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贵州遵义导游词
遵义会议会址导游词：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遵义
我是你们导游小张，大家也可以叫我张导，只是此张导并非彼张导。
我知道，大家就是奔这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来的，那就话不多说，我们启程吧
话说1934年10月10日这天夜里，由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江西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长征初期，博古等领导人在军事上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蒙受重大损失。
湘江一役，苦战5昼夜，终于渡过湘江，可是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红军会成为“石达开第二”吗?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央接受了的正确意见，放弃向湘西进军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
1935年1月，红军来到了黔北重镇遵义，并在1月15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即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
大家请看这门楣上的大匾，这是于1964年题写的黑漆金匾，上面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苍劲有力，金碧辉煌。
这也是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的唯一一处。
因而特别珍贵。
原来这大门两侧有八间铺子，是当年房主经营酱菜及颜料纸张的店铺。
这个大门已经不对外开放了，真是给我们卖了个关子啊
大家要了解这其中故事，就请随我从前面的纪念馆正门进去一探究竟吧
大家请看
这就是那幢各位曾经如此熟悉而又遥远的房子了。
对面是的七言律诗《长征》的草书碑刻。
这里原是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
它修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这是一座坐北朝南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
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个部分。
主楼四周有回廊，东西两端各有一转角楼梯，外面加有一道木栅栏。
门窗涂饰赭色，镶嵌彩色玻璃，窗的外层还加有板门。
楼内各房间设有壁橱。
整个主楼占地面积528平方米。
是当年遵义城最宏伟的建筑。
遵义会议会议室在楼上，原为房主的小客厅。
会议室呈长方形，面积27平方米，这里的陈设，基本上是当年开会时的原貌。
屋子正中的顶壁上悬挂的荷叶边盖洋员灯，东壁的挂钟和两个壁柜，中央的长方木桌和周围的20只木架藤心靠背椅以及长方桌下的火盆，这些都是按原来陈列的原物。
看到这里，大家是否依稀看了到革命家们在这里激烈争辩的身影呢。
这次会议否定了从第四次反“围剿”以来，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的军事路线。
通过了决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推选为政治局常委。
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确立了以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以及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大家一定想知道有哪些名人住过这栋房子吧
很遗憾，毛老人家没有按照您的指示住在这里
那到底有谁呢
请随我到楼下一探究竟吧
好了
现在我们要揭晓刚才的谜底了
这西头的第一间就是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了。
这里的桌椅箱柜以及文房四宝等都是按原状陈列的。
墙壁上挂有望远镜和竹斗笠，还有一张周恩来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留影。
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记录下了周恩来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生涯。
那清晰的面容、垂胸的长髯、坚定的目光，与室内简朴的陈设相映衬，可以想见周恩来在战争岁月中呕心沥血的生涯，令人肃然起敬。
这东头第一间就是朱老总和夫人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了，与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相对。
这里也都是按原貌陈列的，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这张朱德和康克清在窑洞前的合影也是长征到达陕北后所拍的。
朱德忠厚而又慈祥的面容配以康克清的飒爽英姿，不难想见他们共同度过的艰苦曲折的革命春秋。
而总参谋长刘伯承就住这一间了。
大家可以慢慢瞻仰这些伟人的生活遗迹，但请不要动动它们。
大家请看，这间最大的是军委总司令办公室（即作战室）了，在会议室的正下方，面积有56平方米，由两间长方形的房间组成，中间布一道可折叠的六合门。
屋子正中陈列着两张黑漆大方桌，桌上有当时使用过的一些物品。
这一幅巨大的地图是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的军用地图，图上插着这些红蓝色的三角小旗，标示的是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的敌我态势。
当年，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就在这里运筹帏幄，部署红军如何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将红军引向胜得前进的道路。
从外地赶来参加遵义会议的刘少奇、李卓然、彭德怀、杨尚昆就住在这一间了，床铺是用木板临时搭成的，现在也按原状陈列。
1985年初，在隆重纪念遵义会议胜利召开50周年的日子里，杨尚昆与李伯钊故地重游来到遵义，杨尚昆无比兴奋地在他当年睡过的门板床铺上坐着照了一张像呢
现在，会址我们参观完了，要进一步了解长征的来龙去脉，我们就得去里边的遵义会议陈列馆了。
遵义会议陈列馆于2005年遵义会议召开70周年之际落成。
陈列馆建筑面积6000多平方米，共有2500平方米的展示空间和680米长的展线，展出文物及图片资料400余件、文字资料约2万字，分为“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四渡赤水”、“胜利会师”、“永放光芒”五个单元。
其中还有栩栩如生的雕塑，现在大就跟着现场讲解员慢慢参观吧
如果你是一个小导游，打算怎样向游客介绍南京呢
请设计一段解说词写下来
南京，简称宁，是江苏省会，地处中国东部地区，长江下游，濒江近海。
全辖11个区，总面积6597平方公里，2013年建成区面积752.8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18.78万，其中城镇人口659.1万人。
[1-4]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南京拥有着6000多明史、近2600年建城史和近500年的建都史，是中国四都之一，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上曾庇佑华夏之正朔，长期是中国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拥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历史遗存。
[5-7] 南京是国家重要的科教中心，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崇教的城市，有“天下文枢”、“东南第一学”的美誉。
截至2013年，南京有高等院校75所，其中211高校8所，仅北京上海；国家重点实验室25所、国家重点学科169个、两院院士83人，均居中国第三。
描写河南的精彩的风景
河南，湟湟千年华夏文明，正是从这块黄土地上发源流淌，继尔漫延全中国的。
河南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意义，套用一位河南作家的妙语：“河南人就是咱中国人的妈”来解释最为恰当。
如今，这位母亲乳汁断尽，人老色衰，满脸风霜，踡缩黄土一角，莫名成了儿女嘲笑的对象，这实在是一种文化的悲哀。
而时下关于河南的笑话漫天飞，河南在一种“流言运动”中被肆无忌惮地蹂践，又实在是我们民族整体的悲哀。
河南人被群体歧视，是一个尴尬而又沉重的文化现象。
昔日的辉煌，厚重的人文，竟那样轻而易举被几句流言，几个笑话掩盖，这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笑话。
这一方面缘于我们可怕的无知和愚蠢的偏见，另一方面也有河南人自身的原因。
现代化进程中，随着承载农耕经济的黄土文明不可避免的衰落，河南也随之迷失了自我，迷失在历史的黑洞里，迷失在麻木的消怠上，迷失在自我消解的中庸中。
河南的问题，最终还需要河南人自己来解决。
而地域文明的振兴，首先在于精神的勃起。
勃起需要的刺激，已经太多太多，时下，我们应该更关注河南精神重建的态势与内涵。
自然，这是一个深刻而博大的命题。
但我们不妨先从寻找迷失的自我开始。
河南人之所以为河南人，是缘于地域，是缘于历史，是缘于血脉。
那么，就让我们顺着地域文化的长河，从个体文明的源头开始，沿着祖先的足迹，寻找那个我们曾经失落的世界，并捎带从历史的长河中采撷些文明的珠宝，熬煎一副精神的良药，然后，清洗文化的伤口，挖去精神的恶疮，外贴内服，再塑河南的精神钢骨，还原一个健康的中原文明。
让郁闷已久的河南人气吐眉扬，再次挺拨地站直腰板，用骄傲的豫中话大声宣布：俺是河南人。
为什么不呢
1.拂去历史的尘埃，沿着时间的长河，从春秋走来，从秦汉走来，从唐宋走来，从近代走来的那些河南人，一个个都是人格茁壮，性格鲜明，或察天观道，或倚剑长笑，或游刃权谋，或诗笔作刀，无不热血滚烫，豪气冲天，一肩担天下道义，一肩负百姓福利。
他们从来都是那样古道热肠，或是激荡着感天动地的仁道大义，或是充盈着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
这体现在侠士武将身上，是忠肝义胆，是精忠报国；体现在文人官员身上，是忧国忧民，是鞠躬尽瘁。
这种浓浓的入世情怀，生生不息，传递千年，一直激励温暖着每个中国人的心田。
河南人中，最有名的当属老庄。
这两位道家先祖，虽也有报国救民之心，但却选择了“出世”之道。
骑青牛潇洒而去，御清风逍遥而游，纵是令人向往，消极避世，反璞归真，也不失为一种曲线“救国”哲学，并历来为统治者所用。
正所谓“外示儒术，内尊黄道”，就那样心照不暄地操纵了中国几千年。
但如你所知，对黄道情有独钟，只是其“愚民”政策暗合“上级”的胃口罢了。
面对惨淡人生，芸芸民众，更多的河南人，凭着黄土赐予的豪胆，借着黄河赋给的热血，选择了更直接，更积极的“善其身，济天下”的救世之道。
追溯先辈宗师，我以为首推战国时期墨家的创始人墨翟了。
黑翟是商丘人，他主张人与人平等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用现代术语解释，他大概是中国最早倡导博爱主义及和平主义的智者了。
据考证，墨家学派是一个准军事机构的组织，有一套严密而独特的组织管理方式，大概是中国江湖的最早帮会。
我想这群侠士好汉，除了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外，也一定会干些“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事来。
墨子之后，又有一个名叫荆轲的河南好汉闪亮登场。
他是卫国人（今河南境内），是否墨子传人，已不可考。
我们只知道他爱好读书，武艺高强。
当年，为报燕太子丹知遇之恩，他毅然答应执行“不可能的任务”――刺杀秦王政。
至今读起史书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字句，依然会被那视死如归的侠义大气而深深振撼。
长亭外，古道边，残阳似血，素衣如雪，一群高冠博带的士子，穆然肃立，为一个怒发冲冠，将踏不归路的河南人致敬送行。
历史就在那一瞬间定格，风化成一道凄美而悲壮的风景，感动了我们几千年。
唐时，嵩山上又冲下来一大批勇猛无比的少林武僧，他们护唐王，斗恶贼，上演了一部荡气回肠，精彩无比的除奸惩恶的《少林寺》。
到了宋朝，河南汤阴县，又走出一位顶天立地，能文能武的民族大英雄岳飞。
当白发苍苍的岳母为儿子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时，不但把一种强健的民族精神烙在岳飞的心间，也刺醒了每个有热血，有良知的中国人。
当年，岳家军（必然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河南的热血汉子）纪律严明，作战勇猛，使得金人只能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想想岳大将军那杆出神入化的金枪，是如何为柔弱的王朝前挑起一面自信的大旗，想想岳家小将那双所想披靡的银锤，是怎样给野蛮的夷族砸响警告的铜锣。
而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又是怎样激励着中华好儿女，一代又一代，谱写精忠报国的歌。
当历史滑过上世纪50年代，在炮声轰轰的朝鲜战场上，高吭激越的豫剧曲调正在响起：“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
”是的，那是河南人的骄傲，奇女子常香玉，正在率团义演。
当年，就是她，不辞劳苦，全国巡演，竟为志愿军募捐了两架飞机。
河南人的爱国情怀，一旦被激发，他们可以创造出无数个奇迹来。
需要补充的是，著名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也常眠在这片土地上。
河南文人中，这种可贵的人文情怀，表现最明显的便是巩县人杜甫了。
这位大诗人，令人尊敬的只能用伟大来形容。
他是如此深爱着这片土地。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他对社会不公的愤怒，“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是他对战火下孤苦百姓的同情，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他最朴素的人文理想。
还有那沉甸甸，至今诵读依然揪心的“三吏三别”，是他对暴政的讽刺控诉。
这些美丽动人的诗句，不知温暖了多少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
再如中唐的洛阳人刘禹锡，他与白居易齐名，且志同道合，一致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他自愿把百姓摆在第一位，喜欢替百姓说话。
所作的政治讽刺诗，辛辣尖锐；所作怀古诗，沉郁苍凉，语浅意深；所作仿民歌诗，清新爽朗，别开生面。
而他的同乡元稹，也是此道中人。
再后来，还有个叫元结的鲁山人，其诗多反映民间疾苦之作，极力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形式主义诗风，但流于极端，平生不做近体诗，古诗也平直单调。
虽然其文学成就远不能与前辈相比，但那河南人的热血，还是相通的。
在历代为民造福的河南官员中，最聪明的要算春秋时的范蠡，最刚正的是北宋的包拯，而最无私的，也是最令人感动的便是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了。
范蠡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年的大政治家和军事家。
他出身微贱，但绝对聪明，辅作越王勾践，巧妙美人计，苦心经营，精密筹划，终灭掉吴国，成就越王一代霸业。
但功成名就时，他却不慕富贵，巧妙隐身而退。
《越绝书》云：“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 《史记·货殖列传》又载：“后游齐国，至陶，改名陶朱公，经商致富。
晚年放情太湖山水，爱好养鱼。
著《计然篇》、《养鱼经》”。
从政经商，为国为家，这位河南人，以其智慧与行动妙解了一道“读书人如何释放人文情怀”的道德难题。
其卓越的思想光辉，至今对视，依然有刺眼夺目的感觉。
那个“包龙图端坐开封府”的黑脸“清官”，又是如何在原则与人情，强权与道义之间巧妙平衡，用刚烈惩治邪恶，以智慧伸张正义。
老百姓的“天地良心”，“清官情结”，也因为这位曾在现实存在过的精神偶像，平衡了许多，安慰了许多。
而那个兰考县的现代父母官，用全部的生命和激情来实践“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想。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以党性认真地坚守着，用良知小心地调整着，让行动仔细地填充着。
如今，这个伟大的精神坐标，以纪念碑的形式矗立着，在僵化的口号里宣扬着，虽有些孤独，有些落寞，却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河南人，便是1700多年前的南阳人张仲景了。
被后世奉为“医圣”的他，面对兵荒马乱、疫病流行的惨淡现实，以最朴素的想法，最诚挚的情感，毅然选择了救死扶伤、济世苍生的医生职业，做他所能做的事情。
后来他写就的《伤寒杂病论》，便是到了今天，依然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而书中的《金匮要略》部分，更被世代医家尊为“医方之祖”。
在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侠士试剑，武士弄枪，歌者展喉，文士投笔，官员动脑，医生用手，纷纷汇聚在那面裂裂作响的人文大旗下，大气潇洒，豪情勃发地坚守着中原文明的最后一座未曾陷落的城堡。
2.除了那腔滚烫的热血，除了这般豪爽的情怀，河南人也有其秀致明艳的一面。
地域文化中，河南文人历来就以想象瑰丽奇特，文笔精致艳丽著称。
这一点的代表性人物自然是商丘人庄子了。
这个梦蝶忘我，鼓盆葬妻的河南人，现实中活得非常寒碜，甚至有些萎缩。
人瘦得“槁项黄馘”，住在“穷闾陋巷”，靠钓鱼、打草鞋维持生活。
但他的精神世界，却丰富得一蹋糊涂，潇洒得有天没地。
那洋洋洒洒的一本《庄子》，文笔优美诙谐，想象恣意汪洋，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学士必读之书。
它不但涉及哲学、人伦、政治，而且谈论美学、艺术、语言、生物、养生等方面。
闻一多和郭沫若都认为中国的艺术导源于庄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都是在它的影响下产生了。
众所周知，庄子的文章真得称得上天马行空，他自由自在地在各种时空、概念里逍遥穿行，读起来非常快感。
而庄子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编故事挪揄挖苦人。
这一点的技巧，他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高明。
如果庄子活到今世，面对世人对河南的群起攻击，我想他一个人对付，已经绰绰有余了。
而庄子文章语言的精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创造了许多新词和譬喻，至今还为世人所喜爱，所引用。
庄子对后世文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家乡的文人，自然也不例外。
唐时有一位很有名的河南诗人李贺，其诗作多以想象诡奇取胜，构思奇巧，文笔绝美，似有神助，时人称为鬼才。
而晚唐诗人李商隐(今河南沁阳县人)，善用比兴，色彩瑰丽，精于用典，形成了缜密婉丽、旨趣深微的艺术风格。
其“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都是美得不得了的千古名句。
再到宋朝，开封又出了一个史达祖，善于咏物，刻划精工，形神兼备。
如“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又如“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再如“愁与西风有约，年年同赴清秋”，这些文字多么生动，简直有呼之欲出之感。
大词人姜夔对此就佩服得很，称其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
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
”河南人能写出精妙文字的大家名作真是举不胜举。
如刘方平的《月夜》里的“虫声新透绿窗纱”，如宋祁《玉楼春》里的“红杏枝头春意闹”，都是多么漂亮可爱的句子。
自然，要写出漂亮的诗作，需要灵感，需要才气，但若两者都缺些，也不要紧，只要肯吃些苦，还是会有收获的。
在这方面，河南范阳人贾岛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看看人家是如何苦吟的，“吟哦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困难的时候，甚至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和毅力。
苦心人，天不负，这般肯下功夫，自然也能写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的千古名篇来。
而“推敲”的典故，也缘于这位爱学习，肯琢磨的老先生。
据说有一天，贾岛正在驴背上苦苦思索诗句“僧敲月下门”中是用敲还是推字，竟不小心撞了一个大官的驾。
兵士揪着老头到这个大官前问罪，问明原因，大官哈哈大笑，为其严谨的求学精神所感动，并邀请其回府，一起研究。
这个大官就是河南孟县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
如今的河南文人，或是继承发扬了老祖宗“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为百姓，为道义，为故土，文笔朴实得要命，传达的思索又厚重得叫人想哭。
或是继续着那奇巧精致的唐宋遗风，文章或求俏意求险韵，透露出古怪的精灵，或是求细腻求生动，飘逸着精美的褶皱。
但无论如何，据我了解，他们都非常认真，是文字道路上创作态度最严谨，最执着的一批文化人。
每次读起他们的文章，或是想起他们的为人，都不禁有些暖暖的感动。
3.河南除了这些星光灿烂的人文大家以外，还有几座引以为豪的城市。
从某种意义上讲，河南的文明，也正是承载在这几个城市文明的基础之上。
如安阳的浑朴，洛阳的秀致，开封的细腻等。
然而，这几个动辄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却很难找到些留存的历史坐标来。
唯能衡量的，也许只有掘地三尺，发掘那些古墓遗址了。
于是，千年文明的传承，就这样不尴不尬地散乱在那一堆堆的废墟之上。
拂去千年的尘土，参照先人的笔记，在艰涩难懂的甲骨文里，在锈迹斑斑地青铜鼎上，在残壁断垣的遗址里，在那碎片破皿的青瓷上，我们努力拚凑着这块土地上曾经闪亮的文明之光。
殷墟、商都，魏晋城郭，宋时官窑，多少辉煌与文明，多少血泪与耻辱，都因频繁的战火，黄河的泛滥，统统掩埋在厚厚的泥沙里，消失在寥寥的时空中。
关于安阳，最有名的便是发现甲骨文的殷墟了。
这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因为曾是商朝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曾有过稀世的繁华。
从那里挖出的青铜宝器，无论形制，还是工艺，都不难推测出。
只是那个时代离我们太久远了，除了臆想的骄傲，除了斑驳的文物，我们好象无法获取更多的东西。
但大气的人文遗风犹存。
在安阳老城区内有一条“仁义巷”，那里曾是明朝宰相郭朴的祖宅所在地。
据说当年郭家邻居建房造屋挤占了郭家一墙之地，郭家人气不过便和那家论理，一来二去闹得不可开交直至上了公堂。
地方官畏惧双方都是官宦之家不敢审理，于是两家继续争执。
郭家情急之下派人到京城将此事回禀郭朴，郭朴即刻回书一封。
但当郭家人满怀希望地打开书信时，不想上面竟然是这样几行诗句：“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有了这条巷的安阳，才使得冷冰冰的文物与现实的人文对接，才使得它有足够的信心安详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荣辱。
洛阳大概是河南最引以自豪的城市了。
东周、魏、晋、唐等先后在此建都，号称九朝古都。
而我以为，那些在此建都多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如魏、晋、唐等，或苟延残喘的弱势王朝，如东周。
这种尴尬的现实也正是洛阳城为什么无法大气起来的缘故，而更不幸的是，这种小朝廷必要在大一统的历史整合中一次又一次被消灭，被蹂躏，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作为首都的洛阳了。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诸多的历史名城里，洛阳是最具悲剧性的城市。
洛阳城的历史，也正是一部反反复复被毁灭，悲恨相续的血泪史。
对此古人叹云：“欲知天下兴亡事，请君且看洛阳城”。
在金戈铁马的嘶杀中，历史无法留存，文化不能延续。
特别是宋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南移，以及黄河的突然改道和肆意泛滥，洛阳永远失去再度雄起的机会。
曾有的辉煌，便永远沉封在历史的记忆之中。
如今的洛阳，已经很难找到昔日繁华的痕迹。
我们能提的，除了那一园独开独败的牡丹，除了那郊外孤零零的白马寺，除了那痕迹模糊的龙门石窟，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提及的文明见证。
在我看来，洛阳最辉煌的时刻应该是汉唐之际，做为最重要陪都时的那段好时光。
毕竟，那时她侍奉的是一个完整而强大的王朝，她也有时间打扮自己，保养自己。
当年，她可能是中国最漂亮，最壮观的城市之一。
豪富人家竞相传抄《三都赋》，搞得一时“洛阳纸贵”，那是魏晋的洛阳，“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这是盛唐的洛阳。
“年年花开帝王家”的花城洛阳，如今也只能从阴冷古籍里寻找，在一帘幽梦里重现。
开封比洛阳幸运，就在于她虽然也侍奉过一些类似的小王朝，但毕竟在近150年的时间曾专心侍奉过一个当时世界上文化与经济最发达的北宋王朝。
看过《清明上河图》的，都无不为那个辉煌而繁华的帝都所惊服。
而图上所展现的，才是帝都小小的一角罢了。
当年的汴京，有外城内城。
外城方十三里，内城七里，城周有城门十二座。
城外有护城河围绕，河宽百尺，河的两岸种有榆树杨柳，朱门白墙掩映于树木的翠绿之间。
有四条河自城中流过，大都是自西而东，其中最大者为洋河，从安徽河南大平原而来的食粮，全在此河上运输。
河上的水门夜间关闭。
城内大街通行，每隔百码，设有警卫。
自城中流过的河道上，架有雕刻的油漆木桥相通。
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官家的马车，牛车，轿子在街上川流不息。
坐着女人的牛车上，帘子都放了下来。
在皇城有个特点，就是必须戴帽子，即使低贱如算命看相的，也要打扮得像个读书人。
想想看，若那《清明上河图》的繁华再现，那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画面。
如今的开封城，除了那幢突兀的铁塔，已经找不到一丁点宋时的痕迹。
那中州盛日，“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的绝世繁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运河里的林立帆船，大相国寺前的技艺杂耍。
也都成了遥远时空模糊的印象。
不过，时至今日，作为一个内陆城市，开封城里的那几泊湖水，还是非常漂亮，非常好看。
而城内四处悬挂的诗书字画，栩栩如生的汴绣，浓郁的美食文化，明示着一脉相承的中原文化，依然靠着强大的文明惯性及坚韧的生命力，延续下来。
提到河南，提到城市，若不提省会郑州，自然有些过不去。
但作为一个城市，许多河南人并不喜欢郑州，觉得没底蕴，没特色，只是粗笨地矗立在中原大地上，毫无大家风范。
郑州的存在，好象只是一个交通枢纽的意义罢了。
它好象还远远不够成熟，不能承担起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的重担来。
至此，我们发现了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人口大省，中原大省的河南，却找不到一个相匹配的精神坐标来对称，找不出一个相匹配的现代城市来代表。
具体来说，郑州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市，而开封是唯有灵魂的城市，谈及洛阳，则是除了历史什么都没有。
失去精神导向及文明凝聚力的河南，愈发呈一盘散沙。
而河南的尴尬还不仅仅如此。
最难堪的莫过于，在积有如此丰厚人文精神的土地上，河南人却无法形成一种群体向上的积极人格。
散乱一地的，屈牙突嘴的，只是些小农文明残留的固疾。
失去人文导向与精神坐标的河南人，只好有些无奈，有些不甘的灰头土脸地生活着，隐忍着。
4.在河南地域文化的长河里，人文精神的汇聚、碰撞与整合，有时也不免会有些偏差，出些尴尬。
最早的尴尬，来自愚公。
豫西北与山西交界处，有王屋山一座，相传，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对于愚公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同志当年给予极高的肯定与评价。
而愚公当年移山的心愿，是建立在自己香火不断的前提之上，即子子孙孙，无穷匮焉。
五六十年代，也许缘于他老人家对这个故事的情有独钟，才提出“人多力量大”的重要指示吧。
那时，大家觉悟都很高，于是，指示被积极地贯彻，而且大家都很自豪能超指标完成任务。
据我翻阅的资料来看，建国以来，几乎全国省市人口都翻了一番多，增长最少是山西，只长了近三分之一，而人口增长速度最快，也是最多的省份便是河南省。
官方统计表明，1949年，河南省共计人口4174万，而到了1996年，竟达9172万之多，翻了近2.3倍，是人口最超常的省份。
作为愚公后代的河南人，大概对于人口数量有着朴素的迷信情绪。
人多好办事嘛，领袖就这么说的。
这话好象也没说错，五六十年代，驰名中外的红旗渠，就是河南人开挖的嘛。
据说，那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水渠。
没有那么多人，能办成这样的大事吗
而另一个尴尬便是战国时期卫国大商人吕不韦了。
他是淮阳人，在他那个时代，他绝对是个成功的商人。
即无侠客的利剑，又无游士的巧嘴，若与当时的权贵结交，鼓囊囊的钱袋，大概是唯一，也是最见效的“资本”了。
吕老板最大的一笔买卖就是把私生子送进秦宫当了太子，即后来那个统一中国的秦始皇。
他绝对是个有战略眼光的野心家。
能把一番投机事业做得如此象模象样，轰轰烈烈，心机、城府绝非常人可比。
他是商人，也做过秦国的相国，并令门人编撰过一本在文化史上很有名的典籍《吕氏春秋》，如果加上那个私生子，成就果真不一般。
然而，从个体意义上讲，他却是很失败的。
他的种种行为，说到底只是一种权钱交易的投机行为，自然名不正言不顺。
大家也知道他最后死得莫名其妙，不清不白。
不能善始善终，大概是所有投机家的宿命。
便是不计成败，不论手段，单论他历史地位，也有些不尴不尬。
在史家眼里，兴趣也多集中在他的冒险传奇和投机才华；便是涉及那本《吕氏春秋》，也是刻意描述他“一字千金”的策划天才和骄奢卖弄。
虽他曾身为秦相国，可在史书中也是轻轻一笔带过，肯定的只是他的商业才干。
在百姓眼里，更多是好奇他与赢正母后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惊叹他一生的冒险奇迹和不可思议的投资眼光。
这位可怜的河南人，作商人，没有他同乡前辈范蠡成功和地道，自然受不起那份敬重。
作政治家，也纯粹只是权钱交易的产物，是投机成功后抢到的一件犒赏品（自己犒劳自己，安慰自己）罢了，自然失去了应有的厚重。
而作文学家，这就更无从谈及，至多只是挂个虚名而已。
于是。
这位吕老板，就那样轻飘飘地夹在史册里，风雨了一世，尴尬了千年。
吕不韦虽然尴尬，但不影响他的名气。
有他这样的好导师以及好案例，自他而下，从来不缺效法他的投机者和野心家。
中国的政治场上，也就平添了几份乌烟瘴气，多增了些荒唐闹剧；而中国的商人，也被刺激得不愿好好做生意，而或你情我愿，或半推半就，向“官商合作”暗使秋波，或干脆投怀送抱，也是忙得不亦乐乎，搞得乱七八糟。
从经济理论上讲，吕不韦的最大贡献就是验证了投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也大概因为他，中国传统社会里才开始有了“无商不奸”的行业歧视。
而人文意义上最大的错位莫过于宋朝大儒的“二程”程颖和程颐了。
这两位说着浓浓豫中话的老先生，大力发扬大宋开国元勋郭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的理论，狠不得把整个世界都装在一部论语当中。
嵩阳书院的枯黄灯光下，两位老先生苦思冥想，孜孜求证，象个勤奋的老农，把中国伦理那片庄稼地收拾得方方正正，齐齐整整。
于是，理学诞生了，文人的思想也开始不自由了。
在此，我并不想刻意否定二位老先生在学术和哲学上的成就与正面意义，也绝对敬佩两位老人的人格魅力及初始动机。
只可惜，不知是后人的愚笨，还是上面头儿的别有用心，那四书五经，那中庸之道，渐渐失去孔老夫子清新的香味，而渐渐风化成一块又臭又硬的老豆腐干。
虽然，以后的七八百年，许多读书人依然嚼得不亦乐乎。
但我还是不喜欢，许多读书人也没办法喜欢起来。
这与两位老先生的初衷大相径庭，也是二位最尴尬之处，便是到了今天，曾经的大圣人，也只能灰头土脸地躲在古书堆里哀叹。
那座曾车马拥塞，喧嚣一时的嵩阳书院，也只能在荒凉的冷落中回想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
唯一欣慰的是，河南的老乡没有忘记他们，近乎固板地痴迷着那能圆通一切的“中庸”之道。
就性格而言，当中庸被理性克制时，会转化成一种宽厚睿智的美德，而在无发限放大时，就会沦为不思进取，自欺欺人的精神鸦片。
而河南人最大的尴尬也正在于此。
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于历史板块的质疑，无非期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一些启示，并能够重新树立自信，然后大胆扬弃，创新，从而在涅磐的烈火中打造更开放，更健康的群体人格。
而审视历史的最终目的，也正在于追寻其文化背后的现代人文意义。
那些灼痛的历史伤疤，期望能给以针刺的精神自醒，那些辉煌的文明骄绩，又能鼓以鞭策的奋进力量。
无论如何，地域文化的雄起，群体人格的重塑，我们都任重而道远。
记得百年前一位西方哲人批评中国，说“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这样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
但就自醒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反思过，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千年以来，就人格精神，我们到底改变了多少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黄河古道边（难道仅仅在黄河古道边
），依然密密麻麻交叠着那么多似曾相识的面孔，麻木而略带几丝狡黠，憨厚又有几份豁达。
这些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作为一个群体形象，千年前如此，千年后也如此，这个新千年，我们还要继续讨论这个尴尬的人文群体，只是期望时间不要太长，不要长得忘了我们从那里来，不要长得羞辱自家还不知羞。
行笔至此，不禁想起八十年前河南省主席冯玉祥将军在制豫方针中特别强调的那句话：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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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论文基本没有，给你相关资料，你可以把这些作为论据等整理合成一下就可以了，方言的害处 1。
不利于团结， 不利于沟通，严重影响中国凝聚力。
各种方言把中国人分成了山东人、东北人、上海人、福建人、广东人等等，强化了地域观念， 弱化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观念。
对地域观念的认同一旦超出了国家民族意识，就会发展到危险的分裂主义倾向。
有时在同一场合和自己的同乡讲方言，而和其他人讲国语，造成人与人之间隔阂(其他人被剥夺了听的权利)。
使人感到明显的亲疏有别。
就这样还有人说方言亲切。
亲切了同乡，疏远了其他人。
结果是不同地区之间严重不团结，现在中国人大多数能听懂普通话，却只有一半能说普通话。
方言是缺乏团体性，不善合作，是中国国民严重弱点的体现。
有效的沟通是团结的基础。
语言不通，怎么能团结
没有统一的语言，怎能有统一的意志
同是中国人，何分南方北方；同心要同语，莫讲南腔北调! 2。
降低了效率，在许多公共场所带来极大的不便。
上海公交车上，售票员报站用方言，经常有人坐过站。
最可恨的是某些上海人自己不说普通话，别人一说就反感，甚至恶语相向。
农村人讲得少还有情可原，上海这样的国际大城市里银行不讲，学校不讲（中小学一下课就不讲，大学上课还讲上海话，外地学生越来越少，上海人越来越多，有人声明没有上海人的复旦就不是复旦，最好都是上海人），政府机关也不讲，医院也不讲（除了长征长海军队医院），公交车上司机和售票员也不讲，本地报纸上有上海话，学生家长要求学校用上海话（已上报纸见2005年5月上海某本地报纸），上海的领导这样做到底要干什么
同样的还有广东
（广东顺德有人打出谁讲国语就不卖给他东西） 3。
不利于平等观念的培养，不利于建立和谐社会，更不利于发扬民主与法制。
经济发达地区以讲本地方言为荣，看不起落后地区，一听口音，欺生、歧视、故意卖给高价等行为就来了。
加大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仇视心态。
现在许多农民能讲不太标准的普通话。
到了上海，仍有语言歧视，而言语不通，常常难以在短期内相互理解；出现争执，有时会出现中国各地常有的见什么人用什么处理办法，不是用法律，而是用潜规则；导致外地人常常吃亏。
心态的失衡加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和谐的社会需要良好的沟通，更需要平等互利的交往。
方言的使用，不利于各地方文化交流，加大了各地区之间的隔阂和误解；加重了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蔑视，反过来不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更加不满。
沟通不畅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相互对立的地区，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
语言不通，民主成空。
沟通不畅，平等无望
4。
不利于建立统一的全国市场，更不利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公民工业化素质提高。
词语差异各地很大，有的已到了写出来相互看不懂的地步。
没有能让90%以上人能进行语言的顺利沟通，就无法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大市场。
就无法消除在各地方人民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甚至有越拉越大的趋势。
方言对科技转化成生产力也有巨大的破坏作用；上海某厂的工艺图纸用沪语写，结果博士看不懂，浪费了多少时间，错过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好良机。
有的地方用方言拍戏，只能在本地发行，无法向全国推广，结果浪费时多少财力物力。
做生意时有时名称双方不统一、难理解、误解，买卖双方的损失算下来是惊人的。
IT行业的输入法，就因为方言问题，刚开始非要搞什么客家话，广东话、上海话输入法，结果是方言内部也是五花八门，标准无法统一，结果输入法只留下拼音和五笔，没人再用方言版了。
可是多少开发费扔到水里了。
企业信息化喊了多少年，一个方言问题，能让企业信息化只是镜中月，水中花。
发展经济需要招商引资，发达地区要投资，不发达区要引资，要是坚持用方言，只能是两败俱伤，最后让鬼子和老外钻了空子! 5。
助长地方保护主义的风气。
助长了腐败现象和官官相护。
张口认老乡，认完老乡拉成帮，拉成帮来立山头，坑害国家坑害党；坑起百姓没商量。
大量造成集体腐败。
有些地方人大和政府，按口音形成了派系，有外来的一律打压，想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地方派系利益。
对下曲解政策，对上遮掩民意；对中央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甚至对抗中央。
这就是地方保护主义由来已久的重要原因。
历代中国当地人不得到当地做官，已是不成文的规矩。
这也是中国省级一把手难以直选的重要原因。
6。
不利于汉语的发展。
不利于历史文化的传承。
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一旦被破坏，就会造成语言的分裂和混乱。
从而影响汉语的普及。
更进一步会影响义务教育的实施。
最严重的会变成文化的分裂，文化的分裂离国家的分裂还会远吗
我国很多地方文化特色其他地方人都不了解，最重要的就是缺乏语言的沟通。
试想，导游用方言给大家解说，地方特色产品用方言做广告，岂不是自断财路，拒人于千里之外
可是，傲慢的上海人却用上海话做广告“为阿拉人民服务
”最终还是灰溜溜的撤了。
用方言只能在自己的小胡同里坐井观天，狭隘的心胸只会排外。
7。
无法发挥汉语思维速度快、造词迅速的优势。
削弱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方言词汇太多太杂，光妻子就有N 种说法，专业词汇要是也有这么多叫法，非把学子们累死不可。
外国人学汉语，方言会严重阻碍他们学习的兴趣，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误解。
给鬼子以可乘之机，会导致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孤立。
大大影响中国的软实力。
试想，老外们辛辛苦苦学会了国语，却听不懂南腔北调，怎么让人家做你的知心朋友
英语内部虽说也有分歧，但相互可以听懂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而汉语，相互听不懂的方言，恐怕就有几百种。
虽说讲汉语的有13亿，可只有一半会讲普通话。
本来是语言优势，却因为方言变成了劣势。
让中华文化成为影响世界的力量，没有统一的语言，怎能凝聚起统一的力量
8。
会造成对国家认同的迷茫，我是**人，还是中国人
更不利于培养公民精神。
很多地方的人，认同家乡比国家更强烈。
这种倾向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敌。
（连鬼子都知道，不信去找中岛端的著作）许多人出国，就是缺乏强烈的国家观念和坚强的民族意识。
倭寇中岛端认为在他看来，对中国人而言，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都不可能。
原因是，“支那人有省份观念而无国家观念”—— 盖支那人之爱国心，不如爱省心，爱省心不如爱乡心，爱乡心不如爱家心，爱家心更不如爱己心之深而痛切也。
非谓其全无一份爱国心，全无国家之观念，虽曰有之，然不过仅一分而已。
（《〈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上编第84页）鬼子就要根据方言想把中国分割成七大块，可见其阴险毒辣之至。
有省份观念而无国家观念的原因之一就是方言。
不少人打着保护文化的名义搞地方保护主义，在政策上对抗中央。
到了国外，好多人不说自己是中国人，是某某地方人。
更有甚者如陈水扁之流借推广闽南方言搞台独。
国家(nation-state)意识与国语(national language)意识是有紧密关系的nation-state formation之前只有官话(koine)没有国语(national language)。
语言、民族和文化是三位一体的等同关系，你否定了汉语的统一性，实际上就是否定汉族的统一性，这在政治立场和民族感情上是绝对不允许的。
提议推广方言者与陈水扁之流是一丘之貉
9。
不利于统一大业，不利于反文化台独。
人家爱国台胞国语讲得中规中矩，你却嘴上流脓，肚里阿拉，脚下捣浆糊，人家能认同你吗
统一大业不仅要靠武力，更要用文化，用中华文化统战，要让世界认同中国是真正的中华文明的传承者，才能让相当多的台湾同胞产生认同。
要警惕有人用语言文化搞台独，典型的例子就去中国化。
最常见的手法就是用闽南话方言代替国语。
同样我们也要警惕有人用其他方言搞其他地区分裂。
近代历史多次出现军阀割据，就是以省份方言区别的，导致中国长期不统一，使鬼子侵华有可乘之机。
10。
不利于改革教育。
上海人把沪语写进课本，如果其他地方也要求也这么做，那么我们的孩子将来说的，写的是一种什么语言
这已违反了国家关于语言文字的相关法律。
如此胡作非为，我国本来脆弱的教育体系会面临崩溃的危险
现在的普通话依靠教育、媒体在苦苦支撑，一旦打破这个体系，普通话岌岌可危
试想让穷人的子弟上大学本来就不容易，用本地方言考试把人家路堵死了，教育残存的一点公平也荡然无存
上海等地已出现了普通话的生存危机，学校下了课，很多学生在讲方言。
讲方言成思维定势后对于复杂的逻辑思考不利。
很多新词汇用方言无法表达，很多新概念用方言解释只能是如坠云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