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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沪感言

时间:2014-10-22 14:48

《宋庆龄和她的保姆》的学习资料

一、交流资料,了解宋庆龄龄生平 1、交流资料。

课前,学生上图馆(室)或上网查阅,或向大人请教,对宋庆龄有了一些了解。

谁来说说宋庆龄的情况,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让学生自由地交流课前地宋庆龄生平的了解。

2、简介生平。

在学生交流的基础上,教师要对宋庆龄的生平事迹。

作简要的介绍。

二、自读课文,感悟宋庆龄人格 1、设悬念,明确要求。

(1)制造悬念,导入新课:同学们,你们想知道安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左面的李燕娥是谁吗

她为什么安葬在宋氏陵园、和国家名誉主席并列呢

想知道她们之间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吗

请大家阅读课文第8课。

(2)阅读“提示”,明确要求: ①认真读读课文,想想课文的主要内容; ②与同学交流一下读后的感受。

只要学生课文内容有个大致的了解即可。

2、自读自悟,交流感受。

(1)自读自悟,读读课文,想想课文写了宋庆龄和她的保姆的哪几件事,在自己最受感动的地方做上记号,把自己的阅读感受写在课本上,三言两语都行。

(2)小组交流:①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重点说说课文写了宋庆龄和她的保姆之间发生了哪几件事情

②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

③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

3、汇报交流。

(1)概括交流。

说说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和保姆李燕娥之间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并在汇报交流中引导学生对内容进行概括,归纳课文的主要内容。

(2)重点交流阅读感受。

引导学生说说从这几件小事中,你想到了什么

让学生自由地说说读后的感受。

可以联系课文中具体段落,联系学过的其他课文,联系课外阅读资料,甚至联系生活事例来谈感受。

(3)交流疑难,集体解决。

三、朗读课文,升华情感。

重点指导读好两三个片段,比如第三、四、九自然段,可以指导学生分角色朗读,边想象画面边朗读,体验感情,用轻柔的语调读出宋庆龄那样亲近、那样关切的话语,用充满感情的语调读出李姐的感动和对宋庆龄的深情,课文的最后两个自然段,是对全文的概括,可以在学生对宋庆龄充满敬意的时候,用比较高昂、激动的语调,读出对宋庆龄的赞颂。

四、拓展阅读,收集宋庆龄故事 1、教师小结:宋庆龄是一位杰出的性,也是全国少年儿童慈祥的奶奶。

她的生活经历如波澜壮阔的海洋,有许多动人心魄的故事,你们想不想进一步去了解她

2、课文查找介绍宋庆龄的文章读一读。

(如果学生查找有困难,也可以直接向学生推荐有关书籍或网站。

) 3、在班级里举行一次“宋庆龄奶奶的故事”的故事会。

教材概述] 《宋庆龄和她的保姆》是最新修订的双册教材新增篇目之一。

主要讲述了宋庆龄和保姆之间的感人事例。

全文情意浓浓,十分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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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  (1882-1916)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为长。

其家世代务农。

艮寅六岁开始入塾受业,十三岁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

  1898年9月,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

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

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东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又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4月,他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为张之洞屠杀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锷,取其锋芒锐利之意,以明投笔从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毕业,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年毕业。

在日期间,蔡锷先后以博孟、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其观点,多受梁启超、杨度的影响。

  1904年,蔡锷回国,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兼监督。

1905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练处督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7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和随学堂总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

同年,任新办广西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任龙州讲开堂监督。

1910年,任新军混战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在广西期间,蔡锷一方面继续与老师梁启超保持联系,同时又不断接触谭人凤、李燮和黄兴等人,这对他本来偏向改良的观点不能不有所触动。

1911年初,由已经调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推荐,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在各地纷纷响应的形势下,蔡锷经过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八时发动起义,到次日午前,占领省城。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军事总参谋靳云鹏化装潜逃,云贵总督李经羲避入法国领事馆。

云南起义成功,蔡锷被推为都督。

此后,蔡锷在各负责部门换上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财政、交通、教育等方面进行若干整顿,使云南面貌为之一变。

蔡锷本人为官尤其清廉,他主动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仅相当于营长铁薪金,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权思想影响较深,蔡锷此时对革命派和袁世凯均无深刻认识,因此,曾支持袁出任总统。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围剿熊克武,虽未交锋,但此时他的态度还没有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加昭威将军称号。

如此众多的头衔都是只赏高官,不给实权。

这反映出袁世凯对他既怀疑又惧怕而又不得不装出重用的态度。

  蔡锷本人,曾对袁世凯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发觉了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渐对袁不满。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8月,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锷即到天津梁启超家中秘商对策。

不久,梁启超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这使袁世凯增加了对蔡锷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假装意志消沉,经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馆,甚至装作赞成帝制,暗中却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测。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锷假装治病,到天津与梁启超再商反袁计划,并与云南故旧联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装取道日本经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当时,云南军界早已开过秘会,并有少量部队北上入川,李烈钧、方声涛等人也先后到达。

但云南都督唐继荛态度暧昧,因而云南迟迟未动。

蔡锷抵滇后,先后与唐继荛商讨九次,并做了下属人员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决定起义。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唐继荛、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名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告云南独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粤;唐继荛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司令,坐镇大本营。

其中,蔡锷所率的第一军是主力,其处境也是最困难的。

他们以几千人抵挡万余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力量对比悬殊。

但他们依靠地形气候等有利条件,又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援,因此能不断取胜。

这时,蔡锷已喉疾严重,声音嘶哑,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

在他统率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军队。

这样,袁世凯迫于全国的压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的地位。

蔡锷等人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蔡锷等十五人被推为抚军。

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

  蔡锷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保荐罗佩金、戴戡代理职务,向北京政府辞职出外就医,8月9日离成都,22日到上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

9月20日,蔡锷抵达东京,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终年才三十四岁。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拨款二万元,举行国葬,追赠他为上将军,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其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

蔡锷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遗集》、《松坡军中遗墨》以及《蔡锷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济,字人杰,别名日休、务逊。

清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阳东乡天台山(今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

7岁启蒙,勤奋好学,学业优异。

16岁开始,读书之余,习学武艺,对社会邪恶势力,好打不平。

宣统二年(1910)入邵阳中学读书。

民国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匡随石基攻打巡抚衙门,破后,承担小西门防卫。

民国2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任意戮杀无辜,匡在《时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汤芗铭在宝庆的种种罪行,汤下令缉捕。

国文教师李洞天尽力掩护,幸免遇难。

在邵阳中学读书期间,常和好友谈论国事,对封建制度痛恨入怀。

  民国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

时逢袁世凯窃国称帝,辱国丧权;张勋复辟,战祸连年,时局动荡,外侮日亟之际,匡一面努力攻学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与同学周予同、刘薰宇、周为群等组织“同言社”,后改名“工学会”,组织学生秘密学习进步书刊。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匡读后连说是“惊醒青年睡梦的晨钟”。

民国8年4月,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日等国的操纵下,拒绝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

参加会议的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约,以振国威。

匡互生与挚友密定,在游行中准备为国捐躯,并写好遗书,将后事托付友人,同学深为感动。

5月3日晚,工学会召开秘密会议,匡互生主张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学赞同。

会议决定派出代表,连夜与各校联络,提前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各卖国贼住处组织监视。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整队前进,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队伍行至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处,匡见曹家朱门紧闭,警卫守门,便攀上大门旁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开铁栏,挤进院内。

接着,陈荩民,杨晦等数人相继入内。

匡号召守卫警察“争国权、惩治卖国贼,以振国威”,匡的言词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动,自动取下枪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让匡等打开大门,游行者昂扬而入。

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

半小时后,段祺瑞派军警赶到,有23名学生遭逮捕。

对此,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抗议,随后,天津、上海、长沙、卢州等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段祺瑞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拘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贼的一切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同年夏,匡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长沙,任教于楚怡小学,时逢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烧杀掠抢,民情激愤,匡与、何叔衡一道起草驱张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在教学上,废灌输式,兴启发式,提倡自由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与等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职工会,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长拒绝,毅然辞职。

  民国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办学。

夏,在江湾镇筹建校舍,主张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义,取校名为“立达”。

匡认为:教育者的责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发展的环境中,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自然发育,将学校改名学园。

民国18年,学校增设农村教育科,设养蜂、养鸡和园艺3个专业。

学生通过学园艺,种蔬菜和培植果树等实践,领悟到培育农作物,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从而增强重农感情。

文化课循教育部的规定外,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逻辑学、实践道德等课程。

  民国2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立达学园毁于日军战火。

匡与同仁赶紧在废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复课。

因积劳成疾,民国1933年4月22日逝世。

  刘长佑  刘长佑,字子默,号荫渠,金石镇人。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时华,经商发家。

  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贡。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发攻陷县城,代理知县万鼎恩被戮,长佑与廪生刘坤一即募乡勇万余人,会同清军镇压起义军。

  咸丰二年(1852),刘随江忠源率乡勇至广西参与围剿太平军,次年,又随江忠源镇压浏阳夭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等会众起义.此后,江忠源领军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与太平平作战,刘多次赴援。

六年,刘奉巡抚骆秉章命,率肖启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进屯太平墟,遭太平军沉重打击,全军溃败,江忠义率乡勇救援,才挽回颓势。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刘长佑、江忠义率军赴援,解永州围。

石达开军围攻宝庆,刘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堵击。

石军久攻不下、于8月撤围南走东安,转战广西。

刘领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广西巡抚,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政权。

  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将所部楚军交刘坤一统领,留防广西。

不久,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与鲁西北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作战。

同治六年,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干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刘长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级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厉任广东、广西巡抚、云贵总督。

光绪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谥武慎,有《刘武慎公遗书》。

  严怪愚  严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龙岭严家桥人。

民国15年:(1926)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

民国19年在湖南农校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

严才思敏捷,眼光敏锐,课余从事写作,在校期间出版《百感交集》一书,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

民国24年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

  民国25年9月,严与康德、袁邵华、陈楚等创办长沙《力报》,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

鲁迅逝世,严于10月22日,在《力报》上撰文,悼念鲁迅。

称“高尔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鲁迅去世,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

当时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攻击鲁迅及其著文纪念鲁迅的人。

严连续组织特刊予以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

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聘请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唐旭之任主笔,严自任采访部主任。

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首先在《力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随后,严任《力报》总编辑。

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

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抗战胜利后,严任青岛《东南日报》驻沪记者。

民国35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严孤身冒险在风雪中送行。

民国37年7月,严在长沙创办《实践晚报》,任主编,宣传时事,抨击时政。

7月31日开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诉》专栏,以社会各界底层人士的名义,写出专文,连续刊载17期。

主要有《看农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烂雇佣制》、《要履历、要登记,却不给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价暴涨风袭击邵阳》、《耒阳粮政漆黑一团》、《退役回乡生活无着》等。

读者阅后,称《大家诉》专栏代表社会底层人士在说话。

民国38年春,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

5月,严受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阳,担任魏镇、宋涛起义前的联络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军前导车进入邵阳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先后担任邵阳《工商晚报》、《大众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离开新闻界,先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

1979年改正后,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晚年法名承贯,清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携母亲、妻子迁居江苏宝山父亲魏邦鲁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扬州新城抄关门内仓巷购宅基营建家园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后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会试,刘逢禄分阅试卷,力荐龚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两生行》哀之。

其中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选理砾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

对魏源才学非常赏识,预言“且看明日走马填城 ”九年,再次会试,又不中,捐内阁中书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并在前线亲审俘虏。

后见清廷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潜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条约》签订时,他完成《圣武记》一书。

后又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几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书100卷。

该书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同军队,还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 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思想。

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丰四年(1854),魏源与全家避兵侨居兴化(因旧居 园先年二月毁于炮火)。

自归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

七年农历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享年63岁,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兴化人民将他与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绝。

  魏源著述甚丰,除《圣武记》、《海国图志》、《默觚》、《元史新编》外、还有《净四土经》、《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孙子》、《吴子》等若干卷,并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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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召壮丁的历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我军损失巨大,严峻的兵员形势。

从华北抗战开始,29军主力在北平地区仅战斗一天即遭到重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捐躯,伤亡官兵5000余人。

忻口战役敌我相持20日,中国方面参战人数18万多人,阵亡20700多人(包括第9军军长郝梦龄中将等众多将官),伤35000人。

娘子关会战,中国方面参战95000多人,阵亡1万人,伤11000人。

在华东战场的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伤亡惨重。

仅8月14日阵地战中,第14师第42旅,原有8000余人,只剩下2000多人,而且多是伤员和后勤人员。

当时,一个师最多能守六七天,即已伤亡过半,又另换一个师再守六七天。

淞沪会战历时三个多月,中国军队伤亡30余万人。

全面抗战开始后,川军即有十几个师开赴前线,20军杨森部最早出川,直接参加上海战役,七天之内伤亡团长20多名,连长200余名,士兵7000多人。

邓锡侯第22集团军在山西与日军作战40余天,伤亡过半,已无一个完整建制单位。

由于兵员损失巨大,补充兵员已成为关系抗战前途的重大问题。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西迁重庆,四川开始成为抗战大后方。

蒋介石十分重视四川战略地位,说“(四川)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特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谓各省之冠。

因此四川同胞对于国家民族兴旺成灭的责任非常重大。

”作为抗战基地,四川亦是兵员大省,在兵员补充上,则必须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鉴于前线急需兵员补充,为适应战时非常时期需要,国民政府军委会重庆行营当时急电四川省政府,紧急征募壮丁,补充前线。

于是征召壮丁,成为抗战时期兵员动员的一种重要形式。

  二、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概况  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经历了从初期无序征集到统一有序征集的过程。

过去我国主要采用募兵制。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以国难日亟,开始规划建立现代兵役制度,1933年6月17日颁布《兵役法》,1934年8月又颁布《兵役法施行条例》,作为战时兵员动员的主要法规。

《兵役法》规定,兵役包括常备兵役和国民兵役两种,凡中华民国男子年满18岁至45岁,都有服兵役义务。

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30日明令征集国民兵,同年9月发布《战时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队编成办法》,令各县市依照规定,编成义勇壮丁常备队,以备前线兵员补充。

四川亦随之实行,但由于正值四川兵役机构草创,因而在抗战初期,出现了多部门、无定额征兵的无序状况。

  1938年7月15日,川省颁布《四川省统一兵员征募办法》,规定以三个月为一期,将每一期应征壮丁名额配赋予各市县,由新成立的省军管区统一办理全省兵役。

同时,开办兵役人员训练班,毕业学员分派各县,承办各县兵役业务。

当年10月,还开办特别训练班,培训军官分发各县任大、中队长,训练壮丁,将兵员征集与训练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改变了以往征者自征、征者自训的分割和无序状态。

  根据新的征募办法,四川壮丁征集按身家调查、抽签、征调、交拨四步进行。

第一步壮丁身家调查,即调查年满18岁至45岁兵役适龄男子姓名、年龄、出生年月、原籍地、现住地、教育程度、体格等,一一登记在册,作为国民兵组训、管理、服役,常备兵征集、缓役、退伍及征属优待的根据。

1942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公布《战时征补兵员实施办法》,对壮丁身家调查作了详细规定。

川省据此于同年4月至6月开展全省大规模壮丁身家调查,由中央直接督导。

第二步是壮丁抽签,根据身家调查情况,抽签决定谁应该服役。

为此,军政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规,最有名的是1940年《非常时期征集国民兵及抽签办法》和1942年《战时征补兵员实施办法》,对抽签作出了具体规定。

四川亦于1938年制定《四川省非常时期征集兵员第一次抽签实施办法》,规定每年10月以乡为单位举行抽签仪式,由县长主持。

1939年9月,四川发布《四川省第二次抽签办法》,规定了由保抽户、由户出丁的抽签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可防止壮丁逃役。

第三步壮丁征调。

从1938年起,四川省府发布了多项征送壮丁办法,主要是保证如期输送足额合格壮丁,消除乱拉乱抽现象。

第四步壮丁交拨。

抗战初期一般由接收部队到县市接收。

1938年四川省军管区成立后,兵员拨补由师管区派员送到前方,交其指定部队接收;前线部队不再派员到后方收领。

  三、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成效评价  长期以来,由于《抓壮丁》等话剧、电影的影响,人们对“抓壮丁”的评价大都与贪腐、民怨联系在一起。

那么如何客观地评价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的历史成效呢

  首先,壮丁征集在全民抗战的历史条件下,是战时兵员动员的一种必然举措。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根据《兵役法》迅即发布《征兵令》:“东邻肆虐,侵我疆土,自非全民奋起,合力抵抗,不足以保卫国家之独立,维持民族之生存。

在此非常时期,凡属兵役适龄男子,均有应征入营服行兵役之义务。

兹特依兵役法第三条之规定,由行政院转饬各兵役主管机关,得随时征集国民兵,裨资服役,而固国防。

”尤其是在前线兵员损失巨大的严峻形势下,征集国民兵即征集壮丁以补充前线兵员,是合法的,也是战时非常时期征兵的必然需要。

  从实际成效来看,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1945年9月3日,川省主席张群在《胜利日感言中》称:“就八年以来,川人对于抗战之重大贡献言之,如征兵,则应征赴敌之壮丁,达三百万人以上。

”根据档案材料统计,抗战八年四川历年实征壮丁数分别为:1937年,103837人;1938年,17145人;1939年,296341人;1940年,266373人;1941年,344610人;1942年,366625人;1943年,352681人;1944年,391112人;1945年,283086人;合计2578810人。

加上西康省30938人,那么抗战期间,四川壮丁实征数为2609748人,居全国壮丁额第一位。

如果再加上40万出川部队及5万余名知识青年从军人数,则四川的总征兵额远远超出300万之数。

八年抗战,全国征兵总数1400多万,四川就占五分之一强;而当时四川总人口不过4000多万。

这就是说,在全国抗日军人中,每5人就有1个四川兵。

四川子弟分布在前线各个部队中,以至有“无川不成军”之说。

抗战胜利后,《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称:“在八年抗战中,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

……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万零二万五千人……仅从此就可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  为什么抗战时期四川在兵员动员方面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呢

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建立了一整套与战时兵员动员相适应的兵役法规体系和征兵制度。

抗战前夕颁布的《兵役法》,在1943年又根据战争实际需要修正,成为抗战时期兵员动员的主要法律。

根据《兵役法》,国民政府和四川省政府又颁布了大量单行法规,其中不少涉及壮丁征集。

在此基础上,随着前方兵力形势的变化,四川省不断完善兵员动员体制,从混乱到有序,从而保证了最大程度地动员广大国民参战,征集到最大量的兵员。

第二,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兵员动员方式和手段。

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川建立了省、县市、乡镇各级兵役宣传机构,组织宣传队,举办讲习会,利用报刊、书画、标语等多种形式,深入乡村,加强兵役宣传,广泛发动民众参军。

为加强宣传,1939年1月,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制定《全川初中以上学校学生寒假回籍宣传兵役实施纲要》,发动学生,利用寒假回乡进行兵役宣传。

抗战以来,四川省府还多次整编保甲和清查户口,以加强基层动员。

为强化壮丁征集效果,从1938年10月起,四川省政府相继出台《出征将士及义勇壮丁优待条例》、《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办法》等法规,通过发钱、发粮、建立征属合作社等形式,优待征属。

此举既利于出征壮丁安心上前线,对于后方待征壮丁,亦可产生示范和引导作用。

  我们在肯定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兵役办理人员营私舞弊、强拉壮丁、顶替买卖、贪污敲诈等丑陋现象大量存在。

壮丁征集本是抗战非常时期合法的必要举措,但人们却对“抓壮丁”赋予贬义,主要是因为当时强拉壮丁等弊端相当严重。

1943年4月,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兵役视察员甘焘考察彭县役政后写道:“彭县征送壮丁皆由雇买估拉而来,以前数年买丁占十分之八,拉丁占十分之二,及至去年(1942年),则拉丁占十分之八,买丁占十分之二。

乡镇保甲视役政为利薮,或买或拉无不有弊,如派款买丁浮支滥报,钱归中饱;拉丁或借机敲诈,得钱到手,拉获之丁亦可放纵,政府掩耳盗铃,不敢过问。

地方人士恐贻后患,亦不敢举发,而乡镇保甲以无人监视之故,遂得肆其所为,而民间遂不胜其苛扰矣。

”二是壮丁逃役现象严重,以致兵员欠额较大。

尽管有兵役法规严格规定,但仍然有不少应征壮丁逃避兵役,或往他方规避,或雇人顶替,甚至有不少地方出现壮丁断指避役及集体抗丁事件,如1944年,仁寿县就有三个乡10名壮丁断指抗丁。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央配额任务未能如期完成。

抗战八年尽管四川壮丁实征额居全国第一(具体数见前),但离中央配额3193808人,尚欠60余万。

尽管如此,但问题与成绩相比,成绩仍是主要的。

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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