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容闳
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
字达萌，号纯甫。
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
少入澳门马礼逊学堂。
道光二十七年（1847）赴美留学。
后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咸丰四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后加入美国籍。
咸丰五年（1855）回国。
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
在洋行任职后，自营商业，旋投入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
出于对太平天国的同情，1860年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向洪仁玕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建议七条，但“未敢信其必成”，对太平天国任事坚辞未受。
同年容闳随美国两传教士到金陵游历，和太平天国运动有了一次正面的接触,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中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同治二年（1863），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
回国后以同知候补江苏。
1865年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
1868年，向清政府提出以选派幼童出洋留学为重点的四项条陈。
1870年(同治十年)被命为“幼童出洋肄业局”副委员，任留学事务所副监督。
1872年奉命率学生30人赴美留学，任学生监督，兼任驻美副使，长期驻美。
史称“中国幼童留美运动”（1872—1881）。
1875年(光绪元年)，并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直至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
由于对洋务派失望，1882～1894年又侨居美国。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时，介绍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
并向张之洞提出筹款购舰以长期对日作战的计划。
戊戌变法时期，在北京与维新派密切往还，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租界二十四年参加变法维新活动，旋逃出北京。
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并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
自立军起义被镇压时，遭清政府通缉，辗转流亡美国。
后仍与国内各派改革力量联系，渐趋支持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活动。
1912年1月，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4月12日，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请记住在1847年的这一天，他经海路来到了美国。
容闳著有回忆录《西学东渐记》(原版系英文，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81、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据商务印书馆1915年中译本(恽铁樵、徐凤石译)标点重印，收入《走向世界丛书》。
容闳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检索字典，“父”的一种字意是对大事业创始者的尊称，如国父、氢弹之父、原子能之父。
这么说来，容闳便是中国人留学事业的拓荒者。
100多年前，容闳写了本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所载留学创制之事甚详，却无一字自诩称“父”。
可见容闳称“父”是他称，不是自称。
容闳有自知之明。
容闳出生在珠海，父亲到澳门打工，看到英国传教士开办的马礼逊学堂，管吃管住不要钱，便让儿子去读书。
1847年，容闳被好心的布朗夫妇带往美国深造，先读预科，再考大学，成为“耶鲁大学的中国第一位毕业生”。
1854年11月，容闳回国，志在“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原来他日后名垂青史的“幼童留美计划”，一出校门就揣在怀里。
但此后十年，这事儿他提都没提过。
因为他首先要谋生。
先给洋人当秘书，再赴香港做译员，三在海关充职员，加起来不到一年，三个职业，全都辞了。
容闳自责：“长此见异思迁，事业或如幻影。
”于是改做茶叶生意，就是茶叶贩子，将甲地的低价茶，到乙地高价贩卖，不料又遭遇土匪，“神经受到震动”，得了重病，治了两个月才见好。
不禁幡然悔悟：“我志在维新中国，自宜大处落墨。
要是让土匪给宰了，岂不轻如鸿毛。
整天为赚几个茶叶钱奔走于途，我的大事业岂非如水中捞月。
”忽有一日，友人传话，说驻军安庆的湘军领袖曾国藩要召见他。
容闳问：曾国藩找我做什么
友人说，当今之世，举凡全国人才之精华，如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全都汇聚曾国藩总督幕府，如今已有百人之多。
容闳问：要我去做什么
友人说，总督想建造一家洋机器厂，知道你曾留学美国，想派你去美国考察洋人工厂，采购洋人机器，以为我用。
容闳明白：他的幼童留美计划，此次拜谒曾国藩，还是不能提，他要在官场立足，必须“首先能恰合总督之意见”。
容闳于是欣然接受曾国藩的派遣，再次赴美，办完采购机器之事回国，官授五品，已是1865年春，距他留学回国，过了11年。
容闳没想到，做了五品官，还是不能直接对朝廷说话，在大清政府，只有官居四品以上，才有奏事权。
容闳就想方设法，与江苏巡抚丁日昌交上朋友，请他把一道奏请幼童留美的条陈，呈上朝廷。
丁日昌说，朝中没人帮你，上折子也淹了。
于是先把折子转呈有“开明派首领”之称的大学士文祥。
没想到，文祥恰逢“丁忧”，就是父母死了，当官的儿子要卸职回乡服丧。
那就等他复职后再说吧。
盼星星，盼月亮，3个月后，又来了消息：文祥也死了。
容闳“心灰意冷，希望灭绝”。
这样一晃又是6年。
真是否极泰来，1870年春，一天晚上，容闳已睡了，丁日昌却径入其室，唤醒容闳：“幼童留美的事情，曾公已奏上朝廷。
”容闳大喜过望，“喜而不寐，整夜睁着眼，好像夜鹰”。
3年前，丁日昌便将容闳的幼童留美建议向曾国藩做过汇报，曾国藩说“再等等”。
他等什么呢
原来，中美两国虽有外交，官派留学，却无条约依据。
不料，一个美国人把这个条约给弄出来了。
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届满后，清廷请他出任中国出使欧美各国使臣。
蒲安臣于是代表清朝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
条约第七款：“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
”这一规定为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提供了法律根据。
中美双方批准条约换文的时间是1869年11月23日。
曾国藩在3个月后便将派遣学生留美之事奏上朝廷，“可谓速矣”。
慈禧皇太后批复：“依议钦此
” 1872年夏，容闳组织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渡洋赴美，中国留学史大幕开启，曾国藩却不幸于一年前的1871年冬去世。
容闳坦言：曾公未见其手植桃李开花结果，未见其手创事业欣欣向荣，实为大憾，“然创业之人，既播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种子已滋生繁殖，绵绵不绝”。
容闳此言，实以曾国藩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时人允为公论。
如今荣膺此衔者却只有容闳一人，所谓历史盖棺之论，真不知从何说起。
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容闳”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名字可是对于正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子来说，它却是一个不得不记住的名字。
因为，一百多年前，正是因为容闳——中国第一个留美毕业生，美国名校——耶鲁大学第一次向中国人表达敬意此后，由他主持的“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又让国人第一次得以平视西方教育，受其教益。
容闳的家乡在今广东省珠海市的南屏镇，和澳门仅一水之隔。
年仅7岁的容闳被送到了澳门一家由澳门英人古特拉富夫人主持的教会小学念书。
因为学英文，11岁的容闳曾在稻田里背诵英文字母。
1843年，容闳就读的澳门学校迁到香港，并更名为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
1847年，马礼逊学堂校长美国传教士缪尔·布朗因病归国。
18岁的容闳跟随布朗老师到了美国，进入著名的大学预科学校——孟松中学，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英国文学。
1849年，容闳高中毕业，他面临着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要么继续接受基督教慈善会的资助，进入爱丁堡大学，承诺毕业后当传教士要么放弃资助按照自己的愿望考耶鲁大学——孟松中学海门校长和布朗牧师的母校。
容闳选择了后者。
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他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人。
早在上大学时，容闳就梦想着让国人如他一样接受西方教育。
在他后来的自传里，他写道“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直到1870年春，他恳请向美派遣留学生的奏折才经曾国藩转达朝廷，并最终得到批准。
此后，容闳被清政府任命为幼童赴美留学肄业局的副委员，负责幼童赴美后的具体事宜。
1872年，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启程赴美。
1875年，最后一批学生抵达美国。
在这些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中，很多人都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
他们的成就见证了容闳的历史眼光，也成为了他对祖国母亲最好的报答。
1912年容闳逝世于美国，终年84岁，弥留之际，他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繁荣富强，还劝身边两个孩子回到中国去。
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评价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1876年耶鲁授予容闳法学博士学位。
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与同样毕业于该校的布什、克林顿等政界名人肖像并排一起受学生瞻仰。
[编辑本段]往事略集 1847年，先驱容闳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带回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梦想。
1847年1月4日，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78年12月首批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的一百三十多年前，一个末满19岁的中国青年，在广州的黄浦港登上一艘名叫“亨特利思”号(Huntress)专向美国运载茶叶的帆船，远渡重洋，去美国求学。
帆船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整整98天，终于在1847年4月12日驶进了当时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纽约港。
三年后，那位中国青年考人了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
1854年，也就是在他踏上那片至今对中国人来说仍充满新奇神秘色彩的新大陆之后的第八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
那个青年人名叫容闳（Yung Wing）。
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的南屏镇。
那里离澳门不远，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
容闳六岁时，就曾跟随一个传教士的夫人读书，后因学校停办、父亡家贫而辍学。
12岁时，他到了澳门，进入当地的玛礼逊教会学校（Morrison School）学习。
玛礼逊学校是为纪念传教土玛礼逊博士而于1839年11月1日在澳门创建的。
1840年鸦片战争后，学校迁到香港。
校长勃朗先生（S.R.Brown）是一个美国人，耶鲁大学１８３２年毕业生。
据容闳后来回忆，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
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
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他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化费心血去教育他们。
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 容闳入校学习时，全校已有了五个中国孩子，容闳是第六个学生，也是年纪最少的一个。
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
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
1846年8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
那一天，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
他说，他想带几个同学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
如果有谁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话，勃朗先生说，请站起来。
这时，全班死一般寂静。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
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Wong Shing）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Wong Foon）的孩子也站了起来。
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
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
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自己孩子由海角远赴天涯。
四个月后，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在黄浦港乘上了那艘驶向美国的“亨特利思”号帆船。
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
到了美国不久，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回国。
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只有容闳一人留了下来。
1850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1854年冬，容闳归国。
他不仅带回了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且还带回了一个梦想——一个日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命运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梦想。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
我坚信 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
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
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
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容闳了。
在这一百多年之中，中国人记住了许许多多显赫一时的权贵，记住了许许多多战功卓著的将军，记住了许许多多的翻覆天地的革命家，却少有人记住这位默默为中国留学事业开创道路的先驱人物。
然而，纵观历史，容闳一生的作为对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之深远，是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真正相比的。
容闳，可以说是中国的哥伦布，他不但“发现”了美洲，使中国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无知也不是自卑恐惧的心态来看“中央帝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他还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片“新大陆”，使他们终于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看到另一种人类思想的闪光。
容闳所倡导的留学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而这一代代青年又深深地影响了 中国历史的进程。
[编辑本段]幼童留学 容闳是广东省香山县南屏镇(今珠海市)人，家境贫寒，1835年，7岁的容闳无钱读书，只得到德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堂去上学。
1842年，为纪念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业绩，将这所学堂更名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
1847年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因病提前归国，要带几名学生赴美留学，容闳在布朗的帮助下，来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美国。
他先读中学，后往耶鲁大学攻读英国文学。
他虽然得到了一些奖学金，但远不够用。
读书之余，他常去打工，帮人洗衣服，拉煤球；有时还到图书馆干活；美国学生自己合伙起火做饭，他就自告奋勇去当服务员。
有时劳累一天，回家不吃饭就抱头大睡。
更让容闳头痛的是，他的数学老不及格，常常做题到半夜。
可贵的是容闳有惊人的毅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始终刻苦学习。
为了让身体能顶住超强的负担，他挤时间去锻炼身体，尤其喜欢去踢足球。
他一身中国乡村打扮，将长长的辫子盘到脑顶，在足球场上东挡西杀，引起同学们的阵阵喝彩。
不少美国朋友赞誉他是“传奇式的足球英雄”。
经过7年的艰苦奋斗，容闳不仅中学毕业，而且顺利地拿到了大学文凭，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人。
当容闳戴上学士帽的那一刻，他特别思念祖国和亲人。
面对美国的强盛和清朝的落后，他突然产生一个闪光的念头：如果中国的青年也像我容闳这样来美国接受教育，学到技术和本领，再回国去建设祖国，“汲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要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可以“一变为少年新中国”。
这就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留学教育计划”。
1854年11月，容闳谢绝了许多美国友人的挽留，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为选派留学生出国而扎实工作。
经过3个月的海上颠簸，1855年3月，容闳在香港登陆。
如何去选派留学生出国呢
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甚至连国语都忘得差不多了
实在无奈，先往广州学习中文，后往香港谋生，盼有朝一日能遇到清廷的显宦，说服他们往美国派留学生。
辛苦奔波了一年多，一无所获。
于是又来到了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译书，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
经过七八年的闯荡，容闳已经颇有名气，深得那些洋务官僚的赏识。
1863年曾国藩致函容闳，“亟思一见”。
于是，容闳被收留在曾国藩的门下，帮曾办洋务事业。
1870年，曾国藩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容闳当翻译，有了和曾单独接触的机会，于是大胆向曾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
曾国藩非常赞同，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前后经过近２０年的努力，容闳的理想总算变成了现实。
曾国藩和李鸿章计划先向美国派120名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
考虑到语言问题，决定选10到16岁的幼童出国；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留学年限为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
如果在今天，这样优越的条件，难得的机会，不知有多少人会千方百计去争取出国。
但在那时，绝大多数人对出国留学视为危途，尤其是美国，离中国遥远，不少人认为那是个非常野蛮而不开化的地方，甚至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特别是将十来岁的儿童送出国，一别就是15年，还要签字画押，“生死各安天命”，让一般家长难以接受。
所以，容闳使出全身解数，就是招不到这30名幼童。
于是他不得不返回老家香山县动员说服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结果还是没有招满，最后在香港又招了几名，才凑足30名，于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赴美。
以后的三批90名学生，虽然招收时遇到的困难稍小一点儿，但同样艰难。
不过，由于容闳的执著，120名幼童如期派到了美国，终于打开了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大门。
这120名幼童多数来自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这和当时中国的开放格局完全吻合。
古今中外教育家
孔子（公元前551479）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政治家，中国古代文杰出代表和封建教奠基人，对中国传统教育影响至深。
教育名言：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约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教育家，雅典人。
他在哲学上坚持唯心主义观点，宣扬神学目的论，能言善辩且喜好诗歌。
教育名言：“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
”朱熹（1130～1200年）宋代集理学之大成者、教育家。
66岁时罢官还乡，五十年中一直不曾放弃教育活动。
教育名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
（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科学家。
的学生，曾作过亚历山大大帝的教师。
教育名言：“教育的根是苦的，但其果实是甜的”。
夸美纽斯1592～1670年）捷克著名教育家，欧洲近代教育理论的探索者。
22岁起就担任一所文法学校的校长。
他于1632年发表的《大教学论》被称为世界教育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教育学理论巨著。
教育名言：“只有受过一种合适的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
”洛克（1632～1704年）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在哲学上，他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天赋观念论，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论证了人的知识和观念都是后天从经验中获得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绅士，这种绅士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的实业家。
他称之为善良的、有德行的、能干的人。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认为应该进行三种教育，即健康教育、德行教育和学问方面的教育。
在教育方式上，他主张由父亲聘请优良的家庭教师来培养青年绅士，反对让他们到学校去受教育。
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教育名言：“学到很多东西的诀窍，就是一下子不要学很多。
”（1863～1940年）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
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创立爱国学位、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
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他明确提出要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要建立以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要进行体、智、德、美四育和谐发展的教育体系。
在北京大学首次招收女大学生。
他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促进了当时新思潮的发展。
教育名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1891～1946年）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革命活动家。
安徽朗县人。
曾留学美国，回国后供职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先后任教员、教育科主任和教务主任等，又继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
他积极从事平民教育运动，率先关注乡村教育问题，极为主张“一定要教育与农业携手”，建立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教育制度等。
1927年，他在南京郊外晓庄创办了一所与旧教育分庭抗礼的新型学校——晓庄师范学校。
他那“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主张，也得以实践验证和发展。
教育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杜威（1859～1952）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
1896年创办芝加哥实验学校，作为实施他教育主张的基地。
杜威反对以获取和积累知识为目的，认为这是成人按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学生的，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和个人经验，限制了他们的主动活动，对思维的发展起破坏作用。
杜威也不赞成传统学校所强调的教材之间的逻辑顺序，认为“学校课程中相关的真正中心，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
他主张“从做中学”，即把获取主观经验作为确定教材、教法和教学过程的基本原则。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旧中国有深刻影响。
教育名言：“失败是一种教育，知道什么叫“思考”的人，不管他是成功或失败，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启功（1912～2005）当代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启先生的教学总是同他的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讲课，写文章极注意做到深入浅出，化繁复为简明，化深奥为平易，从不板起面孔故弄玄虚地吓唬学生，所以总让人感到读书求学乃是一项愉快的活动，而不是那么枯燥乏味，艰深困难。
如诗歌格律问题讲不好就很使人厌烦，但启先生却绘成图表教学生掌握其变化规律，使学生很容易就了解到它不但有规律可循，还有其灵活性。
他还是当代著名画家、书法家和历史学家。
教育名言：“半字百推敲，一义千反复。
”
关于描写如何利用万木草堂的文章600字
《万木草堂口说》是康有为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七年间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学生们所记的笔记，迄今只有抄本流传，未曾正式刊印。
康有为一生讲学有三次：一即为万木草堂讲学（规模最大、时间最长），《长兴学记》一书为此次讲学时的学规，另外则有上述学生所记之笔记抄书。
一为一八九四年与一八九七年两次游桂林时的讲学及答桂林士子所问，《桂学答问》一书即为此而作。
一为其晚年，一九二六年三月至一九二七年二月逝世前，在上海创办“天游学院”。
康氏在“天游学院”的讲学，当也有学生所记笔记，惜未见有抄本流传。
（尝见台北巨人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思想家》第三辑，载段昌国编《康有为著作年表》一九二六年下有《天游庐讲学记》一目。
或曰，此《讲学记》即《诸天讲》异名，不知是否与天游学院讲学有关）。
万木草堂讲学时学生所记笔记，目前能见到的抄本仅有两份：一藏广州中山图书馆，题为《南海康先生口说》；一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题为《万木草堂口说》。
为使见题即明其讲学之时地，所以这次整理取《万木草堂口说》为名，而不取《南海康先生口说》之题。
* * *万木草堂的兴办，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载，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他在北京感于“国势日蹙”，乃以布衣上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然遭到朝廷和达官们的攻击，被弃之不理。
康氏在京日久，深感朝政腐败已极，继续留在京师已无可作为，遂决意回粤，“将教授著书以终焉”，着意于培育人才。
一八八九年底，他回到广州，次年先有陈千秋、梁启超等投于门下求学，后来他们又互引亲友来学，渐渐增至二十余人。
于是应陈、梁等人之请，于一八九一年“始开堂于长兴里讲学，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
第二年，一八九二年，移讲堂于卫边街邝氏祠，学者渐众。
至一八九四年，万木草堂又移至广府学宫，学生已达一百余人了。
这一时期著名的学生有：陈千秋、梁启超、麦孟华、徐勤、曹泰、梁朝杰、韩文举、龙泽厚、王觉任、梁启勋、黎祖健等。
天游学院是康有为晚年为欲其“大同”理想后继有人，以传“道”为目的而创办的。
当一九二三年康氏在青岛、济南两地成立孔教会之时，就与当地士绅们商谈，有意于筹办一所“曲阜大学”。
后来康氏感到筹集办学经费非易，不如仿万木草堂之规模，办一小型学院，以收学业上已有相当基础，并好学深思的学生，继续加以深造为好。
于是康氏就利用上海自己的寓所，及利用周围的人力，创办了“天游学院”。
一九二六年三月开学，第一期注册学生不满二十人，最后增加到三十余人。
可惜仅办了一年，由于康氏在青岛突然去世而停办了。
天游学院时期，有姓名可考的学生有：任启圣、刘天启、翁冰、钱定安、唐以修、林奄方（本姓张）、陈鼓徵、蒋贵麟、李缵铮等。
* * *万木草堂的教学宗旨、内容、科目等大致具备于《长兴学记》一书中，不待赘述。
康氏次子同凝保存着一份铅印“天游学院简章”，由康氏外孙女婿李云光先生在其所著《康有为家书考释》一书的“导言”中披露。
其中关于天游学院的宗旨、学科等均有详细规定。
由此不仅可窥康氏晚年思想趋势之一个侧面，亦实为研究近代教育史之宝贵文献。
现将此“简章”抄录于下，以供参考：天游学院简章 院址：上海愚园路一九四号电话：西一四七九号（一）宗旨 本院为学术最高深之研究院。
以研究天地人物之理，为天下国家身心之用为宗旨。
（二）学制 本院采书院制，致师弟之亲，并酌采学校制，各科设助教，院中设管理员。
（三）学科 （甲）道学经学、历代儒学、史学。
（乙）哲学 天文、地理、电学、生物、人类、人道、周秦诸子、东西洋哲学、心理、论理、人群、灵魂、鬼神。
大同。
（丙）文学 散文、骈文、诗、词、曲、书、画。
（丁）政学 政治、宪法、理财、教育、列国。
（戊）外国文 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任人选习。
（四）入学 （甲）招考 本院每学期招生一次，名额不限。
（乙）程度 大学或中学毕业，及旧学有相当学力者。
（丙）考试 国文论题，或兼缴呈成篇著作，预科、本科同。
特别生：仕学知名者免考。
（丁）具书 填具入学志愿书，并须由妥实保证人填具保证书，然后入学。
（五）学级 初入院者入预科，补习经、史、子、文各学，以植根柢。
毕业升入本科。
倘有好学之仕，不能依规定学科修业者，亦得来院随意听讲，为特别生。
（六）年限 本科二年，预科一年。
特别生不拘年限，天才亮特者不限。
（七）考试 每学期及学年之终，举行考试一次。
（八）升学 本科生修业期满，考试及格，给与毕业证书。
预科修业期满，考试及格者，升入本科，不及格者留院。
（九）纳费 每学期学费四十元，膳宿费五十元，杂费六元。
各科同。
均于入学前缴纳。
（十）退学 学生不得无故自行退学。
如有正确理由，须由保证人证明，或家长来信，经本院允许乃可。
已缴各费概不发还。
* * *据梁启勋的回忆，当年万木草堂的学习方法除听康有为讲课外（每月约讲三、四次），主要靠自己读书、写笔记。
所读之书，除中国古书（如《春秋公羊传》、《春秋繁露》、《论语》、《孟子》等）外，还要读很多西洋书。
如傅兰雅、李提摩泰等传教士的译书，容闳、严复等早期留学生的译著，以及当时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关于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译述百数十种，皆在所读之例。
草堂学生每人都发给“功课簿”一本，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月呈缴一次。
学生们的一条简短疑问，康有为阅后常常报以长篇的批答。
万木草堂无考试制度，学生学习的成绩、造诣的深浅，全从功课簿中所提问题、所记心得中窥察。
当一本功课簿写满之后，康氏即命存入“书藏”（万木草堂的图书馆），供以后新来学生阅读。
康有为以为，这就等于听他的讲义云云。
这是一种师生之间交流思想、考察学业、教学相长，非常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
据梁启勋回忆，在这些功课簿中，有不少“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可惜在戊戌事败后，查抄万木草堂时，全部付诸一炬了。
除每人一本功课簿外，草堂又设有一本厚簿，名曰“蓄德录”。
此簿每日顺宿舍以次传递，每人录入几句古人格言、名句，借此以考察各人的志趣或提起各人的警惕和互相勉励等，是属于德育方面的教育。
草堂学生还有一项特殊的工作，即协助康氏的著述工作。
如当时康氏从事《孔子改制考》的编著工作，他就让一些学生按照他的思想，分头把上自秦汉，下至宋代各学者的著作，从头检阅一遍，凡有关孔子改制的言论，简要录出，注明出处，按规定体例，编成卷册，以备康氏著书时检索之用。
这项工作一方面使学生能更深入地了解康氏思想，同时也扩大了学生们的知识面。
康氏晚年在天游学院中，也基本采用上述万木草堂时的那些教学方法，特别是注重自由讨论和教学相长。
这些经验是值得今天借鉴的。
（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一文载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 * *梁启超在《康有为传》，梁启勋在上述《回忆》文中，均说：“先生讲学的内容，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
”“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
由今所存《口说》抄本观之，康氏讲学题目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上下古今中外，无不融会贯通。
此《口说》虽非康氏亲手所写之著作，但实在是研究康氏学术思想的的重要材料。
又由于《口说》所记为康氏讲学之言，兴之所至，无所顾忌，因此更能反映康氏的真实思想。
若把《口说》与《长兴学记》、《桂学答问》同看，甚有互相发明、补充之作用。
若与《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等比较，则能互相印证，更深入地了解康氏早期思想的状况。
此外，作为康氏维新变法理论的几部最重要的著述，均酝酿、编著、完成于这几年的讲学期间。
据康氏《自编年谱》载，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始开堂于长兴里，同年“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陈千秋、梁启超助焉。
”次年（一八九二年），开始编纂《孔子改制考》“选同学高才助编纂焉。
”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著《孟子为公羊学考》、《论语为公羊学考》；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续成《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春秋学》”。
康氏这些重要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原始论说），在《口说》中均有反映。
同时，《口说》中所透露的许多观点，在康氏以后的著作中，如《礼运注》、《论语注》、《孟子微》、《中庸注》等篇中，也都有进一步的发挥。
因此，从《口说》中可探索到康氏基本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变化过程。
* * *梁启勋在其《回忆》中又说：“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先生所讲的《学术源流》。
《学术源流》是把儒、墨、法、道等所谓九流，以及汉代的考证学，宋代的理学等，历举其源流派别。
”而康氏对讲《学术源流》也甚有兴趣，往往一讲就四五个钟头。
如果我们把今存《口说》中的《学术源流》、《诸子》、《汉晋六朝唐宋学派》、《宋元学派》、《明国朝学派》等有关题目的笔记集合在一起，稍事整理，当可视作一部简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概论的提纲来阅读。
在这些讲题中，康氏试图用当时所能达到的新观点来分析、评价中国古代学术流派的形成、演变，以及各派思想上的异同、特点等，表露出不少独到的思想和精彩的议论。
从一定程度上讲，他的这些讲述开创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滥觞。
如此估价，我想是不算过分的。
* * *现存两份《口说》抄本的内容基本相同，似系同出一源，但也有不少的出入。
据梁启超《三十自述》言：“辛卯（一八九一年），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请也。
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
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
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现存两抄本很可能都是据梁氏等人记录而过录者。
两本之情况，简介如下：广州中山图书馆藏本，分装两册，封面中题《南海康先生口说》，右上有“孔子降生后二千四百四十七年”字一行，左方有“光绪丙申（一八九六年）恭录”字一行。
有朱钤四枚：一为细长形，刻“万木草堂学徒”六字，一为方形，刻“黎祖健印”四字，一为方形，刻“砚贻”二字，一为长方形，刻“砚贻私印”四字。
页后有附白一则：“诸君借抄借读，切不可转手交与别人，恐有遗失，尤不可涂污摺绉，以昭珍重。
砚盦谨白”。
下有“祖健”朱钤一方。
正文首页有大方朱钤一枚，刻“番禺黎祖健印”。
由此可见，此抄本原系黎祖健所录存者。
据“万木草堂学徒”之印，可知黎氏为万木草堂时学生，他后来曾是改良派重要报刊之一《知新报》（康广仁等主编，一八九七年创刊于澳门）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见汤志钧编《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附录十三）。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分装为三册，字体较中山图书馆本分装为三册，字体较中山图书馆藏本为大，全书前后无任何附文，仅在每册封面右侧署有“丁酉（一八九七年）七月”四字，估计即为抄录之年月。
由此可见，中山图书馆藏本早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一年。
就内容和篇幅说，丙申本比丁酉本多出约四分之一，在题目节次的分合上，两本也有所不同。
今以丙申本题目次序为主，列表说明之：抄本题目次序 丙申本 丁酉本 说明 1 学术源流（分为一~七节） 学术源流（分为一~十节） 丁酉本第八节为丙申本所无。
丁酉本九、十两节，丙申本全合于第七节。
2 孔子改制（分为一~二节） 孔子改制（分为一~三节） 丁酉本第三节，丙申本与第二节合。
3 洪范（不分节） 洪范（分为一~二节） 4 易 易 5 礼制 礼制 6 礼 礼 7 禘袷 禘袷 8 禘尝 禘尝 9 礼运 礼运 10 王制（分为一~二节） 王制（分为一~二节） （丁酉本第一册至此终。
） 11 中庸（分为一~三节） 中庸（分为一~五节） 丁酉本之二、三节和四、五节，丙申本各合为一节。
12 诸子（分为一~三节） 诸子（分为一~四节） 丁酉本之三、四节，丙申本合为一节。
13 列子 丁酉本此题列在最后第31。
14 孟荀 孟荀 丁酉本接前“诸子”为第13。
15 荀子兼言孟子（不分节） 荀子（分为一~四节） 丁酉本为第14。
16 春秋繁露（不分节） 春秋繁露（分为一~二节） 丁酉本为第15。
丁酉本以后在第29又出“春秋繁露”二节，前后共四节。
丙申本则全合为一。
（丁酉本第二册至此终，丙申上册至此终） 17 汉书百官公卿表 丁酉本无此题。
18 史记儒林传 丁酉本无此题。
19 史记两汉儒林传 丁酉本无此题。
20 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 丁酉本为第16。
21 律历（不分节） 律历（分为一~二节） 丁酉本为第17。
22 乐 乐学 丁酉本为第18。
23 经策 经策 丁酉本为第19。
24 文章源流 文章源流 丁酉本为第20。
丁酉本此后另有“文章”一题为第21，丙申本合为一。
25 文学并讲八股源流 文学 丁酉本为第22。
26 论文 论文 丁酉本为第23。
27 骈文（不分节） 骈文（分为一~二节） 丁酉本为第24。
28 赋学 赋学 丁酉本为第25。
29 讲王介甫百年无事札子 苏子瞻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王介甫百年无事札子 苏子瞻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丁酉本为第26。
30 八股源流 八股原流 丁酉本为第27。
31 袁稿 袁稿 丁酉本为第28。
32 格物 自此题下丁酉本无。
然丁酉本另有三题：第29“春秋繁露”二节，丙申本合于第16。
第30“墨子”数条，丙申本合于“诸子”第二节中。
第31“列子”，丙申本列于第13。
（丁酉本第三册至此终） 33 励节 34 辩惑 据德 35 主静出倪 养心不动 36 变化气质 检摄威仪 37 孝弟 任恤宣教 同体饥溺 38 汉晋六朝唐宋学派 39 宋元学派 40 明国朝学派 41 正蒙 42 通书 按，丙申本现装订次序颇有错乱，尤以下册为甚。
经查勘，原抄录者在每页纸边均以中国旧时记帐用数字记有而码，上下册分别编号。
上册由1—〧0（1-70），下册由1—×〨（1-48）。
然今装订本则将原在下册编号九至十一页之《乐》部分，纂入上册《礼》（原编号31页）后，《禘袷》（原编号32页）前。
而将上册原编号六十四至七0页之《春秋繁露》移至下册（这可能为使上下册篇幅均匀）。
至于下册，按原编号应从《汉书百官公卿表》始，而今装订本则以《汉晋六朝唐宋学派》至《通书》，直接《春秋繁露》，中间其它颠倒尚多，不一一列举。
上列表中丙申本次序，均已按原抄者编号改正排列。
又按，由上表可看出，丁酉本第一、二册相当于丙申本上册内容，而第三册则只有丙申本下册之前一半内容，自《格物》以下至《通书》共十一题全无。
由此推测，疑丁酉本当日似尚有第四册，相当于丙申本下册之后一半。
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入藏时已阙失。
* * *《口说》是语录体式样，每条文字均十分简略。
然在不同题目下，或同一题目的前后，却又常有重复的条目出现，显然未经仔细整理。
丁酉本在有些条目的书眉上书有“重”、“删”等字样，另有少量提示该条内容的简要字句，如“老子”、“墨子”、“杨朱”等，可能是后人阅读时所书。
在这些重复的条目中，除少数完全一样外，大多数有详略不同，说明问题的角度不同等。
又由于记录者行文差异，有时很费解，然经过一些重复条目的互相参阅，却得以明瞭。
此外，现存两种抄本在同一题目下，条目的多少互不相同，又即使是同一条目，两抄本在文字表达上也常有出入，这都有助于互补所阙，互订所误。
所以，这次整理时以丙申本为底本，将两本相异之处全部注出，供阅读者研究。
其中所有重复之处亦暂时一律保存，以便读者得窥两抄本之原貌。
* * *近年来，对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康有为著作的整理、遗稿的汇刊工作也有很大的进展。
一九八一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汤志钧先生编注的《康有为政论集》（上下册，八十余万字），一九八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康有为诗文选》，由我选编整理的《康有为学术著作选》自一九八四年起也将陆续出版（已出《论语注》，已发稿的有《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等），此外据悉上海有关方面有编辑《康有为全集》之宏伟计划，这都是十分可喜的。
近十年来台湾、香港编集出版康有为遗著的工作是值得我们注目的。
一九七六年，台北宏业书局出版了由蒋贵麟先生（康有为天游学院时期的弟子）编集的《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二十二巨册。
蒋氏在序中说：“兹取万木草堂丛书刻本及康氏家藏未刊遗稿，并编者累年搜集所得之遗篇零文，辑印为《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
”所以《汇刊》除一部分为新排印外，凡已刊印过的著作，均按原刊本影印，未作校点等整理工作。
现列其各册目录于下，以供参考：第一集 新学伪经考第二集 孔子改制考（上）第三集 孔子改制考（下）第四集 春秋董氏学第五集 中庸注 孟子微第六集 论语注第七集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上）第八集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下）第九集 礼运注 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书镜第十集 俄彼得变政记 日本变政考第十一集 日本书目志第十二集 七次上书汇编 戊戌奏稿 代草奏议第十三集 光绪圣德记 丁巳要件 共和平议第十四集 官制议第十五集 中华救国论 物质救国论 理财救国论 金主弊救国论第十六集 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第十七集 康南海墨迹 哀烈录 长安演讲集 遗墨第十八集 诸天讲第十九集 康南海文集第二十集 康海诗集（上）第二十一集 康南海诗集（下）第二十二集 康南海自编年谱南海先生年谱续编 附梁启超著康南海传（按，康氏重要著作《大同书》未收入《丛刊》，不知编者出于何种考虑）其后，蒋贵麟搜集得康氏次女康同璧在任启圣协助下编集成的《万木草堂遗稿》前五卷（油印本），以及各种散见遗文若干种。
于是在蒋氏主持下一九七八年又由台北成文书局出版了《万木草堂遗稿》（五卷，一册），《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二册）。
《遗稿》原编者将康氏遗文按文体分为十类：论辨、序跋、奏议、书牍、传志、杂记、演讲、辞赋、哀祭、诗词。
蒋氏刊印本仅前四类，论辨、序跋、奏议各一卷，书牍分为二卷，共五卷，其余六类五卷则称未见。
附《万木草堂遗稿》目录如下： 卷一论辨类 论幼学 光绪辛卯前作卢怀慎论 光绪辛卯前作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解 光绪辛卯前作郑康成笃信谶纬辨 光绪辛卯前作中和说 光绪辛卯前作府兵说 光绪辛卯前作请开清江浦铁路议 光绪十四年攻日策 光绪二十年勤王宜直讨京师议 光绪二十六年查中国事当辨党派说 光绪二十六年勤王乱匪辨 光绪二十六年新党后党辨 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布新除旧论 光绪二十六年驳张之洞劝戒文 光绪二十六年论自治 光绪末年汉族宜忧外分勿内争论 宣统三年论共和立宪 民国初年救国储金宜用以设飞天遁地潜水驰陆之校及百工博物院说 民国四年又不忍而复言 民国四年问中国人 民国四年和约第五项军政警察兵工容后协商则国亡 民国四年论日约割让十五款之果 民国四年治械 民国四年迁都 民国四年知耻 民国四年备兵 民国四年问民意 民国四年中国善后议 民国五年 以上共二十八篇卷二序跋类 考定王制经文序 光绪二十年桂学答问序 光绪二十年自怡堂诗序 光绪戊戌前作石鳌苏氏族谱序 光绪戊戌前作易经遵朱序 民国十二年邱菽园诗序 宣统二年邱菽园集序共和建设讨论会杂志发刊词 民国元年袁督师遗集序 民国二年韩国痛史序 民国三年张文烈遗集序 民国三年比利时游记序 民国四年国是报发刊词 民国五年罗马尼亚游记序 民国六年烟霞草堂文集序 民国七年粤二生诗词集序 民国十年雁荡山志序 民国十三年 以上共十七篇余莲村尊小学斋集书后 光绪二十年书慧琳一切经音义书后 光绪二十一年池学使墓志铭书后 光绪二十一年告同胞印事书后 光绪二十六年张之洞电日本外部书后 光绪二十六年翁文恭易林书后 民国九年跋汉甘陵相博碑 民国十二年 以上共七篇卷三奏议类 请醇亲王归政摺 光绪十四年代屠侍御作为宗社严重国势忧危乞赐面对以竭愚诚摺 同前为报效一途急宜停止以存政体而遏乱萌摺 同前请重商摺 光绪二十四年谢奉到衣带密诏摺 光绪二十四年为国势危急民心愤怒合龥乞立诛贼臣除宦寺归政皇上 立定宪法大予民权以救危亡摺 光绪二十七年代某某等作乞撤帘归政摺 光绪二十七年代某某作请复辟还舆京师摺 光绪二十七年请改行民兵奏 宣统元年代某某作请乘葡乱君奔收复澳门摺 宣统二年请开国会摺 宣统二年代某某等作 以上共十一篇卷四 书牍类上编 共收四十五篇（详目略）卷五 书牍类下编 共收五十三篇（详目略）又附《万木草堂遗稿外编》总目： 康子内外篇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实理公法全书民功篇弟子职集解毛诗礼徵万木草堂所藏中国画目南海先生所藏宋元明板书目南海先生遗文辑存（分为闱墨、论辨、法案、章程、序跋、哀祭、碑志、公牍、杂记、颂赞、书札、电文、演讲、谈话等十四类，收入遗文共计一百七十二篇。
）南海先生与朱一新论学书牍南海先生友朋弟子函札（共计86封）按，关于《遗稿》后五卷的情况，康氏外孙女婿李云光先生在其所著《康有为家书考释》一书“导言”中说：“可惜蒋氏出版《万木草堂遗稿》时，尚未得到全部底本，所排印只是前五卷，还有后五卷不曾见到。
笔者有幸访到了后五卷油印本，寄放在弟弟李耀彬住所中，……笔者持有它们的目录，……”然至今尚未见到整理付印出版。
康同璧所编《遗稿》十卷，当时曾油印数十部分赠康氏亲属及弟子，此稿本在大陆康氏亲属中当尚有保存者，应及早整理出版。
此外，一九七九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还出版了蒋贵麟先生编辑的《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等。
值得着重提一下的是，一九七九年香港汇文阁书店出版的李云光先生编注的《康有为家书考释––––康有为晚年思想及生活新证》一书。
李云光先生系康有为第二位夫人梁随觉之女康同环（排行第七）的女婿。
梁夫人一直是康有为家庭事务的主持人，康氏晚年家书大都是写给梁夫人的。
因此梁夫人保存了康氏许多珍贵的书信墨迹。
一九六九年梁夫人逝世后，将她保存的康氏遗物交付康同环。
一九七二年及七三年康同环又将这些书信和墨迹（约一百八十多件）交李云光先生保管。
李先生从九十余件康氏亲笔信中选中了四十一封家书和七封给从弟康有铭、康有田的信，共四十八件，影印出版，并全部作了释文和详细的考释（末后尚附有康氏印章、藏书等遗物、照片，以及新得而未及考释之家书二封）。
李先生在“导言”中介绍说：“家书中所涉及的事情很多，琐碎者不计，比较重要的事，有讨袁、复辟、八公祠被封、印《伪经考》和《诸天讲》、建筑上海游存庐和杭州一天园、租及买青岛旧德提督署、办茅山述农公司、办大学、处理海外党务、古董书画的买卖和自己字的卖出，以及上海祝寿、青岛逝世等事，要细说也不容易。
”即以李先生所选书第三十五中提到在《诸天讲》“爱因斯坦”一篇中要加上“爱恩斯坦拨弃以太，发明万有引力之光线为圆锥曲线，为奈端所不及”二句，即为今本《诸天讲》中所无，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因此这是一部研究康氏晚年思想和生活情况的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李先生若能继续将收藏在他手中的康氏其余四十余封家书和论文墨迹，全部影印整理出版，必将引起学术界更大的研究兴趣。
* * *康有为推重今文经学，尊崇孔子，凡是他认为经文、注疏或孔门弟子、后学所述说中有“微言大义”者，辄称之曰：是为孔子“口说”。
换言之，“口说”者，必含“微言大义”也。
康氏的各种重要著作，都已陆续整理刊行，然就是这一部康氏弟子笔记的“口说”由于传世抄本难得，至今未得与更多的研究者见面。
也许有人认为，此非康氏亲笔所著之书，其价值不大。
然如上所述康氏对“口说”之推重，则鄙人此次初步将《口说》整理出版，或可借以探得一些康氏之微言大义乎
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典型人物有哪些
钱学森 李四光 最典型了 以下是详细资料1947年，刚刚36岁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
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预示着钱学森的优厚待遇和远大前程。
美国为什么如此器重钱学森呢
因为他是美国研究航空科学最高专家冯·卡门的优秀学生，是美国最早研究火箭组织——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的5成员之一。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火箭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钱学森显露出卓越的才能。
一项在航空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航空科学公式：即著名的“卡门——钱公式”诞生了。
这是由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做出结果，至今仍在航空技术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项公式。
然而，当钱学森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这个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祖国的科学家，顿时沉浸在极大的喜悦之中。
钱学森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0多年，又被誉为是“在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位火箭专家”，金钱、地位、声誉都有了。
可他想：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
我可以放弃在美国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
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他还对中国留学生说：“祖国已经解放了，国家急需建设人才，我们要赶快把学到的知识用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 钱学森准备返回中国的决定，引起美国有关方面的恐慌。
他们认为：钱学森的专业技术如果带回去，中国的科学技术将高速度前进。
美国海军的一位领导人曾对美国负责出境的官员说：“我宁可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
”“钱学森至少值5个师的兵力”。
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受到严重的阻挠。
美国官方“文件”通知他，不准离开美国。
本来，他的行李已经装上了驳船，准备由水路运回祖国。
可美国海关硬说他准备带回国的书籍和笔记本中藏有重要机密，诬蔑钱学森是”间谍”。
其实，这些书籍和笔记本，一部分是公开的教科书，其余都是钱学森自己的学术研究记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几天之后，钱学森突然被逮捕，关押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
看守人员每天晚上隔10分钟进室内开一次电灯，使他根本无法入睡。
钱学森的遭遇，引起加州理工学院中坚持正义的同事和学生的同情，在他们和其他正直人士的强烈抗议下，美国特务机关被迫释放了他。
可对钱学森的迫害并没有停止，他们限制他的行动，监视和检查他的信件、电话等。
尽管有种种限制，但钱学森没有屈服。
他不断地提出严正要求：坚决离开美国，回中国去
在争取回国的日子里，钱学森更加关心祖国的建设事业，经常从《华侨日报》等报刊上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科学家、留学生讨论建设祖国的有关问题。
为了能够迅速地回国，他租房子只签订短时间的合同。
家里准备了3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可以搭飞机回中国。
5年过去了。
钱学森争取回国的斗争得到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怀。
周恩来总理曾亲自了解他的情况，并指示参加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中国代表，在会谈中提出钱学森博士归国问题。
1955年8月，这场外交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美国政府被迫同意钱学森返回中国。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就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天安门广场。
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
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 冲破重重阻拦而回国的钱学森，一头扎在了军事科学的研究中。
他倾其所学，又紧密关注国外的科学动态，不断推出科研新成果，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竭思尽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导弹之父”，国务院授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在美国定居，且能聘为终身教授，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幻想。
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钱学森放弃了这一切。
在经济大潮如洪水猛兽般地冲击社会的今天，钱学森的爱国言行，无疑地凝聚着中华民族之魂，显示了爱国对志士仁人的撼动力。
李四光，原名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大地构造学家、第四纪冰川学家、地质学家。
蒙古族。
湖北黄冈人。
1919年和1927年分别获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曾留学日本和英国。
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
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
1949年10月19日，尚是漂泊国外之时，他已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归国后，他长期担任着政府地质部部长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李四光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他是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之一，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
提出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
用力学观点研究地壳运动及其与矿产分布的规律，建立了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概念。
毕生倡导以力学观点研究地质构造的发生、发展及组合的规律，认为各种构造形迹是地应力活动的结果，建立了“构造体系”的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
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并为大庆、胜利等油田的发现所证实。
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
晚年发表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对我国学科大交叉的倡导产生深刻影响。
对中国地质教育、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著有《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中国北训之 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地质力学概论》及文集《天文、地质、古生物》等。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
童年随父亲入村塾读“四书”、“五经”，学写诗文。
他勤奋好学，爱好劳动。
由于常听父亲讲甲午中日海战，中国惨败，清政府腐朽无能、丧权辱国的故事，他从小就萌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
他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为中国争气，学会造船，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
1902年，两湖开办新学堂，李四光离开家园，到了省城武昌，考入西路高等小学堂。
由于他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因此学习未满两年，没有毕业就被湖北省选派官费留日深造。
1904年7月，到达东京，入宏文书院习日语。
1905年8月，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会员。
孙中山见其年轻，勉励他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从此李四光更加坚定了刻苦学习，报效中华的决心。
1907年7月，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
初步实现了他为祖国学习造船的心愿。
1910年7月，毕业归国，任武昌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兼工场场长。
第二年秋夏之交，参加清廷举行的留学生回国第六次廷试，成绩优等，获“工科进士”称号。
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清政府，武昌成立了鄂军都督府，李四光先任都督府理财部参事，后被选为湖北省实业部部长，1912年改为实业司司长。
不久，袁世凯窃权，篡夺了革命果实，辛亥革命失败。
李四光怀着郁闷的心情，愤然辞去了实业司司长的职务。
计算自己年龄还不太大，不如再读书10年，准备一份力量。
1913年7月，获临时稽勋局通知，官费保送留英学习，入伯明翰大学。
考虑到为祖国造船，不能没有钢铁，要钢铁就得先搞冶炼，因此先学了采矿一年，又感到采矿离不开地质，再又决定转到理科地质系，开始专攻地质学。
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
李四光在英学习期间，在导师W.S.包尔顿（Boulton）教授的指导下，他一面博览群书，一面实地调查，不仅在学术上造诣日深，而且在文字语言上提高也很快。
英、日、德、法各国文字，均可运用。
他视野辽阔，信息敏捷，基础知识深广。
1918年6月，在伯明翰大学通过了毕业论文《中国之地质》的答辩，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他婉谢了国外的高薪聘请，1919年考察欧陆地质后，接受了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聘书，于1920年5月，回到了北京，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他一面为祖国精心培育人才，一面积极参与北京大学一些重要的校务活动。
在不少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
他声誉日著，很快成为当时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之一。
1927年冬，应蔡元培邀请，南下到上海，参加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1928年1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任所长，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
抗日战争爆发前，仍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和教授。
1934—1936年，根据中英两国交换教授讲学的协议，应邀赴英讲学，在伦敦、剑桥、牛津、都柏林、伯明翰等8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
讲稿整理后在伦敦正式出版《中国地质学》，此书除英文版外，还有俄文译本和摘要汉译本。
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
英国李约瑟（Joseph Neebham）博士称作者为“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
1936年回国途中过美国，在他的学生朱森协助下，对美国地质做了一次由东到西的实地考察。
回国后住在庐山做第四纪冰川研究工作。
第二年“七七”事变，全国燃起了抗日烽火。
李四光率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同仁，辗转内迁。
1938—1944年夏，基本上以桂林良丰为基地，依靠广西地方当局的支持，开展了广西地质的调查研究，填制了广西地质图。
并多次长途跋涉考察南岭东段地质，考察川东、鄂西、湘西、桂北和贵州高原等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
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
其间还创办了桂林科学实验馆，亲任馆长，为战时研制必要的科研实验器材和仪器。
1944年11月，日军入侵，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再度搬迁重庆。
由于旅途过度疲劳，李四光病倒在沙坪坝，幸医疗及时，愈后健康显著减弱。
1945年4、5月间，应重庆大学、中央大学联合邀请，向两校地质系师生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的学术报告。
这是他20多年来研究地质力学的第一次总结。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
但是，不久出现了内战阴霾，李四光为此忧心忡仲，焦虑不安。
1946年秋，离开重庆东下直抵上海养病，未去南京，此时他有祖国虽大，似乎难觅容身之地的感触。
待到1948年2月，借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偕夫人许淑彬乘船再度赴英，并经挪威接受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
1949年10月1日，李四光在英伦海峡之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特别兴奋。
立即准备起程回国，为了摆脱国民党驻英大使馆的阻挠，独自化名先行，经巴黎至巴塞尔，等候夫人一道至意大利登轮，在海上漂泊数月，1950年4月6日经叶剑英派人接应，由香港到达广州，终于回到了祖国。
5月6日到北京，及时地会见了中央领导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李四光回到新中国后，除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外，还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
9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李四光任主任委员。
195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李四光任部长，直到1970年地质部改为计委地质局时才离职。
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李四光被选为主席。
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0年8月，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和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1971年4月29日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一生，经历了祖国几次伟大的社会变革。
他由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参加了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最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毕生为繁荣中国近代科学事业，提高地质科学水平，发展地质工作，做出了光辉的业绩。
他留下了数百万言的科学论著和丰硕的科研成果，以及他创造性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和奉献精神，都是祖国科学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后人应当继续发扬光大之。
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附李四光简历 1889年10月26日 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
1904—1907 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普通科学习。
1905年8月 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7年—1910年7月 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
毕业归国后任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
1911年10月—1912年8月 先后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事，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湖北省同盟会支部书记。
1913年10月—1918年6月 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先学采矿，后学地质学。
毕业时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1920年 归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1928年1月 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
1931年 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34年—1936年4月 在英讲学，接受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37年11月 率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广西桂林。
1948年8月 赴英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大会。
1950年5月 回到北京。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员会主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
1951年4月 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1952年9月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
1956年2月 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兼室主任，1958年室改成所，兼任所长。
1958年6月 被苏联科学院授予国外院士。
8月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
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9年4月 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0年8月 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1971年4月29日 逝世于北京
国家主席耶鲁大学演讲全文
西方“古典历史”植根于西方“古典学”。
西方“古典学”依托于“古希腊”的“古典时代”概念，而“辉煌、神圣的古希腊”概念，在本质上形成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期间。
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概念，本质上是19世纪西方学者们的“创造”，再加上19世纪以貌似“科学”的“比较语言学”方法、提出并兜售“古印欧语”谱系的假说，进而以之为基础，建构了“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观。
早期独立的古文明都有独特的文献载体，如：中华文明（甲骨文、金文、简帛）、古印度文明（贝叶）、古埃及文明（莎草纸）、古巴比伦文明（泥板）等。
而所谓的“古希腊”则没有独立的文献载体。
“古希腊”没有独立的文献载体，不可能有所谓“古希腊”手稿传世。
曾于1909-1931年间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中主张，自公元前六世纪以降，在希腊土地上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是纸草。
凯尼恩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还列举了许多莎草纸古典文献的例子，然而凯尼恩本人就是最早伪造“古典纸草文献”的嫌疑人。
西方“古典时期”，可能作为文献载体的两种材质，一种是埃及出产的“莎草纸”，另一种是所谓的“羊皮纸”。
“莎草纸”在欧洲的绝大多数气候条件下难以保存。
在古希腊的气候条件下，保存不到几十年就会发霉、粘连，不可能有片纸流传下来。
在埃及，所谓“古代莎草书卷”只限于墓葬中发现的残卷。
[ 参看[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30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而“羊皮纸”出现的时间只能是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
[ 同上第30页] 况且，羊皮纸成本高，抄写一部《新约圣经》大约需要三百张羊皮[ “哥腾堡活字版印刷术发明时，第一套书，就是用欧洲自制纸与羊皮纸印的新约圣经，据说每本用300张小羊皮。
（注：Dard Hunter：《Paper Making-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台]陈大川《纸由洛阳到罗马》第98页，财团法人树火纪念纸文化基金会、民国102年10月第1版]。
《新约圣经》翻译成中文约为22万5千字，而《旧约圣经》翻译成中文为70万5千余字，是《新约圣经》字数的三倍多，《新约圣经》用三百张羊皮的话，《旧约圣经》就需要九百张羊皮，新旧约合计则需要一千两百张以上的羊皮。
用羊皮纸大量保存文献，就是大国皇家也未必有那个财力，何况小小城邦。
实际上，“羊皮纸”不是“纸”、“莎草纸”也只是“草”。
“羊皮（parchment）和犊皮（vellum）是西方国家较长使用的书写材料。
Parchment这个词系指用羊皮做成的书写材料，译成「羊皮纸」是不恰当的，因为不是纸，可否译成「羊皮片」。
英文中的parchment，法文作parchemin，均指羊皮板写成的文件，导源于Pergamum，本是小亚细亚米西（Mysia）的古代城市名。
……羊皮板后来成为欧洲主要书写材料之一，甚至文艺复兴后印刷术西传时还用以印刷书籍。
我们在西方大图书馆里仍可以看到甚至16世纪至17世纪时的「羊皮板」写本。
与「羊皮板」一起在西方广泛使用的还有「莎草片」（papyrus），将这个西方词译成「莎草纸」同样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也不是纸。
”[ 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从加工流程来看，“莎草片”没有任何蒸馏、化合的过程，只是简单的进行整形处理，还是“草”本来的形态。
“纸莎草纸的传统制法是:首先剥去纸莎草的绿色外皮，留下髓部，并割成薄片，放入水中浸泡几天，捞出后用木槌敲打，压去水分，重复多次，把薄片两端切齐，一条条横向并排铺开，然后在上面纵向排开，并用石块压紧，挤出糖质猫液，使草片相互猫结起来。
晾干以后，用象牙或者贝壳磨平草片的表面，就成了纸莎草纸。
”[ 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载《史学集刊》2005年7月第3期]埃及的这种“莎草片”实际上并不稀奇，在欧洲人没有来到美洲前的几百年间，美洲的玛雅人和阿兹台克人用树皮作成薄片，用以书写文字画，叫huun或amatl。
其方法是将树皮剥下后，除去有色外表皮，将其内皮撕成一英寸宽的长条，放在锅内加草木灰煮沸。
再在平板上纵横交错地叠起，用槌打在一起成为薄片，干燥以后以石磨光。
现在墨西哥的奥托米印第安人（Otomi Indians）还用此法作树皮片，作书写材料。
太平洋各岛屿如夏威夷、斐济、日本北海道、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等广阔地区的土著居民，也用树皮借锤毡法打制成薄片，通称为tapa。
夏威夷人称kapa，意思是捶打。
印第安人的huun或amatl，或太平洋岛屿土著人的tapa或kapa，在制造方法及取材上大同小异，可统称之为“树皮毡”。
[ 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美国造纸专家兼纸史家亨特到现场考察了莎草片、huun及tapa的制造方法后，得出正确的结论是，这三者在技术上是属于同一范畴，虽然均可作书写材料，但没有一个可谓之为真正的纸。
”[ 同上第45页]中国造纸专家潘吉星对“莎草片”的体验“1981年笔者旅居弗吉尼州时，曾得到一枚用传统方法制成的莎草片，表面不平滑，需涂一层白粉后才能在上面画彩色画。
”[ 同上第44页]这种“莎草片”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甚至难以承受陆路运输的颠簸。
[ 参看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载《史学集刊》2005年7月第3期]“纸草片”和“羊皮板”用什么“笔、墨”写画
“黑墨水用碳的沉积物制造，例如从油灯头或锅底上刮下来的烟灰，用木炭和烧过的骨头研磨成精细的碳粉。
无论用什么东西制成碳，都要混合一种阿拉伯胶之类的黏合剂，即一种阿拉伯树的水溶性树液。
把这种混合物晒干，制成小块。
在准备写字的时候，就用湿润的笔在墨水块上刷一刷。
文士们也常使用红墨水，那是铁的氧化物、红赭石或者其他土壤中的矿物质制作的。
”[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的过程及历史影响》中译本第2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最早用来在纸莎草纸上写字的笔更像是小号油画刷，用生长在沼泽中的灯心草或小植物制成。
这些笔的长度不同，通常在15到45厘米之间（6到15英寸）。
文士们把笔的一端嚼松，露出其中细小的纤维，将其制成纤维的刷子。
……新约时代，人们用芦苇削成尖头的管状笔。
”[ 同上第30页]我们知道，任何植物材料都会碳化。
无论在何种植物材料上施以何种颜料，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几十年间逐渐褪色、劣化、解体、澌灭，何况是一种“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的材料。
无论是埃及的“莎草片”,还是印第安人的huun以及太平洋诸岛土著民族的tapa，在其上涂以何种植物或矿物的墨汁或颜料，在自然的条件下，都不可能长期保存。
中国纸“纸寿千年”人们可以理解，而西方的“千年纸草”却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莎草片”开始出现大约在拿破仑攻略埃及的八十年之后、即相当于蒙森晚年时代；在此之前，整个西方学术界并不知道有莎草片的存在。
例如伏尔泰或吉本的著作中都没有莎草纸的踪影。
在此之前，说到“纸”就是“中国纸”、以及将“羊皮片”混同为“纸”的概念，称之为“羊皮卷”。
无论是1793年“纸草文献”现身赫库兰尼姆[ [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1版第130页，三联书店2008年6月]，还是古罗马时涉及“莎草纸”制作方法的文献普林尼《自然史》等，都是后世所伪造。
曾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是最早涉嫌制造“伪莎草纸文献”的西方学者之一。
[ 炮制所谓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就是此人。
]当代美国科技史权威乔治?萨顿认为古希腊人的文字载体为石刻。
“如果文字只能刻在石头上（很明显，在希腊这种情况持续了数个世纪），它的范围就只能局限于记录被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
文学作品太长，难以刻在石头或金属上。
”[ [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29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然而，人们只见过大量的古希腊“石刻摹本”，没有见过“石刻原物”，而那些大量的“石刻摹本”是在18世纪前后被炮制出来的。
中国自儒教执政以来文化上通常只把世界分为国内和国外，东方和西方。
用西方统括国外的世界显然太过空洞了，把不同的国度文化历史合称西方文化历史，有意无意中有替某些造假国度洗白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