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与竹俱空，问是非何处安脚
貌偕松共瘦，知忧喜无由上眉。
心和竹子一样是中空的，试问是是非非在哪里落脚
外表和松树一样瘦，知道忧伤和喜乐没办法表现在眉间。
上联意思是外界的是非不会挂在心上，下联的意思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
而分别以竹和松作映衬，见出作者人格的高洁正直。
和尚在念经的时候是怎么运用气息，如何换气的。
“若随美丽姑娘心， 今生便无学佛份， 若到深山去修行， 又负姑娘一片情。
” （译自青海省民族出版社藏汉对照《仓洋嘉措情歌》第24首） 这首诗，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出家修佛，还是在家生活
是对现实生活的执著的追求，还是舍弃今生去寻求那虚无缥缈的来生幸福
这个问题，在每个僧人面前摆着，在每个僧人心中想着。
在广大僧徒中，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和深刻内容的矛盾问题。
这种矛盾，是那么不可调和，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每具僧人都不得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但是，在旧时代的西藏，在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统治下，人们是没有人身自由和信仰由自的。
一家若有两个男孩，便要送一个去当僧人；若有三个，但要送两个去出家。
所以，这里完全抹杀了信仰自由，剥夺了自己选择的权利。
在这点上，仓洋嘉措和广大僧徒遭受到同样的命运。
但是，对于行动的桎梏，并不等于扼杀了思想。
失掉爱情的自由，仓洋嘉措是不甘心的。
所心在《情歌》中又唱出了如下的歌： “我观修的喇嘛的脸面， 却不能在心中显现； 没观修的情人容颜， 却在心中明朗地映见。
” 在佛教观念中，“佛、法、僧”被称为“三宝”。
就是说佛、教义和僧人是佛教中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
任何信徒都要诫崇奉，绝不允许有丝毫不敬，更不用说亵渎了。
其中特别是向自己传授佛法经典的喇嘛，那是引导自己进入教门、指引走向解脱道路的亲教师，是佛的代言人。
对之就更要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并要在修法中，时时加以观修，否则就是大逆不到，罪恶难容。
但是，在这首诗中，仓洋嘉措却把教导自己修习佛法的喇嘛与佛教严禁接触的“情人”相提并论。
而且还毫不避讳地宣称，自己特意观修的喇嘛，在心中不见影象，而没有观修的情人，却占据了自己的心田。
这就充分说明诗人对于佛法和喇嘛是淡然视之，而对于人世生活却是热烈追求。
像这样内容的诗，《情歌》中有七、八首。
这些诗，不但否定了佛教的出世思想，而且对于强迫出家、把出家做为差役摊派给农奴的政教合一制度，给了有力的抨击。
它表达了广大僧徒的心声，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这种制度的不满和对非理性的佛教禁欲主义的批判，使这些诗歌具有深刻的议会意义。
这便是《情歌》所以能够广泛流传在民间，受到人民群众喜爱的根本原因。
更何况诗人还唱出： “发发草上霜冻， 再加使者寒风， 当然就是他俩， 拆散花儿蜜蜂
” （同书第8首） 这首诗通篇用比喻，生动形象，有力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一切破坏爱情的“霜冻”和“寒风”，其社会意义便更加普遍了。
在《情歌》中，我们还可以读到对于坚贞爱情的追求和赞美的诗，如： “心中热烈地爱恋， 问伊能否作侣伴
答道：除非死别， 活着便决不离散
” （同书第23首） “盖的黑色印章， 不会把话来讲， 请将信义小印， 嵌在各自心上” 〔同书第14首） “写的黑色小字， 已被雨水冲去； 未画的心的图画， 要擦也擦不掉它
” （同书第13首） 《情歌》中还有不少诗章，描绘了整个爱情生活中各种复杂曲折的情景和微妙多变的心理状态，也都真实、细腻，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如描绘初恋的： “在那众人之中， 莫露我俩真情， 你若心中有意， 请用眉眼传递
” （同书第71首） 表达爱情欢乐的如： “杜鹃来自门地， 带来春的气息； 我和情人相会， 身心无限欢喜。
” （同书第46首） 抒发想念之情的如： “第一最好不见， 免得彼此相恋； 第二最好不识， 免得彼此相思。
” （同书第66首） 反映不安心情的如： “虽然肌肤相亲， 却不知情人真心； 不如地上画图， 能算准天上星辰。
” （同书第49首） 这首诗细腻地反映了男女相交过程中，摸不准对方真情时的忐忑不安心情。
以上所举《情歌》中表述的在爱情生活中所感受的喜怒哀乐的情绪，所品尝的酸甜苦辣的滋味，是在一般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中都会出现的。
这也使诗人和广大群众在感情上有了相通之处。
对于仓洋嘉措，西藏的两股政治势力，从不同的方向，对他施加着强大的压力。
扶立仓洋嘉措为达赖喇嘛的触者桑吉嘉措，告诫他要烙守清规，不犯戒律，潜心读经。
这在《桑吉嘉措传 和《仓洋嘉措秘史》中都有明自记述。
这显然是为了在政治斗争中，不给对方以口实。
另一方是拉藏汗，则借仓洋嘉措的“荒唐行为”，极力进行攻击，说桑吉嘉措所立的不是真达赖。
总之，各方的非难和攻击，一齐落到仓洋嘉措的头上。
对此，诗人并没有屈服。
他一方面向他的亲教师五世班禅罗桑益西表示情愿交出“达赖喇嘛”这顶桂冠；另一方面，还用自己的诗歌作出了响亮而有力的回答： “人们说我闲话， 自认说得不差， 少年我的脚印， 进了女店主家。
” （同书第61首） 这和另一首：“老狗长满毛须，心比人还伶俐。
奠说我曾夜出，莫说破晓才归
”比起来，后者显然是初期写的，表露了诗人生怕自己的行为被别人知道的惴惴不安心情。
而前者则是诗人对自己的行为直认不讳，同时对那些责难给以强力的反驳： “莫说仓洋嘉措， 去把情人寻找。
恰似己所觅求， 他人同样需要
” （同书第67首） 不但如此，诗人还横下一条心，大声对他们宣告： “背后的凶恶龙魔， 无所谓怕与不怕， 前面的香甜苹果， 我一定要摘到它
” （同书第65首） 这首诗显示了诗人要冲破一切清规戒律，不顾一切攻击和责难，而去追求爱情，热爱人生的坚强意志和刚毅决心。
凡此种种，对当时的西藏上层社会，特别是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界来说，犹如发聋振聩的晴天霹雳，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和打击。
因之对仓洋嘉措加以责难。
不过，这种违反教规的行为显然只是一个导火线，更为重要的还是政治上的原因，所以，他们抓住仓洋嘉措的生活表现，借题发挥，罗织罪名，上告中央皇廷，实际上是要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但是，正因为如此，便更鲜明地显示出《情歌》的进步性和巨大的社会意义。
四、艺术成就 《情歌》不但有积极进步的思想内容，而且也有高度的艺术技巧。
在格律结构上，《情歌》采取了“谐体”（四句六言体）民歌的形式，除个别六旬、八句外。
基本上都是每首四句，每句六个音节，两个音节一停顿，分为三拍，即四句六音节三顿的民歌格律。
节奏响亮，琅琅上口，还可以民歌曲调吟唱，极富于音乐美感。
《情歌》寓情于喻，多取比兴；直抒胸怀，采用白描的手法，自然而流畅，通俗易懂，具有浓郁的民歌风韵。
《情歌》用比的艺术手段也多种多样。
有通篇比喻的。
如： “柳树爱上小鸟， 小鸟爱上柳树， 只要双双相爱， 鹞鹰无法破坏
” （同书第62首） 诗中以小鸟栖息杨柳的常见自然景象比喻男女的相爱；以鹰鹞与鸟雀的敌对关系，比喻破坏者及其凶恶本性，都是非常贴切而又富于生活气息的。
还有前两句比兴，后两句写实的，如： “烈马逃到山上， 可用套索捉捕。
情人一旦反目， 法力也难捉住
” （同书第37首） 前两句以不驯的劣马比后两句中反目的情人，可谓就近取比，颇具民族特色。
《情歌》中还有不少诗章采取直抒胸怀的白描手法。
如： 一个把帽子戴在头， 一个把辫子从背后， 一个说请你慢慢走， 一个说请把步地留， 一个说心儿莫难受， 一个说很快会聚首。
” （同书第56首） 戴帽、甩辫的动作，本来极为平常，但诗人写人诗中，却显得那么真切、细腻，给人以动的画面；几句对话，也似平淡无奇。
但一片恋恋难舍深情，却就寄寓在平淡之中；分别相送也是常事，可是，一旦注人了爱情美酒，那情景也就使人格外陶醉了。
短短六句诗，写动作，男女分明；写对话，言短意长。
景中有情，诗中有画，成为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绝妙惜别素描。
不是诗人热爱生活，深入细致的观察，哪能达到这般高超的境界
《情歌》的一些诗章，还巧妙地使用了对比的手法。
如： “我到喇嘛跟前， 请把心路指点。
无奈心儿难收， 跑到情人那边。
” （同书第17首） 这首诗把情人和喇嘛、爱情和佛法这两对尖锐矛盾着的事物相对比，而以心儿的选择做为对比的杠杆，把客观事物的美丑、主观感情的爱憎以及诗人的取舍，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两相对比，形象格外鲜明，感受更加强烈，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效果。
《情歌》中有的诗在构思和意境方面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如： “天空洁白仙鹤， 请把双翅惜我， 不到远处去飞， 只到理塘就回
” （同书第57首） 这首诗显露了诗人驰神逞想，纵意凌空，超脱浪漫的气质。
同时也表达了诗人急欲冲出牢笼获取自由的愿望，使人读之心旷神怡，一向为群众所喜传爱唱。
解放后，群众还借此格律新创了一首“天空洁白仙鹤，请把双翅借我，不到远处去飞，只到北京就回
”的脍炙人口的新民歌。
诗人在语言的运用方面，朴素无华，活泼生动，清新明快，平易通俗，多是群众语言。
这也是他的诗歌能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知道诗歌出处的人，只把它当做一般民歌来唱。
由此可见《情歌》在语言艺术和思想感情方面“群众化”的程度。
特别在当时，上层文人多受“年阿”诗体的影响，崇尚典雅深奥、讲求词藻堆砌、鄙视“俗词俚语”之风盛行之际，诗人却以达赖喇嘛至高的身份，坚持将群众语言写入诗篇，独树一帜，一新当时文坛耳目，更觉难能可贵。
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一个有成就的诗人，他总是要向民歌学习，并从中汲取多方面的营养以充实自己的。
从十一世纪的米拉日巴和十二世纪的贡噶坚赞的诗作看，也都无不如此。
综上所述，《仓洋嘉措情歌》称得上思想内容积极健康，一扫封建文人凡有著作必有宗教内容的习气。
艺术上有独到的成就，玉润珠圆，唾吐自然，富于民歌风韵，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美诗篇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什么意思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全唐诗》杜甫，字子美，其先襄阳人，曾祖依艺为巩令，因居巩。
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
后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
安禄山陷京师，肃宗即位灵武，甫自贼中遁赴行在，拜左拾遗。
以论救房琯，出为华州司功参军。
关辅饥乱，寓居同州同谷县，身自负薪采梠，哺糒不给。
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道阻不赴。
严武镇成都，奏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
武与甫世旧，待遇甚厚。
乃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枕江结庐，纵酒啸歌其中。
武卒，甫无所依，乃之东蜀就高适。
既至而适卒。
是岁，蜀帅相攻杀，蜀大扰。
甫携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亦乱。
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
卒年五十九。
元和中，归葬偃师首阳山，元稹志其墓。
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
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
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
”元、白之论如此。
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
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
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
旧集诗文共六十卷，今编诗十九卷。
鲁迅对杜甫的评价：“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
”曾经加入《新青年》，以《狂人日记》等名作参与发动“五四”文化革命之鲁迅，到三十年代，岿然成为众望所归之革命文学导师，晚年与友人讨论中国文学史，以为中古之陶潜、李白、杜甫皆第一流诗人，继而又说：“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
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
”（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见《文艺报》1956年20号）众所周知，鲁迅晚年在政治上己与胡适分道扬镳，惟此评论杜甫之寥寥数语，仍然与胡适笙磐同音。
可见鲁迅很推崇杜甫。
他还曾经说过：“杜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
给时光一份浅浅的回眸，给心灵一份淡淡的安暖.芬芳过往，岁月静好，是什么意思
给时光一份浅浅的回给心灵一份淡淡的安暖；芬芳过往，岁好。
时间过滤了记的那些伤痛与不悦，也沉淀了喜乐与疯狂。
而这些曾经的美好回忆，伴随着我一路走来，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
于是就印下了那段旧时光，放在岁月的流动中，让它缓缓流逝。
既温暖又滋润着时下，或许更未来的日子。
就是别人摘抄的优美诗句，没什么特别意思。
请采纳，O(∩_∩)O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