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正在帮助农民脱贫，我是贫困人员，27岁未婚，要怎样获益呢
团课心得体会这是我进入大学的第一次团课，通过老师的精彩讲解，收获颇多。
通过这次团课学习，我正真的明白了团的意义，也体会到作为一名共青团员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通过这次的团课学习也使我明白了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团章把共青团组织的性质表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作为朝气蓬勃的我们像八九点钟的太阳，有朝气，有活力。
如今的社会飞速发展，需要我们用智慧去创造，用青春和热血去开拓属于我们的时代。
不望成为科技尖端人才，也不望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只做一名合格的共青团员，不做损害中国共产党事业的人，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为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发展与队伍建设的壮大添砖加瓦。
正如总书记在在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广大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养成高尚品格。
要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己任，胸怀理想、志存高远，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为之终生奋斗。
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自觉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要坚持艰苦奋斗，不贪图安逸，不惧怕困难，不怨天尤人，依靠勤劳和汗水开辟人生和事业前程。
近日我们级开展了一次有关两会的团课，这是我进入大学的第一次团课，通过同学的精彩讲解，收获颇多。
通过这次团课学习与平时关注的两会要闻，我进一步明确了作为
谈谈旅游业的发展对当地的影响
旅游业对经济社会的贡献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旅游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势头最强劲和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
旅游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产业地位、经济作用逐步增强，旅游业对经济的拉动性、对社会就业的带动力以及对文化与环境的促进作用日益显现，正在实现着旅游业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互相促进的局面。
1999年10月西峡县委、县政府立足县情提出了建设“经济强县、生态大县、旅游名县”的战略目标，把旅游业作为全县新的支柱产业来发展。
经过五年来的不懈努力，西峡旅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形成产业规模，成为拉动西峡经济快速发新的增长点。
2006年全县各景区共接待游客130万人次，综合收入2.6亿元，成为全省旅游开发重点县、旅游体制改革试点县，西峡旅游已经成为豫鄂陕毗邻地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纵观五年来的发展，西峡县不仅旅游业突飞猛进，势头强劲，并且在旅游业的带动下，西峡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概括近年来旅游业对全县经济社会的贡献有以下几点：一、推动了投资软环境的改善，加快了西峡县对外开放的步伐。
迄今为止，我县已推出了恐龙遗迹园、鹳河漂流、寺山国家森林公园、老界岭、龙潭沟、石门湖、蝙蝠洞等一批精品景区，其中国家4A级景区1个（鹳河漂流），3A级景区2个（龙潭沟、蝙蝠洞），国家级水利风景区1个（石门湖）。
老界岭景区获“中国最佳休闲度假胜地”称号，鹳河漂流获“中国北方最佳漂流胜地”称号，龙潭沟景区获河南省首批“标准化示范景区”称号。
2004年，西峡伏牛山国家地质公园通过国家审批，2006年，伏牛山国家地质公园，在第二届世界地质公园大会上被评为世界地质公园，让西峡旅游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旅游景区品质的全面升级不仅直接刺激了全县旅游业综合收入的高速增长，而且扩大与提高了西峡县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推动了投资软环境的改善，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
如仅2005年，全县全年就达成合作项目137个，引资16.6亿元。
争取政策性投资项目194个，到位无偿资金2.59亿元，新建中外合资企业2家，合同引资520万美元，实际到位300万美元。
外贸出口2729万美元，创历史新高，被评为全省对外开放重点县。
二、促进了一、二、三产业的增值增效。
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西峡县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住宿接待能力上，全县星级饭店已达9家，其中四星级的鹳河饭店已成功加盟国际金钥匙饭店联盟，星级农家旅馆400余家，全县日接待能力达到万人以上。
龙乡菇业公司（民营企业）与省国际旅行社合资兴建的集购物、餐饮、住宿于一体的县游客接待中心已建成并对外营业，龙港商贸城等购物中心也即将开工。
旅行社行业不断壮大，仅2006年就新成立5家旅行社。
2006年西峡县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12.5亿元，年均增长15.5%。
通过发展旅游，更加有效的带动种植业、养殖业、特色农业、特色工业的发展。
农民通过参与旅游，迅速的提高了市场经济意识，为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奠定思想基础，实现了一、二产业资源的再利用。
西峡凭借特色农业、工业经济发达的优势和特点，建成了宛药工业旅游项目和英湾、袁店猕猴桃观光园等工农业旅游项目，在保证特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取得了特色旅游项目的发展，充分发挥了旅游业将一、二产业生产过程整合成旅游资源而获得产业增值的职能优势。
三、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在西峡，农民成为发展旅游业最大的受益者。
2006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540元，比2001年增长了76.8%。
以双龙镇化山村为例：化山村227户，人口861人，人均耕地不足3分，没开发旅游前是市级贫困村。
近几年依托龙潭沟风景区发展旅游配套产业后，新农村建设成绩卓著。
首先，农民收入明显增加。
仅2005年该村旅游业总收入达到406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600元，接近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两倍。
其次，产业结构得到调整。
农副产品、旅游纪念品生产迅速发展，从事一、三产业的劳动力比例达到42：58。
再次，人居环境、医疗卫生条件等得到明显改善，全村实现了电视入户率、自来水入户率、村民医疗保险参保率、儿童意外伤害保险参保率和计划生育率的五个100%。
化山村已成为我县“三产服务型新村”的代表。
化山村的巨变引得附近村子都纷纷效仿，使这一带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双龙镇也因而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
社会主义乡村旅游成为思想观念的“催化剂”，不仅给当地经济注入活力，给农民带来了实惠，更重要的是给农民带来了全新的观念和思想，收入的增加让农民兄弟尝到了发展旅游业的甜头，使他们树立了很强的环保意识，也促进了当地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加速器”。
四、促进了城市化建设和环境美化。
旅游业发展得越是深入，越是呼唤城市的支撑。
城市化建设与旅游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旅游能够扩大城市的知名度，例如日内瓦、威尼斯等几个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就是靠旅游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而旅游活动的发展也会增加城市的收入。
城市化的发展使城市的功能更加齐全从而保证了旅游活动的正常进行。
大型的酒店和度假村的建立不仅满足了城市旅游发展的需求，同时也美化了城市。
如今走在西峡县城，时代广场上的彩色音乐喷泉，挥洒着都市的魅力；鹳河大道上的巨帆，憧憬着胜似神话的飞天；入夜的鹳河两岸灿若星河，映照出一派祥和、平安……一路一树，一街一景，春花、夏荫、秋色、冬青，西峡美，惹人醉，不思归。
五、旅游为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载体。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是旅游的生命源和动力，旅游又是文化外在价值的体现，这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西峡山青水秀，物华天宝，历史文化一枝独秀。
从仰韶遗址到西周故城，从凭吊三闾大夫的屈原岗到被台湾同胞奉若神明的哪吒庙，从武则天的观花园到李自成的演兵场，从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的马鞍桥到宛西民团司令别廷芳的别公堰遗址……古迹遍布境内，传说令人神往。
发展旅游业使这些浓厚的文化得以彰显，迥异的文化又吸引着八方游客。
龙潭沟的地方戏表演、老界岭的迎宾馆模仿秀、恐龙遗迹园的地质文化展示等精品旅游文化项目已逐步成为景区招徕游客的重头戏。
通过旅游工作的实践证明，运用相对成熟的旅游业已经搭建起来的巨大市场平台，高度重视文化的巨大促进作用，不断丰富旅游文化产业的形式和内容，就能强力拉动旅游业不断走上新台阶，就能形成共享资源、共享市场、互为支撑、互为促进、共同提升、共同发展的双赢格局。
旅游业是当今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产业，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产业。
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但它不仅具有经济发展功能，而且还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
它能够推动中西部和农村的脱贫致富，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增加就业和再就业；改善居民的生活，更新思想观念；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保护和传承文化，融洽社会关系；树立新的资源观、发展观，形成保护与发展的良性互动，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
可见，旅游业的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内在的同一性。
它能促进社会个体的和谐发展、社会结构和谐、经济发展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等，从而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
因而，大力发展旅游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必然要求。
(一)树立科学的旅游发展观，继续推进旅游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科学发展观具体表述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立新的旅游发展观。
科学的旅游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在旅游开发、经营、管理方面，注重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并举，通过特色化的产品、人性化的服务、柔性化的管理、多元化的经营，充分满足旅游者的需求，推动旅游业从流量增长型向质量增长型转化，使旅游业走上城乡旅游良性互动、区域特色旅游协调发展、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并重、国内旅游与国际旅游并举、旅游与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旅游产业发展新道路，真正凸现旅游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二)提升旅游业的旅游经济功能，实现经济的和谐发展由于强大的辐射效应与乘数效应，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和当地经济发展。
我们应当在旅游业实现脱贫致富和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上，进一步提升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功能。
一是通过“农家乐”、“渔家乐”等形式的乡村旅游开发，加速农村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缓解“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二是加速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旅游业发展，通过国内旅游，增加旅游收入，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通过国际旅游，注入外汇收入；通过提升旅游区域知名度，吸引国内外经贸投资，缩小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三是加强旅游业的关联带动功能，刺激区域内会展产业、文化产业、信息产业等服务产业的发展，调整和优化区域经济结构，促进区域经济系统的升级；带动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区域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挖掘和扩展旅游业的社会功能，实现个体和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挖掘和扩展旅游业强大的社会功能。
一是充分挖掘旅游业的就业功能，增加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的就业机会和职位，促使人们能够各有所职，各尽其能，缓解个体间以及与社会的利益矛盾，促进个体的和谐发展。
二是扩展旅游业的社会交流功能，促进当地居民与游客直接和间接交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促进区域间文化的交流，实现先进理念和知识的区域间流动，促使社会关系能够和谐发展。
三是提升人们生活质量。
旅游需求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1980年的《马尼拉宣言》已经将旅游看作人类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
旅游已成为我国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
目前，我国旅游主体多为城镇居民，农民旅游者甚少。
一个占国家居民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旅游需求缺位的旅游产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相比，显然存在着较大差距。
因此，建设和谐社会，还必须启动农民旅游市场，真正实现城乡社会生活的全面发展。
(三)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的旅游开发理念。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从资源利用的方式和特点看，与工业发展相比，旅游业发展本身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尤其是以自然旅游资源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的新型旅游方式——生态旅游，非常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同时，旅游环境是旅游生存之本，其本身就是一种旅游资源，因而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建设、保护和美化生态环境，提高人们对自然环境科学利用和保护的认识，促进自然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同时，生态旅游的发展，培育了旅游者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意识，促进了生态观念的扩散和生态行为的产生。
正因为旅游业具有与社会、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性特征，被称为“环境产业”、“绿色产业”、“无烟产业”。
因此，在加快发展旅游业这一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支撑点的同时，更加重视坚持以人为本，以游客满意为中心，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为前提，树立可持续旅游的理念，加强对旅游者和旅游地居民的管理，加强旅游的规划管理，促进人的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通过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招生进了学校的学生与普通学生有什么区别
贫困地项计划可以让来自贫困地区的考生以较低的进入较好的院校。
本质上两类学有区别，可以享有相同的权利。
这可以有效的缓解教育不公平现象，是国家政策的体现。
享此政策获益的同学应该努力学习，珍惜进入高校的好机会，学本领改变命运，为自己，为家乡积极向上。
如何理解政府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恶
的存在是一种的恶 “宪政有着不变的核心本它是对政府的法律限制”。
因此，宪政的要义就是“限政”，即控制国家，限制政府，约束官员。
简言之，宪政就是要用宪法和法律条文来为政府编制一个紧箍咒。
在我们的观念中，政府代表和维护人民的利益，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既然如此，干吗还要为它上紧箍咒
道理很简单，就是要让它有所畏惧，有所控制。
早期的判断：“政府是必要的恶” 自从英国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运用著名的“利维坦”比喻来论证强有力的国家和政府对于维护社会秩序、避免“战争状态”的必要性之后，有许多政治学家开始思考如何控制“利维坦”这只怪兽，想方设法为政府设置种种限制。
约翰·洛克在其重要著述《政府论》中，把政府看作是“必要的恶”，明确提出“有限政府”的概念，强调以基本人权（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来为政府行为设置“底线”，以法治和人民的“革命”权来抗击政府强权。
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对社会与政府作了区分，认为“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是政府呢，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主张以宪法至上的共和制度来降低政府“祸害”的程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把国家称为社会的“累赘”和“肿瘤”，“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36页。
） 近代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阐述了这样一种政府观念，即，“政府是必要的恶”。
之所以说政府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是必要的，是因为如果没有了政府这一制度安排，人类社会可能面临政治秩序崩溃、市场机制失灵和公共事业衰败等一系列风险。
绝大多数的研究者承认，政府对高质量的公共生活来说是“必要”的：它在政治上保证公民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维护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秩序；在经济上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科学实施宏观调控，公平分配社会资源，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在社会文化教育和公共事业上保证全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准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稳固；在国际事务中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
然而，潘恩指出：政府是由我们的罪恶产生的，因为我们不是天使，所以我们才需要政府。
但政府也不是天使，因而，对待政府的权力就需要时时警惕。
基于这样的考虑，人们阐发了以“有限政府”为核心理念的包括人民主权、权力制衡、依法行政、司法独立在内的宪政制度的基本原则。
迄今为止，“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约束权力”被看作文明国家普遍遵循的大政方针。
政府失灵：现代人的忧思 当代社会的研究成果，如经济学的公共选择学派借用“理性经济人”假设来分析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特征，得出“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的理论，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更加翔实的论证，并提醒世人对于“政府失灵”保持高度的警觉。
（1）政府决策失误 政府干预市场、调控社会的基本手段是制定并实施有效的公共政策。
但由于政策过程异常复杂，存在着种种障碍或制约因素，因此，政府难以及时制定并有效执行科学的公共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非但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市场失灵，带来巨大浪费，甚至造成社会灾难。
现实生活中，政府决策失误时有发生。
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导致政府决策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政府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是否存在以及如何体现尚无定论，将个人偏好或利益加总为集体偏好或利益的结果是否真的反映“公共利益”值得怀疑。
2）即使现实中果真存在利益需求比较一致的情况，现有的决策体制（如直接民主制、代议民主制）和决策方式（投票规则）也因其各自缺陷而难以制定出理想的政策。
例如，首长决策虽然富有效率，但容易将长官意志设定为“公共利益”；多数原则看似“民主”，但存在多数对少数强制的可能。
3）政府决策信息不全面，而且成本高昂，再加上决策者素质、能力以及收集信息动力不足等原因，政府掌握完全信息几乎不太可能，因此，大量公共政策其实就是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做出的。
4）由于政策效果往往在一定的时间内才能体现出来，大多数选民在投票时难以预测其对未来的影响，只是着眼于近期的考虑；而政治家为了谋求连任或晋升，通常也会迎合选民的短见，制定一些从长远来看弊大于利的政策，所以，政治家和选民的“近视效应”也是导致政府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
对于政府决策失误的上述认识和判断，使人们对政府不敢抱有太高的期望。
同时，设法避免政府决策失误，使人们更加专注于“有限政府”的制度设计，尽量压缩政府决策的事务范围，给市场机制留下更多的机会，给个人自理和社会自治以更大的空间。
（2）政府扩张，官僚低效 美国政治学家威廉姆·A·尼斯坎南（William A. Niskanen）在《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中分析了官僚机构的行为特点，指出：官僚并非总是代表公共利益，其行为的驱动力实际是个人利益，他们设法实现自身利益和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公共预算的最大化是官僚机构行为的普遍追求；政府机构中官僚与选民之间并非传统理论所说的代表与选民的关系，而是也像市场上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关系，因此，设租与寻租是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
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自身利益的客观存在，带来了政府的自我扩张行为。
政府官员谋求权力与机构的扩大，追求升官、高薪、轻松的工作和各种附加的福利，最终导致政府部门人员数量的增加和支出水平的增长。
进一步而言，政府扩张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经济效益降低，资源配置低效，社会福利减少；政府开支的增长，还是引发通货膨胀的诱因之一。
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沃尔夫曾经指出：“同市场产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
政府官僚机构产出的质与量难以测定和衡量，使政府绩效考核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实施，这种状况影响政府效率。
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府部门垄断公共物品的供给，免除了官僚机构的外部竞争压力，同时也就免除了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的内在动力；由于公共物品的成本与收益难以测定，官僚不能像企业经理那样公开合法地参与赢余分配，因此，官僚的目标不是利润的最大化，而是机构及人员规模的最大化——以此增加自己的升迁机会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势必导致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此外，作为监督者的公民与作为被监督者的政府机构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政府在垄断相关监督信息的同时，很有可能利用强权操纵监督过程。
使公众监督软弱无力，这是政府“懒惰成性”的外在条件。
政府扩张和官僚低效使“防范政府”成为政治思考的核心议题，通过宪法和法律来限制政府、约束官员，这是最起码的思路，而选任制度、限任制度、责任制度、舆论自由和社会监督制度，就成为这一思路下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
（3）官员腐败和政府俘获 权力不加限制就会滥用。
当有人指出加以限制的权力也不可能完全杜绝腐败或滥用时，那就更让人们没有理由对权力的警惕有丝毫的放松。
波普尔曾经说道：国家“不管怎样必定拥有比任何个别国民或个别公众团体更大的力量；虽然我们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以使这些权力滥用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我们决不可能杜绝这种危险”。
他的认识为“有限政府”的理论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论证。
政府“寻租理论”把“经济人”假设引入对政治腐败的分析中，认为政府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经济人”，并在人为地制造稀缺，一旦制造出稀缺，寻租活动便有了可能，腐败也因此而产生。
因此，正是行政机构对市场的干预产生了租金，从而使企业为了寻求租金而不得不向官员行贿。
由租金获益的官商既得利益者，力求保持原有租金制度并不断设立新的租金制度，进一步扩大租金规模，权力腐败现象因此更为严重。
政府管制俘获理论也深刻揭示了政府官员权力腐败的社会经济根源。
该理论给出的结论是，管制与被管制双方看似对立，实则利益一致，可以达成紧密的联盟。
一方面，每个有足够政治力量利用国家机器的产业或企业都会谋求控制进入，而管制政策经常是按照阻碍新厂商成长的目的制订的，因此，正是受管制的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才要求政府进行管制的。
另一方面，政府及其官员出于自身利益，很乐于被企业集团所“俘获”。
政府管制可以创造大笔租金，企业为了寻求这些租金，不惜对政府官员进行贿赂，为的是谋求在行业之中的垄断地位。
有限政府：宪政=限政 最新的经济学研究丰富了政治学关于国家与政府的传统理论。
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论证了“国家悖论”（即所谓“诺思悖论”）的存在，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诺思悖论”道出了现代人的无奈：许多行业因为事关国计民生，需要管制和行业准入，因而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却又因为种种原因，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限理性的限制等等，其努力常常不能带来好的效果，相反却造成更坏的结果。
好政府和好官员所提供的良政善治必须以“宪政”制度保障为前提，而“有限政府”则是宪政制度的核心理念。
“有限政府”的思想贯穿于从“政府是必要的恶”到“诺思悖论”的种种论述当中。
正是这些论述，为“有限政府”乃至宪政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引发劳资矛盾加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一、民营企业劳资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在中国经济领域，出现了一股耀眼的新势力，那就是近几年才真正取得崇高地位的民营企业。
中国经济发展强劲的火车头，已经不再是改革开发前十年的国有企业，也不再是改革开放后十年时的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
国有企业死的死活的活，总体情况还是沾了国家的光，靠了国家政府的保护，个别的真正经营不错，所见不多；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对中国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产生了许多积极作用，但据说真正赚钱的不多。
“数风流人物，还看民营家族”，当今经济发展驱动力，看来已经是非民营企业莫属。
有意思的是，民营企业的前途也并非全部都一片光明坦途。
民营企业无论大小，在过去的经营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规范或其他不足，至今能存活下来并活得不错的，都已经经过了市场竞争的血与火，虽然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肯定也有其自己的优势。
研究和关注民营企业的许多管理问题，是中国企业家和管理学家的一个重要责任和任务。
关于民营企业的董事会制度和根本管理问题，我已在日前的两篇文章中进行了初步论述，今天主要想深入探讨一下的是民营企业的“员工关系管理”问题（西方说法），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劳资矛盾”问题。
民营企业要发展壮大，当然要借助于家族力量和亲戚朋友，但企业是个社会经济系统，单靠家亲显然不够。
哪怕就是家亲，也不一定就都在企业有其股份，各家族成员在企业里的利益也并不一定总是一致。
更不用说其他纯粹在为民营企业老板出卖劳动力“打工”的普通员工，他们的利益与老板的利益总会存在着一些不一致。
这就产生了一个让许多老板苦恼困惑的管理问题—劳资矛盾。
二、劳资矛盾产生的“五大根源” 企业性质决定了有劳资矛盾 民营企业的股本结构决定了民营企业必然有较为突出的劳资矛盾。
与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股东多为自然人或私人企业，公司资产的所有权完全归少数“老板”所有，而其他企业员工则非常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是在为企业“老板”打工。
劳方和资方极容易区分，不存在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劳资区分时的曲折和难度。
因此，民营企业的劳资矛盾呈显性状态，任你怎么说，还是无法掩饰。
经营管理强化了劳资矛盾 民营企业由于历史发展原因，和出于主观上想减少管理人员带来的风险，多被迫或乐于采用“老板”或“家亲式”经营管理模式。
很多民营企业往往是亲人占领所有重要企业岗位，其他非家亲人员无论他多有才干和能力，也只能长期屈居次要职位或部门，形成常见的“职业经理人副职制”。
当非家亲人员在民营企业中毕竟占大多数，企业取得成绩，他们的作用和贡献不可忽视。
经营家亲化，令非家亲员工不满，不知觉间强化了劳资矛盾。
利益分配揭露了劳资矛盾 民营企业的利益分配制度也无情地揭示出企业突出的劳资矛盾。
由于民营企业的“老板”多数白手起家，对于企业的利益即自己的利益均十分看重，对员工采取的多是“少给马吃草，多让马快跑”的薪酬激励制度，在管理上指望着小恩小惠式的“感情投资”发挥凝聚作用，往往忽视企业员工在利益分配上的合理要求，“不公开、不透明、不公正”的三不分配政策，让许多打工者痛切地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劳资利益矛盾。
人生目标突显岔开了劳资矛盾 民营企业在创业和发展初期，多是为了脱贫致富，经营企业主要以赚钱为主，在企业管理上重物质轻精神，重企业利益轻社会价值。
时间一长，形成了思维定势，在企业经营管理上难以实现自己人生目标向更大更高境界的提升。
而员工由于自己不是老板，在利益上无法获得跟老板一样的满足，导致其加剧对于自己精神和非薪资性福利条件的重视。
但民营企业多数想不到要改善员工工作环境和精神气氛，使员工感到压抑郁闷，也使劳资矛盾极易突出。
家族观念恶化了劳资矛盾 民营企业从企业文化上来讲，多数奉行家亲式文化，企业内部家亲与非家亲往往难以真正融合成一个团队和一个圈子。
多文化或非正式群体如果能求同存异，其实对企业没有太大坏处，但不少民营企业中家亲情感与非家亲情感深入灵魂，文化和情感具有极强的排他性而非兼容，导致民营企业员工不自觉地划分为两阵营，即“老板和老板家亲阵营”与“打工仔阵营”，同时管理对两大阵营一碗水端平，天长日久，恶化了劳资矛盾。
三、劳资矛盾化解的“五大措施” 民营企业由于其股东结构的特殊性，只要员工不全部是股东，员工和老板之间立场、利益不可能完全一样，因此多多少少总会存在劳资矛盾。
存在矛盾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可怕的是有些企业老板不把它当回事，结果它倒真成了“一件大事”。
那么，民营企业如何来弱化或消解企业中客观存在的劳资矛盾呢
我个人认为，与五大根源相对应，也有五大措施。
企业逐步或部分社会化瓦解劳资矛盾 少数人独享民营企业公司收益大部分的股东股本结构，是民营企业劳资矛盾的根本来源。
如果民营企业能够有意识地逐渐稀释过分集中的股权，将企业部分或全部社会化，即可减小或瓦解劳资矛盾。
具体的办法是：一，股份制改造----让所有员工入股，就地成为小股东，让企业员工人人成为老板，人人都既是劳又是资，什么话不好说呢；二，企业公开上市----经过股份制改造后还不满足，而是将企业上市，继续扩大股东范围，使资方更加难以被聚焦在一两个人身上，自然也就缓解或瓦解了劳资矛盾。
经营管理非家族化弱化劳劳资矛盾 民营企业改变一股独大的股东股本结构，从根本上为减少、化解劳资矛盾奠定了基础。
但光改变股本结构还不足以确保消除劳资矛盾。
如果民营企业股本结构上变了，但在实际经营上仍然维持家族式或家亲式管理模式不变，居于企业高位的家族成员或股东就容易变成资方的代表和象征，如果在具体的企业经营管理中再出现一些不公平、公正，劳方意识就会随时产生和强化。
资方有象征者在眼前，劳方又就地形成，劳资矛盾何以能消除
因此，经营管理的非家亲化并非可有可无，也是减小、弱化劳资矛盾的重要措施。
利益分配共享计划照顾好公正均衡 股本结构改变后，在股东利益分配上大家利益已经稀释，而且遵循了大家认同的分配规则，实现了减小劳资矛盾的关键一步。
经营管理的非家亲化，又保证了企业在具体企业经营中又抑制了资方过强的利益分配优势，实现了弱化劳资矛盾的第二步。
但非家亲式管理并不等于企业内部的利益分配就必定能保持公平公正。
要真正减小劳资矛盾，民营企业必须制定出与所有员工共同分享企业利益的薪酬、利润共享计划，在实现员工股东身份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员工作为企业劳动者创造价值时应得到的获益额度，即对劳动者实施按值付酬。
人生目标升华熄灭了劳资矛盾 民营企业做到了以上三步，已经基本实现了企业的社会化过程，企业成了社会共有的了，劳方与资方都难以明确界定和形成，自然就弱化了劳资矛盾。
但是如果每一个企业成员都只从经济与个人角度来看待企业利益分配制度，则利益分配永远无法达到百分之百的平衡。
无论事实上企业利益分配是多么的公平，总会有人认为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足够的保证。
但如果企业成员能够从更加广泛的角度来看待自己在企业中的利益，从更加精神化和全面的角度来肯定自己人生的价值，即劳资双方均改变观念，将纯经济性的目标升华为综合性目标，如从自我个性和独特贡献等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价值，人人来只是金钱地位而生活，那么，劳资矛盾就会被“冰冻”，不会产生实际作用。
企业文化建设让企业所有员工变成同一个人 最后，企业文化建设的强大力量，可以将企业所有成员变成认同同一个目标和价值，遵循同一个行为原则和选择理论，追求同样的企业发展效果，有时甚至形成相似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利益和文化的差异被缩小，共同性空前突显出来，劳资双方都置身于同一个发展方向，所有员工几乎变成了同一个人，怎能还有人去谈“劳资矛盾”
所以，聪明的民营企业都会发明或引入一套自己极具号召力的文化理论，文化就象一个磁场，只要你进了这个磁场，你就只能而且自然地成为依附它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