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恕,但不要忘记是谁的名言
《拉贝日记》的作者拉贝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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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之：“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即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
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成为非作恶愈大。
”：“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情无过于良心的死灭，一个社会最伤心的现象无过于正义的沦亡”●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孟子 ●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
——王阳明 ●每个人的良心就是为他引航的最好向导。
——司各特 ●无论哪个法官都不会比一个人的良心更了解自己。
——雨 果 ●一个良知纯洁的人，会觉得人生是件甜美而快乐的事。
—— ●良心是一种内心的感觉，是对于躁动于我们体内的某种异常愿望的抵制。
——
张纯如是谁?
编辑本段张纯如简介 张纯如(Iris?Chang) 1968.3.28——2004.11.9 1968年3月28日，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1968-1989年，在伊利诺斯大学香槟城校区随研究物理和微生物学的父母亲成长。
1989年，获得伊利诺斯大学新闻学学士学位。
1990年，担任《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撰写重要新闻稿。
订婚。
1991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写作硕士。
和电气工程师布莱特·道格拉斯博士(BrettDouglas )结婚，7月迁往旧金山湾区。
1995年，自由撰稿人，为《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时报》和美联社撰写稿件。
冬季，在国家档案馆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完成了《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的初步资料准备，前往北京、上海、杭州进行为期六星期的深入调查。
1996年，出版《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
1997年7月，前往中国南京，调查南京大屠杀史料。
1997年12月，出版《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
1998年，获得华裔美国妇女联合会的年度国家女性奖。
1999年8月，《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被拍摄电视节目，成为历史探索频道节目专题之一。
2002年5月13日，获俄亥俄州伍斯特学院荣誉博士学位。
2002年8月，儿子克里斯托佛·道格拉斯(ChristopherDouglas)出生。
2003年4月28日，出版《美国华裔史录》。
2004年11月9日，于加州盖洛斯自己的车内离世 张纯如的家庭背景 张纯如，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出生，在伊利诺州长大。
1989年从伊利诺大学毕业后，曾在美联社和芝加哥论坛报当记者，后来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写作学位，并开始全职写作和演说。
张纯如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抗日国军将领张铁军，后曾为台湾中华日报总主笔。
其父当年是台大物理系“状元”，其专著《量子场论》在美国理论物理学术界颇有影响。
张纯如的母亲一直从事生物化学的研究工作。
编辑本段张纯如的著作《南京大屠杀》 1968年3月28日，张纯如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一个华裔移民家庭中。
纯如的父亲张绍进、母亲张盈盈都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祖父张铁君原籍南京，是一位著名的老报人。
纯如之名出自《论语》：“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
纯如，意思是和谐美好，既有父母思念故国的苦涩，也有父母对女儿所寄托的期许。
张纯如进入伊利诺伊大学先是攻读计算机专业，20岁时，她放弃了即将到手的计算机专业学位，转学新闻专业。
1989年从伊利诺伊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她先是在美联社和《芝加哥论坛报》担任记者，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了写作硕士学位，从此开始了专业写作的道路。
她的第一本书《蚕丝——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广受好评，也因此赢得了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和平与国际合作计划奖”，并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等的赞助。
1988年，在伊利诺伊大学的一次联谊会上，明眸亮齿、身材高挑的张纯如与白人男孩道格拉斯一见钟情，从此坠入了爱河。
一年后，两人在第一次相遇的地方订婚。
1991年8月17日，23岁的张纯如与当时已在硅谷担任工程师的道格拉斯结婚，组成了一个幸福家庭。
就在两年前，她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克里斯托弗。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
张纯如在此前用近三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访问了许多幸存者，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在各种触目惊心的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英文版《南京暴行》。
此书一经问世，就震惊了西方世界，在随后数年内再版十余次，迄今印数已近百万册。
纯如用自己无可挑剔的努力和勇气，直面了人类历史上那一段惨绝人寰的记忆，她告诉世人：人类同胞相残的历史是漫长而凄惨的，而没有哪几次劫难能与二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相比。
哈佛历史系系主任、中国现代史教授威廉·柯比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南京的暴行在西方已几乎被人们遗忘，所以，本书的问世尤显重要。
张小姐把它称作‘被遗忘的大屠杀’，将二战期间在欧洲和亚洲发生的对数百万无辜者的屠杀联系在一起。
” 性格文静的张纯如从小就喜欢写作，喜欢这种自由表达的方式。
在她看来，写作是传播社会良知。
真正的作家不是玩文字游戏，而要通过文字来传达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和感情。
童年的时候，纯如与父母谈话时，父母经常会提到遥远的1937年，在大洋彼岸一个叫南京的城市里发生了些什么，她的祖父如何逃离那个人间地狱，滔滔长江水如何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1994年12月，当张纯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时，更是感到了无比的愤怒。
的确有南京，的确存在大屠杀，但是为什么有人否认它，而且在所有的英文非小说类书籍里，居然没有一本提及这段本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
纯如为这一现象震惊了，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却无人知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
她为此感到阵阵心悸。
对于在美国这样的物质社会来说，一个年轻女孩花几年时间去写一本历史著作，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年轻人都要争分夺秒地奋斗赚钱、成家立业。
不过，这位当时只有25岁的女孩有一个念头:“这本书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
”《南京暴行》出版后，她对美国读者的热情反应也感到意外，她说，“这本书虽然重要，但我以为只会得到图书馆的垂青。
”但纯如也相信，真相是不可毁灭的，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记。
1997年出版的《南京暴行》在一个月内就打入美国最受重视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
在《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等著名畅销书专栏中，《南京暴行》也是榜上有名。
美国《新闻周刊》对这本书的评论是：对二战中最令人发指的一幕作了果敢的回顾，改变了所有英语国家都没有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详细记载的状况。
1998年，美国华裔妇女协会为张纯如授予“年度优秀妇女奖”，许多大学和组织颁给她各种荣誉证书；美国《读者文摘》还将张纯如作为封面人物。
作为一位年轻的少数族裔作家，张纯如强烈的正义感和出色的才能，在美国主流社会中树立了华裔的良好形象，亦成为世界范围内华人青年真正的楷模。
张纯如曾荣膺麦克阿瑟基金会“和平与国际合作计划”奖、美国华人团体“年度女性”称号，并且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及“哈利·杜尔门图书馆”赞助。
张纯如曾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文摘杂志《读者文摘》的封面人物，受到许多电视节目邀请，包括著名新闻访谈节目《夜线》(Nightline)和《吉姆莱赫新闻时间》(NewsHour With Jim Lehrer)，也为多家出版物(包括《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写稿。
她与NBA体育明星“东方小巨人”姚明、著名钢琴家郎朗被誉为当下美国最引人瞩目的三位华人青年。
编辑本段《南京大屠杀》献世的辛酸历程 在“火炉”南京，她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 。
为了撰写《南京暴行》，纯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与纯如有过多次交往，他一直很钦佩张纯如的执著、知性和追求真相的勇气。
他在评价《南京暴行》一书时就说，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国家只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不知道侵华日军在二战中曾经疯狂地屠杀中国人，国际舆论只谴责纳粹在二战中的暴行，很少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暴行。
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战胜利以来的几十年光阴中，在西方主流社会中有关日军侵华史实的宣传太少，声音太弱。
而此时有这么一个柔弱女子愿意站出来，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关于纯如的死去，朱成山非常痛惜，他曾对记者说，“对于纯如的父母和孩子，他们失去的是女儿和母亲；对于中国人，他们失去的是一个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对于整个世界，他们失去的则是一个勇于说真话并努力让别人相信事实的人。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曾帮助张纯如收集了大量的史实资料。
他回忆说，1995年7月，张纯如在南京待了25天左右，“她那时才27岁，由于气候不适应，经常感冒，但她的工作一点也不耽误。
当时南京的天气很热，她不顾自己的身体，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日军暴行发生地以及翻阅国内资料上，每天工作时间有10小时以上。
”当时担任纯如翻译的杨夏鸣副教授回忆说：“她的中文水平一般，不能读懂中文资料，所以我要逐字逐句为她翻译。
她很认真，更十分严谨，常常用美国材料与中文材料核对事实。
她听不大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方言，但她全录下来了。
她这个人通常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时真觉得她有些偏执。
”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张纯如最大的收获便是使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的辛德勒”——约翰·拉贝先生，找到了拉贝详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日记。
今天，详细记录了五百多起惨案的《拉贝日记》已经被翻译成中、英、日等多种文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国家的档案馆里，成为历史的见证。
纯如发现的不只是《拉贝日记》，还有一份珍贵的史料：《魏特琳日记》。
20世纪30年代，明妮·魏特琳女士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和教育系主任，身后留下了一部日记，其中详细记载了她亲身经历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以及此后数年间日军在南京实施殖民统治的情况。
由于保护了大量南京妇女免遭日本侵略军的蹂躏，沃特林女士一直为南京市民所铭记，也是纯如最为崇拜的人。
不过，这些日记却在美国耶鲁大学特藏室里沉睡多年。
纯如走了，但她发现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与《南京暴行》一道，成为向世界人民昭示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铁证。
编辑本段张纯如与日本的对质 众所周知，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背景是非常复杂的，在这部极为严肃的著作震惊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同时，也必然引起了某些无端的质疑和粗暴指责，特别是对于不少不愿正视历史的日本人而言，张纯如的书无疑是“公然挑衅”。
在这种情形下，《南京暴行》一书也让张纯如成为积极参与维护抗日战争史实的社会活动家，以及抨击日本掩盖历史可耻行径的斗士。
1998年，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发表声明，污蔑《南京暴行》是“非常错误的描写”。
这一声明立即遭到中国驻美大使馆以及美国各华侨团体的一致抗议，并敦促日本政府撤换大使一职。
张纯如后来与这个日本大使一同接受“吉姆·里勒尔新闻节目”电视访谈时，日本大使居然含糊地宣称日本政府“多次为日军成员犯下的残酷暴行道歉”，张纯如当场指出，正是日本使用的含混字眼使中国人感到愤怒。
她还重申了自己写作《南京暴行》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日本政府从未为南京大屠杀作过认真的道歉；二是在过去几十年中，日本政府在学校教科书中从来就是掩盖、歪曲和淡化南京大屠杀。
纯如说，只有认罪，日本才会变成一个更好的民族。
不过，由于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迄今还没有一家日本出版社敢于出版《南京暴行》的日文版。
2001年9月，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张纯如第一个登台发言。
她的演讲博得了与会者长时间的掌声，但也遭到别有用心的日本人的攻击。
当场就有两个日本人站起来向张纯如发难，蛮横提出了所谓的“疑问”，张立即据理驳斥，批得两个日本人语无伦次。
到会的许多专家学者也站在张的一边批驳日本人，两个日本人只得悻然离开了会场。
编辑本段世人对张纯如的评价 在纯如辞世前，正在进行她的第四本书的工作。
这本书主要是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菲律宾巴丹半岛和日军作战的美军坦克营官兵，他们后来被日军拘禁并残忍虐待。
在一次去菲律宾做调查的旅行中，身心崩溃的纯如患上了抑郁症，曾一度不得不住院治疗，此后她一直承受着抑郁症的折磨。
许多学者认为，从《南京暴行》到她新近写作的美国二战被俘军人受日军虐待的历史，都是尽显人性恶劣、残忍血腥的历史。
这些内容也与张纯如的病因不无关联。
在《南京暴行》的写作过程中，纯如就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
也有人说，对人类的绝望是纯如自杀的主要原因。
张纯如曾说，写作使得她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既有做出最伟大事业的潜能，也有犯下最邪恶罪行的潜能——人性中扭曲的东西会使最令人难以言说的罪恶在瞬间变成平常琐事。
读过她的书，许多读者都会对人类的兽性和仇恨，产生愤怒与绝望。
作为作者，纯如是在长期忍受这种愤怒而绝望的煎熬，她的忧郁症也许早已埋下了根苗。
纯如辞世后，她的出版经纪人苏姗·拉比纳说：“我和她经常通话，最近她告诉我，她无法继续完成这个写作计划了。
很显然，她感到很悲伤。
”纯如的丈夫道格拉斯也认为，是工作害了她。
她多年来调查日军二战时期的暴行，从《南京暴行》到她近来准备写的新书，接触的全都是无比残忍和血腥的历史事实，一个个悲惨故事让她陷入痛苦深渊，加上艰苦的采访和写作，最终导致她崩溃。
道格拉斯还说，纯如是工作狂，工作异常投入，“她总是把自己推向极限，经常工作到累倒为止。
”张纯如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习惯，她每天下午5时起床，晚上等丈夫睡觉后开始写作，直到丈夫早上8时上班，她才去睡觉。
这样，她可确保写作时的投入，不受任何外界影响。
2004年8月，张纯如飞往肯塔基州采访，但一抵达目的地就病倒了，住院治疗三天后飞回旧金山。
工作不顺让她很沮丧，她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但她放不下手头的工作，很快又埋头整理写作材料。
此后张纯如精神状态时好时坏，9月就有过一次自杀的苗头。
到10月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恶化，无法照顾幼子，夫妇俩将儿子送到伊利诺伊州的外公外婆家照看。
纯如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要求家人记住她生病前的样子，她说：“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
”她的遗体葬在在加州洛斯盖多圣安东尼牧场的天堂之门公墓，墓碑上写有这样的话：“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历史家，人权斗士。
” 编辑本段父母对女儿的追忆 “她口才很好，在饭桌上也会滔滔不绝地发表意见，她哥哥就要吃些亏……”张盈盈回忆生活的往事仍然历历在目。
就是这股激情，让张纯如在挖掘历史真相、为中国同胞讨公道的道路上走完了她年轻的生命。
“她以前从来没有自杀的念头，但后来医生说她患了忧郁症。
……她是一个很完美主义的人，自己又有小孩，精神压力很大，晚上不能睡觉，有些吃不住。
” 那段时间，张纯如白天睡觉，晚上写作，电脑键盘上ABCD四个键已经磨损。
此次赴宁，二老也将把这个键盘连同张纯如的眼镜、衣服等遗物赠送给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同时，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为张纯如制作的雕像也将在纪念馆揭幕。
两位老人清楚得记得纯如最喜欢的座右铭是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的名言：忘记历史的人将重蹈历史覆辙。
“只有吸取历史教训，才能有未来的和平，”张盈盈说，“中国人要像犹太人一样，让全世界记住这段历史。
” 据二老介绍，美国教科书的二战史都是欧洲战场的内容，很少谈到日本侵华。
然而近年来，很多华人草根组织都致力于推动把亚洲战场和欧洲战场同时写进教科书。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该提议已经得到加州政府同意。
长在美国的张纯如从小听父母讲侵华日军的罪行，到图书馆却几乎找不到这方面的英文材料。
后来到中国亲自调查情况后，决心要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华民族这段苦难的历史。
张纯如的父母说，女儿最大的愿望就是写很多书，至少写10本，打算每三年写一本。
此外，她一直想拍一部世界级的日本侵华的电影。
“对于美国的年轻人，电影的影响要比书籍大得多。
”张纯如的哥哥张纯恺说。
张纯如的父母说，现在重要的不是沉湎于悲痛的过去，应该向前看，继承她的意志，完成她未了的心愿。
编辑本段相关电影 《南京浩劫》 据悉，美国的好莱坞要拍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这部描写当年日军暴行的影片由中美英三国投资，这部由中美英三国投资，美国好莱坞Viridian娱乐公司与中方合作，耗资3亿人民币的超级大片《南京浩劫》是好莱坞首次拍摄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
影片预计在2007年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际在全球上映。
影片将以一个中国家庭的视角看南京沦陷的前前后后，再现1937年的那场劫难，包含日军暴行，中国人民的屈辱和反抗，以及第三国的救援…… 好莱坞王牌编剧威廉·麦克唐纳加盟该片后，从去年开始就查阅各种资料，并仔细阅读了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著的《南京大屠杀》。
他还表示，希望杨紫琼和章子怡参与演出。
《张纯如》 今年刚好是 张纯如所撰写的《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出版十周年，加拿大真相记录制片公司于去年12月起在南京拍摄《张纯如》一片。
在近半年的拍摄过程中，该片还曾前往日本、美国和加拿大取景。
电影通过张纯如写书时的心路历程，时空交错地揭开一幕幕历史真相。
除了使用一些珍贵的历史和资料片段，影片中还有华裔女演员郑演员郑启蕙对张纯如的“演绎”片段。
据了解，郑启蕙将张纯如视作心中英雄，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她翻查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该片由多伦多史维会和大地娱乐(香港)有限公司共同投资一千万元人民币拍摄，由加拿大著名的独立电影制片人、“世界纪录片”和比尔·斯巴菲克共同执导。
影片将展现张纯如如何深入探索南京大屠杀这一段黑暗历史、还原历史真相的心路历程，并以张纯如的视角展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该片导演安妮·彼克说：“历史是没有国界的，南京大屠杀是反人道的罪行，应该让世界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希望用镜头保存和传播历史真相。
”她表示，通过阅读张纯如的著作和拍摄这部纪录片，使她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有了深入的了解，并深感震撼。
“这是一段我终身难忘并将影响我一生的经历。
” 影片中的张纯如由加拿大华裔演员郑启蕙扮演。
据悉，该纪录片完成后片长约九十分钟，除在影院放映外，还将制作成电视版和DVD发行。
张纯如的父母张绍进博士和张盈盈博士专程前来参加了的媒体见面会.。
编辑本段张纯如《南京大屠杀》日文版艰难问世 新华网南京12月15日电（记者石永红 张宏妹）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的遗作《南京大屠杀》日文版日前由日本同时代出版社出版。
张纯如母亲张盈盈15日在南京告诉记者，张纯如在1997年以英文写成《南京大屠杀》（中文版名为《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10年后其日文版终于出版，这是一个“对纯如在天之灵的安慰”。
日文版《南京大屠杀》完整收入了原作所附43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同时代出版社还出了一本点评解读张纯如原著的书，其中包括译者巫召鸿的注释和学者的解说，还有一些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
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一书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轰动，这本书随后被翻译成中文。
其后，日本曾有出版社计划翻译出版《南京大屠杀》一书，但没有成功。
《南京大屠杀》日文版的译者巫召鸿是日本华侨后代，生于1951年，迄今持有中国护照。
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1997年出版了揭露“南京大屠杀”事件真相的历史著作《南京大屠杀》(英文原作名为《The Rape of Nanjing》)，震惊了世界。
该书随后被翻译成中文，流传广泛。
但是，在策划和实施“南京大屠杀”的当事国日本，由于特殊的社会氛围和政治压力，《南京大屠杀》日文译本却于1998年在出版过程中惨遭夭折，留下了长达10年的不可思议的出版空白。
张纯如本人因长年受压而产生心理抑郁，于2004年11月9日在美国吞枪自杀，以36岁的风华之年离开了这个真相莫辨的世界，令人惋惜。
200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事件即将迎来70周年纪念。
为了纪念历史走过的漫漫70年岁月，为了缅怀一位充满历史正义感和道德勇气的华人女性，更为了向日本社会提供一份完整的历史证言、打破沉寂10年的出版禁忌，由在日华侨巫召鸿翻译、日本同时代社出版的日文版《南京大屠杀》即将面世。
据了解，译者巫召鸿是1951年出生在日本的老华侨，长年从事电脑软件工作。
巫召鸿认为，自己的人格形成于60年代至70年代。
那时候他听上一代人讲战争体验，几乎都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东京大空袭、武勇传、特攻队、偷袭珍珠港等，却没有南京大屠杀。
70年代以后，日本人的战争意识偏向于受害者意识，逐渐模糊了加害者的视野，掩盖了侵略者的立场。
1998年，柏书房曾计划翻译出版《南京大屠杀》一书。
由于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出版方欲为日文译本加上日本视点的注释、说明和批判文字，遭到张纯如本人反对，出版计划受挫流产。
这起事件留下的后遗症是，《南京大屠杀》在此后10年里成为日本出版界的一个禁忌，没有人再出手涉及这一敏感的翻译出版话题。
不过同时，日本却出版了不少订正、指责、说明、甚至批判原作的著作，如笠原十九司的《南京事件与日本》、同属历史事实派的本多胜一与妬村太一郎的对谈，还有全面否定原作的藤冈信胜、东中野修道所著《(南京大屠杀)研究》等。
巫召鸿在“翻译出版经纬”中指出：“一本迄今尚未以日语文字形式在日出版的著作，却遭受到来自四方八面的如此集中的非难和批判，这是史无前例的。
”为此，他希望日文版的出版能让更多人完整地读到这本书，并对原作给出真实的评价。
同时代社的川上彻社长接受《中文导报》专访时，谈了该书日文版出版的曲折过程。
川上彻在2006年末收到巫召鸿的来信，希望能在日本出版《南京大屠杀》。
川上向出版界和新闻界的友人们征询意见，也了解了1998年的柏书房出版夭折事件，得到的回答多是劝他慎重对待，不宜再一次卷入事件中去。
但川上读了该书的日文译稿，深深感到这是一部有魄力、有实力、有说服力的作品。
川上表示，张氏原作揭露了大屠杀的本质，详细记载了大屠杀的方法、形态等实质问题，非常值得重视。
日本右翼势力夸大原作中的细节错误，指其为“伪书”，日本出版界在过去10年里更因实行“自由规制”而封杀了张氏著作所表达的历史真相和历史声音，这些做法是错误的。
为此，同时代社于今年春天决定推出该书的日文版。
随后，川上彻联系到了拥有著作版权的张纯如的美国丈夫，双方通过代理人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交涉。
鉴于1998年日文版遭遇过出版夭折的不幸经历，原作方对日本出版界抱有深深的警戒心和不信任感。
但川上彻真心诚意地应对，最终在满足出版权方两项条件的前提下获得了《南京大屠杀》的日文版版权。
原作方提出：1、日文版按原作实译，如实传递原作本来的面目；2、日文版不得加入任何注释和说明文字。
为此，同时代社与原作方协商后做了技术性处理：一方面让巫召鸿翻译的原著日文版单独成书出版，另一方面作为该书的姐妹篇，同时出版了由巫召鸿加译注，由山田正行写解说，再加汇编资料而成的《阅读南京大屠杀》一书，作为原作的“案内”导读。
原作方审读了日文译稿，表示满意。
同时代社在今年秋天正式获得了在日出版的委托授权书。
川上彻介绍说，张氏原作从三个方面解读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一是听取了当年亲历事件的日本人的证言；二是记录作为大屠杀受害者和幸存者的中国人的回忆；三是挖掘出当时置身“国际安全区”的外国人的记录。
张纯如首次发现的《拉贝日记》，已成为记述“南京大屠杀”的著名历史档案。
日文版《南京大屠杀》厚达380页，完整收入原作所附43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呈现出原书全貌。
日文版将赶在“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的12月13日前进入书店流通。
川上彻表示，张纯如很希望日本人能读到这本书，她也很愿意与日本人做面对面的坦诚交流——前者即将成为现实，后者却成为永远的遗憾。
川上表示，10年来，日本的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右翼的“新历史教科书”在民间选用中连连碰壁，编撰会也因内讧而趋于平静，但社会上关于“南京”的话题依然是一种禁忌。
目前，“南京大屠杀”70周年在即，但在日本很少听到有纪念活动。
龙谷大学田中宏教授将组织一个“2007南京大屠杀70年东京纪念证言集会”，余者寥寥。
但愿张纯如遗作《南京大屠杀》日文版的出版，能寄托一份日本人对历史的歉意和哀思。
历史《南京大屠杀,永远不能忘记》的短文
<<南京大屠杀 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痛>> 妇女……对于反抗的人就以武力解决。
（曾根一夫，《南京大屠杀亲历记》） 12月4日，日军逼近南京外围。
8日，日军占领南京外围阵地，已从北、东、南三面包围 南京，此时南京守军只剩西面的长江一条退路，然而唐生智做出 “背水一战”的姿态， 一方面下令集中力量固守复廓阵地，另一方面命令销毁长江上全部渡船，并令宋希濂三 十六师看守城内通向下关的唯一通道挹江门，严禁部队从此处退出。
自此，南京城内守 军和平民的退路被全部切断。
10日，日军发动全线进攻，但直到12日仍未能突破南京城 防。
12日晚7时，唐生智突然下令突围撤退，自己乘保留的汽艇出逃。
南京守军瓦解，大 部向下关溃退，在挹江门与三十六师发生激烈冲突，最终击破城门逃至下关。
由于渡船 已经销毁，许多难民与士兵仅试图依靠木板渡江，最终大多冻溺江中。
其他人见渡江无 望，返回城内。
许多士兵脱下军装躲入南京安全区。
暴行 大规模集体屠杀 南京下关码头尸体堆积如山（村濑森安（Murase Moriyasu，南京大屠杀参与者）拍摄） 放大 南京下关码头尸体堆积如山（村濑森安（Murase Moriyasu，南京大屠杀参与者）拍摄） 进城兵力约50000，执行军纪维持的宪兵却仅有17人的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南京 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中国人，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以及日军认为 是可能参加过抗日活动和适合兵役年龄的中国青壮年，进行过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 杀”。
大规糢屠杀方法有机枪射杀、集体活埋等，手段极其残忍。
* 12月15日（日军占领第3天）：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3000余人被集体解赴汉 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多当场遇难。
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
夜，解 往鱼雷营的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被日军屠杀。
又在宝塔桥一带屠 杀3万余人。
在中山北路防空壕附近枪杀200 人。
* 12月16日（日军占领第4天）：位于南京安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国男女 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
日军用机枪射杀后，弃 尸于长江以毁尸灭迹。
5000多人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于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 于死。
日军在四条巷屠杀400余人，在阴阳营屠杀100多人。
* 12月17日（日军占领第5天）：中国平民3000余人被日军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 射杀。
在放生寺、慈幼院避难的400余中国难民被集体射杀。
* 12月18日（日军占领的第6天）夜，下关草鞋峡。
日军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被拘囚于 幕府山的的中国难民男女老幼共57418人，除少数已被饿死或打死，全部用铅丝捆扎，驱 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并对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以乱刀砍戮。
事后 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以毁尸灭迹。
此次屠杀仅有伍长德一人被焚未死，得以逃生 。
大方巷难民区内日军射杀4000余人。
杀人竞赛 主条目：百人斩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有关杀人竞赛的报道。
放大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有关杀人竞赛的报道。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每日新闻》）报道两名日本军官的“杀 人竞赛”。
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 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100人为胜者。
他们从句容杀到汤 山，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毅杀了78人，因皆未满100，“竞赛”继续进行。
12月10日 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已砍缺了口。
野田谓杀了105人，向井谓杀了106 人。
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杀100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谁杀满 150名中国人。
这些暴行都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被称为“皇军的英雄”。
日本投 降后，这两个战犯终以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中人员“实为人类蟊贼， 3 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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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公敌”的罪名在南京执行枪决。
强奸 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强奸了成千上万的妇女，他们不分昼夜并在受害妇女的家人面前施行 强暴。
有些妇女被日军强奸了好几次，往往有妇女受不住日军的折磨而死。
除此之外， 日军还强迫乱伦行为。
估计当时发生的强暴案可能超过20,000宗。
参与大屠杀的日军部队 参与大屠杀的中支派遣军主要由上海派遣军第10军构成。
* 中支那方面军 - 司令官：陆军大将 松井石根 o 上海派遣军 - 司令官：陆军中将 朝香宫鸠彦王 + 第3师团先遣队 - 连队长：陆军大佐 鹰森孝 + 第9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吉住良辅 + 第16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中岛今朝吾 + 山田支队（第13师团的一部分） - 歩兵第103旅团长：陆军少将 山 田栴二 o 第10军 - 司令官：陆军中将 柳川平助 + 第6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谷寿夫 + 第18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牛岛贞雄 + 第114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末松茂治 + 国崎支队（第5师团歩兵第9旅团） - 支队长：陆军少将 国崎登 日军罪行的证据 收尸记录 据统计，世界红十字会在南京城内外掩埋尸体总计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2,371 具，慈善机构崇善堂收埋112,267具，慈善机构同善堂共埋尸7,000余具，鸡鹅巷清真寺 王寿仁以“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名义掩埋回族尸体400余具。
仅此5个慈善团体收埋尸 体就达18.5万余具。
另有中国平民芮芳缘、张鸿儒组织难民30余人掩埋尸体7,000余具； 湖南木商盛世征雇工，收埋上新河地区死难者遗体28,730具。
此外，日军支持的傀儡政权对尸体也进行了掩埋。
如伪下关区公所在下关、三汊河一带 收埋尸体3240具；第一区公所在城东南一带收埋尸体1,233 具；南京市政公署命伪卫生 局于1939年1月收集中山门外灵谷寺一带遗骨3,000具，葬于灵谷寺之东，立“无主孤魂 碑”记录埋尸经过。
南京沦陷前，日军曾在上海、苏州、嘉兴、杭州、绍兴、无锡、常州等地屠杀平民。
有 日本部分历史学家曾经怀疑中方声称的三十万被杀平民，实际上包括了这批南京以外被 杀的华东人口。
而中国历史学家认为若华东地区被杀人口也计算在内的话，总数可能高 达一百万人。
根据孙宅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兴祖（南京大学教授）的研究认为死亡30 万人以上。
非交战国人证物证 * 《拉贝日记》 * 《魏特琳日记》 *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印有222名“历史证人的脚印”的铜版路。
路长40米、宽1.6米。
*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937年用一架1930年代的老式16毫米摄影机、拍摄记录了迄 今唯一的南京大屠杀影像，共四盘放映长度达105分钟的电影胶片（2001年约翰·马吉的 儿子大卫·马吉亲自将它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约翰·马吉在 当时的信件中也有大量关于大屠杀的描写：“强奸妇女的行为已无法形容和想象”，“ 我能说的是，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大街小巷都有死尸，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关地区。
” *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区目睹日军在南京地区的暴行，将马吉牧师拍摄 的记录日军暴行的胶片偷运到上海柯达公司，制作并带到美国各地放映，并在美国《读 者文摘》上揭露日军违反国际战争法的暴行：“日本人从我们的宿营地抓人时，把手上 有老茧和剃光头的，都当作当兵的证据，认为务必判以死刑。
他们想要枪杀谁，就把谁 拉出去。
” * 193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1938年初撰写了《外人目睹中之 日军暴行》一书，第一次向世人完整公布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痛斥日军制造了“ 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
4 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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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拉贝救助中国难民时，详细记录了 日军的杀人暴行：“12月14日，日军士兵的抢劫、强奸和屠杀等恐怖活动铺天盖地地压 了过来……” 受害者人证 * 李秀英，怀着7个月身孕，与3个日本兵搏斗身中37刀，在鼓楼医院收治并留下了 影像资料。
她并赴日本进行对日索赔诉讼，在审讯期间逝世。
* 夏淑琴，全家9口人被杀7口，她被刺伤后从死人堆里爬出。
* 姜根福（1929年12月20日-），弟弟被日本兵摔死，母亲因为反抗强奸而被开枪打 死，父亲被抓走，二姐因反抗强奸被刀劈死。
* 崔金贵，亲眼见慈善团体崇善堂的收尸埋尸过程，并确定崇善堂在埋尸时有计数 。
* 尚德义，1937年12月6日上午11时被日军抓获，同时与1000名以上的中国男子一起 被机枪扫射，绝大多数当场死亡。
他由于被尸体压住晕倒而幸免于难。
* 伍正禧，在南京新华巷62号避难时，其二哥伍正保、大表哥云馆、三表哥三云、 表叔老王被抓走并枪杀。
祖父被刀捅死，30岁的表娘被强奸。
* 邵翰珍，父亲邵锦晴、祖父邵才潮和舅舅任发和被日军枪杀。
* 皇甫泽生，保卫南京的一个士兵。
被日军俘获后与几百人一起，在板桥镇一个山 沟里集体被日军用机枪射杀。
日军在射杀后再用刺刀捅死幸创只斑。
他和另一个重伤难 友为仅创只斑。
* 孟宪梅，在淌水沟接水时，亲眼看到日军用多辆卡车把老百姓押到现在的汉中门 新桥桥口下面用机枪射死。
* 陈光秀，在南京汤山镇许巷村，父亲被枪杀，包括弟弟在内的村里100多个年轻人 被刺刀刺死。
艾家四兄弟被扔到天空摔死。
多名女性被强奸。
母亲因为父亲和弟弟被杀 导致忧郁而死。
* 刘文静，大方巷广场集体屠杀（一百多人）见证人。
* 天津工商银行退休职工、南京大屠杀幸创只斑刘钟铭当年在南京一家商铺当学徒 ，说道：“日本鬼子进城后见人就杀，城里到处都是尸体，载着日本兵的汽车就从尸体 上开过去。
那个惨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 更多幸创只斑介绍请参见南京大屠杀幸创只斑 侵华日军及战后日方的人证物证 侵华日军各级指挥机构当时的命令和军官的记录为直接物证： * 攻占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司令部曾接到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 ，房屋全部放火焚烧。
” * 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中也记道：“大体上不保留俘虏，全部处理之 。
”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致日驻美国大使馆的电文 放大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致日驻美国大使馆的电文 * 1938年1月1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电文中称：“自从前几天回到上海，我调查 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 些人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及其继续暴行的手段，不下30万的中国平 民遭杀戮。
”（吴天威，译自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公开的《日本外交档案》） 侵华日军随军记者的报道、士兵的日记、证言也被列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 * 侵入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辎重第6联队小队长高城守一日记中说，1937年12月14日 ，他看到南京下关江边：“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积着的 尸体一望无际。
这些尸体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
” * 日军第16师团老兵东史郎的日记（《东史郎日记》）为重要实证，例如他在1937 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哭喊着的支那（中国）人被装进邮袋中，西本（日本兵） 点着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烧起来。
就在这时袋子里发出了一种无法言状的可怕的喊叫声 。
袋中人用浑身的力气使袋子跳了起来，自己滚动。
……手榴弹在水中爆炸了，水面一 下子鼓了起来，然后平静下去。
” * 其他重要的日本兵日记还有：高岛市良日记、小原孝太郎日记、会攻南京的日侵 5 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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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等。
* 《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著作《中国之旅》，记录“百人斩”等屠杀事件。
* 笠原十九司教授，日本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权威学者之一，曾多次提供南京大 屠杀证据（《侵略亚洲的日本军队》，大月书店出版）。
远东军事法庭的调查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上写道：“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 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
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 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由红十字会掩埋的是43071人，由崇善堂收埋的是 112266人，这些数字是由这两个团体的负责人根据各该团体当时的记录和档案向远东法 庭郑重提出的）。
” 法官之一的梅汝璈指出，对于南京大屠杀一案“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工夫专事听取来 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人数在十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查和被告律师双方 的对质辩难，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鞫讯了松井石根本人”， “审理是特别严肃认真的”。
松井石根听取了法庭宣布的罪状和科刑后，表示“南京事 件，可耻之极”。
法庭判决书中遂有郑重声明：“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入到 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
”值得注意的是：远东国际法庭认定被杀害者 为二十万人以上，未包括尸体被日军消灭了的被害者在内，而且这个数字仅是“在日军 占领后六个星期内”的。
东京审判判处死刑的7名甲级战犯中，松井石根的唯一罪状是南 京大屠杀。
战后日方观点 许多曾在当时南京附近作战的日籍老兵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日本左翼的日本社会党 及左翼背景的日本教职员组合对南京大屠杀也多抱持承认大规模屠杀的立场。
但因为日 本政府始终否认该罪行与日本右翼民族主义教育下，不少未经历过侵华战争的日本人否 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但因为秉持观点与政治立场不同，不少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有不 同的解读与看法，其中死伤人数的部分，有二十多万人、四万、数千、数百乃至于完全 否定者等各种说法。
对大屠杀的不同看法 日本对南京大屠杀最大的争议在于，否认方认为日军进入南京城后城内人口仅二十万人 ，认为拉贝日记等可以佐证，而拉贝日记记载的事实是——在南京城中的国际安全区内 就有20万平民，中国方面认定至少有三十万人罹难；埋葬总人数的问题，也是否认方对 南京大屠杀进行质疑之处。
另外，日军无条件投降之后到盟军接收之前，有充足的时间 销毁随军文件和照片等直接罪证，造成日后追查的直接证据不足，无法一一求证其事实 ，也是遭到否认方质疑之处。
日本否认方认为有不少的书面记录都显示，日军进入南京 后南京并未成为空城，没有屠杀的迹象；另外国民党军队仓促撤退，使不少国民党军成 为游击队在南京进行巷战，使得平民死伤的责任不清楚。
另外日本否认方提出，有国民 党军便衣兵假冒日军犯罪而遭国际安全委员会发现的事情。
研究大屠杀事件的日本学者对死亡人数主要有几种看法： * 二十数万人以上: 主要支持者有笠原十九司（都留文科大学教授）、洞富雄 （早 稲田大学教授）、藤原彰（一桥大学教授）、吉田裕（一桥大学教授）、吉见义明（中 央大学教授）、井上久士（骏河台大学教授）、本多胜一（新闻记者）、小野贤二（化 学工作者）、渡辺春巳。
* 四万人左右 : 主要支持者有秦郁彦（日本大学教授?法 学博士），另外冈村宁次在《冈村宁次阵中感想录》中认为约有4到5万人被屠杀，抢劫 、强奸等“大有其人”。
* 两万至数千 : 主要支持者有亩本正己（元防卫大学教授）、板仓由明（南京戦史 编集委员?南京事件研究家）、原刚（防卫研究所调查员）。
* 认为仅有数百人死亡，乃至于完全否定的态度: 主要支持者有铃木明（雑志记者 6 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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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正明（拓殖大学讲师）、东中野修道（亜细亜大学教授）、冨泽繁信（日本“ 南京”学会理事）、阿罗健一（近现代史研究家）、胜冈寛次（明星大学戦后教育史研 究）、杉山彻宗（明海大学教授）、渡部升一（上智大学名誉教授）、大原康男（国学 院大学教授）、竹本忠雄（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西冈香织（军事史学会会员）、深田 匠（日本历史修正协议会会长）、前野彻、铃木正男。
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1973年7月发表《南京事件和史料批判》。
《驳南京大屠杀是所 谓“无稽之谈”》（日本现代史出版会），批判铃木和山本的否定史观。
1967年写成《 近代战史之谜》（人物往来社，后半部分为《南京事件》），1972年4月出版单行本《南 京事件》（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11月出版日中战争史资料《南京事件》（河出书房 新社），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对教科书文字进行修改，他又立即于同年12 月出版定本《南京大屠杀》进行驳斥。
1984年教文社出版了松井石根的亲信秘书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
战后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诉讼和政界事件 * 1973年日本作家铃木明出版《南京大屠杀之虚幻》一书中首次指出“百人斩”为 虚构。
此后在日本，关于“百人斩”是否属实成为争论的话题。
2005年，参与百人斩的 两名日军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3名遗属向东京地方法院控告《东京日日新闻》于193 7年11至12月间的报道失实，和《朝日新闻》于1971年出版的《中国之旅》一书中所提及 关于两名军人的“百人斩”竞赛失实并损害其名誉，向该两出版社索偿3600万日元。
东 京地方法院审判长土肥章大于2005年8月23日裁定报道属实并非捏造，驳回赔偿请求。
撰 写《中国之旅》的前《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在判决后指“‘百人斩竞赛’真实性无 容置疑，原告意图否定整个南京大屠杀以至对中国发动侵略。
不过在诉讼过程中找到新 的事实和资料，却进一步肯定这个史实。
”[1] * 众议员石原慎太郎1990年在接受采访时说：“人们说日本人在那里(指南京)搞了 一次大屠杀，但那不是真的。
它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
这个故事破坏了日本的形象，它 全是谎言”。
* 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自民党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等人撰写的《日本可以说 “不”》、《日本还要说“不”》、《日本坚决说“不”》三本书中说道：“无端挑起 战争的好战的日本人，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残暴的日本人，这就是人们对日本人的两个误 解，也是‘敲打日本’的两个根由，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消除它。
” * 战时日军大佐、二战后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1994年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 说：“(在日军进入南京后)不久，我就到了南京”，“我认为南京大屠杀及其他事情是 编造的谎言”。
* 战时特别高等警察课（特高课）课长、二战后法务大臣、文部大臣、日本国土厅 首脑奥野诚亮1988年春否认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无效”，要从舆论上“再审东京审 判”，遭到日本国内外舆论抨击，当年5月被迫辞职。
* 1986年9月，日本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宣称南京暴行不是战争罪行而“仅仅是战争的 一部分”，并说1910年日本对朝鲜的吞并是朝鲜心甘情愿地成为殖民地，发言当日被日 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免职。
* 1977年，日本文部省在一个标准历史书中把二战中的日本给战争对方造成的伤亡 、日本的战争暴行，和强行将中国及朝鲜犯人送往日本劳动营的内容删去，只留下了一 些美国轰炸东京的照片、一幅广岛废墟的照片和一份日本战争死亡人数的统计表。
* 1965年，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起诉日本教科书审查部门大幅删改掩饰日军在南 京大屠杀和整个侵华战争中的暴行描写，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在家门口的围堵骚扰。
19 70年，东京地区法院法官杉本良吉裁决，教科书审查不得超出纠正事实及印刷错误的范 围，家永胜诉，右翼极端分子向律师、法官和家永本人威胁要暗杀他们。
有什么关于二战的电影
越多越好
翰·拉贝（John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是生于汉堡市的德国商人，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他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不顾危险、奋不顾身地抗议和尽其所能地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施暴。
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
拉贝与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部分成员。
约翰·拉贝所著“南京卷”《拉贝日记》是二战时期日本的同盟国——德国的公民所做的第三方视角记述，是证明南京大屠杀的最有力证据之一。
冲锋枪全球十大名枪
全球十大冲锋枪： 利亚“欧文” “欧文”冲锋枪大利亚中尉欧文设计，1941年被澳大利亚军队正式采用。
经过几次改进，该枪有几种改型。
该枪射击精度高，风沙等恶劣气候条件下动作可靠、耐用性能优良，性能远超同期生产的“汤姆逊”等冲锋枪。
但其缺点是外形和枪重都较大，制造成本较高。
该枪共生产了约45000支，在东南亚丛林地带作战中非常有效。
它采用9毫米派拉贝鲁姆手枪弹，由33发弹匣供弹，采用世界上非常少见的弹匣装在枪的上方的方式，弹壳向下抛出。
该枪表尺射程为91.5米，理论射速根据型号不同而不同，最大为700发\\\/分。
苏联PPS-43式 苏联PPS-43式冲锋枪于1943年正式列装，到二战后停产时约生产了100万支，有许多国家装备。
该枪在外形、结构以及加工工艺上已具备现代冲锋枪的一些特点。
它大部分的零件采用钢板冲压、焊接、铆接而成，结构简单，便于制造，可靠性和勤务性都很好。
该枪发射7.62(或7.63)毫米手枪弹，没有配用弹鼓，由35发弧形弹匣供弹。
它的有效射程为200米，理论射速650发\\\/分。
美国“汤普森”系列 美国冲锋枪发展较早，第一支“汤普森”冲锋枪M1919式1919年问世。
在二战中开始大量使用的是M1928A1式，其后在其基础上又相继发展了M1和M1A1式，在二战期间共生产了140多万支“汤普森”。
该枪在中国也有许多仿制品，被俗称为“汤姆枪”。
该枪发射11.43毫米手枪弹，有效射程200米，配用多种供弹具，弹鼓最大容弹量100发，具有火力猛、威力大的特点。
但缺点是结构复杂，太长太重，不易加工，造价高。
捷克斯洛伐克ZK383 ZK383于1933年获得专利，二战期间不仅装备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军队，还是比利时的制式冲锋枪，一些南美国家也曾装备该枪。
该枪特点是射击精度较好、有两种射速可调，并能够快速更换枪管。
通过更换不同质量的枪机，使该枪的射速在500发\\\/分和700发\\\/分之间转换。
还有就是它还配用两脚架，不用时折叠到前护木内，这在当时的冲锋枪中很少见。
该枪发射9毫米派拉贝鲁姆手枪弹，由30发弹匣供弹，表尺射程100～800米。
英国“司登”系列 “司登”冲锋枪拥有几个二战之最：结构最简单，做工最粗劣，造价最低廉，外形最丑陋，最受盟军士兵痛恨。
该枪是英国应对德国入侵威胁而研制的，有多种型号，其中的一型还是二战中唯一可以安装消音器的冲锋枪。
该枪的几“最”也概括了它好和坏的特点。
它的设计是“多、快、省”的代表，结构以及加工制造极其简单。
但其供弹具和保险装置的不可靠也常常引来骂声。
它在二战中产量达400万支。
该枪发射9毫米派拉贝鲁姆手枪弹，犯发弹匣供弹。
因这种枪从侧面插弹匣(梭子)，因此在中国被俗称为“偏插梭”。
德国MP38\\\/40式 MP是德语“冲锋枪”的字母缩写，德国最早的MP18因其枪管外的多孔气冷散热筒在中国被称作“花机关枪”。
而MP38是世界上第一支采用折叠枪托和用钢材、塑料制成的冲锋枪，被称为最早的“现代冲锋枪”，战后许多冲锋枪的设计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针对MP38的不足，通过改进一些结构和加工工艺，又诞生了MP38\\\/40、MP40等型号。
MP38\\\/40的各项性能和其它冲锋枪相比都很“中庸”，但整体’性能优良，二战期间共生产了120万支。
该枪发射9毫米派拉贝鲁姆手枪弹，由32发弹匣供弹，理论射速500发\\\/分。
意大利贝莱塔M1938A 意大利虽然是冲锋枪的发明国，但其后因对冲锋枪的战术使用不明确，因此较长时间内少有建树。
M1938A是意大利著名的多产设计师图利奥?马恩戈尼于1938年研制的一型非常成功的冲锋枪，有I、II、III型。
I型是原型枪，装有折叠式刺刀;II型将散热孔改为圆孔，在扳机护圈内增加了一个连发射击扳机保险;III型取消了刺刀，设计了新的枪口防跳器，并将活动式击针改为固定式。
双扳机机构分别控制单发和连发。
该枪发射9毫米手枪弹，由40发弹匣供弹，有效射程150米，理论射速550发\\\/分。
美国M3 二战初期“汤姆逊”冲锋枪已然落伍，因此急需一种冲锋枪来替代，于是M3于1942年“走马上任”，其后又有了改进型M3A1。
M3和 M3A1大量使用了金属冲压件，结构简单，制造工时比“汤姆逊”低一半有余，因此造价低廉，单价只有20美元。
二战结束时，这两种枪大约一共生产了60多万支。
M3采用折叠式枪托，发射11.43毫米手枪弹，由30发弹匣供弹。
该枪理论射速只有450发\\\/分，连发射击时更容易控制稳定性，但也被一些士兵抱怨射速太低。
苏联“弹珠沙” PPSh-41苏联著名枪械设计师斯帕金有一句名言：“将一件武器设计得很复杂是非常简单的事情，设计得很简单却是极其复杂的事情。
”他设计的“弹珠沙”冲锋枪正是如此。
该枪用于取代PPD冲锋枪，外形明显有“索米”的影子，但在内部构造上却不同，只是借鉴了“索米”的70发大容弹量弹鼓，并增加了1发储弹量。
该枪结构简单，但不粗糙，大部分零部件都用钢板冲压、焊接、铆接制成，枪管膛内镀铬，可靠性和耐用程度都很高。
其枪管外的散热筒前端稍超出枪口并向下倾斜，具有制退和防止枪口上跳的作用，提高了射击的准确性。
该枪发射7.62(或7.63)毫米手枪弹，有效射程200米，理论射速900发\\\/分，是二战期间产量最大的冲锋枪，达500万支。
芬兰“索米”M1931式 “索米”冲锋枪是由芬兰的莱迪在其设计的M26冲锋枪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并用其国家的名字命名(“索米”是由芬兰语中“芬兰”一词演变而来的)。
该枪问世后名气不大，但在苏芬战争中以其性能和战术使用而名声大震，并深深“伤害”了苏军，也影响了苏军的装备建设。
大容量弹鼓，以及拉机柄在射击时固定不动的设计是该枪最大的亮点，也影响了其它冲锋枪的设计。
优质选材和严格的加工工艺标准使“索米”的射击精度和可靠性甚高，在连发时射击非常稳定，以其优异的性能成为二战冲锋枪的佼佼者。
但也正因它复杂的加工工艺和昂贵的材料，使它不适合大量生产，在二战时期的总产量不超过8万支。
该枪采用自由枪机式自动方式，开膛待击，发射9毫米派拉贝鲁姆手枪弹，有效射程200米，理论射速900发\\\/分，配有多种供弹具，容弹量最多的为70发弹鼓。
东史郎日记读后感
《东史郎日记》读后感 看完了《东史郎日记》，拖的时间比较长了，总算是卸下了心上的一个包袱。
同时还把《东史郎日记图证》看了，这两本儿书一起看，就更能够体会到那种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了。
之所以要看这日记，主要是我想看看日本兵当时到底是什么精神状态的，因为往日的对于日本侵华中对日军本身状态的描写太少了，总是片面的看中国人眼中的日军我感觉反倒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这本日记按其编著前言所说为了保证其完整的资料性，所有的语言都采用直译，而文章里出现的历史地理知识的谬误，编辑们也都做了相应的注释，而未对原文本进行更改。
这样好，这样资料的客观性就保持住了，这样这个中文版的《东史郎日记》就有很大的收藏价值和学术价值了。
《东史郎日记》中的大部分内容并非东史郎战时所写，而是在他因得疟疾回日本养病后退伍之后进行的整理时详细加上的内容，日记里 不少语言都在提示这是他凭着自己的回忆写的，很有可能战时他所记载的只是个框架或者只言片语，等有时间了才整理成了现在的样子。
文章包罗万象，记录了作为 一个普通的日本兵在战场上看到听到体会到的方方面面，里面记载的所思所想尽量保持真实，并没有因为军国主义的社会现状和宣传等等而在笔下修改了自己的想 法。
如此的第一手战地材料我这里确实不多，太多的都是被艺术化了的。
《东》 一书中也用了不少艺术化的手法，但多是在抒情和感慨，是他的思想活动，并不涉及小说式的人物设计和戏剧性情节。
可以看出当时在日军队伍中所流传的说话方式 和修辞手法，以及日军扫荡、征用等制度背景，还有日军军队内部纪律、他们的思想动态、宗教信仰，等等很多，还涉及到了大量的当时日本文化状态，在日军眼中 的中国军队面貌。
从东史郎这个点，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当时整个中国战场的格局和景观也能够大略的看到一些了，再综合其他方面的资料，比如说我这里还有一本《我认识的鬼子兵》等，当时中国抗日战场的真实情况差不多就能够得到比较完整和丰满的还原了。
如此，再去把握什么战争题材的小说，我觉得才有一定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否则难免会出现单薄和偏激。
不管战争如何的泯灭人性，战争的双方参与者以及老百姓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和文化背景，对于如此大的题材里说，做到丰满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东史郎在日记里说，语言不通是最讨厌的事情，有时候抓到老百姓怎么问对方都听不懂，本来不想杀他，但到最后问烦了仍旧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中国军人，就杀掉了；到了后来抓到了老百姓，索性也不问了，知道问了也白问，就直接杀了。
日军屠杀中国老百姓的心理活动从日记里看是很复杂的，并且中国人和日本军人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不一样，双方如果有了共同的文化背景或者近代制度和科技改革背景的话，说不定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伤亡。
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作战思维方式也不同，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军队还印发了不少日本军队建制、纪律、兵器、风俗等等方面的情报材料，日军方面也找中国翻译，说明战时摸清对方到底是在干什么这个一直都牵扯了军方大量的精力。
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到底要干什么，然后就一味的敌对，最终吃亏吃苦倒霉还是一般般的老百姓。
如果不拿敌对的关系来考察战争双方，仅仅看成是一次意识形态上的大规模冲突，也就是说不从军事国防的角度而是从人类思想行为学的角度来考察战争，我感觉 这种敌对和侵略真是愚昧的和滑稽的。
当然这出滑稽戏表演得非常大，动作很大，动辄就是哪里废墟了多少人死亡了，种族宗教或者政体之间的盲目误解和猜度导致 了他们最终花大力气进行起了壮观的大游戏。
自然也是有野心的，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膨胀，导致对自然资源和领土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在现在这个和平的 社会，为了争夺一个铁饭碗，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也是常常发生的么。
结果就有人会提出新秩序，有人会提出什么方面的践踏另一群体的理论，人们主动或者被动 的认同了这些想法之后，然后就是实现他。
当这些想法完全支配了你的精神，洗脑了，失去了思考和行为的独立性了的时候，可怕的盲目就会发生了。
所有的战争双 方都会告诉自己队伍我们是正义的，然后利用人们心里的善，比如说忠于祖国，比如说净化世界，比如说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比如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化，这些善在 盲目的狂热的情况下，物极必反，却成了一个个巨大的恶。
然后就是不顾一切的攻击与抵抗，枪来炮往，仇恨越积越大，最终是全盘的毁灭，什么也没有造出来，或 许多多少少的造出了一些战争文化或者战争亚文化，比如说日本战后变态阐释文化的诞生，但终归这些离他们当初的理想南辕北辙渐行渐远了。
侵华战争不但毁灭了 相当量的中国文化，也同时毁灭了日本文化，无论日本战后多么重视自己文化的重建，他已经伤筋动骨严重残废了。
我奶奶小时候在大连住，那时候正 是日本控制大连的时候，日本提倡女子受教育，我奶奶因此还跟着上了一年学，之后来北京了，也就退学了。
我奶奶经常跟我提到当时的日本人，说并不是那么坏， 尤其是她的日本女邻居，很好的人，那时候我奶奶十五岁，现在她对有些大连的事儿还记忆犹新。
在《东史郎日记》中也提到了大连、开封等当时的日控区，自然也有肮脏失败的角落了，但用东史郎的 话说，这里都是难得的和平的地方。
不知道，站在中国方面那些地方是沦陷的，里面的人都是亡国奴，是要学习日语被日军安抚的，是享受不到基本人权的，可在日 军眼里，他们把占领的地方看成自己的地方，把那里的人看成是自己的人，只是说的话不一样，在日军的逻辑里是哪里有反抗哪里就要有屠杀，如果不反抗，让我们 顺利占领，我们也会对你好的。
烧杀淫掠在日军的解释也与中国方面不同，我感觉这简直是两个哲学体系。
日本军人把自己当成天皇的孩子，神所挑选的战士，他们 进行的是“圣战”，注意，这个词里面有很大的浪漫的思考成分，是有邪教氛围的。
日军追求的是天真烂漫，无论考虑生死还是报国，都有这方面的味道，可以说是 有些幼稚的，而我感觉中国军队始终都没有把日本鬼子当孩子看，中国军队的这种观点有时让日本军人感到自己还挺委屈的。
日军将领是管理这些孩子的人，他们总 会有些家长气质，可实际上也是孩子。
在日本只有一个大人，那就是天皇，剩下的都是孩子，将领是孩子王。
他们军队的整个游戏规则很简单，即使是一个新兵从未 上过战场的，但只要是来了就当了官，那就会被士兵们无条件服从，或许有的时候会发生下级对上级的攻击和殴打事件，但打完了就完了，谁也没在乎那个指挥权。
当领导死了，马上就会出现一个代理领导，根本不用跟上级打招呼，所以直到一个大队最后只剩下几个人了，仍然能够保持完整的纪律和仪式，这些我想都和中国军 队是不同的。
思维方式太不同了，这个差异下，如果是中国侵略日本的话，可能中国就会输掉，但当时日本侵略中国，他们对中国的东西只了解一些皮毛，就过来招 摇，不输掉才怪呢。
虽然开始的几次仗都打胜了，但也只是争夺了地盘，暴力控制，至于中国人，不管他们怎么砍杀，仍旧根本就没碰到一根汗毛。
从这一点看，《东史郎日记》对于中日文化交流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当年的误解，通过这些战时的文本，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冰释吧。
《东史郎日记》中说到了华北战场，上海南京战场，中原战场，徐州战场和武汉战场，因为后来他得了疟疾，对后来的情况有些记不清楚了，所以这个日记并没有被整理完整。
在和《东史郎日记图证》对比的时候，可以到看当时日军侵华的大概思路和中国军队的反侵略思路，当然对抗日军事问题的分析要比这个日记里说得更明白更宏观。
东史郎从一个刚上战场的新兵到一年之后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日本兵能够很准确的抓住自己在战场上到底是在干什么，并且很能动的提出并执行了一些战斗计划，尽管也有失败也有牺牲，我能够从中感到战争的确是很锻炼人了。
《日记》反复提到这么一句名言“所谓战争就是不断的走路”，真够经典的
很少有描写战争的文章能够提到这一点，大多都去描写激烈的正面冲突了。
东史郎身体不好，所以一直都是后备队，一直都是别人攻城他警戒，所以五百页的日记里就打过几次正面的仗，剩下的时间都是休整、走路，饥饿疲劳是他最大的痛苦。
这点很真实。
并且我感觉东史郎自从一出征就是被日本抛弃了的炮灰了，因为回国的事情永远也轮不到他们这些普通兵的头上，就是让他们东奔西走的不断的打仗打仗打仗，他们也是那个时代里典型的悲剧人物了，得到两块奶糖就跟见了亲妈似的了。
和平，在《东史郎日记》中只要不涉及到和中国军队的正面战斗场面，这个词就会不断出现，那怕在前线五十米之外打得正热闹呢，他在战壕里抽烟，也会感慨自己享受到了和平了。
或许这是内心正常并未疯狂变态的士兵的普遍想法吧，他们在异国他乡更喜欢和自己的亲人通信，和自己的老邻居拉家常。
这些思想或许也是导致他们对敌人痛恨和不留情的根源吧。
东史郎会在行军途中欣赏周围的美景，这些可能想起来是有一些孩子气，不过我感觉他的这种精神状态要比当时中国军人健康多了。
不清楚，或许这是中国对中国军人精神状态的宣传有失真实的缘故吧。
嗯，这本书和《图证》资料性很强，可以从里面挖掘的东西太多了，先说这些吧，呵呵。
我就喜欢看别人日记，尤其是老日记， 不管表达水平有多么恶劣，对于一个时代来说他总是有充分的张力的，是可以进行大量的挖掘的，可能里面任何有用的道理都没有，但仅仅是那些文本的存在就已经 最充分的说明了那个时代的所有情况了。
如果善于解读文本的话，我觉得看历史上的手记要比看当时的文学作品能够有更多更大的收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