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文化之旅过去或今天的感受作文
刚到重庆，我们便明白了重庆为什么被称为“山城”。
“山城”，顾名思义，就是建在山上的城市，和成都平原完全不同，感觉很费了些心思来规划。
它的地形有点像连绵起伏的小山丘，房子大多数都座落在山坡上，有很多的立交桥和隧道。
对了，因为长江穿过重庆，所以还建了很多过江大桥，虽然有点凌乱，但也不失个性。
急需一篇游重庆三峡博物馆的感想
首先，大家参观了“壮丽三峡”展厅。
在这里，不仅领略了三峡灿烂深邃的文化和辉煌的历史，还观看了雄伟壮观的三峡工程模型，感受了三峡工程的伟大恢弘，以及三峡人舍小家为大家而迁移他乡的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
接着，大家观看了震撼人心的“大三峡”环幕电影，仿佛置身于美丽的自然历史人文画卷之中，见识数字环幕电影的惊人魅力和逼真效果的同时，重温了昔日的壮丽三峡风光。
通过“远古巴渝”、“城市之路”和“抗战岁月”等展厅，见识了巴渝远古文明，重庆的历史变迁和百年发展之路，进一步加深了大家对重庆的了解。
在参观过程中，神州大地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无数次地震撼着我们的身心，让我们深深地陶醉其中。
参观完后，大家还讨论着今天的收获和感想，让这次历史文化之旅在心中延续。
此次活动让我们了解了重庆的历史，看到了重庆的未来，也明白了我们的任务和责任，我们青年一代应该努力地不断提高自己让中国更快更好地发展。
描述夜景的句子重庆夜景的句子
1. 这是一幅流动的画，这是一帧立体的景，这是一曲迷人的交响……我感到这山城夜晚焕发出的无限动感与生机比白日里更要美丽，更要动人，撩人遐思，动人心魄。
是的，重庆的山水闻名于世，而这梦幻般的夜景实在是为重庆山水添加了一个绝妙的恰到好处的注脚。
2. 山城华灯初放，一路上万家灯火，高低明灭，车流不息，流光溢彩，交相辉映，簇簇璀璨，确实令人心动。
车到南山，停车登楼，我那颗心早已急不可待地扑到了观景台。
此时这里已是人影幢幢，看来重庆夜景这张名片还是吸引了众多的游人。
3. 朋友说，岂止是游人，我们本地人也是经常来看夜景的，毕竟家乡总是在发生变化的嘛。
绕开忙着留影的人群，我们来到观景台的汉白玉栏杆前，果然，这是一个绝佳的观景地点，放眼一望，就已经被深深地震撼了——这还是城市的夜景么
只觉得火树银花，星汉灿烂，宛似天上人间
4. 如果天气晴好，天上的星，地上的灯，交相辉映，相互交融，极目远眺，分不清哪个是星，哪个是灯。
5. 的确，有山之起伏，有城之活力，有水之潋滟，重庆的夜景美得沁人心脾，让人感动。
此时此刻，我看着眼前美妙的景色，就像聆听城市的夜色，聆听一个城市的呼吸……今夜，重庆好美
6. 漫步在去天府广场的路上，隐约传来婉转动听的歌声，寻声望去，映入眼帘的是“七彩雾都”——天府喷泉。
环顾四周，广场北临科技馆和毛主席挥手像；西临西御饭店；东临仁和春天和锦城艺术宫。
低头一瞅，只见地面有许许多多的LED灯向左右“伸”去。
灯光的颜色有序变幻，就像小时候玩耍的万花筒，节奏转换的灯珠为整个广场添加了一抹光彩照人的风景线。
7. 在我们眼前，是一片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五彩之光，是一片璀璨的灯的海洋，分不清哪里是天上的星星，哪里是人间的灯火，抑或是天上的星星跌入了人间，人间的灯火也开放在星空。
此刻还我觉得，山城在长江和嘉陵江的怀抱之中，就像一条高低错落、曲直相映、异彩纷呈、通体透明的船，这条船以朝天门为船头，正行驶在两江之上，行驶在灯海星汉之中。
8. 两江与灯海相衬，霓虹在江面倒映，车船在星河流彩，有动有静，动静结合，相得益彰，令人犹如身处诗里梦里一般。
9. 夜景，是忙碌了一天的人们休闲、娱乐、放松的场所。
在中国有许多的夜景堪称一绝，为城市添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如上海的东方明珠，重庆的船上风景，北京的热闹市井……成都也不例外，那就是家喻户晓的——天府广场。
求一篇参观红色革命基地的观后感
漫说周恩来的“平易近民” ○ 高长武 《史记·鲁周公世家》中有这样一句话：“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
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这句话的本意是说，政令不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亲近；政令平和易行，百姓就必定归从。
进一步说，这句话实际上揭示了这样一条治国为政的道理：制定的政策贴近老百姓，维护他们的利益，就能得到他们的拥护。
这个道理反映在执政者的风格上，就是“平易近民”四个字。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政府总理，周恩来是“平易近民”的典范。
“平易近民”，必然与民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虽身居高位，但从来都把自己视为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1958年夏，黄河中下游出现严重洪灾。
7月18日上午，正在上海考察的周恩来接到报告，立即赶往受灾最严重的郑州视察灾情。
当晚，他来到邙山脚下的黄河岸边，查看水势和救灾的情况，并冒雨鼓励大家与洪灾作斗争。
秘书见周恩来衣服都淋湿了，忙撑起雨伞。
周恩来立即阻止，说：“你看大家不都是一样在雨里淋着吗
”对一位政府总理来说，面对雨中灾民，虽然打伞与否只是一件小事，可二者体现出来的为政风格则是迥异的。
“平易近民”，必然平等待人，不摆官架子。
周恩来一有空就深入群众中间，亲切地询问百姓冷暖，倾听群众心声。
1956年5月6日，周恩来到太原钢铁厂视察。
当他来到高炉现场时，值班工人史悠国正在忙碌。
周恩来热情地向他伸出了手。
史悠国看着自己满是油污的手，有些不好意思，正在进退为难之时，周恩来和蔼可亲地笑着说：“小伙子，没关系，来
”说着便紧紧握住史悠国的手，并亲切询问有关情况。
正是这样的握手，把周恩来以至党和国家与老百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平易近民”，必然勤恳为民，不当官老爷。
周恩来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春蚕吐丝的精神兢兢业业，忘我工作。
正如后来所说的：“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
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
”1966年3月8日凌晨5时29分，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
得知地震的消息后，周恩来乘直升机迅速赶往震区，冒着余震的危险，检查灾情，看望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
一直忙碌到夜里，他才在驻邢台部队的营房里，与战士们一起吃了一点烙饼和煮白菜。
周恩来始终把自己视为“人民的勤务员”，勤勤恳恳、夜以继日地工作，甚至在他晚年重病缠身之后也依然如此。
1975年3月，周恩来在医院准备接受手术治疗的20天时间内，曾先后会见了赞比亚、圭亚那、新加坡、摩洛哥、斯里兰卡的政要或政府代表团，同时还在3月15日主持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此外还处理了许多日常政务。
周恩来以重病之躯在手术前保证了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转。
以上只是捡拾了几个例子。
实际上，“平易近民”的为政风格早已融化到周恩来一生所做的许许多多琐细事情中，是他爱民之情的自然流露，成为他人格魅力的一部分。
正因如此，老百姓才会亲切地称他为“人民的好总理”。
也正因如此，凡接触过周恩来的人，包括不少外国人士，无不为他的精神所感染。
1964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周恩来邀请日本著名乒乓球运动员松崎君代到中南海住所作客。
就餐时，周恩来请松崎坐在紧靠自己的右侧，并用他那不太方便的右手，不断往松崎菜碟里夹菜，劝她多吃点。
在得知松崎的父亲曾在制酒行业工作后，周恩来取出自己珍藏的两瓶茅台酒，让松崎带回去，请她父亲尝尝。
周恩来平易近人的举动使松崎十分感动。
1978年再访中国时，松崎曾用日文写下“周恩来总理，您活在我心中”这十一个字，来表达她对周恩来的景仰和怀念。
在为政风格上，与“平易近民”截然相反的是官僚主义。
而对于官僚主义，周恩来则是坚决反对的。
1956年5月17日，他在关于昆曲《十五贯》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对新中国成立后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严肃批评：“现在有个风气，对领导不称首长就会有人怪”，“老百姓想见做‘官’的是多难啊
”我们做“官”的人，应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
1963年5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列举了官僚主义的12种表现，并细数了其种种危害，认为“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
同时，他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他更是严格要求，无论谁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他都要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并责令改正。
古人云：“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得民心者得天下。
正是因为有了像周恩来这样一批又一批“平易近民”的共产党人的严格自律和不懈努力，新中国才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并保持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
〔作者高长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17〕 更多文章：
关于爱国主义的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7月13日，2009年首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赴川渝科技实践团按照既定计划，先赴红岩村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后前往重庆市聚奎中学举行科技创新报告会和交流会，圆满完成了实践任务。
13日上午，实践团全体团员参观了红岩村、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和渣滓洞监狱，跟随着革命的遗迹回顾了先烈们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
在红岩广场，实践团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红色诗歌”朗诵会，队员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朗诵了《在烈火中永生》、《把牢底坐穿》、《红梅赞》等革命诗词。
孙连华同学讲述了他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并号召大家为祖国科技发展献计献力。
最后，全体成员集体朗诵《少年中国说》，结束了在红岩村的活动。
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实践团12名党员在纪念碑下举行了庄严的“重温入党誓词”活动，队员们高举右臂，面向党旗，再一次温习了一名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副团长李腾同学说：“通过这次参观，我们对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之重大，大家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一定要更加努力，为党和国家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 随后，实践团来到重庆聚奎中学，为400余名高三学生举办了一场题为“为祖国科技腾飞而奋斗”的报告会。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可心同学和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徐洪业同学分别就“迈向未来”和“为什么要读大学”两个主题为现场同学讲述了他们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成长和体会，引起了与会学生的广泛共鸣。
聚奎中学高三4班的向利同学说：“学长学姐的报告通俗易懂，让我对高三少了一份恐惧，心中也有了一个目标。
虽然到达心中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但我不会轻言放弃的。
”报告会开始之前，实践团团长、北京市学联执行主席罗刚还向对本次活动给予大力支持的共青团江津区委和聚奎中学赠送了纪念版微笑圈和一百本科普书籍。
报告会结束以后，实践团分成七个小组深入聚奎中学课堂，围绕“大学－－实现梦想的摇篮”的主题，与高中生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清华大学邴浩、北京师范大学周铃钞等首都挑战杯获奖选手讲述了大学生活的美好与丰富，让高中生们对大学产生了无限的憧憬。
在为大家描绘大学生活蓝图的同时，实践团成员也没忘记去关心学弟学妹们现在的学习状态，以切身经验帮助他们分析在复习阶段应该保持的正确心态。
交流会最后，实践团队员将随身携带的微笑圈赠送给学弟学妹们，也送去了对他们最真挚的祝福。
如何抓壮丁
一、征召壮丁的历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我军损失巨大，严峻的兵员形势。
从华北抗战开始，29军主力在北平地区仅战斗一天即遭到重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捐躯，伤亡官兵5000余人。
忻口战役敌我相持20日，中国方面参战人数18万多人，阵亡20700多人（包括第9军军长郝梦龄中将等众多将官），伤35000人。
娘子关会战，中国方面参战95000多人，阵亡1万人，伤11000人。
在华东战场的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伤亡惨重。
仅8月14日阵地战中，第14师第42旅，原有8000余人，只剩下2000多人，而且多是伤员和后勤人员。
当时，一个师最多能守六七天，即已伤亡过半，又另换一个师再守六七天。
淞沪会战历时三个多月，中国军队伤亡30余万人。
全面抗战开始后，川军即有十几个师开赴前线，20军杨森部最早出川，直接参加上海战役，七天之内伤亡团长20多名，连长200余名，士兵7000多人。
邓锡侯第22集团军在山西与日军作战40余天，伤亡过半，已无一个完整建制单位。
由于兵员损失巨大，补充兵员已成为关系抗战前途的重大问题。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西迁重庆，四川开始成为抗战大后方。
蒋介石十分重视四川战略地位，说“（四川）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特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谓各省之冠。
因此四川同胞对于国家民族兴旺成灭的责任非常重大。
”作为抗战基地，四川亦是兵员大省，在兵员补充上，则必须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鉴于前线急需兵员补充，为适应战时非常时期需要，国民政府军委会重庆行营当时急电四川省政府，紧急征募壮丁，补充前线。
于是征召壮丁，成为抗战时期兵员动员的一种重要形式。
二、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概况 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经历了从初期无序征集到统一有序征集的过程。
过去我国主要采用募兵制。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以国难日亟，开始规划建立现代兵役制度，1933年6月17日颁布《兵役法》，1934年8月又颁布《兵役法施行条例》，作为战时兵员动员的主要法规。
《兵役法》规定，兵役包括常备兵役和国民兵役两种，凡中华民国男子年满18岁至45岁，都有服兵役义务。
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30日明令征集国民兵，同年9月发布《战时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队编成办法》，令各县市依照规定，编成义勇壮丁常备队，以备前线兵员补充。
四川亦随之实行，但由于正值四川兵役机构草创，因而在抗战初期，出现了多部门、无定额征兵的无序状况。
1938年7月15日，川省颁布《四川省统一兵员征募办法》，规定以三个月为一期，将每一期应征壮丁名额配赋予各市县，由新成立的省军管区统一办理全省兵役。
同时，开办兵役人员训练班，毕业学员分派各县，承办各县兵役业务。
当年10月，还开办特别训练班，培训军官分发各县任大、中队长，训练壮丁，将兵员征集与训练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改变了以往征者自征、征者自训的分割和无序状态。
根据新的征募办法，四川壮丁征集按身家调查、抽签、征调、交拨四步进行。
第一步壮丁身家调查，即调查年满18岁至45岁兵役适龄男子姓名、年龄、出生年月、原籍地、现住地、教育程度、体格等，一一登记在册，作为国民兵组训、管理、服役，常备兵征集、缓役、退伍及征属优待的根据。
1942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公布《战时征补兵员实施办法》，对壮丁身家调查作了详细规定。
川省据此于同年4月至6月开展全省大规模壮丁身家调查，由中央直接督导。
第二步是壮丁抽签，根据身家调查情况，抽签决定谁应该服役。
为此，军政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规，最有名的是1940年《非常时期征集国民兵及抽签办法》和1942年《战时征补兵员实施办法》，对抽签作出了具体规定。
四川亦于1938年制定《四川省非常时期征集兵员第一次抽签实施办法》，规定每年10月以乡为单位举行抽签仪式，由县长主持。
1939年9月，四川发布《四川省第二次抽签办法》，规定了由保抽户、由户出丁的抽签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可防止壮丁逃役。
第三步壮丁征调。
从1938年起，四川省府发布了多项征送壮丁办法，主要是保证如期输送足额合格壮丁，消除乱拉乱抽现象。
第四步壮丁交拨。
抗战初期一般由接收部队到县市接收。
1938年四川省军管区成立后，兵员拨补由师管区派员送到前方，交其指定部队接收；前线部队不再派员到后方收领。
三、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成效评价 长期以来，由于《抓壮丁》等话剧、电影的影响，人们对“抓壮丁”的评价大都与贪腐、民怨联系在一起。
那么如何客观地评价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的历史成效呢
首先，壮丁征集在全民抗战的历史条件下，是战时兵员动员的一种必然举措。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根据《兵役法》迅即发布《征兵令》：“东邻肆虐，侵我疆土，自非全民奋起，合力抵抗，不足以保卫国家之独立，维持民族之生存。
在此非常时期，凡属兵役适龄男子，均有应征入营服行兵役之义务。
兹特依兵役法第三条之规定，由行政院转饬各兵役主管机关，得随时征集国民兵，裨资服役，而固国防。
”尤其是在前线兵员损失巨大的严峻形势下，征集国民兵即征集壮丁以补充前线兵员，是合法的，也是战时非常时期征兵的必然需要。
从实际成效来看，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1945年9月3日，川省主席张群在《胜利日感言中》称：“就八年以来，川人对于抗战之重大贡献言之，如征兵，则应征赴敌之壮丁，达三百万人以上。
”根据档案材料统计，抗战八年四川历年实征壮丁数分别为：1937年，103837人；1938年，17145人；1939年，296341人；1940年，266373人；1941年，344610人；1942年，366625人；1943年，352681人；1944年，391112人；1945年，283086人；合计2578810人。
加上西康省30938人，那么抗战期间，四川壮丁实征数为2609748人，居全国壮丁额第一位。
如果再加上40万出川部队及5万余名知识青年从军人数，则四川的总征兵额远远超出300万之数。
八年抗战，全国征兵总数1400多万，四川就占五分之一强；而当时四川总人口不过4000多万。
这就是说，在全国抗日军人中，每5人就有1个四川兵。
四川子弟分布在前线各个部队中，以至有“无川不成军”之说。
抗战胜利后，《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称：“在八年抗战中，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
……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万零二万五千人……仅从此就可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 为什么抗战时期四川在兵员动员方面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呢
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建立了一整套与战时兵员动员相适应的兵役法规体系和征兵制度。
抗战前夕颁布的《兵役法》，在1943年又根据战争实际需要修正，成为抗战时期兵员动员的主要法律。
根据《兵役法》，国民政府和四川省政府又颁布了大量单行法规，其中不少涉及壮丁征集。
在此基础上，随着前方兵力形势的变化，四川省不断完善兵员动员体制，从混乱到有序，从而保证了最大程度地动员广大国民参战，征集到最大量的兵员。
第二，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兵员动员方式和手段。
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川建立了省、县市、乡镇各级兵役宣传机构，组织宣传队，举办讲习会，利用报刊、书画、标语等多种形式，深入乡村，加强兵役宣传，广泛发动民众参军。
为加强宣传，1939年1月，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制定《全川初中以上学校学生寒假回籍宣传兵役实施纲要》，发动学生，利用寒假回乡进行兵役宣传。
抗战以来，四川省府还多次整编保甲和清查户口，以加强基层动员。
为强化壮丁征集效果，从1938年10月起，四川省政府相继出台《出征将士及义勇壮丁优待条例》、《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办法》等法规，通过发钱、发粮、建立征属合作社等形式，优待征属。
此举既利于出征壮丁安心上前线，对于后方待征壮丁，亦可产生示范和引导作用。
我们在肯定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兵役办理人员营私舞弊、强拉壮丁、顶替买卖、贪污敲诈等丑陋现象大量存在。
壮丁征集本是抗战非常时期合法的必要举措，但人们却对“抓壮丁”赋予贬义，主要是因为当时强拉壮丁等弊端相当严重。
1943年4月，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兵役视察员甘焘考察彭县役政后写道：“彭县征送壮丁皆由雇买估拉而来，以前数年买丁占十分之八，拉丁占十分之二，及至去年（1942年），则拉丁占十分之八，买丁占十分之二。
乡镇保甲视役政为利薮，或买或拉无不有弊，如派款买丁浮支滥报，钱归中饱；拉丁或借机敲诈，得钱到手，拉获之丁亦可放纵，政府掩耳盗铃，不敢过问。
地方人士恐贻后患，亦不敢举发，而乡镇保甲以无人监视之故，遂得肆其所为，而民间遂不胜其苛扰矣。
”二是壮丁逃役现象严重，以致兵员欠额较大。
尽管有兵役法规严格规定，但仍然有不少应征壮丁逃避兵役，或往他方规避，或雇人顶替，甚至有不少地方出现壮丁断指避役及集体抗丁事件，如1944年，仁寿县就有三个乡10名壮丁断指抗丁。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央配额任务未能如期完成。
抗战八年尽管四川壮丁实征额居全国第一（具体数见前），但离中央配额3193808人，尚欠60余万。
尽管如此，但问题与成绩相比，成绩仍是主要的。
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一点。
席慕容创作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的背景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一首诗品也是一首歌词。
因为作品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合作完成的。
在诗人写好之后因为方便演唱的原因而进行过部分修改。
为了方便说明这里先简单说明一下诗歌和歌词之间的区别：诗歌是以表现情感为主而不是非常注重音乐性。
诗歌关注的是一种内在的联想节奏。
所以才会有田汉除了聂耳无人可以完美谱曲的典故。
至于具体的区别不在此讨论。
分析这首作品的写作背景主线要从诗人的角度，其次才是歌唱家德德玛。
于是写作背景就要从时代背景开始展开：1、籍贯内蒙却无缘见到草原，从43年生于重庆到亲临草原的寻根之旅中间几十年的时间。
在这中间所有的草原印记都来自父母的讲述。
如在作品中这样写道：【一个从没见过的地方竟是故乡\\\/所有的知识只有一个名字】这就给诗人的写作留下了深层次的背景元素。
2、从50年代初而父母离开大陆之后直到离世都没有再见到一次草原。
草原除了是诗人的故土之外也是对父母的思恋之情，父亲就是草原，母亲就是河流。
所以有了诗人的真情流露：40 多年了，爸爸、妈妈，我终于来到草原了!3、作品成名是在八十年代，当时台湾诗坛出现过大量的【隔海望乡】的作品，他们真实的反应了一代人远离大陆的骨肉分离之痛苦。
对席慕容作品中的乡愁元素有部分影响，可以这样说并不是席慕容一个人的歌，而是代表一群人的情感体验。
（此点对于提问的写作背景只能起部分作用）说完时代背景之后简单说一下与歌唱家德德玛的关联。
是德德玛了解席慕容的经历之后收到感动而与席慕容建立联系并通过交流达成了创作一首歌词的想法。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