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兰陵生态园导游词
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
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
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
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
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
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
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
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
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
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
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
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
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
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
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
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
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
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
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
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
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
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
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
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
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
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
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
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
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
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
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
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
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
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
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
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
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
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
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
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
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
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
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
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
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
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
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
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
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
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
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
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
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
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
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
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
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
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
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
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
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
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导游词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游览。
这座博物馆于1991年6月20日正式建成对外开放。
它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庞大、设施最先进的国家级历史博物馆。
它占地约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6000平方米，用于展览的面积为11000平方米，馆内现有收藏品37万件。
这座博物馆是遵照周恩来总理生前遗愿建造的。
那是1973年，周恩来总理来陕西视察时，有感于陕西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资源和已有博物馆小而简陋的状况，提出应该在陕西建一座新的博物馆的指示。
后来由国家计委和陕西省政府共同投资1.44亿人民币，建成了这座艺术殿堂。
这座博物馆的设计是由中国建筑学界的泰斗——梁思成先生的关门弟子张锦秋女士担任的。
建筑的外观为仿唐风格，着意突出了盛唐风采，反映了一个辉煌时代的风貌。
布局上借鉴了中国传统建筑“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重楼”的结构特点，突出了古朴凝重。
并创造出一种帝宫与传统园林相结合的氛围，象征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可分为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和临时展览三大部分。
今天我们将要参观的是基本陈列，也就是常设陈列。
为陕西古代史。
系统的展现了陕西自蓝田猿人至鸦片战争的发展过程，突出了周、秦、汉、唐等封建社会的盛世和陕西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序言大厅。
这里的序言不是文字，而是三副巨型照片：奔腾咆哮的黄河和绵亘无垠的黄土高原，既有古代陕西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是陕西历史文化孕育、产生和不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这两幅照片的背后，陈列着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轩辕皇帝陵墓的巨照，标志着陕西古代文明、中华文明的开端。
这些用照片构成的无言之序，通过宽广浑厚的场面，象征着陕西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绵延久远，以及具有世界影响的人文传统精神。
大家现在看到厅中央的这尊巨狮，它原来位于唐代女皇武则天的母亲杨氏的顺陵前。
我们可看到它雕刻精美，造型雄伟，堪称“东方第一狮”。
中国古代狮子及石狮的艺术是从阿富汗传入的。
因此，这座石狮不但是陕西历史文化的反映，也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
陕西古代史的第一个段落是史前史，时间范围是距今约115万年前至公元前21世纪。
这一时期的每一段落都有重大发现，文化高峰迭起年、并首尾相连，在全国突出地位。
首先大家所看到的就是蓝田猿人的头像。
她是1964年在蓝田县公王岭发现的，是一位年纪约30多岁的女性。
蓝田猿人距今约115万年，是迄今所知亚洲北部最早的直立人。
在距今约20万年左右人类就已经发展到了智人阶段。
陕西地区的大荔人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距今约8000年左右，人类就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老官台文化是陕西境内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新旧石器时代区别主要有三个重要标志：一是学会了制造陶器；二已经定居并有了原始农业；三是出现了磨制石器。
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发展的一个阶段。
这类文化遗存由于是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因此得名。
又因为在这类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大量的彩陶，所以叫“彩陶文化”。
半坡遗址是仰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繁荣阶段。
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男子取代女子，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
人类就进入了父系社会时期。
龙山文化就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典型文化。
这类文化由于是在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的龙山镇，因此得名。
又因为发现了大量的灰陶，因此龙山文化也被称为“灰陶文化”或“黑陶文化”。
龙山文化之后，我国历史进入了传说时代，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军事民主制时期”。
黄帝就是这个时期一位杰出的领袖，他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每年清明，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来到黄帝陵寻根问祖，认同中华文化，爱国之情在这里升华，从而产生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黄帝之后，人类历史上又出现了三位杰出的领袖，他们是尧、舜、禹。
后来，大禹的儿子启建立了夏朝。
于此，中国便进入了奴隶制王朝的统治时期。
夏王朝的政治中心在河南，陕西境内主要是周族的发生、发展与兴盛。
周族实际上经历了周民族、周方国、西周王朝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文物叫做“鼎”，它是奴隶制王朝鼎盛时期西周的一个青铜器。
青铜是指铜和锡的合金，因颜色青灰而得名。
而鼎呢，它本来是一种炊具，即煮肉的锅，后来随着礼乐制度的强化，鼎也逐渐成为一种权利和等级的象征。
传说夏禹曾制九鼎，代表天下九州，作为政权的象征。
以后就把取得天下叫做“定鼎”。
春秋时，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就曾遣使询问周朝九鼎的大小轻重，以后“问鼎”就成为企图篡夺政权的代名词。
我们现在所说的成语“逐鹿中原”，“鹿死谁手”，“孰人敢来问鼎”等都与这件文物有关。
鼎，一般可分为圆顶和方顶。
圆顶一般为鼓腹，双耳，三足，整个造型给人以稳定、威武的感觉。
所以，人们用狮胸虎足来形容它。
而成语中的“大名鼎鼎”，“三足鼎立”，则是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它的造型特征。
青铜器上的纹饰是研究青铜艺术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中国艺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
青铜器上的纹饰可分为两大类，即：动物纹和几何纹。
总的特点是神秘怪诞，很难看懂。
这是因为作器者本意是为了用它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宗。
一般人看不懂正说明他构思成功。
在陕西境内迄今发现的西周青铜器达3000余件。
就一个有限的地理范围而言实属罕见。
随着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公元前771年犬戎族入侵，使西周走向灭亡。
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开始。
但周王朝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了。
中原大地上先后出现了“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
七国的战争持续了200多年。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王嬴政“扫六合而荡天下”，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维护其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文字、货币、法律、车轨和度量衡等。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货币就是秦统一六国之后的通行货币——秦半两。
上面的这些货币就是统一前六国的货币。
货币的不统一大大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于是，方孔圆形的半两钱便应运而生。
古人讲“天园地方”，并且是天包地，所以秦半两就意味着“圆以象天，方以则地”。
这种精神为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并一直保持到清末。
古书上也因此把钱称为“孔方兄”。
秦半两的制作很科学，中间有小孔，可用绳子穿起来便于携带；外围为圆形，则不易产生磨损。
中国古代有三大货币，除秦代的货币秦半两外，还有汉代的五铢钱和唐代的通宝钱。
秦始皇号称“千古一帝”，但同时他也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暴君，残暴的统治终于激起了人们的反抗。
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爆发了。
随后四年的“楚汉相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登基，汉王朝就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汉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朝代，它的各项发展对中国历史上以后各朝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构成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也是在这个时候正式形成。
中国懂得方块字也是从这一时期起被称为“汉字”。
汉王朝成了当时世界最强盛的一个国家。
所以，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还把“汉”作为中国和中国人的代称。
现在请大家看这副“丝绸之路”示意图。
它中国最古老的一条贸易通道，也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一条贸易通道。
它为东西文化交流、通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沟通欧亚大陆的这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张骞开通的。
张骞是我们陕西城固人，他于公元前138年应政府招募出使西域。
经历了十年时间和种种磨难，熟悉了西域的政治、军事、地理、风俗民情。
沟通了汉与西域各国的关系。
因此史书上把张骞的这次出使、也称为“凿空”。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先后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
“丝绸之路”全长7000多公里，在中国境内4000多公里。
“丝绸之路”开通后，商队往来不断，经济贸易十分活跃。
促进了农业和科学技术交流，为中西文化开创了新纪元。
由于这条路最先主要过往做丝绸生意的商人，所以把这条通道也称为“丝绸之路”。
通过这条道路，我国的丝绸不断输出。
在当时的罗马，中国的丝绸与黄金等价。
因此，丝绸又被称为“软黄金”。
从此，西域的葡萄、苜蓿、石榴了、黄瓜、蚕豆、核桃、芝麻、菠菜、黑米、猕猴桃等物产传入我国。
我国的种茶、凿井、冶炼等生产技术也传入西域。
“丝绸之路”就好像一条绚丽而坚韧的纽带沟通了亚欧大陆，也使世界上出现了两颗明珠。
从此，世界上就有了“东有长安，西有罗马”之说。
汉王朝不仅有发达的经济贸易活动，军事力量也非常强大。
1965年，从咸阳杨家湾的一座汉墓中出土了大批兵马俑。
这座汉墓属于汉高祖刘邦长陵的陪葬墓。
据同出的“银镂玉衣”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汉初名将周勃或其子周亚夫。
在杨家湾出土的俑群中，有骑兵俑583件，各种人俑1965件。
这些汉兵马俑大的身高48.5厘米，小的身高44.5厘米。
大多数做武士打扮，个别做跳舞、奏乐、指挥等姿势。
拿这批汉兵马俑与秦兵马俑相比较，秦俑虎背熊腰，是赳赳武士的形象，时刻准备着出发去打仗。
汉俑仅有秦俑的三分之一大，但灵气十足，愉悦欢畅。
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当时国富民强、和平安定和人民的悠然自乐。
在秦俑里，我们从外形看不出有指挥官，但在汉俑里则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军阵形式也发生了变化。
秦兵马俑以步兵为前锋，战车为突击力量，骑兵甚少。
而汉兵马俑中骑兵所占的比例却大的多。
汉王朝也正是凭借着这支强大的骑兵才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游牧民族——匈奴。
这也是世界历史上农业民族第一次大规模的战胜游牧民族。
经过四年的楚汉相争，国力大大削弱。
汉初“天子不能俱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意思是说，在汉朝初年马匹很少，以至于找不到四匹颜色相同的马为皇帝拉辇。
而一般将相的车辆只能用牛羊拉了。
但是汉王朝励精图治，养马业得到了高度发展，使汉代骑兵的马源充足，所以汉代骑兵业得到了发展。
杨家湾的汉三千彩绘兵马俑就是一个有力的印证。
汉朝灭亡后，我国历史进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从公元220年北魏建立开始，到公元589年隋统一结束，历时369年。
这一时期政权更迭，战乱频繁，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和陕西历史上依次伟大的大融合时期。
公元581年，北周大将杨坚建立了隋朝。
隋炀帝杨广也是历史上以为有名的暴君。
公元618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唐朝。
隋唐两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陕西历史文化的黄金时代，现代的海外华人自称“唐人”，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唐人街”，反映了唐代对后世子孙产生的影响。
在唐时，人们的生活比较安定，就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各种娱乐活动。
打马球便是其中的娱乐项目之一。
现在就请大家看这幅《打马球图》。
这是从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
马球，也叫波罗球，球似拳头大小，朱红色，皮革制成，是由波斯，即今天的伊朗传入我国的。
这幅图画形象生动的描绘出了唐代马球运动的精彩场面。
画面上有骑马人物二十多个，他们足蹬黑靴，身穿窄袖长袍。
前五个手拉缰绳，右手持月芽形球杖，有的驱马抡球，有的反身击球，姿态矫健，得心应手。
其它骑手也姿态各异。
场面生动，围绕着滚动的小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画家巧妙的抓住了马球运动的瞬间场面，使比赛的紧张气氛溢于画外 在唐朝的时候，上至宫延皇帝，下至文武百官，甚至连妇女都爱打马球。
尤其是许多皇帝，都是马球运动的爱好者,甚至成为马球健将。
据史料记载:唐中宗景龙年间,吐蕃派使者迎接金城公主,提出要与汉人比赛马球,经中宗同意后,双方展开较量。
第一回合以汉人失败而告终。
这时一旁观看的临淄王,即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亲自率领球队进行比赛。
终于以精湛的球技转败为胜,一时在京城传为佳话。
唐代的皇宫禁苑大多筑有马球场,有的贵族官僚还有自己的马球场.唐代以后,马球队运动就开始流行全国,直到明朝末年才开始逐渐衰败。
近几年来,在西安东郊也开展过。
这幅画的表现技法相当讲究，极富真实感和立体感。
可见这幅马球图达到的不止是惟妙惟肖的境界，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大唐时期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社会情况，再现了大唐雄风。
唐王朝的外交活动也是非常活跃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另一幅壁画《迎宾图》。
画面上的前面几个人是热情的朝廷官员，后面三个人是外国和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使臣。
经考证，三人中第一个是印度人，第二个是朝鲜人，第三个是突厥人。
这幅画形象的再现了唐代官员接待外国使臣的场面。
反映了唐王朝活跃的外交活动以及同外国和我国少数民族友好往来的实况。
大家请注意看，在这幅画面的下角有一位个子比较矮的唐代朝廷官员，这就反映了唐代对人才是非常渴求的。
只要你有才能，不管长得个高或个矮，都会被重用。
反映了唐朝“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社会风貌。
隋唐两代都把长安作为其都城。
隋时称为大兴城，唐时称为长安城。
规模宏大的都城长安可以说是那个伟大时代的明亮窗口。
透过它，可以窥见当时世界第一强国的各个方面。
隋大兴城是少数民族建筑大师宇文恺设计并主持营建的。
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葺完善起来的。
从这幅唐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气势宏伟，整齐划一。
全城共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
城内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由十一条纵向的大街和十四条横向的大街，把整个长安城划分为108个小区域，称为坊。
正如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诗中所写：“百千家似为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这种布局对以后各个朝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亚洲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等规划都城时所效仿。
唐长安城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规模宏大。
它总面积为84.1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一百万。
其面积是汉代长安城的2.4倍，东罗马首都拜占庭的7倍，阿拉伯首都巴格达的6倍，明代长安城的9.3倍。
它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规模最大的一座都城。
城中的中轴线朱雀大街宽155米，而横贯皇城自承天门至长乐门之间的横街竟宽达440米，这也是中外所有都城中绝无仅有的。
中华民族成长壮大到了唐代，充满了开拓进取精神。
因此对长安城的修筑不仅仅只着眼于实用功能的需要，还有着积极的精神追求。
唐王朝也正是以其宏大的气魄和泱泱大国的气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吸引了各个国家的人们来到长安。
当时居住在长安城的外国人和少数民族人数约5万人。
同时长安吸收融汇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创造了博大精深、辉煌璀灿、当时世界文化最高峰的唐文化。
I$ X Zz51 唐代的手工业也是非常发达，唐三彩便是其中之一。
它起源于西汉武帝时期。
唐三彩并不专指三种颜色而是指多彩，因在唐代风行一时而得名。
唐三彩是用黄、绿、赭。
蓝等多种彩釉组合装饰成的一种铅铀陶器。
它的制作过程是把高岭土经过挑选、冲打、淘洗、沉淀、冶炼等工艺后，捏制成形，经修饰晒干后放入窑内。
经过1000度左右烧制，待冷却后饰以配制好的彩色釉料，再入窑中烧至900度后完成。
西安是唐三彩的故乡。
在西安附近的唐墓中出土了不少唐三彩器皿。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三彩首先是一种冥器，慢慢地才发展成为一种日用品和工艺品。
唐三彩之所以闻名于世，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以造型取胜。
三彩中无论是生活用品或是房屋庭院乃至人物动物造型，都塑造的非常精美，用写实的手法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在艺术上达到了令人赞叹不已的程度；二是以色彩赢人。
三彩釉色虽简单，但它经烧制过程中不同色彩的釉斑向下流动，互相浸润后自然漫延，呈现出一种千变万化，班驳淋漓，彼此交融，没有明显界限的装饰艺术效果。
优美、流畅，具有一种和谐的古朴之美。
正如杜甫名句所言“动人春色不在多”。
有限的釉色构成了丰富的艺术语汇，使唐三彩成了世界闻名的古代工艺品。
公元960年，宋代赵匡胤皇袍加身定都开封。
元、明、清分别建都南京和北京。
陕西从此失去了京都地位，但仍然是封建王朝控制西北、西南的军事重镇。
又由于周、秦、汉、唐的灿烂文化形成一种巨大的惯性，所以这一时期陕西的经济文化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水准和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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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于1892年6月26日诞生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
说来奇怪，她能出生在美国纯属偶然。
她的父亲赛兆祥(Absalom Syden— stricker，1852～1 931)笃信基督，年轻时满怀“拯救世界”的宗教热情，刚结婚便带着妻子凯丽(Carie Sydenstricker，1 857～1921)来中国传教。
赛珍珠的五位兄弟姐妹，全部出生在中国。
其中三个，因患流行病早年天折，葬在中国。
为减少丧失子女带来的痛苦，赛兆祥和妻子于1891年回美国休假，这才把赛珍珠生在了家乡。
但出生三个月，她便被放在摇篮里，随父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此后赛珍珠一生中的前40年，除了回美国上大学四年和读硕士学位外，基本上是在中国度过的，先居住在苏北的清江，四岁时，她父亲带着全家回到镇江。
以后，赛珍珠便是在镇江这个长江与大运河的交汇地，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
她去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上大学，毕业后又回到镇江，一边伺候病在床上的母亲，一边在一所教会中学里教书。
她嫁给了年轻的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洛辛．布克(John Lossing Buck)，随夫君在皖北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的宿州生活了两年半。
1 91 9年，赛珍珠与丈夫来到金陵大学任教，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生活了将近12年。
在一座小洋楼的阁楼上，她完成了后来为她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几乎全部作品。
这座洋楼现仍静静地立在南京大学北园的西墙根下。
1931年《大地》在纽约出版，引起轰动，她亦于一夜间名声大振。
1934年，赛珍珠与丈夫的关系已名存实亡，她告别南京回美国定居。
次年她便与布克离婚，嫁给了她的出版商理查德·沃尔什。
从此，她就再没回过中国。
赛珍珠在中国不仅生活的时间长，而且有着许多独特的经历。
她的父母为方便传教，没有住进与外界隔绝的租界或侨民保护区，而是在比较落后的地区与中国普通百姓毗邻而居，相互走访。
因此，赛珍珠从小能操中英文两种语言，同中国小孩一起玩耍，对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如她后来在自传中回忆所说：“我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成长——一个属于我父母，狭小的、白人的、清洁的、长老会的美国人的世界；另一个是广大的、温馨的、欢乐的、不太干净的中国人的世界。
两者之间并不相通。
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我说中国话，举止像中国人，和他们吃一样的东西，分享他们的思想感情。
在美国人的世界，我则将两者之间的门关上。
” 她父亲赛兆祥是个学者型传教士，他不但把《圣经》译成了中国百姓能听懂的中文，而且还了解儒学，更专门研究过佛教。
他意识到亚洲的文明早已达到了哲学和宗教的高峰，并发现东西方的哲学与信仰，有着不少相通之处，这给了他和他的妻子以很大的触动。
正如赛珍珠后来回忆道：“我父母亲的观点很不正统。
他们认为，在各个方面中国人都和我们是平等的。
中国的文化，包括哲学与宗教，是值得尊重和学习的。
”他们要求赛珍珠和其他的子女，都要像对待客人、尊敬长辈一样地对待家里的用人。
因此，赛珍珠和用人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从小就有保姆和厨师经常给她讲各种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及民风习俗。
她的父母还要求子女从小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学。
有一位孔姓的老秀才是赛珍珠的家庭教师，曾为她讲解文学经典、孔子伦理以及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使她得益匪浅。
后来，她在南京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任教期间，还专门请国学造诣很深的龙墨乡先生辅导她学习中国小说史，阅读大量的古典小说和现代作品，使她对中国人民的民族心理，有了更深的了解。
但是，据赛珍珠回忆，她在中国也有过两起很不愉快的经历，从相反的方向作用于她的思想。
第一次发生在1 900年“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期间。
那年她才八岁，走在街上却被路人恶狠狠地瞪眼骂做“小洋鬼子。
原先和她一起玩耍的小孩也回避她。
这一切令她既恐惧又困惑。
她父亲后来为她解释说，中国人反对外来侵略是正当的。
她母亲则竭力为美国辩解，说美国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现在他们只是在为其他白种人在中国犯下的罪孽受过，而且，美国不同于其他列强，它将用庚子赔款来资助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如此等等。
尽管赛珍珠信了她母亲这番安慰的话，心里宽舒了些，但这次经历在她幼小的心灵上还是留下了一道浓重的阴影。
赛珍珠的第二次不快经历发生在北伐战争中的1927年。
一支国民党的北伐部队进驻南京，部队中一些士兵袭击外国人和教堂，金陵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和其他几位侨民被杀，神学院被烧，赛珍珠自己的家也被抢。
她和亲属们在恐慌中东躲西藏，最后由于一位中国劳动妇女冒着生命危险的勇敢掩护，才未被士兵发现而“死里逃生”。
一方面她感到自己和家人受了莫大的委屈，因为她认为自己和家人都热爱中国。
另一方面，她又从那位机智勇敢的妇女身上深切体会到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并认为民族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缘起于缺乏了解沟通。
对这两起事件挥之不去的记忆，使她坚定了为增进东西方，特别是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而奋斗终生的决心。
赛珍珠和丈夫在宿州生活的日子里，曾接触了许多目不识丁、从未见过西方人的农民，亲眼看到他们如何在艰难困苦与天灾人祸中挣扎拼搏，她发现这些农民“承担着生活的重负，做得最多，挣得最少。
他们与大地最亲近，无论是生是死，是哭是笑，都是最真实的”。
她深为他们的纯朴、善良和顽强所感动，认为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代表。
她决意替这些不善言辞的中国农民说话，写下他们生活的艰辛、理想与追求。
她说：“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怪诞的著作，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的真实正确地出现。
这就是赛珍珠创作《大地》和其他有关我国农村生活的作品的初衷。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赛珍珠在没有和出版商谈过出版协定情况下就开始了创作的原因。
赛珍珠在她的作品中以同情的笔触和白描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的家庭生活。
小说中的人物，有血有肉，富有真情实感，场景与细节的描写亦真实可信。
小说越过东西方文化间的鸿沟，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一个少有神秘色彩的中国，有力地改变了不少西方作家描绘的“华人异教徒”和“不可思议的东方”的形象。
由于强国文化沙文主义作祟，在19世纪大多数欧洲与美国人的眼里，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版图上的一块空白——疆土辽阔但却遥远渺茫。
至多，它也只是个“落后”、“僵固”、“充满奇装异俗”的国土。
一些西方水手、商人和士兵曾来过中国，但他们短暂、浮泛的逗留所带走的，大多是带有侮辱性的印象：中国人生性狡猾、缺乏善心、不可理喻。
据载，美国人在18世纪末就“习惯以轻蔑和厌恶的口气来谈论中国人”。
19世纪中叶，欧美国家曾把活生生的中国人当做“展品”在博物馆陈列，或视为低等动物放在马戏团展演。
如1850年在纽约市立博物馆公开展出了一个三代六口人的中国家庭，展名为“The Living Chinese Family”。
1884年，一个马戏团则把一位“中国张姓巨人”和“40头受过训练的大象、50笼珍贵动物”，放在一起巡回展览演出。
当时美国的唐人街以肮脏、鸦片、妓女和黑社会著称，由此也成了个由警察做导游的旅游景点。
文学艺术模仿了生活。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美文艺作品中，中国人物大多是供人取笑、侮辱的丑角。
仅以美国戏剧为例，在百老汇演出的这类音乐剧就有《鸦片王国的国王》、《唐人街的查理》、《唐人街的皇后》等。
1877年马克·吐温与布莱特．哈特还合写了一出闹剧《阿兴!》(Ah Sin!)。
尽管剧本以华人阿兴为名，但阿兴只是个出场不多的配角。
剧情发生在加州矿区。
阿兴为白人矿工洗衣。
他不但常挨打，还被骂成是“愚蠢而又可怜的畜生，尾巴长到了后脑勺”，“笨蛋”，“道德肿瘤”和“一个解决不了的政治问题”等等。
他被视为长了副“空脑袋”，“只会像猴子般模仿”。
剧中有一个场面写阿兴跟着女主人在餐厅放置餐具，女主人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盘子。
只知模仿的阿兴，竟把自己手中的盘子也一个个地砸碎。
马克·吐温是位严肃的作家，阿兴可以说是他对当时西方人心目中华人形象的客观描绘。
但他沿用“Sin”(意为“罪过”)一词作为剧中华人角色的名字，很难不让人怀疑他的种族主义倾向。
《阿兴!》在纽约上演时，正值大批中国劳工移民前往美国。
1870年至1880年间，远渡重洋前去美国西海岸的华人从10869人剧增到39579人。
中国劳工吃苦耐劳，但又索求不高，为美国的西部开发和铁路的建筑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对相当大一部分从美国东部去加利福尼亚淘金的白人来说，却成了难以对付的竞争。
于是，中国人很快被看做是白人世界种种社会问题的祸根。
中国人被指责是个“无法与其他民族融合”的群体，最终必定会把白人统统排挤出加利福尼亚。
1879年一个名为亨利·格立姆的，发表了一出名为《中国佬必须滚蛋!》(The Chinese Must Go!)的讽刺剧。
剧中的中国人阴险毒辣，诡计多端，蓄意腐蚀丧失警觉的白人家庭。
他们脑后甩着长辫，嘴里叼着鸦片枪，操一口难以听懂的洋泾浜英语，专门贩卖奴隶和做色情生意，暗中还策划着中华帝国一统天下的阴谋。
这个剧本的写作与演出，反映了19世纪后叶美国种族分子中的排华情绪，也预示了1883年将出台的“排华法案”。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歧视性的排外法案，华人首当其冲，成了美国国内问题的一只替罪羊。
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数西方人仍认为欧美之外的民族都是蛮族。
西方的风俗习惯，哪怕荒诞不经，也被看做是通行全球的行为准则。
许多在中国的传教士，在家信中都把中国人说成是个“古怪的民族”，自诩为老牌“中国通”的美国记者罗德尼．杰尔伯特，在他的《中国的毛病出在哪儿》(What Wrong with China)一书中，公开声称“中国是个劣等民族”。
30年代早期美国罗伯特·罗普利创作曾先后被各种报刊杂志转载的漫画《信不信由你!》(Believe It or Not!)更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来看待中国的一切。
其中一则漫画的花边上写道“支那人会吹口哨吗?”另一条花边题为“华人异教徒的怪异之处”，讥笑中国人用白色而不是黑色表示哀悼；小孩生下来便是一岁；盖屋先造屋顶后砌墙；汉字中的“家’’是屋顶下的一口猪；男人进门不脱帽反而脱鞋。
罗普利正是用这些文化习俗上的差异，来取悦一些视野狭隘的西方读者，强化西方文化优越感。
20世纪初在美国和欧洲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有关华人的文学作品，要数英国人罗姆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
第一部发表予1913年，取名为《险恶的傅满洲博士》(The Insidious Doctor Fu—Manchu)。
书中的傅满洲是个精明险恶的华人头目，领着一帮“恶棍”，妄想征服西方世界。
他有着“整个东方民族的一切残暴狡猾”，是个“很可怕的人”，是“黄祸的化身”。
这十多部对中国人民充满敌意的小说，总销量达数百万册之多，还被改编成电影、广播剧和电视剧，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中成了家喻户晓之作。
即使有些不怀敌意的作品，对中国的描写，也总带有浓重的离奇色彩，正如一位中国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总有当官的大人，千篇一律地成天板着脸……偶然添进了几个儒生……还必须添上外国人，如美国商人、中国通、灰心丧气的传教士以及寻欢作乐的水手……尽管人物出入的场景污秽不堪，但千万不能少了出自中国人之口的古代箴言。
”中国似乎就存在于这种僵化的概念和陈词滥调这中，与中国的实际相去甚远。
正是在西方这种普遍蔑视中华民族和把中国文化神秘化、离奇化的创作氛围中，赛珍珠以其长期在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中生活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传统深入了解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地把中国人“不是放在与西方人，而是放在与其他中国人的相互关系中加以描述”，经过多年的勤奋努力，赛珍珠创作了一大批形象生动、较客观地反映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的文学作品。
《东风·西风》、《大地》三部曲、《母亲》以及收录在本选集中的其他一些作品都取得了成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
这些作品影响了欧美整整两代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
如一位英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赛珍珠和她的作品“为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民提供了第一幅关于中国农村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长卷”。
其实，在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如英国、荷兰、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埃及等，那里也有不少学者和普通百姓都因小时候读了赛珍珠的小说，才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才关注起中国人民的生活与命运。
我国人民的朋友海伦·斯诺夫人说她就是读了《大地》后才来到中国。
赛珍珠不但在小说中描写中国，她还用其他形式向西方人民大力介绍中国人民与中国文化。
如1924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英文硕士学位时，她曾先后在全国性的杂志《民族》与《论坛》上发表了《中国学生的心理》和《中国的美》。
她还花了多年的时间和心血，把她特别喜爱的《水浒传》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在许多国家流传。
更为突出的例子，要数她在1 938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作的演讲。
在题为《中国小说》的长篇演说中，她首先向济济一堂的西方文化知名人士宣告：“虽然我生来是美国人……我属于美国，但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
”她说：“今天不承认这点，在我说来是忘恩负义。
”但她指出，她选择这个演讲题目不完全出于个人的原因，而是她认为“中国小说对西方小说和西方小说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演讲中，赛珍珠如数家珍地阐述了中国小说的起源与发展演变及其特征，中国小说与中国所谓的文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关系等等。
她还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小说的名作《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
她声称：“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
’’她还向听众介绍了《西游记》、《封神演义》、《儒林外史》、《镜花缘》、《西厢记》和《金瓶梅》。
演讲中，赛珍珠提到了《四库全书》、《教坊记》、《会真记》等等经典。
她不厌其烦地向西方听众讲述了中国小说的大众性和通俗性的特征，说明中国小说历来强调作品的社会意义。
她说：“在美国，一些最现代的文学青年最近才发现‘社会意义’这个词，但中国的旧文人一千年以前就已经知道，并主张小说必须有社会意义才能被承认是一种艺术。
”赛珍珠在斯德哥尔摩的这番演说，自然得到了西方媒介的广泛报道。
如果说中国高雅的古典诗歌和深邃的哲学经典早为一部分西方文人所知，那么，通过赛珍珠在这一特殊场合的热情介绍，使得我国光辉灿烂但又鲜为西方所知的小说传统，又第一次得以昂首展现在西方文化精英们的面前，并通过媒体的传播，为更多的西方民众所了解。
诺贝尔文学奖奖励了赛珍珠，同时也宣扬了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
诺贝尔文学奖使得赛珍珠成了国际名人，也使得勤劳纯朴的中国农民形象走进了西方的千家万户。
这是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赛[珍珠在她的小说中对中国农村和乡镇生活所作的生动而又真切的描写，对中国劳苦民众的朴实情感和不拔毅力所表示的敬意，以及她在其他非虚构文学体裁中和在公共演说场合里对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所作的颂扬，客观上都是对西方在这之前对中国人所作的歪曲丑化的有力的批驳。
诺贝尔文学奖改变了赛珍珠的一生。
她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将近50年后，非裔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才获此殊荣)，这给赛珍珠带来了极大的荣誉和实惠，但同时也招来了相当一部分男性作家的妒忌、不满，甚至敌意的嘲讽。
赛珍珠因而成了美国文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
赛珍珠获诺贝尔奖消息公布后，《纽约时报周刊》上曾发表人物专访，高度赞扬赛珍珠及其作品。
著名评论家范多伦亦撰文称颂她的小说“数量众多，质量上乘”。
但在美国文学圈内的反应，否定的居多。
大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如果她(赛珍珠)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应该成为问题。
”另一位后来也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则更为尖刻，说他情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愿意同“赛中国通夫人”为伍。
赛珍珠获巨奖后在美国文学界遭此贬损，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
一则因为她在中国度过了将近40年的岁月，在美国文学圈子中，她是个陌生的局外人。
她的获奖作品在中国创作，写的全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远远游离于美国主流文学的题材之外。
瑞典皇家学院的评委们，在众多有成就的美国作家中，偏偏选赛珍珠得奖，难免使包括福克纳和弗罗斯特在内的美国主流作家感到惊讶、难堪，甚至愤怒。
再则，因受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赛珍珠的作品常用章回体，而不是为西方文坛称道的复式结构。
她爱用句式简单的白描手法叙述故事，而缺少为西方现代文学所看重的“意识流”式的心理刻画。
赛珍珠的创作对象是包括家庭妇女在内的广大群众，而不是少数文化精英。
大地》三部曲一出版也确实成了畅销书。
这在当时主宰文学时尚的批评家眼里是犯了大忌。
在他们看来，文学与畅销绝对不可兼得。
再者，赛珍珠重作品的主题寓意和社会功能而轻作品形式上的创新和作者个人情感的宣泄，这一切使得她的作品与当时美国主流作家的“纯文学”创作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但是，赛珍珠获奖后受到攻击的另一个难以摆上桌面的原因，是她的性别。
在她之前只有两位美国男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一位是1934年获奖的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另一位是1936年获奖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
应该说，一大批很有成就的美国男性作家，都暗暗盯着这份举世瞩目的荣誉和巨额奖金。
瑞典皇家学院把此殊荣授予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妇女作家，必然在这批轻视妇女的男子心理上造成很大的不平，使他们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智上，都难以接受。
赛珍珠文学创作的成功，在中国本土和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后来又有一场不小的争论，这些对赛珍珠在中国的被接受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赛珍珠的小说大部分都有中译本，有些作品还有几种不同的译本。
《大地》原著在美国出版不久，中国《东方》杂志便开始连载。
后来几年中，上海、北平和重庆等地的八个不同的书局出版了八种不同的中译本。
其中上海商务印书馆自1933年至1949年就印刷了12次。
一个外国现代作家的小说，得到如此多译者的青睐和如此规模的发行，这在中国的出版史上并不多见。
中国的评论界对这位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美国女作家，也同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自1930年发表第一篇评论《东风·西风》的文章起，到1934年赛珍珠离开中国回美国定居时止，中国的报刊、杂志和译本的序、跋、后记上，至少发表了50篇介绍和批评赛珍珠及其小说的文章。
如果我们把这些文章大致分成基本肯定、褒贬参半和基本否定这样三类的话，那么这50篇中的多数属于第一类，如庄心在的文章称赛珍珠为我们“民族的友人”。
作者认为，一个民族能否被人尊敬赞颂，文学艺术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个国家的文学是“无形而有力的战斗武器”，它能不必流血牺牲，而“免除别一个国家愚妄或自私的误解和仇恨”。
他进而指出，在通达另一个国家人民的内心与灵魂方面，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诗人或画家能做的，要远比一个政治家或外交家所能期待达到的多得多，这便是如果必须作出选择的话，英国宁可损失全印度，也不愿意失去莎士比亚”的缘故。
这篇刊登在《矛盾月刊》上的文章进而指出，中国民族因为人种、语言、地理和习惯等等与西方的差异，向来是被误会，被诬蔑的。
“神秘之国”简直成了“万恶之薮”，西方人写游记，写小说，画画，演电影，只要有中国人，“便把许多卑贱龌龊、奸险等坏习惯点缀成一种类型，总是拖发辫(不消说女的是缠小脚)，挂鼻涕，伛偻其形，卑污其貌，所做之事，总离不开窃盗、强奸、暗杀、毒计等等，看了叫人毛骨凛凛的举动……一种不易泯灭的民族的误解，处处阻止了亲善合作的同情”。
作者认为，要消除这种错误观念，有赖于中国的文艺作家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来“一改荒谬错误的旧观”，但这不是旦夕间轻易就能奏效的。
因此，“如果有异国的作家诚能以真切的态度，为描写中国的现实相，那便是中国民族的友人”。
文章指出，赛珍珠以其居住中国多年的历史，以及对于中国事物的热爱，对中国的论述，都“每中肯要”，尤其是她对于中国民族的尊重以及对于孔子思想及中国文化上的理解，更使她对中国有进一步深切的认识。
“虽然有时也不免有夸张失真之处，但大体上布克夫人至少已做到以诚恳客观的态度把中国的情形给予西方以较正确的姿态，这一点，在复兴民族过程中的中国人，是应当感谢的。
”。
不少文章还为赛珍珠取得的文学成就感到骄傲。
他们认为，是中国和中国文化抚育了这位畅销作家。
如有文章指出，尽管赛珍珠的“肉体出自阿美利加的双亲，而她的精神则是我们中国所赋予的”。
第二类褒贬参半的文章的典型例子，是我国著名出版家和文学批评家赵家璧先生的《布克夫人与王龙》。
文章一开头便指出，受马可·波罗游记的启发，“洋人对于中国故事的兴趣，跟了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侵入，而继续增高”。
为了适应这种需求，西洋人写的中国小说，都是“那种封面上画了怪诞束装的‘支那人’，横七竖八画了半个中国字的书”。
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是“凭了有限的经历，加上丰富的幻想力，渗入了浓厚的民族自尊心，才写出了这些看了要使人发笑的书”。
赵先生指出，赛珍珠的《大地》的出版大大地改变了这种状况。
它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赞美，因为它不但“画得了中国人的外形”，而且还“抓到了中国人一部分的灵魂”。
文章赞扬赛珍珠所写中国小说的特点是，“除了叙写的工具以外，全书满罩着浓厚的中国风，这不但是从故事的内容和人物的描写上可以看出，文学的格调，也有这一种特点。
尤其是《大地》，大体上讲，简直不像出之于西洋人的手笔”。
然而，赵家璧先生对小说中他所认为存在的问题，也毫不含糊。
首先，他对把王龙这样比较落后的农民，作为主人公加以描写并向西方介绍，很不以为然。
他指出，尽管赛珍珠对王龙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那头脑简单，带原始性的人物王龙正好符合西方人把中国人看做是个文化落后的民族的口味，它只会加深西方人对中国人所抱有的种族偏见。
另外，赵先生认为，西方物质文明的过度发展造成精神匮乏，使不少人倡导起返璞归真，回归原始。
顿时，美国的小说、电影、游记等出现了许多描写非洲原始生活的题材的作品，即所谓的逃避主义通俗文学，赵先生认为《大地》就属于此列，只是让居高临下的西方读者换换口味而已。
胡风在他的《“大地”里的中国》一文中指出：“大体上，作者对于中国农村底生活是很熟悉的，从描写或叙述里看得出来她的感觉底纤细和观察底锐利。
”胡风认为赛珍珠的笔端上“凝满着同情地”写出了“农民底灵魂底几个侧画”，因此读者在离奇的故事里面也能够感受到“从活人底心灵上流出的悲欣”，但是，胡风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强调指出，尽管赛珍珠相当熟悉中国农村的人情风俗，她受到了“只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基督教徒这个主观观点上的限制”，因而她“并没有懂得中国农村以至中国社会”。
第三类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了赛珍珠小说的认识价值和艺术品质。
第一个激烈批评赛珍珠的中国评论家，恰恰也是《大地》(译为《福地》)一书最早的中文译者之一的伍蠡甫先生。
在1932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福地》译本之前，伍先生加上了长达28页的《译者序》，“简略地批评了赛珍珠的这篇成名作。
《译者序》认为，《大地》所描绘的世界为人的本能所主宰，男人只知拥有土地，女人只是绝对服从。
穿插于故事之间的，是接连不断的灾荒、农民的愚昧、兵匪与强盗的骚扰等等。
《译者序》进而问道：这难道是中国的真实情况吗?在作这些描写时，作者难道没有一点白人优越感?难道没有要通过侵略来拯救中国的意思吗?难道小说不是要把中国表现成是对世界和平的一种威胁，表明“黄祸”即将来临吗?《译者序》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关系后指出，是封建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勾结才阻碍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而这正是外国人不愿意看到，或看到了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请问秦陵兵马俑的第一发现人究竟是谁
秦兵马俑发现人的种种说法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我们是2005年 11月29日从延安回来以后看的。
我十年前到这里看过，当时设备还很简单，现在修起楼房，建好了展出大厅。
不愧为世界八大奇迹的气魄。
秦兵马俑据《史记》记载曾动用七十多万人花了37年的时间建造。
从这个数字看就非同小可。
它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
它的发现还有一个小故事：据我们的导游小吕说, 兵马俑的所在地西安临潼区西杨村有个农民叫杨志发。
1974年当时还是生产队，当年天旱，他和几个社员负责打井抗旱，在打井的过程中发现地下有几个泥做的人头，他们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出于好奇而带回村里，村民看了，有的说挖出了鬼，有的说是挖出了当年的城隍庙，迷信的村民给城隍烧香膜拜，有的不知是凶是吉心中惶惶，有的人家里死了人埋怨杨志发触犯了了神灵，要杨志发充当孝子，披麻带孝乞求神灵赦免。
这样搞了一阵子，杨志发害怕了，为了避免人们的责难，他跑到山上躲子起来。
挖出泥人头的事后来传到一个记者的耳躲里，这位记者蹬着自行车到这条村里进行实地观看，并带走了两个陶俑。
其实他也不懂这是什么东西，仅据他的知识找到了县文化馆的熟人研究。
文化馆开始重视这一发现，从而逐级上报到北京。
北京博场馆很重视这一发现，专门派人到现场，最后带走了几车陶俑进了京，经过多方考证证实这是秦俑，从而轰动了世界。
有一年英国女皇访华，到西安时安排参观兵马俑，女皇提出接见兵马俑的发现者，有关部门找到了杨志发见了女皇，女皇请他签字留念，当时杨志发大字不懂一个，便在纸上按了个手印。
后来当地领导找了有名的书法家教杨志发学签字，并任命杨志发为兵马俑展览馆名誉馆长。
自此杨志发改变了他的命运，他练习写字给游人签名留念，为展览馆努力工作。
现在人们在赞领杨志发的奉献精神。
这个故事使我久久不能忘记，但对一些情节我半信半疑。
“新中国的农民连自已的名字也不会写吗
” “新中国的农村迷信到要迫逼一个偶然发现陶俑的人为死者作孝子吗
” “逼迫他的势力来自何方
”我百思不解。
后来我查阅了有关资料，是事出有因，还牵涉到《广州日报》、《杂文选刊》、《读者》三家媒体的一场官司：2002年1月4日，《广州日报》“每日闲情”版刊登了署名赵牧的杂文，题目为《三个画圈人》。
该文以鲁迅小说中人物阿Q为陪衬和比照，指名道姓地对杨志发作了失实的报导。
该文把杨志发说成了“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
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访华到西安参观兵马俑时，求见兵马俑发现者，在工作人员的劝导下，“杨志发哆哆嗦嗦在本子上画了三个小圆圈。
”该文还为了论证“命运”、“喜剧”，更是编虚造假说，“上头指示安排当地最有名的书法家教杨志发练了几个月书法——专练签名”，“杨志发被任命为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据说月薪8000元人民币，据说如今年逾70的杨志发如果每月在馆内坐馆10天，为中外游客签名，还可另得5000元津贴……”2002年3月，《杂文选刊》第三期“人生解读”栏目全文转载了《三个画圈的人》，同时还特意配了一幅题图漫画，题图中一小人物张开双臂扎于巨人的牙齿之间，文尾对题图注释道：“有时一个人的命运如何，实在不是自己能掌握的，往往是被某些人的嘴在一张一合之间就定了乾坤。
”…..2002年6月，《读者》第12期“社会”栏目也全文转载了《三个画圈的人》，同时也配以插图，将杨志发绘成同阿Q，一律衣衫褴褛、屈膝叩首，眼巴巴地看着正在转的钱币，其旁放有斩牌和锄头，并有一个挂“哨子”的人居中裁判。
杨志发面对三家媒体对他的丑化和贬损。
认为自己出生于1938年3月，小学文化程度，1958年参军，1964年退伍回乡务农，曾担任过大队民兵连长，多次担任生产队长，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4年同村民为生产队打井时，挖出了埋藏的秦兵马俑，1995年6月，被秦兵马俑博物馆旅游服务公司请去为游客签名，1998年6月，在会见来参观访问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时，曾将签好名的书送给了克林顿。
给旅客签名留念是事实，但未担任秦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更无8000元月薪及5000元津贴这一说。
三媒体刊登、转载及配有题图《三个画圈的人》给自己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从而向法院起诉三家媒体。
临潼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迅速组成了合议庭，并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开庭时，第一被告广州日报来人同原告杨志发达成和解协议，由《广州日报》在该报“每日闲情”版刊登致歉声明，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并赔偿原告人民币4000元，法庭予以准许。
被告《杂文选刊》杂志社答辩称，《三个画圈的人》没有对原告构成侵权，该篇文章均选取于新闻媒体的报道，文章行文也看不出对原告的贬损和丑化，文章突出的是原告淳朴、敦厚的老实农民形象，任何读者阅读此文均会对原告产生敬意，而不会有什么讽刺与丑化之感。
认为原告索要精神赔偿于法无据，是借诉讼之名行炒作之实。
要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但未出庭。
被告《读者》杂志社未答辩，亦未出庭参加诉讼。
2002年11月8日，临潼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报刊、杂志对发表的用真人真实姓名的作品，负有核实事实的义务，反映的事情应当真实。
《三个画圈的人》的作者，编造虚构事实等情节，《杂文选刊》、《读者》杂志社转载时又加配了明显贬低、丑化原告的插图，给原告的名誉造成一定侵害，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0条之规定，判令《杂文选刊》、《读者》杂志社为原告杨志发在各自刊物上发表恢复名誉、清除影响，并各赔偿原告名誉损失2万元及承担诉讼费用。
宣判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看了法院的判决，我对兵马俑的发现者有了一个较清楚的了解。
但还有没有其他发现人呢
2003年10月10日《陕西日报》发表记者成全勃以《临潼出现4名“秦俑发现人”为题的文章说明了当时发现秦兵马俑的一些人员资料，谈到四个人：杨志发临潼农民杨志发是公认的当事人之一。
据杨志发讲，秦俑是他和本村村民王普志、杨彦信3人挖井时发现的。
那天，他同往常一样，从家中扛了把老镢头来到井下。
当井挖到2米多深时，发现了红土层，这层红土很硬实，但又与生土层不太一样。
里面有不少看上去很像火木灰之类的黑色东西。
当他一镢头挖向井筒西壁时，一个大土块掉下来，土坑坑里露出一个圆圆瓦器，继续挖，挖出了一个真人大小的“黑瓦人”，再往下挖，又挖出了这个“黑瓦人”的头。
第一个兵马俑就这样重见天日。
当时，他们3个人将这个兵马俑搬运到井上。
最初，谁也不认识这是个啥文物，只是觉得很像庙里的神像。
再后来，他们和村中的几个人，用架子车把出土的七八个神像运到了临潼文化馆。
王普志、杨彦信这两位“发现人”现均已离世。
杨培彦据今年75岁的杨培彦老人讲，秦俑是他和杨志发等8人集体发现的。
8人中，4个“发现人”都已去世，现在仅剩下了他和杨志发、杨新满、杨全义四人。
老人回忆说，当时，他在村上当队长，下面有3个组。
毛主席号召兴修水利，公社指示打井抗旱，他和副队长杨文学一人拿竿子、一人拿线绳，先画的井位。
那井叫“大坑井”，直径4米。
那年3月天气很冷，大家干累了就在井下“歇暖暖”。
这口井是由他领导打的。
打到快3米深，发现了红土。
“淘井”淘到4米时，发现了一层“铅砖”，并挖出了七八个残缺不全的兵马俑。
兵马俑大多数都是东边一条胳膊，西边一条腿，上边一个身子，下边一个头。
大家轮流干活，因而是“集体发现的”。
是他向公社领导做的汇报，并安排杨志发往临潼文化馆送的。
送的时候，他还用纸将车上的文物给盖上。
杨新满杨新满讲，县博物馆只承认自己和杨全义、杨志发、杨彦信4人是“秦俑发现人”。
1995年5月时，县文化馆馆长赵康民给他和杨志发、杨全义3个人补发了“发现人”证书。
而杨彦信在发现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赵康民今年68岁的赵康民曾任临潼县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据赵康民介绍，当时打井的农民有6个，分别是杨全义、杨志发、杨彦信、杨新满等。
1974年3月25日，他们开始打井，27日碰上坚硬的红烧土和夯土层，29日杨志发在井壁西壁上挖出兵马俑之后，陆续挖出七八个兵马俑个体。
他们都不认识这是重要的文物，更不知这是秦始皇兵马俑，因而被运上井的兵马俑残体被扔在地上无人问津，有的俑身蹲着，俑头被架到树上，一些善男信女还对着点香烧纸。
挖出的“铜箭头”（即驽机箭头）还被当废铜烂铁卖进了废品收购站。
直到兵马俑被挖出的第28天，也就是1974年的4月25日，才向公社书记付永仁作了汇报，付安排文书李淑芳打电话向县博物馆报告，“秦俑”的命运才出现了转机。
当时，我在县博物馆任文博专职干事，接到李淑芳电话，立即和副馆长王进成、工作人员丁耀祖骑自行车赶赴现场，通知立即停工，进行发掘。
发掘中，参与的村民就多了。
根据这出土的“铅砖”与秦始皇陵出土的“铅砖”一对，以及“瓦人”服饰及“铜箭头”，我当时推断并命名其为“秦武士陶俑”，属秦始皇陵的陪葬坑。
正式发掘后又发现了陶马俑，才有了“秦始皇兵马俑”这个统一的称谓。
就是因为发现并命名，自己被国务院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还被评为全国文博战线先进工作者。
赵康民说，根据《辞海》，“发现”一词的解释，“本有的事物或规律，经过探索、研究，才开始知道”叫作发现。
由此判定，自己才是当之无愧的秦俑发现人”。
为了更清楚一点了解这个“考古”的实况我还看了《三秦都市报》记者赵福生以《秦俑发现人杨志发昨来本报接听热线回忆当年难忘一幕》一文是这样写的：“昨日上午，68岁的秦俑发现人杨志发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友谊商店总经理张建军陪同下做客本报新闻热线室，与读者在电话中交流“发现秦俑”与“文物保护”等话题。
杨志发在接听读者询问中，讲了当年发现秦俑的经过：1974年3月29日，他与村民王普志、杨彦信等人像往常一样，扛了把老镢头来到井下继续打井。
当时井已挖到了两米多深，出现了红土层，里面有不少看上去很像火灰之类的东西。
这个井叫方坑井，直径4米，大家轮流挖土、运土。
当轮到他下到井底挖土时，一镢头挖向西边的井壁，挖到了一个硬东西上。
土块落地，井壁露出一个黑东西，再挖，挖出了一个像真人一般高低大小的“黑瓦人”。
这样，第一个兵马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重见天日。
世界第八大奇迹就这样在他那把老镢头下震惊了世界。
秦俑发现后，轰动了中国，震惊了世界。
1979年10月1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对外正式开放后，中外游客络绎不绝，外国元首纷至沓来。
众多游客要求与发现人见面、合影、请发现人签字留念、听发现人讲述发现奇迹的经过。
由此，杨志发在他58岁那年，被秦俑博物馆友谊商店的张建军总经理聘进店内，“坐堂”签名售书，从此杨志发告别农业生产，像城里人一样按月领工资。
”这就是秦兵马俑发现的大体过程。
我相信杨志发的介绍。
但在一些具体细节上及具体人在当时所处的位置所起的作用等等我无从考证，作为一个旅游者只是了解一下作为饭后茶余的议论话题而已。
在我们生活中也往往遇到一些本来很简单的事，却被复什化了。
无锡的的历史地貌著名景点特产
一、特产：1、无锡排骨：无锡酱排骨色泽酱红，酥香入香，甜咸适中，腴而不肥。
该菜已有百余年历史，享誉海内外。
2、大浮杨梅：大浮杨梅产于市郊大浮山、马迹山。
有近千年栽培史。
大浮杨梅肉厚核小，酸甜可口，品种有乌梅、白荔枝、大叶细蒂等十多个种类。
3、阳山水蜜桃：阳山水蜜桃是无锡著名特产之一，已有近七十年的栽培历史。
有形美、色艳、味佳、肉细、皮韧易剥、汁多甘厚、味浓香溢、入口即化等特点。
4、太湖白鱼：亦称“鲦”“头尾俱向上”而得名，体狭长侧扁，细骨细鳞，银光闪烁，目前尚未养殖，主要依靠天然捕捞。
5、太湖银鱼：长二寸余，体长略圆，形如玉簪，似无骨无肠，细嫩透明，色泽似银，故称银鱼。
二风景：无锡的建筑都是古色古香的，秀丽雅致，一梁一柱都彰显江南的风韵，这里有佛国宝地的灵山大佛，太湖佳绝处的鼋头渚，有“华东第一竹海”之称的宜兴竹海......下面小编告诉您无锡最好玩的地方。
无锡的建筑都是古色古香的，秀丽雅致，一梁一柱都彰显江南的风韵，哪里会如广州上海那些鳞次栉比的摩天建筑，处处透着逼仄与功利。
那些商务地带，也有很多耸峙的高楼，也有很多通衢的大道，都市当然繁华。
然而，无锡的简朴，厚实，带着江南书香之家的风范，一如生于此的钱钟书的文采风流，于风景之间散漫。
运河的支流在暮色中也是宁静的绝响，尤其是那些依河而建的古老房子，走一段冷路，而后见到了繁华的闹市，无锡的魅力便隐于其间。
无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灵山大佛 灵山大佛坐落于无锡马山秦履峰南侧，大佛所在位置系唐玄奘命名的小灵山，故名灵山大佛。
灵山大佛高八十八米，比著名的四川“乐山大佛”还要高出17米，是迄今为止我国最高的巨型佛像。
大佛南面太湖，背倚灵山，左挽青龙（山），右牵白虎（山），地灵形胜，风水佳绝，是难得的佛国宝地。
佛像下是重建了的古刹“祥符寺”，大佛前有堪称“华夏第一壁”的大照壁、胜境门楼、天下第一掌、祥符三桥、放生池、钟楼、鼓楼、天王殿、观音殿、地藏殿、卧佛殿、伽蓝殿、大雄宝殿、千年古银杏、由二百十八级台阶组成的登云道以及“神州第一鼎”等景点。
门票：成人票（梵宫 九龙灌溉 五印坛城） 210元 家庭套票（2大1小） 525元 灵山大佛 过堂餐 270元 灵山大佛 丽星温泉 368元 开放时间 7:30~17:30（冬季17:00） 鼋头渚 鼋头渚是无锡西南部太湖之滨的一个状如鼋头的半岛，这里至今仍保存着许多古代吴越史迹及吴越历史人物的传说。
沿湖峭壁上有著名的“包孕吴越”题刻。
“太湖佳绝处，毕竟在鼋头”，“鼋头渚景色胜天堂”一代大师的瑰丽诗句，更使鼋渚风韵名扬境内海外。
鼋头风光，山清水秀，浑然天成，为太湖风景的精华所在，故有“太湖第一名胜”之称。
行湖春波吻石，碧水和天一色，凌山巅高阁振翼，孤鹜落霞齐飞。
远眺湖光朦胧，鸟屿沉浮；近览山峦迭翠，亭台隐约。
月晨日夕，景色幻变，情趣迥异。
仲春四月，樱妍春桥，天高秋日，兰香小兰亭，各具风采。
门票：成人票 105元 鼋头渚、锡惠公园、蠡园、梅园联票 170元 开放时间 8:30~16:00 蠡园 蠡园，地处风光秀美的蠡湖之滨，是国家重点名胜区“太湖”的主要景点之一。
它占地123亩，其中水域面积约五分之二，以水景见长。
蠡湖，原名漆湖、五里湖，相传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偕美人西施泛舟于此，湖因人而得名，园因湖而得名。
民国初年，青祁村人虞循真在此建“青祁八景”。
1952年，无锡市人民政府将两园合并，以蠡园为名开放。
1987年又建新区“层波叠影”。
1996年，又以范蠡西施为题，布置了“吴越争霸、西施浣纱、小榭沉鱼、范蠡制陶”等小景。
门票：蠡园：成人票40元 鼋头渚、锡惠公园、蠡园、梅园联票：成人票170元 开放时间 6:30~17:30 梅园 梅园横山风景区南临太湖，北倚龙山，距市中心5公里，交通十分便利。
经过几十年不断的园林营造，风景区形成了“初春探梅、仲夏观荷、金秋赏桂、隆冬踏雪”的四大特色。
景区集自然景观、人文古迹、名花异卉、园林建筑及休闲健身于一体。
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景观，给人一种回归自然、超越自然的感受。
现有三大主要景区：梅花景区、园林博览园以及花溪景区。
门票 成人联票60元 唐城 唐城位于无锡市西南郊大浮山麓，是中央电视台无锡外景基地，原是专为电视剧《唐明皇》以及电影《杨贵妃》摄制而建造的大型仿唐皇家园林景区，后又扩建，作为一个影视文化旅游景点向社会开放。
目前，唐城已建有“唐宫”、“唐街”、“御花园”、“沉香亭”和“华清池”等五大景区，近百个景点，再现了大唐盛世的皇城气派和市井民情。
唐城不仅重现了盛唐长安风光，城内礼仪和服务小姐皆身穿唐装，并有唐代的歌舞表演，使人恍若回到了一千多年前的唐代。
门票 成人票32元 三国城 三国城坐落在葱茏苍翠的山军嶂山麓，风景秀丽的太湖之滨，是中央电视台为拍摄八十四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而兴建的大型影视文化景区。
“刘备招亲”、“火烧赤壁”、“横槊赋诗”、“草船借箭”、“借东风”、“诸葛吊孝”、“舌战群儒”等十多集的重场戏均在此拍摄。
它占地35公顷，是中视股份继唐城景区之后推出的又一座集影视拍摄、旅游功能于一体的影视城。
门票：三国城成人票 90元 联票（三国城 水浒城） 150元 水浒城 水浒城位于无锡市的太湖之滨，南面与三国城相邻。
水浒城主体景观可分为州县区、京城区、梁山区三大部分。
水浒城依山傍水，陆地面积36公顷，并有广阔的湖面拍摄埸景，城内建筑风格统一而又形式多样，上自皇宫相府，下至民宅草屋，衙门监牢、寺院宗庙、街市 店铺、酒楼客栈以及水泊梁山大塞，从各个不同的阶层，充分再现了宋代独特的历史和浓郁的风土人情。
门票：水浒城成人票 85元 联票（三国城 水浒城） 150元 无锡海底世界 无锡海底世界位于蠡湖新城蠡湖中央公园内，景区引进的各种鱼类、海洋哺乳动物以及其他生物多达数百个品种近万尾(只)。
展览部分分为热带雨林区、江湖河鱼类区、标本馆、人鲨共舞和美人鱼表演区、海底遂道、海水鱼区、大堡礁、海洋剧场等多个区域。
门票 成人联票80元 无锡古运河 无锡古运河（清名桥古运河景区）位于无锡市中心南端、古运河与伯渎河交汇处。
以古运河为中轴、清名桥为核心，并行两条沿河古街。
街区北起跨塘桥，南至水仙道院，东起王元吉锅厂旧址，西至定胜河沿线，总占地面积44公顷。
古运河与伯渎河距今已有二三千余年的历史，在此交汇碰撞产生了独特的自然属性和艺术性格；街区内保持着路河并行的双棋盘城市格局，成为无锡现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古城历史文化保护区。
“小桥、流水、人家”充分展现了幽深古巷的江南水城特色，丰富的历史遗存和人文景观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宜兴善卷洞 宜兴善卷洞位于宜兴城西南25公里的螺岩山中，与比利时之汉人洞、法兰西之里昂洞称为世界三大奇洞，也是我国著名的旅游胜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善卷洞是著名石灰岩溶奇洞、宜兴“三奇”之首。
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洞景巧夺天工，素有“万古灵迹”、“欲界仙都”之美誉。
整个洞府面积约为5000平方米，长约800米，全洞由上中下后四洞组成，洞洞奇异相通。
最奇的是下洞和水洞。
水洞长120米，游人多以泛舟水洞为一乐事。
锡惠园林名胜区 锡惠园林文物名胜区（锡惠公园）地处无锡城西，倚锡山、惠山而筑，集山麓园囿的清幽雅致和休闲胜地的舒适自然为一体。
景区以山景为主，泉水为辅，峰叠峦秀、翠拔蓝天，山峰高低错落，相映成趣。
亭台楼阁，倚山临水而立，山泉峥淙，飞禽啁啾，满山遍野生长着奇花异卉、古树名木，景色出奇的清幽秀丽。
景区荟萃了无锡地区丰富的历史文物景观，以保存完好、时跨唐宋元明清千余年历史的众多文物古迹而著称于世，有无锡“露天博物馆”之誉。
门票 成人联票80元 宜兴善卷洞 宜兴善卷洞位于宜兴城西南25公里的螺岩山中，与比利时之汉人洞、法兰西之里昂洞称为世界三大奇洞，也是我国著名的旅游胜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善卷洞是著名石灰岩溶奇洞、宜兴“三奇”之首。
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洞景巧夺天工，素有“万古灵迹”、“欲界仙都”之美誉。
整个洞府面积约为5000平方米，长约800米，全洞由上中下后四洞组成，洞洞奇异相通。
最奇的是下洞和水洞。
水洞长120米，游人多以泛舟水洞为一乐事。
门票 成人联票130元 张公洞 张公洞，又名庚桑洞，是著名石灰岩溶洞、宜兴“三奇”之一。
该洞具大小洞穴达72个，各洞的温度又不相同，素有“海内奇观”之称。
相传汉代张道陵曾在此修道，唐代张果老在此隐居，故称张公洞。
张公洞溶洞面积约3200平方米，游程1000余米。
自下洞入，为海屋大场，怪石峥嵘，石乳、石柱、石幔、石花琳琅满目。
拾级而上，即烟雾缭绕的海王厅，又称天蓬大场，为洞之精华所在。
周围还有地道洞、七巧洞、棋盘洞、一线曙光洞等。
洞中有洞，洞内套洞，大洞包小洞，一洞复一洞，洞洞不同，洞洞有奇。
因景色奇美，享有江南第一古迹之誉。
门票：成人票（溶洞 陶吧 漂流 水洞探险） 160元 成人票 采摘 180元 灵谷洞 灵谷洞位于宜兴市的阳羡茶场境内，东北与张公洞相近，西南与慕蠡洞、西施洞相距不远。
总长1200米，面积8100平方米。
如果说善卷洞以洞中有河、水洞通舟称著，张公洞以洞中有洞、一线通天占魁，那么灵谷洞则以洞中有山、绚丽多姿、博大精深见长。
该洞洞身幽邃，景物奇妙，岩色丰富，游人竞相赞美，因而驰名遐迩，誉为“灵谷天府”或称为“仙府神宫”。
一进洞府，便觉得扑朔迷离，景色奇异。
踏上天桥俯视，只见石崖陡峻，飘飘欲仙，桥下深黑幽幻，垂深约15米。
穹顶还有一菱形乳石，光彩夺目，称为“天府菱玉”。
门票：散客票（25人以下） 40元 团队票（25人以上） 180元 儿童票、老人票 20元 宜兴竹海风景区 宜兴竹海风景区位于兴市区西南31公里的湖父镇境内，。
风景区横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方圆几十多万亩的竹子，堪称“竹的海洋”。
景区总面积达1万亩，为华东地区最大的竹资源风景区，故有“华东第一竹海”之称，由于竹海风景区的湖父山区离太湖最近，流域最明显，因而，从竹海山上流下的溪流又有“太湖第一源”之称。
竹海风景区处于竹海洋中心，主要有“太湖第一源”、“苏南第一峰”、“竹报平安”、“镜湖秀色”、“索桥凌波”、“寂照禅寺”、“竹林飞瀑”、“翡翠长廊”、“悬空栈道”等景点，或气势宏大，或清幽深邃，或曲折迷离，各具特色，奇趣天成。
门票 成人票80元 陶祖圣境 陶祖圣境风景区位于宜兴市市区西南28公里湖父镇境内，与著名的竹海风景区、西施洞、磐山寺等景区毗邻。
陶祖圣境风景区占地20万平方米，建筑风格尽显古汉韵味，整个景区以金塘山为主体；以慕蠡古洞为主景，并设有范蠡雕塑广场、西施水景广场、石林奇观、范蠡古窑、竹林廊桥、范公草圃、皖纱清池、望妻亭、陶艺小吧、度假别墅等景点。
门票 成人票105元 华西村 “中国第一村”华西村位于江阴市区东，华士镇西，它是中外闻名的江南小村，江南农村田园旅游中心，其村有名的景点有80多处，标志性建筑华西金塔有十七层，高98米。
农村住宅是一色马赛克装饰的多层别墅楼。
每个家庭都拥有三间三层别墅楼，水电气俱全。
内有客厅、卧室、餐室、浴室、车库、庭院。
30%农户拥有轿车。
宅区绿草成茵，花木似锦。
游人可随导游进入农家作客。
南苑宾馆，如农家庄院，粉墙、青瓦、小桥、绿树，都有长廊贯通，一派乡土气息。
农民公园内还设有“鹊桥相会、三顾茅庐、桃园结义、刘备点将、十二生肖”等塑像景点。
门票 成人票150元 江阴嘉茂国际花鸟园 嘉茂国际花鸟园以“花、鸟、鱼、禽”的现代化生产、培育、养殖为主要中心工作，分吊花厅、莲花厅、如意岛、鸟览厅四大功能厅。
进入花鸟园内，一番“百花齐放”、“百鸟齐鸣”、“百鱼同游”、“百禽同嬉”的和谐自然场景立即映入眼帘，置身花海之中，闻着扑鼻的花香，忽听《渔舟唱晚》自茶艺坊内袅袅飘来，品上一杯香茗，闭目遐想。
友人相约，举杯之间透出一饮而尽的豪情；情侣依偎，莞尔中透过浓香咖啡的润滑；家人团聚，偕老抚幼里尽显暖暖温情；古木奇石，精致质感里蕴含深厚的文化底蕴。
门票：成人票 50元 儿童、老人票 25元 江阴鹅鼻嘴公园 山环芙蓉城，私怪鹅鼻状。
美丽的江阴要塞景区（鹅鼻嘴公园）位于江阴长江大桥西北部，距市区一公里，逶迤蜿蜒多姿，因形如鹅伸鼻江中而得名。
鹅鼻嘴公园因山而势，将楼、亭、阁、廊等建筑群落与山，水、桥、炮等人文自然景观融为一体，虽由人作，却宛若天成，是人们旅游、度假、休闲的理想之地。
公园由炮台博物馆、滨江游览区、森林休闲度假区等功能区组成。
登江防城楼，凭栏远眺，可饱江天一色、江桥一体的奇观。
踏上“海军上将”豪华游艇，能享尽食、住、行、游、购、娱的乐趣。
门票 成人票30元 泰伯景区 景区分为泰伯陵景区和吴文化广场景区两个部分。
泰伯陵景区融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一体，以丰富的历史资料、生动的人文典故以及珍贵的文物资料，集中展现了三千多年以来太湖流域历史、人文、民俗风貌，犹如打开了一幅吴地文化的壮丽画卷。
吴文化广场景区主要降福广场、吴韵大道、吴文化广场、寻根文化广场四个部分组成，由南向北依次展开。
门票 成人票25元 军事文化遗址公园 江阴军事文化博物馆记载了60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重要历史。
博物馆的院落内陈列着清军的11门大炮，博物馆四周还保存着修筑于清康熙年间、分列于大小石湾一带的12座黄山炮台。
另外，观众还可以看到明清两代所建的三合土炮堤、清代两江总督张之洞所建的3座混凝土结构炮台，民国以来重建和改建的混凝土炮台，包括隧道，藏兵室、弹药库等战争遗迹。
门票 成人票20元 无锡雨后山林温泉 雨后山林温泉酒店位于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绿羊温泉农场内，占地面积30亩，总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集温泉、餐饮、SPA、温泉别墅为一体，是一家多功能温泉酒店。
作为全省首批32个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之一的温泉酒店，交通便捷、区位优势明显，距离各大主城区半小时车程。
雨后山林温泉具备三大特征、六大功效，分成八大区域、打造四大品牌浴池，经历了数十亿年地热酝酿，真正形成了无锡首家真温泉。
门票：成人门票 背部芳香SPA30分钟 388元 情人特惠月（温泉 红酒池 红酒） 552元 无锡樱花温泉 无锡樱花温泉坐落于历史悠久，风景秀丽的吴文化公园旁，华美达酒店广场内。
集温泉、水疗养生馆、桑拿浴、儿童戏水池、游泳池、健身房等于一体。
其中独具温泉特色的亲亲小鱼池、盐浴池、沙浴池、地热廊、情侣池等让游客在体验温泉养身功效的同时，感受不同元素和风格的温泉体验。
门票：成人票（周五至周六） 158元 成人票（周日至周四） 138元 学生票（周五至周六） 108元 学生票（周日至周四） 88元 灵山元一丽星温泉 灵山元一丽星温泉景区面朝宽广的太湖，苍翠树林环抱，阳光充沛。
这里有着清新的空气，富含天然矿物质的温泉理疗，以及别具一格的南亚风情主题建筑。
周到、细致、优质、人性化、健康、特色的服务理念，让游客在享受温泉的时候，真正做到放松自己的心情。
门票：成人票（周一至周四） 158元 成人票（周五至周日） 198元 无锡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是国内一处有重大影响的著名历史文化古迹。
其建筑功用主要分讲学、藏书、及祭祀等部分。
修复后整个书院建筑基本保持明、清时期的风貌。
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门票 成人票16元 鸿山遗址博物馆 鸿山遗址博物馆、中国吴文化博物馆是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鸿山墓群为依托，在特大墓葬丘承墩原址上规划建设的专题博物馆，重点开展鸿山遗址出土文物的展示和研究，吴文化展示和研究，以及丘承墩的原址保护和展示。
门票 成人票50元 梁鸿湿地公园 梁鸿湿地位于无锡市旅游景区中国吴文化博览园境内，东与鸿山遗址公园农业生态展示区接壤，西边濒临泰伯渎，北起泰伯渎瞻桥，南至自然村落桥头巷，总规划面积1333亩。
梁鸿湿地以吴地文化为内涵，以江南农耕湿地为依托，融生态湿地、水文化和田园风光为一体，集聚湿地生态资源保护、科学研究、科普展示、艺术创意和旅游休闲度假等功能，拟建成长三角都市圈中最知名的文化生态湿地。
门票 成人票30元 徐霞客文化博览园 徐霞客旅游文化博览园，总规划面积约3.11平方公里，位于徐霞客文化旅游区内，徐霞客故居正东侧，主要包括中国徐霞客碑刻文化园、中国徐霞客旅游博物馆、徐霞客故居、仰圣园等项目。
是一个集名人瞻仰、体验观光、休闲游憩、艺术修学等多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生态旅游区。
门票 成人票30元 兴望文化园 兴望文化园位于宜兴市西渚镇，距天目湖12公里，善卷洞15公里，云湖景区和大觉寺4公里。
从宁杭高速出口12分钟车程直达园区。
文化园规划面积15000亩，核心面积1200亩，园内小桥流水，绿荫成行，瓜果飘香，四季如春，是休闲度假,乡村旅游的好去处。
门票 成人票50元
异国风光的资料
非洲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您可以尽情的感受到自然带给您的震撼。
南非是一个拥多野生动地方，这里壮阔的草原上养育了无数的生灵。
无论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还是芬芳宜人的花海，迷人的自然风景总能让人心醉。
众多的生灵就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奔跑，这个保留了原始的地方是无数野生动植物的生存之地。
在这里您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到野生动物，一幕幕猎食场面也会不断的上演。
走进自然、亲近自然的感受在南非您可以深刻的体会到，来到这里您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自然的无穷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