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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城南13公里处，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大石刻宝库之一。
龙门西山五大洞窟分别代表了不同时代的雕刻艺术。
首先：宾阳三洞，代表的是北魏时期的雕刻艺术，是北魏的宣武帝为其父母孝文帝及文昭太后祈福所雕刻的。
其中中洞的帝后礼佛图是石刻中的精品。
可惜解放前被盗走，先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还有宾阳北洞及宾阳南洞。
其次：莲花洞再次：万佛洞奉先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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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郑州历史博物馆简介
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
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
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
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
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
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
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
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
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
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
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
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
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
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
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
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
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
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
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
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
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
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
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
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
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
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
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
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
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
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
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
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
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
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
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
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
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
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
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
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
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
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
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
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
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
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
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
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
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
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
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
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
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
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
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
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
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
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
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
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
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
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西安碑林导游词
碑林--西安碑林博物馆导游词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碑林。
顾名思义，它的意思就是“碑石丛立如林”，这座博物馆始建于公元1087年，距今已有900余年的历史了。
它是收藏我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
所以，人们又将其称为“石质书库”。
西安碑林是在保存唐代石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唐代恩所称的石经包括：唐天宝四年，也就是公元的745年，由唐玄宗书写的；以及唐开成二年，也就是公元的837年刻成的。
这些石经原来都立在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太学内。
唐朝末年，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驻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将长安城进行了缩小，致使石经弃于郊外。
在许多人的建议下，韩建和后来的刘郇陆续将这些碑石移到了城内的文宣王庙内，也就是今天的西大街社会路一带。
由于那里地势低洼，所以对保存经石不利。
于是，公元1087年，在北宋漕运大使吕大忠的组织下，又将那里的碑石移到了今天的位置。
这便形成了最早的西安碑林。
“碑林”一名始于清代。
它收藏了从汉到清的各代碑石3000余件，分布在七个陈列室，八个碑厅和六座碑廊之中。
这些碑石主要可以分为“碑林”和“石刻艺术室”两大部分。
博物馆占地面积31900平方米，陈列面积3000平方米。
碑林博物馆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庙宇式建筑群。
它的前半部分是由原先拜谒孔子的孔庙改建而成，至今仍处处可见孔庙的痕迹。
孔子是中国儒家的创始者，历来被封建统治者所推崇。
汉武帝就曾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按照中国历来的建筑制式，门都是朝南开的。
而碑林的门却是东西向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因为碑林为孔庙旧址，按照中国古代的制度，孔庙的门都开在东西两侧，以示对孔子的尊敬。
西门称为“礼门”东门称为“义路”。
南面的门则封闭起来，叫做“塞门”。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高大的牌坊叫做“太和元气坊”。
它是明代的建筑，是由华山西岳庙移过来的，采用的是四柱三檐。
上面的这些彩画是和玺彩画。
中国古代制度森严，彩画也是有等级的。
最高的是和玺彩画，另外还有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
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两个半圆形的水池,它是孔庙特有的建筑。
按照古代制度，国家级孔庙内的水池为圆形，叫“辟雍”；地方级孔庙内的水池为半圆形，叫做“泮池”。
“泮”是三滴水加个一半的半。
汉字讲究象形，“泮”就是半个水池。
孔子提倡学无止境，学问永远没有满的时候，就像这水池，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满圆形的。
在古代，只有考中秀才的人才可以走上泮池中间的小桥，当一回秀才。
在泮池北边的这个石牌坊也是孔庙特有的建筑，称为“棂星门”。
传说“棂星”是二十八星宿中主管取土的神。
当年，进出棂星门有严格规定：祭孔大典时，只有主祭的最高官员才能由中门出入；一般官员由西门出入；其他人员由东门出入。
所以就有了成语“旁门左道”。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棂星门内。
中国古代的建筑都是讲究中轴对称的。
那么，碑林也不例外。
碑林的各个陈列室以棂星门的中门为中轴线，自南向北对称排列。
两边的房间为临时陈列室。
大家请注意看，中央道路两旁有许多的石柱，它是我国古代民间石刻的瑰宝—渭北栓马桩。
这些栓马桩高2米左右，上面刻有各种纹饰，造型丰富。
马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和作战工具。
在一望无垠的渭北高原上，出于交通与军事的需要，在驿站旁边设立了大批的栓马桩。
它除了可以栓系、震慑牲畜这个目的外，还具有震邪、吉祥和装饰的意义。
在解放前，渭北地区的官宦或富豪人家的院门外两侧大都栽有成排的栓马桩。
现在请大家看远出处的这个巨大的匾额，上面书写着“碑林”二字。
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个“碑”字少了一撇。
那么为什么会少一撇呢
难道这是一个错别字吗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这两个字出自清代著名的爱国将领林则徐之手。
鸦片战争之后，他革职戍守新疆伊犁。
当时路经西安，写下了这两个字。
有人说“碑”字少了一撇，正好象征他当时丢了乌纱帽。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你待会儿就会发现，碑林中的所有“碑”字都少了一撇。
这是因为古代的汉字讲究对称，“碑”字少了一撇，只是为了看起来对称美观罢了。
现在请大家看这通高大威严的石碑，这便是久负盛名的。
它是碑林中最大的石碑。
是儒家经典之一，是由孔子的学生曾参编纂的。
全书共分18章，主要讲述封建社会基本伦理道德之一的孝道。
并且把孝敬父母和忠于君王联系起来，提倡“事君如事父”，以宗法血缘关系维护封建统治，因而得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殊重视。
认为“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把“以孝治天下”视为基本统治策略。
的前半部分是唐玄宗李隆基用隶书为孝经作的序，目的是为了表示自己要以孝来治理天下。
后半部分是孝经的原文。
那些小字是李隆基为孝经作的注释。
在当时，此碑立在国子监太学内，因此被称为“御碑”。
又因为此碑建在三层石台之上，所以叫做《石台孝经》。
这块碑石高近6米，碑座、碑身、碑首由35块巨石组成。
碑顶雕有卷云蜷龙，似乎就要凌空而去。
碑身由四块巨石组成，是整个碑林中碑身最大的一块石碑。
碑座底下有三层石台，形制特殊。
“风流天子”唐玄宗也擅长书法，这块碑刻书法工整，字迹清晰，华美飘逸，在唐代隶书中堪称佼佼者。
这块碑林中的超级巨碑因为太大，只好向下延伸，在碑亭中形成一个方坑，向上则快到亭顶，显得顶天立地，气度不凡，因此被称为“迎客第一碑”。
现在请各位随我进入碑林的第一陈列室。
这里展出由艾由晦、陈《》等楷书的。
“开成”是因为它刻于唐文宗开成二年，也就是公元837年。
“经”，是指中国古代儒家的经典著作。
包括12部著作，除外，通过八卦形式推测自然和社会变化，是先秦思想史的重要资料；是编成于春秋时代的中国最早诗歌总集；、和是先秦典章制度与社会礼俗的汇集；、、《谷梁传》分别从史料和儒家义理角度阐释我国最早的编年史《春秋》；《论语》是技记述孔子言行的专集；《尔雅》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
这些都是封建社会文人学士的必读之书。
因为当时雕版印刷还不普遍，为避免传抄错误，唐文宗下令把它们刻在石碑上，立于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太学内，供人们校对。
《开成石经》由114块碑石双面组成，共计228面，650152字。
清代又补刻了《孟子》一书9石，合称十三经。
中国历史上曾经组织过7次经籍石刻，只有这一部保存得最完整。
加上时代又早，史料价值极高，人们赞叹它是“世界上最厚最重的书籍“。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碑林的第二展室。
这里主要陈列唐代著名书法家书写的碑石，历来都是人们学习书法的范本。
其中有唐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书写的《皇甫诞碑》，以及他的儿子，也就是欧阳通书写的《道因法师碑》。
有颜真卿书写的《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还有晚唐柳公权书写的《玄秘塔碑。
和怀仁和尚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
〈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又被称为“千金贴”。
这里还有中外驰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代书法是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高峰时代。
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自唐太宗以来历任皇帝的酷爱和提倡，造就了全社会对书法的普遍重视。
一大批书法家涌现出来，如同百花齐放。
各位游客请看这块碑石。
在中国古代石碑上出现外国文字的碑石在碑林中有好几块。
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概就是碑林里国际知名度最高的碑石了。
它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也就是公元的781年，由波斯人景净述事，吕秀严书写。
原立于唐长安城的大秦寺内，后来埋没土中。
明天启三年，也就是公元1623年被重新发现，清末移入碑林。
“大秦”是中国古代对东罗马帝国的称呼。
景教，属基督教的一个分支，称聂斯脱利派，公元431年由叙利亚人聂斯脱利派创立于费城，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塞克城以北。
据碑文记载：“由波斯人阿罗本率领的传教代表团欲公元635年到达长安,受到隆重接待,并准许其传教。
从此，景教在中国大范围流传开来。
“景”是光明、美好的意思。
碑首刻有基督教标志十字架。
这块碑石记载了基督教早期传入中国的情况以及教规、教义，还有古叙利亚和汉文对照刻了72个景教僧侣的名字。
为研究中国古代和欧洲、中亚的友好往来提供了宝贵资料。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近代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此碑拓片曾经传到了国外，并译成了拉丁文稿，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注意。
一些外国人认为，欧洲多基督徒，那么像这样记载景教的碑石应该运到欧洲供人瞻仰。
1907年，丹麦人荷尔漠受英国政府指使，企图以3000两白银复制的假碑换取此碑，受到舆论反对，只得将复制的碑石运往伦敦。
现在世界上好几个国家有这块碑石的复制品。
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对面，我们看到的这几通碑石是唐代著名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的。
分别是《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以及《争座位稿贴》。
颜真卿不仅书法潇洒，而且在历史上也以忠贞有节、刚正不屈著称。
在发生“安史之乱”时，他作为平原太守，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太守，联络他的兄弟颜篙卿起兵抵抗，被推为盟主。
合兵20万，有力地牵制了叛军，成为平息叛乱的中坚人物，被封为鲁郡公。
后来，李希烈叛乱，他前往劝降，被杀害。
颜真卿的书法字如其人。
他初学褚遂良，后来跟随张旭学习草书，在正楷中参用篆书。
颜真卿的书法可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圆、大、厚、方”。
他的行书气势开张，挥洒自如，对后世影响很大，人称“颜体”。
《多宝塔碑》为颜真卿44岁时所写，是留存下来的颜书中的最早作品，代表了他的早期风格，常被人们作为学习颜体的入门范本。
《颜氏家庙碑》是他73岁时所写，笔力雄健，气韵醇厚，书法造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争座位稿》是他55岁时所写，是写给当时另一位官员郭英义的书信手稿，指责郭在公众场合把宦官鱼吵恩的座位安排在许多大臣之上。
行笔苍劲有力，一气呵成，是颜体行草书中的精品。
现在我们来到了碑林的第三陈列室。
通过这里陈列的碑石，我们可以对中国古代书体的演变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据《史记》记载，文字是由黄帝时代的一个史官仓颉造的，所以人们称仓颉为“造字圣人”。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仓颉庙碑》。
其实文字的发明不应该归功于某一个人，它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出来的。
篆书是流行至今最古老的字体，在碑林的这个陈列室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代梦英和尚刻立的《篆书目录偏旁部首碑》。
他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540个偏旁部首分别篆出，并用楷书注释，自作序文说明。
这对研究汉字的渊源、演讲以及篆体书法都大有益处。
篆书在秦代时达到了高峰。
但由于它字体繁难不便于书写，秦代的狱吏程邈把篆书的笔画和结构作了简化，把圆转为方折，形成了使用较为方便的隶书。
由篆到隶是我国书体的一大变革。
隶书到了汉代成为通用文字，逐渐趋于成熟美观。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汉隶的一个代表作《汉曹全碑》，它是东汉时为陕西合阳县令曹全所立。
从这块碑石上我们可以看到隶书的特点：蚕头燕尾，外柔内刚。
楷书出现于三国时期，隋唐时楷书成为通用的字体。
历代统治者都把楷书规定为书写官府文书和科举文章的正式字体。
楷书和行草书在这里都有代表的作品。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概述了。
石刻艺术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陕西是中国石刻艺术发展较早、遗存较丰富的地区之一，特别是汉唐盛世石刻以众多的数量和高超的技艺驰名海内外，在我国雕刻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石刻艺术室建于1963年，集中了散存在陕西各地的从汉到唐的圆雕、浮雕和线刻艺术品共70余件，分为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两大类。
陵墓石刻是用刀砸在石面上的图画，起源于西汉，盛行于东汉，2000多年来以它独有的特色显示着不朽的艺术魅力。
西汉时期，厚葬风气极盛，在贵族阶层中“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很强。
他们生前的生活场景和宠幸爱慕的东西雕刻于墓室以尽人间之乐。
汉代画像石便是在这种厚葬风气中逐渐产生的。
石刻艺术室陈列的汉画像石大多出土于陕北。
内容除少数神话故事外，其余的大量取材于现实生活，如牛耕、狩猎、乐舞，贵族生活等。
汉画像石记载了大量的历史史实。
因此，它们既是艺术创作又是历史记录，为研究东汉社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牛耕图》是汉代画像石的代表作，画面上有一人双手扶犁，前面有两头牛拉着,两头牛的牛颈上有一横杠,这就是二牛抬杠的耕作方法.汉朝时农业的耕作水平已经是很高的了.在陕北地区共出土汉代画像石500件,西安卑林博物馆收藏有133件。
隋唐时期的陵墓石刻在这里陈列的有献陵石犀和昭陵六骏。
我们现在所看到地这尊石雕是献陵石犀，它原来位于唐高祖李渊的献陵前，刻于公元635年，重10吨，是用整块巨石圆雕而成。
这种犀牛的品种非常奇特。
大家来看，它头上没有角，鼻子上方有一圆包，因此叫做“圆帽犀”。
这种犀牛原产于东南亚一带，现已灭绝。
据史料记载，唐初，林邑国，也就是今天越南顺化一带，以这种犀牛向唐王朝进贡，李渊非常喜欢。
建造献陵时，唐太宗李世民就特意把石犀置于陵前。
这一石雕注重写实，结构匀称，比例准确，显然是以活犀牛为“模特儿”，使人感到它温顺驯服，憨态可掬。
接下来各位看到的这一组石雕为“昭陵六骏”。
它是原先置于唐太宗昭陵北麓祭坛两侧庑廊的六幅浮雕石刻。
六骏，指唐太宗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曾经骑乘作战的六匹骏马。
相传六骏图形出自于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之手。
原先画面上角刻有唐太宗题铭的四言赞诗，是由欧阳询书写的，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模糊了。
唐太宗营建昭陵时，诏令立昭陵六骏的用意，除为了炫耀一生的战功外，也是对这些曾经相依为命的战马的纪念，并告戒后世子孙创业的艰难。
六骏采用高浮雕手法，以简洁的线条，准确的造型，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的体态、性格和战争中身冒箭矢、驰聘疆场的情景。
每幅画面都告诉人们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
由于六骏雕刻精美，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
1914年，美国人毕士博勾结陕西军阀陈树藩将六骏中的两骏盗运美国，现存于美国费城宾夕尼亚大学博物馆内。
这两骏便是拳毛弧与飒露紫。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两幅完整的浮雕作品，便是拳毛弧与飒露紫的复制品。
1918年，他们又再次来到中国，企图将剩余的四幅砸成数块再次装箱运走，被人们发现拦存了下来。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四幅残损的浮雕。
它们虽然是残缺的，但却是真品。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尊庄严的石像是老君像，是道教的石刻。
老子像是道教的教主李耳的雕像。
因为它是唯一反映道教的石刻，所以就非常珍贵。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老子像的眉目不像我们中原人。
据说这是因为这个作品的雕塑者是西域的一个著名雕塑家，名叫元伽儿。
他从小就生活在少数民族的圈子当中，作画、写生都是以本民族的人为摹本，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他这种独特的风格。
老子的形象庄严肃穆，耐人寻味。
台座的变形牡丹花图案疏密有致，匀称饱满。
它原先位于骊山的华清宫朝元阁内，当年接受过唐玄宗的膜拜。
后来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朝元阁倒塌了，使老子像的外面裹了一层泥塑，所以至今保存完整。
于1963年移存到这里，是唐代石雕中的珍品。
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碑林博物馆之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参观，谢谢
你要的东西还真多
明堂导游词(不超过350字)
明亦称天宫，是隋唐洛阳轴群上著名的“七筑”中最高大的两个建筑之一，为武则天时期洛阳太初宫的外朝正衙主殿。
明堂原为隋炀帝时所建的乾阳殿，后经四次被毁，四次修建，先后九次改名。
唐睿宗垂拱三年（ 687 年）二月，武则天下诏拆除了正殿乾元殿，于其地造明堂，初号“万象神宫”。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 696 年）三月，明堂被毁之后的第二年，重新建造的明堂重新落成，重建后曰“通天宫”。
据《资治通鉴》“唐纪”中记载，明堂共三层，底层为四方形，四面各施一色，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季。
中层十二面效法一天中十二个时辰。
顶层为圆形，四周环绕九龙雕塑。
中间有周长十五米左右的巨型木柱，上下通贯，故此又名为万象神宫。
明堂是史上体量最大之木构建筑，基底正方90米X90米，高88.88米，唐代建筑技术之巅峰巨作。
其建筑技术和施工技术惊世骇俗。
明堂遗址位于隋唐洛阳城宫城核心区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十一五”期间重点保护的大遗址之一。
武则天时期修建的明堂和天堂，是隋唐城大遗址宫城核心区保护展示工程中的重要建筑，保护展示工程于2012年4月初步落成。
明堂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礼制建筑，为儒家的礼制建筑典范，是古代帝王明政教之场所，凡祭祀、朝会、庆赏、选士等大礼典均在此举行。
开创了明堂建筑由方到圆的先河，其形制及理念为北京天坛“祈年殿”所延用。
导游词登封三个五百字
函谷关，西据高原，东临绝涧，南接秦岭，北塞黄河，是中国历史上建置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
函谷关历史上有两座：秦关位于河南省灵宝市北15公里处的王垛村，距三门峡市约75公里；汉关东移至洛阳新安县，西距秦关150公里。
因其地处“两京古道”，紧靠黄河岸边，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故称函谷关。
这里曾是战马嘶鸣的古战场，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都是重要关口。
这里又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老子著述五千言《道德经》的地方。
千百年来，众多海内外道家、道教人士都到这里朝圣祭祖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函谷关古文化旅游区，位于豫陜晋三省交界、河南省西大门灵宝市境内，辖区面积16.5平方公里，主要景点有太初宫、道圣宫、道家养生园、藏经楼、瞻紫楼、鸡鸣台、碑林、蜡像馆、博物馆、关楼、函关古道等20余处。
函谷关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老子著述道家学派开山巨著《道德经》的灵谷圣地，道家文化的发祥地；是古代西去长安、东达洛阳的通衢咽喉，河南文化和秦晋文化的交汇地；是千百年烽烟际会、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塞，紫气东来、鸡鸣函关等历史故事与传说的发轫地。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这里以名人（老子）、名著（《道德经》）、名关（函谷关）留芳青史，声播海内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