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号午睡号
军号只能吹出1、3、5或高音1等著几个音，不能完整地演奏歌曲或曲子。
通过音调的高低、长短和节奏的变化，区别为不同的号谱。
如起床号、出操号、收操号、集合号、紧急集合号、上课号、下课号、休息号、开饭号、午睡号、午起号、晚点号、熄灯号、防空号、解除警报号、冲锋号等等，常用的约20种。
但全部军号远不止这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号谱》共有7类107个号谱。
宁化县一位老红军（曾当过朱德身边的司号员）珍藏的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就记录了340多首红军用于作战发布命令，安排生活、学习等等的曲谱。
仅行军号就有“靠左行进”、“靠右行进”、“停止前进”、“继续前进”、“成二路纵队”、“跑步前进”等等。
另外，据一些书籍记载，部队还曾经使用军号吹出“呼唤连长到团部开会”等内容比较复杂的号谱。
我军有集合号、紧急集合号、总集合号等，未听说有“集结号”。
集结号连长谷子地所在的连是那个连
在杨金远的小说中，战争只是全文的铺垫，如果不是“一根筋”的老谷，这次战争不过是再增加一个纪念碑式的无名烈士故事。
军号，老兵 现在看起来，的诞生似乎是件很偶然的事。
2000年的一天，作家杨金远正在家里看电视，这时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老兵的故事：这位老兵住在军营附近，特别爱听战士吹军号，天天都来听。
军号，老兵。
虽然电视上的故事只有两分钟时间，但这两个意象顿时就引起了杨金远的兴趣。
“我当时就想，可以就此写一篇小说，就写战争和承诺、信用。
接下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杨金远很快就把小说写出来了。
再后来，被改编成电影。
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为掩护大部队转移，连长老谷奉命打一场阻击战，并和团长约好，以午夜时分的集结号作为撤退的号令，但是，老谷和全连兄弟杀到午夜，又杀到天亮，在生命的厮杀中苦苦等待，直到全连只剩下老谷一人幸存，也没听见集结号吹起。
到底是团长忘了吹号还是把全连丢下不管了
这个疑问一直困扰着老谷。
与所属部队失散之后，老谷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寻找团长，要“讨个说法”。
看到了《官司》，非常欣赏，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听，但是记错了小说名字，他告诉，这个小说的题目是。
辗转找到这篇小说，当时就认为“这能够拍一部非常好的电影”，又把小说原稿交给投资人王中军，王中军的感受也是“这绝对是部好电影”。
电影还没上映，媒体就说，冯小刚这是拍了“中国新战争大片”。
传统的中国战争片讲的都是英雄的豪迈，但是讲的却是“英雄受委屈”的故事。
《集结号》的宣传海报颇有的味道。
硝烟弥漫的战场，差点成为“战后失踪者”的战士——与画面形成对比的是一行大字：“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
电影的前后两部分截然不同。
前半部分是战争，后半部分是寻找。
这条脉络在小说《官司》中也很清晰，战争只是全文的铺垫，老谷穷尽余生固执地“讨说法”才是小说的重点——如果不是“一根筋”的老谷，这次战争不过是再增加一个纪念碑式的无名烈士故事，鲜活的人物形象也不会来到读者面前。
杨金远谈起老谷，就跟这个人物是真的一样，“你看，他就是这么较真，非要刨根问底：‘团长你不是说了要吹号吗
怎么没有吹呢
吹没吹号关系着一整连战士的生命呢
” 这时候的老谷就像人们身边的一个普通人，不同的是，老谷生活在战争中，是名连长。
如果是在和平年代，他可能是个小老板，也可能是个民工。
老兵写老兵 杨金远本人就是一名老兵。
“我从小就爱写作，上学时作文就常常被老师当范文读给全班同学。
”后来杨金远开始写小说，并屡获好评，这更让他相信“讲故事是与生俱来的天赋”。
杨金远说，他的小说往往来自于一小段故事、甚至一句话。
“我的鼻子有这方面的灵敏”，经历同样的事情，听同样的话，他能抓住最核心的东西，然后逻辑成一篇小说。
写战争题材是杨金远的爱好。
他本人就是一名老兵，曾在海军服役。
杨金远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
看起来，这件事情和小说《官司》的开头很有几分相像。
1974年，杨金远高中毕业，参军做了一名水兵，随舰艇驻扎在上海。
部队里的日常生活每天没有多大不同，但是1977年的一天“不一般”。
这一天的开头就和往日的生活大不一样。
当时杨金远和战友们都正在舰艇上，忽然一个命令传来：全体官兵一律不准上岸，不能寄信，不能打电话。
舰艇静静地停在距离岸边约200米的黄浦江江面上。
船上的补给品不够，就有小舢板一次次地划过来，运来粮食、蔬菜…… 舰艇上的气氛是不安静的。
“人人心里都不安得很，非常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要去哪里
要干什么
但是号令里只有‘离开’和‘不准’”，杨金远说，“我们只知道这是个不简单的任务，就紧张地出发了。
大家都是新兵，我那时才21岁
大家的心都一直悬着——这次是不是要把命交了
”杨金远说，舰艇开到，遇上美国第七舰队拦截，过不去，舰艇也就没再继续南下。
“这时才知道原本我们要干什么去，是开赴南海准备和越南开战。
” 军队就是军队，杨金远说，军队是国家机器，是个特殊的地方，和老百姓常见的事情不一样。
在军队里，很多时候简单到只是一个命令，不需要解释得很清楚，下级的任务就是无条件地执行，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去问是对是错。
“（在写小说时）我就想在这方面表现一下”，杨金远说，战争是残酷的，可是参加战争的一个个人物都是鲜活的，命运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切。
在《官司》里，杨金远安排团长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老谷最终也没能“讨到说法”，但是，站在团长的墓前时，老谷原谅了团长。
面对生命的消逝，老谷“是个软心肠的人”；老谷最终想通了，在战争中，“（没吹集结号）也很难说到底谁对谁错，也无所谓谁对谁错。
” 老兵世家 杨金远的家庭更是一个“老兵世家”。
“我的奶奶、父亲、母亲都是解放前的地下交通员，你们在电影里常见的那些地下交通战、联络战，都是他们当年常常经历的；我的姑姑、姑父是地下党员，他们都在前线参加闽中红军游击队的战斗”，杨金远说。
从小杨金远就常常听到家里人给他讲的“革命片段”。
“经过一个地方，父母就会告诉我，几十年前他们就是在这里冒险穿过封锁。
” 或大或小的危险时常会到来。
在敌我之间的明枪暗战中，生死有时就在一刹那。
杨金远的姑妈失去了丈夫，当时他是中共莆田县委书记，但不幸被军逮捕，被杀害在海边。
失去亲人的痛苦是旁人所不能体会的。
杨金远的姑妈后来改嫁。
杨金远的这个姑父也是一名地下党员。
今天人们在小说和荧幕上看到的英雄故事对于杨家来说是司空见惯的，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这让杨金远谈起这些没有距离感。
“年轻时我都很少向父母他们仔细问过这些事情，他们也很少主动说起，往往是因为触景生情，才零碎地说起一些往事。
” 1991年的一些事，让杨金远产生了强烈的写作愿望。
那时他已经从部队回到莆田工作，并接手一项拍摄革命题材专题片的任务。
那段时间，杨金远走遍了莆田的革命老区，天天身处过往细节的包围之中。
“人们很难完整地回忆一些事情，他并不知道什么才是专题片想要的东西，过去的历史虽然宏大，但是当局之人体会到的都是一些细节，他告诉你的，都是一些个人的感受”，杨金远说，他决定书写这段历史，用小说的形式。
并且，在杨金远看来，历史与小说之间在很多时候并无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一些东西用小说来表现反而更合适。
杨金远习惯把小说的主题叫做“中心思想”。
在杨金远的战争小说中，对个体命运的关注是小说的“中心思想”，战争反而变得模糊起来，成为人物命运的背景。
“小说关注的是人和人的思想灵魂”，杨金远说。
小说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杨金远说，很难说他的小说中的“原型”具体是谁，一个“原型”往往是整合了他了解的好几件人和事。
《集结号》已经生成，杨金远的另外一部军事题材小说也已改编成30集同名电视剧，不久将登上荧屏。
杨金远说，作为长篇小说，就整合了他的父辈在革命时期的许多人和事。
“老谷”是个福建人 在《官司》里，主人公老谷是名福建老兵。
“1938年，老谷随闽中游击队一起赴鲁南战场抗战。
”后来，老谷又被编入山东野战军，参加了解放战争。
为什么这样写
杨金远说，因为他对福建老兵的历史很了解，在他的小说中，人物的行动轨迹往往和真实的历史记载相重合。
闽中红军游击队，这个杨家人参加过的游击队在1938年春天有160多人从福州洪山桥出发，并于当年5月到达皖南歙县岩寺，编为新四军特务营第2连。
一起被改编的兵力还包括闽西、闽南、闽赣边、闽北、闽东游击队以及回国的华侨青年。
福建子弟兵占了当时在皖南岩寺整编部队兵力的半数以上。
日本投降后，新四军部分主力和山东的八路军改编为山东野战军。
一大批福建老兵就此在山东参加了解放战争。
在电影《集结号》里，老谷连里战死的47个弟兄在战后都被视为“失踪者”，老谷一心要为战友们找回应有的荣誉…… 福建是革命老区。
杨金远说，在战争年代，“失踪”的士兵并不鲜见。
兵荒马乱之中，那时的部队不像现在的部队这样组织严明，一支部队常常会减员，也常常会临时增员，带领部队者往往也不能确切地知道昨天部队里有多少人，今天又是多少人，这样士兵就比较容易“失踪”——部队里具体少了多少人在当时就不知道，事后更难弄清楚这些人是怎么少了的。
在战后统计里，“无名烈士”的数量也远远超过有名有姓的烈士。
据解放之初民政部的抚恤统计，革命战争中有名可考的烈士超过100万人，而无名烈士至少是这个数字的数倍。
弥漫的硝烟散去之后，一些事情会被忽略甚至忘却。
福建宁化是长征的四个出发地之一。
崔永元组织“我的长征”时，宁化人就问其中一个队员，你知不知道过去的长征从宁化走
这个队员说不知道，崔永元也说不知道。
当地人说你们为什么不知道，就是因为从我们这儿出去的红军几乎全部牺牲了。
宁化当年全县人口才13万，参加红军的就有13700人。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
宁化籍战士只剩下58名；到新中国成立时，只有28名还活着。
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回读就让人看到了“不一样的战争”。
一名红军后代无意间发现了其父的往事：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留守的他和新婚妻子在枪战中都被打伤，从此分离。
他逃亡一年多后回到部队。
20多年后，他在北京有了新的家庭，此时得知老战友在福建深山里发现了他的前妻，她在战斗中受伤被俘后被人贩子卖给广东一个山地农民，并生了一个儿子。
农民得病早死后，她一个寡妇带着儿子耕种薄田为生，直到解放后才回到福建老家。
当两人再次相见时，他只见一名容颜苍老的农村妇女一瘸一拐地蹒跚着走来，此时的他们，一个是高级干部，一个是带着战伤流落深山的农妇。
命运如此不公，但“没有道理可讲”。
写下这个故事，这位红军后代说：“当年的我崇拜英雄，曾经狂热过，但是当我越来越多地了解到成千上万的那些被人遗忘了的，说不上可歌但是可泣的人的真实经历，我的心被震撼了，越发感到了自己的浅薄。
”
关于长征的资料300字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错误领导，选取为新的领导人，这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折，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渡过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1936年十月，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