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宪法心得和对宪法的认识
宪法心得宪法认识 近年来，随着宪法意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觉醒，不经意中，我国已迈上了社会主义宪政之路。
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就必须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宪法、维护宪法、自觉遵守和实施宪法的风气和习惯，就此，如何弘扬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宪法文化作为一个现实的课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
一、宪法文化的界定 宪法文化是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宪法文化的概念，目前理论界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认为宪法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人们在法律实践中形成的宪法意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二是认为宪法文化也就是宪政文化，是主体对宪政的情感、评价和心态，它深藏于民众的意识之中，又反作用于宪政活动。
三是认为宪法文化是基于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是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宪法文化只能出现在近代。
这几种说法，实际是某个单一的角度，对其产生、性质及其存在方式的表述，并非一个完整的定义。
笔者认为，宪法文化是基于商品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的综合作用而产生的关于宪法、宪政制度和宪法结构等认识的总和。
二、宪法文化的构成因素 宪法文化是一个整体，是构成宪法文化的各要素的有机结合。
宪法文化主要由三个要素构成，即宪法文化的认知、宪法文化的评价和宪法文化的情感。
这三大要素是依据主体对宪法文化的认识深度、认识角度而区分的，但同时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
1、宪法文化的认知要素 法律认知是人们对法律内容、形式、运行、法律性质、作用等法律现实以及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区分和联系的感知和认识。
宪法文化的认知，解决的是事实判断问题，是主体对于宪法文化是什么的回答。
宪法文化的认知，包括认识和感知两个层次。
宪法文化认识是人们对宪法的理性认识，其认识主体一般具有宪法知识，是对宪法规范和实践比较深刻的反映。
宪法文化感知是人们对宪法的经验型知识，它往往因人而异。
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公民的宪法文化认识结构也存在不同。
一般来说，宪法与现实生活、政治实践联系越紧密，宪法的深入程度越高，人们的认识程度也就越高。
同时，人们参与宪法生活的程度，接受宪法普及的程度，接受宪法教育的水平都能影响人们对宪法文化的认知。
此外，宪法文化的认识也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
在当代中国，公民对宪法的认知大多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这主要表现在，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地位有时候还只停留在表面上，宪法实施保障制度尚未形成有机的体系，可操作性还不强，等等。
2、宪法文化的评价要素 宪法文化的评价指人们对各种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选择和排序。
它要解决的是宪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
宪法文化的评价反映了主体对宪法认识的价值取向。
诸如我国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同1954年宪法相比较是不是一种倒退
对于宪政而言，民主、法治、人权哪一个价值更高
哪些权利应该上升到由宪法保护
自由、正义、安全等价值在不同国家的排位有何不同
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宪法文化的评价。
宪法文化的评价反映了人们对宪法文化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任何宪法规范、宪法制度都是特定价值观念的体现，宪法规范中都隐含着一套价值准则。
例如，美国的宪法规范是西方自然权利、自由、正义等价值观的体现。
因此人们对宪法的评价，也是一个体现宪法本身价值的过程。
每一种类型的宪法文化都有其独特个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各有独特的评价取向。
日本现行宪法最具特色的是它的和平主义条款，这反映了战后的日本人们对和平的选择与向往。
我国1975年宪法具有很多极左的东西，是由当时政治形势所决定。
因此，随着时间、地点等外部因素的变化，对宪法文化的评价取向、价值排序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3、宪法文化的情感要素 宪法文化的情感是指与宪法现象的情绪体验，是在认识宪法和实施宪法中形成的普遍心理。
情感要素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着个人的行为选择和社会的制度选择。
例如，公民对权利观念能从心理上得到认同，那么每个人就会关心自己的权利是否得到保护；如果宪法意识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牢固的积淀，那么就会关心哪些行为、哪些情况是违宪，公民或政府在实施法律行为时也会考虑到是否违宪；又如，英国公众对议会至上的认同，早已超出制度上的设计，而是一提到立法机构就会引发这种情结。
宪法文化的情感要素是长期形成的，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并且呈现隐潜状态，它深深影响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宪法文化的发展。
在这一点上，法律传统有相近之处，法律传统表现在规范和制度方面的不多，而更多的表现在民众心理方面。
例如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厌讼心理，一直到现在还有表现，可见情感要素是宪法文化结构中最稳定的部分。
当然，社会发展的水平不同、文化特性不同，也会导致情感要素的差异，例如美国国会可以对总统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弹劾，让总统到国会质证。
这种行动对美国公民来说很正常，但对于一些阿拉伯君主制国家而言则是无法想像的。
因此，即使是面对同一事件也会导致情感的差异。
三、加强宪法文化研究，促进宪法文化发展 回顾我国百年宪政的历史，尽管每一个新政权制定的宪法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从某些字面上看都有一定的价值，但为什么难以实施，或者实施时没有达到立宪者所追求的效果呢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状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能仅从宪法本身来理解，而应当看到隐藏在背后的宪法文化因素。
可以说，加强宪法文化研究，促进宪法文化发展，也是步入宪政社会的必然要求。
1、加强宪法文化研究，传播和普及宪政的基本理念 宪政的基本理念即宪政精神，它是区分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法治与人治的标志。
宪法至上、政府守法、违宪审查、保障人权已被公认为宪政的基本理念，是宪法文化的核心。
宪法至上是宪政最重要的追求和标志，它是指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宪法的地位和作用至高无上。
这意味着宪法对所规定的权利、正义、平等、自由的保护及对权力的限制原则不可动摇，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
从逻辑上讲，宪法至上的具体表现，如果不确定宪法至上，法律至上就是空谈；而没有宪法至上的文化传统，法治社会也不可能建立或者长久地得到保持。
因此，要加强文化宪法建设，就必须在公民心目中树立起宪法至上的信仰。
政府守法是指国家的一切权力根源于法律，而且要依法行使。
如果政府违法，逾越自己的职权范围，必将诱使全社会的违法行为泛滥，就会出现政府无法治、法治只治民不治吏的局面，其后果首先就是公民权利受到侵害。
由于政府守法作为一项宪政理念，其价值基础在于保障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正如法国《人权宣言》宣告的，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因此只有宪法才能确保权力来源的合法性。
要保障宪法的充分实施，就必须对违宪行为进行处理，因此，违宪审查是宪法实施最重要的形式。
违宪审查作为宪法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使宪法也如同民法、刑法一样具有可操作性。
违宪审查的形式主要有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德国和法国式的专门机关审查和中国式的立法机关审查。
它通过确定与宪法相抵触或与其精神相违背的法律无效，从而保证普通法律规范与宪法的一致性，使宪法的权威得到制度上的保证。
由宪法国家而形成的宪政国家，应当伴随着宪法保障机制的成长。
在我国宪政实践中，这一环节尚需要大力加强。
人权是宪政的目的。
由于宪法对人权的规定最为详尽，没有人权条款的宪法不是完整的宪法。
所以尽管美国1787年宪法在国家政治体制的设计上比较完美，但在人权保障方面则几乎空白，因而在1791年又不得不通过了十条宪法修正案，即人权法案。
可以说，宪法至上使人权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政府守法使权力对权利的侵犯限定在最底限度，违宪审查使人权侵犯得到及时合理的救济，从而最终达成人权是宪政的目的。
2、提高全民的宪政精神和加强制度建设是促进宪法文化发展的重要措施 宪政精神是一个民族尊重宪法、实施民主政治的风气和习惯。
宪政精神的建立是一个长期形成和培养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和专制政府统治之下，既无法治传统，更无宪法至上的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宪政精神的培养尚待时日，各种制度建设也不完善，致使文革十年中，连宪法的最高权威地位也完全丧失。
可见，培养全民族的宪政精神是宪法文化发展的前提。
首先，要长期进行宪法宣传教育，使公民形成遵守宪法的观念。
尤其是国家各级领导人应带头遵守宪法。
通过建立必要的制度和开展一定形式的活动来保证宣传宪法，如建立宪法节制度，世界上已有一些国家把宪法通过或颁布实施或生效的日期定为宪法节或宪法纪念日，如日本把1947年5月3日定为宪法纪念日；建立国家公职人员效忠宪法和国家的就职宣誓制度，如美国宪法第6条规定，参、众议员，各州议员，联邦、各州的行政司法官员，都应宣誓忠于宪法；把宪法模型放置在重要场所，使公民能经常看到，如法国1793年宪法规定，人权宣言和宪法应雕刻在石板上，置于立法机关和其他公共场所。
此外，有的国家还开办本国宪政运动历史博物馆，等等。
其次，为保证宪法的权威性，应对宪法中过时的内容及时修改，或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变更。
宪法应当具有纲领性，对未来的发展起到前兆作用。
但是，社会转型时期所带来的变化是快速的，所以宪法有时难免落后于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及时修改，就会使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受到冲击。
弘扬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宪政文化，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前进和逐步完善的过程，需要我们在历史传统和现有经济状况的限制中，通过民主实践，积极改革，不断进取，需要全民族、全社会锲而不舍、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观看《宪法的精神法治的力量》的感想600字
我就简单说下一个： 1.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的生活，全球性问题。
2.法律宪法的其他立法基础，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3.宪法是标准的所有组织和个人积极。
4.在制定和程序，要经过不同的特别程序的普通法
如何认识宪法法治原则
《宪法》，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以保障人权为目的，对社会进行制度安排的基本形式，经历了由单一的政治制度安排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全方位的制度安排的过程，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的变化对宪法的发展变化起着直接作用，同时国际关系也对宪法发展趋势有所影响。
宪法是每一个民主国家最根本的法的渊源，其法律地位和效力是最高的。
中国宪法是由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的，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监督和保障宪法实施的意义在于： 1．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国家的根本制度 2．有利于健全法制 3．有利于真正发挥宪法的作用
以“如何正确认识宪法，加强法制建设”为题写一篇短文200字左右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它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确认革命胜利成果和现实的民主政治，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
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的变化对宪法的发展变化起着直接作用，同时国际关系也对宪法发展趋势有所影响。
宪法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onstitutio，本是组织、确立的意思。
古罗马帝国用它来表示帝王的“诏令”、“谕旨”，以区别于市民会议通过的法律文件。
欧洲封建时代用它表示在日常立法中对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的确认，含有组织法的意思。
英国在中世纪建立了代议制度，确立了国王没有得到议会同意就不得征税和进行其他立法的原则。
后来代议制度普及于欧美各国，人们就把规定代议制度的法律称为宪法，指确认立宪政体的法律。
“宪”、“宪令”、“宪法”等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与“法”同义，日本古代“宪”也指法令、制度 ，都与现代“宪法”一词含义不同。
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时期，随着西方立宪政治概念的传入，日本才有相当于欧美的概念出现。
1898年，中国戊戌变法时，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要求清廷制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
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从此“宪法”一词在中国就成为国家根本法的专用词.
学习《宪法》家长感言
现代西方的法治理论则循由两个路径发展：一个路径是继续形式主义法治理论的发展传统，另一种则是企图修补形式主义法治缺陷的实质主义法治理论。
前者以英国学者拉兹和美国学者富勒为代表。
拉兹认为，法治的字面含义是“法的统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法治是指“人们应该服从法律并受法律的统治”但是在政治和法律理论中，法治应作狭义之理解。
即“政府应受法律统治并服从法律。
”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并且能给人们的行为提供有效的指引。
拉兹还提出了法治八项原则： （1）法不溯及既往，应公开明确； （2）法律应相对稳定； （3）特别法的制定应受公开、稳定、明确的一般规则指导； （4）保障司法独立； （5）遵守自然正义原则：公开审理、不得以偏见司法； （6）法院应对于其它原则的执行握有审查权，即审查议会和行政立法等； （7）法院应易于接近：省时省钱； （8）预防犯罪的机构在行使裁量权时不得滥用法律。
法治原则法的道德基础时，也提出了法治的八项原则。
一般认为富勒尽管关注法的道德性，但他主张的法治原则并不是道德性质的，而实际上不过还是一种形式法治。
后者（既实质法治）开始于德国学者韦伯对资本主义法律合理性的探讨。
自韦伯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纽曼继续了对形式法治转向实质法治的观察，并将韦伯关于现代法发展会出现反形式主义的预见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720世纪5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实质法治问题。
1959年印度德里法学家大会所通过的《德里宣言》就包括实质法治价值取向。
如在其关于法治三原则的主张中，第一条就明确提出法治不仅要保障和促进个人的公民与政治权利，且应确保个人合法期望与尊严得以实现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
美国学者德沃金作为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虽然没有专门论述法治问题，但从他关于权利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形式法治的明确挑战：他主张道德权利，强调个人可以良心拒绝和非暴力反抗国家不正义的法律；他反对孤立的形式平等，主张给予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和个人以更多保护；他要求捍卫体现公平、正义要求的法律原则等等，都含有明显的实质法治的精神。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有过法治与人治之争，但在内容上与古希腊的法治大相径庭，从发生学的意义而言，中国古代法家的主张也并演绎出近代和现代的法治理论。
从一定意义而言，现代中国的法治理论只是西风东渐的结果。
编辑本段宪法形式体现 不论是把法治界定为治国方法、法制的理想状态、法律运行的原则，还是把法治看作是法律制度的价值标准、社会结构状态，那么必须首先建构法律制度这个前提，理所当然地要以宪法作为法治的核心，因此我们可以说宪法存在本身就是实行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志。
法治原则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传统和法律背景之下，有不同的宪法形式体现。
在资本主义国家成立前后，法治原则一般集中体现在政治宣言或者宪法序言之中，另有少量的内容体现在宪法正文里面。
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
当时体现法治原则的内容规定主要有：（1）法律目前人人平等；（2）未经审判不为罪，法律不得溯及既往；（3）未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权利和自由，宪法所未列举的权利应为人民保留；（4）国家机关不得行使法律所未授予的职权；（5）司法独立；（7）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任何法律、法令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8）国家机关之间应严格实行分权。
现代资本主义宪法在体现法治原则时，除了因应资本垄断化、全球化的趋势和社会民主化的潮流，在内容上呈现出行政权力不断扩大，公民权利大幅增加，法治标准趋向国际化等特点外。
在形式上也颇有创新。
概而言之，这些形式大致有三种：第一种形式是在宪法序言中明确宣告为法治国家。
如《葡萄牙共和国宪法》宪法序言便说道：“制宪会议庄严宣布：葡萄牙人民决心保卫国家独立，捍卫公民基本权利，确立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确保法治在民主国家中的最高地位。
”第二种形式是在宪法正文中明文规定自己是法治国家。
如《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第2 条规定：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非宗教的、社会的法治国家。
《摩纳哥公国宪法》第2条第2款规定：公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尊重自由和基本权利。
第三种形式是虽不直接使用法治字样，但从其它内容或者文字可以推论出该宪法以法治为基本原则。
如前联邦德国基本法不仅规定了它要实行三权分立的联邦政体，而且在《基本法》第97章第1节明文规定：法官应该独立，并仅服从法律。
同时它还规定基本法是具有切实效力的最高法律。
第四种形式是虽不直接宣布实行法治，也不用其它条文间接反映法治精神，而是用“基本原则”为章名或在其它各章中体现了法治的政治体制。
中国1999年3月15日由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所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从而从总体上确立了中国的法治体制。
除此以外，现行宪法的其它不少条款也体现了法治的精神，具体内容有：（1）在序言中郑重宣告中国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
确认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政党、团体、组织和个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在总纲中明文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2）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等。
（3）在国家机构中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社会团体、行政机关和个人的干涉。
中国学者一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和中国宪法在体现法治原则时除了形式的不同外，还有实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的法治以维护资本主义的特权为目的，是打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旗帜”对广大人民进行“合法侵犯”。
社会主义的法治是一种消灭特权的法治，它不但要保护人民免受非法侵犯，更要消除可能出现的以国家、组织名义所进行的合法侵犯。
编辑本段原则的适用 第一，合理借鉴人类在建构和发展法治文明中的优秀成果 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法治固然要体现国别性、时代性和阶级性，但它更应体现人类在追求进步和发展过程中的共同智能，因此对那些后法治化的国家来说，如何充分吸取先法治化的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比如，早期法治都重视法律与政治分离，实行分权；将程序视为法律的中心；强调法律的普遍性、一般性；强调对法律的严格服从与忠诚等。
上述这些无疑对培养法律的自治性和独立性，建构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有极其重要意义，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1）它的法条主义趋向导致法律思维脱离社会现实；（2）规则的适用排除了对目的、需要、结果的考虑，规则模型带有现代官僚政治的理性气质；（3）程序中心主义加剧了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紧张，导致人们的公正预期受挫，从而使人们对程序正义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有鉴于此，后法治国家在追求法律发自治品格时，也应重视规则和政策的内涵价值，从而寻求法律制度自我矫正的机制，发挥法律、道德与政策的共同作用。
第二，重视习惯规则。
现代法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环境是：国家与社会日益混同，传统意义上的公法与私法界限 法治原则逐渐模糊，与条文法相对应的“活法”（living law）和内部规则（inner law）逐渐复活。
这就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和审视立法者的制法理性。
马克思认为：立法者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则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
真正的法律规则只能在特定的情景中发现，系统地创造一整套法律规则的任务超出了人类的理性能力。
无论是职业法律家的法律还是代议机构的立法，都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新的规则，他们只能表述、阐释、澄清或修正既有的规则。
12但在重视发现习惯规则的同时，我们也丝毫不可贬低法律制定的作用，毕竟立法不仅象征着人类为解决特定问题所作出的努力，同时立法对补救现有规则之不足，克服习惯规则的凌乱化，并改变或者变通“那些与目前秩序相抵触或经验表明不便利的规定”13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第三，正确处理民主和法治的关系。
现代国家在法治化建设的过程中，通常也把民主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发展目标。
这是因为民主在满足社会的合法性诉求，体现正义和公平，制约国家权力和促进公民参与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民主本身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她既可指一种制度形态和政体形态，又可表征公民享受的权利和自由，还可指一种多数表决为基础的程序操作机制。
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民主并不代表一种绝对的善，她既可发挥正向度的作用，也可发挥副向度的作用。
从理论的逻辑而言，民主天然地有产生“多数专制”的倾向，从实证的角度而言，民主曾多次导演“集权专制”和“群众专政”的灾难。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扩展民主，并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建设法治与宪政，另一方面则要用法治的精神来质疑、否定和矫正民主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