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郑州历史博物馆简介
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
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
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
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
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
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
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
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
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
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
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
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
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
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
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
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
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
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
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
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
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
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
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
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
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
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
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
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
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
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
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
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
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
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
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
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
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
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
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
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
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
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
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
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
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
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
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
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
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
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
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
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
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
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
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
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
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
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
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
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
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
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从郑州火车站到红旗渠沿途导游词
大家好
相聚即是一种缘分。
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车，相信这偶然间的真诚定会值得我们珍惜。
有首歌叫常回家看看，有句话叫常出去转转。
我就是大家本次行程的导游员。
今天就由我带着大家到处转转。
现在在我右手边的这位就是咱们此次行程保驾护航的安全大使王师傅，王师傅可称得上是“三好司机”，人品好，形象好，驾车技术更是好。
今天就由我们两个为大家提供“四心”踏地的服务，所谓“四心”就是让大家玩的开心，吃的顺心，行的安心，住的放心。
相信在这“阳光如蜜汁，风如薄荷酒”的天气里，大家定会有个美意尽收的旅程。
说了这么多，我把今天的行程给大家说一下：现在我们已经踏上旅途。
行驶在京珠高速上，途中经过新乡，鹤壁就到达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安阳殷墟博物院了。
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郑州：郑州古属豫州，公元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殷后封此地为管国，东汉时此地为管城，现在还有管城区的称号，直到隋文帝天皇三年才有了郑州的称号，并沿用至今。
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后，郑州成为“二七名城”，郑州的标志性建筑是二七纪念塔。
郑州地处中华之腹，九州之中，北临黄河，西依嵩山，素有“雄峰中枢，控域险要“之称。
郑州北站是亚洲最大的货运编组站。
郑州的旅游资源也十分丰富，不但有以少林功夫名扬天下的少林寺，华夏儿女寻根拜祖的黄帝故里，更有大河村遗址，商城遗址等名胜古迹。
现在我们已经驶入新乡鸳鸯，原阳大米自不必说，有一首儿歌唱的是“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三层”，这玲珑塔就在原阳县境内，大家可能知道外国有个比萨斜塔，但是大家不知道中国也有个斜塔，那就是玲珑塔，它与地面成七十七度夹角，登上塔身可以南望黄河碧涛，北见太行峰峦，东观浩瀚云海，西览万顷碧禾，可谓是妙趣横生。
车过鹤壁，我们就进入了安阳境内。
安阳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甲骨文的故乡，《周易》的发祥地，岳飞故里，红旗渠精神的发源地。
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字和文物考证的都城，著名的“大禹治水”，“文王演绎”，“妇好请缨”，“苏秦拜相”，“岳母刺字”等历史事件也都发生在这里。
古老的安阳有“三根”，一是“文字之根”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字，除甲骨文以外全部都湮灭了，只有甲骨文一脉相承，传承至今；二是“文化之根”五经之首的《易经》就发祥于安阳羑里城；第三根是“民族之根”三皇五帝之中的颛顼帝喾两个圣贤在我们安阳建都。
安阳位于河南省的最北部，是河南的北大门。
它西依太行，濒临洹水，交通便利，气候宜人。
说到安阳就不能不提及被国际友人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三千里人工天河——红旗渠。
红旗渠是上个世纪60年代安阳林县人民在太行山上建成的大型“引漳入林”灌溉工程。
林县是个土薄石厚、水源奇缺的贫困山区。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决心，从1957年起，先后建成英雄渠、红旗渠等水利工程，解决 了大面积灌溉问题。
其中以红旗渠最为壮观。
如今，红旗渠已经做为一种精神广为学习。
我相信，你们也是艰苦奋斗的一员，祖国的发展也会因各位的努力而日益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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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博物院观后感1000字左右
2010年1月24日，星期日，沐云和十几位朋友来到安阳，参观了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十分震撼，一日千年，尽览了中国文字从远古“婴儿期”发展至今的光辉历程。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国家文化历史名城——河南省安阳市，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博物馆。
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和科学研究功能为一体的专题博物馆。
是“十一五”期间国家重大文化工程。
作为我国第一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共入藏文物4123件，其中一级305文物件，涉及甲骨文、金文、简牍和帛书、汉字发展史、汉字书法史、少数民族文字、世界文字等多个方面。
自项目启动以来，备受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2007年11月29日，一期工程正式开工，2009年11月16日正式开馆，江泽民题写馆名，李长春出席。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大道东段北侧，东邻京珠高速公路和正在建设中的高速铁路，距离甲骨文的发现地殷墟约8公里，是一组具有现代建筑风格和殷商宫廷风韵的后现代派建筑群，由字坊、广场、主体馆、仓颉馆、科普馆、研究中心、交流中心等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34500平方米。
主馆高32.5米，主体建筑采用殷商时期的浮雕金顶，展现殷商宫殿“四阿重屋”的特征，不仅表现了中国文字文化内涵，也显示了文字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博物馆正门口，两只金色的“玄鸟”各立一边，造型奇特而夸张。
经过玄鸟，就是“字坊”，它采用了甲骨文中“字”的字形建造而成。
从字坊通向主题馆干道两侧，由28片铜质甲骨组成的碑林，隐含了殷商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元素甲骨文和青铜器，它代表着28星宿，象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中国古典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生动体现。
中国文字博物馆集中展示了甲骨文、金文、陶文、玉石文字、简牍帛书、历代碑碣、汉字信息印刷术、汉字信息处理、少数民族文字等和文字有关的诸多内容。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浩如烟海的历史，通过文字的记录和梳理，其发展轨迹变得脉络清晰、有章可循，而文字本身百态千姿的发展史。
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三楼设立了两个临时展厅，它们是中国文字博物馆的点睛之处。
其中，故宫博物院院藏中国历代书法展临时展厅，将要展示的是故宫博物院院藏的80多件历代书法佳品，其中就有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等名家真迹。
导游告诉我们，满足中国文字博物馆长期陈列布展，一共需要文物约2500件，办好开馆第一展需要文物746件，涉及世界文字、甲骨文、金文、陶文和玉石文、古玺和古币文、简牍和帛书等诸多方面。
其中，有16件“重点文物”，以借展的方式在开馆时展出，以确保“震撼开馆”的效果，“它们全都是国宝级的。
”其中，就有出土自安阳的“国之重器”——司母戊鼎。
此外，其他15件重点文物指的是吴王光鉴、逨盘、睡虎地秦简、鄂君启节、子鱼尊、亚长钺、两诏铜椭量、秦二世元年诏版、秦两诏铜权、大官盉、十八年寺工铍、居延汉简、楚曲子赤角簠、中山国铜方壶、曾仲斿父壶等。
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以中国文字发生、发展的文化史为主线，以历代出土的文字载体、文物为支撑，以文字书法艺术为融贯，以文字的传播应用为注脚，将文字历史、现代和未来汇于一堂。
其陈列语言注重历史性、艺术性、科普性、趣味性为一体，将以诗化的艺术手法，运用各种现代技术手段，形象地解释各种文字发生、发展、传播的科学原理和背后的故事，生动地阐述中国文字的历史源流与现代价值，使每个参观者随着中国文字的发展而前行，感受几千年的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文字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影响力。
文字是历史文明传承的载体和见证。
中国文字博物馆作为一座全面反映、专题研究中国各民族文字、文字历史、文字文明的专题博物馆，通过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讲解中国文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反映中华文明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展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文明，进一步提高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展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对我国文字、文化、文明的传承和保护、研究和发扬，将产生深远影响。
安阳文字博物馆讲解词
《中国文字发展史》陈列讲解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参观我馆的基本陈列——中国文字发展史。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人类文明传承的载体。
在世界各国的文字中，中国汉字以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符号系统独树一帜，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从未间断，这是任何其他文字都不能比拟的。
优美的汉字展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创造，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象征。
汉字不仅促进了华夏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对世界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里，您将踏上中国文字的豪华之旅，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见证汉字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领略汉字的独特魅力，同时您还可以欣赏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众多少数民族的文字，它们是中国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您还可以看到古老的汉字在信息化时代焕发出的勃勃生机。
相信您会不虚此行，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得到精神上的享受。
我们现在进入的是序厅，首先映入您眼帘的是圣坛、圣火和圣光，它象征着中国文字的熊熊圣火点燃了古老中国的文明之光，在它的引领下，中华民族不断求索，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
在东面墙壁上，您可以看到汉字的发展脉络，有刻划符号、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还有少数民族的文字，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字的百花园。
与之相对的西面墙壁上则是世界其他文明中的文字，与中国文字交相辉映。
在地面上，您还可以欣赏到飞舞流淌的中华汉字。
序厅就像一部戏剧的华美序幕，给人以感官上的震撼，当它的大幕徐徐落下之后，等待您的将是一场视觉盛宴。
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一部分：汉字源流绎古今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流传最广的是仓颉（jie）造字说。
这是明代的仓颉像，仓颉生活在黄帝时代，黄帝为我国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实际上应是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原地区一位部落联盟首领，他与炎帝部落联合，共同击败了进犯中原的九黎族，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传说他奉黄帝之命创造了汉字，汉代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颃（hang）之迹，知分理之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意思是仓颉从鸟兽足迹不同得到启发，创造了文字。
仓颉被奉为创造汉字的神，尊称为“字祖”。
其形象也十分怪异，有四只眼睛。
民间对他很崇拜，仅仓颉墓就不止一座，还为他建立宗庙。
这是河南开封仓颉墓及陕西白水的仓颉墓及庙的照片。
实际上，仓颉只是一个传说人物，他是否存在，学界亦有争论，汉字也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创造的，因为文字具有社会性，是约定俗成的，如果真有仓颉其人，他的功绩也只是将文字整齐划一。
那么，汉字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近年来，汉字起源于图画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为了记录日常的活动和事件，古代先民用图画的方式来表现，比如捕渔就画鱼网和鱼，种植就画禾苗等。
这种图形文字在其它古代文明中也曾出现，如西亚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等，都属于人类早期文明的伴生物。
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最近几十年间，在我国遍布南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都发现了陶器上的刻划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上面的符号。
这些符号既有形象的图画，又有抽象的记事成分，还有大量表示数字的符号，它们的发现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在我们的陈列中列举了各地出土的代表不同文化的刻划符号。
这里所说的文化是考古学文化，在考古学中，把不同地区但具有相同时代和相同文化特征的考古资料归为一种文化类型，并以最早发现的地点命名，比如仰韶文化，最早发现于河南仰韶渑池村，以彩陶为代表，后来相继发现了同一时期的陕西、甘肃等地的彩陶，统称为仰韶文化。
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刻划符号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属于裴李岗文化早期，距今约9000年到7500年之前。
符号刻在龟甲、骨器、石器和陶器上，都具备一定的表意功能，应视为中国文字的始祖。
1953年发现的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的刻划符号为7000——6000年前，共有27种，是新中国考古中发现最早的一批刻划符号。
距今5000年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以图像居多，较著名的有“日”、“月”、“山”等，有的在刻画之后还往往涂朱或增添小圆圈，以突出符号的功能，可能反映某种特殊的社会意义。
1992年在山东邹平出土了一件龙山文化时期刻有符号的陶盆残片，距今约4100年——4200年，其符号是在陶器烧好之后刻写上去的，笔划纤细流转，颇似后来的草书，与仰韶和大汶口文化的符号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在山西陶寺发现了属于龙山文化晚期的一个陶扁壶残片，上面的符号被文字专家释为“文”字，旁边的圆圈为现代“员”、“袁”的声旁。
无独有偶，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相当于夏代的一件陶器底部也刻有与古汉字相近的符号，这是左右两只手作拱捧状，为古汉字中的一个基本构形，专家把它隶定为“共”字。
虽然这类例证不多，但它却是汉字发明和文明社会到来的一个重要信号。
这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刻划符号，如湖北的大溪、屈家岭文化、浙江的良渚文化等。
符号各不相同，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就其广泛程度来看，说明在成熟文字出现之前，刻划符号已成为古代先民们记事的重要方法。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积累了大量生产经验和生活知识，需要传承下去，以前的记事性图画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人们逐渐把记事图画加以简化、整理和充实，使它们成为语言的符号，并有了读音，这样文字便产生了。
甲骨文就是我国最早的成熟文字。
第二单元：甲骨纪事甲骨文是商王占卜的纪录，刻在牛骨和龟甲上，也有少量的羊骨、猪骨和鹿骨等。
商朝时期，生产力仍很低下，人们难以抗拒自然界的灾害。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要求助神灵的护佑，因此商代的祭祀活动十分频繁，在祭祀的同时，商王根据自己的需要，让贞人即主持占卜的人用甲骨进行占卜，向神灵询问吉凶。
具体做法是在甲骨上面钻孔或凿孔，然后烧灼，在甲骨的背面就会出现裂纹，即兆纹，贞人根据裂纹走向判断吉凶，最后将占卜内容及结果用文字的形式刻在甲骨上。
这就是甲骨文的形成。
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出土于河南郑州二里岗商代早期遗址中，这就是其中的两块卜骨。
这块牛肱骨上面只有一个字，为古体的“又”字，在后来的殷墟小屯的甲骨文中常见此字，但没有流传下来。
另一件是一块牛肋骨，上面有“又 土（社）羊乙贞从受七月”几个字，经专家考证，这是一件习作，因为上面的字不符合后来甲骨文的句式，所以应该是当时人练习用的刻辞。
尽管如此，商代早期出现甲骨文已是不争的事实。
甲骨发现最多的地方是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因为这里是商朝自商王盘庚直到商灭亡延续了200多年的首都，所以留下了丰富的甲骨文遗存。
在殷墟共出土卜骨和卜甲10多万片，成为研究商朝历史最直接和最宝贵的资料。
殷墟时期用于占卜的甲骨，一律都需要经过专门的修治。
即不论是龟甲还是牛胛骨都要按照一定的模式进行取材、锯削和刮磨，使之成为占卜所用的版式。
这块龟腹甲1936 年出土于安阳小屯，上面的卜辞先右后左，两两对贞，即先用肯定句式询问，再用否定句式询问。
例如第一句“丙子卜，韦贞，我受年
”第二句“丙子卜，韦贞，我不其受年
”“丙子”是时间，为丙子日，“卜”即占卜，“韦”即占卜人的名字，“贞”即占。
后面的“我受年”和“我不其受年”，意思是我（指商王）能获得好收成和我不能获得好收成。
完整的卜辞要有叙辞，即占卜的时间，地点和占卜人；命辞，即向神灵贞问的事；占辞，即因兆而定吉凶：验辞，占卜之后记录应验的事实。
但在实际操作中，验辞部分往往没有，这是因为占卜结果需要时间才能验证，不是一次刻上去的。
甲骨文中有少量甲骨刻辞是非占卜性的，有的是为了训练写字，有的是干支刻辞，还有专门记事的刻辞。
中国古代将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搭配起来记日，如甲子、乙丑等，共有60组，因为以甲子打头，所以有“六十为一甲子”之说。
山东博物馆所藏一件商代牛肩胛骨上就有一套完整的甲子表，这说明至少在商代，用天干地支记日已经出现，而且被人们广泛使用。
记事性刻辞的内容十分广泛，记录了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征伐、农业、畜牧、田猎等等。
其中较有名的是国家博物馆藏商代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这是武丁时期的一块巨大牛肩胛骨，正反面均刻有文字，共计160余字，一些文字还涂上朱红色。
正面文字第一条大意是商王武丁祭祀仲丁，第二条是乘车狩猎逐凶时，子哭堕车。
反面文字记录了一些天象。
这块刻辞书写精美，刀法纯熟，是甲骨文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毛笔在殷商时期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甲骨上的文字应是先写后刻，个别有直接契刻的。
用毛笔书写的甲骨文因年代久远我们几乎看不到。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发现毛笔朱书文字19件，共10余字，书写工整、笔画流畅，年代相当于商代中期偏早，是目前所发现的商代最早的笔书文字。
殷墟之外，在山东济南大辛庄也有商代甲骨文出土，无论从形制、字形、文法上看，都和殷墟甲骨文相似，属于同一系统。
西周时期的甲骨文出土地点比较分散，数量也相对较少，只在陕西、北京、河北地区有发现。
1977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出土的这块西周甲骨上的卜辞大意是：癸巳这天在帝乙的宗庙中举行彝祭，王要祭祀成唐（即大乙），拟献上两个女子、三头公羊、三头猪，卜问会不会顺利。
其中提到对“文武帝乙”、“成唐”等商祖先的祭祀，应是周族尚未灭商之前的占卜遗物。
经过专家考证，殷墟甲骨文已发现的单字共有4000多个，可释字在1240个左右；所见商代金文中可归纳单字1290多个，可释单字550多个。
甲骨文不仅数量多，材料丰富，而且在文字的结体及造字方式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总结了六种造字方式，称为“六书”，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在甲古文中，这六种造字方式均有体现，反映了甲骨文的成熟和规范。
下面我们先看象形字。
象形字来源于生活，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劳动生产中不断创造的。
1、根据人体特征创造的字形：“人”，是一个侧面直立的人形；“大”，是一个端正的正面人形；“女”，为一个上肢交错于胸前呈跽（双膝着地）状的人，可见女子地位的低下；“臣”，为竖目之形，臣是侍奉君主的，他们在见君时，因为跪在地上，头不敢抬，如要看一眼上面的君主，眼睛就呈竖的，所以“竖目为臣”。
2、根据日常用品、用具、兵器特征创造的字形：“车”，象车的外形，也可以看成车的俯视图；“鬲”，象三空足的陶鬲；“其”，象簸箕之形，这是“其”的本意；“网”，象鱼网之形；“戈”，象兵器戈的形状。
3、根据自然、草木特征创造的字形：“山”，象山之形；“水”，如流水的形态；“木”，象树木枝干形状。
4、根据土地、建筑等环境特征创造的字形：“土”，象高起的土堆之形，后来象征封坛社稷，也通“社”字；“门”，象门的正面之形；“井”，象水井的井栏。
5、根据动物形象特征创造的字形：“羽”，象鸟的羽毛，“鸟”，是一只侧面的鸟形；“牛”，象有角的牛首；“鹿”，象鹿之形。
再来看指事字，指事字按许慎的说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
其特点是在原有的字上加一些笔划成为新字，让人一看就明白是什么意思。
如“上、下”，在向上仰之弧形上面加一笔，表示上；在向下伏之弧形下面加一笔，表示下。
“亦”，是在一人两臂下各加一笔，表示腋下，后来引申为“亦”。
“刃”，是在刀锋部位加一圆点，表示刀刃的部位。
会意字一般为合体字，许慎说：“此类合谊”，即合在一起产生新义。
如“林”，为两个木字组合，会“林”之义。
“攴”读pu,为扑的本义，是由手持木棍状物组成的字，表示扑打的动作。
“伐”，是由“戈”和“人”组合，表示以戈击人，会杀伐之义。
形声字在甲古文中出现稍晚，但它一经出现，就凭借着既表意又标声的优势成为汉字的主体。
形声字可分为许多类：1、会意兼形声：“畏”字，本身是一个会意字，鬼持一物在击打，人们自然畏惧，其中的“鬼”字又兼音符。
2、借字注形：“酉”字，原为象形字，像一个酒坛子，是最早的“酒”字。
后来被借为地支中的“酉”，于是人们就在酉旁加上三点水作为形旁，“酉”变成声旁，成为形声字“酒”字。
3、附加声符：“鸡”字，原本为象形字，象鸡形，后来又加了一个声旁“奚”，变成形声字。
4、独体形声字：“麦”字，从禾来声，它的声符“来”叠置在形符“禾”的主体结构中。
5、合体形声字。
这一类是形声字的主体，有左形右声、右形左声、上形下声、下形上声等等。
“河”，从水可声，为左形右声；“盂”，从皿于声，属下形上声。
假借字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例如“自”，原意是象形字“鼻”字，后来被用为介词，在甲骨文经常有“自西”、“自东”的句子，此种介词用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又”字，原意是人的右手，引申为“又”，后来借作“另”的意思，如“百又三十”；还被借作“有”之意，如“妇康又（有）子”。
转注字，许慎解释为“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就是两个部首相同的字能够互相解释，例如“蓚（tiao），苗也”，“苗，蓚也”。
在殷墟甲骨文和商代晚期及周代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还有大量反映众多邦国部族名称的图像资料，被称为族徽字。
这些族徽字既能生动反映表意字以形示意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装饰图案风格。
下面的第一类符号庄重典雅，线条流畅，是早期美术化了的文字，它们的实际写法都能在当时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找到依据。
例如“渔尊”、“并尊”等。
第三单元：钟鼎千秋在商代后期出现了金文，又称吉金文、钟鼎文等，是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字体的总称。
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
我国青铜器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甘肃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青铜刀和青铜镜，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在青铜器上铸造铭文，大约从商朝开始，直到战国时期，有1200多年的历史。
金文的内容十分丰富，记录了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主要是颂扬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商代青铜器铭文字数较少，多为器主人名号，如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礼器210多件，其中刻有铭文的就有193件。
这就是妇好墓出土的圆鼎，在其口沿内部刻有铭文“帚（妇）好”二字。
有意思的是，在商代甲骨文中也有关于妇好的记载，她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之一，曾经带兵出征，并立有战功。
甲骨文和金文互为印证，加强了史料的可信度。
````````````第四单元：物以载文金文是刻或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重在纪念和流传，那么先秦时期政府公文、文化典籍、民间契约、书信往来等等书写在什么上面呢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是写在竹、木简或丝帛上面。
从文献记载和有关的文字形体来推断，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简帛这两种书写材料。
下面我们先看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册”与“典”两个字，“册”明显是一个象形字，为用两根绳子编联的若干根竹简。
而“典”则是在“册”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为单手或双手捧册。
姑且不论典册字义的演变，我们单就甲骨文金文中“册”字的出现，就足以说明商朝时期人们已在简牍上书写。
但因时代的久远，未发现实物。
```````````````这里放不下，你如果需要就发电邮吧，我回复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