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坊街的由来
街位山脚下，是清河坊的一部分，属于杭州老城区，江城路，向西越南北向国南路、中河中路、中山中路、华光路、劳动路至南山路，路长1800多米，吴山广场至中山中路段为步行街，青石板路面，路宽13米，其余路宽32米。
旧时，与中山中路相交得清河坊四拐角，自民国以来，分别为孔凤春香粉店、宓大昌旱烟、万隆火腿店、张允升帽庄四家各踞一角，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区片。
杭城闻名的五杭(杭粉、杭剪、杭扇、杭烟、杭线)就出与此。
这里特色小吃、 古玩字画、商铺云集。
老字号、杭州特色各类店铺约有一百余家。
河坊街，是一条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街。
它曾是古代都城杭州的“皇城根儿”，更是南宋的文化中心和经贸中心。
街上的“老字号”商铺，即使在今天，也依然为杭州人耳熟能详。
作为杭州市区惟一的保持古城历史风貌的老街，河坊街凝聚了杭州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商业文化、市井文化和建筑文化，因而在杭州旧城改造时免遭全面拆除的命运。
1999年，杭州市政府决定将这一占地13．6公顷、紧挨吴山（城隍庙）文化广场的街区重新开发，建成一条仿古的商贸旅游步行街。
橙黄色的瓦片、青白色的骑墙、明晃锃亮的牌楼，夜晚的清河坊历史街区在冷暖相宜的光照下显得愈加韵味十足。
人纷纷驻足观看并不时发出赞叹，灯光如此精致，人们在被勾勒出的古建筑的线条中徜徉，仿佛回到了明清时代。
整个街区的亮灯，按照“见光不见灯”的原则，采用古代与现代相结合的手法，定做与建筑相统一的“非标准”灯具。
灯具的色温也非常讲究，调试出不同的效果。
夜深了，河坊街亮灯却勾勒了杭城市井风俗图轮廓。
都江堰风景区的安澜索桥简介
清代在清代，1696年（清康熙35年）的《台湾府志》中，就有台湾八景的描述。
那时选出来的八景分别是：安平晚渡：安平位於昔日凤山县境，即今台南市安平区。
沙鲲渔火：沙鲲为位於昔日凤山县境台江内海上的七个海上沙洲，分为称为「一鲲鯓」至「七鲲鯓」，即今台南市安平区与南区的海岸地带。
鹿耳春潮：鹿耳指鹿耳门，位於昔日台湾县境，即今台南市安南区鹿耳门一带。
鸡笼积雪：鸡笼位於昔日诸罗县境，地点有寒冬有可能下雪的七星山与大屯山，以及雪机会极小的鸡笼山（今台北县基隆山）、大鸡笼屿（今基隆市和平岛）、彰化等不同说法，亦有可能纯为文人想像而无实景[1]。
东溟晓日：东溟位於昔日诸罗县境，实际地点不详，疑似文人为求与「西屿」对仗的想像之作。
西屿落霞：西屿位於昔日台湾县境，即澎湖群岛的渔翁岛。
斐亭听涛：斐亭位於昔日台湾府城（今台南市）台厦道衙署後院，为高拱乾所建。
澄台观海：澄台位於昔日台湾府城（今台南市）台厦道衙署後院，为高拱乾所建[2]。
由於当时台湾已开发的地方不多，因此取景也自然而然地受到限制，大部分景色均位於今台南市附近。
以今日的观点而言，实难以代表全台湾的景色分布状况。
[编辑]日治时代1927年 (昭和二年) 8月，台湾日日新报举办透过民众投票方式，选出「台湾八景十二胜」[3] [4]，另加「二别格」。
所选出的台湾八景如下：基隆旭冈 淡水 八仙山 日月潭 阿里山 寿山 鹅銮鼻 太鲁阁峡 － 另有一说选出的台湾八景为：乌来 淡水 八仙山 日月潭 阿里山 八卦山 台南安平 垦丁 － 票选出的台湾十二胜为：草山 新店 大溪 角板山 五指山 狮头山 八卦山 雾社 虎头埤 旗山 大里简 太平山 － － － － － 「别格」二处则为台湾神社与新高山（玉山）[5]。
[编辑]民国时期1953年，台湾省政府重新制订台湾八景如下：双潭秋月 玉山积雪 安平夕照 阿里云海 大屯春色 鲁谷幽峡 清水断崖 澎湖渔火 不过随著时空变换，其中的一些景色已经不复旧貌。
因此在2005年，交通部观光局重新票选出台湾八景如下：台北101 台北故宫 日月潭 阿里山 玉山 高雄爱河 垦丁 太鲁阁峡谷 [编辑]参考资料
柳州西来寺导游词
大云灵泉—柳州西来寺西来寺曾称“盘石寺”，“西来”指达摩祖师处天竺西来或佛经来自西天之意，始建年代不详，清康熙四年（1665年）重建，虽经嘉庆二年、光绪四年和民国六年几次修葺，终因年代远之，已破旧不堪。
1949年后也修葺几次，不尽人意。
1980年柳州市人民政府拔专款按原样重修，增高大殿，扩展空间，重建的大雄宝殿庄重大方，更显东方庙宇风彩。
现为柳州市佛教协会会址。
该寺禅师释志禅自1953年从桂林来到西来寺担任住持，凡40年。
曾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理事，柳州市佛教协会会长，历届市政协委员，1993年圆寂后，由释慈模法师担任住持。
历唐宋时期，广西柳州盛行建佛寺造庙宇，至宋达鼎盛，这也许是柳州南通安南，西通大理地处交通千线之故。
据记载：“柳州佛教寺院庵堂古化建筑曾有23座，但由于历史原因，至今遗留下来较著名的只有清代重修的西来寺大雄宝殿建筑。
柳州佛教历史始见于唐代史书记载，仙弈山（马鞍山）山麓佛教寺庙遗址可考。
唐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贬来柳州任刺史时，为改变当地人迷信巫术杀性祭神的陋习，在仙弈山下重建大云寺（后毁于大火），以教化众人“戒杀生”。
宋哲宗元祐三年（1083年），仙弈山已扩大为十方禅林，高僧净悟大师觉昕来柳，任灵泉寺住持，决心仿效京都寺院格局，改灵泉寺为天宁“万寿禅寺”，相国王安中来柳撰碑记。
宋绍兴七年（1137年）天宁万寿禅寺又改名为报恩光孝禅寺。
西来寺承湖南岐山仁瑞寺法脉宗风，属曹洞宗法系。
该寺1995年重建，占地面积1749平方米。
志禅法师1993年圆寂茶毗时，得舍利花二颗，现为镇寺之宝。
1949年后，中共柳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执行尊重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佛教徒群众发扬农禅并重、爱国爱教的传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为维护民族团结起了一定作用。
但是，由于受“左”的影响，有段时间佛教的正常活动受到干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拔乱反正，西来寺获得得重新修葺，大殿门上悬挂着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手书“大雄宝殿”金字匾额，信佛教的人数不断增加，1983年柳州佛教界在西来寺举办“世界和平法会”，到会157人。
1998年6月19日，观音菩萨成道日，到寺院里吃齐饭的信徒群众达四千多人，前来敬香拜佛者近五千之众。
反映了改革开放时期，政通人和、信仰自由的祥和气围。
都江堰风景区的安澜索桥简介
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贴点有关此战的文,你看看“赤壁大战”古今谈 张国光一、赤壁之战遗址亟需进一步开发东汉建安十三年，在本省境内的赤壁—乌林地方爆发的，以曹操集团40万水步兵为一方，和以孙权与刘备集团为另一方进行的“赤壁大战”，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大战役之一。
历来从事研究这一战役的前因后果及其成败经验的中外历史家、军事家不乏其人；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旅游景观建设的日益繁荣，以访古、探胜、学术考察、文化旅游为目的，不远千里、万里来这一战场遗址参观、游览，指点江山胜迹，缅怀千古“风流人物”的中外游客更是络绎不绝。
这是湖北人民的骄傲
也可见赤壁之战遗址确是我国诸多的旅游景点中亟需进一步开发、优化的一大旅游资源。
但由于这一战役发生在一千七、八百年以前，而正史《三国志》对它的记载又比较疏略，加上后代的文学家在以此次战役为题材而创作诗、文、小说时，又往往有意无意地渗入了夸张、附会的成分，这就使得这次大战的部分历史真相，至今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若明若暗。
这就很不利于今天的导游回答广大中外游客的提问，也不利于今天的读者对当时一些风云人物的历史功过作出全面的和比较公平的评价。
二、十年前我省发生的一场“新赤壁大战”的始末一提到“赤壁大战”，人们就会联想唐代杜牧的《赤壁》诗，苏东坡的《前赤壁赋》，以及从明中叶以后出现的有多种版本的《三国演义》。
但这些名篇、名著都把赤壁之战遗址所在地理解错了：杜牧以为战场在黄州城外的沙滩，苏轼以为在武昌（今鄂州市）之西，与夏口之东；而《三国演义》则绘影绘声地描写了周瑜的营帐驻在今鄂州市之西山，孙、曹鏖兵之处在三江口。
历来赞同上述观点的省内外的专家却不少，而笔者和一些历史地理学家，特别是蒲圻市的文博工作者却不敢苟同这类观点，因此我们于1991年在湖北人民出版社支持下出版了《古战场蒲圻赤壁论文集》，这场历时数年之久的学术论争因此被传媒称为“新赤壁大战”。
随后，“湖北省文、武赤壁，东西辉映；黄州、蒲圻，各有千秋”之说，终于成为全国史、地学界之共识。
因此湖北人民手上有了中外公认的“三国赤壁古战场”遗址这张“牌”，其价值是无可估量的；他们因此正在更加意气风发地向着把新的赤壁市建成“我国三国旅游线上的一颗明珠”的目标奋进。
三、华容道是在江南还是在江北
《辞海》1997年版“黄州”条云：“近郊有旧时苏轼误称的赤壁，为游览胜地”云云。
好像三国赤壁在黄州近郊说，是苏轼所“首创”。
实则苏轼早就怀疑黄州人误以江边的赤壁矶为汉末的赤壁之说。
他的《赤壁怀古》词中已经于“三国周郎赤壁”一语之上加了“人道是”三字以示存疑。
这是因为苏东坡读过《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关于曹操赤壁战败后逃跑途中经过芦苇丛生的华容道时，非常担心刘备有伏兵在此放火的记载。
而他所游览的武昌西山附近并无芦苇丛生的现象，这就与历史的记载不合。
苏东坡又知道：宋之岳州所属有华容县。
但他却不了解当时的华容县乃三国时吴之南安县，被刘宋改名安南县，是到隋时才改名华容县的。
再说该县地处江南，这就和曹操败后撤退时经过的华容道毫无关系；正由于苏轼对这一问题没有能深思详考，这样他就无法找到赤壁战址究竟在何处的答案了。
四、曹操东征孙权的水步兵究竟是多少
关于汉末赤壁之战时曹操东征的人数，不少史学家都据周瑜的分析，认为不过20余万人。
他们却没有想到这是周瑜为了坚定孙权抗曹决心而大大缩小了数字。
湖北学者卢弼据诸葛恪的说法：即曹操自中原南下时其兵力是30万人。
如果再加上其后曹操收编的刘表的水步军约10万之众，可知曹操东征孙权之总兵力数当不少于40万众。
诸葛恪系诸葛瑾之子，后又任吴国之大将军，那么他说的数字自是可信的。
五、“赤壁大战”究竟是发生在建安十三年的初冬、仲冬还是季冬呢
赤壁大战发生于建安十三年，《后汉书》、《三国志》都有明确记述，这是无可置疑的。
但黄盖火攻曹营究竟在哪一天却无从考察。
不过开战月份倒是可以推知的。
据《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十三年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乌林、赤壁。
”正史明书十月初一是癸未日，而且当天发生了日食，可见此一记载绝不会错。
查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三千五百年日历天象》一书，也定该年十月朔日是癸未，如果按干支表推算，即可知十一月二十日就不会是甲子日。
因此《三国演义》所谓诸葛亮于十一月二十日夜“借”来了东南风，因之黄盖才能于次晚在乌林江边放火诸说均不足信。
至于开战月份，有的专家认为发生于十月间（《三国演义》则谓为十月），但卢弼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所载赤壁之战前周瑜对孙权的分析，“方今盛寒，马无藁草”云云一语，定开战时在十二月,这是可信的，因为当时长江流域的农民靠柴草举炊，到隆冬季节，原来储存的禾杆、芦苇，特别是稻草必已所剩无几，人尚难以熟食，又怎能喂饱曹操成千上万的战马
而且在曹操出兵东征之前天已“盛寒”，更可证后来赤壁决战时间必在隆冬季节了。
六、赤壁大战火焚曹舰时间是白天还是夜晚
《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建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诸葛亮于是日祭风，三更时分风起，周瑜即令黄盖使小卒驰书报曹操，言“定今夜二更，但看船头插青龙牙旗，即粮船也。
”这岂不是说，火焚曹营之时是在二十一日夜吗
小说续写：曹操得书后“大喜，遂与众将来水寨中大船上，观望黄盖船到……是时东风大作，……看看月上，忽一军指说：‘江南上一簇帆幔，驶风而来。
’……报称:‘皆插青龙牙旗，内有大旗，上书“先锋黄盖”名字。
’”试问，在夜间又是有大风时，曹军能在北岸看清楚黄盖船上的青龙牙旗和船上的几个字吗
再说，黄盖驰书与曹操约降时，又怎能说明是要在夜间偷偷进入曹寨呢，当然黄盖只能约在交锋之日，他才能趁任先锋之便率舰只投降呵。
也正是因为黄盖约降的时间在白天，所以曹操届时就和他的部属先到水寨等候。
故《周瑜传》云:黄盖先已“书报曹公，欺以欲降，……曹公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
”又裴注所引《江表传》写得更为具体：“黄盖取轻利舰十舫，赤幔覆之，建旌旗龙幡于上，使众兵齐声大叫曰:‘降焉
’”用赤幔覆船，又建旌旗龙幡于舰，都是为了便于白天在江北的曹军识别的。
七、赤壁抗曹大战的胜利，不能归功于周瑜一人《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演义》从强烈反曹、尊刘、贬孙的立场出发，蓄意把赤壁败曹的功绩主要归于诸葛亮一人，并且肆意丑化了周瑜，又贬低了鲁肃，这当然是应该纠正的。
但有的根据《演义》建构的“赤壁大战”的旅游景观，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似乎刘备一方在此次战争中竟毫无作为。
据《鲁肃传》裴注引《吴书》记关羽对鲁肃曰:“乌林之役，左将军（指刘备——引者）身在行间，寝不脱介，努力破敌；岂得徒劳无一块壤，而足下来欲收地耶
”这说明如果没有孙刘联盟，那孙权决无独立抗击曹操的勇气。
而且当时前线吴兵，只有水军三万人，而刘备、刘琦的兵力却有两万人，还有关羽率领的数百艘战船参与战斗，岂能视为无足重轻
八、曹军在乌林遭致溃败的主因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曹操之所以在乌林被彻底击溃，主要原因何在
周瑜在战前有预见。
他指出曹军的不利条件：一是曹操占有北土，既未平安，加以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二是曹军“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按：此指中原而言——引者）所长”；三是彼时正值“盛寒”，马无草料,会成群饿毙;四是北方士兵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传染疾病。
裴注引《江表传》还记有周瑜曾向孙权指出曹操征刘表之军，“已久疲”，而他收编的刘表旧部“尚怀狐疑”云云。
这就是说，曹操是“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等等。
不仅此也，曹操此次自江陵东征时谋士贾诩就曾谏阻。
《魏志•贾诩传》写道：“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
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
若乘旧楚之饶，以饷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不可劳众而江东稽服矣。
’太祖不从，军遂无利。
”但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则不以贾诩之言为然。
他写道：“于是韩、马之徒，尚狼顾左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亦已明矣。
彼荆州者，孙、刘之所必争也。
……何抚安之得行
”裴氏认为：曹操当时既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楫棹之利，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
他还指出：曹操“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
”“凯风”系指东南风，易知。
裴氏把曹军的传染病作为偶然导致曹操失败的两个原因之一，也很有见地。
那么曹军究竟患的是什么病呢
1981年《中华医史杂志》和《文汇报》均曾载文，以为是血吸虫病。
但我则认为是流行性脑膜炎；理由是这种病多流行于冬春之际，且一经爆发，传播极其迅速，而且大多数病人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必死无疑。
按《武帝纪》云：“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
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
于是大疫，吏士多死，乃引军还。
”又《孙权传》云：“瑜、普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饥疫死者大半。
”又《武帝纪》裴注引《江表传》：“周瑜破魏军，曹公复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疫病，孤烧船自退，使周瑜虚获此名。
’”可见意外的烈性传染病也是曹操失败的客观原因。
九、《三国演义》写曹操连接船舰出于庞统的连环计云云，实无其事据《三国志•郭嘉传》：“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于此
’”这说明曹军可能是十二月初自江陵东下到巴丘时传染上疾疫的。
部分军士染病后，曹操就把他们留下来，并留了一批船只在巴丘，而自己仍率大军东下。
但到赤壁时因为与孙、刘联军初战不利。
曹操只好退军于北岸乌林，并根据身边的谋士建议，下令连接船舰，准备再战。
不料恰于此时得黄盖降书，即信之不疑，故未作任何防范措施，以至黄盖得以率少数装满引火之物的快船，趁突然刮起的东南风，闯入曹操的水寨，四处放火。
这样，曹操驻于乌林江滨的船舰就大都被烧毁，而岸上营寨也就付之一炬了。
十、赤壁初战后，曹操下令连接战船，是其水军葬身火海的主要原因当建安十三年十二月，曹军东下与孙刘水师相遇于赤壁时，初战就被联军打败，其原因是曹军已染上疾疫，这就必然要动摇其军心；加上经过初次交锋，北方士兵不习水战，经不起风浪颠簸的弱点已大大暴露，这时大概就有谋士向曹操建议应尽快把小船都连锁起来，以利于发挥北军的优势。
而恰好北岸曹军所采取的这一行动很快就被驻守在南岸的黄盖所望见（须知此时江水已大大低落，江面自然缩小，因而使黄盖能够清晰地看到曹军这一新的举措）。
这就诱发了黄盖向周瑜献火攻之策。
《周瑜传》云:“权遂遣瑜与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
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
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以持久。
然观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
’乃……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这说明黄盖的火攻计和诈降计是交互为用的。
但《三国志通俗演义》却写成是诸葛亮、周瑜最早提出用火攻破曹之策，而《三国演义》又杜撰诸葛亮的十六字诀：“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云云。
当然，要用火攻就需要有顺风与之配合。
设想当时如果刮起的并不是东南风而是西北风，那黄盖放火，将只能使自己的船只首先化为灰烬。
无怪杜牧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就是讥讽周瑜因偶然遇到了顺风，才得以侥幸成功的。
可是杜牧忽略了黄盖的成功，还在于他用了诈降计。
由于当时人们尚无预测气象的条件，黄盖设计时，也决不会料到决战之日会陡起东南风。
他以为只要诈降得逞就有了胜利的保证。
而恰好黄盖的诈降书又写得入情入理，故而曹操信之不疑。
这就便于黄盖的快船冲入曹营内部放火。
然而黄盖用来放火的船只，据《通鉴》所述只有十艘，而曹军的“蒙冲斗舰，乃以千数”。
如果曹军船舰不曾连锁起来，而是可以各自单独行动的话，即使黄盖诈降之计得逞，曹军也只是部分船只着火，而其他的船舰仍可以在大江中自行逃散，不至于被殃及。
可见曹操此次的失败，是由于他忽略了连结船舰不利的一面所导致。
可见在战前曹操身边向他建议连接船舰之策的某一位谋士，对曹军此次的大败不能不负有一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