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有什么象征意义
船 水运工具．古代又称“舟”．《山海经·海内经》：“番禺是始为舟．”《吕氏春秋·审分览·勿躬》：“虞作舟．”《易·系辞下》：“刳木为舟，割木为楫．舟揖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这里说的是独木舟．原始社会，独木舟是相当普遍的．古代先民也用竹木编筏以代舟．大曰筏，小曰桴．《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正义》：“桴，木表之粗皮也．”古代巴族有双身船，钢鼓纹饰中有此纹样．居住在乌苏里江一带的赫哲人有桦皮船和鱼皮船．居住在西藏高原上的藏族使用牛皮船．船的使用，据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船桨和吴兴钱三漾新石器遗址出土的船桨，已有七千年乃至万年以上的历史．神话说，洪水滔天，人类赖以逃生的船是葫芦、木盆．中国古代把船作为君王的象征．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间用纸做成船，点上火置于江河湖海之中，意在把祸祟带走．端午节南方各民族中有龙船竞渡的习俗．吴、越。
巴族有以鸟名船的记载．钢鼓纹饰上的“翔鹭”和“鹏”常比喻方舟的轻重．汉族地区普遍流传着耍旱船的游戏和文艺演出．大都做为春节期间庆贺一年丰收的娱乐活动．船的谐音为“传”，有“代代相传”的含意，因此为人们喜闻乐见． (刘锡诚) 龚国富曰：谁说船仅仅是交通工具，尽管它是最经济，最有效的。
如果这样的话，岂不小看了它
它是人类逃出灭顶之灾的避祸所，是人类赖以生存至今的宝物。
以它为任何象征物都不为过，愿它继续给人类带来幸运和福泽。
中华象征文化100之二十一
龙为什么能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
不仅如此，我们至今仍保留许多与龙相关的风俗。
正月十五闹元宵，大江南北会舞龙灯，以此寄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盼；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传说这一天万物复苏，龙也要在春雷中醒来。
有的地方在这一天会把草木灰与谷糠类的粉末撒在地上，从户外水边一路撒到厨房，意为“引龙回”，有的地方在这一天送孩子上学，意为“占鳌头”，还有的地方在这一天为孩子剃头，意为“剃龙头”；五月初五端午节，多水的地方还会举行“赛龙舟”，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为了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
龙行天下，载于文艺 。
龙在十二生肖中名列第五，也是十二生肖中唯一虚幻的形象。
咏龙的诗源远流长，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便可以找到涉及龙的诗句，如“龙旂阳阳，和铃央央”，“龙旂”，指画龙的旗。
咏龙古诗中通篇咏龙的诗，较有代表性的是宋代诗人舒岳祥的《咏龙》：“曾见老人潭上坐，忽然不见石泓深。
至今月白风清夜，潭底时闻似笛吟。
”此诗咏龙，也颇具特色。
诗人自序：“予先人墓在香岩，有湫二。
湫常现一龙，时显时隐。
世传古有樵人见有老人坐石上，近之即隐。
又尝有两龙髯现水中，大如象鼻，水沸激而上，复流湫中，水不盈也，因号其山为龙须山。
今名龙舒，以下多舒姓也。
”结合诗人自序来读这首诗，不难发觉其妙处：不见其龙，而其龙自现。
“潭底时闻似笛吟”，其所闻乃龙吟之声。
南朝梁诗人刘孝先的诗句“谁能制长笛，当为吐龙吟”，以“笛声”比喻“龙吟”，而舒岳祥的诗则以“似笛吟”比喻龙吟，并以“潭底时闻”强化神秘之感，令人称道。
在屈原的笔下，龙是奔驰于云天的坐骑，往往喻示主人的高洁情怀。
《离骚》云“驾八龙之婉约兮，载云旗之委蛇”，《涉江》云“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到了曹植的《洛神赋》里，以一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状写洛神风姿，更是流芳千古；唐朝李贺要“呼龙耕烟种瑶草”（《天上谣》）；南唐李煜则犹忆“车如流水马如龙”（《望江南》）；文天祥在《酹江月·和友〈驿中言别〉》写道：“乾坤能大，算蛟龙岂是池中物
”颇有托物言志的味道，字里行间纵横着男儿豪气。
还有一些关于龙的民间传说，被收入典籍，传之翰墨，也悄然塑造着龙的形象。
《太平广记》载录了鱼化龙的故事，说每年春夏之交，各地黄鲤鱼争赴龙门，跃过者“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焚其尾，乃化为龙”，后来民间便常用“鱼跃龙门”比喻考试高中。
不仅如此，龙还常常在传说中与人发生感情。
《张生煮海》、《柳毅传书》一类的故事，便演绎了书生与龙女之间美丽动人的爱情传说，它们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同时把龙的形象也广植于百姓心中。
更直观的“龙”的形象流传，存于雕塑与书画。
人们把雕刻于器皿、砖瓦一类物件身上的龙形称为龙纹，不同时代的龙纹，生动体现了古人心中“龙”形象的变化，也折射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色与精神风貌。
比如汉瓦中的青龙，昂首阔步，龙尾高扬，呈现出雄健奔放的态势，颇能传递大汉气象。
历代名画中，不乏择龙入画的佳作。
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六龙齐驱为洛神拉车，一龙跃起做升腾状，称得上形神俱丰；宋代《云龙图》中的飞龙则蜿蜒盘旋，回蟠升降，兼有云雾之飘逸与松树之遒劲，几可脱纸欲飞。
最为有名的是“画龙点睛”。
据《历代名画记》载，梁朝画家张僧繇为壁画上的龙点睛，龙则破壁腾天。
这个记载既形容张僧繇画技神奇，也喻示了中国画的一大奥妙：贵在神韵。
因为眼乃神韵之门，有眼则有神，有神则有灵。
龙之传统，取舍在人。
古时画家画龙，讲究“九似”，即龙的身体有九个部位与其他动物相似，可见龙的形象是一个综合体，融合了其他动物的特点与精华。
龙行于世，与这种吸纳、包容的精神不无关系。
中国人自古就讲“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东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推崇的正是一种包容文化。
另一方面，龙带给人们的感觉，往往是飞舞奔腾，昂扬向上，能潜能飞，这样的形象，不正与中国人所秉持的自强不息，昂扬进取，乃至能屈能伸的人生观有着相通之处
也许，古人在塑造龙的形象时，便不断地融入着自己的精神与理想，反过来，又常常从龙的身上，汲取着处世的智慧与勇气。
在一些场合听人说，龙在西方被视为恶兽，且外形张牙舞爪，不是理想的文化标志。
这种说法其实存在很大漏洞。
刘锡诚介绍：“我国早就有专家写过文章，指出西方龙与中国龙不是一回事。
它们是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里生长出来的，被寄寓的文化含义具有霄壤之别，不能混为一谈。
”至于说龙的外形张牙舞爪，则近乎于苛责了。
难道我们不希望看到昂扬奔腾的龙，倒希望看到躺在地上动也不动的“病”龙么
龙为瑞兽，可比英雄。
随着龙年的临近，关于龙的话题纷至沓来。
不久前一枚壬辰年龙邮票刚刚面世，便成为舆论的焦点。
其实近年来关于龙的争议一直未曾平息，责难的理由，多是因为龙在历史上曾与封建皇权紧密相联。
但是，龙被蒙上皇权色彩，岂是龙之过
民俗学家刘锡诚谈到：“龙本来源自民间，曾是族群的图腾，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入新的内容，文化含义日渐丰富。
只是在很短一段历史时期里，它被封建帝王垄断。
”如今，帝王们的风流早被雨打风吹去，而龙作为文化象征，却早已散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文化符号。
对于我们来说，世界上有没有龙，是否存在过龙，并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龙所承载的悠长历史、丰富内容、民族精神，哪一样都无法忽视。
相传中华文明的源点，就有龙的身影。
伏羲时，黄河出现龙头马身的神兽，马背上旋毛如星，构成图状，人称河图，伏羲氏据此河图创了八卦，这即是“龙马河图”的神话故事。
可见在中华文明之初，龙就被赋予了神秘、智慧、祥瑞的含义。
《周易》中有“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等卦爻，历史上把“凤、麟、龟、龙”合称“四灵”，皆为祥瑞之物。
不仅如此，人们还习惯于用龙来比喻贤者与英雄。
孔子拜谒老子，归来对门生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也是以龙作比喻：“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
” 龙与皇权本无关系，很长时间以来，它是一种神话形象或者民间信仰。
我国民间认为龙是司雨之神，因此每遇旱年，民间求雨祈丰都是进龙王庙，拜老龙王。
即使在平常年岁，人们祭祀龙王，也是祈福消灾、期盼丰年的意思。
封建帝王欲借龙威，一纸昭示把“龙”收为皇家专用，帝王出生称“龙诞”，未即位时称“龙潜”，登基之后称“龙飞”，创立王业称“龙兴”，子孙后代称“龙种”。
可惜，天下之美，并不能为一家所专，龙终究不会蛰困于宫墙之内，它的形象与故事，早已在民间扎根发芽。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有龙的影子：面有“龙须面”，糖有“龙须酥”，水果有“龙眼”，药材有“龙骨”；到了北京要爬龙形长城，到了江西要登龙虎山，到了山西要看九龙壁；我们形容地势险要，叫“龙盘虎踞”，形容精力充沛，叫“生龙活虎”，形容吉祥喜庆，叫“龙凤呈祥”，形容昂扬进取，叫“龙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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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大神：有什么关于非遗保护相关书籍可以介绍吗?最好是理论性的研究，如能有关于非遗知识产权研究的更好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直接关系到一个地方的竞争力和知名度，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自去年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开展以来，各地非遗普查工作成果累累，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创新工作思路，采取有效的措施，普查采集的资料信息记录详实，实物种类贮存丰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卓有成效。
嘉兴市在此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发动和组织了市、县、镇、村“四级”非遗普查工作队伍力量，全方位地开展了普查工作，通过历时五个月的全面普查，全市共收集、整理了十万余条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线索，完成了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查近万项，并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17门类。
当前，普查工作都已接近尾声，各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和非遗保护工作机构将面临下一步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和利用工作，如何从阶段性的普查转入常规性的全面保护阶段，使当地具有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这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探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本人就这一问题结合工作实际谈几点肤浅的想法。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刻不容缓 1、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代相传的活态文化。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明确，“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
显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它曾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民族记忆的背影”。
2、“再创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基本规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流动着的、活态的，正如国家文化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专家刘锡诚所讲：“就象流水一样川流不息、滚滚向前，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点上不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嬗变是进化的，而不是后退的”， “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积累，一个是传递”。
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公约》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可见，无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都是在进化中发展和延续的。
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递者的保护，无疑是它生存发展的命脉所在。
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日趋重视。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保护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党和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对有关扶持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提出了目标要求，各级组织履行了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2006年以来又相继公布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进一步牵动了各级党和政府的心，也增强了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
特别是2006年民间艺术普查和2007 年以来全社会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为今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一步保护、传承和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创了良好的局面。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管理和利用的主要手段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普查工作暂告一阶段后，面对普查挖掘和掌握的丰富的具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各地应抓紧大好时机，将普查这一阶段性工作尽快转入到保护、传承的常规性工作，并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对普查成果进行科学管理和有效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传承开发和合理利用。
其主要工作手段可以从有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建档与完善 1、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数据记录与保护。
一是做好普查积累的非遗资料文档工作，包括电子文档和纸质文档的建立。
按照“全面普查、广泛采集、确立重点、建档立卡、分类制作、图文并茂”的工作要求和统一的格式，分别建立各民间艺人、民间艺术社团（队）、民间艺术之乡（村）、民间艺术品种的文字、图片、音像档案。
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妥善保管实物资料；二是搞好非遗资料的数据库建设。
按照“统一软件、统一目录、统一分类、统一格式、统一质量”的工作标准，利用高科技手段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化，把所有非遗资源信息（包括文字、图象、音响、影像）进行科学、系统的数字化动态管理。
创建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档案和信息数据库和网络服务平台，搞好数据库的硬件、软件建设及建库工作，以“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料库”为数据库依托，构建以电脑、电视机为终端的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网，使之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信息交流的重要窗口。
2、深入挖掘和梳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一是通过普查掌握的资源信息（包括传承项目和传承人等），进一步深入调查，进行充实和删选；二是通过非遗名录的申报，进一步挖掘当地具有重要价值的非遗资源，坚持其真实性和整体性的有效保护，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民中得到认同和尊重。
（二）宣传与保障 1、利用舆论工具加强宣传。
一是充分发挥各级新闻媒体的作用，鼓励和支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运用多种手段和形式， 大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义、目标和任务，凝聚社会共识。
二是利用“文化遗产日”和嘉兴市“端午文化”等传统节日，继续举办好“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和“嘉兴端午民俗”等重大民族传统节日活动，继续挖掘船文化传统特色品牌，扩大地域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展现嘉兴水乡古城神韵。
县、镇两级要积极开展各种民族民间文艺汇演、比赛、展览、博览会和 “硖石灯会”、“桐乡轧蚕花”、“平湖迎大蜡烛”等当地民族传统节日活动和民间文化艺术节活动等。
吸引广大群众参与保护工作，营造全社会都来重视、关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浓厚氛围。
2、争取政府政策措施投入。
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核心和主导作用，制定规划、组织力量、落实经费、加强指导。
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的重视，设立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增长比例不低于当年政府支出的增长幅度。
“十二五”期间，力争每年安排市专项资金数百万，主要用于市非遗保护中心、市非遗展示中心日常运作，对市属非遗名录项目及列入市级以上非遗名录项目或其他重大项目进行挖掘、抢救、保护、保存、研究、传承等的补助，非遗保护研究基地和代表性传承人（民间老艺人）、民间艺术家等扶持表彰，民间艺术人才的培养，非遗成果编纂、数据库建设等。
各区、县（市）也应根据各地的实际，适当安排保护专项资金。
3、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为积极构建科学有效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进一步保护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能顺应社会可持续发展，使之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应及时制定（ 2009年―2015年 ）《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纲要》，并落实实施计划和有效措施。
（三）开发与利用 1、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体系。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体系，通过制定评审标准并经过科学认定，建立国家级和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
通过设立保护项目名录，命名民间艺术之乡和民间艺术家，建立民间艺术生态保护区等途径，使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
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
研究在传统文化特色鲜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区域，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利用的途径。
对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整体性动态保护，命名一批民间艺术之乡、民间艺术生态保护区和民间艺术家，使优秀的民间艺术得到有效保护。
2、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展示体系。
建立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展示中心），积极以此为平台，运用先进、科学的保护方法，将普查、收集、整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和保护起来，并采用数字化展示手段,结合实体模型、专题展览和现场制作表演等形式,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的传播和展示。
3、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运作体系。
一是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加强与旅游、外贸、会展等相结合，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利用，培育民族民间艺术经典旅游景区和民间艺术产业基地，开发生产具有民族民间文化特色的服饰、饮食、工艺品、纪念品等，建立一批民族民间文化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基地，使之成为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
同时要引导民营企业合作参与保护，特别是在资金投资方面更应该加强合作，让文化保护“企业化”，以获得“双赢”。
二是要组织民间艺人、民间艺术表演队伍，积极参与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让嘉兴民族民间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这有利于加强民族民间文化与旅游联姻，扩展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播途径，增强民俗旅游的吸引力。
4、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体系。
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健全市、县两级责任明确、运转协调的保护工作机制，实行属地管理，由所在地进行保护为主、上级指导和支持为辅。
基本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网络化。
5、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体系。
一是要建立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站，鼓励和支持媒体对民族民间艺术遗产及其保护工作进行宣传展示，普及保护知识，培养保护意识；二是要充分发挥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的作用，建立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健全保护工作决策咨询机制，广泛吸纳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的建议，共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课题研究工作。
每年设立一批课题、项目，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方式、保护工作有关的科学理论等方面的认定、保存、传播和研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规范有序地进行。
三是要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对具有历史、科学、文化价值的趋于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重要的高龄民间文化传承人进行有效的抢救保护工作，扶持资助他们通过带徒传艺，举办相关传习班等形式培养新一代传人。
四是要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编写民间艺术乡土教材，出版嘉兴市民族民间民俗文化丛书、光盘系列， 在中小学、职业学校开设民间艺术课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纳入了学校的教学内容。
总之，全面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是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基础工作和重要前提；切实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的后序管理，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不流失、不消亡的必要措施；不断开发和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主要目标。
因此，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应积极行动起来，高度重视并顺利完成阶段性的全面普查工作向常规性的保护传承工作转轨，通过科学、有效的措施和手段，健全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为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加快推进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如何写关于保护北京传统文化的论文
夫钟馗者，姓钟名馗，古有扈氏国（今陕西西安户县石井镇阿姑泉钟馗故里欢乐谷）终南山阿福泉人也，生于甘而居于泉，文武全修，豹头环眼，铁面虬鬓，相貌奇异，经纶满腹，刚直不阿，不具邪祟，待人正直、肝胆相照、获贡士首状元不及，抗辩无果，报国无门，怒撞殿柱亡，皇以状元职葬之，托梦驱鬼愈唐明皇之疾，封“赐福镇宅圣君”，诏告天下，遍悬《钟馗赐福镇宅图》护福祛邪魅以佑平安。
故名噪天下也
春节时钟馗是门神、端午时钟馗是斩五毒的天师，钟馗是中国传统诸神中唯一的万应之神，要福得福，要财得财，有求必应。
钟馗是中国民间俗神信仰中最为人们熟悉的角色，贴于门户是镇鬼尅邪的门神，悬在中堂是禳灾祛魅的灵符，出现于傩仪中是统鬼斩妖的猛将，由此派生出形形色色的钟馗戏、钟馗图。
连《本草纲目》里，也收录用钟馗像烧灰以水冲服或配和其他药面成丸以治疗难产、疟疾等症的“秘方”。
据中国《民俗》杂志报道，时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甚至还有人为治病延请巫师举行所谓“镇钟馗”捉鬼驱妖、安宅保太平的仪式(施汉如、杨问春《“镇钟馗”傩仪记》)。
对普通百姓来说，“钟馗打鬼”之类的故事几乎人人熟知。
钟馗信仰在民间的影响既深且广。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钟馗这位神通广大的神祗其身份来历，恐怕就不是一般人能够说得清了。
事实上，这个问题自唐代以来就令许多学者争论不休。
近年来，随着民俗文化热的兴起，钟馗信仰的起源与流变等问题又被提出，众多学人各抒己见，歧说纷见，迄今尚无定论。
目前所知最早记载钟馗其人其事的是唐卢肇的《唐逸史》：开元年间(713—741)，唐玄宗病中梦见一小鬼盗走玉笛以及杨贵妃的绣香囊。
玄宗大怒，正要派武士驱鬼，忽见一大鬼奔进殿来。
此鬼蓬发虬髯，面目可怖，头系角带，身穿蓝袍，皮革裹足，袒露一臂，一伸手便抓住那个小鬼，剜出眼珠后一口吞了下去。
玄宗骇极，忙问是谁?大鬼向玄宗施礼，自称是终南山钟馗，高祖武德年间，因赴长安应武举不第，羞归故里，触殿前阶石而死。
幸蒙高祖赐绿袍葬之，遂铭感在心，誓替大唐除尽妖魅。
唐玄宗醒后，病也霍然而愈。
玄宗令画家吴道子按其梦中所见画一幅钟馗图。
图成，玄宗在画上批曰：“灵祗应梦，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祛邪魅，益静妖氛。
仍告天下，悉令知委。
”有司奉旨，将吴道子《钟馗捉鬼图》镂板印刷，广颁天下，让世人皆知钟馗的神威。
卢肇是唐武宗会昌三年(843)的进士，距开元时代已有一百多年，所叙未必是事实。
但是皇帝赐给大臣钟馗画像作为新年礼物，的确是盛唐以来的惯例，如开元时的名人张说及其后的刘禹锡等，都有谢赐钟馗图和历日表的作品传世。
另外，人们还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唐写本《除夕钟馗驱傩文》，是为钟馗已在大傩仪中扮演主角的实证。
凡此，可见钟馗信仰至晚从盛唐起已成为全社会的风尚。
所以，也有人估计钟馗故事的起源可能早于唐代。
在钟馗俗信兴盛未艾的热流中，北宋沈括首先对唐玄宗梦钟馗的故事提出质疑：宋仁宗皇祜年间(1049—1054)，金陵上元县曾发现一处古冢，乃南朝宋征西将军宗悫母郑夫人墓，由碑文可知，宗悫有妹名叫钟馗。
此外，后魏有李钟馗，隋将有乔钟馗、杨钟馗。
因知“钟馗之名从来亦远矣，非起自开元之时”(《梦溪补笔谈》卷三)。
明人郎瑛、胡应麟等多从其说，但结论有别。
郎瑛认为钟馗的原型就是北朝人尧暄，其人本名钟葵，字辟邪，“馗”乃“葵”字讹传，由于他表字“辟邪”，所以后人才附会出捉鬼的故事。
胡应麟提出，钟馗捉鬼的传说“盖自六朝之前固已有之”，所以尧暄曾取名钟葵而字辟邪，南北朝时名叫钟馗的人很多，可能都取义于此。
明杨慎和清顾炎武、赵翼等根据《周礼·考工记》“大圭，长三尺，终葵首”、《方言》“齐人谓椎为终葵”等资料，认为所谓钟馗系由“终葵”演变而来。
“终葵”是一种利器——椎，“大圭”是古时天子的仪仗，上端形状像椎，故云“大圭终葵首”。
齐人说话迟缓，把“椎”的发音拖成了两个音节，乃成“终葵”。
古人以椎为作战的利器，故《后汉书·马融传》中有“翚终葵，扬关斧”的描绘。
“盖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傩之为耳”(《日知录》卷三十二《终葵》)。
南北朝时许多人取名钟葵或钟馗，是希望像古人用以刺鬼的武器终葵(即利椎)那样，令所有的鬼魅望而生畏，这种意义到了唐代最终传变为人格化的“钟馗”。
近年来随着秦汉文书大量出土，古代盛行以椎击鬼的事实已被证明。
如秦简《日书·诘篇》云，人被哀鬼缠上，可“以棘椎、桃秉(柄)以敲其心，则不来”；西汉帛书《五十二病方》也记有用铁椎击鬼治病的法术。
故有人认为顾炎武对钟馗起源的解释是可信的。
今人常任侠、马雍均写有钟馗考，各抒己见，但立论大致不脱明清人士的窠臼。
唯何新、王正书两人别开新说。
何新认为钟馗本来就是人名，与所谓“椎”或“终葵”者了不相关。
钟馗的原型，是商汤时的巫相仲傀，其名在《尚书》、《左传》、《荀子》中又作“仲虺”、“中归”、“中垒”。
商人事鬼，凡政官都兼巫祝，仲傀为巫相而兼驱鬼之方相。
傀者，面具也；驱鬼必戴面具，面具之形甚多，因而发生仲傀多首的传说。
仲傀以同音演变为仲虺，虺乃神话中的怪蛇，于是仲虺又演变为九首巨蛇之“雄虺”(《天问》)、食魅之“雄伯”(《后汉书·礼仪志》)，连《山海经》佚文中阅领众鬼的“郁垒”(参见本书《贴神把门与度朔山神话》)，实际上也是仲傀与雄虺传说的又一变形，郁垒即中垒的变称。
要之，由驱鬼之巫相的真人仲傀，变为食鬼怪兽钟馗，变形愈繁，去真相愈远，但也留下一丝痕迹：古人命名常以字释名，钟馗之“馗”乃“九首”合文，《天问》：“雄虺九首”，则仲虺以“虺”作名，而“馗”——九首，或即其人之本字也(《文史新考·钟馗考》)。
此说既出，赞同者有之，但亦有人质疑，以为商人事鬼而不逐鬼，况且也没听说仲傀或仲虺有何逐鬼的业绩。
王正书认为，钟馗其人及历代驱鬼辟邪的观念，实起源于上古巫术，他是由先代位居祝融之号的重黎衍生而来。
重黎在上古史中有重黎、重回、句芒等称呼，句芒在传说中又被描绘成介于天地、神人之间的负有特殊使命、生有特殊形貌的人物，其使命之一便是居巫职，有《史记·天官书》记载可证。
到了商代，秉其职而取其名的是仲虺，实际上仲虺即重回(重黎)的音转。
至于“终葵”，本指一种椎形体，由于重黎在从事神巫职能时所戴羽冠取自此形，故在商代约定俗成为从事巫职的标记。
商代通行以职为氏，所以由仲虺形成的族系也被称为“终葵氏”。
到了周代，这个神职集团又改称“方相氏”。
方相氏的得名与终葵氏相同，都从上古神巫头部的装束引申而来，区别在于“终葵”源自羽冠，“方相”源自面具。
这种以方相氏为中心的驱鬼风俗，一直沿袭至唐代。
要之，自上古时代的神巫重回，到商周时代的仲虺、终葵氏和方相氏，都是钟馗的原型，无论在性质上或称谓上都是一脉相承的(《钟馗考实》)。
此说与何新的见解相比有一致之处，只是将钟馗的来源更往上溯自重黎。
但亦有人以为重黎或句芒都是神话传说中的形象，未必能印证实有其人。
何况如果自重黎以至仲虺、终葵、方相为一脉相承的话，为何汉晋文献中不见“终葵氏”的记载，而直到南北朝时才又突然冒出了许多“终葵”或“钟葵”、“钟馗”。
这个长达数百年的空白性中断，实难解释。
刘锡诚所著《钟馗论》及王宽喜所著《钟馗及钟馗故里考证》对钟馗也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和研究，欢迎参阅。
综观古人今贤的见解，应该说都有各自的道理，而质疑者也不乏持之有故的依据。
诸说并立，钟馗之由来仍然还是中国民俗文化史上的一个大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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