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寻乌一中的学生，我们学校很漂亮，是个学习的好地方，在课堂上同学们都很积极发言，学习气氛很好。
不
答案：祝你学习进步
寻乌县第一中学是一所按照江西省级重点中学的标准规划和建设，按高起点、高标准的要求建造的全日制完全中学。
自2004年9月开办以来，在一批资深教育专家的带领下，学校以先进的办学理念、超前的教育思想、科学的教学方法、鲜活的育人机制、独特的管理模式、现代化的教学设施等，在寻乌乃至赣南大地上凸现其亮丽风采，一时声誉鹊起。
现有117名教职工，28个教学班，共1562名学生。
办学规模▲学校位于赣州市寻乌县城新罗开发区，与城北开发区一河之隔，远山近水，风景秀丽。
校园占地200亩，总投资达4000多万元，三期工程建成后可容纳5000人就读。
今年二期工程完工后，有教学大楼2幢共55个教室、实验大楼1幢共16个教室、学生公寓3幢共300多间寝室、教师公寓1幢共96套、师生膳厅1幢（两层设计，面积达6500平方米），学校主干道全部硬化，并建有标准运动场和体育设施；学校理、化、生实验室设备按国家标准配置；率先在全县建成校园宽带网和开通面向全球的校园网站；各处室、年级组等15个办公室都配有高档办公电脑，广泛推行了无纸化办公。
还建有现代化校园广播系统，拥有阅览室、计算机网络教室、多媒体投影教室等。
信息化教学不断普及，教学设施不断完善。
2办学理念▲学校开办近一年，党政领导厚爱一中，多次亲临校园，或彩绘发展蓝图，或擘画改革方略；社会各界关爱一中，多方献计献策，或为她的建设添砖加瓦，或为她的提档升位击鼓助威。
学校董事会、校务会更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聚名师，兴教研，重管理，创特色，树品牌”的办学理念和以“优质服务，面向全体，对每个学生负责；打造精品，全面培养，促每个学生进步”的育人思想，以及“人性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模式。
3发展前景▲多次举办招聘会和网上招聘。
省内外很多教坛精英和师范院校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满怀创业的激情与冲动，毅然选择寻乌县第一中学。
我们经过严格面试考查，优中选优，组建了一支敬业爱生、充满活力、业务精良、经验丰富、信息灵通、省内外老中青优化结合的强大教师阵容，使学校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教研实力。
通过“以研促教”、“传帮带”、“优才优酬”、“现代教育技术与学科整合”等措施的精心打造，一批老师已成为寻乌教育的中坚力量，其良好的社会形象成了寻乌百姓的热门话题。
于是，寻乌县第一中学成了寻乌教育的亮点，也成为家长投资精品教育、莘莘学子追求成功的首选
学校融汇省内外教育优势，努力发掘教育资源，积极启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奥赛班，举办艺术特长班，拓宽学科兴趣小组，全力培养拔尖人才，并坚持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整体提升。
▲“校乃家，师乃母，生乃子”成为一中人服务至上的信条。
当一中人把学校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业而奋勇争先时，当学生们聆听教师们扣人心弦的传道、授业、解惑时，当学生们尽情享受优质服务而健康成长时，人们充分感受的是寻乌县第一中学的老师们，是那样的情满一中，情倾学子
4外界评价▲“有了选择真是好
”，这是学生、家长和全县人民共同的心声。
寻乌县第一中学的诞生，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如石击水，荡起一江千层浪。
该校对创新教育理念、整合教育资源、激活教育机制、开创寻乌教育教学的全新局面，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面对“一大批四面八方慕名涌来求学似渴的学生”、“上学期赣州市高一期末统考该校钟燕平同学居全县总分第一”、“上学期赣州市高三期末统考该校凌晓春同学居全县理科总分第一”等良好开端，一中人仍然目光坚毅、奋然前行……
的《清平乐-会昌》全诗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能动的反作用，这要求我们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在反对其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思想的精髓，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这个成语，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是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赞誉汉景帝的儿子刘德严谨治学态度的话。
原文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意。
”唐代颜师古对其中的“实事求是”所作注释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 。
”本义是指真诚地依据事实真相探求古书的真义，即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并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伟大任务。
指出共产党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
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矢前进的方向。
（《选集》，第2卷，522-52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 1941年5月，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的解释。
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
” （《选集》第3卷，8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认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对待 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 就是要有目的地去 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 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从 它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
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并赋予本民族的特色，这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体现。
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讲到党的思想路线时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文选》第2卷，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 这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本内容准确而全面的概括。
1982年9月6日，中共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更为完整、准确的表述：“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十二大以来主要文献选编》上，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一版。
）此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沿用这一提法。
1.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最主要的内容和最根本的要求，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前提。
一切从实际出发，指的是人们在认识事物、解决问题时，从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际出发，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 2.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也是坚持实事求是，达到主客观统一的根本途径。
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强调：“ 中国共产党只有在他们善于 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理论联系实际有二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
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
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
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算什么理论
”（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7年10月10日。
）关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 曾用了一个形象、 生动的比喻， 称之为“有的放矢”。
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
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
‘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
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
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思想路线根本对立的又一重要表现。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发展的动力和目的，也是检验认识是否成为真理的标准。
一种认识是不是真理，衡量的标准不是书本上已有的结论，不是主观的感觉，而是要靠社会实践的检验。
(二)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要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对实际情况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调查研究就是获得真实全面情况的基础性环节。
从这个意义上说，调查研究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途径和方法。
是中国共产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开创者。
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段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日子里，亲自从根据地农村中收集第一手材料，形成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
其中收录在《农村调查文集》中的就有10多篇。
从这些调查报告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年社会调查的对象十分广泛，除了工农基本群众外，还有社会其他各阶层的人们；调查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调查的方法、手段也是多种多样。
例如，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对当地旧有的土地关系、土地革命中各阶级阶层的表现、土地分配的状况及政策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这些调查对土地革命方针、政策的完善无疑起了直接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又如，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在对根据地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作了周密调查的基础上，就党在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工作、民主政权建设及其同革命战争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政策。
? 1930年 5 月，写了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开门见山地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
”他还指出：“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而可以闭着眼睛说一顿的吗?”“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在这里表达了他对不注重调查研究、闭着眼睛说瞎话的教条主义做法的痛恨，告诫党员干部必须做到对遇到的每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和办法。
他说：“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
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办法了。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 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
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 。
”（《选集》第1卷，109-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 1931年，在为红军总政治部起草的《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又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命题作了补充和发展，使之更加严谨、科学。
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在内占据了统治地位。
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只会教条地公式化地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著作或共产国际决议中的某些结论，还把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讥讽为狭隘经验论。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开始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才开始转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
但是次后的一段时间里，教条主义仍在党内有一定的市场，全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开展一场以整顿学风为中心内容的整风运动，彻底清算教条主义。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广泛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使全党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幼稚、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报告中，深刻分析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观主义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他指出；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然后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选集》第3卷，800-801页，人民出版社，1991。
）才是党性的表现，才是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才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又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着重指出了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两个必须注意的问题。
一是要向群众调查实际材料。
这就把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统一了起来。
向社会实际做调查，归根结底，是向群众做调查；调查研究的过程，也就是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
二是开展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要有满腔的热情、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调查的方法，可以“走马观花”，做了解全局的面上的调查；更要经常地“下马观花”，深入基层，做“解剖麻雀”的典型调查。
还指出，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了解现实。
这种现实，应该是客观的现实，不是主观的现实；是全面的现实，不是片面的现实；是反映本质的现实，不是 停留在表象的现实。
怎样才能使 调查研究工作达到对 调查对象的客观、全面、本质的认识呢
强调，调查者要学会在详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 的基础上， 对这些材料进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 1956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又多次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1959年底，在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的谈话中又阐述了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深刻思想。
他说：“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
这种观点是错的。
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度，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
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文集》第8卷，10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正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三)实事求是是思想的精髓 指出：“实事求是，是 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文选》第2卷，114、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 这个论断精辟地阐明了实事求是在思想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1.实事求是是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
(1)实事求是科学地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
实事求是的最基本要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即从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观念或主观臆造的事实出发来制订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开展工作。
这是坚持从物质到精神的唯物主义思想。
(2)实事求是包含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思想。
实事求是中的“求”就是指要去认识世界，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
这就要求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坚持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揭示事物的真理，作为行动的向导。
(3)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主张对待不同性质的事物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就要求不仅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同时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这也是实事求是的要求。
因此，实事求是包含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
2.实事求是是贯穿于思想全部内容之中的活的灵魂。
思想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无论哪一部分内容，都以实事求是为其出发点，是实事求是的产物。
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就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在深刻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系列基本问题而形成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同样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以及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思想等等无不体现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实事求是贯穿于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实事求是又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基础和前提，而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则是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
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才会 承认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 这一客观事实，才能 从思想上真正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出代表群众根本利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才能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立足点放在自己国家，依靠中国人民的力量，将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搞好本国的革命和建设。
3.实事求是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和作风，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中，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不仅表现在思想的全部内容中，而且贯穿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基础，又是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保证。
历史反复证明：凡是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革命和建设就胜利；凡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革命和建设就要遭受挫折。
在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强调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文选》第2卷，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 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一)群众路线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无产阶级政党，无论是从事夺取政权的革命活动，还是取得政权后进行建设，都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全部任务 和责任就是为 人民谋利益。
中共十六大党章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决定了 党能够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能够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历来是我们党制定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 有无群众观点，是否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
正是由于党把群众路线作为自己的根本路线，运用于指导党的全部工作，制定和执行党在各个方面的路线、方针，从而保证党的事业的胜利发展。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依靠人民群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党同样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正如所深刻指出的，“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
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对立。
如果哪个党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
” （《文选》第2卷，3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 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的根本路线和方法，是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党在创立初期就明确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人民群众里面去；中国革命将来的命运，要看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
1927年2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等提出了“群众路线”的科学概念。
1929年9月，周恩来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强调红军的工作要注意“群众路线”这一方式的运用。
1929年12月，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指出，党的 一切工作要经过“ 群众路线 ”去执行。
1930年至1934年间，在《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作中，就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又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深刻阐述了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在实际上把群众路线作为党在革命活动中实行的工作方式和方法。
这表明群众路线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系统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丰富内涵，使党的群众路线更趋于成熟。
1943年，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又从党的性质和宗旨出发，将“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三个显著标志之一。
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专门论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将群众路线提到了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的高度。
中共七大在规定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的同时，规定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
七大之后，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进一步为全党所熟悉和掌握。
新中国成立后，群众路线思想又得到新的阐述。
指出，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1956年，在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根据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面临的新形势，对群众路线作了新的概括，指出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党的全部工作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人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
1962年初，针对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严重背离群众路线的现象，刘少奇又一次 强调了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第一，信任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党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历史已经并终将证明，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实践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真正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传家宝。
(二)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那时起，就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中，它是人民的一部分，是人民的代表。
它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地为人民谋利益，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
1．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
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观点：一是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二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三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四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
第一，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始终牢记和践行的根本点。
在共产党的队伍中，每一个党员都应该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孺子牛”。
每一个共产党员，不管他的职务有多高，都必须正确处理个人同群众的关系，真正做到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将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准则。
当个人利益同群众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服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为了群众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乃至个人的一切。
第二，一切为了群众，还必须做到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
能否正确处理对人民群众负责和对领导机关负责的关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半心半意、三心二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个重要关键。
作为下级机关及其负责人，必须服从上级领导机关，对上级领导机关负责，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所要求的。
但是，不能把对上级机关负责同对人民群众负责对立起来；更不能只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一味地迎合某些上级领导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意见，而全然不顾人民群众的意愿，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三，要做到一切为了群众，还应该正确处理好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利益这两者之间关系。
首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是革命和建设的最基本的力量。
同时，党应该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
在抗日战争时期，多次指出，“共产党不仅反映了农民和工人的意见，也反映了许多抗日的地主、商人、知识分子等的意见，也就是说反映了我们区域内一切抗日的人们的意见。
”（《文集》第3卷，1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解放战争时期，又强调：“像晋冀鲁豫这样大范围的政权机关不应只是代表农民的，它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而以劳动群众为主体。
” （《文集》第5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既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又兼顾不同阶层群众的具体利益，从而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保障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
如果说，一切为了群众，讲的是目的，那末，一切依靠群众，就是手段的问题。
要做到一切依靠群众，首先要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尊重和支持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中，共产党只是人民群众的领路人，而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
共产党全部力量的源泉就在于密切地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因此，党在一切工作中，都必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去实现人民群众自身的解放，谋取人民群众自身的利益。
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真正的自觉和发动，仅仅依靠先锋队的奋斗，人民群众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领导者的责任就在于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使群众自愿地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去奋斗。
任何包办代替的做法，任何命令主义、尾巴主义，都是不可取的，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其次，一切依靠群众还应当倾听群众的呼声。
要善于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特别要善于听取群众中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议论，不怕来自群众的批评，甚至是过火的批评。
1942年8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有各县县长参加的征粮会议。
这时，天突然下起了雷阵雨，雷电击中了会场的一根柱子，坐在柱子旁边的延川县县长刘彩云不幸触电身亡。
事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电没有劈
得知后，没有派人去追查诅咒自己的人，而是认真地向当地干部了解群众诅咒的原因。
原来，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过重，群众有意见，就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
知道原委后，指示有关部门将征粮任务从20万担（每担150千克）减为16万担。
群众的怨言消除了，党和边区政府同群众的关系更密切、更亲近了，在群众中的威望更高了。
再次，要做到一切依靠群众，就要在工作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清平月 会昌 1934年夏
近些年，社会上不时出现对土改必要性与合法性质疑的声音，诸如地主并非是小说《半夜鸡叫》中周扒皮那样的人物，实际上他们有的省吃俭用、为人厚道，有的热心教育、济困扶危﹔地主出租自己土地是正当经营活动，不存在与被剥削的问题﹔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有利於集约经营和规模化生产等。
究竟怎样看待当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本文试图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地主富农是什麼样的人 土地改革和土地改革运动。
上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其实，土地改革与土地改革运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土地改革简单地讲，就是要变革旧有的土地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的“耕者有其田”，都是土地改革的内容。
土地改革运动是指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於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提出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开展的废除原有封建土地所有制，代之以农民土地所有制的群众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五四指示”发布后到新中国成立，主要在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老解放区是指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已解放的地区，半老解放区是指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开展战略反攻之前解放的地区）﹔第二阶段为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后，在广大新解放地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一阶段到1952年底基本结束。
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
既然土地改革运动的目的在於废除旧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毫无疑问其前提是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
农村主要有两大对立的阶级，即地主与农民，而农民又细分为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阶层。
划分地主和富农的标准是什麼
1933年10月，写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作了这样的界定：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
剥削的方式主要是收取地租。
依靠高利贷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高利贷者，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或者自己占有部分土地、租入部分土地，也有自己不占有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
富农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剥削雇佣劳动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或大部分。
依据这一界定，地主与富农的共同特点是剥削，其不同之处在於地主剥削的主要方式是收取地租，富农剥削的主要方式是雇工。
富农虽然属於农民阶级的范畴，但这个阶层带有剥削性质，所以人们习惯将之与地主并列，称之为地主富农，其实富农与地主并不是同一个阶级。
由於地主与富农的剥削方式不同，故而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对待他们的政策也有所不同。
“五四指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都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
也就是说，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采取的是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对地主的政策不是“平反”而是“摘帽”。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於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即后来的县人民政府——作者注）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
地主原有的土地也不是像有些人指责的那样收归国有，而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主要是贫农和雇农，同时也分给地主一份作为生活出路）。
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村各个阶级、阶层所有的土地，由个人所有转变为农业合作社集体所有，也并非收归国家所有。
这其实本是并不久远的事实。
时至今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仍是农民集体所有制。
二、恶霸与地主概念不同，农民有可能“力作致富”上升为地主 说起地主，人们自然容易联想到四个人，即小说《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泥塑《收租院》中的刘文彩、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
这是当年文艺作品塑造出来的四个典型的地主形象，也是相当多中国人对於地主的最深刻的记忆。
准确地说，这四个艺术形象应当称之为恶霸地主，并且是集恶霸地主罪恶之大成者。
应当指出的是，恶霸与地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按照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於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规定，恶霸是指“依靠或组成一种反动势力，称霸一方，为了私人的利益，经常用暴力和权势去欺压与掠夺人民，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之重大损失，查有实据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版，第406页）恶霸尤其是恶霸地主最为农民所痛恨，但恶霸并非都是地主，地主也不是人人都是恶霸，那种同时具有地主和恶霸两种身份者，便是通常讲的恶霸地主。
全国的地主总数中可称为恶霸地主者毕竟是少数，据当年的调查，一般只占地主的十分之一。
从阶级属性看，地主是剥削阶级，这些人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之所以被划为地主，主要是因为他们利用自己所占有的土地，对农民进行剥削。
但是，作为每一个体的地主，作为个体的人，他们的品行是恶还是善，人品是好还是坏，是各不相同的。
有的地主可能一方面通过出租土地剥削农民，另一方面又将其剥削所得的一部分用於社会公益与乡村慈善事业，做些铺道路、办学堂之类的善事。
也有的地主为非作歹、欺男霸女、鱼肉乡邻，成为恶霸地主。
农民也并非清一色，当中也有少量好逸恶劳、偷鸡摸狗之类的“二流子”。
但从阶级总体上看，因为地主占有土地，可以凭借土地过著不劳而获的生活﹔而贫雇农由於缺少土地或根本没有土地，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而接受地主的剥削，所以地主和贫雇农之间构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形成了根本的阶级对立，土地改革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这种阶级矛盾。
还应该看到，有的地主可能原本就是普通农民，由於某种机缘和个人努力，慢慢积累了一些财富，购进了若干土地，随著土地的增多自己耕种不了，便将土地出租给其他农民以收取地租。
当地租剥削达到一定量的时候，这样的农民也就演变为地主了。
对於这个现象，1930年进行寻乌调查时就已经作了剖析。
当时农民与地主的身份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地主如果破产，就有可能变成贫农乃至雇农，普通农民也有可能由於“力作致富”或“由小商业致富”而上升为地主。
但一个农民一旦成为地主，其本人也可能仍参加劳动，也可能仍过著勤俭的生活，但其必定将土地出租给农民以收取地租从而带有剥削性质，其阶级身份也就从普通劳动者演变成剥削阶级的一员，阶级属性根本变化了。
三、地主集中土地不是为了集约经营和规模化生产 当下有人认为，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有利於集约经营和规模化生产。
因此，地主阶级不应该被打倒，旧的土地制度也没有必要改变。
对於这个问题，早在寻乌调查中就以切实详尽的实例作了回答。
的调查结论是：以“收租坐视”为目的之地主，他们手中的土地并非为了集约经营与规模化生产，而是为出租赢利。
地主并不关心土地改良和生产工具改进，因为地主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地主占有土地的目的，不是自己耕种，而是出租给农民，然后收取一定数量的地租。
既然土地已经租给别人耕种，地主自然不必过於关心土地的经营状况，也不会过於关心土地改良与生产工具改进的情况，他更关心的是地租的收取。
从这个角度看，地主集中一部分土地在自己手中并非为了集约经营，也没有实现规模化生产，对於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没有积极性。
正因为如此，不论是“五四指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对於地主与富农都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
从是否有利於生产力发展这个角度看，在革命的过程中该不该将地主阶级打倒，答案不难得出。
与此相关联，当年启动土地改革运动时，农村土地是否集中在地主手中，是时下人们议论较多的另一个话题。
如果当年农村自耕农（或中农）占主体，土地并非集中在地主手中，也就没有必要通过土地改革这种方式大规模地调整农村的土地关系。
中国地域广大，农村土地的占有情况自然也是华北与华南不同，西北与江南有异，某些地方土地集中程度较高，亦有的地方土地比较分散。
即使在同一个地区，有的村庄或许一户地主也没有，而有的村庄则集中有若干户地主。
就全国而言，当时的土地制度极度不合理，有大量农民无地可耕或耕地不足，恐怕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
据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在上世纪30年代所进行的农村调查，在河北定县所调查的14617户农户中，有70%的农户占有耕地不到总数的30%。
保定调查的10个村1565户农户中，65%的农户不是无地可耕就是耕地不足。
江南土地集中的情况也很严重。
无锡的地主仅占农户6%以下，却占耕地的47%，占农户口69%的贫农和雇农，仅占有14.2%的土地。
在浙江临安县，贫农占人口的48%，所有耕地仅占13%。
而在中原的河南南阳县，65%的人口都是贫农，他们所有的耕地仅占全部农地的五分之一。
广东占人口74%的贫农，占有耕地不及五分之一，同时占人口2%的地主却占有耕地二分之一以上。
然而，“现代中国的贫农，难有增加其土地之望。
因为在近代的经济影响下，私人财产的发展，已有一世纪的行程。
国有及公有的土地，为大地主所掠夺，他们非法的然而事实上垄断了这些土地的地租”。
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陈翰笙写作了《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这篇著名的调查报告。
文章开头就说：“农民需要土地”，“中国经济结构，建筑在农民的身上，是人所周知的事实，殊不知农村中不下65%的农民，都很迫切地需要土地耕种，而中国的经济学者以为自耕农是自给自足的，其实这是远於事实的见解，黄河及白河两流域间，自耕农很占优势，然而大多数和别处的贫农一样，所有土地，不足耕种。
”正如陈翰笙所指出的：“这样土地所有与土地使用间的矛盾，正是中国现代土地问题的核心。
”（《陈翰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第44页，第37页）既然如此，通过土地改革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其正当性和必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四、土地改革运动是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有效方式 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建立农村根据地就成为这条道路的主要内容。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要在农村开展革命，就必须动员与组织广大农民。
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参加革命与否，不是靠几句动人的口号，讲一通革命的道理，就能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其切身利益。
农民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生活贫穷、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源，正在於没有解决土地问题。
因此，中国共产党自建立农村根据地之后，就开始“打土豪、分田地”，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是符合农民意愿的。
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了纠缠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土地问题，才赢得了亿万农民的真心拥戴。
进入抗日战争之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许多重大的政策调整，其中将土地革命时期执行的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
这是一个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政策。
对於广大农民而言，抗日固然是他们的强烈要求，但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给予其一定的物质利益，其抗日的积极性才更得以激发﹔对於地主富农而言，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作为中国人，多数人不愿当亡国奴、卖身求荣去做汉奸，他们也有一定的抗日愿望。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既使农民减轻了负担，得到了物质利益，也使地主富农的根本利益没有受损。
这一政策的执行，使抗日根据地的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於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虽然为争取和平民主作了巨大的努力，但蒋介石一意要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
国共双方都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是难以避免的。
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进行解放战争的准备，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下决心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
经过八年抗战，解放区农民付出了巨大牺牲，要进行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解放战争，动员更广大的农民参军参战，仅靠减租减息这一政策已不足以调动广大农民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在这种情况下，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明确提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由此启动了解放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极大地激发了亿万农民参军参战的热情。
在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进行了有效的战争动员，将保卫土改胜利果实与打倒蒋介石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参军、支前成为解放区农民的自觉行动。
仅1946年的8月、9月、10月三个月，全解放区就有30万名翻身农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为了支援前线，翻身农民踊跃交纳公粮，参加战勤，以各种方式投身於人民解放战争，他们用非常原始的运输工具——牛车、毛驴、扁担和背架，以至两手和双肩，保证了规模巨大的战争供给。
单是战争最初的8个月中，冀鲁豫解放区就出动120万民工，用了3320.8万个工来支援前线。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山东解放区共动员58万人入伍。
淮海战役期间，各相关解放区前后方共动员民工500多万人。
解放区农民为什麼能踊跃参军参战和支援前线，正是因为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使他们得到了土地，实现了中国农民期望几千年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他们意识到这场战争的胜负与能否保住手中的土地有著密切的联系。
美国学者易劳逸在他的《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中写道：“国民党在农村的失败是由於当局——无能力保证农民的土地、安全和食物——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对政府所持有的尊敬。
这就意味著政府正失去合法性。
沉重的经常性的苛捐杂税、腐败、绝大部分官员所显示出来的倾向地主阶级反对佃农的偏见，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及其合法行动的社会价值。
结果，农民们不是非难，就是躲避征税和征兵官员。
”“与之相比，在共产党地区，可能大多数农民仍然是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但他们倾向於与这个政权合作。
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则积极地支持共产党人。
”这恰是对土地改革运动意义的一个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