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抗战纪念馆观后感 150 只要写感受
很久以前，有个法老梦见将有七年的饥荒要降临埃及大地，一个叫约瑟夫的年轻人给他解梦，想出了预防计划，即对谷物运用远期买入对冲。
饥荒居然真的出现了，这个计划拯救了埃及人民，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观点：期货市场仅局限于农业领域。
直到1972年5月16日，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的国际货币市场上引入金融期货，这个观念才被打破。
金融期货是20世纪70年代金融领域的两个重大突破之一它包括利率期货、指数期货、货币期货。
在国外成熟的期货市场上，金融期货的交易额占到80％以上。
我国曾对几种金融期货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尝试：1992年6月1日，上海外汇调剂中心率先推出外汇期货交易；1993年3月10日，海南证券交易中心首次推出深圳股份综合指数期货的A股指数期货。
这两种期货交易由于推出的时机不成熟，不久就被关闭。
一筹莫展之际,一些有识之士走出国门到大洋彼岸的美国转了一圈,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金融衍生工具:国债期货.1976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推出了91天短期美国政府券期货。
国债被称为“金边债券”，由政府发行保证还本付息，信用好，安全性极强,流动性好.美国财政部成为国债期货强有力的支持者.考察者由喜上眉梢.,喜滋滋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宝贝捧回了国内,不料,从此掀开了327事件的序幕,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即将来临了. 福兮，祸之所倚 当时我国国债发行极难。
1990年以前，国库券一直是靠行政分配的方式发行的。
国债的转让流通起步于1988年，1990年才形成全国性的二级市场。
1992年底，国库券的转让价格大大跌破面值，5年期券只标80多元，扣除应有利息，已蚀本金20多元。
这时票贩子倒成了好人，他们以高于财政部二级市场转让价格收购群众的国库券。
我国从1981年到1995年间，发行国债4509。
33亿，个人投资者普遍把国债作为一种变相的长期储蓄存款，很少有进入市场交易的兴趣。
通过多次国际考察，决策者对国际金融市场有了较多的了解，感觉应当有金融工具的创新。
在当时的体制框架内和认识水平上，搞股票指数期货是不可能的，而国债的发行正在受到国家的大力鼓励。
借鉴美国的经验，1992年12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设计并试行推出了12个品种的期货合约。
上交所认为通过金融工具创新，能够带动国债市场的发展，这是比较容易获得高层支持的。
国债是固定利率，风险会小一点，搞期货比较容易控制。
还有一个小秘密，当时证监会成立不久，这类事还管不到，趁早干起来，免遭以后申报、审批之苦。
国债期货试行的两周内，交易清淡，仅成交19口。
1993年7月10日，情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天，财政部颁布了《关于调整国库券发行条件的公告》，公告称，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政府决定将参照中央银行公布的保值贴补率给予一些国债品种的保值补贴。
国债收益率开始出现不确定性。
国债期货市场的炒作空间扩大了。
1993年10月25日，上交所重新设计了国债期货合约的品种和交易机制，国债期货交易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商品交易所在期货交易所中率先推出国债期货交易。
1994年10月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提高3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利率和恢复存款保值贴补，国库券利率也同样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的不确定性为炒作国债期货提供了空间，大量机构投资者由股市转入债市，国债期货市场行情火爆。
1994年全国国债期货市场总成交量达2。
8万亿元。
占上海证券市场全部证券成交额的74。
6%。
1994年至1995年春节前，全国开设国债期货的交易场所陡然增到14家，成交总额达28000亿元。
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1995 年，与全国股票市场的低迷形成鲜明对照。
从1995年1月到5月17日由中国证监会宣布停止的4个多月时间里，上交所国债期货的交易量达到49686。
09亿元，是上交所1995年全年股票交易量的16倍。
国债期货的巨大成交和较强的流动性，带动了整个国债市场的发展：1、促进了国债现货市场的发展，统计显示，国债期货推出前的93年1月到5月，国债现货成交总额为21亿元，日成交0。
19亿元，国债期货推出后的1994年同期国债现货成交总额达到378亿元，日均成交3。
74亿元，分别是前者的 18。
5倍和19。
7倍，大大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
2、促进了国债价格的发现，国债期货推出后，对现货的价格带动明显，市场中以1992年5年期为代表，国债现券从1994年1月开始走出长期滞留的面值最低谷，并在随后一年出现了25%的升幅。
一些和约价格得到了正常发现，国债期货市场价格发展为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年收益的确定、期限结构安排等都提供了决策依据。
形势似乎一片大好。
但问题出在“327国债期货合约”上。
祸起萧墙——疯狂的8分钟 “327” 是“92（3）国债06月交收”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
由于期货价格主要取决于相应现货价格预期。
因此，影响现货价格的因素也就成了期货市场的炒作题材。
影响1992年三年期国债现券价格的主要因素有： （1）基础价格：92（3）现券的票面利率为9。
5%，如果不计保值和贴息，到期本息之和为128。
50元。
（2）保值贴补率：92（3）现券从1993年7月11日起实行保值，因而，其中1995年7月份到期兑付时的保值贴补率的高低，影响着92（3）现券的实际价值。
（3）贴息问题：1993年7月1日，人民币三年期储蓄存款利率上调至12。
24%，这与92（3）现券的票面利率拉出了2。
74个百分点的利差，而1994年7月10日财政部发布的公告仅仅规定了92（3）等国债品种将与居民储蓄存款一样享受保值贴补，并未说明92（3）现券是否将随着储蓄利率的提高进行同步调整。
因此，92（3）现券是否加息成为市场一大悬念，直接影响92（3）现券的到期价值。
（4）1995年新券流通量的多寡也直接影响到92（3）期券的炒作，由于上海证交所采用混合交收的制度，如果新券流通量大，且能成为混合交收的基础券种，那么，空方将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市场将有利于空方，如果相反，则对多方有利。
这些价格的不确定因素，为92（3）期全的炒作提供了空间。
与当时的银行存款利息和通货膨胀率相比，327的回报太低了。
于是有市场传闻，财政部可能要提高327的利率，到时会以148元的面值兑付。
但管金生不这样看。
管金生何许人也
1988年上海三大证券公司成立，分别是上海人行的申银、交行的海通和股份制的万国。
1993年首批证券商业信用评比，万国获得国内惟一最高级别AAA信用等级，在当时拥有270多家会员的上交所万国独占16。
7%的交易额。
万国是券商的老大，万国有一句广告词：“万国证券，证券万国”。
管是这个王国的国王，有“证券教父”之称。
他认为第一，国家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95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因此通货膨胀回落必然会导致保值贴补率的回落；第二，对92（3）国债的贴息将增加财政支出十几亿元，因此不可能贴息；第三，1995年新国债发行额度将在1500亿元左右，比去年增加50%，因此，流通梁必然较大。
于是管率领万国证券做空。
1995年2月“327合约”的价格一直在147。
80元—148。
30元徘徊。
多空双方在148元附近大规模建仓，327品种未平仓合约数量逐渐加大。
市场潜伏的危机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23日，提高327国债利率的传言得到证实，百元面值的327国债将按148。
50元兑付。
高层想的多是国库券的发行和兑付，也许根本忘了下面有个国债期货市场。
但国债的利率一浮动，疯狂就开始了。
2月23日上午一开盘，中经开率领的多方借利好用80万口将前一天148。
21元的收盘价一举攻到148。
50元，接着又以120万口攻到149。
10元，又用100万口攻到150元，步步紧逼。
一直在327品种上与万国联手做空的辽国发突然倒戈，改做多头。
327国债在1分钟内竟上涨了2元，10分钟后共上涨了3。
77元。
327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个亿。
按照它的持仓量和现行价位，一旦到期交割，它将要拿出60亿元资金。
毫无疑问，万国没有这个能力。
管金生铤而走险，16时22分13秒突然发难，先以50万口把价位从151。
30元轰到150元，然后用几十万口的量级把价位打到148元，最后一个730万口的巨大卖单狂炸尾市，把价位打到147。
50元。
在最后8分钟内，万国共砸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达2112亿元国债。
而所有的327国债只有240亿。
光是操作就让人感叹，十个手指要多么灵活才能敲进这么多指令
据统计，当日上交所国债期货共成交8539亿元（含最后8分钟），其中80%的交易属于上海万国抛空的“327”品种。
这个行动令整个市场都目瞪口呆，若以收盘时的价格来计算，这一天做多的机构，包括象辽国发这样空翻多的机构都将血本无归，谁能想到自己买的是泥饭碗，但是却必须还一个金饭碗。
而万国不仅能够摆脱掉危机，并且还可以赚到42亿元。
可以说，那天所有国债期货的入市者在“天堂”和“地狱”间走了一回。
当噩梦醒来后 上海著名的外白渡桥西端黄浦路15号，正门墙壁上铜牌罗列，而最能显现历史价值的无疑还是中间一块，上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原址（1990.12.19—1997.12.18）”。
门上的漆色已略显斑驳。
举步而入，一面开市铜锣静静地悬在那里——已是文物。
作为上海证交所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第一次敲响了这面锣。
那正是1990年的岁末，他35岁，号称 “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老总”. 1995年年初，他正好到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出访。
按日程应当2月28日回国，但想到工作上许多事没有安排，所以提前于22日回到国内。
不料第二天，也就是2月23日，就发生了“国债327事件”。
历史悄悄地将他的证券业生涯打上了一个休止符。
尉刚回国，就有人说国债期货可能会有问题。
但他当时没有在意。
23日早晨一开市，果然市场上是全线向上行情。
他正在办公室与人洽谈交易所购买外滩市政府大楼的事，交易部负责人报告说国债期货交易异常，有人一下子下单200万口。
后来查明是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无锡国泰恶意炒做。
当天下午，他陪证监会期货部主任耿亮在场内。
耿说证监会刚向财政部拿下国债期货的管理权，国债期货管理办法修改完了，准备发布。
尉正在为此高兴，突然发现市场上气氛不对劲，各地国债市场都是向上的突破性行情，“327”价格大幅下跌，交易量突然放大了许多。
出事了
管理办法太晚了
尉文渊做梦都没有想到贴息，美联储调息时都是0。
25%地调，咱们一下子竟然就是5个百分点。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刻发通知，随手抓了一张电脑打印用过的废纸，写了几句话发了出去，大意是说国债期货交易发生异常情况，经初步调查，发现有严重的蓄意违规迹象，交易所正在进一步调查了解。
证监会让上交所自己处理。
夜里11点，尉文渊正式下令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异常，是无效的，该部分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此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定的一笔交易价格151。
30元。
上海证交所的这一决定曾经在市场上引起了一定的非议，协议平仓更是有违于市场经济的原则，但是实际上万国并无700万口这样巨量的持仓，因此这一决定最大限定地保护了万国，避免几个月后一场金融风潮在我国的发生。
当时上交所规定个人持仓不得超过3万口，机构不得超过5万口，因为万国信誉好，允许多开，但是只允许开40万口。
实际上那天万国开了200万口。
上交所没有公布管和万国的名字，但是万国在劫难逃，如果按照上交所定的收盘价到期交割，万国赔60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管自己弄出的局面算，万国赚42 亿元；如果按照151。
30元平仓，万国亏16亿元。
2月24日，上交所发出《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就国债期货交易的监管问题作出六项规定，，即1、从2月24日起，对国债期货交易实行涨跌停板制度，2、严格加强最高持仓合约限额的管理工作，3、切实建立客户持仓限额的规定，4、严禁会员公司之间相互借用仓位，5、对持仓限额使用结构实行控制；6、严格国债期货资金使用管理。
同时，为了维持市场稳定，开办了协议平仓专场。
2月25日下午3时，海通证券公司总经理汤仁荣将他的《紧急建议》传真给人总行副行长戴相龙证监会副主席李剑阁财政部国债司司长高坚，提议关闭国债期货市场。
3月份全国“两会”召开了之际，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发言，要求对万国的违规予以严肃的查处。
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划上了句号。
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9月15日，尉文渊也不得不离开了上交所。
1999年有一次他与现任中国证监会秘书长屠光绍同机飞北京，屠说那个年代是“出英雄”的年代。
龚浩成听说后加了一句：“也是出问题的年代。
”尉2000年又公开在媒体亮相时身份已变成158海融证券网的CEO，但他常感慨地回想起“327国债事件”，也许因为那是他的“滑铁卢”。
9月20日，国家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都公布了对“327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决定说，“这次事件是一起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控制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公司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
”决定认为，上海证交所对市场存在过度投机带来的风险估计严重不足，交易规则不完善，风险控制滞后，监督管理不严，致使在短短几个月内屡次发生严重违规交易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在国内外造成极坏的影响。
经过四个多月深入调查取证，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根据有关法规，对有关责任人分别做出了开除公职、撤消行政领导等纪律处分和调离、免职等组织处分，涉嫌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违反规定的证券机构进行经济处罚。
(有关此事件与国债期货的宏观政策、法律和规则设计等问题的分析,请参见本期”衍生市场与法律”栏目董华春的文章《春天花会开——浅谈我国国债期货发展及法律问题》) 1996年4月，万国不得不与它当年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申银证券公司合并。
1997年1月，管金生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
春天在哪里 在“327”国债期货风波发生之前，中国期货市场的迅速发展。
中国的期货交易从思想准备到具体付诸实施，不足10年的时间。
这期间，各类期货交易所达到20多家，期货经纪公司达360多家，成交金额达几千亿人民币。
我们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走了发达国家100多年走过的路程。
世界最大的金属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总裁沃尔夫认为“中国已经有了真正的期货交易”，日本期货协会理事长森正治对中国期货交易发展之快感到“十分震惊”，香港期货交易所执行总裁黎佳俊对上海交易所负责人说：“你们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但是判断一个国家期货交易发展的快与慢，不能光看数量，更要看质量。
交易所的丰厚利润，使管理者、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大大淡化，一味追求市场规模和交易量，放松了风险控制这个期货市场的生命线，终于导致了“327”风波的发生，并葬送了国债期货这个大品种。
“327”是人们心中永远的痛，以致于有段时间一提到期货人们总会联想起欺诈、疯狂和混乱。
事件发生之后，政府监管部门、各交易所均健全了交易保证金控制制度、涨跌停板制度等规章制度，并建立了诸如持仓限量制度、大户申报制度、浮动盈利禁开新仓等的交易风险控制制度。
“327”国债期货风波以其惨痛的教训，成为中国期货市场重视风险管理的开端。
笔者认为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恢复国债期货交易的可行性条件已逐渐具备。
首先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加强.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已放开，其次是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可以流动，再次国债回购市场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回购利率已成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利率形式。
在国债发行上1996年开始采用了公开招标形式，由承销商竞争投票确定国债发行价格与收益率。
国债二级市场交易不断扩大，国债保值补贴率被取消，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于1996年4月1日启动，这一切都大大促进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其次,国债发行和交易、结算制度趋于完备。
1996年国债发行方式上采用招标发行的方式，由于承销商对市场的预期不同，因此在招标中收益率是不确定，这就带来了收益率风险，为国债期市开展提供了依据。
在交易机构上形成了国债一级自营商制度；在交易、结算上形成了全国国债统一托管结算系统；投资队伍随着金融知识的普及逐渐成熟。
再次,宏观经济不断好转，市场外部条件得以改善。
1995年国债暂停的一个原因是宏观经济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导致保值贴补率不断提高。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软着陆的成功，我国物价指数大幅回落，宏观经济出现了低通货、高增长的良好局面，保值补贴率被取消，国债市场发展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财政部又推出国债专用帐户、降低交易费用等。
从1995年到2000年，是中国170余家期货企业日子极不好过的6年，监管层也整整思考了6年。
2000年12月29日，中国期货业协会终于成立。
经济学家戴园晨说，这一天象征着10年来风雨飘摇的期货业终获肯定，现在期货业再也不是“私生子”了。
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到会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一家期货公司的老总评价说，10年来期货业的任何一次会议都从未见过国家监管部门尤其是证监会领导的身影。
“周小川能来，说明期货业的春天不远了。
”包括董辅礽在内的几位经济学家认为国债期货也到了应该恢复的时候了。
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两年来一直在积极组织调查327国债事件，准备写一个深入的报告，梳理一下发展中国国债期货的思路。
看来,中国期货业真正的春天正在向我们招手.
淞沪抗战纪念馆观后感150字 不要介绍 就写自己的感受 快
十九路军全军是广东兵，全军将士均由广东和琼州将士组成，而且十九路军是广东军阀的发家部队，所以坟园在广东
1840到1949年中国历史事件和时间
在战争史文章中，我看到了炮火连天、浓烟滚滚的战场。
一个个满身鲜血、汗流浃背、奋力拼搏的八战士们。
万山丛中，青纱帐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健儿到处逞英豪；雁翎队、敌后武工队、，、地雷战、麻雀战……使骄狂一时的日本侵略者陷入到敌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我还看到了19组织的“敢死队”出发前接受长官的指示。
接着，“一、二八”的战火首先在闸北燃烧。
一个个19沉着应战。
我还看到抗战1月27日午后，日军准备开火的消息使住在北四川路一带的上海居民纷纷涌向租界避难。
最后，军长临前线指挥……“”中“”的忠贞奖章，“”的杀敌大刀，“武汉会战”中毙敌3000余人的中缴获的战利品……抗战初期，数百万军队对日军进攻进行了正面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速决”的美梦。
“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
抗战70周年心得体会(5篇)
对于现在处于和平时期的我们，对于正在纪念抗战胜利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70年前的那段耻辱!
如何抓壮丁
一、征召壮丁的历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我军损失巨大，严峻的兵员形势。
从华北抗战开始，29军主力在北平地区仅战斗一天即遭到重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捐躯，伤亡官兵5000余人。
忻口战役敌我相持20日，中国方面参战人数18万多人，阵亡20700多人（包括第9军军长郝梦龄中将等众多将官），伤35000人。
娘子关会战，中国方面参战95000多人，阵亡1万人，伤11000人。
在华东战场的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伤亡惨重。
仅8月14日阵地战中，第14师第42旅，原有8000余人，只剩下2000多人，而且多是伤员和后勤人员。
当时，一个师最多能守六七天，即已伤亡过半，又另换一个师再守六七天。
淞沪会战历时三个多月，中国军队伤亡30余万人。
全面抗战开始后，川军即有十几个师开赴前线，20军杨森部最早出川，直接参加上海战役，七天之内伤亡团长20多名，连长200余名，士兵7000多人。
邓锡侯第22集团军在山西与日军作战40余天，伤亡过半，已无一个完整建制单位。
由于兵员损失巨大，补充兵员已成为关系抗战前途的重大问题。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西迁重庆，四川开始成为抗战大后方。
蒋介石十分重视四川战略地位，说“（四川）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特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谓各省之冠。
因此四川同胞对于国家民族兴旺成灭的责任非常重大。
”作为抗战基地，四川亦是兵员大省，在兵员补充上，则必须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鉴于前线急需兵员补充，为适应战时非常时期需要，国民政府军委会重庆行营当时急电四川省政府，紧急征募壮丁，补充前线。
于是征召壮丁，成为抗战时期兵员动员的一种重要形式。
二、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概况 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经历了从初期无序征集到统一有序征集的过程。
过去我国主要采用募兵制。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以国难日亟，开始规划建立现代兵役制度，1933年6月17日颁布《兵役法》，1934年8月又颁布《兵役法施行条例》，作为战时兵员动员的主要法规。
《兵役法》规定，兵役包括常备兵役和国民兵役两种，凡中华民国男子年满18岁至45岁，都有服兵役义务。
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30日明令征集国民兵，同年9月发布《战时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队编成办法》，令各县市依照规定，编成义勇壮丁常备队，以备前线兵员补充。
四川亦随之实行，但由于正值四川兵役机构草创，因而在抗战初期，出现了多部门、无定额征兵的无序状况。
1938年7月15日，川省颁布《四川省统一兵员征募办法》，规定以三个月为一期，将每一期应征壮丁名额配赋予各市县，由新成立的省军管区统一办理全省兵役。
同时，开办兵役人员训练班，毕业学员分派各县，承办各县兵役业务。
当年10月，还开办特别训练班，培训军官分发各县任大、中队长，训练壮丁，将兵员征集与训练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改变了以往征者自征、征者自训的分割和无序状态。
根据新的征募办法，四川壮丁征集按身家调查、抽签、征调、交拨四步进行。
第一步壮丁身家调查，即调查年满18岁至45岁兵役适龄男子姓名、年龄、出生年月、原籍地、现住地、教育程度、体格等，一一登记在册，作为国民兵组训、管理、服役，常备兵征集、缓役、退伍及征属优待的根据。
1942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公布《战时征补兵员实施办法》，对壮丁身家调查作了详细规定。
川省据此于同年4月至6月开展全省大规模壮丁身家调查，由中央直接督导。
第二步是壮丁抽签，根据身家调查情况，抽签决定谁应该服役。
为此，军政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规，最有名的是1940年《非常时期征集国民兵及抽签办法》和1942年《战时征补兵员实施办法》，对抽签作出了具体规定。
四川亦于1938年制定《四川省非常时期征集兵员第一次抽签实施办法》，规定每年10月以乡为单位举行抽签仪式，由县长主持。
1939年9月，四川发布《四川省第二次抽签办法》，规定了由保抽户、由户出丁的抽签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可防止壮丁逃役。
第三步壮丁征调。
从1938年起，四川省府发布了多项征送壮丁办法，主要是保证如期输送足额合格壮丁，消除乱拉乱抽现象。
第四步壮丁交拨。
抗战初期一般由接收部队到县市接收。
1938年四川省军管区成立后，兵员拨补由师管区派员送到前方，交其指定部队接收；前线部队不再派员到后方收领。
三、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成效评价 长期以来，由于《抓壮丁》等话剧、电影的影响，人们对“抓壮丁”的评价大都与贪腐、民怨联系在一起。
那么如何客观地评价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的历史成效呢
首先，壮丁征集在全民抗战的历史条件下，是战时兵员动员的一种必然举措。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根据《兵役法》迅即发布《征兵令》：“东邻肆虐，侵我疆土，自非全民奋起，合力抵抗，不足以保卫国家之独立，维持民族之生存。
在此非常时期，凡属兵役适龄男子，均有应征入营服行兵役之义务。
兹特依兵役法第三条之规定，由行政院转饬各兵役主管机关，得随时征集国民兵，裨资服役，而固国防。
”尤其是在前线兵员损失巨大的严峻形势下，征集国民兵即征集壮丁以补充前线兵员，是合法的，也是战时非常时期征兵的必然需要。
从实际成效来看，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1945年9月3日，川省主席张群在《胜利日感言中》称：“就八年以来，川人对于抗战之重大贡献言之，如征兵，则应征赴敌之壮丁，达三百万人以上。
”根据档案材料统计，抗战八年四川历年实征壮丁数分别为：1937年，103837人；1938年，17145人；1939年，296341人；1940年，266373人；1941年，344610人；1942年，366625人；1943年，352681人；1944年，391112人；1945年，283086人；合计2578810人。
加上西康省30938人，那么抗战期间，四川壮丁实征数为2609748人，居全国壮丁额第一位。
如果再加上40万出川部队及5万余名知识青年从军人数，则四川的总征兵额远远超出300万之数。
八年抗战，全国征兵总数1400多万，四川就占五分之一强；而当时四川总人口不过4000多万。
这就是说，在全国抗日军人中，每5人就有1个四川兵。
四川子弟分布在前线各个部队中，以至有“无川不成军”之说。
抗战胜利后，《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称：“在八年抗战中，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
……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万零二万五千人……仅从此就可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 为什么抗战时期四川在兵员动员方面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呢
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建立了一整套与战时兵员动员相适应的兵役法规体系和征兵制度。
抗战前夕颁布的《兵役法》，在1943年又根据战争实际需要修正，成为抗战时期兵员动员的主要法律。
根据《兵役法》，国民政府和四川省政府又颁布了大量单行法规，其中不少涉及壮丁征集。
在此基础上，随着前方兵力形势的变化，四川省不断完善兵员动员体制，从混乱到有序，从而保证了最大程度地动员广大国民参战，征集到最大量的兵员。
第二，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兵员动员方式和手段。
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川建立了省、县市、乡镇各级兵役宣传机构，组织宣传队，举办讲习会，利用报刊、书画、标语等多种形式，深入乡村，加强兵役宣传，广泛发动民众参军。
为加强宣传，1939年1月，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制定《全川初中以上学校学生寒假回籍宣传兵役实施纲要》，发动学生，利用寒假回乡进行兵役宣传。
抗战以来，四川省府还多次整编保甲和清查户口，以加强基层动员。
为强化壮丁征集效果，从1938年10月起，四川省政府相继出台《出征将士及义勇壮丁优待条例》、《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办法》等法规，通过发钱、发粮、建立征属合作社等形式，优待征属。
此举既利于出征壮丁安心上前线，对于后方待征壮丁，亦可产生示范和引导作用。
我们在肯定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兵役办理人员营私舞弊、强拉壮丁、顶替买卖、贪污敲诈等丑陋现象大量存在。
壮丁征集本是抗战非常时期合法的必要举措，但人们却对“抓壮丁”赋予贬义，主要是因为当时强拉壮丁等弊端相当严重。
1943年4月，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兵役视察员甘焘考察彭县役政后写道：“彭县征送壮丁皆由雇买估拉而来，以前数年买丁占十分之八，拉丁占十分之二，及至去年（1942年），则拉丁占十分之八，买丁占十分之二。
乡镇保甲视役政为利薮，或买或拉无不有弊，如派款买丁浮支滥报，钱归中饱；拉丁或借机敲诈，得钱到手，拉获之丁亦可放纵，政府掩耳盗铃，不敢过问。
地方人士恐贻后患，亦不敢举发，而乡镇保甲以无人监视之故，遂得肆其所为，而民间遂不胜其苛扰矣。
”二是壮丁逃役现象严重，以致兵员欠额较大。
尽管有兵役法规严格规定，但仍然有不少应征壮丁逃避兵役，或往他方规避，或雇人顶替，甚至有不少地方出现壮丁断指避役及集体抗丁事件，如1944年，仁寿县就有三个乡10名壮丁断指抗丁。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央配额任务未能如期完成。
抗战八年尽管四川壮丁实征额居全国第一（具体数见前），但离中央配额3193808人，尚欠60余万。
尽管如此，但问题与成绩相比，成绩仍是主要的。
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