪念黎元洪的。

黎元洪原来是清军第21混成协统领。

为借重他的声望,武昌起义第二天,革命党人推举他作鄂军都督府都督,开始黎元洪态度强硬,不愿与革命党人合作,被安置在这间屋子里。

他不吃不喝,象个“泥(黎)菩萨”。

后来因为武汉三镇光复和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黎元洪转变了态度,同意出任都督。

侍卫官室正对黎都督起居室。

侍卫官的主要职责是负责都督的安全保卫及饮食起居。

最初几天实际上是执行软禁和监视黎都督的职责。

顾问官室和秘书官室是都督黎元洪的咨询幕僚机构和重要的办事机构。

革命党人宋教仁曾在秘书官室起草了著名的《鄂州临时约法》,《鄂州临时约法》是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法典,它成为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的蓝本。

军事会议室是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的专门场所,许多重大军事决策在此形成。

阳夏保卫战中,黄兴曾在此召开过军事会议。

墙上有一幅地图,反映的是当年阳夏战争的形势。

其中红蓝线代表两军运动路线,可以看出汉口、汉阳两地是当年的战场,而当年的汉口称为夏口,所以这场战争简称阳夏战争。

参谋部是鄂军都督府最初设置的四部之一。

其职责为辅佐都督,制定作战计划。

都督府草创之际,军民大政,参谋部主持最多。

总监察长室和各部稽查长室的设置则反映了当时革命党人良好的精神风范。

首先我们从刘公说起,刘公是湖北襄阳人,出身于巨富之家,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组建的中国同盟会,并创办了另一个革命组织共进会。

1910年回国,家里人交给他两万两银票,叫他去北京捐一个道台,也就是去买个官,但刘公将这笔巨款无偿捐给了武昌起义的指挥机关,用作购买枪械和起义的后勤保障经费。

鉴于他资深革命党人的地位和为武昌起义做出的贡献,起义前在推选未来的政府成员时,刘公被推为政府总理。

但最初组建的鄂军都督府中没有刘公的位置,有人就为他抱屈,刘公却不以为然,认为革命的目标已完成,应该让贤者执政,自己退居一旁进行监督就可以了。

他“功成不居”的风范为大家钦佩,所以推举他为总监察长。

蔡济民是武昌起义的军事指挥人员,他带领一支部队攻进了湖广总督署,为武昌起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起义后被公推委用为各部稽查长,蔡济民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后来在护法斗争中为地方军阀所杀。

黄兴称赞他是“鄂省军中之巨擘”。

所谓“巨擘”,就是可以竖大拇指的人物。

民政部不同于今天的民政部,它是相对于军政而言的,其主要职责为负责地方行政事务,部长相当于今天省长的职权。

这张照片中的人物叫汤化龙,是原湖北咨议局议长,当年正是在红楼办公。

武昌起义成功后,汤化龙约集原咨议局的立宪派人士,与革命党人、旧军官联合组建了鄂军都督府,并被推为民政部首任部长。

军令部是鄂军都督府最初设置的四部之一。

主要职责为秉承都督命令,发布军令,调遣军队。

都督黎元洪曾经兼任过军令部部长一职。

军务部主要负责军务行政、军队后勤工作。

革命党人孙武、张振武曾分任军务部正、副部长。

后来蒋翊武也出任过军务部副部长一职,“首义三武”均汇集于此部。

现在我们一起来参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

此陈列分为七个部分,以九个展厅全景式地展现了武昌起义历史。

序厅正面弧线是一组与武昌起义相关的人物群像。

主题是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在同盟会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湖北革命党人领导和发动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

画面下方的一行立体字是提示我们永远铭记的日子:1911年10月10日。

人物像下方影像是取材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反映的是湖北新军攻占湖广总督署的场景。

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也未能逃过列强的魔爪。

自1861年英国在汉口建立租界始,德、俄、法、日等国也相继在今天汉口江汉关至黄浦路一带建立租界。

列强以租界为据点,对湖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侵略与渗透;与此同时,封建专制统治也日益深重,在双重压迫之下,广大农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面对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统治阶级内部也不乏一些有识之士,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是一位。

这位张公是推动湖北走向近代化的重要人物。

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在湖北开始推行耸动中外视听的“湖北新政”。

其主要措施有三条: 一是办工厂。

最有名的是汉阳兵工厂和汉冶萍钢铁联合企业。

二是练新军。

甲午战败,张之洞深受刺激,认为军力不强是致败之因,所以开始在湖北编练一支有别于清八旗的“新”军。

新军除了武器装备、服装有新特点外,张之洞还大力提倡读书人当兵,投笔从戎在当时竟成为时尚,这就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宣传鼓动新军起义埋下了伏笔。

到张之洞离任时,他给湖北留下了两支部队:第八镇(师)和第二十一混成协(旅),共计约1万5千人。

三是兴教育。

人才的匮乏也让张之洞痛心疾首,新政期间,张之洞开办了许多以传授西学西技为内容的新式学堂,当时流传一首《学堂歌》,其中有一句说:“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五千强”,以说明湖北教育的兴盛。

张之洞还派遣大量留学生远涉重洋赴日本、美国、西欧求学。

其中尤其以派赴日本为多,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湖北籍人数位居第一。

后来的辛亥革命领袖黄兴、宋教仁和吴禄贞等都是张之洞派到海外的留学生。

欧风美雨的冲击和张之洞在湖北的新政,客观上为中国的变局准备了条件。

清末湖北的反清革命发端于1900年的自立军运动。

首领为唐才常、傅慈祥等人,他们密谋发动“勤王”运动,以逼迫慈禧太后归政光绪,推行君主立宪制。

但事败,唐、傅被杀。

吴禄贞也参加了自立军运动,失败后远赴日本,得以侥幸逃脱。

在日本他与其他留学生有缘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他们或创办报刊鼓吹革命;或接受指示,回国起义;或创办革命团体,联络同志,发动军队。

湖北第一个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在张难先、朱元成、吕大森、曹亚伯等志士组织之下成立了。

这幅画中昂然卓立的年轻人,名叫王汉,是科学补习所重要成员。

他奉行暗杀主义,认为杀掉几个清廷大官就可以动摇清朝统治根基;于是乔装改扮,追杀清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铁良,可惜射术未精,结果以身殉义。

他在临行前,给新婚八个月的妻子留下一首绝笔诗《别内》,最后两句是“若使断头成永诀,愿卿含笑贺孤魂”,表现了王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王汉牺牲时,年仅23岁。

继科学补习所而起的革命团体是日知会,首领是刘静庵,后来遭叛徒告发,日知会遭政府查禁,刘静庵被捕入狱,狱中坚贞不屈,被折磨致死。

张难先在刘静庵牺牲后,请画家张善子画了一幅刘静庵画像,以寄托自己的追怀之情。

后来张难先还请了许多民国的名人在这幅画像旁题辞,右上“正气长留”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题写的,“英威不朽”则是书法家于右任的手笔。

日知会后,湖北革命党人成立了十几个革命团体,并在辛亥年间,逐渐归流为两个齐头并进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

文学社社长是湖南人蒋翊武,湖北共进会会长是汉口人孙武。

两个团体都坚持以发动军队投身革命为革命方略。

经过湖北众多革命团体的努力,在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1万5千人中有5千多人加入了革命党。

1911年夏秋间,四川省爆发了保路运动,清政府紧急调派军队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湖北新军第3l标及32标1营在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的带领下,赶赴四川。

湖北武汉城防相对空虚,这大大鼓舞了湖北革命党人举行起义的信心。

而这时,在上海由宋教仁、谭人凤发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抛开门户之见,合而为一,组成统一的临时指挥部,策划起义,他们的起义计划得到了黄兴的赞同。

革命党人为起义预备了军旗、印信、钞票,只待时机成熟。

武昌起义的爆发和一件突发事件有关,这就是宝善里炸弹案。

1911年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机关配制起义用的炸弹,捣药时用力过猛,导致爆炸,孙武面部炸伤,被送往医院。

屋内浓烟滚滚,引来俄租界巡捕的注意,他们将房间团团围住,搜出起义用的文告、旗帜、印信及革命党人花名册,并将其送交湖北当局。

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四闭城门,按名册捕拿革命党人。

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于当晚相继被捕,10月10日凌晨,三人慷慨就义于湖广总督署东辕门。

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了,晚八时,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响起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在共进会代表熊秉坤带领下冲出营房,奔赴楚望台军械库,领取枪弹,并推举吴兆麟为起义总指挥。

吴兆麟下令打开中和门(也就是今天的起义门),迎接炮队进城,并兵分三路,围攻清督署。

经一夜激战,督署被炸成一片瓦砾,湖广总督瑞澄仓皇逃窜到“楚豫”兵舰,第八镇统制张彪在督署被攻克时也望风而去。

次日凌晨,十八星旗插在了警钟楼头,武昌起义取得成功。

10月11日起义士兵簇拥至湖北咨议局,在此推举清军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都督。

都督府成立后即以“大总统孙中山”名义发布文告,扩大影响,并照会驻汉各国领事,请其“严守中立”; 同时发布一系列革除时弊陋习的文告如禁蓄辫令,禁缠足令等。

这张剪辫子的照片各位看过后,可能会一笑置之,以为只是简单的移风易俗运动。

实际上,这在当时包含深刻的政治意义:男人脑后的辫子和满清入关大有联系,清初,皇帝为强化对汉族地区的统治,颁发了一道剃发令,主要内容有十个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从此,汉族男人就蓄起了这根屈辱的辫子长达260余年。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上街剪辫子就表明不承认清政府的统治,并与之彻底决裂。

黎元洪同意就任都督一职时,就剃了个光头表明态度。

武昌首义消息传出后,次日汉阳、汉口相继起义,汉口还成立了以詹大悲为首领的汉口军政分府;省内汉川的梁钟汉发动起义,随即刘英、刘铁兄弟在京山发动起义。

由于荆州是八旗驻地,革命党人以武力光复荆州城。

对于武昌首义的消息,清廷大为震惊,急派陆军大臣荫昌、水师提督萨镇冰统领水陆大军分途并进,直抵武汉;并重新起用在洹水垂钓的袁世凯,委以重任,全权指挥水陆各军进攻武汉。

军政府成立后,立即扩军备战。

武汉市民踊跃投军,不满三天,即募集到3万人,未经训练即开赴战场与清军展开殊死搏杀。

这件血衣是敢死队队长黄祯祥当时所穿,左右衣袖上各绣有“九月初六日敌人攻刘家庙枪伤左肩之纪念”、“初七日与敌大战抢炮三尊敌弹如雨枪伤右肩今共和成立以作纪念”。

这件血衣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革命军浴血奋战的英勇气概。

由于民军依托汉口街巷处处阻击,清军统领冯国璋竟悍然下令放火焚烧汉口,使繁华街市,变为一片焦土。

革命领袖黄兴在香港听到武昌起义消息,一路乔装改扮,乘船赶到武汉,抵汉受到武汉军民的热烈欢迎,黄兴不顾风尘劳苦,立即带领参谋人员赶赴前线,部署对清军的反击战。

其后,军政府在阅马厂举行了盛大的拜将仪式,仿效秦汉之际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典故,由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一职,负责阳夏战守事宜。

这座由天津泥人张制作的黄兴蜡像反映的正是当年都督拜将的情景。

在这里有一张唯一的女性照片,她叫张竹君,是上海红十字会会长,在武昌起义期间,她组织了一支民间医疗队,准备奔赴阳夏战地,正好此时黄兴来到上海,苦于无法安全迅速赶到武汉,就请张竹君医生帮忙,张竹君将黄兴化装成红十字会的医生,随船带到武汉。

到汉后,张竹君则带领医护人员出入战场,救护伤兵、收殓尸体。

这块“国殇”碑就是当年红十字会所立。

在训练有素的清北洋军强大攻势下,民军节节退守,11月27日汉阳失守。

阳夏战争虽以清军得手阳夏、民军退驻武昌而告终,但民军以万余人的身躯,血战坚守4l天,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时间,并吸引了清军的主力,所以“败中寓胜”。

武昌首义得到了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响应,最先响应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

其后江西、山西、云南等省相继光复。

各省起义领导者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比如山西都督阎锡山、云南都督蔡锷、江西都督李烈钧、沪军都督陈其美,还有率敢死队光复杭州城的蒋介石。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孙中山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与之相对应的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于1912年2月12日黯然下诏退位,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终结。

清朝黄龙旗残损滑落,而被颁定为中华民国国旗的五色旗则冉冉升起,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共和新时代。

五色旗的五色是红、黄、蓝、白、黑,分别代表当时中国的五大民族汉、满、蒙、回、藏,象征五族共和。

辛亥革命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这场革命带给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

直至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之中。

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如果没有武昌起义,没有辛亥革命,也许今天在紫禁城里还端坐着一位皇帝,男人的脑后还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女同胞们则要把脚裹成三寸金莲。

在服饰上也能看得出那场革命带来的变化,孙中山给中国人贡献了一套中山装,西服也自辛亥后慢慢在中国流行……这些都是以武昌起义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的功劳。

由孙中山的孙子孙治强题写的“民国之门”四字,是对鄂军都督府旧址在辛亥革命中地位的最好的评价。

看完了整个展览,中山先生的哲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想必能引起各位心中的共鸣吧

中共一大参会人员是那些

你好,中国共产代表大会的参会人员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参会人有13位(党内人士),分别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召开。

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16人 :一、非党人士有3人。

1、马林:荷兰人,共产国际派代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高,擅长将不同组织合并,倡导国共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荷兰抵抗运动,在德国占领期间,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并编辑秘密报纸《斯巴达克》,1942年被纳粹杀害。

2、尼克尔斯基:俄国人,生于1889年。

本名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

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与会期间不做言论。

1938年,他因莫须有的“间谍罪”被捕,1943年被斯大林枪决。

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为他平反昭雪。

3、王会悟:为会务组成员,李达的妻子。

曾帮助李达筹备会务组,并协助转移会场至嘉兴南湖游船会议。

于1993年去世。

二、领袖人物,伟人。

1、:1921年夏天,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

对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

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没有参加党的二大。

在党的三大之后,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此后,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1976年9月,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2、董必武:1920年,在武汉创办了私立中学,宣传马列主义,也是党的重要活动地点。

在武汉地区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培养了大批革命党。

他在为国民党布阵布局的同时也为共产党人布下局势。

发动并影响湖北地区的革命运动。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董老享年90岁。

3、李达: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

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18年6月,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

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

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

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

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

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

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1949年12月,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

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

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

他是在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

毛称李达为:真正的人

“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

三、优秀党员,鞠躬尽瘁、为党奋斗终身的代表们:1、王尽美:生于1898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

1921年春,王尽美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7月,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

1922年1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7月,在上海出席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后被留在中央负责领导工人运动。

参与制订《劳动法大纲》,先后领导山海关、秦皇岛等地的罢工斗争,并为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的成员之一。

1922年11月,在山海关领导建立党的组织。

1923年2月,被反动当局逮捕,经工人营救获释。

后重回山东,主持山东党的全面工作。

1924年1月,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1月,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5年1月,出席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2月,抱病组织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参与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

因长期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19日在青岛逝世,时年27岁。

2、何叔衡:1920年与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参加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出席党的一大。

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

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

1930年7月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营救被捕同志,组织革命者去苏区。

1931年11月,何叔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3、邓恩铭: 中共一大代表,山东中共党组织的创始人,贵州荔波人,少数民族代表。

1921年7月,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其他代表共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1月,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

1922年6月,从苏联回到山东。

1923年底,建立了青岛第一个党支部,担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

1925年2月,组织领导青岛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5年4~5月,又组织领导了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

1925年11月,山东地区委员会机关被敌人破坏,他被捕入狱。

后保外就医。

1926年6月,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1927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8月回山东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9年1月19日,因叛徒告密,邓恩铭在济南第二次被捕。

并组织领导了两次越狱斗争,第一次是1929年4月19日晚上,只有杨一辰一人逃出;第二次是7月21日晚饭后,在地下党的接应下,6人冲出监狱,他却因受刑过重,体弱多病,行动困难,被敌捕回打入死牢。

1931年4月5日,与刘谦初、吴丽实等22位共产党员一起被国民党山东当局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

面对敌人酷刑,邓恩铭依旧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4、陈潭秋:1921年创办湖北人民通讯社,任社长。

7月,陈潭秋与董必武参加了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先后出席了中共三大、五大、六大,1934年1月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中央红军长征时,留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领导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8月,与陈云等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留驻共产国际工作。

1939年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1942年9月17日被反动军阀盛世才监禁,在监狱中坚贞不屈,次年9月27日在新疆遭杀害。

由于消息隔绝,在中共七大上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四、中途离党,脱党人士:1、李汉俊: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一大就是在他家召开的,曾去日本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进行了大量翻译。

并且建立学校培养了大批共产党员(如董必武、刘少奇、任弼时等)。

党的一大前为代理书记。

之后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一,回武汉从事革命工作,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后脱离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先后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湖北党部青年部长。

1927年底被军阀胡宗铎逮捕,同年12月17日在汉口遇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2、包惠僧:为武汉地区党内第一任书记。

和陈独秀关系密切,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与陈公博代表广州区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八一起义后,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

1930年参加发起成立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脱离第三党恢复国民党党籍。

1948年后举家迁往澳门。

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

1950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同年12月毕业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参事。

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

1979年7月2日病逝于北京。

生前撰写了许多回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史料。

五、叛党、反党人员:1、陈公博:(1890年10月19日一1946年6月8日),曾任北师大教师,受陈独秀推荐1921年春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而被开除党籍。

1925年回国加入国民党。

1927年与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

1931年蒋汪合流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

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逃亡日本,后被引渡回国,1946年4月在江苏高等法院受审。

4月12日,以通谋敌国罪成立,处以死刑。

6月8日行刑枪决,到法庭时,陈公博给家属写封遗书,又给蒋中正写了一封信,写到一半即缀笔。

随后,陈公博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

下午时被执行死刑,享年57岁,尸体葬于上海市公墓。

2、周佛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国国民党政府要员,后沦为汉奸。

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冬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1938年12月,随汪精卫投敌。

1941年3月,周佛海代行行政院长一职。

汪精卫病死后,周佛海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日本投降后曾被蒋介石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

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

1946年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

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

次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

3、刘仁静: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在“一大”的13位代表中,刘仁静是最年轻的一个,当时年仅19岁。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因外语能力强,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参加托洛茨基派的活动。

之后,思想变得偏激。

认为一个国家不能建设社会主义。

1929年8月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并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

曾任三青团宣传处科员,国民党第十战区战干四团教官等。

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出狱。

1948年发表反共文章《评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1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署名刘若水。

195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捕,1966~1978年被关押。

1986年底,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后在北京新街口被22路公交车撞死。

4、张国焘: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是五四运动的重要人物。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三个成员之一(其中,中央局总书记:陈独秀;组织主任:张国焘;宣传主任:李达),兼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党的一大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对国共合作做出贡献。

但其利用自己的资历和地位向党讨价还价,并且意气用事。

1937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会议,清算了他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继续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1938年成为叛徒,他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脱党逃到国民党方面。

最后为戴笠成立的特种研究机构工作,专门研究共产党员。

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1949年移居香港,后转赴巴西和加拿大。

1979年12月因病去世于多伦多。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表达作者什么思想感情

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

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

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

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

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

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

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

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

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

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

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

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

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

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

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

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

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

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

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

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

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

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

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

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

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

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

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

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

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

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

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

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

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

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

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

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

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

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

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

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

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

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

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

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

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

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

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

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

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

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

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

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

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

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

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

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

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

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

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

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

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

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庚子失败指什么事件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战败,被迫于1901年(庚子年)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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