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观后感
在今年的感动中国人物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屠呦呦。
2015年12月10日，屠呦呦因开创性地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这是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首次获得诺贝尔奖。
1968年，中药研究所开始抗疟中药研究，39岁的屠呦呦担任该项目的组长。
经过两年的研究对象筛选，并受到中国古代药典《肘后备急方》的启发，项目组将重点放在了对青蒿的研究上。
1971年，在失败了190次之后，项目组终于通过低温提取、乙醚冷浸等方法，成功提取出青蒿素，并在接下来的反复试验中得出了青蒿素对疟疾抑制率达到100%的结果。
在没有先进实验设备、科研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屠呦呦带领着团队攻坚克难，面对失败不退缩，终于胜利完成科研任务。
青蒿素问世44年来，共使超过600万人逃离疟疾的魔掌。
未来，屠呦呦希望通过研究，让青蒿素应用于更多地方，为更多人带来福音。
翻开屠呦呦的履历，里面的“中国精神”如一缕缕春风扑面而来。
在屠呦呦教授出版和发表的众多著作和论文中，早在1986年她就在《中西医结合杂志》第6期上发表了“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为国争光”一文。
从文章的题目就可看出，屠呦呦在本职工作中所体现的爱国之情直抒胸臆。
正像其他有巨大成就的科学家一样，如果没有对国家、民族、人民，以及对人类的文明进步舍我其谁的情怀，没有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就没有科学创新的动力。
在这一点上，屠呦呦不但默默无闻地做着研究，更是把自己的爱国之情毫无掩饰地表达出来，这样的科学家更值得赞美。
屠呦呦身上凸显的“中国精神”也体现在她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上。
从表面上看，青蒿素的发现是中药学的成就，但从本质上说，这更体现在传统的中医药学与现代实验医学巧妙而有机的结合。
这种大胆的改革创新，接受了现代科学的考验，事后证明这种结合十分成功，符合现代医学发展的规律，也是当代医学界的精髓之一。
因此，屠呦呦的这种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不仅令中国精神生辉，更让这种精神闪耀全世界。
这次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最让我感受深刻的就是她了!
屠呦呦获诺奖读后感300字
因为没有博士学留景和院士头衔，屠呦戏称为“三无”科学家。
无博士学留洋背景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落选院士则值得探究。
据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
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而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 这些人是因为学术水平不高、科学贡献不大而落选院士吗
答案显然不是。
从上述几位“落选院士”的治学为人风格中，人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
袁隆平至今仍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扎在水田里研究超级水稻；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呆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如果不是因为她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恐怕还不为社会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语，笔者注）；饶毅则是出了名的“敢讲话”，研究之余还在自己的博客和国内外媒体上撰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教授不听讲座的浮躁学风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
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异于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
其评选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甚至海外留学人员的来去选择。
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
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给公众造成了怎样的印象
是该检讨、改进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的时候了。
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读后感300字
因为没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衔，屠呦呦被戏称为“”科学家。
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落选院士则值得探究。
据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
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而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 这些人是因为学术水平不高、科学贡献不大而落选院士吗
答案显然不是。
从上述几位“落选院士”的治学为人风格中，人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
袁隆平至今仍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扎在水田里研究超级水稻；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呆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如果不是因为她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恐怕还不为社会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语，笔者注）；饶毅则是出了名的“敢讲话”，研究之余还在自己的博客和国内外媒体上撰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教授不听讲座的浮躁学风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
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异于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
其评选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甚至海外留学人员的来去选择。
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
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给公众造成了怎样的印象
是该检讨、改进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