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钱学森的爱国名言
19世纪五、六十年代，之根本是现代化的取向问题。
客观问题的主观把握是日本在对“西力东渐”的不断转换中方得渐悟的。
此回应过程大致经历了被动“开国”——攘夷运动的高涨——主动“开国”。
幕末的两大政治问题可视为对西方回应的两种不同方式。
日本完成其发展路向的快速转换，不仅在于现代文明的挑战给予了日本一个必然选择，还在于其自身的优秀品质、历史因素及有利的国际环境。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藉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它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两大阶段】1、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
明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
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非常缓慢，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
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大量科学技术。
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
此时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
1605年利玛窦辑着《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
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
2、鸦片战争前后直到五四运动前后。
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
而由于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开始，推行了洋务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中国人。
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而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学习，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藉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书籍。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
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
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
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
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
【媒介】（一）来华西人来华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外交家、官员等，均对西学东渐造成影响。
1、传教士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传教士扮演著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时主要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们（较晚亦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的教士），在试图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学术思想，译著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相关书籍。
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
在19世纪的西学东渐中，基督新教的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天主教士也随口岸的开放来往各地，他们成立教会学校、医院，并开设印书馆、设立期刊、并译著大量各种书籍。
对于西学的传入有很大贡献。
2、其他来华西人除了传教士之外，许多来华的官员、探险家等也成为传入西学的重要媒介，例如将领戈登对于中国洋务时期军事的影响。
主持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对于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译介书籍、最早西方军乐队的引入都有影响。
（二）出洋中国人1、旅行家及商人及外交官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国人随传教士到欧洲旅行，但早期都没留下相关文字，因此对西方文化的传入影响不大，最早有记录的是樊守义（1682-1753）在康熙年间随四位传教士出使罗马，写成《身见录》一书，描写欧洲政治制度、建筑、风俗等，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有不少影响，许多对利玛窦等人著作存疑的中国学者，观点开始有了转变。
乾隆年间的商人谢清高游欧后所著《海录》则更广为人所知，记录欧洲的贸易、工艺、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
鸦片战争以后，自行出洋的中国人更多，1840年代商人林针的《西海纪游草》，记述其至欧洲及美国的记游。
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韬在1867年出游欧洲，1870年出版《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二书；1879年出游日本，影响其各种主张思想，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国参与博览会，写下《环游地球新录》一书，成为中国人中首位环游地球一周的记述者，并对美国的学术科技的发展有所介绍。
而清政府也因洋务运动的推行，在1866年派官员斌椿等人考察欧洲12个国家，著有《乘槎笔记》；1868年至1870年由满人志刚首次正式出使欧洲及美国，著有《初使泰西记》。
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之后多次出游欧洲，著有《航海述奇》共七部，对欧洲社会学术文化的描写更加深入。
光绪年间开始设立驻外公使之后，有更多重要官员和知识分子出使欧美并撰写游记，且由于公使较一般旅行者停留较久，因此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包括郭嵩焘、刘锡鸿、黎庶昌、曾纪泽、徐建寅、薛福成等人。
甲午战争以后，中外交通大开，出洋变成很普遍的现象，因此不赘述。
2、留学生近代中国的留洋学生起自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的留学生，多为港、澳地区教会学校的学生，进一步出外发展，1850年至美国耶鲁大学读书的容闳，1848年至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黄宽等, 即为早期留学生的代表之一。
容闳在学习中，感受到中国社会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国后，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国学习西方事物，在他的争取提议下，终于在1872年清政府选派第一批留美幼童，次年并有第二批，他们在中学毕业后，主要以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等学习为主，虽然在1881年被改变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们对于西学的传入有所贡献，也影响往后的留学生的留洋，他们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绍仪、梁谕等。
另一方面1875年开始，福建船厂及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也陆续被派至欧洲各国学习，对于晚清对西方海军的学习有所贡献，但其中最著名的严复反而不是在军事而是其他西学的传入有重大的影响。
相较于洋务运动期间留学生多为官派且人数少而零星，甲午战争之后，首先兴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资助及民间自行前往的留日学生出现，对于由日本学习西学有很大的助益。
此外，1900年以后，由于美国归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的经费，使留美的留学生人数大为增加。
留学法国则在1912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勤工俭学的运动，使许多人得以留法。
这些大量的留学生直接接触到西方的教育，使能更直接能将西学传入中国。
【媒体】媒体是将少数知识分子所习得的西学，较快速地传布于较多人的方式，在近代的西学东渐之中，最主要的媒体有书籍、期刊、报纸等。
1、书籍的出版流通西学书籍的翻译和著述，是西学东渐相当重要的媒介，关于各种出版的书籍和简介，见于后面的书籍列表以及各学科的相关内容，这里主要探讨书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译的书籍，但这些书籍未能受到当时一般社会的重视，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发达的商业出版界，因此虽然西学书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仅流通于少数有兴趣的士大夫阶层。
19世纪初以来，首先开始大量出版西学书籍的是西方的教会组织。
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上海创建《墨海书馆》。
墨海书馆出版了一个批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大美联邦志略》、《博物新编》、《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还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是道咸年间译介西学最重要的出版组织，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华书馆等。
1887年由传教事、外商组成的广学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西学出版机构，其出版翻译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尤其在1895年以后成为维新派如康有为等人思想的重要来源。
另一类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由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最多，影响最大，尤以科学技术方面书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馆，则以国际公法、化学、法律方面的书籍影响最大。
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机构都设有翻译出版的机构。
中国民营的出版社始自于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商业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视较为通俗的知识介绍，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同时由于其出版社分馆及销售点遍布全国，因此对于将西学新知传布于更广大的民众，有很大的贡献。
其后于1912年成立与商务竞争的中华书局亦扮演著类似的角色。
书籍的流通方面，除了书局书店之外，各式的图书馆也在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推展，希望能改变传统中国官藏私藏书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
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藏书除传统学术书籍外，增加了许多西学书借。
公共图书馆则要到1902年清政府规定各大学堂要设立图书馆，而1905年才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学书籍。
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
至民国时期，公私图书馆事业都更加发达，对于传布新学于民间产生不小作用。
2、期刊杂志报纸由于是定期出版，相较于图书而言，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有重要的角色。
第一阶段的西学东渐，尚无期刊的出现。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会期刊。
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国耶稣会教士马礼逊和米怜1815年于马六甲共同创立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然不在中国发行，但有不少流传入中国。
中国本土则是1833年由荷兰教士郭士立在广州成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纪传》，内容介绍西方文化、新闻、文学等。
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有传教士成立各种期刊，但大多延续时间不长（五年已算长），发行量影响力也都较小。
1853年理雅各和麦华陀在香港创办《遐尔贯珍》;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1857年墨海书馆伟列亚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1862年英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中西杂述》;1868年由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改名《万国公报》，广泛介绍西方各种知识，其延续时间长，发行量大，是晚清传播西学重要的媒介。
1872年京都施医院在北京办的《中国闻见录》是北京最早的期刊。
此外1876年由英国人傅兰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汇编》，是第一部科学专门的期刊，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具有重大影响力。
1895年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种国人所创的期刊兴起，多用于宣传西方政治思想及学术，最早包括康有为1895年成立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所创同名），1896年成立的《强学报》，同年梁启超成立的《时务报》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及影响力，都远超过早期的教会期刊，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之后1901年因火灾停刊，又创立《新民丛报》，同时革命派则在日本有《民报》，二报之间的互相争论，激发起读者们对于政治事务的热心参与以及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的的认识。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热潮减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著新的一种，以文化的讨论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类似的期刊，对于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传入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3、报纸报纸虽相较于期刊而言，多具有报导及商业性质而缺乏较深入的知识，但由于出刊时间快发行量大，有助于把西方知识和消息广传开去。
影响力较大的报纸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报》，其内容除新闻、商务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学技术等的介绍。
1864年香港连续出版了《中外新报》、《近事编录》和《德臣西报》中文版《华字日报》。
其后，另一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报》，之后成为晚清民国的重要报纸，其内容虽然以新闻、奇闻为主，但也包含对西方思想及消息的报导，以及在读者投稿中对于中西文化接触问题的讨论（著名的是铁路与风水的争论）。
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世界上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写下大量鼓吹变法自强的政论。
在1895年以前，新式报纸的影响力仍然仅限于沿海口岸地区。
但在1895后以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增，如《申报》增加版面，发行地区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报纸开始出现竞争，包括上海的《新闻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报纸如《警钟日报》，且各报纸开始渐由早期以文言为主，转而以较多接近口语的文字来吸引更多的读者，不少白话报也在晚清全国各地出现，这些对对于西方新思潮的传布产生重大影响。
【新式学校】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职方外纪》中，曾对欧洲国家的学校制度加以介绍，但未受当时士人的重视，也未影响中国的教育。
在晚清这波西学东渐中，西式的新学堂才开始逐渐建立，并成为学习西学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学校多为西方人，尤其是教会所设。
最早的学堂为1839年在澳门成立的玛里逊学堂，其后在当时唯一的口岸广州也有类似学堂成立。
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学校才广泛成立于各个口岸，天津条约之后进一步发展至内地，成为早期西学在民间传布的重要管道。
1876年徐寿、傅兰雅在上海创立的《格致书院》，是较早的一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学的学院。
在洋务运动中，为培育相关人才，清政府也开始成立新式学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馆以及上海的广方言馆，其后在全国各地成立天文、电气、医学、军事等专业的西式学堂，教会学校也在这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开始淡化学校的宗教色彩，都对西学的传播产生重大作用。
甲午战争的刺激和戊戌维新的鼓吹，使得新式学堂大量出现，大量传统的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而1905年科举的废除，更使得传统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没落或转型，晚清新政中并正式采用西方学制来规范各级学校，其学习西学的内容也更为广泛。
【港、澳及其他口岸租界的角色】澳门由于在明后期由朝廷让与葡萄牙人，因此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西方传教士常以澳门为中继站，而一些学术思想亦经由此逐渐传入中国内地，而许多与西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亦在澳门学习西方语言及文化。
1841年，香港在《南京条约》中割让给英国，使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澳门作为中西之间桥梁的作用，移入香港的中国人在这里得以接触到英国的政体、法律、习俗、学术文化等，在这个环境下，产生了近代中国不少具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如王韬、何启、洪仁玕等人。
随着清朝与西方国家之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各地通商口岸租界逐渐设立，产生了许多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管道，其中尤以上海租界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居住在租界中的民众，较直接地接触到新的西方科技事物、西方式的政治法律体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以及西式的媒体，也因此许多近代以来的新知识分子，都曾因在上海生活而受到西学的影响。
此外，活跃于各个口岸的买办商人，因为商务的需要，成为较早开始接触了解西方语言文化习俗的一批人，如主张议会民主的郑观应即是广东口岸地区商人出身。
【日本在西学传入中国的角色】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原比日本早开始接触西方，因此日本人经常透过中国的译介（包括如魏源等人的著作）来了解西方。
但随著日本人开始接触学习西学，包括明治维新的推行，使得在1870、1880年代时，对西学的学习开始超越中国，而为如李鸿章等人所注意。
此外任日本领事的黄遵宪写于1887年《日本国志》介绍日本的历史及进步发展的情形，但未受到当时人的重视。
甲午战争使更多人注意到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成功，之后俄罗斯侵略中国东北，使清政府决定与日本友好，加上地缘之便，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习。
由于文字的接近（当时日文汉字较现代日文的汉字更多），许多即使仅粗通日文的人，也能大致阅读甚至译介日本的西学译著，因此日本成为晚清时期（尤其在1895-1914年间），中国学习西方学术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例如维新派的康有为，在推行新政时，多引日本学习西方政体制度的例子来作范例。
晚清影响思想界最大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其大量介绍西学的文字便有许多得自于在日本期间相关译著的学习。
日本对中国西学东渐的影响，更可由大量的日本汉字的引用可看出，包括如“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哲学”、“化学”、“物理”等重要的西方新概念词汇在内，共有数百个日本翻译的西方新词汇传入中国并广为应用。
1914年以后，由于日本对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引起强烈的反日运动，加上留学欧美的管道逐渐便利，人数增多且更受到重视，因此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学的中介角色就减弱了。
【中国人对西学看法的变化】1、明末清初时期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
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
此外，当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便是“西学源出中国”，认为当下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的事物，如黄宗羲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
王夫之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
钱大昕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这样的看法使得当时人能很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西方较优越的学术。
2、晚清时期晚清道光咸丰之交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时，除了大多数人根本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的存在之外，仅有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但基本上，他们仍不把西学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从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看，西学只能是“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远不及中国学术思想。
在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数人仍存有这种类似的看法，但随著与西方接触的增加，“西学”一词逐渐取代了“夷学”，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视之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并开始探讨应当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缺点来帮助中国富强，当时在政界学术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们最典型的西学观点，认为西学在器物、制度上胜过中学，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等方面不如中国。
这样的中学西学的观点，在晚清一度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暂时取得一个安心于学习西学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后十多年已开始受到挑战，到了民国初年，当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不满开始视西学为“新学”，认为西学高于中学而应当取代中学时，便引发了进一步的论战。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论战及影响】第一次正面的理论对恃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的。
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认识。
《新青年》一问世，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他们提倡的“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公开主张以西方文化来取代传统的封建文化。
为了强调西洋文明的先进性，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把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加以比较后，概括了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特点，他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文中尽是以西方文化之长来映照中国文化之短，这样的态度和明显的取向，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
从1916年开始，《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便以“枪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
他也采用陈独秀的比较方法，而其结论却完全相悖。
他将西洋文明概括为动的文明，而将中国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
他说这两种文明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却又“不可不以静为基础”。
甚至西洋文明也必须由吾国文明，去救之弊，济之穷。
他告诫国人不要受西方物质文明的“眩惑”，坚持要以儒家思想为是非之标准。
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破坏了这一传统标准，于是造成了“人心之迷乱”少国是之丧失’，少精神之破产。
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李大钊采纳枪父的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说法，却又在价值取向上完全否定了枪父的论点。
紧接着，第二次大规模的论战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
此时，传统文化已受到了猛烈冲击，西方文化已如“洪水”，般涌入，新文化的传播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完全拒绝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
于是文化战线上又产生了一种中西文化“调和论”。
1919年秋天起，章士钊到处讲演，鼓吹新旧调和之说。
他认为:“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
枪父等人也赶紧呼应这一论调，进一步提出、中国固有文明不但不能“革除”，而且这种调和，也只有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
这实际上仍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文化守旧论。
李大钊在论战中从经济基础的决定因素方面分析了新文化必然取代旧文化，而不是与之调和的客观必然性。
《新青年》、《新潮》、《民锋》、《每周评论》等杂志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
这次论战一方面进一步传播了与封建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精神，同时也大开了“全盘西化”论的先河。
关于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论战是发生在1920年代初期。
其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
1918年，梁启超自欧洲归国，出版《欧游心影录》并发表了大量观感，主要观点是认为在欧洲一百年来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却带来的许多灾难，要想解放“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的西方世界，只有依靠中国的古老文明。
而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
他认为这三种文化系统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循序而进的三个阶段，并得出结论说:西方文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紧接着“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
”胡适等人立刻起而应战。
胡适认为:“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
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
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则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参与这次论战。
瞿秋白指出:“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两者都应为当代社会所摒弃，只有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
【各学科的西学东渐】1、哲学中国传统思想中一无西方严格定义的哲学的概念，而哲学的基础逻辑学也仅存在于少数如名家等古代思想中。
明末清初西方哲学开始传入，最由葡萄牙传教士高因勃耳，撰写大量对亚里斯多德哲学的相关介绍，内容包括知识论、理则学、形上学等方面。
此外中古神哲学家[[阿奎那]的著作，也在清初节译至中国。
但西方哲学真正大量输入中国则要到晚清时期，早期尚未用哲学一词，到20世纪初，此名词由日本传来被广为使用，标示哲学从儒学、经学等学科分出来探讨。
当时的各期刊中有大量对古希腊哲学、及西方近代抛学的介绍。
许多新观念如物质、精神、唯心论、唯物论等重要哲学概念也被引入中国，进化观念的传入更是对中国哲学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在逻辑学方面，最早的著作为1895年广学会出版的《辨学启蒙》，但其后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
关于爱国成语、名言、爱国故事
★科学虽没有国界，但是学者却有他自己的国家 －－巴斯德 ★虚荣的人注视着自己的名字，光荣的人注视着祖国的事业。
★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列宁 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晏婴 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
—— 司马迁 爱国如饥渴。
——班固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曹植 近乡情更切，不敢问来人。
——宋之问 裏面还有很多 1.伟大的爱国者先驱屈原 2.首揭义旗的农民领袖陈胜 3.西汉名将霍去病 4.刚直不阿的史学家司马迁 5.威武不屈的苏武 6.投笔从戎的东汉名将班超 7.令人敬仰的大科学家张衡 8.忧国爱民的祖冲之 9.舍身求法的一代宗师玄奘 10.伟大的现实主义爱国诗人杜甫 11.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 12.孤胆闯虎穴的沈括 13.精忠报国的岳飞 14.抗金爱国词人辛弃疾 15.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 16.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 17.舍身取义的民族英雄于谦 18.抗倭英雄戚继光 19.造福生民的李时珍 20.祖国山河的骄子徐霞客 21闯王李自成 22.浩然正气的爱国将领史可法 23.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24.“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倡导者 顾炎武 25.安邦治国一代雄主康熙皇帝 26.抗英“前驱先路”第一人林则徐 27.以死报国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 28.定海人民的好儿郎葛云飞 29.杰出的近代爱国思想家魏源 30.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 31.第一个设计中华自强方案的洪仁玕 32.长歌出塞誓复山河的爱国老将左宗棠 33.捍蔽边疆护卫宝岛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 34.血染疆场的民族英雄左宝贵 35.甲午海战的英魂邓世昌 36.与宝岛共存亡的民军领袖徐骧 37.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康有为 38.以身殉变法的勇士谭嗣同 39.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 40.勇于虎口夺食的爱国外交公使杨儒 41.著名的近代爱国外交家黄遵宪 42.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43.辛亥元戎黄兴 44.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 45.敲响警世之钟的陈天华 46.爱国女侠秋瑾 47.勇扬国威的武林英豪霍元甲 48.为天下人谋永福，虽死而无憾的林觉民 49.忧国忧民的台湾诗人丘逢甲 50.爱国留学生容闳 51.醉心航空技艺的中国始创飞行大家 冯如 52.爱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53.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杰出的思想家、政 治家章太炎 54.“学界泰斗”蔡元培 55.倒袁护国、英年早逝的爱国名将蔡锷 56.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 57.民族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 58.为抗日死不能倒下的爱国将领吉鸿昌 59.唤起亿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音乐家 聂耳 60.把一生献给“可爱的中国”的共产党 人方志敏 61.东北抗日女英烈赵一曼 62.为国捐躯的东北抗联英雄杨靖宇 63.民族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 64.浴血东北抗战的赵尚志 65.回民支队的擎旗人马本斋 66.“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的冼星海 67.西安事变的功臣杨虎城 68.“爱国志士、民主先锋”邹韬奋 69.横眉冷对死亡的民主战士闻一多 70.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71.宁死不屈的女英雄刘胡兰 72.舍身炸碉堡的人民战士董存瑞 73.一身傲骨的著名散文作家朱自清 74.真诚的爱国将领冯玉祥 75.抗美援朝的特级英雄黄继光 76.画坛一代宗师徐悲鸿 77.蓄须明志的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 78.爱国华侨的典范陈嘉庚 79.“中国保尔”吴运铎 80.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81.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 82.人民爱戴的文学艺术家老舍 83.一代师表徐特立 84.献身革命戏剧的硬汉子田汉 85.一心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王进喜 86.摘掉“中国贫油”论帽子的李四光 87.毕生为国“求是”的气象事业开拓者 竺可桢 88.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 89.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宋庆龄 90.一心奉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罗健夫 91.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蒋筑英 92.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张华 93.与祖国死生同依的数学家华罗庚 94.“两弹元勋”邓稼先 95.“志气桥之父”茅以升 96.当代革命军人的楷模苏宁 97.杰出的电影艺术家夏衍 98.以身许国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99.“飞弹之父”钱学森 100.舍身灭山火的英雄少年赖宁 参考资料： 57 希望你能满意~请采纳~
审时度势趋利避害，体现了怎样的哲理
审时度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趋利避害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规律是事物发展超对人有利的方向发展.
“西学东渐”的意思
【概念】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藉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它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两大阶段】 1、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
明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
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非常缓慢，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
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大量科学技术。
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
此时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
1605年利玛窦辑着《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
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
2、鸦片战争前后直到五四运动前后。
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
而由于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开始，推行了洋务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中国人。
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而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学习，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藉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书籍。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
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
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
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
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
【媒介】 （一）来华西人 来华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外交家、官员等，均对西学东渐造成影响。
1、传教士 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传教士扮演著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时主要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们（较晚亦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的教士），在试图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学术思想，译著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相关书籍。
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
在19世纪的西学东渐中，基督新教的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天主教士也随口岸的开放来往各地，他们成立教会学校、医院，并开设印书馆、设立期刊、并译著大量各种书籍。
对于西学的传入有很大贡献。
2、其他来华西人 除了传教士之外，许多来华的官员、探险家等也成为传入西学的重要媒介，例如将领戈登对于中国洋务时期军事的影响。
主持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对于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译介书籍、最早西方军乐队的引入都有影响。
（二）出洋中国人 1、旅行家及商人及外交官 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国人随传教士到欧洲旅行，但早期都没留下相关文字，因此对西方文化的传入影响不大，最早有记录的是樊守义（1682-1753）在康熙年间随四位传教士出使罗马，写成《身见录》一书，描写欧洲政治制度、建筑、风俗等，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有不少影响，许多对利玛窦等人著作存疑的中国学者，观点开始有了转变。
乾隆年间的商人谢清高游欧后所著《海录》则更广为人所知，记录欧洲的贸易、工艺、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
鸦片战争以后，自行出洋的中国人更多，1840年代商人林针的《西海纪游草》，记述其至欧洲及美国的记游。
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韬在1867年出游欧洲，1870年出版《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二书；1879年出游日本，影响其各种主张思想，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国参与博览会，写下《环游地球新录》一书，成为中国人中首位环游地球一周的记述者，并对美国的学术科技的发展有所介绍。
而清政府也因洋务运动的推行，在1866年派官员斌椿等人考察欧洲12个国家，著有《乘槎笔记》；1868年至1870年由满人志刚首次正式出使欧洲及美国，著有《初使泰西记》。
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之后多次出游欧洲，著有《航海述奇》共七部，对欧洲社会学术文化的描写更加深入。
光绪年间开始设立驻外公使之后，有更多重要官员和知识分子出使欧美并撰写游记，且由于公使较一般旅行者停留较久，因此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包括郭嵩焘、刘锡鸿、黎庶昌、曾纪泽、徐建寅、薛福成等人。
甲午战争以后，中外交通大开，出洋变成很普遍的现象，因此不赘述。
2、留学生 近代中国的留洋学生起自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的留学生，多为港、澳地区教会学校的学生，进一步出外发展，1850年至美国耶鲁大学读书的容闳，1848年至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黄宽等, 即为早期留学生的代表之一。
容闳在学习中，感受到中国社会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国后，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国学习西方事物，在他的争取提议下，终于在1872年清政府选派第一批留美幼童，次年并有第二批，他们在中学毕业后，主要以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等学习为主，虽然在1881年被改变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们对于西学的传入有所贡献，也影响往后的留学生的留洋，他们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绍仪、梁谕等。
另一方面1875年开始，福建船厂及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也陆续被派至欧洲各国学习，对于晚清对西方海军的学习有所贡献，但其中最著名的严复反而不是在军事而是其他西学的传入有重大的影响。
相较于洋务运动期间留学生多为官派且人数少而零星，甲午战争之后，首先兴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资助及民间自行前往的留日学生出现，对于由日本学习西学有很大的助益。
此外，1900年以后，由于美国归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的经费，使留美的留学生人数大为增加。
留学法国则在1912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勤工俭学的运动，使许多人得以留法。
这些大量的留学生直接接触到西方的教育，使能更直接能将西学传入中国。
【媒体】 媒体是将少数知识分子所习得的西学，较快速地传布于较多人的方式，在近代的西学东渐之中，最主要的媒体有书籍、期刊、报纸等。
1、书籍的出版流通 西学书籍的翻译和著述，是西学东渐相当重要的媒介，关于各种出版的书籍和简介，见于后面的书籍列表以及各学科的相关内容，这里主要探讨书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译的书籍，但这些书籍未能受到当时一般社会的重视，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发达的商业出版界，因此虽然西学书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仅流通于少数有兴趣的士大夫阶层。
19世纪初以来，首先开始大量出版西学书籍的是西方的教会组织。
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上海创建《墨海书馆》。
墨海书馆出版了一个批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大美联邦志略》、《博物新编》、《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还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是道咸年间译介西学最重要的出版组织，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华书馆等。
1887年由传教事、外商组成的广学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西学出版机构，其出版翻译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尤其在1895年以后成为维新派如康有为等人思想的重要来源。
另一类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由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最多，影响最大，尤以科学技术方面书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馆，则以国际公法、化学、法律方面的书籍影响最大。
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机构都设有翻译出版的机构。
中国民营的出版社始自于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商业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视较为通俗的知识介绍，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同时由于其出版社分馆及销售点遍布全国，因此对于将西学新知传布于更广大的民众，有很大的贡献。
其后于1912年成立与商务竞争的中华书局亦扮演著类似的角色。
书籍的流通方面，除了书局书店之外，各式的图书馆也在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推展，希望能改变传统中国官藏私藏书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
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藏书除传统学术书籍外，增加了许多西学书借。
公共图书馆则要到1902年清政府规定各大学堂要设立图书馆，而1905年才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学书籍。
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
至民国时期，公私图书馆事业都更加发达，对于传布新学于民间产生不小作用。
2、期刊 杂志报纸由于是定期出版，相较于图书而言，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有重要的角色。
第一阶段的西学东渐，尚无期刊的出现。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会期刊。
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国耶稣会教士马礼逊和米怜1815年于马六甲共同创立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然不在中国发行，但有不少流传入中国。
中国本土则是1833年由荷兰教士郭士立在广州成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纪传》，内容介绍西方文化、新闻、文学等。
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有传教士成立各种期刊，但大多延续时间不长（五年已算长），发行量影响力也都较小。
1853年理雅各和麦华陀在香港创办《遐尔贯珍》;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1857年墨海书馆伟列亚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1862年英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中西杂述》;1868年由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改名《万国公报》，广泛介绍西方各种知识，其延续时间长，发行量大，是晚清传播西学重要的媒介。
1872年京都施医院在北京办的《中国闻见录》是北京最早的期刊。
此外1876年由英国人傅兰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汇编》，是第一部科学专门的期刊，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具有重大影响力。
1895年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种国人所创的期刊兴起，多用于宣传西方政治思想及学术，最早包括康有为1895年成立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所创同名），1896年成立的《强学报》，同年梁启超成立的《时务报》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及影响力，都远超过早期的教会期刊，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之后1901年因火灾停刊，又创立《新民丛报》，同时革命派则在日本有《民报》，二报之间的互相争论，激发起读者们对于政治事务的热心参与以及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的的认识。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热潮减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著新的一种，以文化的讨论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类似的期刊，对于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传入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3、报纸 报纸虽相较于期刊而言，多具有报导及商业性质而缺乏较深入的知识，但由于出刊时间快发行量大，有助于把西方知识和消息广传开去。
影响力较大的报纸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报》，其内容除新闻、商务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学技术等的介绍。
1864年香港连续出版了《中外新报》、《近事编录》和《德臣西报》中文版《华字日报》。
其后，另一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报》，之后成为晚清民国的重要报纸，其内容虽然以新闻、奇闻为主，但也包含对西方思想及消息的报导，以及在读者投稿中对于中西文化接触问题的讨论（著名的是铁路与风水的争论）。
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世界上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写下大量鼓吹变法自强的政论。
在1895年以前，新式报纸的影响力仍然仅限于沿海口岸地区。
但在1895后以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增，如《申报》增加版面，发行地区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报纸开始出现竞争，包括上海的《新闻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报纸如《警钟日报》，且各报纸开始渐由早期以文言为主，转而以较多接近口语的文字来吸引更多的读者，不少白话报也在晚清全国各地出现，这些对对于西方新思潮的传布产生重大影响。
【新式学校】 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职方外纪》中，曾对欧洲国家的学校制度加以介绍，但未受当时士人的重视，也未影响中国的教育。
在晚清这波西学东渐中，西式的新学堂才开始逐渐建立，并成为学习西学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学校多为西方人，尤其是教会所设。
最早的学堂为1839年在澳门成立的玛里逊学堂，其后在当时唯一的口岸广州也有类似学堂成立。
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学校才广泛成立于各个口岸，天津条约之后进一步发展至内地，成为早期西学在民间传布的重要管道。
1876年徐寿、傅兰雅在上海创立的《格致书院》，是较早的一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学的学院。
在洋务运动中，为培育相关人才，清政府也开始成立新式学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馆以及上海的广方言馆，其后在全国各地成立天文、电气、医学、军事等专业的西式学堂，教会学校也在这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开始淡化学校的宗教色彩，都对西学的传播产生重大作用。
甲午战争的刺激和戊戌维新的鼓吹，使得新式学堂大量出现，大量传统的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而1905年科举的废除，更使得传统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没落或转型，晚清新政中并正式采用西方学制来规范各级学校，其学习西学的内容也更为广泛。
【港、澳及其他口岸租界的角色】 澳门由于在明后期由朝廷让与葡萄牙人，因此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西方传教士常以澳门为中继站，而一些学术思想亦经由此逐渐传入中国内地，而许多与西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亦在澳门学习西方语言及文化。
1841年，香港在《南京条约》中割让给英国，使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澳门作为中西之间桥梁的作用，移入香港的中国人在这里得以接触到英国的政体、法律、习俗、学术文化等，在这个环境下，产生了近代中国不少具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如王韬、何启、洪仁玕等人。
随着清朝与西方国家之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各地通商口岸租界逐渐设立，产生了许多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管道，其中尤以上海租界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居住在租界中的民众，较直接地接触到新的西方科技事物、西方式的政治法律体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以及西式的媒体，也因此许多近代以来的新知识分子，都曾因在上海生活而受到西学的影响。
此外，活跃于各个口岸的买办商人，因为商务的需要，成为较早开始接触了解西方语言文化习俗的一批人，如主张议会民主的郑观应即是广东口岸地区商人出身。
【日本在西学传入中国的角色】 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原比日本早开始接触西方，因此日本人经常透过中国的译介（包括如魏源等人的著作）来了解西方。
但随著日本人开始接触学习西学，包括明治维新的推行，使得在1870、1880年代时，对西学的学习开始超越中国，而为如李鸿章等人所注意。
此外任日本领事的黄遵宪写于1887年《日本国志》介绍日本的历史及进步发展的情形，但未受到当时人的重视。
甲午战争使更多人注意到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成功，之后俄罗斯侵略中国东北，使清政府决定与日本友好，加上地缘之便，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习。
由于文字的接近（当时日文汉字较现代日文的汉字更多），许多即使仅粗通日文的人，也能大致阅读甚至译介日本的西学译著，因此日本成为晚清时期（尤其在1895-1914年间），中国学习西方学术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例如维新派的康有为，在推行新政时，多引日本学习西方政体制度的例子来作范例。
晚清影响思想界最大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其大量介绍西学的文字便有许多得自于在日本期间相关译著的学习。
日本对中国西学东渐的影响，更可由大量的日本汉字的引用可看出，包括如“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哲学”、“化学”、“物理”等重要的西方新概念词汇在内，共有数百个日本翻译的西方新词汇传入中国并广为应用。
1914年以后，由于日本对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引起强烈的反日运动，加上留学欧美的管道逐渐便利，人数增多且更受到重视，因此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学的中介角色就减弱了。
【中国人对西学看法的变化】 1、明末清初时期 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
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
此外，当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便是“西学源出中国”，认为当下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的事物，如黄宗羲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
王夫之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
钱大昕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这样的看法使得当时人能很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西方较优越的学术。
2、晚清时期 晚清道光咸丰之交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时，除了大多数人根本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的存在之外，仅有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但基本上，他们仍不把西学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从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看，西学只能是“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远不及中国学术思想。
在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数人仍存有这种类似的看法，但随著与西方接触的增加，“西学”一词逐渐取代了“夷学”，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视之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并开始探讨应当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缺点来帮助中国富强，当时在政界学术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们最典型的西学观点，认为西学在器物、制度上胜过中学，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等方面不如中国。
这样的中学西学的观点，在晚清一度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暂时取得一个安心于学习西学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后十多年已开始受到挑战，到了民国初年，当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不满开始视西学为“新学”，认为西学高于中学而应当取代中学时，便引发了进一步的论战。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论战及影响】 第一次正面的理论对恃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的。
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认识。
《新青年》一问世，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他们提倡的“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公开主张以西方文化来取代传统的封建文化。
为了强调西洋文明的先进性，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把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加以比较后，概括了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特点，他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文中尽是以西方文化之长来映照中国文化之短，这样的态度和明显的取向，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
从1916年开始，《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便以“枪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
他也采用陈独秀的比较方法，而其结论却完全相悖。
他将西洋文明概括为动的文明，而将中国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
他说这两种文明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却又“不可不以静为基础”。
甚至西洋文明也必须由吾国文明，去救之弊，济之穷。
他告诫国人不要受西方物质文明的“眩惑”，坚持要以儒家思想为是非之标准。
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破坏了这一传统标准，于是造成了“人心之迷乱”少国是之丧失’，少精神之破产。
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李大钊采纳枪父的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说法，却又在价值取向上完全否定了枪父的论点。
紧接着，第二次大规模的论战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
此时，传统文化已受到了猛烈冲击，西方文化已如“洪水”，般涌入，新文化的传播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完全拒绝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
于是文化战线上又产生了一种中西文化“调和论”。
1919年秋天起，章士钊到处讲演，鼓吹新旧调和之说。
他认为:“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
枪父等人也赶紧呼应这一论调，进一步提出、中国固有文明不但不能“革除”，而且这种调和，也只有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
这实际上仍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文化守旧论。
李大钊在论战中从经济基础的决定因素方面分析了新文化必然取代旧文化，而不是与之调和的客观必然性。
《新青年》、《新潮》、《民锋》、《每周评论》等杂志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
这次论战一方面进一步传播了与封建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精神，同时也大开了“全盘西化”论的先河。
关于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论战是发生在1920年代初期。
其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
1918年，梁启超自欧洲归国，出版《欧游心影录》并发表了大量观感，主要观点是认为在欧洲一百年来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却带来的许多灾难，要想解放“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的西方世界，只有依靠中国的古老文明。
而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
他认为这三种文化系统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循序而进的三个阶段，并得出结论说:西方文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紧接着“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
”胡适等人立刻起而应战。
胡适认为:“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
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
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则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参与这次论战。
瞿秋白指出:“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两者都应为当代社会所摒弃，只有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
介绍一下容闳
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
字达萌，号纯甫。
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
少入澳门马礼逊学堂。
道光二十七年（1847）赴美留学。
后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咸丰四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后加入美国籍。
咸丰五年（1855）回国。
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
在洋行任职后，自营商业，旋投入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
出于对太平天国的同情，1860年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向洪仁玕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建议七条，但“未敢信其必成”，对太平天国任事坚辞未受。
同年容闳随美国两传教士到金陵游历，和太平天国运动有了一次正面的接触,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中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同治二年（1863），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
回国后以同知候补江苏。
1865年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
1868年，向清政府提出以选派幼童出洋留学为重点的四项条陈。
1870年(同治十年)被命为“幼童出洋肄业局”副委员，任留学事务所副监督。
1872年奉命率学生30人赴美留学，任学生监督，兼任驻美副使，长期驻美。
史称“中国幼童留美运动”（1872—1881）。
1875年(光绪元年)，并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直至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
由于对洋务派失望，1882～1894年又侨居美国。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时，介绍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
并向张之洞提出筹款购舰以长期对日作战的计划。
戊戌变法时期，在北京与维新派密切往还，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租界二十四年参加变法维新活动，旋逃出北京。
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并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
自立军起义被镇压时，遭清政府通缉，辗转流亡美国。
后仍与国内各派改革力量联系，渐趋支持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活动。
1912年1月，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4月12日，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请记住在1847年的这一天，他经海路来到了美国。
容闳著有回忆录《西学东渐记》(原版系英文，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81、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据商务印书馆1915年中译本(恽铁樵、徐凤石译)标点重印，收入《走向世界丛书》。
容闳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检索字典，“父”的一种字意是对大事业创始者的尊称，如国父、氢弹之父、原子能之父。
这么说来，容闳便是中国人留学事业的拓荒者。
100多年前，容闳写了本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所载留学创制之事甚详，却无一字自诩称“父”。
可见容闳称“父”是他称，不是自称。
容闳有自知之明。
容闳出生在珠海，父亲到澳门打工，看到英国传教士开办的马礼逊学堂，管吃管住不要钱，便让儿子去读书。
1847年，容闳被好心的布朗夫妇带往美国深造，先读预科，再考大学，成为“耶鲁大学的中国第一位毕业生”。
1854年11月，容闳回国，志在“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原来他日后名垂青史的“幼童留美计划”，一出校门就揣在怀里。
但此后十年，这事儿他提都没提过。
因为他首先要谋生。
先给洋人当秘书，再赴香港做译员，三在海关充职员，加起来不到一年，三个职业，全都辞了。
容闳自责：“长此见异思迁，事业或如幻影。
”于是改做茶叶生意，就是茶叶贩子，将甲地的低价茶，到乙地高价贩卖，不料又遭遇土匪，“神经受到震动”，得了重病，治了两个月才见好。
不禁幡然悔悟：“我志在维新中国，自宜大处落墨。
要是让土匪给宰了，岂不轻如鸿毛。
整天为赚几个茶叶钱奔走于途，我的大事业岂非如水中捞月。
”忽有一日，友人传话，说驻军安庆的湘军领袖曾国藩要召见他。
容闳问：曾国藩找我做什么
友人说，当今之世，举凡全国人才之精华，如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全都汇聚曾国藩总督幕府，如今已有百人之多。
容闳问：要我去做什么
友人说，总督想建造一家洋机器厂，知道你曾留学美国，想派你去美国考察洋人工厂，采购洋人机器，以为我用。
容闳明白：他的幼童留美计划，此次拜谒曾国藩，还是不能提，他要在官场立足，必须“首先能恰合总督之意见”。
容闳于是欣然接受曾国藩的派遣，再次赴美，办完采购机器之事回国，官授五品，已是1865年春，距他留学回国，过了11年。
容闳没想到，做了五品官，还是不能直接对朝廷说话，在大清政府，只有官居四品以上，才有奏事权。
容闳就想方设法，与江苏巡抚丁日昌交上朋友，请他把一道奏请幼童留美的条陈，呈上朝廷。
丁日昌说，朝中没人帮你，上折子也淹了。
于是先把折子转呈有“开明派首领”之称的大学士文祥。
没想到，文祥恰逢“丁忧”，就是父母死了，当官的儿子要卸职回乡服丧。
那就等他复职后再说吧。
盼星星，盼月亮，3个月后，又来了消息：文祥也死了。
容闳“心灰意冷，希望灭绝”。
这样一晃又是6年。
真是否极泰来，1870年春，一天晚上，容闳已睡了，丁日昌却径入其室，唤醒容闳：“幼童留美的事情，曾公已奏上朝廷。
”容闳大喜过望，“喜而不寐，整夜睁着眼，好像夜鹰”。
3年前，丁日昌便将容闳的幼童留美建议向曾国藩做过汇报，曾国藩说“再等等”。
他等什么呢
原来，中美两国虽有外交，官派留学，却无条约依据。
不料，一个美国人把这个条约给弄出来了。
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届满后，清廷请他出任中国出使欧美各国使臣。
蒲安臣于是代表清朝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
条约第七款：“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
”这一规定为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提供了法律根据。
中美双方批准条约换文的时间是1869年11月23日。
曾国藩在3个月后便将派遣学生留美之事奏上朝廷，“可谓速矣”。
慈禧皇太后批复：“依议钦此
” 1872年夏，容闳组织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渡洋赴美，中国留学史大幕开启，曾国藩却不幸于一年前的1871年冬去世。
容闳坦言：曾公未见其手植桃李开花结果，未见其手创事业欣欣向荣，实为大憾，“然创业之人，既播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种子已滋生繁殖，绵绵不绝”。
容闳此言，实以曾国藩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时人允为公论。
如今荣膺此衔者却只有容闳一人，所谓历史盖棺之论，真不知从何说起。
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容闳”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名字可是对于正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子来说，它却是一个不得不记住的名字。
因为，一百多年前，正是因为容闳——中国第一个留美毕业生，美国名校——耶鲁大学第一次向中国人表达敬意此后，由他主持的“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又让国人第一次得以平视西方教育，受其教益。
容闳的家乡在今广东省珠海市的南屏镇，和澳门仅一水之隔。
年仅7岁的容闳被送到了澳门一家由澳门英人古特拉富夫人主持的教会小学念书。
因为学英文，11岁的容闳曾在稻田里背诵英文字母。
1843年，容闳就读的澳门学校迁到香港，并更名为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
1847年，马礼逊学堂校长美国传教士缪尔·布朗因病归国。
18岁的容闳跟随布朗老师到了美国，进入著名的大学预科学校——孟松中学，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英国文学。
1849年，容闳高中毕业，他面临着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要么继续接受基督教慈善会的资助，进入爱丁堡大学，承诺毕业后当传教士要么放弃资助按照自己的愿望考耶鲁大学——孟松中学海门校长和布朗牧师的母校。
容闳选择了后者。
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他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人。
早在上大学时，容闳就梦想着让国人如他一样接受西方教育。
在他后来的自传里，他写道“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直到1870年春，他恳请向美派遣留学生的奏折才经曾国藩转达朝廷，并最终得到批准。
此后，容闳被清政府任命为幼童赴美留学肄业局的副委员，负责幼童赴美后的具体事宜。
1872年，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启程赴美。
1875年，最后一批学生抵达美国。
在这些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中，很多人都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
他们的成就见证了容闳的历史眼光，也成为了他对祖国母亲最好的报答。
1912年容闳逝世于美国，终年84岁，弥留之际，他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繁荣富强，还劝身边两个孩子回到中国去。
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评价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1876年耶鲁授予容闳法学博士学位。
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与同样毕业于该校的布什、克林顿等政界名人肖像并排一起受学生瞻仰。
[编辑本段]往事略集 1847年，先驱容闳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带回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梦想。
1847年1月4日，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78年12月首批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的一百三十多年前，一个末满19岁的中国青年，在广州的黄浦港登上一艘名叫“亨特利思”号(Huntress)专向美国运载茶叶的帆船，远渡重洋，去美国求学。
帆船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整整98天，终于在1847年4月12日驶进了当时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纽约港。
三年后，那位中国青年考人了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
1854年，也就是在他踏上那片至今对中国人来说仍充满新奇神秘色彩的新大陆之后的第八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
那个青年人名叫容闳（Yung Wing）。
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的南屏镇。
那里离澳门不远，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
容闳六岁时，就曾跟随一个传教士的夫人读书，后因学校停办、父亡家贫而辍学。
12岁时，他到了澳门，进入当地的玛礼逊教会学校（Morrison School）学习。
玛礼逊学校是为纪念传教土玛礼逊博士而于1839年11月1日在澳门创建的。
1840年鸦片战争后，学校迁到香港。
校长勃朗先生（S.R.Brown）是一个美国人，耶鲁大学１８３２年毕业生。
据容闳后来回忆，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
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
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他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化费心血去教育他们。
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 容闳入校学习时，全校已有了五个中国孩子，容闳是第六个学生，也是年纪最少的一个。
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
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
1846年8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
那一天，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
他说，他想带几个同学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
如果有谁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话，勃朗先生说，请站起来。
这时，全班死一般寂静。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
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Wong Shing）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Wong Foon）的孩子也站了起来。
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
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
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自己孩子由海角远赴天涯。
四个月后，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在黄浦港乘上了那艘驶向美国的“亨特利思”号帆船。
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
到了美国不久，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回国。
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只有容闳一人留了下来。
1850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1854年冬，容闳归国。
他不仅带回了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且还带回了一个梦想——一个日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命运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梦想。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
我坚信 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
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
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
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容闳了。
在这一百多年之中，中国人记住了许许多多显赫一时的权贵，记住了许许多多战功卓著的将军，记住了许许多多的翻覆天地的革命家，却少有人记住这位默默为中国留学事业开创道路的先驱人物。
然而，纵观历史，容闳一生的作为对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之深远，是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真正相比的。
容闳，可以说是中国的哥伦布，他不但“发现”了美洲，使中国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无知也不是自卑恐惧的心态来看“中央帝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他还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片“新大陆”，使他们终于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看到另一种人类思想的闪光。
容闳所倡导的留学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而这一代代青年又深深地影响了 中国历史的进程。
[编辑本段]幼童留学 容闳是广东省香山县南屏镇(今珠海市)人，家境贫寒，1835年，7岁的容闳无钱读书，只得到德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堂去上学。
1842年，为纪念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业绩，将这所学堂更名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
1847年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因病提前归国，要带几名学生赴美留学，容闳在布朗的帮助下，来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美国。
他先读中学，后往耶鲁大学攻读英国文学。
他虽然得到了一些奖学金，但远不够用。
读书之余，他常去打工，帮人洗衣服，拉煤球；有时还到图书馆干活；美国学生自己合伙起火做饭，他就自告奋勇去当服务员。
有时劳累一天，回家不吃饭就抱头大睡。
更让容闳头痛的是，他的数学老不及格，常常做题到半夜。
可贵的是容闳有惊人的毅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始终刻苦学习。
为了让身体能顶住超强的负担，他挤时间去锻炼身体，尤其喜欢去踢足球。
他一身中国乡村打扮，将长长的辫子盘到脑顶，在足球场上东挡西杀，引起同学们的阵阵喝彩。
不少美国朋友赞誉他是“传奇式的足球英雄”。
经过7年的艰苦奋斗，容闳不仅中学毕业，而且顺利地拿到了大学文凭，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人。
当容闳戴上学士帽的那一刻，他特别思念祖国和亲人。
面对美国的强盛和清朝的落后，他突然产生一个闪光的念头：如果中国的青年也像我容闳这样来美国接受教育，学到技术和本领，再回国去建设祖国，“汲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要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可以“一变为少年新中国”。
这就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留学教育计划”。
1854年11月，容闳谢绝了许多美国友人的挽留，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为选派留学生出国而扎实工作。
经过3个月的海上颠簸，1855年3月，容闳在香港登陆。
如何去选派留学生出国呢
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甚至连国语都忘得差不多了
实在无奈，先往广州学习中文，后往香港谋生，盼有朝一日能遇到清廷的显宦，说服他们往美国派留学生。
辛苦奔波了一年多，一无所获。
于是又来到了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译书，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
经过七八年的闯荡，容闳已经颇有名气，深得那些洋务官僚的赏识。
1863年曾国藩致函容闳，“亟思一见”。
于是，容闳被收留在曾国藩的门下，帮曾办洋务事业。
1870年，曾国藩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容闳当翻译，有了和曾单独接触的机会，于是大胆向曾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
曾国藩非常赞同，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前后经过近２０年的努力，容闳的理想总算变成了现实。
曾国藩和李鸿章计划先向美国派120名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
考虑到语言问题，决定选10到16岁的幼童出国；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留学年限为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
如果在今天，这样优越的条件，难得的机会，不知有多少人会千方百计去争取出国。
但在那时，绝大多数人对出国留学视为危途，尤其是美国，离中国遥远，不少人认为那是个非常野蛮而不开化的地方，甚至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特别是将十来岁的儿童送出国，一别就是15年，还要签字画押，“生死各安天命”，让一般家长难以接受。
所以，容闳使出全身解数，就是招不到这30名幼童。
于是他不得不返回老家香山县动员说服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结果还是没有招满，最后在香港又招了几名，才凑足30名，于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赴美。
以后的三批90名学生，虽然招收时遇到的困难稍小一点儿，但同样艰难。
不过，由于容闳的执著，120名幼童如期派到了美国，终于打开了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大门。
这120名幼童多数来自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这和当时中国的开放格局完全吻合。
“交际”顾名思义是什么意思
交际，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通常指二人及二人以上通过语言、行为等表达方式进行交流意见、情感、信息的过程。
引证解释 1、 往来应酬。
《孟子·万章下》：“敢问交际，何心也
” 朱熹集注：“际，接也。
交际，谓人以礼仪币帛相交接也。
” 汉 王符《潜夫论·交际》：“语曰：人惟旧，器惟新，昆弟世疎，朋友世亲，此交际之理，人之情也。
” 宋 洪迈《夷坚乙志·承天寺》：“既入试闱，昼减食，夜忘睡，与同院交际，无复笑语。
” 冰心 《超人》：“他不但是和人没有交际，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
” 2、 犹会合。
《魏书·尒朱荣传》：“陛下登祚之始，人情未安，大兵交际，难可齐一。
” 3、融和感通。
《乐府诗集·唐祭太社乐章·肃和》：“九域厎平，两仪交际。
” 清 恽敬《文昌宫碑阴录》：“天下之大，智者愚者，皆赫然于天人之交际、百神之呵护，则国家之大祉，百世之所以治安也。
” 4、交替的时候。
太平天囯洪仁玕 《资政新篇》：“其地少泉而多沙漠，但到春夏交际，山头云密布，飞瀑四奔流。
” 基本含义 概念 交际，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通常指二人及二人以上通过语言、行为等表达方式进行交流意见、情感、信息的过程，是人们运用一定的工具传递信息、交流思想，以达到某种目的的社会活动。
原则 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原则 尊重原则 尊重包括两个方面：自尊和尊重他人。
自尊就是在各种场合都要尊重自己，维护自己的尊严，不要自暴自弃。
尊重他人就是要尊重别人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人格和价值。
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真诚原则 只有诚以待人，胸无城府，才能产生感情的共鸣，才能收获真正的友谊。
没有人会喜欢虚情假意，多少夸夸其谈都会败下阵来。
宽容原则 在人际交往中，难免会产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甚至产生一些矛盾冲突。
这时候我们就要学会宽容别人，不斤斤计较，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先犯我，礼让三分。
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陷入人际纠纷，这样我们会浪费很多时间，同时也变得很自私自利变得很渺小。
互利合作原则 互利是指双方在满足对方需要的同时，又能得到对方的报答。
人际交往永远是双向选择，双向互动。
你来我往交往才能长久。
在交往的过程中，双方应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既要考虑双方的共同利益，又要深化感情。
理解原则 理解是成功的人际交往的必要前提。
理解就是我们能真正的了解对方的处境、心情、好恶、需要等，并能设心处地的关心对方。
有道是“千金易得，知己难求”，人海茫茫，知音可贵啊
善解人意的人，永远受人欢迎。
平等原则 与人交往应做到一视同仁，不要爱富嫌贫，不能因为家庭背景、地位职权等方面原因而对人另眼相看。
平等待人就不能盛气凌人，不能太嚣张。
平等待人就是要学会将心比心，学会换位思考，只有平等待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平等对待。
礼仪 西方社交场所的基本礼仪 无论您是出国旅游还是出差，如果有人邀请您参加正式宴会，那么您需要了解一些西方社交场所的基本礼仪。
准时 你最好按时到达，迟到四五分钟也行，但千万不能迟到一刻钟以上，否则到时为难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
如果去的是富裕而讲究的人家，你进大门时遇到的第一个人可能是个男当差，负责帮你挂衣服或者是给你带路的，所以你先别急着跟他握手，观察一下再决定。
准备 进了客厅，你不要着急找位子坐。
西方人在这种场合一般都要各处周旋，待主人为自己介绍其它客人。
你可以从侍者送来的酒和其它饮料里面选一杯合适的边喝边和其它人聊天。
等到饭厅的门打开了，男主人和女主宾会带着大家走进饭厅，女主人和男主宾应该走在最后，但如果男主宾是某位大人物，女主人和他也许会走在最前面。
入席 西餐入席的规矩十分讲究，席位一般早已安排好，这时，和你同来的先生或女士绝不会被安排坐在你身边。
欧美人认为熟人聊天的机会多得很，要趁此机会多交朋友。
男女主人分别坐在长方形桌子的上、下方，女主人的右边是男主宾，男主人的右边是女主宾。
其它客人的坐法是男女相间。
男士在上桌之前要帮右边的女士拉开椅子，待女士坐稳后自己再入座。
大家落座之后，主人拿餐巾，你就跟着拿餐巾。
记住：不管这时出现什么情况（如主人有饭前祷告的习惯），主人没拿餐巾之前你不能拿餐巾。
用餐 一般的菜谱是三至五道菜，前三道菜应该是冷盘、汤、鱼，后两道菜是主菜（肉或海鲜加蔬菜）、甜品或水果，最后是咖啡及小点心。
吃饭的时候不要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胃的享受上，要多和左右的人交谈。
甜品用完之后，如果咖啡没有出现，那可能是等会儿请你去客厅喝。
总之，看到女主人把餐巾放在桌子上站起来后，你就可以放下餐巾离开座位。
这时，懂礼貌的男士又要站起帮女士拉开椅子，受 照顾的女士不必对这一前一后的殷勤有特别的想法，这是他应该的。
告别 如果你不想太引人注目，你最好不要第一个告辞，也不要最后一个离开，在这其间你什么时候告辞都可以，只是一旦告辞就应该爽快地离开。
技巧 最好的交际技巧就是没有技巧（即好的交际方式是真实，自然，没有手腕和技巧的）。
凡对于以真话为笑话的，以笑话为真话的，以笑话为笑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说话。
和别人相处要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于他们寻求快乐的特别方式不要加以干涉，如果这些方式并没有强烈地妨碍我们的话。
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用现代方式表达出论语中“欲人施于己者，必先施于人”的金科玉律。
友善的言行、得体的举止、优雅的风度，这些都是走进他人心灵的通行证。
交际中怎样把握说话的分寸 交际中要注意说话的分寸,那怎么样说话才不失分寸呢?除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思想修养外，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说话时要认清自己的身份。
任何人，在任何场合说话，都有自己的特定身份。
这种身份，也就是自己当时的角色地位。
比如，在自己家庭里，对子女来说你是父亲或母亲，对父母来说你又成了儿子或女儿。
如用对小孩子说话的语气对老人或长辈说话就不合适了，因为这是不礼貌的，是有失分寸的。
第二，在工作中说话要尽量客观。
这里说的客观，就是尊重事实。
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应该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实际。
有些人喜欢主观臆测，信口开河，这样往往会把事情办糟。
当然，客观地反映实际，也应视场合、对象，注意表达方式。
第三，说话要有善意。
所谓善意，也就是与人为善。
说话的目的，就是要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在人际交往中，如果把握好这个分寸，那么，你也就掌握了礼貌说话的真谛。
意义 当今时代，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显得更加重要。
因为我们只有不断地与各类人员进行交往和信息沟通，才能不断地丰富自己、发展自己。
相关名言 交际越是广泛，越是感到幸福，这就是人类社会的起因。
——福泽谕吉 在语言交际中要善于找到一种分寸，使之既直爽又不失礼。
这是最难又是最好的。
——培根 数学表达上准确简洁、逻辑上抽象普适、形式上灵活多变，是宇宙交际的理想工具。
——周海中 天下之大，智者愚者，皆赫然于天人之交际、百神之呵护，则国家之大祉，百世之所以治安也。
——恽敬 交际场上的机智不能表现太过，也不能不予重视；因为这不仅牵涉到一个体面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公务和政府。
——培根 其它相关 压力之下男人更善交际： 在压力下，男人往往变得更善交际和进行团队合作 德国科学家发现，在压力下或战火中，男人往往变得更善交际，也更愿意进行团队合作。
这个来自心理测验的发现颠覆了一个存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研究结果。
以前，科学家认为女人在压力下变得更具保护性和更善交际，但男人只是变得更好斗。
现在，研究人员用演讲模拟了一个“压力”环境，结果发现男人表现出和女人完全相同的行为，即“照顾和帮助”的群体本能，而不是简单地“战或逃”。
一个由德国弗莱堡大学心理学家兼神经系统科学家马库斯-海因里希斯教授率领的科研小组，在研究中分析了男人在压力情形中作出的反应。
科研人员表示：“男人显然表现出‘社交方式’行为，这是压力直接导致的结果。
”海因里希斯说：“我们从以前在实验室中进行的研究中就已知道，遭遇压力情形之前和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建立良好社会关系可减少压力反应。
显然，应对策略根深蒂固，所以人在遭遇压力后可通过积极的社会行为改变压力反应。
”
历史上只会空想不切实际,最终失败,一事无成的人物
赵括 纸上谈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