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树活动对中学生的意义
不仅可以绿化和美化家园，同时还可以起到扩大山林资源、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农田、调节气候、促进经济发展等作用，是一项利于当代、造福子孙的宏伟工程。
为了保护林业资源，美化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设立了植树节。
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并积极投身活动，我们人类生存的环境将会得到不断的改善。
国外曾有学者对树的生态价值进行过计算：一棵50年树龄的树，产生氧气的价值约31200美元；吸收、防止大气污染价值约62500美元；增加土壤肥力价值约31200美元；涵养水源价值37500美元；为鸟类及其他动物提供繁衍场所价值31250美元；产生蛋白质价值2500美元。
除去花、果实和木材价值，总计创值约196000美元。
这一计算是否精确姑且不论，就树木的实用价值而言，确是显而易见的。
一棵树可以生产200公斤纸浆，而这些纸浆如果要生产卫生纸，则至少有重为100克的卫生纸750卷。
在城市，一棵树一年可以贮存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所排放的污染物。
很多树木可以吸收有害气体，如1公顷柳杉林每天可以吸收二氧化硫60千克，其他如臭椿、夹竹桃、银杏、梧桐等都有吸收二氧化硫的功能。
当城市绿化面积达到50%以上时，大气中的污染物可得到有效控制。
可增加空气湿度，一株成年树，一天可蒸发400公斤水，所以树林中的空气湿度明显上升。
据计算，城市绿地面积每增加1%,当地夏季的气温可降低0.1摄氏度。
城市林带、绿篱有降低噪音的作用。
宽30米的林带可降低噪音6——8分贝。
林区每立方米大气中有细菌3.5个，而人口稠密缺少绿化的城市可达到3.4万个。
有树木的城市街道比没有树木的城市街道大气中含病菌量少80%左右。
城市防护林具有减缓风速的作用，其有效范围在树高40倍以内，其中在10——20倍范围内效果最好，可降低风速50%.在农田林网内通常可减缓风速30%——40%,提高相对湿度5%——15%,增加土壤含水量10%——20%.据测定，林冠可截留降水20%左右，大大削弱了雨滴的冲击力；地表只要有1厘米厚的枯枝落叶，就可以把地表径流量减少到裸地的1\\\/4以下，泥沙减少到裸地7%以下。
一公顷林地与裸地相比，至少可以多储水3000立方米。
1万亩森林的蓄水能力相当于蓄水量达100万立方米的水库，而建造这样一个水库需要投资千余万元。
有专家预测，假如地球上失去了森林，约有450万个生物物种将不复存在，陆地上90%的淡水将白白流入大海，人类面临严重水荒。
森林的丧失使许多地区风速增加60%——80%,因风灾而丧生的人就会上亿……
中学生植树节倡议书
中学生植树节倡议书 植树节是为了动员全民植树而规定的节日。
中国的植树节开始时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79年2月23日，中国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仍以3月12日为中国的植树节，以鼓励全国各族人民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改善环境，造福子孙后代。
中学生植树节倡议书 亲爱的同学们：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
又是一年芳草绿。
当春天带着希望、带着温暖，沿着冬天离开的脚步，在阳光明媚中，款款向我们走来时，她带给了人间莺歌袅绕，繁华似锦。
在这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阳春三月，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植树节。
植树节，是一个营造绿色环境，期待绿水青山，呼唤人们爱护环境的特别日子。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到来之际，我们除了参与植树造林、栽花种草外，更需要在思想中植下环境观念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识，这就需要保护好我们身边的每一棵树、每一片绿，制止破坏花草树木，拒绝使用一次性木筷子，节约纸张，珍惜用水……让环境观念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识扎根人们的脑海。
绿色是大自然的颜色，它孕育着生命与希望，是大自然赠与我们人类的宝贵财富，没有绿色就没有我们人类。
一片绿叶，一朵鲜花，一根小草，都是生活在大自然中可爱的生灵，她们点缀着我们五颜六色的生命。
我们要爱护每一片绿叶，爱护每一株幼苗。
保护地球，爱护环境，绿化校园，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
为此，在植树节来临之际，我们向全校同学发出以下
植树和养护树木与我们中学生有关吗?为什么?
当然是有关的。
客观上，不管哪一代人。
植树和养护树木都是为今后造福的。
美化环境，吸收灰尘和有害物质，排放氧气，建立生态系统，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提供建材，果实，橡胶等等。
人类永远属于大自然，虽然现在城市发展很快，城市的规划者仍然要注意绿化面积的配比。
我国早年中原地区生态非常好，但由于古代缺乏生态保护意识，乱砍乱伐，导致现在西北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严重。
06年左右国家拨调大量资金造树林，更早年提倡退耕还林等。
可见树木的重要性。
主观上，植树与养树对中学生的身心都能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
自己种一颗树，看着他慢慢成长，到你老了的时候可以让孙子看看爷爷种的树都长这么粗了。
对于中学生容易急躁等青春期容易出现的性格变化，也可以用养树来陶冶性情。
求一篇小学生的公益活动心得体会
学校组织的公益劳动让我从中学到很多，也得到了许多深刻的为人处世的道理。
学校把社会作为实践的场所,让我们参与社会,在公益劳动的实践中有所启示。
通过小组为单位的社区志愿服务,启发了我们在公益劳动中寻找能使我们受到教育,有所感悟的亮点,引导我们去了解社会、感受社会。
在敬老院中，我们小组的同学毫不嫌脏。
耐心、仔细地帮助老人们洗脚、剪指甲。
这些都让我们体会到了老一辈的孤独、我们的幸福和自私。
我们在那里尽可能地多和老人聊天、谈心，竭尽所能使老人感到温暖。
我们还帮助敬老院的职工一起打扫敬老院。
虽然我们满头大汗，但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心里都有一股自豪感。
而这种自豪感不是在学校里能够体会到的。
公益劳动是不记报酬、不谋私利、不斤斤计较的；公益劳动是忘我的劳动，也是培养我们关心公共事业热情的。
参加公益劳动的光荣感，塑造自己美好的心灵。
这些都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另一个雷峰。
处于这个时代的我们，大多都是独生子女，对待一些人际关系和自我评估的方面都有所欠缺。
而这次的集体公益劳动，使我体会到了集体的力量、集体的温暖和自己的不足。
也让我亲身体会到了劳动的光荣感。
这些都促进了我努力改正自身错误，正确认识自己。
而现在，由于一切向钱看的思想的影响，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装满了金钱的利益，干什么事都讲钱，干活不讲报酬认为是傻瓜，甚至有的“公益劳动”也变相要钱。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有意识地组织了我们去参加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对于抵制一切向钱看的思想腐蚀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让我们亲身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和劳动穿早世界的真理，抵制了我们轻视劳动和不劳而获的思想的侵蚀，避免了我们形成好逸恶劳的坏习惯。
公益劳动也同样加强了我们的劳动观念，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公益劳动同样培养了我们的竞争意识和开拓进取的精神。
学校这次组织的公益劳动让我懂得了公益劳动不仅能造福社会，而且能陶冶情操，美化心灵。
而我们也该为了公共利益而自觉自愿地参加劳动，因为那是我们中学生的劳动态度的一个特征。
不记报酬也是我们中学生劳动态度的一个特征。
我们讲的公益劳动，就是以不记报酬为前提的；那是根据以公共利益而劳动；我们必须为公共利益而劳动，自觉要求进行劳动。
积极参加公益劳动是为社会尽力，是热爱劳动的表现。
社区实践活动提高了我们的社会实践能力。
引导了我们接触、了解社会，增强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适应能力。
而学校组织的劳动，更让我们明白了学会独立的重要性。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对于我们这些出生牛犊的中学生们，独立的培养和社会的洗礼是多么的重要。
在这个更新速度超快的今天，如何适应社会也是我们即将面临的困难。
对于现在的我们，越早接触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就意味着我们越能适应它。
回答者： 通天祖师 - 秀才 三级 8-20 18:43面向社会、形式多样的社会公益活动，对于扩大团组织的社会影响，培养团员青年的社会公德，促进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那么，怎样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呢
（1）要抓住有利时机。
抓住有利时机开展活动，很容易把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如新年、春节期间的拥军优属活动；全国植树节期间的绿化厂区、村庄活动；“六一”儿童节期间的为少年儿童做好事活动；“七一”和“十一”期间的慰问老干部、老党员、老英雄、老模范活动等，意义都很重大，也容易收到好的效果。
（2）要继承光荣传统。
共青团组织在以往工作中创造并得到社会广泛承认的公益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如城市的综合包户活动，为您服务活动，便民利民活动，修建青年公园、青年候车亭；农村的助耕包户、扶贫致富小组、送温暖小组活动，修建青年路、青年林活动等都应得到继承和发扬。
（3）要发挥组织优势。
共青团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突击队。
团组织要善于运用和发挥这一优势，在抢险救灾，美化市容，建设文明村、镇等活动中发挥作用，做倡导文明新风，净化社会风气的先锋和模范。
（4）要争取党政支持。
社会公益活动要持之以恒，就必须争取党政部门支持，将其纳入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运用新闻媒介广泛进行宣传报道，协调和解决活动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总结和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使之深入持久、收到实效。
植树节中学生植树，活了100棵，死了2棵，成活率是（ ）A．100%B．98%C．102
1·植物学方面在19个世纪对我国植物作过比较多研究工作的是俄、英、法三国。
俄国对我国植物的研究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主要在与其接壤的我国北方广大地区。
他们在1804年就编出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植物志。
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编写了《阿尔泰植物志》(Flora Altaica 1829-1834)。
在我国的北京和内蒙的一些地方收集过植物标本的宾奇(A.Bunge)，则对北京及周围地区的植物作过一些研讨。
当然,对我国植物研究得更多的沙俄植物学家是马克西姆维兹(C.Maximowicz)。
他是上个世纪西方研究我国植物的数个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
也是曾亲自到我国采集过生物标本的少数几个著名的植物学家之一。
马克西姆维兹是彼得堡植物园的首席植物学家，俄帝国科学院院士和植物博物馆主任。
在我国的东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流域作了长期而广泛的植物学采集。
此外，对那周边的日本和朝鲜的植物也作过很多的采集。
对我国东北和朝鲜日本的植物颇为熟悉。
不仅如此,许多俄国考察队和东正教使团人员采回的植物标本也是经他鉴定发表的。
著名的如普热泽瓦尔斯基(N.M.Przewalski)、普塔宁(G.N.Potanin)、皮尔塞卿斯基 (P.J.Piasetski)等人在我国西北和西南广大地区采得的植物标本大多由他整理发表。
由于他还颇有见地地与英、法等西欧大的植物学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标本交换关系，所以英、法等国的采集者在我国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收集的标本也有不少由他定名发表。
马克西姆维兹前后用近四十年的时间研究我国的植物,在此基础上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
包括《阿穆尔 [4] 植物志初编》(Primitiae Florae Amurensis 1859)，书中共记述985种植物,包括57种苔藓。
其中有新属4个,新种112个。
书末还附有“北京植物索引”和“蒙古植物索引”。
完成这项工作后，他曾试图全面记述东亚各国植物，后来意识到这非他力所能及，转而描述新种和订正原来记述过的属种。
从1866至1876年，他发表了20篇专文，按属别描述日本和我国东北的植物。
尔后又于1876至1888年，同样按属排列发表了8个分册的《亚洲植物新种汇要》(Diagnoses Plantarnm Novarum Asiaticarum) [5] 。
他曾研究普热泽瓦尔斯基数次率人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收集的大量植物标本，发现新种300多个，新属9个。
1889年，他着手系统整理普热泽瓦尔斯基在我国采的植物，但只完成两个分册，分别为《唐古特 [6] 植物》(Flora Tangutica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册（具花托花和盘花植物 [7] ），及《蒙古及其邻近的中国突厥斯坦 [8] 部分地区植物名录》(Enumeratio Plantarum Hucusque in Mongolia nec non Adjacente Parte Turkestaniae Sinensis lectarum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册。
《唐古特植物》共描述植物203种，其中有30个种是首次描述。
连同以前在科学院期刊发表过的，总计有两个新属60个新种。
绝大部分植物附有插图。
《蒙古及其邻近的中国突厥斯坦部分地区植物名录》第一分册记植物330种，其中记有蒺藜科的一个新属和22个新种。
同年，他还出版《普塔宁和皮埃塞泽钦所采的中国植物》(Plantae Chinenses Potanianae et Piasezkianae 1889 )的第一分册（从毛茛科到马桑科）。
马克西姆维兹先后记述我国植物数千种,其中有新种数百个。
还描述新属十多个。
很明显，他对我国东北数省、内蒙、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山西等与俄国毗邻地区植物的区系作了广泛的研究工作。
与马克西姆维兹同时，还有不少俄国植物学家研究过我国植物。
曾任彼得堡植物园园长的雷格尔(E.Regel)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植物学家，1835 年即出版过《俄国植物志》。
他和贺德(Fr.v.Herder)分别研究了雷德(G.Radde)在我国东北采的植物，前者研究离瓣花双子叶植物（从毛茛科到石竹科），后者研究合瓣花植物、无花被植物和单子叶植物。
并于1864—1892年以《雷德所采植物》(Plantae Raddeanae)的名称发表。
当然，在马克西姆维兹之后以研究我国植物著名的俄国人最早的要数柯马洛夫(V.L.Komarov),这位植物分类学家于19世纪末曾在我国东北和朝鲜采集,得标本6000余号。
此后,他分别于1901—1902，1903—1904，1905—1907刊行了他编写的三册《满州植物志》(Flora Manchuriae)。
他还研究了不少带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植物属种。
另外，巴里宾(J.W.Palibin)等其他一些俄国植物学家也曾对我国的植物有过不少研究。
英国人对我国植物的研究与该国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有相同之处，即很注意做类似普查性质的工作。
早期英国的著名植物学家如胡克 (W.J.Hooker),班克斯(J.Banks),林德赖(J.Lindley)乃至在华为领事官的汉斯(H.F.Hance)都曾对中国的植物作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见于有关的植物学期刊中。
胡克研究过许多我国的蕨类植物。
后来，另一英国蕨类植物学家贝克尔(J.G.Baker)家也研究过大量的中国蕨类植物，他完成了胡克的《蕨类纲要》(Synopsis filicum)并添了许多新种。
1873年，《蕨类纲要》出第二版时，贝克又把不少新种作为附录加上。
此人对我国的百合科植物也有过研究。
林德赖对我国的兰花作过不少研究。
J·D·胡克(J.D.Hooker)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些地方考察过，发表过那里的一些杜鹃，有些还经他引进英国。
他还与当时英属印度加尔格达植物园的主任桑姆生(T.Thomson)合著了《印度植物志》(Flora Indica)。
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数位英国植物学家都很熟悉中国的园林花卉和经济植物。
其原因很显而易见,就来自英国的四位最著名的植物采集者福群 (R.Fortune)和韩尔礼(A.Henry)、威尔逊(E.H.Wilson)和福雷斯特(G.Forrest)而言,他们分别是园林协会,东印度公司,英国把持的中国海关和一些著名花卉种苗公司的雇员，与商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的1861年，英国植物学家边沁（G.Bentham）即出版了《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ensis )。
书中共记述香港植物1065种。
在那以后的19世纪下半叶，研究中国植物最著名的英国植物学家是丘园的赫姆斯莱(W.B.Hemsly)。
众所周知，丘园是世界上研究植物学的中心，而赫姆斯莱与俄国的马克西姆维兹类似,也曾一生致力于中国植物的研究。
是上个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初研究我国植物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之一。
赫姆斯莱1860年就曾在丘园工作,最初是作为边沁的助手。
后来曾因健康等原因离开丘园,但在1883年又重新回到丘园工作。
1884年,英国皇家学会决定，从它的政府科学拨款中拿一笔钱编写已知中国植物的目录，他参加了这项工作。
后来热心了解中国植物的美国商人福勃士(F.B.Forbes)也积极投身此项工作。
于是，他们一起合作发表了《中国植物名录》(Indix Florae Sinensis 1886--1905)。
这套著作的植物包括朝鲜、琉球所产,内容述及分布和同物异名的辨别等等。
1896年，他研究了西藏的植物区系，发表“西藏植物 ”(The Flora of Tibet)，这项研究被我国植物学家视为这一地区的先驱工作。
他还与他人合作撰写了“西藏或亚洲高原植物”(The flora of Tibet or high Asia 1902)等。
当然这只是他比较著名的一些研究工作。
他的工作远不止于此，上个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初许多英国人采集的植物主要由他进行鉴定发表的。
他发表有关中国植物的描述文章数以百计。
从1909年至1956年，在我国西南高地、缅甸和印度的阿萨姆及喜马拉雅山区作了长达近五十年地学和植物学考察和收集的瓦德,对该地区的植物分布及具体区域种类的多寡可谓见多识广。
他一生写过不少关于我国西南地区植物学区系和植被方面的文章。
包括《绿绒蒿的故乡》(Land of Blue Poppy)、“中国喜马拉雅的植物”(The Sino-Himalayan flora 1927)、“西藏的森林”(The forests of Tibet 1935)、“西藏的地理学和植物学概论”(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botany of Tibet, being 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the country 1935)等等，对那里的植物区系特点，及地理环境对植物区系的影响等做了很有价值的探讨，提出了“中国-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等有见地的概念 [9] 。
本世纪前期,支持福雷斯特来华采集的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负责人鲍尔佛(B.Balfour),也是一位与我国植物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学者。
他是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曾研究和定名了大量由福雷斯特自中国西南滇川等地引进的植物花卉和标本。
其中包括首次引入爱丁堡植物园的大量报春和杜鹃花属植物。
1922年,鲍尔佛死后,继任该园园长和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的斯密思(W.W.Smith)继续与福雷斯特合作,也研究了大量后者在华采集的植物,有关成果大多发表在爱丁堡植物园的期刊中。
他熟谐我国喜马拉雅山一带的植物，也是报春花和杜鹃花属植物的专家。
由于福雷斯特来华采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采集杜鹃花。
他们合作的结果之一是使爱丁堡成为研究我国杜鹃花属植物的中心。
法国近代地理学发达较早，在17世纪中期，法国人就在北美的考察方面有出色的业绩；此外在18世纪中叶以前法国一直拥有北美加拿大等大片的殖民地。
因此一些法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两地间生物的重要关系。
如传教士杜德美和在我国海关任职的福威勒等。
他们可能是最早注意东亚和北美生物区系间联系的人。
鸦片战争后，法国人研究中国的植物以邻近法属殖民地越南、老挝等国的西南地区出色,这与他们的传教士在这一带的活动活跃密不可分。
法国植物学家研究中国植物有较长的历史和出色的成就。
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巴黎自然博物馆所属植物园栽种了大量由法国传教士送回的中国植物，该园的主要园丁卡约瑞(E.A.Carrière)，发表了一些中国植物的新种，还引种了不少由西蒙和谭微道送回的植物，并在有关刊物中发表了大量栽培于该苗圃的中国观赏植物。
曾任这个植物园主任的迪赛森 (J.Decaisne)也曾描述和发表过大量来自日本和中国的植物新种。
瑞士植物学家德堪多研究栽培植物的起源时，在探讨中国栽培植物的时候曾经用了贝勒和他的研究成果。
另外两个植物学家普兰琼(J.E.Planchon)和拜伦(H.Baillon)也研究过一些中国植物，其中一些为谭微道 (A.David)所采。
当然，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研究中国植物的法国学者以弗朗谢(A.Franchet)最为著名。
他和同时的马克西姆维兹、赫姆斯莱等人一样，堪称是那个时期研究中国植物的最杰出人物。
此人在研究我国的植物之前，曾对日本的植物作过不少研究。
从1878年开始潜心于中国植物的研究。
1881年他还着手整理巴黎自然博物馆的植物标本并进行相关的描述。
他还鼓励在华的传教士积极为该博物馆收集标本。
著名的传教士谭微道,赖神甫(G.M.Delavay)、法盖斯(P.Farges)、苏里(J.A.Soulié)等采集的标本主要是由他研究定名的。
在此基础上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
共记载中国植物 5000余种,新种1000多个,新属约20个。
其中相当部分是赖神甫采自云南的植物。
弗朗谢的主要著作有《谭微道植物志》(Plantae Davidianae)。
此书分两卷,第一卷的副标题是“蒙古和华北及华中的植物”于1884年出版,记载北京河北和内蒙等地的植物1175种,计新种 84个。
书后附标本图27张。
第二卷的副标题是“藏东植物”于1888年出版,记载川西宝兴植物402种,其中163种为新种。
书后附有17张标本图，包括小木通(Clematis armandi)、宝兴杜鹃(Rhododendron mupinense)、腺果杜鹃(Rh. David)和一张珙桐的彩图。
谭微道所采的植物涵盖面很广，对于西方了认识中国的植物区系意义很大。
弗朗谢曾试图系统整理赖神甫从我国云南送回的20万号植物标本，但终究力不从心，不得不放弃这一念头，转而描述其中新种。
但即使这个任务，他也未能完成。
通过长期对我国西南植物的研究,弗朗谢认为我国西南的川西、藏东和滇北是杜鹃花科、百合、报春、梨、悬钩子、葡萄、忍冬和槭属植物分布的中心。
[10] 他的上述看法大体是正确的，也为后来英、美和德国的植物学家继续这一地区植物的研究提供了启示和打下了基础。
弗朗谢之后,列维尔(H.Leveille)长期研究东亚植物,从19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二十余年中,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涉及我国的不少。
20世纪上半叶长期研究亚洲植物的巴黎博物馆植物学家盖根湃(F.Gagnepain)，也研究过不少中国植物。
德国柏林植物园和博物馆负责人、柏林大学教授代尔斯(L.Diels)曾长期研究瑞典人柏固(C.A.Bock)和奥地利人洛色恩 (A.E.Rosthorn)在我国四川大巴山等地采集的中国植物,著有《中国中部植物》(Die Flora von Zentral-China 1901),记述了我国中部秦岭地区一带的植物数千种。
他还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中国近代植物地理学的第一篇论文-----《东亚高山植物区系》(Die Hochalpine Flora Ost-Asiens 1904)。
其后，他又鉴定描述过英国采集者福雷斯特在华的首批标本。
1913年，他又发表“中国西部植物地理学调查”(Untosuchungen zur Pflanzegeographie von West-China)。
对我国西部的植物地理进行了研究，并尝试进行分区。
基于当时的研究成果，代尔斯对我国的植物地理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尝试进行分区，同时指出我国植物区系的性质和成分。
他认为中国中西部高山地区不但植物种类繁多，而且存在大量原始类型和由原始类型向进化类型过渡的中间类型，是大量植物种属的发祥地和分化中心。
另外，这里的地质学证据也表明这里地层古老；同时，这里的动物分布情况也显示了这一点。
因此，在系统发生学上很值得详细研究。
后来，他在赫姆斯莱、沙坚德等人有关工作的基础上，对东亚的植物地理作了进一步的总结。
他认为，东亚，尤其是中国内部，长富有北半球的普通植物。
与北美植物的亲缘关系很近。
有些属很发达，如黄精属、百合属、飞燕草属、淫羊霍属、小檗属、虎尔草属、杜鹃花属、报春花属、龙胆属、马仙蒿属及望江南属等等。
他还指出，由于地层古老，且气候和地理条件优越，又未受地质变迁的大伤害，所以我国多有特产植物，如水青树属(Tetracentron )、杜仲属(Eucommia)和珙桐属(Davidia)等。
这反应在他1929年出版的《植物地理学》等著作中。
他还写有《秦岭及中国中部植物论文集》(Beiträge zur Flora des Tsing-Ling-shan und undere Zusatze zur Flora von Centrachina)。
顺便提一下，20世纪30年代末，在洪堡大学学习的我国植物学家郝景盛，曾在代尔斯教授的指导下写了“青海植物地理研究”和“ 柳属植物志要”两篇论文。
此外，另一德国植物学家和树木学家柯恩(B.A.E.Koehne)也曾为威尔逊采集的一些植物新种定名，主要是花楸属（Soubus ）和山梅花属(Philadelphus)植物。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哈佛大学堪称是研究中国木本植物的中心。
该校的植物学家沙坚德(C.S.Sargent)曾到日本等亚洲国家采集植物标本, 熟悉东亚的植物。
对我国的木本植物（主要由威尔逊等人收集）尤其有研究。
从1913年起,沙坚德教授主编了《威尔逊植物志》(Plantae Wilsonianae),计三册,于1917年全部出版。
该书记载了1907,1908,1910间,阿诺德树木园通过威尔逊等收集得的中国中西部木本植物。
在该书第一卷，描述了威尔逊采集植物种类的一半左右，其中包含两个新属，225个新种，162个树木新变种。
全书总共描述植物3356个种和变种,是当时研究中国木本植物最广博的参考著作。
至今犹为研究我国木本植物及湖北、四川植被的重要参考书。
沙坚德还根据自己长期对北美和东亚植物的研究,发表了两篇颇富创建性关于东亚和北美植物区系的论文。
其一为“东亚和北美东部木本植物比较”(A Comparison of Eastern Asiatic and Eastern North American Woody Plants,1913),另一为“中国和美国木本植物种的比较”(A Comparison of Woody Species of China and America 1920)。
在前一篇论文中,他就东亚北纬22.3度以北地区与美国得克萨斯格兰河以北地区的木本植物进行了比较。
他逐科地指明两地的有无及属种的多寡和特有属种。
在植物区系学上有重要意义。
1898年从德国赴美的瑞德(A.Rehder)也是对我国植物，尤其耐寒木本植物作过很多研究的树木学家。
他长期在阿诺德树木园工作，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树木学教授。
研究、描述过威尔逊和洛克(J.Rock)和其他一些人收集的许多植物。
并发表了不少文章。
他出版过一些重要的树木学著作，包括《北半球寒温带地区栽培的耐寒树木索引》(Bibliography of Cultivated Trees and Shrubs Hardy in the Cooler Temperate Region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1949) [11] 。
另一位曾与韩马迪在我国云南和四川收集大量植物标本的德国植物学家施耐德(C.K.Schneider)，后来也去了阿诺德树物园，在那里作了四年的研究，分类描述了大量威尔逊在我国西部采集的植物。
他后来成为以我国为分布中心的小檗属(Berberis)和丁香属(Syringa)的专家。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植物学家梅里尔(E.D.Merrill1876—1956)是国际上研究我国植物最著名的学者之一。
梅里尔博士1902年以植物学家的身份到美属菲律宾马尼拉服务，先在农林部，后来在国家实验局任职，最后任科学局局长。
1924年回到美国，先后任加里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兼农业实验场场长，纽约植物园园长，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兼阿诺德树木园园长和哈佛大学植物标本总监 [12] 。
1920年他到浙江、安徽采集过标本。
他很熟悉东亚植物。
20世纪上半叶，我国不少学者采集的标本是由他鉴定命名的。
象我国前辈植物学家钟观光先生采着的一马鞭草科新属种，就是经他鉴定命名为钟木(Tsoongia axillariflora)的。
这属后来即成为纪念钟观光的钟木属。
他鉴定我国学者送去的植物标本通常比较快速准确,为我国植物学家称道。
他发表过不少关于我国华南、广东、海南岛植物的文章。
1920年他路经南京时，与我国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相识，后来建立了终身的友谊。
他们合作研究广东和海南植物，先后一起发表了“广东植物志资料”，“海南植物志资料补充”等许多研究文章。
在纽约植物园工作期间，他曾指导我国植物学家裴鉴做博士论文。
梅里尔先后研究东亚植物数十年。
他和沃克(E.H.Walker)合作编写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1938)及由沃克作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补编I》(Supplement I, 1960),收集东亚的植物文献相当充分,至今仍是研究我国和东亚植物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在华西南的云南、四川和西藏等地进行过重要植物学考察，并采集过大量植物标本的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H.Handel-Mazzetti)，是本世纪上半叶研究我国植物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
他从中国回到奥地利维也纳后,潜心于中国植物的研究。
并因对分布中心在我国西南的报春花属和珍珠菜属植物有精深的研究，而被当时的学术界目为专家。
他还约请了其他一些植物学家研究他收集的植物标本。
在此基础上，又查阅了当时西方各大植物研究机构收藏的中国植物标本。
编写了《中国植物志要》(Symbolae Sinicae)，1937年在维也纳全部出版。
韩马迪的著作共分7卷，分别为藻类、真菌、地衣、藓类、苔类、蕨类和种子植物。
书中的内容非常丰富,对许多分类群都有颇深入而有见地的探讨，是当时国际上研究我国植物的一部带有总结性重要著作。
他也因此植物学界誉为中国叙述植物学的权威。
这部著作至今对于我国植物学者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他还发表过《中国植物地理结构及其亲缘》(The Phytogeographic Structure and Affinities of China)等有关我国植物地理学的文献。
并曾根据他在我国西南等地的调查资料，进行了全中国的地理分区工作。
植树节我们小学生应该做些什么?
思路分析：六年级比五年级植树总数的 倍少8棵，就是六年级的 倍的数少8，等于六年级植树的总数。
等量关系是：五年级的 倍－8＝六年级的植树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