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如何利用红色资源开展党建廉政文化建设
廉政文化建设是党建理论的重要发展。
廉政文化思想是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志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走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同志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江泽民同志提出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胡锦涛同志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和廉政建设理论的重要发展。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
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
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
这说明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党的建设面临的挑战和考验也不断加大，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势依然严峻。
而廉政文化建设作为反腐倡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开展好廉政文化建设，成为摆在广大党务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笔者认为，处于中西部地区及革命老区的广西，反腐倡廉工作在形态上和形式上有别于东南沿海地区，在历史人文底蕴和意识形态上，在传统思维模式和干部监督管理的方法方式上较东南沿海地区都有所不同。
如何充分发挥革命老区的红色资源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优越性和可塑性，如何结合革命老区的地域文化特点和党建工作的特点开展反腐倡廉建设，是进一步加强党建廉政文化建设，开展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着力点，是加强党的建设，弘扬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落脚点。
一、正确认识“红”与“廉”的关系，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东兰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是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故乡，是全国最早开展农民革命运动的地区之一，是百色起义的策源地、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腹地，、张云逸、韦拔群等老一辈革命家战斗过的地方，是著名的“少数民族将军之乡”，该县现有保存完好的革命旧址遗迹共45处，其中广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4处，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和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红色资源”丰富，被誉为“没有围墙的革命博物馆”。
因此，在全区组织系统开展反腐倡廉和开展党建廉政文化建成设中，要结合革命老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分析问题，并消除两种错误观念。
一是“盲目乐观论”，认为当前组织系统已经开展了“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反腐倡廉形势较好，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不需继续加强，认为腐败现象是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然产物，腐败现象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而逐渐消失，因而持盲目乐观态度。
二是“光荣传统作风过时论”。
认为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提倡光荣传统作风已经过时，不合时宜，或者在新形势下根本不需提倡，而持“光荣传统作风过时论”等错误观点。
我们不能因为老区有光荣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就不搞反腐倡廉，也不能因为组织部门已经开展了“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廉政风险少就不搞、软搞、弱化反腐倡廉工作。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组织系统个别干部在考察、选拔、调整干部等方面利用职权吃、拿、卡、要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组织部门的形象，这些现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因此，组织系统反腐倡廉所面对的形势更加严峻、任务更加艰巨，责任更加重大，意义更加深远，作用更加突出。
我们应该不断教育和引导广大组工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运用光荣传统引领反腐倡廉工作。
同时在反腐倡廉中弘扬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做好“红”与“廉”的有机结合。
在结合开展廉政风险点防范工作中，要积极构建富有老区特色的党建反腐倡廉理论体系，立足革命老区实际，充分挖掘和利用革命传统资源，提炼“红色”文化中蕴含的廉政内涵实质，开展党建廉政文化建设。
二、开展“四创”活动，深化党建廉政文化建设创建红色教育阵地。
整合百色起义纪念馆、龙州起义纪念馆、东兰革命烈士纪念馆、拔群纪念馆等资源，建立广西组织系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如自治区纪委充分挖掘、利用红色资源优势打造廉政教育品牌，于2008年在东兰革命烈士陵园建立了“广西党员干部教育基地”；河池市委市政府在东兰建立“河池党员干部教育基地”；东兰县先后建立了4个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即在县委党校建立廉政理论教育培训基地，在东兰革命烈士陵园和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列宁岩）建立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在红七军前委旧址武篆镇“魁星楼”建立廉政传统教育基地，在县看守所建立廉政警示教育基地，为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开展党风廉政教育搭建了有形平台。
因此，组织系统可结合实际，在全区组织系统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和建立防范廉政风险点工作中，一是创新载体，也相应建立一个教育基地，同时，每年“七一”、“国庆”等节日有计划地分批安排和组工干部深入基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廉政教育，有条件的市、县（区）组织部可以组织干部到区外如江西瑞金、井冈山、延安、遵义、西北坡等地开展红色之旅。
二是邀请有关专家和旧址负责人讲述革命传统故事，让大家在现场气氛中强化职能使命意识和培育战斗精神；三是在这片热土上以“学先烈、话使命、谈奉献”为主题，开展人生观、使命观、气节观大讨论，让广大组工干部在回顾革命先烈的战斗历程中凝聚人心，在聆听革命先烈敢打必胜的英雄壮举中激励斗志，在感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极大变化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四是开展“红色廉政教育上讲台”演讲活动，各级主要领导带头写讲稿，带头上红色廉政党课，带头谈体会，谈感想，通过宣传革命传统教育，增强廉政教育的意义，使党员干部在各自工作当中，经得起考验，严格遵守廉政自律各项规定；四是适时、适段地开展“重走红军路接受新洗礼”活动，使广大组工干部在活动中体会到战争年代的艰辛，磨练自已的意志，锻炼自已的身体，心灵上得到净化。
创设红色宣传平台。
立足舆论阵地，构建党风廉政大宣教格局。
要充分发挥网络和视频优势，构建互动平台，有效增强活动的互动性，从而更好地推进党建廉政文化建设。
一是做活视频文章，整合视频资源。
不要只因会议和培训而开通视频，也可开辟《闪光的足迹》栏目，定期播放、朱德、、张云逸、韦拔群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成长经历及组织系统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从形式和内容上赋予新的活力；同时，开辟《红色经典》栏目，精选《百色起义》、《韦拔群传奇》、《血战昆仑关》《悲壮的征程》等革命题材影视剧进行展播，形成用活视频宣传全区组织系统反腐倡廉的合力。
二是发挥网络优势，构建互动平台，可以有效增强活动的互动性，从而更好地推进党建廉政文化建设。
在党建廉政文化建设中采用信息化手段，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将红色文化渗透到网络上，无疑会增强党建廉政文化活力和吸引力。
比如，将廉政教育的传统内容增加有关红色的内容后通过互联网进行宣传，并且在组织部机关内部的区域网上开设互动平台，既能详细介绍革命前辈勤政为民故事，宣传反腐倡廉的典型事例、反腐倡廉的有关制度、反腐倡廉会议精神，又能传递全区组织系统开展廉政文化的新做法和新经验，吸引组工干部参加讨论，让大家在思想交流中提高对廉洁自律的认识。
创作红色文艺作品。
枯燥乏味的教育方式很难达到最佳的效果。
除开展重走红军路、重看“红色”影片外，还可以通过开展重唱“红色”歌曲、重读“红色”书籍等活动，切实加强组工干部崇尚勤廉意识，不断教育和引导组工干部自觉抵御各种腐朽落后思想观念的侵蚀，从根本上扭转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同时，举办大型廉政文化活动，发动全区组工干部创作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廉政曲艺作品等，并通过专业艺术团、地方歌舞剧团等文艺团体进行演绎，丰富文化生活。
创新红色教育形式。
不断拓展和创新传播形式，使红色廉政文化成为党建廉政文化建设的标志。
一是开展一系列的红色课堂、过红色党日、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将红色廉政文化充实党员干部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之中；二是利用红色经典故事和名言渗透到党建廉政文化的创建活动中。
如开展发廉政短信、制廉政台历、订廉政协议、签廉政承诺、评廉政标兵等创建活动；三是在党建刊物开设廉政专栏，组织干部参加专题征文活动、廉政警句征集活动、廉政书法绘画、出廉政书等创建活动；四是各市、县（区）组织部在部办公楼大院内绘制“清风墙”、建廉政文化长廊、竖廉政牌、设廉政文化室等创建活动，将廉政书画作品、警句名言、案例图片等全部上墙，使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一些反面教材的画面时时撞击广大组工干部的眼球，使大家的心灵感到震憾，增强拒腐防变的意识。
（作者单位：东兰县纪委）
张志新为啥被杀
2010年4月4日，是张志新烈士牺牲35周年。
35年前这一天，张志新在沈阳被割断喉管后枪杀。
1979年张志新平反，案情揭露，举国震惊。
但限于当时社会政治条件，张志新冤案真相并未得到全部公开。
1979年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张志新烈士事迹的《一份血写的报告》。
文章主要由《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一齐署名的还有陈少京——博主注）采访写作。
并得到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的全力支持。
《一份血写的报告》由《光明日报》副总编殷参和总编杨西光审读后，最终送交胡耀邦审阅。
胡耀邦一字未改，一个标点未动，准予发表。
但希望把行刑前割断喉管的那句话去掉。
于是，文章见报时，改为“在行刑前，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来源于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资料） 陈禹山后来事隔20余年后说：当年报刊报道中都称张志新是由于在“文革”中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杀害，其实这并非事实真相的全部。
陈禹山在他发与陈少京一齐署名发表的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中提到：“她（张志新）在充分肯定同志的丰功伟绩的同时，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对自己的领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表达了她对自己的领袖的热爱和深厚的阶级感情。
”究竟张志新对自己的领袖的哪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哪些“意见和看法 ”
遭致了6年的牢狱之灾，两次判处死刑，在狱中迫害致疯，蘸着经血吃馒头，最后割喉枪杀，尸体被去心挖肝作成标本
曾为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记者，改革开放后任深圳市南山区宣传部长的陈禹山，后来曾详细披露了张志新当年因言获罪的原话。
张志新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及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毛主席坚持了正确路线。
尤其是，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树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毛主席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
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
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
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
也就是说，张志新认为毛主席在这个历史阶段犯了“左”倾性质的路线错误。
张志新说：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
具体地说，我认为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
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
这种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谈到文化大革命，张志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
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
这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一方伴随了罕见的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家族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形式，群众专政的方法，以决战的壮志，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因此，在它一直占有了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
认为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社会 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张志新这些“意见和看法”，是1969年8月间，“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风行的时候，在组织召开的会上或强迫交待时说的，档案里均有案可查。
10年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证明，她的“意见和看法”是对的。
她是思想解放的先驱。
对党的事业，她有功，而不是有罪。
她的不幸是不应该的，是时代的悲剧。
张志新还说了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对搞“三忠于”、到处跳“忠字舞” 的看法，她说：“过去封建社会讲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
搞这玩意干什么
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不可理解。
”“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
”“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
” 1969年1月9日，张志新曾写下遗书企图自杀，被发现后继续批斗，批判她“以死向党示威对抗运动”。
当被揪问“在遗书中的观点，你认为是对的吗
”时，张志新答：“这些观点，我认为是应允许存在的，应在今后的革命实践中去证实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当被问“哪些观点需要在实践中证实
”时，张志新说：“两个司令部斗争问题，打倒那么多人的问题，这里面有些肯定是对的，但有些不一定对。
”关于自己为什么想死，张志新回答那些人说：“从我自己来想，是不想死的。
但觉得我的想法，在时间、地点上，是得不到宽恕的。
革命非常时期，革命就要坚决处理。
”问：“你的所谓遗书。
是认罪还是示威
”张志新：“我认为自己问题严重。
”问：“怎么严重
”张志新：“我当时的想法、思路、立场。
”问：“你是一面派，到底是哪一面
应该明确，有个鲜明态度
”张志新：“我的立场确实没有站过来，还是站在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一边 。
”当被追问曾真对她的影响时，张志新意识到她的不幸将会株连到家人。
她向审问她的人说：“我的思想观点与曾真无关”，并表示考虑要与曾真离婚。
事实上，自1969年初月被捕关押在沈阳看守所后，张志新与世隔绝并被隔阻了家人、亲属的探视。
同年11月，已被监视、审查的曾真被遣送农村落户，他们两个年幼的孩子与父亲一齐被逐出沈阳。
张志新于被捕次年被判无期徒刑，被投到沈阳监狱接受劳改，一年多后，曾真提出离婚。
当法院下达的离婚判决书送到监狱时，张志新平静地说：“离不离婚，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
”从张志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直至1975年4月4日被枪杀，一直被与亲人完全隔绝。
九死一生的曾真把他们的两个孩子林林、彤彤拉扯成人，直到1978年春，其父子三人才回到他们已阔别8年之久的沈阳，但曾真却再也不能获得志新母亲与弟妹们的原谅。
有一份当年官方为张志新女儿所做的笔录，读来让人凄凉：“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
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我们都拥护。
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
”那时，年仅12岁的孩子是怎样被工作人员引导着写下这些字并签上名字的，我们已无从知晓。
9旬老人任均在回忆录《我这九十年》一书中忆及自己心爱的外甥女、二姐任锐的女儿孙维世时，曾抚案问长天：那杀死维世的人，你们为何不站出来，说一声道歉，我一直想原谅你们，但是请给我一个原谅的理由。
无庸致疑，当年参与迫害张志新的人一定很多，包括最初揭发她的那名同事，在监狱和劳改场欺凌、侮辱、打骂她的人们，但是至今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忏悔，让我们从他们的悔过中看到一丝一毫民族与良知的希冀。
我想，他们一定在张志新案平反的曲折艰难中，安享着人间天伦，领着由人民供养他们的退休金，心无苦痛地走完一生。
面对张志新担当的一生，所有的诗人、诗歌都应一夜间黯然失色。
最后，我用老诗人雷抒雁《小草在歌唱——悼女共产党员张志新烈士》中的几句，为今天膨胀自大、追名逐利、拉帮结派、目无一切、腹中无物的狗屁诗人和诗霸们敲响丧钟。
“我们有八亿人民， 我们有三千万党员， 七尺汉子， 伟岸得像松林一样， 可是，当风暴袭来的时候， 却是她，冲在前边， 挺起柔嫩的肩膀， 肩起民族大厦的栋梁! 我曾满足于—— 月初，把党费准时交到小组长的手上； 我曾满足于—— 党日，在小组会上滔滔不绝地汇报思想! 我曾苦恼， 我曾惆怅， 专制下，吓破过胆子， 风暴里，迷失过方向! …… 昏睡的生活， 比死更可悲， 愚昧的日子， 比猪更肮脏!”2010.1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