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案件经过一次开庭，在没有判决之前能不能要求再次开庭，重新审理
在中国，案件的审理是法院主导的，所以会不会再次开庭实际上取决于法院对案件的理解。
如果法院认为案件事实仍不清楚，还有再次开庭的必要，就会通知你开庭的。
如果法院认为没有开庭的必要可能就直接判决了。
判决之后，你可以在十五天内上诉。
但是如果你有新的证据，或者有新发现的重大事实，可以向法院提交，法院会考虑再次开庭的，如果没有，就只能看法院的态度了。
开庭之后判决书当时能下来吗
判决书是法庭给还是法院给
【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2019)京0108民初46715号案件承办人发生变更。
详情请查看网站。
法院的判决有失公正，请问我该怎么办
首先回答你的问题，律师作为你的委托代理人，可以代你收取法律文书，所以法院宣判的时候，只要你的律师在场也可以的。
法院程序合法。
如果你对这份判决不服，可以向上级法院上诉，如果上诉后对终审判决还是不服，可以提起申诉，进行再审。
接着，想对2楼的朋友说句，不懂法律就不要发表意见，说出来要被人笑死的。
青少年犯罪案例
“五个严禁”是新形势下人民法官应对各种司法干扰，推进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硬性规定和行为规范。
其基本内容并不属于什么“崭新”的规定，主要是对《法官法》、《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和《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文件的重申。
但是“由于这几个方面的纪律规定在实践中未能得到很好的落实，致使相关问题也日渐突出，并逐步成为了影响当前司法廉洁的突出问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将这几个方面的规定提出来加以重申和强调,并采取更加刚性的措施,来推动相关纪律规定的落实”。
“五个严禁”的实施,必将进一步规范法官的职务行为,严明法官的职业纪律,对于推进审判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及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为基层法院如何不折不扣地落实“五个严禁”尤为重要,因为基层法院承担了绝大多数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基层法院的法官工作和生活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他们对于“五个严禁”的落实情况直接反映了该项措施的实施力度。
良好的规则要得到落实，必须有一套完善制度加以规范，使人们在实践中获得普遍的遵循。
“五个严禁”制定得再好，但若沦为政治口号，大家阳奉阴违得不到实施，同样不会发挥任何实际效用。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常抓不懈。
笔者认为，“五个严禁”作为一项对法官的道德要求，要真正深入贯彻，能够走的更远，效力发挥的更持久，需要下列一系列制度的完善： 首先，加强外部监督，引入权力制约。
“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只有加强监督制约才能预防腐败。
按照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人大作为权力机关有权监督法院的审判工作，人民检察院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对法院裁判可以依法抗诉，公检法三机关是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人民法院上下级是监督关系。
人民法院应自觉接受人大、政协、检察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认真贯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应开门纳柬，主动上门征求党委、人大、政协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与检查、评议法院工作，旁听案件的审理；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批评意见，要认真负责调查处理，并应及时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反馈。
建立与人大、政协、检察院联络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外部监督的作用，因此，加强外部监督，落实审级制度，同时再加强舆论监督，将审判违法行为媒体曝光，就能有效的预防腐败现象的产生。
其次，完善内部规章制度，落实公开审判，将法院审判置于阳光之下。
制度建设是贯彻落实“五个严禁”的根本保证。
一要全面推行立案公开、庭审公开、证据采信公开、事实认定公开、判决理由和结果公开、执行过程公开、办案纪律公开等公开制度，尽可能使能够公开的一律公开，将“阳光”渗透到审判过程的各个环节；同时，要引入听证制度，对申请再诉、执行异议等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公开听证制度，增强办案透明度；二要推行“法庭开放日”和送法进学校、进社区等活动，坚持和完善假日法庭、农忙晚间法庭、车载流动法庭和速裁法庭等做法；在推行就地审理的同时，积极开展法律咨询和征求群众意见活动；将审判公开、司法民主推向深入，使裁判结果得到群众理解、认同和支持；三要健全审判执行工作内部制约、院庭领导的监督指导、审判组织规范活动等制度，全面落实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制度，实行电脑立案排期，裁判文书、执行信息网上查询等一系列公开制度，确保各项审判权、执行权在阳光下公正运行。
四要加强信息化建设，全面升级硬件和软件装备，对庭审过程实行全面、同步监控，如有条件还可通过互联网实时播放，建立案件信息查询制度，完善案件办理进展的公布、查询机制，使当事人和群众能够随时查询审判和执行各个环节的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平台，使各级领导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更进一步了解法院工作，更方便对法院工作的监督；五要推行“判后释法”举措，即在案件宣判后，对案件相关法律规定进行通俗易懂地解读，改变过去判案即结束，不服就上诉的做法，从而化解当事人的心理矛盾，达到案了、事了、官了、民了，息诉罢访，稳定社会的目的。
再次，设立“绿色便民通道”，践行司法为民主题。
在“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活动中，从便民利民目的出发，开设 “绿色便民通道”践行司法为民主题。
一是民情关注通道，即以法庭为依托，每月定期派出中层以上干部下农村、进社区、访企业；以院前悬挂民意信箱、公开接访和举报电话为渠道，收集和了解社会对法院的诉求和期盼，从辖区民情民意出发布署各项工作。
二是弱势救助通道。
即对追索赡养费、抚养费、养老金、劳动报酬等案件中经济确有困难的孤寡老人、残疾人、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实行减、缓、免收诉讼费的优先司法援助措施；三是立案公示通道。
在立案大厅内置放了《诉讼风险告知》、《诉讼须知》、《诉讼收费标准》展示牌，避免当事人“盲目告状”；配备专职诉讼引导员，公示立案咨询热线电话；还对来院立案的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优先接待、优先立案，对行走不便的当事人实行上门立案。
四是质量保障通道。
即抽调年轻能干的干警充实到审判、执行一线，充分保证审判执行力量，并由审判监督庭牵头组织责任心强、业务精、肯吃苦的审判员组成案件评查小组，定期对已审结或正在审理的案件逐案进行全程监督检查，确保案件质量；五是快速清积通道。
即向申请执行人发放“执行案件联系卡”，向社会公布执行专用热线电话，并建立快速执行反应小组，实行早晚执行、节假日执行的快速反应机制，接受举报后，本市范围内的12小时内出警执行，在外省外地市的24小时内出警执行。
最后，加大监督、惩处力度，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一是将“五个严禁”纳入绩效考评体系。
基层法院要结合工作实际，通过成立专门的”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将“五个严禁”纳入绩效考评体系，直接与法院的考核评价、法官的晋职晋级机制密切挂钩，对违反“五个严禁”的单位和个人，严肃查处，实行“一票否决”制。
只要法院干警触犯了廉政纪律规定，就取消其个人及所在科室的绩效奖金和评先、评优资格。
二是加强监督管理，抓好责任落实。
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专门成立巡回督查小组，采取明查与暗访、定期与不定期、专项与突击等形式，对干警在八小时外执行”五个严禁”规定的情况进行巡回督查。
制作印有“五个严禁”规定内容的监督卡，立案时随案发放，要求当事人对法官办案时的行为进行监督，如有违反“五个严禁”和有关廉政建设规定的行为，则通过“监督卡”反映给院纪检监察室进行查处。
给干警家属发一封“廉洁信”，告诫家属当好法官的”廉内助”。
给律师、代理人寄发一句“提醒语”，希望律师、代理人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与法官保持正当关系，依法办案，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与与法官搞不正当关系上等方式，确保”五个严禁”落到实处。
三是强化追究督导，一方面加强对“五个严禁”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违反“五个严禁”的行为；另一方面敢于较真碰硬，敢抓敢管，不怕得罪人，开展明察暗访活动，发现一件,查处一件,绝不姑息,决不手软；始终把落实“五个严禁”作为反腐败的重点，始终抓住违反“五个严禁”的典型事例进行警示教育，狠刹歪风，弘扬正气，始终保持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强劲势头，确保“五个严禁”落到实处。
只有让违纪违法者受到应有的惩处,才能体现规则的权威,“五个严禁”必将会深入人心
（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 朱四萍）
浅谈如何提升司法警察职业尊荣感
所谓职业尊荣感，是指从业人员对所从事职业发自内心的尊敬，以及进入职业群体后对职业荣誉的自觉维护。
司法警察是人民法院的重要司法力量，司法警察的言行直接影响法院形象，影响国家法律的威严。
提升职业尊荣感，不仅能决定司法警察群体价值取向，支配着司法警察行为，制约着司法警察思维和判断，影响着司法警察工作决策和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纵观各个法院司法警察交流工作理念和内心的感受，现实中司法警察队伍主要存在着以下状况：一、司法警察在法院地位低于审判人员。
司法警察在法院的政治前途是远远比不上审判员的，司法警察职务晋升困难，难以提拔，走到法院一把手位置上的人凤毛麟角，正是因为少数领导缺乏对司法警察工作的真实体会，使其对法警职责风险性认识不足，很多人都认为司法警察只负责刑事案件的开庭，工作轻松简单，殊不知法警就算在办公室坐着上班也是一种工作任务，因为随时都要应对因审判工作矛盾激化产生的突发性事件。
司法警察是半军事化的力量，部队有那么多人平时也就是训练加休息，等真正要上战场的时候却都是军人冲锋献阵，法警由于疏忽，被告人脱逃，法警面临的将会由职务犯罪的调查，影响一生、影响家庭，法官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既然组织设置了司法警察这一职务就应该从政治待遇，福利待遇上保持上下政令畅通，而不是空头文件，对法警的部分待遇打折扣，极大影响了法警的工作积极性，觉得无职业尊荣感可言。
从优待警每年都讲却也只是纸上谈兵，无法落实。
二、司法警察的工作内容繁杂无序，无法确保专业性。
司法警察在法院的设置目的主要是为审判工作服务，编制只占法院人数的少数，12%比例配备随着现在诉讼纠纷的增加及种类的多样性、多元化、复杂性，社会集中在法院的矛盾加剧繁多，司法警察处置突发事件越来越多，而司法警察的编制却得不到相应的增加，因此司法警察的工作任务大幅度增加，加上刑事案件升级及审判流程的规范化，司法警察的押解、值庭、看管、安全检查的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协助执行、采取强制措施、本级政府维稳、综治工作的调警都是先行安排司法警察出警。
同时许多法院对安全保卫都扩大解释将只要涉及机关安全方面的工作都交给司法警察承担，笔者认为机关安全保卫应该是全院干警共同承担的责任，院里防火防盗等方面的机关安全工作都需要法院全体干警的努力，才能做到机关安全的绝对平安。
现司法警察的工作内容越来越多，事情越来越杂，压力越来越大，导致司法警察分身乏术，正是因为在队人员少，其他部门调警随意，打乱司法警察正常的工作计划，对本职工作无法专业的开展。
三、司法警察工作职责多、风险大。
司法警察履行八大职责过程中，思想上稍有麻痹大意，就会被以渎职罪处理，冲锋献阵的过程中，稍不留神，身体就会受伤，甚至会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么大的风险让司法警察在法院内部的地位却得不到加强和提高，实际工作中没有院领导想主管法警工作，怕担责任和被牵连。
因为跑了人犯，丢失枪支等事故的发生就会让领导被撤职问责。
司法警察跟政府、居民、老百姓打交道的机会少，所以别人有求于法警的事情少之又少，主管院领导也享受不了优越感。
四、司法警察大队有序管理难以开展。
随着国际形势、社会形势的敏感发展，对司法警察政治素质和专业技能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然而很多基层法院和司法警察编制没有增强，法警队结构呈老龄化发展，且警队在法院不受重视，很多司法警察都分流到其它部门做事，留到警队的司法警察很少，警队要组织学习、开展训练、履行较大的警务保障都要顾及其它庭室的工作，根本不能保证队伍的整体性和完整性，无法进行半军事化的管理。
基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法院既然设置了法警队这个部门，就应该把法警当作审判员一样的去爱护，这样法警才会在法院这个大家庭感受到组织家庭般的关爱和温暖，法院队伍才更有凝聚力，法警也会尽心尽职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如何增加法警的职业尊荣感迫在眉睫，我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如手1、严格把关司法警察的入警制度，杜绝只进不出的用人方式。
现在大部分法院司法警察的入编都是由院党组决定，院党组也是出于对下些过不了司法考试的干警关心，就会帮他们解决法警身份，有些法警纯属依靠关系解决身份，需不知这样法警不仅难以管理，可以素质参差不齐，给队领导带队伍，法院对外树形象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和难度，法警也是一门神圣的职业，是半军事化的部门，对法警的个人素质应该是要求较高，而不是解决待遇的避难所。
笔者提议但凡想当司法警察的人员，实行报名制，只要有意愿担任法警的法院干警，可以自愿报名，由省总队统一组织考试，既考察报名者的政治理论修养，又对体能进行考核，对政治理论和体能都达标者择优录取，从而规范法警队伍的管理和根基，又能提高法警的整体素质，树立法警良好的形象。
同时对批准入警的司法警察，要制定相应考核制度，对于工作松散，自我要求不高，工作作风拖拉，无所事事，缺乏责任心，协作能力差，缺乏团队精神，不服从管理的司法警察，要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必要时清除出司法警察的队伍，不能有穿上警服就脱不下来的观念，要有危机意识、竞争意识，这样司法警察工作才能有长足的发展。
2、法警编制的扩充，以高的要求，高的标准的配备，不要搞得上下脱节。
现在社会会形势及国际形势的状况，不少于百分之于十二的法警配置已经适应不了法院工作的发展和需要，由于一些落后山区一些领导的思想陈旧，在配置法警按最少的百分之十二配置，虽然很多法院请了协警，但因协警没有执法权，很多工作参与的话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并且大量协警的存大今后也会是一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存在，所以建议上级法警部门能够和组织部编委协调好，扩充法警编制要应对法院现实工作的发展需要。
3、保持法警队的整体性，规范性管理。
基层法院兼职法警较多，专职法警较少，现在法院干警流动性太大，特别是年轻干警，现在不限地域，许多外地考入本院的干警没过三、两年又考走了，不能安全扎根于本院工作，导致现在法院做事的人太少，但人均做的事却是越来越多，法官也不堪重负，把法警抽到到各个部门当书记员的、执行员的情况屡见不鲜，导致在队的法确只有廖廖几人，既要担负一年案子庭审保障任务，又要协助执行者的执行工作保障，采取强制措施工作，又要参加本级政府的维护及处突工作，又要参加救火救灾工作，又要服从上级法院警力的派遣。
工作量也是比较大的，法警应该归队，规范管理，共同学习，共同训练，共同进步，这样的队伍才能拉的出，打的赢。
4、提高法警待遇，坚持从优待警。
急、难、重、累、枯燥、清贫、超负荷、高强度常常与司法警察相伴，要切实让法警感受到自己的从值，要提高法警的职业尊荣感，消除法警的消极心理，就必须制订一些倾斜性的制度，通过政策倾斜，在全院中确立法警工作的地位。
在日常工作中要重视法警、关注法警，给予他们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体现自己的价值。
政治待遇上不急视，让大家感到做司法警察有前途。
坚持正常的提拔使用和晋职晋级，不要在法官受到围攻和危险遥时候，才想到他们，应在组织发展提拔任用时优先考虑。
帮助法警解决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困难，妥善消除法警们的各种顾虑，让法警身在此岗、思虑此业，甘愿为司法警察作出贡献，充分体现领导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和同志们对这项工作的关注，使司法警察能够深刻体会到光荣来自艰苦，荣誉来自奉献，组织的信任来自对艰苦岗位的热爱。
5、加强司法警察队伍文化建设，优化司法警察价值理念。
司法警察工作实践证明，凡是注重警队文化建设的发展就快，成绩就明显。
特别是近几年来，不少警队面对困难和压力，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加强理论知识、专业知识学习，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狠抓制度规范等警队文化建设，凝聚人心、激发干劲，获得了骄人业绩。
而有的警队不重视学习教育，不重视制度规范等文化建设，没有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致使警队人员缺乏大局意识，缺乏工作责任感，缺乏尊荣感，从而阻碍了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发展。
文化建设有利于净化司法警察的队伍，构建正确的价值观，充实灵魂，从而保持廉洁、自律、自强、甘于奉献的工作作风.
论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定特征
这里有一篇你可以参考： 关于对未成人违法犯罪新动态的研究 与治理对策的思考 内容提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呈现出低龄化,暴力化,智能化和犯罪类型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而且增长速度居高不下,严重危害了社会的稳定.提高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能力,加强教治和加大刑法力度势在必行. 首先是低龄化特征较为突出,而且高危人群集中在闲散青少年中,不满16岁甚至刚满14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象逐渐增多,未成年人案件逐年增加,侵犯财产犯罪严重,团伙暴力案件比例加重,网络,毒品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日益密切,未成年人犯罪类型增多,智能化明显. 其次是社会,家庭,教育对为成年人的管理机制不健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弱化,预防措施流于形式,矫治办法未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相应转变,对预防未成年人的犯罪的社会,家庭等方面的责任不够明确,造成号召性,倡导性多,而实际落实力度差的不良现象. 第三是法律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观念不够科学,对影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社会责任处理不够法制化,特别是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低龄化,暴力化惩戒力度不够,刑罚处罚的年龄底限还没有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实际形态相适应,成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居高不下的警示重点. 关键词: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 治理对策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被列入世界三大公害之一,也是我国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般是指未成年人危害社会,触犯法律,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目前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呈现出低龄化,暴力化,智能化和犯罪类型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而且增长速度居高不下,严重危害了社会的稳定,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下面,笔者就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新动态和如何加强治理工作作以论述.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新动向和特征 据统计,我国18岁以下未成年人达4亿多,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未成年人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20—30%;2003年,25岁以下违法犯罪人员占全国刑事案件作案人员的45%,占全国治安拘留人员总数的33%,1999年到2003年间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增长了4.7%,刑事案件作案率增幅1.4倍,特别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势头明显,犯罪类型增多.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急剧发展变化,利用计算机网络诈骗,危害计算机网络安全,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暴力犯罪等新型,恶性案件的频繁出现,表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低龄化特征较为突出,而且高危人群集中在闲散青少年中.不满16岁甚至刚满14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象逐渐增多,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如贵阳市破获的入室盗窃案未成年人犯罪团伙中,年龄最大的17岁,最小的11岁,在破获的抢夺妇女首饰团伙中,年龄在16岁以上的6人,14—16岁的7人,14岁以下的6人,在其它一些案件中发现最小的只有8,9岁,较上个世纪犯罪的初始年龄提前了3-5岁;2002年7月,在西安市纠集3名中学生砍死仇人的辍学少年王某,刚满15岁;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危人群还多集中于这些辍学闲散的青少年中.据团中央对2361名青少年罪犯调查后发现,闲散青少年为1445人,占62%,成为青少年犯罪的主体,在大中城市,流动人口中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也较严重,最新统计,该群体违法犯罪占一些城市犯罪总数的60%. 未成年人案件逐年增加.1995年全国刑事犯罪145万人,其中未成年人犯罪为82万之多,占56%,未满18岁的少年犯罪有17万人;在沈阳的调查发现,2001年判决生效的少年犯424人,2002年增加到499人,2003年增加到596人;未成年人犯罪增加速度之快,数量之多成为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 侵犯财产犯罪严重.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抢劫罪,盗窃罪两项共占总数的71%,在过去5年中,盗窃和抢劫始终排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前两位. 团伙暴力案件比例加重.据南方某教育局的老师估计,暴力案件占整个跨校,跨区校园滋扰事件的六成左右,而且杀人,抢劫,抢奸,恶性伤害等案件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2003年4月,永嘉某校学生徐某组建了一个名叫十三鹰的学生团伙,并购得一支单管火药枪,对抗名叫十八党黑社会组织,引起当地警方的震惊;2002年10月在福建破获的在校中学生杀害在校生案件中,抓获犯罪团伙5人,缴获作案工具两轮摩托车,六四式军用手枪子弹3发等物品;2004年2月1日晚,西安市一商贸学院16岁学生马某,将家庭院一14岁女学生掐死后实施奸淫,事后,马某将些事告诉景某,景某帮其移尸,并资助马某外逃,其作案手段残忍令人发指,手段的成熟化已接近成人犯罪特征. 网络,毒品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日益密切.上网成为近年来青少年中颇为时髦的话题,不少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网络色情和网恋不能自拔,整日夜不归宿,上网没钱就去偷盗,便捷地走上犯罪道路.据统计,因网络游戏或互联网传播的不良信息诱发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比率,由2000年的4.1%上升到2003年的25%,增加了5倍多;江苏学生余某从初三开始光顾网吧,迷恋电子游戏而逃课上网,家里又穷支付不起上网费,最终因盗窃而犯罪;湖南的陈某在网上结识王某并相恋,后二人又预谋将河北的网友刘某骗至武汉,共同对刘某实施了抢奸,抢劫犯罪.滥用毒品现象在未成年人群中也较严重,一些未成年人为了解脱身心压力或寻求精神刺激,吸食毒品,沉溺于感官刺激,并因吸毒引发贩毒,卖淫等其它违法犯罪活动,到2003年底,全国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到105万人,未成年人占72%. 未成年人犯罪类型增多,智能化明显.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使未成年人涉足犯罪的领域不断拓宽,一些未成年人利用互联网行骗,充当黑客攻击计算机网络安全,甚至参与到黑社会组织犯罪和伪造各种专用发票等新的犯罪中,2003年全国未成年人犯罪罪名达到120多个,与1998年相比,增加了22.4%. 当前我国未成人违法犯罪的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殊性源于造成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原因的复杂性.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一些不良的社会文化和复杂的社会现象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流入未成年人的生活领域,影响未成年人的正常成长,在他们思想不成熟,价值观不稳定的时期内,会被诱惑走上歧途,终因难以自控,道德失衡引发犯罪.究其原因笔者分析有以下几点: 一是社会方面的原因.随着改革开放层次和程度的深入,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市场的调节难免会造成一定的人,财,物流动调节失衡,大量农村未成年人盲目涌入城市,而城市失业和下岗现象普遍存在,失业和无业等闲散未成年人因法制知识缺乏和生计困难,会铤而走险,也就容易滋长各种违法犯罪,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发布的青少年犯罪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目前至少有1000多万闲散未成年人,在未成年罪犯中闲散未成年人比例高达62%.另外西方的不良社会文化以及媒介的误导造成未成年人迷失准则,加上社会控制体系的虚弱导致了社会自力约束和自发发展现象的蔓延,助长了未成年人大胆涉足他们不宜涉足的领域,从而迈向犯罪的深渊. 二是教育方面的原因.目前教育的口号是素质教育,但实际落实的仍是应试教育模式,这种教育口号因教育体制尚未转化而不能付诸于实践,与后面更高的教育阶段是不衔接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教育理念必然异化素质教育,社会文化与教育体制的脱节继层也必然使未成年人的教育留下遗撼;在教育投入和管理上,由于存在地区差别,一部分中小学校是人满为患,本应承受45个学生的教室却不得不容纳100多个学生,使教育的质量大打折扣;在学校环境管理方面,存在基层政府重视不够现象,一些夫妻用品商店设在了学校门口,一些不法盗版商贩把黄色口袋书摆在了学校门前,一人多高的丑陋广告围了一圈学生,污染了学生的视听,口袋书成了学生争相传阅的上品,一些校外恶势力也趁机渗入校园,发展,拉拢或胁迫敲诈学生,加剧了校园暴力活动和治安环境的复杂化,诱发未成年人的偏差行为,把未成年人拖入违法犯罪的泥潭. 三是家庭方面的原因.随着社会的日益工商化,传统的家庭结构,家庭观念和家教模式悄然发生了嬗变,产生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如家庭亲职教育弱化现象较为普遍,一些家庭为了生计,常年奔波在外,无暇管教子女,子女与父母的交流减少,代沟加剧,使家庭不能更好地发挥亲职教育功能;如受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传统的家庭格局被打乱,各种婚外情,离异单亲家庭,破碎家庭,犯罪家庭相伴而生,问题家庭的增多,不仅破坏了家庭稳定,使子女失去家庭的归属感与温馨感而变得恐惧,焦虑,容易冲动,为未成年人的成长留下了很多后遗症.最新统计显示,父母离异家庭子女犯罪率是健全家庭的4.2倍;中央宗治委在对全国18个少管所和监狱的调查中,有26.6%的未成年人罪犯来自于破碎家庭,有近一半的未成年人罪犯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问题家庭是未成年人犯罪增多的重要原因,也是最初原因.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以及有效预防和矫治严重不良行为的对策 列宁说过:上帝允许青年人犯错误.对于未成年人的犯错,我们应有正确的认识,应从家庭,群众,社会等方面予以保护,予以适当的教育,引导和预防,矫治,保护未成年人把错误化为正确的可能性. 我国新宪法明确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到国家的保护.《义务教育法》也从法律上保障适龄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我国较全面,系统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是1991年9月4日颁布并于199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规范了全社会保护未成年人的主要工作,1999年6月28日颁布,11月1日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我国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预防犯罪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我国还非常非常重视借鉴其他国家在这一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并努力把我国的法律,政策与贯彻有关保护未成年人的国际公约紧密结合统一起来,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等国际公约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标准和规范,在我国法律中都通过相应的条款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与社会综合保护预防体系建设上有不衔接或脱节现象,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的意识和措施没有随着社会发展而有效加强,而是相对弱化. 对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的保护,提高预防能力和矫治犯罪的对策,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一要进一步营造全社会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制意识,保护未成年人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事,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社会每个公民都要切实落实好《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提高社会综合保护能力.二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环境,要从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多方面做起,用优秀的文化引导,用严格的司法制度约束,净化未成年人的发展环境,使其成长和教育的过程尽可能不受犯罪和不法行为的影响.三是加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家庭,学校,社会团体要针对不同的社会时期,对未成年人提供相应的法律及社会公德规范教育条件,让未成年人学会报警,自助等自护手段,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以及违法犯罪行的引诱和侵害.四是重视未成年人司法管理,少年法庭的成员中要有一名女性,法官要具备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知识;公安机关对于羁押的未成年人犯,要实行与成年人分管,分押,并成立未成年人案件预审组,采用适合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的方式进行讯问;检察机关要成立未成年人案件起诉组,公诉人在庭审中注意将揭露犯罪与寓教于追诉融为一体;律师事务所要调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专职律师,专门从事维护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的工作. 强化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措施.一是要确定重点群体,中小学生,闲散青少年,进城务工青年,流浪儿童,罪错青少年这五个群体,是教育,管理和服务的重点,要密切关注他们的行为趋向,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强化预防违法犯罪的意识和能力.二是确定重点场所,坚决铲除滋生未成年人犯罪的温床,掐断暴力,色情等有害文化传播的途径,文化,工商部门应坚持整治与建设并举的原则,针对暴力卡通画册,不健康口袋书以及违规网吧等问题,一方面严厉打击,尤其对违规经营的黑网吧,夜总会,游戏厅,要用重典,罚得倾家荡产,使其无利可图,不敢再犯;另一方面,依托中小学网络教室和城市社区青少年网络教育,逐步建立一批专供未成年人上网的阳光网吧;运用行政,市场,社会等多种手段推动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基地建设,减少未成年人建法犯罪的社会诱因.三是确定重点阵地,家庭,学校和社区是重心,要整合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面力量,建立完善科学的教育辅导,治疗体系,设置心理咨询机构,由专家和心理医生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善进行专门的系统调研,研究控制不良心理的对策,提供预心犯罪和犯罪预测的实践依据;同时要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纳入到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考评体系,严格实行奖励和责任追究,形成多维立体的预控网络. 加大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力度.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是指他们严重危害社会,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所以说,矫治是有效挽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最后环节,很多未成年罪犯都能在严格的矫治中悔过自新,积极改造,有的还考上了大学,重新犯罪率大大降低.一是要运用好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手段,对那些在违法犯罪团伙中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要分子坚决依法予以严厉打击;简化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少管的审批程序,综合审批时间,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该少管的坚决予以少管处理,强调社会防卫,事前防卫,进行必要的处罚.二是强化社区矫治措施,将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罪犯置于社区内,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通过从事一定的劳动,接受法律知识学习和心理医生的辅导,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这一方法在合肥市得到成功试验,两名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罪犯已移交该市一街道社区矫正点进行矫正.三是加强未成年罪犯的管制和管教,工读学校,管教所以及司法机关要坚持禁诫警示与正面教育并重的原则,进行以教育改造为主,轻微劳动为辅的管教,设立专职人员对未成年罪犯进行文化,法制,劳动技能教育,使工读学校和少管所成为矫治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式场所.四是要在学校和社区内设置法制副校长或法制负责人,将法制教育经常化,制度化,阵地化,同时对当前未成年人的思想状况和参与社会行为趋向,进行调查研究,如近期出现的青少年网络成瘾症现象,要建立心理矫治中心或基地,形成以社区为平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共同帮助失足未成年人的社区法制服务体系. 进一步加大社会责任追究与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惩治的对策 法律的作用是通过对犯罪行为的惩戒来实现的,预防犯罪发生的法律更应强调这一点.法律是严肃的,如果立法将重点放在号召倡导大家去从事某事,那就与法律的本意相悖,也起不到规避某种犯罪行为发生的作用.我们不可能指望依靠人们的自觉性杜绝犯罪的发生,如果这样能起到作用,那还要具有强制力的法律作什么!1999年颁布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是期望借助法律的硬性手段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开辟通道.所以,笔者认为,在有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应该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处理,使那些在犯罪边缘上的未成年人能悬崖勒马,受到震慑,使那些有犯罪苗头和迹象的未成年人有所畏惧而不敢以身试法,收到惩治一个,教育一片的作用. 强化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社会责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自颁布实施以来,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已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要,改进立法非常必要.一是要明确立法上的强制性.本法是我国首次在预防犯罪领域立法,欠缺经验,可操作性不强,针对性弱,弱性条文多,禁止性,强制性,硬性的少,法律责任不够明确;所以在立法思想上应明确具体法律责任和强制性法制思想,突出积极预防的特点.二是要对具体责任做出规定.本部法律多处使用的都是应该字眼,对违反这些法律规定的相关部门和人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未作明确规定,如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教育未成年人不得吸烟酗酒等,如果他们不履行职责,法律仅规定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而在日本惩戒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以及预防犯罪的法律中,对父母的失职行为,处以数量不菲的罚金,从而使责任落到了实处;又如第十五条规定,任何经营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但他就是出售了,其所应承担的责任未加明确;第三十三条规定,营业性歌厅,营业性电子游戏场等禁止未成年人进入,对违反规定的由文化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等等,这些都有弱化法制力度的问题,首先是文化部门的执法力度较弱,其次是手段不强硬,而应由公安机关予以重罚或关停,使经营者十分明确承担的责任,而不会因谋这点利而以身试法.三是要加大对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传播宣扬淫秽,暴力等内容的人或单位处罚力度.本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其进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规定不能有力制止该行为的发生,应对这种行为直接予以刑罚,才能足以震慑,打击传播,出售不良文化的行为,才能更好地预防不良文化流入未成年人群体. 加大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审理的透明度.我国刑事诉讼法,未成所人保护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不公开审理,对于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对于已满16岁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虽然这些规定是为了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权益,避免因其罪行在社会上广泛扩散,造成不利于未成年人今后生活的社会影响,但事实上这种怀柔和期望并不能起到预期目的;因为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已呈现出成人化趋势,其作案手段之残忍与作案动机之恶劣已不能将未成年人犯罪过分迁就于其幼稚与无知,未成年人的早熟是有目共睹的;另外,即便是不公开未成年人犯罪审理过程,也不能因此而减少或消除其罪行对社会的影响,也不一定对犯罪人的社会生活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反而,公开透明地审理,审判,是更加有效地进行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教育,增强社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生动素材,同时,当前信息的快速反映化,立这样的规定也是形同虚设. 降低对未成年人处以刑罚的年龄底限.我国《新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已呈现14岁的低龄化的事实,不适当降低刑罚年龄底限,不加大对恶性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力主,无疑会使低龄化的犯罪趋势得不到有效扼制.日本为了遏止不断升高的青少年恶性犯罪率,日本众议司法委员会通过法案对青少年犯罪法进行修改,青少年犯罪判刑的年龄将从16岁降至14岁,14岁以上的少年犯罪都可以作为成年人对待,判处刑罚.我国刑法既规定了满14周岁不满16岁的未成年罪犯要负刑事责任,又规定要从轻或减轻处罚,18周岁以下不负死刑,这些规定未免弹性系数较大.以16岁为例,如果将16岁以上罪犯作为与成年人一样对待的话,那么16岁至18岁也应适用死刑;如前面案例中16岁学生马某掐死,奸淫女学生外逃等犯罪行为,足以判处死刑,又如北京17岁少年为偷钱上网当场砍死奶奶,砍伤爷爷,福建5少年杀死同学勒索20万元,并缴获军用手枪等等案例,都向我国刑法提出了预警.所以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成人化和恶劣化,暴力化,需要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刑罚力度进一步加大,将应纳入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纳入刑事处罚范围内,对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要用重典,处于死刑的年龄底限应降低至16岁,对满14周岁不满16岁的重犯给予成年人一样的刑罚,使处以刑罚的最低龄限和处罚力度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未成年人犯罪形态得到相应调整,做到保证正面教育引导与必要司法保护的同时,正确对待未成年人犯罪.这样,对促进法制与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推进中国特色的法制体系建设,都必将具有积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书目: 康树华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法制教育读本》 2000年刊发 河南省法学会 《中国少年刑事司法制度与审判实务》 1995年11月 4,雷讯 , 孙春英著《少年审判制度的奠基石》 1994年9月 5,莫洪宪,康均心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及救济理论与实务》 2001年刊发; 6,李辉 《矫治未成年人犯罪的不良心理》 2003年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