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贫困村第一书记在座谈会上如何发言
蔡锷 (1882-1916)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为长。
其家世代务农。
艮寅六岁开始入塾受业,十三岁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
1898年9月,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
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
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东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又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4月,他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为张之洞屠杀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锷,取其锋芒锐利之意,以明投笔从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毕业,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年毕业。
在日期间,蔡锷先后以博孟、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其观点,多受梁启超、杨度的影响。
1904年,蔡锷回国,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兼监督。
1905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练处督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7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和随学堂总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
同年,任新办广西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任龙州讲开堂监督。
1910年,任新军混战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在广西期间,蔡锷一方面继续与老师梁启超保持联系,同时又不断接触谭人凤、李燮和黄兴等人,这对他本来偏向改良的观点不能不有所触动。
1911年初,由已经调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推荐,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在各地纷纷响应的形势下,蔡锷经过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八时发动起义,到次日午前,占领省城。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军事总参谋靳云鹏化装潜逃,云贵总督李经羲避入法国领事馆。
云南起义成功,蔡锷被推为都督。
此后,蔡锷在各负责部门换上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财政、交通、教育等方面进行若干整顿,使云南面貌为之一变。
蔡锷本人为官尤其清廉,他主动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仅相当于营长铁薪金,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权思想影响较深,蔡锷此时对革命派和袁世凯均无深刻认识,因此,曾支持袁出任总统。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围剿熊克武,虽未交锋,但此时他的态度还没有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加昭威将军称号。
如此众多的头衔都是只赏高官,不给实权。
这反映出袁世凯对他既怀疑又惧怕而又不得不装出重用的态度。
蔡锷本人,曾对袁世凯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发觉了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渐对袁不满。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8月,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锷即到天津梁启超家中秘商对策。
不久,梁启超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这使袁世凯增加了对蔡锷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假装意志消沉,经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馆,甚至装作赞成帝制,暗中却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测。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锷假装治病,到天津与梁启超再商反袁计划,并与云南故旧联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装取道日本经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当时,云南军界早已开过秘会,并有少量部队北上入川,李烈钧、方声涛等人也先后到达。
但云南都督唐继荛态度暧昧,因而云南迟迟未动。
蔡锷抵滇后,先后与唐继荛商讨九次,并做了下属人员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决定起义。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唐继荛、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名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告云南独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粤;唐继荛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司令,坐镇大本营。
其中,蔡锷所率的第一军是主力,其处境也是最困难的。
他们以几千人抵挡万余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力量对比悬殊。
但他们依靠地形气候等有利条件,又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援,因此能不断取胜。
这时,蔡锷已喉疾严重,声音嘶哑,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
在他统率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军队。
这样,袁世凯迫于全国的压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的地位。
蔡锷等人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蔡锷等十五人被推为抚军。
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
蔡锷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保荐罗佩金、戴戡代理职务,向北京政府辞职出外就医,8月9日离成都,22日到上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
9月20日,蔡锷抵达东京,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终年才三十四岁。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拨款二万元,举行国葬,追赠他为上将军,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其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
蔡锷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遗集》、《松坡军中遗墨》以及《蔡锷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济,字人杰,别名日休、务逊。
清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阳东乡天台山(今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
7岁启蒙,勤奋好学,学业优异。
16岁开始,读书之余,习学武艺,对社会邪恶势力,好打不平。
宣统二年(1910)入邵阳中学读书。
民国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匡随石基攻打巡抚衙门,破后,承担小西门防卫。
民国2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任意戮杀无辜,匡在《时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汤芗铭在宝庆的种种罪行,汤下令缉捕。
国文教师李洞天尽力掩护,幸免遇难。
在邵阳中学读书期间,常和好友谈论国事,对封建制度痛恨入怀。
民国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
时逢袁世凯窃国称帝,辱国丧权;张勋复辟,战祸连年,时局动荡,外侮日亟之际,匡一面努力攻学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与同学周予同、刘薰宇、周为群等组织“同言社”,后改名“工学会”,组织学生秘密学习进步书刊。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匡读后连说是“惊醒青年睡梦的晨钟”。
民国8年4月,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日等国的操纵下,拒绝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
参加会议的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约,以振国威。
匡互生与挚友密定,在游行中准备为国捐躯,并写好遗书,将后事托付友人,同学深为感动。
5月3日晚,工学会召开秘密会议,匡互生主张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学赞同。
会议决定派出代表,连夜与各校联络,提前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各卖国贼住处组织监视。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整队前进,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队伍行至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处,匡见曹家朱门紧闭,警卫守门,便攀上大门旁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开铁栏,挤进院内。
接着,陈荩民,杨晦等数人相继入内。
匡号召守卫警察“争国权、惩治卖国贼,以振国威”,匡的言词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动,自动取下枪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让匡等打开大门,游行者昂扬而入。
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
半小时后,段祺瑞派军警赶到,有23名学生遭逮捕。
对此,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抗议,随后,天津、上海、长沙、卢州等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段祺瑞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拘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贼的一切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同年夏,匡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长沙,任教于楚怡小学,时逢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烧杀掠抢,民情激愤,匡与、何叔衡一道起草驱张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在教学上,废灌输式,兴启发式,提倡自由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与等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职工会,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长拒绝,毅然辞职。
民国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办学。
夏,在江湾镇筹建校舍,主张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义,取校名为“立达”。
匡认为:教育者的责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发展的环境中,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自然发育,将学校改名学园。
民国18年,学校增设农村教育科,设养蜂、养鸡和园艺3个专业。
学生通过学园艺,种蔬菜和培植果树等实践,领悟到培育农作物,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从而增强重农感情。
文化课循教育部的规定外,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逻辑学、实践道德等课程。
民国2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立达学园毁于日军战火。
匡与同仁赶紧在废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复课。
因积劳成疾,民国1933年4月22日逝世。
刘长佑 刘长佑,字子默,号荫渠,金石镇人。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时华,经商发家。
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贡。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发攻陷县城,代理知县万鼎恩被戮,长佑与廪生刘坤一即募乡勇万余人,会同清军镇压起义军。
咸丰二年(1852),刘随江忠源率乡勇至广西参与围剿太平军,次年,又随江忠源镇压浏阳夭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等会众起义.此后,江忠源领军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与太平平作战,刘多次赴援。
六年,刘奉巡抚骆秉章命,率肖启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进屯太平墟,遭太平军沉重打击,全军溃败,江忠义率乡勇救援,才挽回颓势。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刘长佑、江忠义率军赴援,解永州围。
石达开军围攻宝庆,刘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堵击。
石军久攻不下、于8月撤围南走东安,转战广西。
刘领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广西巡抚,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政权。
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将所部楚军交刘坤一统领,留防广西。
不久,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与鲁西北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作战。
同治六年,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干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刘长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级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厉任广东、广西巡抚、云贵总督。
光绪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谥武慎,有《刘武慎公遗书》。
严怪愚 严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龙岭严家桥人。
民国15年:(1926)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
民国19年在湖南农校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
严才思敏捷,眼光敏锐,课余从事写作,在校期间出版《百感交集》一书,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
民国24年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
民国25年9月,严与康德、袁邵华、陈楚等创办长沙《力报》,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
鲁迅逝世,严于10月22日,在《力报》上撰文,悼念鲁迅。
称“高尔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鲁迅去世,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
当时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攻击鲁迅及其著文纪念鲁迅的人。
严连续组织特刊予以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
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聘请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唐旭之任主笔,严自任采访部主任。
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首先在《力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随后,严任《力报》总编辑。
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
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抗战胜利后,严任青岛《东南日报》驻沪记者。
民国35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严孤身冒险在风雪中送行。
民国37年7月,严在长沙创办《实践晚报》,任主编,宣传时事,抨击时政。
7月31日开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诉》专栏,以社会各界底层人士的名义,写出专文,连续刊载17期。
主要有《看农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烂雇佣制》、《要履历、要登记,却不给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价暴涨风袭击邵阳》、《耒阳粮政漆黑一团》、《退役回乡生活无着》等。
读者阅后,称《大家诉》专栏代表社会底层人士在说话。
民国38年春,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
5月,严受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阳,担任魏镇、宋涛起义前的联络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军前导车进入邵阳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先后担任邵阳《工商晚报》、《大众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离开新闻界,先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
1979年改正后,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晚年法名承贯,清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携母亲、妻子迁居江苏宝山父亲魏邦鲁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扬州新城抄关门内仓巷购宅基营建家园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后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会试,刘逢禄分阅试卷,力荐龚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两生行》哀之。
其中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选理砾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
对魏源才学非常赏识,预言“且看明日走马填城 ”九年,再次会试,又不中,捐内阁中书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并在前线亲审俘虏。
后见清廷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潜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条约》签订时,他完成《圣武记》一书。
后又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几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书100卷。
该书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同军队,还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 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思想。
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丰四年(1854),魏源与全家避兵侨居兴化(因旧居 园先年二月毁于炮火)。
自归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
七年农历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享年63岁,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兴化人民将他与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绝。
魏源著述甚丰,除《圣武记》、《海国图志》、《默觚》、《元史新编》外、还有《净四土经》、《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孙子》、《吴子》等若干卷,并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1.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 )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地区.
“九一八”事变 事变概述 九·一八事变指1931年918日本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
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
根据冲突爆发的日期,史称“九·一八事变”。
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因此日本方面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
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九月十八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在国际上,这起事件经常被拿来与纳粹德国的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
事变背景 主要人物:张学良、板垣征四郎 1.日本国内情况 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
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
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
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
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
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
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
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
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
石原也是后来9·18事变的主谋。
2.日本控制东北铁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
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3.田中奏折 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摺)。
在田中奏摺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
”这份奏摺在1929年被曝光,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认为是日本奉行侵略中国政策的证明。
田中奏摺的真实性受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内的学者质疑,当前的主流说法多认为其应为国民政府所伪造。
然而时至今日查考史料及历史脉络,当时日本图谋全面侵华已久确为事实。
4.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当初,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
1928年,关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
日本关东军希望籍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
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
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
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5.万宝山事件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
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
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
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
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
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
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
同时,日本通过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新闻,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
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6.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
日本藉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事变经过 1.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
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
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
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
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
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
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2.辽宁、吉林主要城镇沦陷 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
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
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
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
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3.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 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
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
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进犯。
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
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
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江桥抗战,战至11月18日,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
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4.锦州、哈尔滨沦陷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
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
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
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
”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
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
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
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
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
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犯,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
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
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
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
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
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和3000万同胞陷于日寇铁蹄的蹂躏之下。
5.满洲国成立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
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
当时关东军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
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
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现在的长春),年号定为「大同」。
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
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
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3月9日,溥仪登基仪式在新京举行。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各方反应 1.国民政府 1.外交努力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2.不抵抗政策 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的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为。
与蒋介石无关。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 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
然而对于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后来逐渐评价为:他错误判断日军目的,若其知道日军并非“寻事”,而是要吞并东北。
作为东北少帅,他不至于会将东北拱手让给日本。
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
2.中国共产党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
9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并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3.日本政府 1.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
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
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
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2.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6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市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
”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
(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 4.国际社会 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
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
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
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我国驻英公使郭泰祺在国联特会上演说,反对国联对中国问题不顾多数国家的反对,仅秉英、法两国之意旨草拟袒日报告书。
5.美国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
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
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
但由于美国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
民间运动 东北抗日联军 ⑴游行集会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
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后被迫辞职。
⑵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事变思考 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损失,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血鉴。
今天,面对第76个“九一八”,勿忘国耻,我们思考的应当更多、更深。
其一,勿忘国耻当思国运。
走进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让人深思再三的莫过于“国运”二字。
从高耸的残历碑到蜿蜒的展厅,如同是用一串串“难”字勾画出的国难图,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苦难、抗争的磨难……抚今追昔,百感化作一念:当苦日子离去的时间越久远,当富日子光临的越急匆,我们心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如何才能让国耻一去不复返
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兴衰成败,需要全国人民的人心支撑,而要把十三亿人的力量凝集起来,惟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其二,勿忘国耻当思发展。
76年前,我国经济落后也是造成国门洞开、生灵涂炭的一个重要原因。
看昨天知国耻,看今天想国兴,看明天盼国强。
只有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为了不再做“弱肉”,不再被“强食”,我们必须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以科学发展来大踏步地向前追赶。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我国经济总体规模虽然比较大,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
面对现实,倍感发展之急迫,不思发展就如同当年的不抵抗,有发展才谈得上民族尊严,才能在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中,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真正巍峨挺立。
其三,勿忘国耻当思忧患。
古往今来,我们的民族不乏“忧论”:忧国忧民、居安思危、先忧后乐、进亦忧退亦忧,等等。
忧,具有很重要的道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然而,这个道理,似乎没有“直奔主题”,没有“坐落”到目的上——忧患是为了图强,而图强又必须先进。
如今,我国人民先进意识大大增强,国家也正在欣欣向荣地强大起来。
这是个大醒、大幸。
然而,世界风云变幻,“落后就要挨打”还将是一个长久而严酷的现实。
因此,面对76年后的“九一八”,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居安思危”应成为我们须臾不可忘却的忧患意识。
史路迢迢,多有一鉴:“兢兢以强,迤迤乃亡”;“盛世不怠,奋发图强”。
惟有人人不怠,才有举国不怠;惟有举国不怠,我们民族才能长盛不衰,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策动人员 “九一八”事变的策动者及其结局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
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
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
他1916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
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
“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
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
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
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
1922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
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土肥原贤二是日军中的“中国通”。
他1912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特务生涯。
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1930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 事变前30天,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却是发动事变的中心。
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贤二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市长。
“九一八”事变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1937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入侵中国华北。
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于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
事变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升任日本陆军中将。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石原莞尔见风使舵、混淆视听,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1949年8月15日,他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终年60岁。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还参与策划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阴谋事件,如“华北自治”、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张北事件”“七七”事变等。
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处以绞刑。
1931年日军为取得更大利益,于当年9月18日突然对东北军发动攻击。
在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撤出东北,日本策划伪满州国成立,从此东北民众开始了日军统治的14年悲惨生涯。
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昆虫记摘抄。
(全部,每章都要)
1好词:忽如其来、飘忽、兴趣盎然、熠熠生辉好句:它真是凶猛如饿虎,残忍如妖魔,它是专食活的动物的。
看来,在它温柔 的面纱下,隐藏着十分吓人的杀气。
好段:蚂蚁站在门槛上,身边摆放着大袋大袋的麦粒,正调过脸去背对前来乞讨的蝉。
那蝉则伸着爪子,唔,对不起,是伸着手。
头戴十八世纪宽大撑边女帽,胳膊下夹着吉他琴,裙摆被凛冽寒风吹得贴在腿肚子上,这就是蝉的形象。
感想:《昆虫记》是由一个个有趣的故事组成的,丰富的故事情节使我浮想联翩。
看着看着,这些虫子们渐渐地清晰起来,我思考着:如果我们保护环境,不污染环境,这些虫子是不是还会在呢
现在的环境恶化,又是不是在以后还会有呢
我仔细地想着这彼此之间的关系,《昆虫记》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门。
我们要向动物学习,学习黑蚂蚁的勤劳、学习蜘蛛的聪明------可红蚂蚁像强盗,总想不劳而获,这样的行为我们可万万学不得。
2.好词:比邻相守、破茧而出、慧眼独具好句:锯齿上还长着一把有着双面刃的刀,就好像那种成弯曲状的修理各种花枝用的剪刀一样。
好段:金属笼子里,椎头螳螂的幼虫停在一个地方后姿势始终如一,毫不改变。
它用四只后爪的爪尖钩住网子,后背朝下,纹丝不动,高高挂在笼顶,四个悬点承受着整个身体的重量。
倒挂栖驻姿势是如此艰难,然而苍蝇的倒挂姿势却截然不同。
苍蝇虽然也抓挂在天花板上,但是它总要抽出时间松弛一下,随便飞一飞,操起正常姿势走一走,肚皮贴地,肢体舒展开晒晒太阳。
感想:《昆虫记》详细地描绘了各种昆虫的生活:如蜘蛛、蜜蜂、螳螂、蝎子、蝉、甲虫、蟋蟀。
读了《昆虫记》我感受很深,《昆虫记》不仅仅充满着对生命的敬畏之情,更蕴涵着追求真理、探求真相的求真精神。
在生活中和学习中,我们要学习法布尔勇于探索世界、勇于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毅力,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像法布尔那样,要有一种严谨的科学精神,坚持“准确记述观察得到的事实,既不添加什么,也不忽略什么”。
做任何事情都要坚持不懈,即使条件艰苦,也要为了理想而不断奋斗。
3好词:始料不及、咀嚼、初具规模、截然不同好句:蝉与我比邻相守,到现在已有十五年了,每个夏天差不多有两个月之久,它们总不离我的视线,而歌声也不离我的耳畔。
好段:在六种园蛛中,通常歇在网中央的只有两种,那就是条纹蜘蛛和丝光蜘蛛。
它们即使受到烈日的焦灼,也绝不会轻易离开网去阴凉处歇一会儿。
至于其他蜘蛛,它们一律不在白天出现。
它们自有办法是工作和休息两个互不相误,在离开它们的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隐蔽的场所,是用叶片和线卷成的。
白天它们就躲在这里面,静静地,让自己深深地陷入沉思中。
感想:《昆虫记》中那些具体而详细的文字,仿佛置身于现场一样,让我产生梦幻感,我仿佛看到那些被我忽视太久了的昆虫的身影,及它们嚣张的鸣叫。
法布尔让我看到了昆虫跟我们人类在生与死,劳动与掠夺等许多问题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
《昆虫记》不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世界,它不同于小说,它们是最基本的事实
我叹服那神秘的大自然,更叹服法布尔为探索大自然付出的精神。
4好词:凶猛如饿虎、残忍如妖魔、美味佳肴好句:其实,它的举措简直像矿工或是铁路工程师一样。
矿工用支柱支持隧道,铁路工程师利用砖墙使地道坚固.好段:能够很容易的在穴道内爬上爬下,对于它是很重要的,因为当它爬出去到日光下的时候,它必须知道外面的气候如何。
所以它要工作好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才做成一道坚固的墙壁,适宜于它上下爬行。
在隧道的顶端,它留着手指厚的一层土,用以保护并抵御外面空气的变化,直到最后的一霎那。
只要有一些好天气的消息,它就爬上来,利用顶上的薄盖,以便测知气候的状况。
感想:《昆虫记》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也是一部科学百科。
它熔作者毕生研究成果和人生感悟于一炉,以人性观照虫性,将昆虫世界化作供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美文。
它告诉我们:人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包括“蜘蛛”“黄蜂”“蝎子”“象鼻虫”在内,都在同一个紧密联系的系统之中,昆虫也是地球生物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昆虫的生命也应当得到尊重。
5好词:原形毕露、轻纱般的薄翼、无济于事好句:这样几下抖动便去掉了舍腰蜂刚刚初具规模的窠巢,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它的蜂巢居然已经有一个橡树果子那样大了,真让人始料不及。
好段:萤常常要利用一种爬行器——为了弥补它自己腿部,以及足部力量的不足——爬到瓶子的顶部去,先仔细的观察一下蜗牛的动静,然后,做一下判断和选择,寻找可以下钩的地方。
然后,就这么迅速地轻轻一咬,就足以使对手失去知觉了。
这一切就发生在一瞬间。
于是,一点儿也不拖延,萤开始抓紧时间来制造它的美味佳肴——肉粥,以准备作为数日内的食品。
感想:《昆虫记》是一个奇迹,是由人类杰出的代表法布尔与自然界众多的平凡子民――昆虫,共同谱写的一部生命的乐章,一部永远解读不尽的书。
这样一个奇迹,在人类即将迈进新世纪大门、地球即将迎来生态学时代的紧要关头,也许会为我们提供更珍贵的启示。
6好词:振耳欲聋、翩然来访、难以忘怀好句:在那芦苇草丛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一群群石蚕的幼虫,它 们各自将身体隐匿在一个枯枝做的小鞘中——这个小鞘是用来作防御天敌和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灾难用的。
好段:但那个可怜的蝗虫移动到螳螂刚好可以碰到它的时候,螳螂就毫不客气,一点儿也不留情地立刻动用它的武器,用它那有力的“掌”重重地击打那个可怜虫,再用那两条锯子用力的把它压紧。
于是,那个小俘虏无论怎样顽强抵抗,也无济于事了。
接下来,这个残暴的恶魔鬼胜利者便开始咀嚼它的战利品了。
它肯定是会感到十分得意的。
就这样,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地对待敌人,是螳螂永不改变的信条。
感想:《昆虫记》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描述了数百种昆虫的生活习性,法布尔为我们开启了昆虫世界的大门,我想,在生活中,我们也要学习法布尔观察事物细致入微的精神,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读了昆虫记,让我知道了昆虫并不可怕,反而很可爱。
还让我知道了法布尔不是与生俱来的天才,他是通过长期执着的结果,而且他是发自内心地热爱着大自然中的一切。
:1.然后,它会表演一种奇怪的体操,身体腾起在空中,只有一点固着在旧皮上,翻转身体,使头向下,花纹满布的翼,向外伸直,竭力张开。
这个竭力开窍得很贴切. 2.蝉与我比邻相守,到现在已有十五年了,每个夏天差不多有两个月之久,它们总不离我的视线,而歌声也不离我的耳畔。
表达出作者对蝉的喜爱之情. 3.这样几下抖动便去掉了舍腰蜂刚刚初具规模的窠巢,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它的蜂巢居然已经有一个橡树果子那样大了,真让人始料不及。
它们可真是一些让人惊奇的小动物。
充分表现舍腰蜂的能力. 4.临近沟渠的时候,它当然就会注意到这件可喜的事情,于是就匆匆忙忙地跑过来取水边这一点点十分宝贵的泥土。
它们不肯轻意放过这没有湿气的时节极为珍稀的发现。
昆虫记好句加赏析
《昆虫记》是法布尔以毕生的时间与精力,详细观察了昆虫的生活和为生活以及繁衍种族所进行的斗争,然后以其观察所得记入详细确切的笔记,最后编写成书。
《昆虫记》十大册,每册包含若干章,每章详细、深刻地描绘一种或几种昆虫的生活:蜘蛛、蜜蜂、螳螂、蝎子、蝉。
红星照耀中国每一章节概括每一章节200字
我们人最理想的生活是什么
绿树、大地、和蓝天,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
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副画面:“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
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一只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
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
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短篇小说,是著名作家先生写于1933年的一篇作品,这座,最为浓郁地飘绕着先生的湘西风情。
《边城》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
《边城》以清末时期的湘西茶峒地区为背景,以“小溪”渡口为起点,绕山岨流的溪水汇入茶峒大河,展开了旷野渡口少女“翠翠”与山城河街“天保”、“傩送”兄弟的动人。
先生极为优美而流畅的,般描绘了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湘西边城浓郁的风土民情:“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
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做为人家所在的旗帜。
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
黄泥的墙,乌黑的瓦……” 。
这些充满了自然真朴与生息传神的描写,给人以极美的享受。
随着故事的展开,《边城》描述了河街繁华祥和的码头市井,湘西淳朴厚道,善良笃信的世道民风。
河街虽有“一营士兵驻老参将衙门”,有地方的“厘金局(税收征稽)”,却仿佛并不存在,林林琅琅“五百家”,各处是一片繁忙的劳作、古朴的店铺、悠闲的生活景致。
“船来时,远远的就从对河滩上看着无数的纤夫……带了细点心洋糖之类,拢岸时却拿进城中来换钱的。
大人呢,孵一巢小鸡,养两只猪,托下行船夫打副金耳环,带两丈官青布或一坛好酱油、一个双料的美孚灯罩回来,便占去了大部分作主妇的心了”。
河街上,就连妓女也为世风所感,“永远那么浑厚……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在远远的一个人身上,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
这些客观生动的描写,反映了凤凰县生活的深厚基础,当年对“河街”生活细腻的观察,对湘西民俗风情的谙熟,直观与遐想的特写抓住精彩的瞬间,给人以鲜活的生活场景。
“河街”上虽有三教九流,以及“纤夫” 、“船夫” 、“妓女”等生活在最低层的民众,但做为当年“新文化”的杰出作家,也许是为了爱情主题,未提及阶级对立或。
我们虽然仅仅是从文字上了解湘西的那个遥远的时代,未必真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但《边城》却是描述的类似于笔下的现代“”,与当时“争乱”的外世隔绝,从中不难看出沈从文先生对和谐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边城》塑造的主人公渡船少女“翠翠”,是纯洁美丽的化身,是《边城》美好的灵魂:“爷爷”老船夫是淳朴厚道却也倔强的老人,他为翠翠美丽而自信骄傲,为了翠翠嫁一个好人家,他不计地位的贫寒低贱,内心凄苦忧虑与责任自信交错。
前清解甲流落军官“顺顺”凭着一些积蓄经营木船,事业兴旺发达,又因大方洒脱,仗义慷慨,诚信公道,被众举为“掌水码头”一方豪杰绅士。
他的两个儿子“大老”和“二老”受父亲江湖风范教育熏陶,在浪里行船摔打锤炼,皆成为江湖“岳云”式聪明。
在渡溪或“逮鸭”的竞技后,兄弟二人心中都是与翠翠一见钟情,深深爱上了美丽的翠翠,“二老”傩送为追求翠翠宁可要条破渡船而不要那座“新碾坊” 。
“大老”天保在与翠翠提亲的一次次混沌不清的“马路” ,“车路”推辞中,决不放弃对美的追求,执着的兄弟二人互明心事后,毅然甘愿站在月夜山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边城》是一幕爱情的悲剧,看似文字轻松酣畅的流淌,实则笔墨浓晕幽幽的凝重,她的感人正是爱情悲剧的美丽。
笔下的妙龄翠翠,细腻的再现了一个少女春情朦胧的心里变化,生动的刻画了少女羞涩的恍惚与冷漠。
由于从未有过母爱和做为女性的涉世,心理孤独的翠翠面对痴心爱情不知所措,一次次含蓄埋没,躲避推脱,终于忧郁等待竟是一场悲剧。
山崖上再也听不到天保和傩送兄弟月夜的山歌,天保在漩涡中溺水身亡,傩送悲痛之际又不愿接受家中“新碾坊”的催逼,去了遥远的“桃源”地方。
在这令人心碎的时刻,爷爷在吃了掌水码头“一闷拳”的怨恨后,那个暴雨雷鸣的夜晚,碧溪岨的白塔终于倒塌,翠翠唯一的亲人,辛劳一生的老船夫在睡梦中带着忧虑和期待撒手西去。
翠翠在杨马兵等人述说中,明白了一切,她痛哭了一个晚上,可是那如歌的岁月似白河流水滔滔而去。
《边城》的结尾也挥洒的十分悲壮幽深,意境深沉:“到了冬天,那个圯坍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
可是那个在月下歌唱,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沈先生诗歌般精妙的几笔点缀,给人留下了悠长的惋惜和无限的牵挂期盼。
这就是先生带给我们的他的边城,一座沉默的城,从开始到结束似乎都在隐忍着什么。
翠翠就是这座成的化身,从恋上那个可以让她连做梦都能被他的歌带的很远的人开始,她就选择了沉默,虽然内心起伏不定,表面却始终如一。
祖父在雷雨夜里去世,天保淹死,白塔坍塌,翠翠依旧无法摆脱母亲的命运,惟有等待, “那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会回来。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先生将这么一个善良的童话描画的这么悲伤,先生出生在20世纪初, 在当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刚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下结束了长达1000多年的封建奴役统治,又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最黑暗的时期,一方面受长达千年的封建思想影响,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大举入侵,让本来就饱经战火的中华民族雪上加霜。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中华大地烽火连天,人民群众陷入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先生毅然选择了湘西这片纯朴美丽的土地,这些温良率直的人们,用诗一般的语言一片一片的轻声述说着整个民族的悲哀,召唤我们炎黄子孙本性的良知,正是因为爱得深沉才孕育了这些带着哀思的文字。
我总在想,取名边城,在先生心里就这么“遥远”吗,还是在先生心灵深处正守护着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不都有一座“边城”?也许先生那座悲天悯人的城以随历史的洪流沉入那厚重的底色中,而留给我们的是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
“美丽总是令人忧愁”。
《边城》作者在给我们展现这一幅人与自然相得相融,优美和谐图画的同时,却又流露出一副面对人生悲凉命运的无奈与困惑的面孔。
先生描述的边城在书中那么动人,而我们心中的边城呢。
在我看来,那其实就是一份宁静。
一份心安。
或者说是一份感动。
守住心中的这份宁静,我们也便找到了我们心中的边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