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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博物馆瓷器陈列厅导游词

时间:2016-05-01 09:38

安阳文字博物馆讲解词

《中国文字发展史》陈列讲解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参观我馆的基本陈列——中国文字发展史。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人类文明传承的载体。

在世界各国的文字中,中国汉字以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符号系统独树一帜,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从未间断,这是任何其他文字都不能比拟的。

优美的汉字展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创造,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象征。

汉字不仅促进了华夏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对世界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里,您将踏上中国文字的豪华之旅,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见证汉字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领略汉字的独特魅力,同时您还可以欣赏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众多少数民族的文字,它们是中国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您还可以看到古老的汉字在信息化时代焕发出的勃勃生机。

相信您会不虚此行,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得到精神上的享受。

我们现在进入的是序厅,首先映入您眼帘的是圣坛、圣火和圣光,它象征着中国文字的熊熊圣火点燃了古老中国的文明之光,在它的引领下,中华民族不断求索,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

在东面墙壁上,您可以看到汉字的发展脉络,有刻划符号、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还有少数民族的文字,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字的百花园。

与之相对的西面墙壁上则是世界其他文明中的文字,与中国文字交相辉映。

在地面上,您还可以欣赏到飞舞流淌的中华汉字。

序厅就像一部戏剧的华美序幕,给人以感官上的震撼,当它的大幕徐徐落下之后,等待您的将是一场视觉盛宴。

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一部分:汉字源流绎古今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流传最广的是仓颉(jie)造字说。

这是明代的仓颉像,仓颉生活在黄帝时代,黄帝为我国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实际上应是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原地区一位部落联盟首领,他与炎帝部落联合,共同击败了进犯中原的九黎族,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传说他奉黄帝之命创造了汉字,汉代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颃(hang)之迹,知分理之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意思是仓颉从鸟兽足迹不同得到启发,创造了文字。

仓颉被奉为创造汉字的神,尊称为“字祖”。

其形象也十分怪异,有四只眼睛。

民间对他很崇拜,仅仓颉墓就不止一座,还为他建立宗庙。

这是河南开封仓颉墓及陕西白水的仓颉墓及庙的照片。

实际上,仓颉只是一个传说人物,他是否存在,学界亦有争论,汉字也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创造的,因为文字具有社会性,是约定俗成的,如果真有仓颉其人,他的功绩也只是将文字整齐划一。

那么,汉字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近年来,汉字起源于图画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为了记录日常的活动和事件,古代先民用图画的方式来表现,比如捕渔就画鱼网和鱼,种植就画禾苗等。

这种图形文字在其它古代文明中也曾出现,如西亚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等,都属于人类早期文明的伴生物。

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最近几十年间,在我国遍布南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都发现了陶器上的刻划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上面的符号。

这些符号既有形象的图画,又有抽象的记事成分,还有大量表示数字的符号,它们的发现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在我们的陈列中列举了各地出土的代表不同文化的刻划符号。

这里所说的文化是考古学文化,在考古学中,把不同地区但具有相同时代和相同文化特征的考古资料归为一种文化类型,并以最早发现的地点命名,比如仰韶文化,最早发现于河南仰韶渑池村,以彩陶为代表,后来相继发现了同一时期的陕西、甘肃等地的彩陶,统称为仰韶文化。

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刻划符号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属于裴李岗文化早期,距今约9000年到7500年之前。

符号刻在龟甲、骨器、石器和陶器上,都具备一定的表意功能,应视为中国文字的始祖。

1953年发现的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的刻划符号为7000——6000年前,共有27种,是新中国考古中发现最早的一批刻划符号。

距今5000年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以图像居多,较著名的有“日”、“月”、“山”等,有的在刻画之后还往往涂朱或增添小圆圈,以突出符号的功能,可能反映某种特殊的社会意义。

1992年在山东邹平出土了一件龙山文化时期刻有符号的陶盆残片,距今约4100年——4200年,其符号是在陶器烧好之后刻写上去的,笔划纤细流转,颇似后来的草书,与仰韶和大汶口文化的符号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在山西陶寺发现了属于龙山文化晚期的一个陶扁壶残片,上面的符号被文字专家释为“文”字,旁边的圆圈为现代“员”、“袁”的声旁。

无独有偶,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相当于夏代的一件陶器底部也刻有与古汉字相近的符号,这是左右两只手作拱捧状,为古汉字中的一个基本构形,专家把它隶定为“共”字。

虽然这类例证不多,但它却是汉字发明和文明社会到来的一个重要信号。

这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刻划符号,如湖北的大溪、屈家岭文化、浙江的良渚文化等。

符号各不相同,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就其广泛程度来看,说明在成熟文字出现之前,刻划符号已成为古代先民们记事的重要方法。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积累了大量生产经验和生活知识,需要传承下去,以前的记事性图画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人们逐渐把记事图画加以简化、整理和充实,使它们成为语言的符号,并有了读音,这样文字便产生了。

甲骨文就是我国最早的成熟文字。

第二单元:甲骨纪事甲骨文是商王占卜的纪录,刻在牛骨和龟甲上,也有少量的羊骨、猪骨和鹿骨等。

商朝时期,生产力仍很低下,人们难以抗拒自然界的灾害。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要求助神灵的护佑,因此商代的祭祀活动十分频繁,在祭祀的同时,商王根据自己的需要,让贞人即主持占卜的人用甲骨进行占卜,向神灵询问吉凶。

具体做法是在甲骨上面钻孔或凿孔,然后烧灼,在甲骨的背面就会出现裂纹,即兆纹,贞人根据裂纹走向判断吉凶,最后将占卜内容及结果用文字的形式刻在甲骨上。

这就是甲骨文的形成。

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出土于河南郑州二里岗商代早期遗址中,这就是其中的两块卜骨。

这块牛肱骨上面只有一个字,为古体的“又”字,在后来的殷墟小屯的甲骨文中常见此字,但没有流传下来。

另一件是一块牛肋骨,上面有“又 土(社)羊乙贞从受七月”几个字,经专家考证,这是一件习作,因为上面的字不符合后来甲骨文的句式,所以应该是当时人练习用的刻辞。

尽管如此,商代早期出现甲骨文已是不争的事实。

甲骨发现最多的地方是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因为这里是商朝自商王盘庚直到商灭亡延续了200多年的首都,所以留下了丰富的甲骨文遗存。

在殷墟共出土卜骨和卜甲10多万片,成为研究商朝历史最直接和最宝贵的资料。

殷墟时期用于占卜的甲骨,一律都需要经过专门的修治。

即不论是龟甲还是牛胛骨都要按照一定的模式进行取材、锯削和刮磨,使之成为占卜所用的版式。

这块龟腹甲1936 年出土于安阳小屯,上面的卜辞先右后左,两两对贞,即先用肯定句式询问,再用否定句式询问。

例如第一句“丙子卜,韦贞,我受年

”第二句“丙子卜,韦贞,我不其受年

”“丙子”是时间,为丙子日,“卜”即占卜,“韦”即占卜人的名字,“贞”即占。

后面的“我受年”和“我不其受年”,意思是我(指商王)能获得好收成和我不能获得好收成。

完整的卜辞要有叙辞,即占卜的时间,地点和占卜人;命辞,即向神灵贞问的事;占辞,即因兆而定吉凶:验辞,占卜之后记录应验的事实。

但在实际操作中,验辞部分往往没有,这是因为占卜结果需要时间才能验证,不是一次刻上去的。

甲骨文中有少量甲骨刻辞是非占卜性的,有的是为了训练写字,有的是干支刻辞,还有专门记事的刻辞。

中国古代将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搭配起来记日,如甲子、乙丑等,共有60组,因为以甲子打头,所以有“六十为一甲子”之说。

山东博物馆所藏一件商代牛肩胛骨上就有一套完整的甲子表,这说明至少在商代,用天干地支记日已经出现,而且被人们广泛使用。

记事性刻辞的内容十分广泛,记录了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征伐、农业、畜牧、田猎等等。

其中较有名的是国家博物馆藏商代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这是武丁时期的一块巨大牛肩胛骨,正反面均刻有文字,共计160余字,一些文字还涂上朱红色。

正面文字第一条大意是商王武丁祭祀仲丁,第二条是乘车狩猎逐凶时,子哭堕车。

反面文字记录了一些天象。

这块刻辞书写精美,刀法纯熟,是甲骨文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毛笔在殷商时期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甲骨上的文字应是先写后刻,个别有直接契刻的。

用毛笔书写的甲骨文因年代久远我们几乎看不到。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发现毛笔朱书文字19件,共10余字,书写工整、笔画流畅,年代相当于商代中期偏早,是目前所发现的商代最早的笔书文字。

殷墟之外,在山东济南大辛庄也有商代甲骨文出土,无论从形制、字形、文法上看,都和殷墟甲骨文相似,属于同一系统。

西周时期的甲骨文出土地点比较分散,数量也相对较少,只在陕西、北京、河北地区有发现。

1977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出土的这块西周甲骨上的卜辞大意是:癸巳这天在帝乙的宗庙中举行彝祭,王要祭祀成唐(即大乙),拟献上两个女子、三头公羊、三头猪,卜问会不会顺利。

其中提到对“文武帝乙”、“成唐”等商祖先的祭祀,应是周族尚未灭商之前的占卜遗物。

经过专家考证,殷墟甲骨文已发现的单字共有4000多个,可释字在1240个左右;所见商代金文中可归纳单字1290多个,可释单字550多个。

甲骨文不仅数量多,材料丰富,而且在文字的结体及造字方式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总结了六种造字方式,称为“六书”,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在甲古文中,这六种造字方式均有体现,反映了甲骨文的成熟和规范。

下面我们先看象形字。

象形字来源于生活,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劳动生产中不断创造的。

1、根据人体特征创造的字形:“人”,是一个侧面直立的人形;“大”,是一个端正的正面人形;“女”,为一个上肢交错于胸前呈跽(双膝着地)状的人,可见女子地位的低下;“臣”,为竖目之形,臣是侍奉君主的,他们在见君时,因为跪在地上,头不敢抬,如要看一眼上面的君主,眼睛就呈竖的,所以“竖目为臣”。

2、根据日常用品、用具、兵器特征创造的字形:“车”,象车的外形,也可以看成车的俯视图;“鬲”,象三空足的陶鬲;“其”,象簸箕之形,这是“其”的本意;“网”,象鱼网之形;“戈”,象兵器戈的形状。

3、根据自然、草木特征创造的字形:“山”,象山之形;“水”,如流水的形态;“木”,象树木枝干形状。

4、根据土地、建筑等环境特征创造的字形:“土”,象高起的土堆之形,后来象征封坛社稷,也通“社”字;“门”,象门的正面之形;“井”,象水井的井栏。

5、根据动物形象特征创造的字形:“羽”,象鸟的羽毛,“鸟”,是一只侧面的鸟形;“牛”,象有角的牛首;“鹿”,象鹿之形。

再来看指事字,指事字按许慎的说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

其特点是在原有的字上加一些笔划成为新字,让人一看就明白是什么意思。

如“上、下”,在向上仰之弧形上面加一笔,表示上;在向下伏之弧形下面加一笔,表示下。

“亦”,是在一人两臂下各加一笔,表示腋下,后来引申为“亦”。

“刃”,是在刀锋部位加一圆点,表示刀刃的部位。

会意字一般为合体字,许慎说:“此类合谊”,即合在一起产生新义。

如“林”,为两个木字组合,会“林”之义。

“攴”读pu,为扑的本义,是由手持木棍状物组成的字,表示扑打的动作。

“伐”,是由“戈”和“人”组合,表示以戈击人,会杀伐之义。

形声字在甲古文中出现稍晚,但它一经出现,就凭借着既表意又标声的优势成为汉字的主体。

形声字可分为许多类:1、会意兼形声:“畏”字,本身是一个会意字,鬼持一物在击打,人们自然畏惧,其中的“鬼”字又兼音符。

2、借字注形:“酉”字,原为象形字,像一个酒坛子,是最早的“酒”字。

后来被借为地支中的“酉”,于是人们就在酉旁加上三点水作为形旁,“酉”变成声旁,成为形声字“酒”字。

3、附加声符:“鸡”字,原本为象形字,象鸡形,后来又加了一个声旁“奚”,变成形声字。

4、独体形声字:“麦”字,从禾来声,它的声符“来”叠置在形符“禾”的主体结构中。

5、合体形声字。

这一类是形声字的主体,有左形右声、右形左声、上形下声、下形上声等等。

“河”,从水可声,为左形右声;“盂”,从皿于声,属下形上声。

假借字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例如“自”,原意是象形字“鼻”字,后来被用为介词,在甲骨文经常有“自西”、“自东”的句子,此种介词用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又”字,原意是人的右手,引申为“又”,后来借作“另”的意思,如“百又三十”;还被借作“有”之意,如“妇康又(有)子”。

转注字,许慎解释为“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就是两个部首相同的字能够互相解释,例如“蓚(tiao),苗也”,“苗,蓚也”。

在殷墟甲骨文和商代晚期及周代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还有大量反映众多邦国部族名称的图像资料,被称为族徽字。

这些族徽字既能生动反映表意字以形示意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装饰图案风格。

下面的第一类符号庄重典雅,线条流畅,是早期美术化了的文字,它们的实际写法都能在当时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找到依据。

例如“渔尊”、“并尊”等。

第三单元:钟鼎千秋在商代后期出现了金文,又称吉金文、钟鼎文等,是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字体的总称。

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

我国青铜器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甘肃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青铜刀和青铜镜,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在青铜器上铸造铭文,大约从商朝开始,直到战国时期,有1200多年的历史。

金文的内容十分丰富,记录了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主要是颂扬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商代青铜器铭文字数较少,多为器主人名号,如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礼器210多件,其中刻有铭文的就有193件。

这就是妇好墓出土的圆鼎,在其口沿内部刻有铭文“帚(妇)好”二字。

有意思的是,在商代甲骨文中也有关于妇好的记载,她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之一,曾经带兵出征,并立有战功。

甲骨文和金文互为印证,加强了史料的可信度。

````````````第四单元:物以载文金文是刻或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重在纪念和流传,那么先秦时期政府公文、文化典籍、民间契约、书信往来等等书写在什么上面呢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是写在竹、木简或丝帛上面。

从文献记载和有关的文字形体来推断,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简帛这两种书写材料。

下面我们先看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册”与“典”两个字,“册”明显是一个象形字,为用两根绳子编联的若干根竹简。

而“典”则是在“册”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为单手或双手捧册。

姑且不论典册字义的演变,我们单就甲骨文金文中“册”字的出现,就足以说明商朝时期人们已在简牍上书写。

但因时代的久远,未发现实物。

```````````````这里放不下,你如果需要就发电邮吧,我回复给你

合肥博物馆的导游词

安徽省博物馆是中国省级方综合性博物馆。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安庆路。

1953年4月,在安徽省合肥科学馆、皖北文管会、芜湖科学馆、皖南文物馆合并的基础上筹备,1956年11月14日正式成立。

该馆陈列大楼建筑面积11580平方米,文物库房4156平方米。

馆藏文物有历代铜、陶、瓷、金、 银、玉器、货币、书画、民俗、砖雕石刻、文房四宝、革命文物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物等,总计104684件。

其中古籍109126册 (其中善本书8000余册),一级藏品135件。

藏品中最具特色的,是历年来安徽各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如寿县蔡侯墓出土的莲瓣铜壶,通高80厘米,器形高大,盖顶作镂空的莲瓣形,颈部有对称的兽形双耳,四兽作足,造型生动,为春秋时期少见的艺术珍品;寿县楚王墓出土的楚大鼎,通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重约400千克,形体高大,是现存周代以来最大最重的鼎,仅次于1939年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司母戊大鼎。

该馆珍藏的古代瓷器 有1963年宿松县北宋(1087)墓中出土的青白瓷注子与注碗,注子高20.2厘米,碗高13.9厘米,是景德镇青白瓷中少见的佳作,也是宋瓷断代中的珍贵标准器物。

铁画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中的一种,具有立体感和独特的艺术风格,馆藏清初铁画名家梁在邦的作品《芦蟹图》,是铁画中的代表作。

编辑本段 回目录 安徽省博物馆 - 博物馆珍藏该馆陈列以地方历史为重点,有《安徽古代史》、《安徽革命史》和《安徽古生物化石》三个基本陈列。

1981~1986年6月,该馆先后举办各种展览120多个,每年观众15~22万人次。

1984年4月,《安徽古代文房四宝展》曾在日本东京展出。

该馆从事文物保护科研的人员,曾对青铜器防腐蚀进行研究,用局部电蚀法去除青铜器上的粉状锈,并结合使用苯骈三氮唑化学浸蚀剂保护青铜器,已取得较好的效果。

科研室与中国科技大学合作的科研项目“激光全息文物 无损检测”,获得了文化部科技成果表扬奖和安徽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成果三等奖。

编辑本段 回目录 安徽省博物馆 - 博物馆丛书该馆编辑出版的书刊有《寿县蔡□墓出土遗物》、《安徽名人画选》、《毛主席视察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品选》、《安徽画家汇编》、《安徽古代文房四宝展览图录》、《明清徽州社会资料选编》、《歙事闲谈》(校订本)、《新四军在皖南》及《安徽文博》等。

河南郑州历史博物馆简介

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

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

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

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

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

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

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

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

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

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

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

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

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

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

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

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

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

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

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

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

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

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

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

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

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

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

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

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

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

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

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

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

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

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

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

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

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

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

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

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

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

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

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

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

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

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

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

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

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

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

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

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

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

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

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

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

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

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

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

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

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

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写首都博物馆某一展览馆的导游词 急需大概(200字)

各位游客,大家好

欢迎来到首都博物馆。

很高兴成为大家的导游,大家叫我小马好了。

大家所在的这个博物馆,修建于2001年,2006年5月正式开馆,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博物馆占地24800平方米,建筑面积63390平方米,地下有两层,地上有六层,是当今人们联系历史、现代和未来的场所。

博物馆展览由基本陈列、精品陈列和临时陈列构成。

收藏文物5600余件。

大家跟我进入的是古代瓷器艺术精品厅。

这里的展品多是北京地区出土的瓷器精品。

请跟我看左边的这件“昭君出塞”图罐。

这件景德镇窑青花,高29厘米,口径22厘米。

汉朝宫女王昭君为了祖国,千里迢迢嫁到寒冷的塞外,她无怨无悔,给汉朝和匈奴带来了60多年的和平。

人们纪念她,把故事绘制在瓷罐上。

看完了这件,请再跟我看右边的黄底青花花果纹盘:黄色的底,蓝色的花,色彩鲜艳,亮泽明显,是明代皇宫独具特色的品种,至今大约有500年了。

据说明代皇帝对其是爱不释手。

瓷器精品讲解到此结束,现在大家自由参观,咱们20分钟后原地集合。

急,在线等

朋友们,早上好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踏上了陕西这片沃土,也就是过去的三秦大地。

我代表陕西人民真诚地欢迎大家。

我是国旅西安分社的导游×××。

为了让大家对我印象深一些,我先自我分析一下。

  大家看到我鼻梁两侧的深沟了吧,我一般喜欢朝南站着讲解,所以左鼻沟颜色深一些,这两条沟可以算是泾河和渭河吧。

我的众多的抬头纹好像是关中的条条田垄,而我的眼睛长得比较横,嘴唇又很厚,是典型的陕西人。

我想2000年前的秦代工匠就是依照我的祖先雕塑兵马俑的吧

就是说,看到了我,就看到了活的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

  由活动的兵马俑来给大家导游,不仅幸运,而且安全。

谢谢大家秦始皇陵位于距西安市30多千米的临潼县城以东的骊山脚下。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嬴政从13岁即位时就开始营建陵园,由亟相李斯主持规划设计,大将章邯监工,修筑时间长达38年,工程之浩大、气魄之宏伟,创历代封建统治者奢侈厚葬之先例。

当时,秦朝总人口约2000万,而筑陵劳役达72万之多。

修陵家用土,取自今陵园以南2000米的三刘村到县采石场部之间,有高5~25米的多级黄土崖。

修陵园所用大量石料取自渭河北的仲山、峻峨山,全靠人力运至临撞,工程十分艰难。

  秦始皇陵土陵冢高43米,底边周长1700余米,筑有内外两重夯土城垣,象征都城的皇城和宫城。

内城略呈方形,周长3890米,除北面开两门外,其余三面各开一门。

外城为长方 形,周长6294米,四面各开一门。

陵家位置在陵园南部。

  秦始皇兵马桶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位于陵园东侧l 500米处。

昔日,这里是一片坟地,当地农民在掘墓时曾发现有像人一样的东西。

1974年3月,在陵东的西杨村村民抗旱打 井时,在陵墓以东三里的下和村和五垃村之间,发现规模宏大的秦始皇陵兵马桶坑,经考古工作者的发掘,才揭开了埋葬于地下的2000多年前的秦俑宝藏。

  秦始皇兵马桶陪葬坑坐西向东,三坑呈品字形排列。

最早发现的是一号俑坑,呈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约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四面有斜坡门道,左右两侧又各有一个兵马俑坑,现称二号坑和三号坑。

  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是世界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

捅坑布局合理,结构奇特,在深5米左右的坑底,每隔3米架起一道东西向的承重墙,兵马俑排列在墙间空档的过洞中。

  在一号坑中已发掘出武士捅500余件,战车6乘,驾车马24匹,还有青铜剑、吴钩、矛、箭、弩机、铜戟等实战用的青铜兵器和铁器。

俑坑东端有210个与人等高的陶武士俑,面部神态、服式、发型各不相同,个个栩栩如生,形态逼真,排成三列横队,每列70人,其中除3个领队身着销甲外,其余均穿短褐,腿扎裹腿,线履系带,免盔束发,挽弓挎箭,手执弩机,似待命出发的前锋部队。

其后,是6000个铠甲俑组成的主体部队,个个手执3米左右长矛、戈、戟等长兵器,同35乘驷马战车间隔在11条东西向的过洞里,排成38路纵队。

南北两侧和两端,各有一列武士俑,似为卫队,以防侧尾受袭。

这支队伍阵容齐整,装备完备,威风凛凛,气壮山河,是秦始皇当年浩荡大军的艺术再现,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二号坑位于一号坑的东北侧和三号坑的东侧,呈曲尺形方阵,东西长96米,南北宽为84米,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

坑内建筑与一号坑相同,但布阵更为复杂,兵种更为齐全,是3个坑中最为壮观的军阵。

二号坑建有1.7万平方米的陈列大厅,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现代化遗址陈列厅。

秦兵马俑博物馆官长袁仲一解释说:“一来,为的是更好地保护文物,二来,因为把整个军阵全部清出地面,起码需要5~7年的功夫。

这样做的好处是游客既可以参观到二号坑局部的风采,有可以亲眼看到二号坑的挖掘工作。

”  据初步推算,二号坑有陶俑陶马1300多件,战车80余辆,青铜兵器数万件,其中将军俑、鞍马俑、跪姿射俑为首次发现。

二号坑东、西两端各有4个斜坡门道,北边有两个斜坡门道,俑坑坐西面东,正门在东边。

坑内布局分为4个单元。

  第一单元,位于俑坑东端,四周长廊有立式弩兵俑60个,阵心由八路面东的160个蹲跪式弩兵俑组成。

弩兵采取阵中张阵的编列,立、跪起伏轮番射击,以弥弩张缓慢之虞。

  第二个单元,位于俑坑的右侧,由64乘战车组成方阵(车系木质,仅留遗迹)。

每列8乘,共有8列。

车前驾有真马大小的陶马4匹。

每车后一字排列兵俑3个,中为御手拉马辔,另两个分别立于车左和车右,手持长柄兵器。

  第三单元,位于中部,由19辆战车,264个步兵俑和8个骑士俑组成长方形阵,共分3列。

每匹马前立骑士俑一个,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拉弓状。

每乘车后除三名车士外,还配有8~36个步兵俑。

  第四单元,位于军阵左侧,108个骑士俑和180匹陶鞍马俑排成11列横队,组成长方形骑兵阵。

其中第1、3列为战车6辆。

每匹马前,立胡服骑士俑一个,右手牵马,左手拉弓。

  三号坑在一号坑西端25米处,面积约为520平方米,呈凹字形。

门前有一乘战车,内有武士俑68个。

从3号坑的布局看,似为总指挥部,统帅左、右、中三军,只是没有建成而已。

  四号坑有坑无俑,只有回填的泥土。

  从2个坑的布局和阵法看,二号坑阵式复杂,兵种齐全,是对阵的中坚力量。

这种编组方法在兵书上叫作“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偶落钩连,折曲相对。

”《孙膑兵法》说:“在骑与战者,分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反则广其弩”,三者有机结合,才能百战不殆。

二号坑是这位古代军事家的理论图解。

  从秦俑坑出土兵器的刻记年号看,兵马俑从葬坑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修建的。

秦始皇凭借他“挥剑决浮云”、“大略驾群才”的能力,灭六国,统天下。

兵马俑反映了秦王朝兵强马壮、叱咤风云的气势。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继位,继续大修阿房宫和弛道,赋税徭役比以前更为繁重,从而引起农民大起义。

在这种形式下,三号坑中途终断,四号坑未及放兵马俑,就匆匆填死了。

发掘中发现有火焚痕迹,可能与楚霸王入关火烧阿房宫有关系。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秦始皇陵定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1987年,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兵马俑一号坑址上建成的拱形展厅,设立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向中外广大旅游者开放。

  文化遗产  世界最大帝陵之一 秦始皇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最奇特、内涵最丰富的帝王陵墓之一,实际上它是一座豪华的地下宫殿。

  世界第八个奇迹 外国元首、学者参观秦俑博物馆后认为,秦俑坑的发现,不仅在我国,而且也是世界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可以说是世界第八个奇迹,它可以同埃及金字塔和古希腊雕塑相媲美,公认它是世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

  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 1974年,中国考古工作者把沉睡千年的7000多件陶捅发掘出土,被认为是古代的奇迹,是本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

秦兵马俑,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还是在考古发现上,都是世界上所罕见,它对于深入研究公元前二世纪秦代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艺术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材料。

它既是中国人民的艺术珍品,又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文化遗产。

  古代泥塑艺术的宝库 秦始皇兵马俑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而塑造的,艺术手法细腻、明快,手势、脸部表情神态各异,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时代特征,显示出泥塑艺术的顶峰,为中华民族灿烂的古老文化增添光彩,给世界艺术史补充了光辉的一页

兵马俑详细讲解词

3各位游客 你们好

首先,我代表秦兵马俑博物馆欢迎到家这里参观

秦俑馆是一个遗址性的专题博物馆,展出的文物是距今二千二百多年前的秦始皇的陪葬品———秦陵陶质兵马俑。

为了让您更好地了解兵马俑,首先,介绍一下秦始皇的生平及其陵园的概况。

秦始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封建皇帝,他姓赢名政,出生于公元前的259年。

当时正是我国历史上激烈动荡,烽火连天的战乱时代。

赢政13岁时,他的父亲秦庄襄王去世,由他继承了秦国的王位,称‘秦王政。

22岁时亲自执掌政权,在血与火的战争中,他凭借着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从公元前236年—公元前221年,用了15年的时间,先后消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个诸侯国。

公元前221年,39岁的秦王赢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秦王朝。

他自认为‘功高三皇,德超五帝’,取三皇,五帝各一字,号称‘皇帝’。

从此‘皇帝’一词作为中国最高统治者的称谓,被历史的封建帝王沿用了两千年之久。

为了巩固秦王朝的统治,他采取了一系列统一措施,废除了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国封建制度的基础;同时,他统一了文字,货币,法律,车轨,度量衡等,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商品交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统一边疆,南平百越,北击匈奴,修筑万里长城,保障了边疆和中原人民的生活安定和文化发展,而今屹立在北方的万里长城已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象征。

秦始皇既是一位叱吒风云,具有伟大建树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位极端残忍,专断的暴君。

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他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他的政权。

为了强化专制统治,他采用了法家韩非子的学说,以‘法’制人,运用残酷的刑法,苛捐重税来压迫广大的黎民百姓,并且还大兴土木,滥用民力,筑长城,修弛道,建造阿房宫及秦始皇陵。

秦始皇帝陵位于西安市以东35公里处的骊山脚下。

它南依骊山,北临渭水,陵冢高大雄伟,远远望去就象一座耸立的山丘。

剧史书记载,秦始皇在13岁继承王位后,就开始大规模的修建陵墓,动用民力最多时达到72万人,修筑时间长达37年,直到他死陵园工程还没有最后完工。

剧《汉书》记载,秦陵高50丈(秦1尺合现在0.231米),约合现在115米。

由于两千多年的风雨的冲刷,现今只剩下76米。

这座陵墓由内城,外城两部分组成。

内城周长4公里,外城周长6公里。

在陵墓的北面有许多宏伟的地上建筑,如寝殿,厢房,角楼等建筑群,陵园占地面积多达56.25平方公里。

大家知道,欧洲有个小国叫梵蒂岗,当他们总统参观时,得知秦始皇的陵园面积为56.25平方公里,感叹地说:‘你们的皇帝的确伟大,他陵园的面积比我们国土都大呀

’ 经现代钻探资料表明,秦陵地宫不仅有大量的珍宝,周围的陪葬坑,陪葬墓也埋藏着丰富的地下文物,我们先后发现了珍禽异兽坑,马厩坑,兵马俑坑,刑徒墓地等400多座(最新来讲陪葬坑在600座左右),其中兵马俑坑就是秦始皇陵东部最大的一组陪葬坑。

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三座兵马俑坑,它们位于陵墓以东的1.5公里处,并按照发现的先后顺序把它们编为一好坑,二号坑和三号坑。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号俑坑的发掘现场。

一号坑是我们发现最早,面积最大。

出土兵马俑最多的一个坑。

它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3米,俑坑的深度为5.4米,如果按密度推算可出土与真人,真马相同的陶质兵马俑6000多件。

这个俑坑是1974年3月29日当地农民在打井时,偶然发现了这一奇迹。

1976年我们的考古专家对这个俑坑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挖掘和修复,1979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经研究表明,这座俑坑原是一个半地下坑道土木结构的建筑,也就是说,俑坑内有 10条秦代工匠夯筑的土隔墙,把整个俑坑分为11条东西向的过洞(坑道)。

过洞底用青砖墁铺,而兵马俑就站立在这11条过洞里,在土隔墙的两侧,有木柱支撑着两墙之间的棚木,棚木上铺席,席子上有2米厚的封土,便形成了坑顶。

俑坑的四周各有5条斜坡门道,在斜坡门道中我们发现有车印和打碎的陶俑碎片。

现以考证,俑坑中的陶俑,陶马由门道放进坑内后,门道却被封堵,使整个俑坑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然而,公元前206年,楚霸王项羽率军入关,烧毁了秦咸阳宫,阿房宫及秦陵地面建筑,对兵马俑坑也放火焚烧,致使俑坑棚顶塌陷,陶俑陶马遭到严重破坏。

经过考古专家们多年的修复,现已有1500多件的兵马俑又再显威风,昂然站立在大家的面前,俑坑的中部和后方那些支离破碎,人仰马翻的陶片正是当时出土的真实状况。

我们站在这里,就象是一个观礼台,以检阅这奋杀疆场,携兵作战的秦国大军。

在修复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氢兵马俑都是按照秦代真人,真马的如实高度进行塑造的,兵俑平均身高1.8米,最高的达1.96米。

他们之中既有统帅千军的将军,也有奋杀疆场的将士;而陶马通高为1.7米,身长2米,战车都是实用的木制战车,这样宏大的场面,众多的数量,体形高大的武士,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所罕见的。

在这些身穿铠甲,战袍,手握兵器的武士俑,他们的表情,神态。

面形各不相同。

有的面带微笑,有的神智机警,有的眉宇舒展,性格爽朗,有的则神情严肃老练深沉,显露出一副足智多谋的神态。

而且他们嘴角的胡须也是多种多样,丰富多资的,有的留有毛质浓密的络腮大胡,有的留有三滴水式的小须,有的还留有犄角大小的八字胡。

那您知道为什么当时这些男子必须要留有胡子呢

那是因为在秦汉时代,一般成年男子都留有胡子,只有犯了罪的人才剃掉胡子。

秦俑艺术形象之所以富于感染力,不仅在于它既有细部的精雕细刻,又有宏观场面和总体效果上的雄浑博大。

它塑造了庞大的军阵编列,既没有塑出军人在战场上厮杀的场面,也没有塑出行军中的艰辛,而是选取了三军集结待命,跃跃欲战的瞬间,寓动于静,给予人们的不仅仅是直观上的满足,而更多是留下了想象力充分驰骋的空间,仿佛只待一声令下,整个军阵便风驰电掣般地冲杀而来.因此,秦俑的塑造把整体与个体、宏观的场面与细小的部位有机结合,使秦俑具有了经久的感人魅力。

美国参议员杰克逊在参观时说:“狮身人面像只有一件,而秦兵马俑成千上万,千姿百态,威武壮观,耐人寻味。

” 那么这栩栩如生的兵马俑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

兵马俑是以泥土为原料,采用了塑模结合,以塑为主的方法,并辅以堆、捏、帖、刻、画等多种技法,精雕细刻,入窑火烧,出窑施彩,象陶俑的头部、双手以及陶马的头部都采用各种模子进行制作,而陶俑、陶马的躯干则是先用泥堆塑出脚底板,再塑腿,到了腰部用泥条盘筑法一圈一圈地盘结而上,塑出身体的上半部,因而陶俑上半部都是空心的,下半则是实心的。

从力学角度上讲,上轻下重,站立平稳,作好大样后,再用刻刀精心雕刻出衣纹、铠甲甲片、缕缕发丝等细部结构,然后放入火窑烧制,窑内的温度为950—1050摄氏度,出窑后采用各种鲜艳的矿物颜料进行彩绘,其色彩是以朱红、粉红、粉绿等色调为主,服色绚丽,色调热烈。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陶俑、陶马已经比原来黯然和逊色了许多,因为在俑坑建成后不久,它曾遭受过大火的焚烧,加上埋葬地下两千多年的水土侵蚀,使得陶俑、陶马身上原有的颜色已脱落,可惜我们现在只能凭想象去推测当时的盛况了,不过,我们可以高兴地告诉大家,秦兵马俑的颜色保护工作,经过中、德两国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反复研究和多次试验现已有了结果,1997年德国总统来我馆参观时亲自参观了此项成果。

秦俑坑的武士们,不仅身材高大,神态逼真,而且它们的对形也是井然有序,排列恰当。

秦俑一号坑是一个长方形的军阵,是以战车、步车混合编组,由前锋、后卫、侧翼和主力组成。

古代打仗不象我们现在有海、陆、空三军配合。

立体作战,而是以地面作战为主,为了保持强大的杀伤力,保存自己,消灭对方,因而他们主要排成有利于自己的作战对形。

在一号坑的正前方,有三排手持弩的武士俑,共204件。

他们先万箭齐发,压住敌人的火力,其后边紧跟着38路纵队的主力部队,在战车的推动和掩护下,身穿铠甲的肉搏战,在俑坑的两侧和后方,各有一排向南、北、西的武士俑,他们手持兵器,拭目以待,防止敌军的两面夹击和后攻,以保证主力部队的安全作战。

这支浩浩荡荡的秦军,正显示出秦始皇当年凭借着千军万马,内平六国,北击匈奴,建立统一霸业的威武气势,在他死后,他依然希望有一支强大的地下大军来保护自己不灭的灵魂。

因为秦人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因而死者生前享受的东西,死后仍要供奉到坟墓中去,秦兵马俑就是象征着保卫秦始皇灵魂的一支卫戍部队。

秦俑的出土,不仅为我们研究秦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工艺、科技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实物研究资料,而且,不论从制陶、冶炼、雕塑、艺术等方面来说,它都无愧为世界奇迹。

二号兵马俑坑是1976年4月23日发现的。

位于一号兵马俑坑的东端北侧。

两坑相距20 米,面积仅有一号坑的一半约6000平方米,估计可以出土陶制兵马俑1300余件。

木制战车80辆。

1994年3月1日开始发掘,10月14日以“边发掘,边展出”的形式对外开放。

目前您在二号坑看到的是考古发掘现场及遗址顶部木迹象和部分陶俑、陶马的出土的现状。

经过初步试掘已探明,二号坑平面呈曲尺形,东西最长处124米,南北最宽处98米,坑的东、西、北三面都有斜坡门道,如果说一号坑是一个以步兵、战车为主的长方形军阵,那么在二号坑里,你不仅会看到众多的战车、小规模的步兵,而且还会看到作战轻捷迅猛的骑兵和战马。

二号坑的军阵排列组合也比一号坑更为复杂,由四个方阵组成。

第一方阵是弩兵阵,是弓箭手屯居的阵营,位于俑坑北部的东端,是由174件身着轻装战袍的立射弓箭手和160件身穿铠甲的跪射弩兵组成。

作战时,立射俑处于军阵的前沿,跪射弩兵则位于军阵的中心,这样的编列方式与弩兵的作战特点有关,弓、弩的射击方法有立姿和跪射两种,为了避免误伤自己的人员,要求前无立兵,另外,弩张缓慢,临敌不过三发,为了弥补不足,必须轮番射击,才能使敌人无可乘之机,无法逼近,也大大增强了杀伤力。

第二方阵是战车方阵,位于俑坑的南半部,共八列战车,每列八乘,这是一个四马战车的军阵。

这个阵的特点是车后没有步兵跟随,这是一个新的发现,他们两两成双,体现了双车编组的战车对形。

这些都是研究古代战车的崭新资料。

第三方阵是混合军阵,位于俑坑的中部是由车兵、步兵、骑兵三个方阵组成的长方形军阵。

第四方阵是作战灵活的骑兵阵,位于俑坑的北半部共有骑兵108骑,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骑兵俑群。

古代兵书上有“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的作战原则,也就是说在地势开阔,易于进攻的地方运用的是大规模的战车和步兵,在地形险要,战车不易推动前进的地带则运用的是大规模的骑兵;在敌军压进形式危急的时候,就采用弓箭手阻击的方法。

这样一来,各个兵种都有自己的作战优势,相互配合获得理想的战斗效果。

如公元前260年,秦、赵的长平之战,秦军便是车、步、骑密切配合,用骑兵五千骑,把赵军切成两段,断绝粮草,竟歼灭赵军40余万,秦军大胜,成为古代战争史上著名的战例之一。

以上四个方阵形成了“大阵包小阵,大营套小营,阵中有阵,营中有营”的作战特点。

各个兵种既可以单独作战,又可以相互配合,遥相呼应,这充分体现了秦代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战术特征。

在这里,我们现在虽然暂时不能领略秦兵马俑多兵种作战的威武雄风,但我们在它北边的灯箱里,能够欣赏到二号坑出土的新兵种—骑兵、战马,还有最高的统帅—秦代大将军。

三号兵马俑是整个兵马俑坑中最小的一个,面积为520平方米,出土兵马俑最少,仅有陶马4匹,武士俑68件。

从队形排列来看,它与一、二号俑坑有所不同,在一、二号兵马俑坑里,我们看到的兵马俑全部整装待发,面向东方,目标一致,以强有力的作战对形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三号俑坑的武士俑是面对面的相向排列,给人的感觉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是以警卫的对形排列。

三号坑分三个部分,又南面的南厢房、北面的北厢房和中间的车马房组成。

在南厢房的中部。

有一组陶俑排列的非常密集,呈环抱状,学者们初步认为这是三号坑的核心—议事厅的所在地,象征着当时统帅们在这里议事谋划的地方。

在北厢房里,除了有面对面的警卫武士外,中间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朽骨和一件残破的鹿角。

拒推测,被认为是当时祭祀、祷战的地方。

在古代打仗之前,当两军对峙时,军队的双方先在各自的军部里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杀猪宰羊供奉上天,祈求上天保佑他们在战斗中能取得辉煌的胜利,而这项活动往往都是在军部里举行,那么三号坑所发现的警卫对形,祭祀祷告的场所充分说明了三号坑的性质,是一个指挥部,古称“军幕”的所在地。

三号坑展示了秦军指挥机关的真实面貌。

这种既有“决胜与千里之外”的强大军阵,又有运筹于帷幄之中的领导机关,真是思虑周到,布局严谨。

学识渊博的美国基辛格博士看过秦兵马俑之后说:“中国秦代的军事水平比古罗马先进300年。

” 三座兵马俑基本呈“品”字形排列,他们既可以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恰好构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军事集团,忠实地站立在秦始皇陵的东侧,象征着保卫陵园的卫戍大军。

它的发现引起了世界的轰动,1978年9月,当今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参观本馆之后,感慨地说:“世界上有了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八大奇迹,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

”这充分表达了外国元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由衷赞叹,它不仅是奇迹,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秦陵彩绘铜车马 大家看到这个特殊的展厅,陈列的是1980年12月在秦始皇陵封土西侧20米处,出土的两乘距今二千二百多年前的大型彩绘铜车马。

这两乘车,原放在距地表7.8米深的大木箱内,考古上称“木椁”。

由于年代久远,木椁腐朽,土层下陷,两乘车出土时均被压成碎片,前车出土时破碎为1325块,后车碎为1685块,经过考古工作者八年的精心修复,终于使这两乘车恢复了当年原有的风貌。

经研究表明,铜车马也是秦始皇的陪葬品,是秦代皇家车队的具体再现,它分为前、后两乘,是根据秦代真车、真马、真人的二分之一比例,用青铜铸造而成,并配有大量的金银装饰,车马造型雄奇,装饰豪华。

前面这辆车,称为“高车”,重达1061公斤,通常2057米,通高1.68米。

在驾车人的左边,配有一把弓弩和许多的箭簇,车箱里面,还放有一面盾牌,这充分说明这是一辆保驾护卫的兵车,在秦代,驾车人的左边很可能有一武士,手持这些长弓利箭,担任警卫工作。

后面这辆车,称为“安车”,是供主人享用的,总重量达1241公斤,通常3.17米,通高1.06米,车厢分为前室和后室,前室有一个 坐的御官俑作驾车状态,后室为主人专用车厢,宽大舒适装饰华丽。

这两辆车的形制完全是真车的形状,车体结构和我们现在的车马有所不同,如果大家对农村比较熟悉的话,会发现马车的辕是双辕的,而秦代却市典型的单辕四马一车,这就构成了古代车制与现在车制的不同。

其次,我们看到每辆车四匹马的分工也是非常明确的。

中间的两匹马称为“服马”,也叫“辕马”,它们主要起到驾辕负重的作用,旁边的两匹马称骖马,是牵引拉车的,为了让四匹马并驾其驱,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两匹马的外侧,各有一个“胁驱”,胁驱顾名思义,就是威胁驱赶的意思,当骖妈在行进的过程中,如果向服马内靠,胁驱就会刺痛它,使他们不敢靠近。

如果骖马过于向外远离,中间的两根 绳就会把他们及时拉回,这样四匹马的距离不远不近相对固定,就能保持步调一致的拉车。

四匹马的造型也是神态各异、生动准确。

中间的两匹服马举颈昂首,目视前方,给人一种临阵待发的感觉,旁边的两匹骖马头部微微偏移,嘴巴微微扬起,给人一种阴昂嘶鸣、跃跃欲驰的情态。

据古书《相马经》记载,骏马的要求应是“头要大、眼要明、背要平、胸要厚、腿要长”。

这八匹铜马完全具备这些骏马的要求,他们各个耳若削竹,目似悬铃,头方肚圆,脊干平整,腿部的筋腱隐隐可见,达到了一种“静中欲动,呼之欲出”的强烈艺术效果。

铜车马的造型艺术不仅令人赞口不绝,而且制作工艺也是引人注目的。

如铜马头上的马络头,是采用24节金管和银管用子母扣连接工艺制作而成,在马络头上方十字交会的地方,有个销钉固定,如果把销钉取下来,马络头可以拆下来,也可以装上去,拆装非常自如,就象现在的坦克表链。

在每匹马下方,各有一个璎珞,我们现在的马头下方也有,大部分是红颜色的,起到装饰和美观的作用,这个璎珞看起来象麻线作的,其实不然,是用青铜采用低温拔丝而成的,每根丝的直径只有0.1毫米,作工非常的精细,在左右马骖头的脖子上各有个金银项圈,它是由42节金银管铸造而成,大家知道,金和银在比重和熔点上是不同的,常言道:“真金不怕火炼。

”说明金子的熔点比较高,而两种不同温度不同熔点的金属在两千二百多年前是怎样铸造而成的,其工艺如何

这还是一个迷,有待于今后的探讨和研究,这充分说明了远在二钱二百多年前,秦代人对这些复杂高难度的工艺就已经掌握,并灵活地运用在了铜车马的制作和组装上,反映了中国的科技水平,在当时整个世界范围来说,是先进的,位于前列的。

各位游客,我们今天秦兵马俑的参观就到此结束了。

欢迎下次大家在来。

谢谢````<\\\/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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