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大生产的串词（有激情的）
迎着初升的太阳，我们手挽手豪情万丈，拥抱东方那绚丽的曙光，我们心连心壮志飞翔，让我们团结一心，携手奋进，共同谱写华夏腾飞的宏篇巨章。
请欣赏大合唱《军民大生产》.
阅读历史故事，传承中华文化。
做一份手抄报
《上下五千年》是一本集我国发展史、重大历史事件及名人简介为一身的优秀儿童读物。
通过阅读《上下五千年》使我了解了伟大的祖国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悠久、灿烂文化的民族。
了解祖国的过去，才能更加热爱祖国的现在和将来。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生过许多有意义的事件，涌现出优秀的人物。
读了这本书以后，我知道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现在，大约有四千多年的历史，通常叫做“上下五千年”。
因为炎帝族和黄帝族原来是近亲，后来又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也常常把自己称为炎黄子孙。
我还了解到原始人一开始不知道利用火，东西都是生吃的，生吃植物果实还不算，就是打来的野兽，也是生吞活剥，连毛带血的吃，到后来才发明了用火。
我还了解了荆轲刺秦王的壮举；办事公平，执法严明，受到当地百姓称赞的好宰相狄仁杰；为世界医学界做出卓越贡献的明医李时珍；神机妙算的诸葛亮；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大贪官和砷；大发明家祖冲之；女皇帝武则天；发明了地动仪的著名天文学家张衡；姜太公钓鱼；尧舜让位；大禹治水；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等等。
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
中华民族向来以勤劳勇敢智慧著称于世。
我们的祖先们，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我们民族的优秀代表——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不少民族英雄、起义领袖，都以他们的业绩和成就，为民族的历史画卷增添了光彩。
重温五千年历史，使我们每个炎黄子孙感到自豪。
我想，我们读者正是抱着这样的深厚感情，喜爱这本书的。
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但历史又是一面镜子，这似乎是古往今来都承认的道理。
在这部书所收集的故事中，我们不难找到一些有借鉴的东西；在一些优秀的历史人物身上，我们也可以找到某些思想品格和道德情操，至今仍有一定教育意义。
我也要做，推荐中国上下五千年
人教版初三免费复习提纲
初三思想品德初三上历史初三下历史
有关三国演义的演讲稿
可以参考这个资料 《三国演义》中的谋略 激励是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理论。
按照心理学的原理，人们行为的动力来源于人们的各种需要。
当人们产生某种需要之后，就会转化为具体的动机，引发出某种特定的行为。
而激励是对实现需要动机的强化。
管理者通过激发鼓励，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被激励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一个人才能的最大效能，从而更迅速、更完满地实现管理目标。
激励是超越时空的管理功能。
我国古代兵家早就反复揭示了战靠民、民靠气、气靠激的道理，并导演了许多通过激励，化险为夷，以少胜多，大获胜利的辉煌战例。
项羽破釜沉舟，韩信背水列阵，吴起与士卒同甘苦，戚继光执法斩子，都可以为管理心理学增辉添色。
同样，在《三国演义》这部巨著中，时时可见关于激励的生动描写，表达了极其丰富的激励思想。
发掘和研究这些思想，对于建立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激励理论，运用扎根于中国大地的激励手段，推动四化建设，大有裨益。
(一)“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赏”的激励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由于街亭失守，仓促退兵，各路兵将都有败损，惟独赵云所部不折一人一骑，辎重等物，也无遗弃。
因为赵云“独自断后，斩将立功，敌人惊怕”。
诸葛亮不由赞叹道：“真将军也”
于是“取金五十斤以赠赵云，又取绢一万匹赏云部卒”。
象这样赏赐部将的例子，在《三国演义》里经常看到。
曹操得了典韦，就“解身上锦袄，及骏马雕鞍赐之；收了许褚，当即“赏劳甚厚”；关羽替曹操斩了颜良、文丑，又要求到汝南作战，曹操说道：“云长建立大功，未曾酬谢，岂可复劳征进?”可见，论功行赏是曹操一贯的作法。
孙权也不例外，鲁肃夜半给孙权献上了王霸之策，孙权“次日厚赠鲁肃，并将衣服纬帐等物赠肃之母”；甘宁百骑劫曹营，孙权“赐绢千匹，利刀百口”。
可以说，我国古代兵家“赏禄不厚则民不劝(尽力)”(《尉缭子•战威》)，“礼赏不倦，则士争死”(《黄石公三略》）等观点，包括曹操本人所总结的“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十一家注孙子》），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充分的艺术体现。
物质的需要是任何一个人所必需的。
因此奖赏是激励的基本而重要的一个手段。
现代管理者借鉴传统文化中的激励思想，就必须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把职工和企业给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使企业在职工心目中成为自己切身利益的代表，从而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安心本职工作，献身于企业的繁荣昌盛。
人才要给厚禄，大功要给厚赏。
诸葛亮一次赠给赵云“五十斤金”，充分表现了诸葛亮的重待人才。
人才的物质需要是和再生产人才的需要是一致的。
这类需要的水平和满足程度应该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必须以人才向企业、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为依据。
(二)“丈夫处世兮立功名”——“功名”的激励 “群英会”是赤壁之战中的精采片断。
每当读到这里，周郎的歌声仿佛响在读者耳边： “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
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 与这首歌相得益彰的是周瑜对蒋干说的一段表明自己心迹的话。
他说：“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思，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
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
”在这里，一个志满意得、心忠志坚的周瑜活鲜鲜地立在我们面前。
是的，《三国演义》中的周郎，虽然对外遇到个高出自己的诸葛亮，在争夺荆州中处处受挫，最后饮恨而亡，但在东吴集团内部却是春风得意，深得倚重。
孙策得到周瑜时高兴地说：“吾得公瑾，大事谐矣!”临死又给孙权遗言：“外事不决，可问周瑜”。
更有一层是周瑜和孙策还有连襟之亲。
周瑜年纪轻轻，就被拜为大都督，总领江东水陆军马。
无怪乎，周瑜对孙吴政权感激涕零，竭忠尽力。
他向孙策表示“某愿效犬马之力，共图大事”；向孙权表示：“愿以肝脑涂地，报知己之恩”；向吴国太表示：“敢不效犬马之力，继之以死!”赤壁之战前夕向孙权请战：“臣为将军决一血战，万死不辞。
” 刘备攻下汉中之后，手下众将都要推他称帝，无奈刘备故作推辞。
这时诸葛亮劝进说：“方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舍生忘死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龙附凤，建立功名也。
今主公避嫌守义，恐失众人之望。
”众将也齐声说道：“主公若只推却，众心解矣。
”张飞更是急得大叫起来。
真是一语破的，古人可谓坦诚
于是刘备答应先进汉中王，对文臣武将“各拟功勋定爵”，众人皆大欢喜，继续思恩效命。
曹丕称帝后，诸葛亮又一次请刘备即皇帝位，刘备还是“坚执不从”。
诸葛亮尖锐指出：“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为帝，灭魏兴刘，共图功名；不想大王坚执不肯，众官皆有怨心，不久必尽散矣。
若文武皆散，吴魏来攻，两川难保。
”刘备毕竟没有迂腐，到底接受了诸葛亮的建议当了皇帝，对“大小官僚，一一升赏”。
于是“两川军民，无不欣跃”。
在这里，诸葛亮正是通过不断满足“功名欲”，增强刘备集团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正如他高卧隆中时常吟的：“凤翱翔于千仍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
”如果刘备一直是个“织席小儿”，哪能有那么多豪杰投靠于他?如果刘备一直当他的新野县令，许多人也早就丧失希望，离他而去。
可见，“功名”对于一个人才来说，是重要的精神追求，满足人才的正当“功名欲”，是激励人才奋发努力的重要手段。
刘备为请诸葛亮出山，说道：“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徐庶临去曹营，鼓励刘备手下诸人：“愿诸公善事使君，以图名垂竹帛，功标青史。
”当黄盖请阚泽代他向曹营献诈降书时，阚泽欣然应允，慷慨表示：“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不几与草木同腐乎
公既捐躯报主，泽又何惜微生!”都雄辩地证明，“功名”对于人才来说，是个重要的激励手段。
满足“功名欲”的手段，除了倚重、提拔之外，还有赏识、表扬。
《三国演义》中一些出色的管理者常常是同时使用数种手段。
荀彧离开袁绍投奔曹操，曹操和他谈话后称赞他：“此吾之子房也”，马上任命他为行军司马。
曹操称赞典韦：“此古之恶来也”，当下任命他为帐前都尉。
赵云以“空营计”大胜魏军，刘备赞扬他：“子龙一身都是胆也”，并且赐给他一个称号——“虎威将军”。
周泰在濡须一战，三番冲杀救了孙权性命，战斗结束后，孙权专门设宴款待他，并亲自把盏，抚着周泰的脊背，泪流满目地说了一些赞扬和抚慰的话，然后又叫周泰解开衣服，让众将看“遍身伤痕”。
宴会结束后，孙权“以青罗伞赐之，令出入张盖，以为显耀”，可以说给了周泰极大的表彰和极高的荣誉。
这种赏识、赞扬、赐与称号等，都是对一个人功劳、成就的肯定和认同，可以使一个人继续保持已有的积极行为。
和赏识、称赞相辅相成的激励手段是运用“羞辱”激励部下。
人都有自尊心，自尊心的损伤是一种耻辱，而“知耻近乎勇”，可以激励人们奋进。
诸葛亮最善于抓住部将的性格特征，运用“羞辱”这种激励手段。
马超攻打葭萌关，张飞大叫出战，而诸葛亮却“佯作不闻”，对刘备说：“今马超侵犯关隘，无人可敌；除非往荆州取关云长来，方可与敌。
”张飞哪能受得了这等小看
着急说道：“何故小觑吾
吾曾独拒曹操百万之兵，岂愁马超一匹夫乎?”诸葛亮进一步火上加油：“翼德拒水断桥，此因曹操不知虚实耳；若知虚实，将军岂得无事?今马超之勇，天下皆知，渭桥大战，杀得曹操割须弃袍，几乎丧命，非等闲之比。
云长且未必可胜。
”急得张飞说：“我只今便去；如胜不得马超，甘当军令
”在这里，张飞越急，诸葛亮越缓；张飞越自恃武勇，诸葛亮越表示他不堪此任。
就这样，他把张飞的求战心情激到最大限度，把张飞的战斗勇气充分激励起来，强烈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驱使着张飞去舍命拼杀。
这才引来葭萌关前张飞和马超那场无日无夜的恶战。
老将黄忠最怕别人嫌他老而无用。
当初入西川攻打雒城时，只因魏延说他“年纪高大，如何去得”，他便怒气冲冲，要取刀和魏延比武。
诸葛亮深知黄忠这一性格特点，因此夺取汉中时，连续两次以此激他，调动了黄忠的大智大勇，使这位年近七十的老将，在夺取汉中时立下了赫赫战功。
当然，诸葛亮并不仅仅把“宝”押在激起的士气上，他告诉刘备：“此老将不着言语激他，虽去不能成功。
他今既去，须人马前去接应。
”可见，诸葛亮一方面要激起部将杀敌的勇气，另一方面还要稳扎稳打，保证万无一失。
(三)“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情”的激励 历数三国人物，刘备大概是多情善哭的第一人了。
他不仅在百姓面前哭得出来，更多的是在自己的文臣武将面前掉泪。
他与赵云初次见面分手时，便“执手垂泪，不忍相离”，相爱之情，何其真挚?为请诸葛亮出山，他竟哭得“泪沾袍袖，衣襟尽湿”，敬慕之心，何其诚恳?徐庶要走，他送了又送，哭了又哭，令人读之心酸。
关羽被害，他竟“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以致“泪湿衣襟，斑斑成血”。
今人实难想象，刘备何以如此能哭?这真要感谢罗贯中那支浪漫之笔了。
正是这支出神入化之笔，塑造了刘备这个与曹操同有大志，但手段针锋相对的典型形象。
刘备自己表白：“曹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曹相反，事乃可成。
”为了树立自己这个感人的形象，刘备是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眼泪的。
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一种感情投资。
诸葛亮在隆中决策中提出：“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
”刘备正是凭着“感情投资”等手段，赢得了“人和”这个战略优势，靠“人和”这个战略优势。
与曹操、孙权争分天下。
自然，以情动人并不一定要象刘备那样动辄涕泪交流。
捧读《三国演义》，动人情态多采多姿，可以使现代管理者学到更多摄取人心的艺术力量。
以情动人大致有如下一些方式： 尊重 人都有受人尊重的需要，特别是知识分子尤甚。
古代士大夫的最高理想，常常不是为王为帝，而是为“王者之师”，受人尊重是他们的优势精神需要之一。
马逢伯乐而嘶，人遇知己而死，正是要报知遇之恩。
因此，对待贤能只有做到心诚、礼敬、意专、言听计从，才能用得住，使得起，使之心情舒畅，充分发挥其作用。
如果以权势压人，颐指气使，必然失掉人才。
三国时代的杰出统治者，都很注意礼贤下士，做到了待之如上宾，“任贤如事师”(《樊川文集•雪中书怀》)。
刘备要第三次去请孔明，关羽、张飞好大不高兴。
关羽认为“其礼太过”，张飞干脆说用一条麻绳把诸葛亮捆来。
刘备呵斥他们说：“汝岂不闻周文王谒姜子牙之事乎?文王且如此敬贤，汝何太无礼!”三人离茅庐还有半里之遥，刘备便下马步行。
来到诸葛亮家里，恰逢诸葛亮正高卧草堂，刘备不让通报，恭恭敬敬在阶前站立了半响又一个时辰，直到诸葛亮醒来。
正是：“不是虚心岂得贤?”(王安石《诸葛武侯》)得到诸葛亮之后；他“以师礼事之”，认为“我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说道：“孔明是吾之师，顷刻不可相离。
”临死托孤，甚至叫三个儿子“以父事丞相”。
这些所作所为，使诸葛亮感铭肺腑，觉得“虽肝脑涂地，安能报知遇之恩也。
诸葛亮对蜀刘政权的忠心耿耿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传诵千古，感人泪下，其实，首先是由于刘备的爱才、尊才和善于用才。
只因刘备“三顾频烦天下计”和“托孤既尽殷勤礼”，才有诸葛亮的“两朝开济老臣心”和“报国还倾忠义心”。
他们两人可谓君臣相得，珠联壁合。
东吴的孙氏家族也很注意尊重贤能。
吴国太临死嘱咐孙权：“汝事于布、公理当以师傅之礼，不可怠慢。
”孙权在合肥，听说鲁肃来到，“下马立侍之”’“请肃上马，并辔而行”。
曹操听说许攸来投，竟顾不得穿鞋，跑出来迎接，到了寨中，自己先拜于地。
司徒王允为用歌妓貂蝉，也对之“叩头便拜”，貂蝉为之感动，表示“万死不辞”甘愿牺牲自己，去离间董卓和吕布。
尊重人才，不仅表现在充分肯定其才能和待之以礼，关键在于尊重其意见，采纳其建议。
吕布被围下邳，陈宫建议他带一部分军队驻扎城外，以成“犄角之势”，他回答：“公言极是。
陈官又建议他引精兵断曹军粮道，他也“然其言”，但就是不干。
因为对他来说，妻妾的几滴眼泪比陈宫的建议还要重要，结果束手就擒。
霸王项羽，虽然口中称呼范增为“亚父”，可就是不听其计，气得范增弃他而去。
因此，尊重人才的实质是尊重他们的意见。
信任 信任，是人的一种精神需求，是对人才的极大褒奖和安慰。
它可以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使人无所顾忌地发挥自己的才能。
信人，—要信其德。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由于有时情况一时不明，由于可能产生的流言蜚语，特别是由于妒能者的诬陷进谗，以致怀疑人才、毁灭人才的悲剧古今擢发难数。
所以，作为一个管理者，知人一定要深，信人一定要笃，要善于在复杂纷坛的现象中明察是非。
太史慈被孙策擒住，孙策待之甚厚，太史慈投降，并提出去收拾“余众”，以助孙策，两人约好第二天中午回来。
太史慈去后，孙策手下之人都说太史慈不会再来，孙策却深信不疑。
第二天，太史慈果然带领一千多人如约归来。
长阪坡前，赵云因在混战中丢了刘备家小，便返身杀回敌阵找寻。
靡芳不知其情，告诉刘备说赵云投了曹操，张飞也帮腔道：“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或者反投曹操，以图富贵耳
”深深了解赵云的刘备坚信：“子龙此去；必有事故。
吾料子龙必不弃我也”，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
刘备征吴时，有人向他报告：“老将黄忠，引五六人投东吴去了。
”刘备听后笑着说：“黄汉升(黄忠字)非反叛之人也。
吴彝陵大战前夕，诸葛瑾请求去蜀求和，张昭向孙权吹风说，诸葛瑾是借故入蜀，必不回还。
孙权追述了诸葛瑾过去的言行，驳斥说：“今日岂肯降蜀乎?孤与于瑜(诸葛瑾字)可谓神交，非外言所得间也。
”上述这些是多么可贵的信任
在那个时代，一人犯法，罪及妻孥，甚至祸连九族，但诸葛亮用人却是非分明。
五出祁山时，都护李严因没有备好军粮，怕诸葛亮见罪，就谎报军情，又在后主前诬陷诸葛亮。
诸葛亮虽将他削为庶民，但仍任命李严的儿子李丰为长史。
这样对李丰信任，确实难能可贵。
《三围演义》还以一些昏庸之主的失败告诫后人，切莫偏听偏信，妄生疑心。
官渡大战时，袁绍听信审配所言，任意联想，怀疑许攸是曹操奸细，逼得许攸终于投曹。
后又听信郭图谗言，要对张郃、高览问罪，逼得张、高两人也降了曹操。
刘禅听信宦官谗言，竟怀疑诸葛亮有“异志”，把他从北伐前线召回，以致贻误一次战机。
吴主孙皓，怀疑陆抗通敌，罢其兵权，结果加速了东吴的灭亡。
信人，二要赖其才。
刘备仰慕诸葛亮经天纬地之才，授任于败军之际，托命于危难之秋，让诸葛亮总揽军政大权，因此得展骥足，建立了不世功名。
孙权因素知陆逊有奇才，几次在关键时刻委以重任，使这位年轻的将领名彪史册，大展宏图。
而无能的蜀后主，根本不了解敌我力量和前线战况，却听信谗言，嫌姜维屡战无功，竟要找人替代他，逼得姜维避祸沓中，造成西蜀布防上的漏洞，导致日后的兵败。
可见，选人要明，既用则信，敢于授权，放手使用，是调动部下积极性，充分发挥其才能的重要因素。
既信其才，就要用之以专，决不能一职几任，职责不明，互相推诿，互相掣肘，制造内耗。
孙权准备袭击荆州，一开始却要他的堂弟孙皎和吕蒙同去。
吕蒙明确表示：“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孙皎字)可用则独用叔明。
岂不闻昔日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事虽决于瑜，然普自以旧臣而居瑜下，颇不相睦；后因见瑜之才，方始敬服?今蒙之才不及瑜，而叔明之亲胜于普，恐未必能相济也。
孙权堪称明主，听后恍然大悟，遂拜吕蒙为大都督，统一掌管江东各路军马。
信人，要能听得进不同意见，特别是尖锐鲜明的反对意见。
不同意见或反面意见，并非异端。
它常常是独立思考的产物，是知识、才能的显露，是正直、忠诚、负责、勇气的表现。
而目光敏锐，独立思考，见解独特，多提意见，正是人才的特征之一。
但古往今采，许多人听不得不同意见，对提意见者反感、讨厌，甚至怀疑在拆台、捣蛋。
这是信人的心理障碍。
田丰不同意袁绍出兵，便被袁绍抓了起来。
沮授建议袁绍“缓守”，也被袁绍关了禁闭。
象袁绍这样的昏货，在他手下，不作拍马逢迎之流，也得缄口不语，哪能发挥人才的作用? 信人要有广阔的胸怀。
还有一种领导，只允许手下的人才能低于自己，功劳小于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他倒可以信你、用你。
否则就要疑神疑鬼。
俗话说：“威高震主，才高招忌。
”这正是对许多辛酸历史教训的概括。
袁绍之杀田丰，曹操之杀杨修，后主之疑孔明，无不与此有关。
这告诫人们，管理者必须气度恢弘，才能做到信人不贰，始终不渝，才能用好那些超过自己的人才。
否则，手下人会聪明不可用尽，才能不可使尽，见好即收，略显而止，甚至激流勇退。
那只能浪费人才的效能，影响事业之发展。
关怀 关心、爱护，是人的精神需要。
它可以沟通人们的心灵，增进人们的感情，激励人们奋进，挖掘人们的潜力。
人才是血肉之躯，人才是人不是神，人才也需要物质的保障，需要切实的安全，需要可靠的归属，需要情的温暖，需要爱的抚慰。
曹操兵败淯水，失了典韦，回到许昌后，立祀祭典，并封其子典满为中郎；平了辽东回到许昌，大封功臣，没有忘记死去的郭嘉，表赠郭嘉为贞侯，把其子收养在自己府中。
曹操的这些行为，既是出自对已故人才的真诚惜怜，又是感动和激励活着的人的一种艺术。
赵云为救阿斗，在长阪坡前几进几出，杀得血满征袍，当他把怀中沉睡的阿斗递给刘备时，刘备接过扔在地上，愤怒地说道：“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
”他这种爱部将胜过爱亲子的表演，使赵云感激涕零。
“无由抚慰忠臣心，故把亲儿掷马前”。
刘备这一招收到了抚慰人心、凝情聚力的良好效果。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并表示把马谡家小当作自己家小看待，感动得“大小将士，无不流涕”。
诸葛亮的真切情意，既使马谡死而无怨，又编织了和部下之间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激发他们尽心尽力。
现代管理者借鉴《三周演义》中的用人谋略。
就要注意以情感人，以情催人。
当然我们今天提倡的感情，远非曹操，刘备所栽培的感情。
它是建立在共同理想基础上的同志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关心。
它要更纯真，更美好，更高尚，更具有持久而强大的威力。
无数事实已经证明，感情投资有时比奖金更能唤起人们的工作热情，它所带来的效益往往不亚于通过基本建设投资，扩大生产能力所创造的价值。
重视“感情投资”，已经成为许多成功企业家的经验之谈。
(四)“不亲冒矢石，则将士不用命”——“则”的激励 在《三国演义》中，对孙策其人着墨不多，但形象十分鲜明。
他臂力过人，武艺高强，勇猛无比，作战身先士卒，人称“小霸王”。
在平定江东时，他每每冲锋陷阵，手下人很为他担忧。
一次张紘劝他：“夫主将乃三军之所系命，不宜轻敌小寇。
愿将军自重。
”他回答道：“先生之言如金石；但恐不亲冒矢石，则将士不用命耳。
”很显然，孙策既知将军自重的道理，更知道以身作则的强大威力。
他能够迅速扫平江东，奠定巩固的后方，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在“甘宁百骑劫魏营”一回里作者描写了一个激荡人心的场景。
当曹操率40万大军扑向濡须口时，血气方刚的甘宁因和凌统一争高低，要求只带百骑，夜袭曹营，挫其锐气。
而且保证：“若折一人一骑，也不算功。
”孙权为壮行色，把自己帐下一百精锐马兵拨给甘宁，又赏酒赐肉。
回到营中，百名士兵面面相觑，脸有难色。
甘宁见状，拔剑在手，怒叱道：“我为上将，且不惜命；汝等何得迟疑
”众军土听了甘宁这番激昂豪壮的话语，既感动，又振奋，一齐表示：“愿效死力。
”于是甘宁和大家把酒肉饮尽吃光，到了深夜，甘宁带领百人飞马冲出，大喊一声，率先杀入敌营，直捣曹操所居的中军。
在甘宁带动下，百骑人马纵横驰骋，然后透营而出，杀得曹兵惊慌失措，“自相扰乱”，“无人敢挡”。
结果甘宁不折一人一骑，凯旋而还。
诸葛亮在失掉街亭后的自责，也被千古所称颂。
守卫街亭，诸葛亮反复叮咛于前，化验为夷平安撤退于后。
如果推诿，那是完全可以开脱自己的。
但他严于律己，深责自己用人不明，自行请罪，降职降薪，这种可贵的品质，是净化部下心灵的清洁剂，是激发部下英勇杀敌的发动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特别是领导者的模范品质和带头作用，对部下的行动有极大的激励作用。
它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是无声的命令，最好的示范，这是贯通古今的不惑之言。
战争是如此，治国治厂也是如此。
许多出色的企业家都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
管理者的良好行为，还包括严守信义。
诸葛亮五出祁山时，接受长史杨仪的建议，把军队分为两部分，决定“限一百日为期，循环相转”，打算以此减少粮草需求，保持军队锐气，坚持北伐中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当第一批军队已经到期时，突然出现了严重敌情：魏将孙礼“引雍、凉人马二十万来助战”，司马懿亲自点兵来攻，这时新军未到，老兵中的一半正准备收拾起程，杨仪建议暂时留下老兵。
待新兵到后，再行替换。
诸葛亮态度坚决地说：“不可。
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言在先，岂可失信?且蜀兵应去者，皆准备归计，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难，决不留他。
”并立即—下令：“当日便行。
”军士听到这种情况后，群情激奋，都大呼：“丞相如此施恩于众，我等愿且不回，各舍一命，大杀魏兵，以报丞相。
”于是，诸葛亮命部队出城安营，以逸待劳。
当倍道而来、走得人困马乏的西凉兵刚想安营歇息，士气高昂的蜀兵一拥而进，人人奋勇，把西凉人马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
古语说：“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
”“信者，至诚、至实、至一、至公也”。
通俗地讲，信就是说话算话，诚实可靠，始终如一，不因人而异。
曹操讲：“大丈夫以信义为重”。
《黄石公三略》中指出：“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
”带兵用将，只有严守信用，才能树立良好的信誉，才能赢得下属的信任。
而信任可以提高一个集体的心理相容水平，激发起高昂的士气。
如果下属一旦感到受骗，那会产生十倍的怨恨。
这种怨恨是对组织最可怕的瓦解力和破坏力。
这启发现代化的管理者，在自己的管理活动中，实现不了的事干脆不说为好，说出的话就一定要做到。
这就叫政策兑现，取信于民。
切不可鼓舌如簧，口惠而实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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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是如何建立拜上帝会的? 他的宗教思想有什么特点
自秦以后的二千年中，中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但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虽然中国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因素有所增加，但它远远不足以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
传统的经济政治运动仍在延用着旧的法则，随着清王朝繁荣期的消逝，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深。
生产力发展呈现出停涉和萎缩，人口的迅速膨胀，吏治的败坏，自耕农民的破产，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困境，表明中国社会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危机之中。
与此同时，西主列强的侵略和资本主义的扩张，罪恶的鸦片贸易以及随之发生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
（详参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上册，第一编第一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但是，导致拜上帝会产生并发展为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原因，不是西洋经济和文化在中国的扩张，而是中国社会固有矛盾积累的结果。
太平天国运动的魁首洪秀全，他创立拜上帝教的主要原因不是他真正相信基督教，而是他仕途的挫败和政治的雄心。
洪秀全于嘉庆十八年（1814）十二月初十日生于广东花县，九岁入私塾读书，接受传统的教育。
他聪颖过人，熟读四书五经。
1829年，16岁的洪秀全赴广州应试，开始了科举功名之路。
1836年、1837、1843、年又先后考试三次，结局都是名落孙山。
早在第一次应试失败后，他在广州遇到了两个基督教传教士，得到了一套《劝世良言》。
《劝世良言》以基督教的圣经为蓝本，用中国文化的内容予以阐释，是基督教布道书。
洪秀全此时并未理会该书的内容，将之弃之书阁。
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科举考试失败后，他的表兄李某在他的书房中发现了《劝世良言》，问他此书告诉洪秀全，此书内容奇特，非同寻常。
于是，“秀全乃潜心读之，遂大觉大悟”（《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共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44页）。
《劝世良言》的主要内容，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邪神崇拜和偶像崇拜，相信独一的神灵爷火华（耶和华）。
屡经挫折精神失衡的洪秀全此时终于找到了新的精神支柱，便奋然拿起了这个新的思想武器，报复使他历经磨难的旧的神灵。
他称：“看见其书说有 一位造天地、造万物、大主宰之上帝，人人皆当敬畏他，崇拜他。
至于世间所立一切邪魔，都该杀
”（《太平天日》，见《太平天国》（二）641页）从基督教的教义中，洪秀全“悟”出了“杀”意。
在此后洪秀全作的一首咏剑诗中，更加露骨地透露出他气吞山河的一派杀机： 手持三尺定山河， 四海为家共饮和。
擒尽妖邪投地网， 收残奸
落天罗。
东南西北敦皇极， 日月星辰奏凯歌。
虎啸龙吟光世界， 在平一统乐如何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第850页） 拜上帝会（“会”即“教”）的创建利用了基督教的“壳”资源，其宗教理论和实践是与基督教格格不入的两种体系。
基督教是彼岸的宗教，而拜上帝会是是此岸的宗教。
可以说，拜上帝会是利用了基督教的上帝作为
而装入了新的酒。
首先，拜上帝会崇拜“惟一真神”耶和华。
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全认为，上产这耶和华是宇宙间唯一的主宰，它创造了宇宙万物，因而万物（包括人类）都属于上帝。
在很多场合，拜上帝会把耶和健称之为“皇上帝”，这个皇上帝不但具有耶和华的属性，同时更多地具有中国上古宗教中上帝的属性。
在基督教教义中，上帝耶和华是无形的，是一种绝对意志，是信仰者的一种礼念。
但在拜上帝教中，皇上帝是有形的，「它在人世间有自己的儿子（洪秀全）和孙子（洪天贵福）详参王庆成：《太平天国上帝的大家庭和小家庭》，收入《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华书局，1895年）洪秀全称他面见过皇上帝。
拜上帝会的上帝信仰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它否定世间还有其他的神灵，除上帝外的一切都是“邪神”，必须消除。
洪秀全在初期的活动中，他撤去塾中的孔丘木主，摧毁其王庙，以及其他神像，，其意义在于否定清王朝存在的合理性。
按照基督教的精神，“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
妹之群”（《原道醒世训》，《太平天国（一），第92 页）。
可是，在洪秀全的人类学概念中，世间 的皇帝，官僚、有钱人并不是人，他们是“妖”，满族皇帝是“阎罗妖”，这个阎罗妖是“老蛇妖鬼，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道觉世训》，《太平天国》（一），第93页）。
它又是“东海老蛇，即是红眼睛”，“名为龙，实即妖也”（《太平天国》（一），第52页）。
因此，我们说洪秀一接受的《劝世良言》的上帝，不过是用来对抗清王朝理教的“天”、“理”，否定清朝政治的合理性，为他自己造反张目。
其次，拜上帝会教义的神谱是对基督教教义的改造和嫁接。
洪秀全参照《圣经》中 《创世纪》记载的上帝与耶稣的故事，炮制了他所谓的“异梦”，称他是上帝的次子，耶稣是他的胞兄。
为了证明自己是神，他在《创世纪》上批注道：“此麦基洗德就是朕。
朕前在天上，下凡显此实迹，以作今日下凡作主之凭据也。
”“此麦基洗德就是朕前在天上老妈生太兄及朕辈，朕时知爷将差太兄后裔而生。
”（《太平天国史料》，第75页，第84页）后来杨秀清也作如此说：“我主天王是上帝亲子，天兄胞弟，为天下万国太平其主，是天父上主皇上帝所立，暨救世主天兄耶稣所立。
”（《1854年6月太平天国东王答复英国人三十一条并质问五十条诰谕》，《文史》第一辑）就像两汉时期造作符命一样，拜上帝会从洪秀全神化自己开始，此风愈吹愈烈，似有不可收拾之势，直至杨秀清逼洪秀全赐封“万岁”。
上帝的家族不断膨胀，“幼主”成了上帝的嫡孙： 朕立幼主继耶稣， 双承哥朕坐天都。
幼子一半耶稣子， 一半朕子迓天庥。
代代幼主上帝子， 双承哥朕一统书。
（《太平天国史料》第97－98页） 东王杨秀清同样是野心勃勃，他不能眼巴巴望着洪氏家族鸡犬升天，也要夺得一席之位。
于是洪秀全不得不为他立说：“东王是上帝爱子，与太兄及朕同一老妈所生。
”“一父上主皇上帝，普天大共圣父亲。
朕之胞兄是耶稣，朕之胞弟是秀清。
”（《太平天国史料》第85页，第93－94页） 复次，洪秀全把自己的活动描述为天神下败，是为了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
为此他改编《创世纪》的内容，创造了上帝四次发怒的教义。
《颁行诏书》说，皇上帝第一次大怒，连降四十日大雨，造成人间洪水横流；皇上帝第二次震怒，拯救了以色列人出麦西国；皇上帝第三次发怒，遣救世主耶稣降生犹太国，替人类受苦赎罪；第四次发怒，皇上帝遣天使接洪秀全上天，上天授命洪氏诛妖，拯救世人。
（参见《太平天国》（一）第154－160页）再后来，杨秀清的党羽仿效洪氏所为，撰《天情道理书》，编造了上帝第五次大怒，皇上帝派遣东王杨秀清下凡，赎救众人之病。
这一系列的造说，与两汉时期的符命说和君权神授论仿佛一端，是为拜上帝会夺天下统治天下服务的。
最后，拜上帝会运用了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巫术活动。
拜上帝会的宗教活动中有一种所谓“降神”，他们认为上天的神灵可以依附在某人身上，通过这个人的口来表示神灵的旨意。
例如，1848年拜上帝会与团练发生冲突，冯云山被捕，形势危急。
拜上帝会的信徒就采用这种方法鼓舞人气。
1848年4月6日杨秀清采用“降神”巫术，亏待声称上帝下凡，依附在他身上发言。
后来的太平天国将这一天命名为“爷降节”。
同年10月5日，朝贵利用同样的手法，声称耶稣下凡附体，后来把这一天定为“哥降节”。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巫术活动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它是民众理解宗教精神最流行的一种形式，远比宗教理论本身有感召力。
拜上帝会的礼仪最初仍沿用中国传统的拜神方式，因为不崇拜偶像，所以在纸上书写上帝的牌位，甚至还用香烛纸帛来拜上帝，后来才有了改变。
做礼拜时，男女分坐，先唱一首赞美上帝的诗，然后由主持人宣讲上帝之仁慈及耶稣之救赎大恩，劝戒人悔改罪恶，勿拜偶像，真心崇拜上帝。
其洗礼的仪式是：在神台上置明灯二盏，清茶三杯，并有一忏悔状，上书求洗礼者的姓名，行礼时由各人朗诵，并在火上焚化，使达上帝神鉴。
并且问：“愿不愿拜邪神否
愿不愿行恶事否
愿恪守天条否
”各人悔罪立愿毕，即下跪，主持人从一大盆清水中取水一杯，灌于受洗者头顶。
同时口颂：“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
”遇有喜庆日期，如婚姻、丧葬之时，则以兽类作为牺牲献祭，然后与祭者同食。
瑞典人韩山文对此仪式等在注释中评论说：“诸如此类及其他仪式，殊不合于基督徒对上帝之纯洁礼拜，或为洪秀全所创。
”实际上如果把拜上帝会的这些仪式同当时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的礼仪相对照，不难找出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如清代的清茶门教，在教徒入教仪式上就在神前供清茶三杯，清水教在神前供清水三杯。
再如中国的秘密会党的仪式对新入会者也有类似问答：“汝自来或父母令汝来
”“心愿不心愿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拜上帝会乃是当时基督教同秘密会党、秘密教门的混合体。
所以，有学者认为“从本质上讲上帝教是典型的一种民间秘密宗教，但同时又具有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一个特点，标志着在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下，近代民间秘密宗教所发生的新与旧的代谢”。
这个评论是很中肯的。
从上述四点看，拜上帝会的宗教性质具有十分突出的功利性特点，不是教徒的活动 依循于教义，而是教义的内容服从于教徒的活动。
在这里，神是人的奴隶，上帝可以被天王、东王玩于掌股之间，让它说什么就说什么。
正因如此，拜上帝会的教义不断在变，不断补充，因为世界本身在变。
从它产生的那天起，拜上帝会就与基督教有着天壤之别，虽然洋教士们曾经幻想说服洪秀全，改造拜上帝会为基督教会，但他们忘记了根本的一点：上帝不是信仰，而是利益；当初洪秀全如果求得了功名利禄，他断不会铤而走险去造反。
最终，洋士们也看透了拜上帝会的属性，称它是“政治性的宗教”（参见《论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与基督的关系》，《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第518页）。
在拜上帝会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点值得引起注意。
洪秀全、冯云山 相信了《劝世良言》并开始传播拜上帝思想的时候，虽然他们本人思想中已经初步形成了拜上帝会的教义，但他们在布道实践中传播的主要不是这些内容，而是与百姓利益直接相关的东西。
李秀成的理解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
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
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后，俱不敢拜别神。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481页）李进富说：“拜了上帝，可消灾难，登天堂。
”（《李进富供词》，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也就是说，拜上帝会得以迅速发展传播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的弊端，是下层民众生路断绝。
生活的苦难和不幸是宗教传播的沃土。
稍作对比可知，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与拜上帝会兴起的大背景并无质的区别，传教的手段也类似，前者是为民治病，后者是使民避蛇虎之害。
在宗教世界中，摧垮一种政治经常以背叛这种政治的宗教精神为开端，而以建立或 恢复一种宗教精神结束。
当洪秀全圆了他的皇帝梦之后，就重新拾起封建帝王的陈辞滥调，开始宣扬“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参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第380页）。
说上帝是唯一真神也罢，说生杀由天子也罢，各有此道理：此一时彼一时罢了
后期洪秀全对宗教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和沉溺，他对宗教有真诚相信的一面，但这种真诚所显示的作用，只是企图巩固自己地位的神圣性。
杨秀清在太平天国宗教中原有极重要的地位。
杀杨秀清后的内乱中，宗教活动曾停顿了几个月。
称为“圣神风”、“劝慰师”的天父代言人杨秀清被杀，使太平天闻宗教受到致命的打击。
如果宣布杨秀清的过错，宣布“圣神风”的罪孽，那就会引起整个宗教体系的崩溃。
杨秀清被杀后，洪秀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对事件作出解释，保持沉默。
石达开出走以后，洪秀全决定彻底地公开地恢复杨秀清在天上地下的全部地位以重建原来的天父天只体系。
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冬颁刻的戊午八年新历献历奏中，杨秀清除了生前的全部名衔外，还加上了“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十三字。
萧朝贵也增加了“传救世主天兄耶舒太子圣旨”。
这表明强调杨秀清、萧朝贵作为天父天兄代言人的地位，从而使他们生前有利于维持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神圣性的言行，得以继续有效。
为此书昌辉必须消失。
韦昌辉不是天父天兄体系中的必要一环；而且在事变中滥杀无辜，也已使他在将士中陷于孤立。
洪秀全为太平天国的上帝创造了一个大家庭和小家庭。
洪秀全以上帝为天地入万物的创造者，由此而引申出人人是上帝的子女和“天下一家”的现论。
洪秀全说：“天下总一家，凡间窗兄弟。
何也?白人肉身论，各有父母姓氏，似有此疆彼界之分，人灵魂论，其备灵魂从何以生?从何以出?皆裹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
人的灵魂既然都是上帝以生以出，自然都是上帝之子女，都是兄弟姐妹而上帝则是普天下人之父、之家长。
上帝大家庭之创造，是太平天国响往的大同世界的基础。
但洪秀全还构造了一个上帝的小家庭，即以上：帝、耶酥、洪秀全和洪秀全之子洪天灾福“父子公孙”为中心的家庭。
这个家庭的家长仍为上帝，耶酥为长子，洪秀全为次子，洪天贵福为兼挑耶酥和洪秀全的上帝之孙。
他们与上帝不只是灵魂以生以出的关系，而切是亲子关系，所以又有天妈以及天嫂的存在。
上帝小家庭的提出肇姑于金田起义之前，定都天京以后出版的《三宇经》中有比较明确的简述，大备于后期洪秀全的许多论文识旨。
在神学理论上，上帝除了“天下一家”的大家庭外还有一个小家庭，足重叠而又矛盾的。
既然上帝是天下一切人的父亲，洪秀全当然也是上帝的儿子，此外，洪秀全还有凡间的家庭，即他的肉体来源——生身父母。
既然每一个人都只分为灵魂和肉体两部分，在逻辑上，除了上帝大家庭和肉身小家庭以外，就没有其它家庭存在的余地。
洪秀全创造的上帝小家庭，不同于上帝的大家庭，因为在这个小家庭里洪秀全不是上帝生灵魂这种意义上的上帝之子，他是上帝的元配肚子里生出来的；但上帝和元配所生的，似乎也不是洪秀全的肉体，因为他的肉体是他的君王父、君王母所牛。
这是难以圆满解释的矛盾。
洪秀全在后期试图加以解粹，说他在‘未有天地之光，既蒙天父上帝元配即是天奶肚肠生出”，后来上帝差他“作主见间”，命他由“天上另一位亚妈肚肠而生以便入世”。
这是说，洪秀全降生过两次，一次在上帝创世之前，上帝和元配生了他，一次在嘉庆癸西年十二月初十日他入“这位亚妈之胎”——这似乎指他的肉母，但又说她是天上的另一位亚妈。
洪秀全之所以创造和大大宣传上帝之小家庭，并且对神学上的矛盾作匪夷所思的解释，其作用，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他同上帝之间的特殊亲子关系。
这实在是一种太过于荒诞的“神学”理论了。
如果这种特殊亲子关系得到公认和深信，他的神圣性和事业自然也是无庸置疑的了。
因此在内乱以后国家遭遇危机之时，洪秀全致力于宣传这个小家庭。
1860年苏州归入太平天国版图，而上游安庆军事日趋失利。
军政外交百务丛集，但洪秀全表示对“凡情”即世俗政务不感兴趣，自己沉溺于“天情”即宗教的写作。
1862一1863年住在天京一年多的目击者记：“每日午后放炮九声，悬伪诏于门外，所言皆天话、梦话，并无一语及人间事。
”洪秀全这些诏旨绝大部分已不存，但从1860年下半年至1861年上半年一年问所写的作品，保存下来的稍多。
白庚申十年(1860)七月命其兄洪仁发、洪仁达记录和证明供秀全丁酉(1837)升天的故事，至辛酉十一年(1861)五月十六日发布关于万国来朝及敬避天父天兄幼主名讳的沼旨，共存洪秀全诏旨十六件其中除一件有关民事外，均为“天话、梦话”，其主旨都是“父子公孙同作主”、“爹妈哥嫂同担当”之类，反复申明上帝小家庭的存在，同时借助于它来证明他的江山之久长。
此外，杨秀清死后不久太平天国即恢复出版圣经，洪秀全在。
钦定”本新旧约圣经上写了八十多条批语，有的长达四、五百宇。
这些批语除了提出太阳、太阴、天兵天将和他就是圣经中的耶路撒冷王麦基洗德等怪想以外，还大量发挥他是上帝亲子、和耶酥是同一老妈所生等理论。
太平天同以宗教立国，致力于宗教作品不算怪事。
问题在于洪秀全前期的宗教活动是有较丰富的社会内容的，在构造上帝小家庭的同时，也宣布了使大家庭的所有了女“共享天父上主旦—上帝大福”的方案。
但在后期，他的兴趣越来越集中于小家庭，并且愈益脱离人事，脱离实际。
天京重遏江南大营围困时，他自撰赞美诗，命令城军民在城头、任衔巷吟唱，向天父祈祷。
后来陈玉成、李秀成大破江南大否，解除围困，他没有降识奖励和接见战匝，只叫他们“认实天情，自然升平之局”。
晚年天京危急时，洪秀全向臣工声称系奉天父天凡圣旨下凡作万国之独一真主，天兵多过于水。
对洪秀个执着于宗教之种种怪想，李秀成说：“(天王)云天上有此之事，瞒反肚人，天于之事，俱足那天话责人，我等为其臣，不敢与其驳”。
（李秀成自述） 洪秀全最后自己沉迷于自己创造的宗教神话中不能自拔，天国的衰亡在他自称天王的那一刻就已决定了。
宗法制度对国民心理的影响 重视亲情
宗法本身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是一种宗族之法。
首先,确立了亲亲,尊尊的规则.宗法以宗族为范围.所谓族,本指一群兄弟结合而成的血缘实体。
其次,宗分大宗,小宗.嫡长子为全宗族的大宗,旁系庶子为小宗,所以,宗有大,小之分.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世袭继承,他是姬姓宗族的大宗.除嫡长子外的庶子分封为诸侯,是姬姓宗族的小宗.这样也就确立了有血缘关系决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度。
第三,大宗,小宗的关系是等级从属关系。
第四,礼对等级次序的维护. 在这样一种宗法制度的影响下，对国民性格的塑造产生重要影响。
其中崇敬祖先.宗法制极为重视家族——宗族的血缘关系. 例如传统的儒家文化,崇尚的不是神仙鬼怪,而是亲亲,尊尊的规则; 传统的农业生产,重视的是经验的因袭和知识的传承.本家族的前辈,显然代表着经验和真理,具有绝对的权威,足令后辈顶礼膜拜.《礼记·冠义》说:自卑而尊先祖,要求人们自我克制,学会容忍,以先祖为尊.因此,中国古代祭祖之风盛行不衰,上自天子,下及庶民,无不尊祖祭祖.直到近代,中国的乡镇仍普遍建有祠堂宗庙,奉祀祖先牌位.科举掇名以耀祖荣宗,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 重视祖坟风水,将子孙祸福系之于祖宗荫德; 不同职业的行会,大都有本行道的祖师供同业祭拜,如鲁班或公输班是木匠家俱行的祖师,而华佗或孙思邈则被医药行奉为祖师.凡此种种,无不折射出中国人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
宗法制度对于国民性格的模塑有哪些影响
宗法制的形成与演变,与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从奴隶制时代到封建时代,由于社会组织没有根本改变,原来适应奴隶制的宗法制度,又发展演变为封建宗法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宗法制对于封建秩序的维系,起过重要的作用;对于国民性格的模塑,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一,宗法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所谓宗法,就是中国古代社会规定嫡,庶系统的法则.宗法关系是由氏族社会的父家长制蜕变而来的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关于宗法制的起源,不少学者有过深入的研究.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宗法制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父家长制的氏族组织变质和扩大而成.氏族末期的祖先崇拜,此时扩展为宗庙制度;氏族的公共墓地,此时变为族墓制度;氏族成员使用氏族名称的权利,此时发展为姓氏,名字制度;氏族的族外婚制,此时变为同姓不婚制和贵族等级内婚制;氏族的相互继承权,此时变为嫡长子继承制.至于氏族彼此予以帮助,保护及支援的相互义务,此时变为宗族内部以大小宗族之间相互帮助,保护及支援的义务.①②这是对氏族制与宗法制相互关系所作的寻根溯源的探讨.认为宗法制起源于原始氏族时代的见解,是符合中国古代实际的.宗法制源于原始氏族时代,于商代逐渐形成,到周代逐渐完备.西周时期,已确立了嫡,庶之分和大宗,小宗制度.西周的社会组织,是一个亲疏严明,系统显然的血缘实体.首先,确立了亲亲,尊尊的规则.宗法以宗族为范围.所谓族,本指一群兄弟结合而成的血缘实体.《尚书·尧典》提出以亲九族,表明亲亲(意谓亲其所亲)即以自身为起点,上溯父亲,祖父,曾祖,高祖,下延亲子,孙,曾孙,玄孙,这九代亲属以嫡长子为中心,成为一脉.所谓宗亦即尊的意思,班固《白虎通义·宗族》曰:宗者何谓也 宗,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所尊也.这里所说的为先祖主,是指主持宗庙祭礼的人,他就是宗子,亦即嫡长子.《礼记·曲礼》说: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可见,嫡长子在族人中为同族之弟所共尊.所以,亲亲,尊尊也就是以嫡长子为中心,亲其所亲,尊其所尊.其次,宗分大宗,小宗.嫡长子为全宗族的大宗,旁系庶子为小宗,所以,宗有大,小之分.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世袭继承,他是姬姓宗族的大宗.除嫡长子外的庶子分封为诸侯,是姬姓宗族的小宗.在诸侯国内,也是依据嫡长子世袭的原则,由嫡长子继承父位为下一代诸侯,他在封国内被奉为大宗,对周天子而言则是小宗.他的诸弟被封为卿大夫,在本家为大宗,对诸侯为小宗.卿大夫再按大宗,小宗的原则分封士.由此可见,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在血缘上是大宗,小宗的关系,在政治上则是隶属关系.第三,大宗,小宗的关系是等级从属关系.班固说: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②①大宗,小宗角色不同,享有的等级,名分,权力也不同.天子为天下的共主,从诸侯到士,一方面对天子有应尽的义务,一方面又依其等级经层层分封而受民受疆土,在自己的封国或采邑内,享有掌握本族财产,负责本族祭祀,管理本族成员的权利.从而形成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温情脉脉的血缘外衣之下,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政治关系与血缘关系合一.以后的地主阶级即利用这种制度,以巩固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第四,礼对等级次序的维护.周立国之初,便有了周公制礼作乐,经完善增补,形成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广义的礼指典章制度,狭义的礼指礼节或仪式.出于化繁为简,通常将周礼归纳为吉凶军宾嘉五类.吉礼为祭祀之礼,用于祭祖先鬼神;凶礼属丧葬灾荒之礼;军礼与出征,凯旋,征讨相关;宾礼涉及朝聘过从;嘉礼为婚,冠,宴饮等吉庆之礼.每个贵族在家庭生活,社会交际和政治活动中,都要将自己的身分等级与礼乐规定对应起来,做到言行举止,舆服器用与礼乐制度相符.所以,礼乐制度体现了贵族的等级序列,具有维护等级次序的功能,所谓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贵轻重皆有称者也.①②周礼种类繁多,下面仅举祭祀之礼二例,以了解等级序列的严明.一是庙制,按《礼记·王制》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一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可见等级不同,规格有别.二是祭山川,据《礼记·王制》载: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祭天下山川,诸侯只能祭封国内的山川,卿大夫是没有资格祭祀山川的.用礼制来规定等级差别,于此可见一斑.在西周的数百年间,土地分封形成等级鲜明的社会结构,宗子主祭和礼乐制度,又使整个社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向心力,从臣仆庶民到公侯大夫,一层一级地向周天子聚合,从而有效地维护了贵族等级秩序,形成周王与诸侯共治天下,家国统一的局面.到了春秋战国,随着地主阶级的兴起,井田制的瓦解,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但是,礼乐制度的模式并未在社会变革中被完全打破,诸如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贵族世袭爵位,父家长制等,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发展.原来适应奴隶制的宗法制,演变为封建宗法制,成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有效手段.首先,在统治集团上层,封建宗法制也是按血统亲疏承袭特权.皇位的继承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原则,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②①贵族则享有世袭爵位的特权.在地方,宗法地主势力不断壮大,他们大多聚族而居,既是基层家族或宗族的家长,有的又兼任封建政权的基层属吏,具有多重身分.早在秦汉时,在农村家族宗法组织的基础上就出现了掌教化的三老,掌狱讼赋税的啬夫,掌一地巡察缉辅的游徼等乡官.及至东汉,土地兼并趋于激烈,宗法地方势力进一步扩大.魏晋以后,以门阀士族的家族组织为表现形式的封建宗族制臻于全盛.士族编订百家谱,不与杂类通婚,士,庶界限严明,地位相差悬殊.唐代行科举,废九品,为庶族地主打开了晋仕之门.又三次官修姓氏书,即太宗时的《氏族志》,高宗时的《姓录》,中宗时的《姓系录》,国家专设谱局,起用名儒修撰姓氏谱录,意在重新划定前代士,庶差别,以现职为等级划定的标准.这些举措,抑制了门阀士族势力.但同时又在前代礼制的基础上编制规模更大的《大唐开元礼》,以明晰等差,确保社会有序.在宋代,中下层士大夫有较多机会参与政治,官僚地主多以购买方式占有土地,按等级世袭占有土地的传统受到冲击,封建宗法制一度衰颓.但是,以购买方式获得土地的非身分地主,很快意识到本家族经济与政治地位的不稳定性,为了把农民束缚在宗法社会组织内,巩固自己的特权,又祭起古老的宗法制,以稳定主从隶属关系.理学家倡导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③②于是,编订新族谱之风再度兴起,私家之谱卷帙浩繁,诸如家谱,宗谱,族谱,支谱,家乘,世谱等层出不穷.元,明,清各代,皇朝屡经更选,但宗法制度始终沿袭未改.其次,封建宗法制与封建礼教伦常思想相结合,一方面作用于权力,财产的再分配,一方面又制约着嘉,宾,婚,丧,祭乃至日用起居等生活形态.例如,婚娶以门当户对为尚,门阀士族间的异姓联姻,结成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并借助政治权势互相庇护.丧葬之礼等级鲜明,棺椁,随葬品,服丧期均据尊卑亲疏而定.此外还流行有附葬之风,子孙从其父祖而葬,人称归旧茔,实为聚族而葬.族中祭祀由嫡长子主持,族人聚集一堂,以示家族成员对共同祖先的敬献与祈求.日常生活中的衣冠舟车,住房祠堂家庙,婚嫁丧祭,以至妇女首饰,日常起居中的坐次等,都有身分等级的限定.例如,清代规定官吏军民不能用黄,紫两色服装,器皿不能用龙,飞鱼,斗牛刻造的式样,禁饰龙凤纹.普通妇女只能戴金首饰一件,金耳环一对,翠翼许用银质,但不能有花样金线装饰.家用的帐幔,官员品级不同,刺绣色彩不一,庶民只能用纱绢.显然,宗法制度是礼教伦常思想的生成土壤,伦理纲常又起到维护封建宗法制的作用,使之衍为礼俗,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二,宗法制度对封建秩序的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的超常稳定,其原因之一在于宗法制度的历代相沿.宗法制度对于封建专制政体的巩固,封建等级关系的维护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无数分散的宗族组织是封建专制政体赖以存在的基础.中国自古以农立国,自然经济长期延续,无数村社构成中国社会的细胞群.村社中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族长,宗长往往既是庶民的剥削者,又是乡村基层行政的治理者,从而集族权与政权于一身.他们又受制于郡县制各级长官,代政府陈朝廷之法纪,所谓奉有官法,以纠察族内子弟.① 许多宗族都有成文的族规,这族规就相当于宗族内部的法律,凡违犯族规及不服仲裁的宗族成员,族长有广泛的惩罚权,族规因此成为国法的补充.如此上至中央政府,下及村社的宗族组织,层层相驭,形成封建专制政权的统一体.北魏孝文帝曾下诏令云:邻里乡党之制,所由来久.欲使风教易周,家至日见,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干之总条.② 维护和巩固封建宗法制的意义,正在于保证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永定邵氏年谱》载《祠规六条》云:立宗原以佐治.《朱子家礼》卷一《通礼杂录·祠堂》云:若宗子法立,则人知遵祖重本.人既重本,则朝廷之势自尊.《二程集》载程颐《易传》云:家人之道,必有所尊严,而君长者,谓父母也.虽一家之小,无尊严则孝敬衰,无君长则法度废.有严君而后家道正,家者国之则也.上述诸说都表明,阐扬宗法的目的,在于由家族,宗族进而推演到国家,以此佐治,以此尊朝廷,借血缘纽带,形成对君主的向心力,维护社会秩序,巩固专制政权.其次,封建宗法制具有维护封建等级,界定尊卑贵贱的作用.宗法制度强调尊卑有别,贵贱有等,这恰与父家长制政治模式吻合不悖.如果说,父亲在家庭内部君临一切,宗长是宗族组织中的主宰,那么,君主则是全国的严父或宗长.《大明法律全书》载:主仆有别,等于君臣.族内的贵贱有等,等同于政治上的君臣关系.这样,就可从社会基层的宗族组织入手,别尊卑,明亲疏,分等级,自下而上,构成封建秩序的网络.在封建社会中,每个人在这一网络中的身份地位都是被规定的,个人不可能独立于这一网络之外.他们权力和义务,对财产和土地的占有,以及日常生活行为,无不由他在这一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所规定的等级所决定.社会成员的行为合乎规定,就能保证宗法社会的和谐,反之则上替下陵,此谓大乱.这种宗法网络结构,把封建等级划分得异常精致和全面,使大一统的集权体制持久运行.三,宗法制度对国民性格的模塑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农业民族,封建社会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构,以及衍生于这种社会结构的宗法制度,都离不开农业型自然经济这一特定的经济基础.社会造就国民,国民创造文化,文化塑造国民.由西周文明为开端,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始终没有摆脱泛宗族的范型,宗法的血缘纽带未曾斩断,从而模塑出具有历史个性的国民性格及其社会心理.其一是倾心于安居乐业,缺乏创业意识.宗法制度在财产继承方面规定诸子均分,所谓后世骨肉之间,多至仇怨忿争,其实为争财.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为法则无所争.③①家族中男性后代自其出生后,就意味着他将从父辈手中继承一份家业,从而在封闭的区域内,取资于土地,依赖于精耕细作,在狭小的耕地上从事程式化的劳作,以求自给与温饱.他们的人生历程大多是既定的,即与父祖一样,生于斯,长于斯,劳作于斯,死于斯,葬于斯.这就使得传统乡村的一般男孩吝于迁出,而以固守家业为自足.儒家历来主张制民之产,认为有恒产才有恒心.传统家庭以子继父业为常态,宗族内通常采取租佣制,使每个劳动者有恒产而后有恒心.有恒心的结果是使国民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倾心于安居乐业,习惯于知足常乐,以守成为通例.春播,夏管,秋收,冬藏,农耕文明的规律性和稳定性,使古代中国人注重顺应自然节奏,固守家园,脚踏实地,安土重迁,祈求平安,以和为贵,而不愿冒险扩张,把重视亲情,和睦共处,安土乐天视为理想的生活状态.汉元帝曾概括中国人的社会心理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情,骨肉相附,人情所愿.②汉语中背井离乡这句成语,就包含有生存绝望的特殊含义.在中国历史上,因人口大迁徙而引发的生态,人种和文化的革命是少见的.在世代的绵延中,后辈通常与先辈一样,在同一环境中生活劳作,走着相同的生活道路.其二是崇敬祖先.宗法制极为重视家族——宗族的血缘关系.传统的儒家文化,崇尚的不是神仙鬼怪,而是亲亲,尊尊的规则;传统的农业生产,重视的是经验的因袭和知识的传承.本家族的前辈,显然代表着经验和真理,具有绝对的权威,足令后辈顶礼膜拜.《礼记·冠义》说:自卑而尊先祖,要求人们自我克制,学会容忍,以先祖为尊.因此,中国古代祭祖之风盛行不衰,上自天子,下及庶民,无不尊祖祭祖.直到近代,中国的乡镇仍普遍建有祠堂宗庙,奉祀祖先牌位.科举掇名以耀祖荣宗,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重视祖坟风水,将子孙祸福系之于祖宗荫德;不同职业的行会,大都有本行道的祖师供同业祭拜,如鲁班或公输班是木匠家俱行的祖师,而华佗或孙思邈则被医药行奉为祖师.凡此种种,无不折射出中国人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其三是尊重传统.父权和孝道观念是宗法社会的核心内容,它强化了人们世代相续的认同意识.一般而言,前辈总是要求后辈因袭传统,固守既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格局和行为模式,后辈对前辈的认同,亦即对传统的认同,由此极易形成国民保守安分,重古轻今,以传统为尚的社会心理.人们信奉的格言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祖宗之法不可擅变.在政治上迷信正统,诸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古代政治家其心所尚的明君贤臣,即使是改革派从事变法,也要打出先王的旗号,所谓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①③正如康有为所指出的:孔子改制托古大义,全见于此.一曰素王之诛赏;一曰兴先王以托权.守经之徒,可兴立者也.……布衣改制,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②④在学术上尊崇道统,书以经典为尊,言论以圣人为高,真理的确立似乎皆出于古代圣人的创设,人们的思维容易被限定在诗云,子曰一类的前人学说之中.对此,严复曾深刻地指出:中国由来论辩常法,每欲中求一说,必先引古书,'诗云','子曰',而后以当前的事体语言,与之校勘离合,而此事体语言之是非遂定.在文学上,拟古之风盛行文坛.宋人主张诗须无一字无来历,重视学习古人;明人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复古为尚;清代则宗唐,宗宋各有所执,这都体现了古代文学家趋同性的尚古意识.就古代文学作品的题材言,咏史,怀古,史论数量之浩繁,也可见古代中国人好古,尊古的文化心理.上述满足于安居乐业,尊祖尚古的国民心理,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模式的主要特征,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个性发展,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多样化的追求,成为社会发展的滞化剂.社会文化总是在发展中更新的,剔除国民性格中的陈腐旧习,依据新的时代精神,重塑国民性格,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曾指出:宗法观念的余毒不能轻视.③①任人唯亲,排斥异已,安贫乐命,不为最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拉帮结派,唯我独尊等,都是宗法观念的表现.铲除宗法观念,将有利于民主法制的健全.随着城市,集镇,乡镇自治权力的建立,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已经荡然无存,提升公民的法制与独立意识,在领导人中倡导责任伦理,使社会的所有公民平等地具有对应的权力和义务,将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序,健康的转型.摩尔根在论述雅典所发生的政治社会的转变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它对我们不无启示:给国家带来安全与秩序的新因素是享有完全自治权的乡区和地方自治政府.以类似方式组织起来的一百个乡区将决定雅典共和国的总体活动.基本单元是怎样的,其复合体也是怎样的.如前面所指出的,人民如果要学会自治之术,要维护平等的法律和平等的权利与特权,那就必须从基本单元开始
如果宋朝不被游牧民族灭掉的话，它还能存在多长时间
汉高祖刘邦 （公元前256—前195年），汉族，字季（一说原名季）。
其父刘煓，字执嘉（刘太公），生有四个儿子，刘伯，刘仲（又名刘喜），刘邦，刘交。
刘邦在兄弟四人中排行第三。
秦朝时曾担任泗水亭长，在秦末农民战争中起义，登高一呼，天下英雄云集于麾下，称“沛公”；前206年，刘邦所率义军率先攻入秦都咸阳，被义军盟主项羽封为汉王，封地为汉中、巴蜀（因此在战胜项羽后建国时，国号定为“汉”）；公元前202年称帝，定都洛阳，后迁都长安。
登基后，刘邦采取的休养生息的宽松政策，不仅安抚了人民、凝聚了中华，也促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
可以说刘邦使四分五裂的中国真正的统一起来，而且还逐渐把分崩离析的民心凝集起来。
他对汉民族的形成、中国的统一强大，汉文化的保护发扬有决定性的贡献。
公元前202—公元前195年在位，共八年。
汉昭烈帝刘备 (161—223)，字玄德，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公元221—223年在位。
三国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
汉族，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人，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为三国蜀汉国君王。
东汉灵帝末年，因起兵讨伐黄巾军有功而登上汉末政治舞台。
三顾茅庐始得诸葛亮辅佐。
公元二零八年与孙权将周瑜等大胜曹操于赤壁，其后得到荆州五郡，后又夺取益州。
夺取汉中击退曹操后，刘备于公元二一九年七月自立为汉中王。
公元二二一年，时曹丕已于去年十月逼迫汉献帝禅让皇帝位，时蜀中又传言汉献帝已经遇害，刘备于是于成都武担之南即皇帝位，年号章武。
次年伐东吴兵败，损失惨重，退回白帝城。
公元二二三年因病崩逝，享年六十三，谥号昭烈帝，后人尊称称刘备为先主。
无论刘备再怎么苦心极虑地跟中山靖王刘胜这个大蛀虫攀上关系，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刘备也是一个“草根阶层”。
《三国演义》、《三国志》都说刘备从小失去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靠织席贩履为生，过着贫寒的生活。
《史书》上说刘备双手过膝、自顾能见其耳，而且还学的喜怒不形于色的本领。
《史书》还记载刘备小时候玩耍时，指着房前如皇帝车盖的般的桑树说:“以后我也要坐在这样的车盖下面”，这极有可能是史家杜撰出来意在粉饰刘备自小就自命不凡的品质和远大的理想。
后赵明帝石勒 石勒（274－333）即后赵明帝，字世龙，原名匐勒，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人，羯族。
十六国时期（西晋灭亡到北魏统一华北期间的时期，当时南方则为东晋时期）后赵建立者。
公元319—333年在位，从奴隶到皇帝整个世界历史上的唯一一人。
319年称赵王。
西晋羯族的来源，一说类亚洲西境诸族人而非匈奴人，如夏曾佑；一说是附属于匈奴随之入塞的羌渠部后裔，如王国维；一说与匈奴有关但与匈奴不同属，似来自西域，如黄文弼；一说与羌族有关， 如吕思勉、钱穆；一说属西域月氏胡，如陈寅恪、姚薇元、王青；一说来自中亚的石国(今乌兹别克塔什干一带)，如谭其骧；一说西域胡占较大比重的杂胡，如唐长儒；一说来自呼揭国遗民， 如陈可畏。
诸说并存，各有所据。
羯人高鼻深目多，信奉祆（音 先）教（即拜火教，看来他们和波斯有些渊源）。
石勒父祖都是羯人部落的小帅。
没于333年。
谥号：明帝；庙号：太祖；安葬地：高平陵；曾用年号：太和（328年二月—330年八月）；建平（330年九月—333年）。
南朝武帝刘裕 刘裕(363年4月—422年6月)，字德舆，小名寄奴，汉族，生于兴宁元年三月。
先祖是彭城人(今江苏徐州市)，后来迁居到京口(江苏镇江市)，南北朝时期宋朝的建立者，史称宋武帝。
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军事家、统帅。
史料记载，刘裕以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王刘交的子孙自居。
刘裕出身帝王之后，官宦世家，但因他的父亲刘翘早逝，家境贫苦，幼年竟沦落到靠卖草鞋为生。
在当时，他只不过是一个简单而又贫穷的东晋下级官吏。
不过，刘裕少有大志，一心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业。
带着如此雄心壮志，刘裕年轻时从军，成为东晋北府军的下级军官。
隆安三年（399年），孙恩、卢循等二十七人在会稽起兵反抗晋朝，晋朝廷派前将军刘牢之东来镇压，刘牢之请刘裕为参府军事。
刘裕为人机智有谋，勇敢善战，多次克敌致胜，屡立战功。
因功升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彭城内史。
刘裕从此起家，成为东晋一员虎将。
元兴三年（404年）二月初一，刘裕在家乡京口起兵讨伐篡晋的楚帝桓玄。
405年，击败桓玄，晋安帝司马德宗复位，任刘为侍中、车骑将军、中外诸军事、徐青二州刺史、兖州刺史、录尚书事。
刘裕从此控制了东晋朝政，权倾天下。
刘裕执政晋室后，于409年率军灭掉广固（今山东省益都县）的南燕政权，又回师击败卢循。
元兴九年（412年），又西攻盘据四川的谯纵，收服巴蜀。
元兴十二年（415年），后秦姚兴病逝，姚泓继位，兄弟相残，关中大乱。
元兴十六年（417年）攻克长安，灭后秦，受封为宋王，受九锡。
元熙二年（420年），刘裕迫司马德文禅让，即皇帝位，国号宋，改元永初。
东晋灭亡，中国开始进入南北朝时期。
刘宋初期，因刘裕在晋朝末期收复北方的青、兖、司三州，大致拥有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东晋南朝时期疆域最大的一个王朝。
刘裕在位3年，于公元422年在建康去世。
终年60岁。
庙号高祖，谥为宋武帝，葬在初宁陵（今江苏省南京紫金山）。
陈高祖陈霸先 (503～559)南朝陈创建者。
字兴国，小字法生。
在位三年。
自称世居颍川（今河南许昌东），先祖在西晋永嘉时南迁吴兴长城（今浙江长兴东）下若里。
家世寒微，出身小吏，喜读兵书，长于军事。
初随宗室新喻侯萧映至广州刺史任,为中直兵参军,招集兵马。
曾镇压土著与少数民族起义，累官西江督护、高要太守、督七郡诸军事。
太清二年(548)侯景叛梁,攻陷建康。
次年七月霸先消灭与景勾结的广州刺史元景仲，十一月在始兴(今广东韶关)起兵勤王讨侯景。
大宝元年(550)出大庾岭,沿赣江而下，军至南康（今江西赣州），受湘东王萧绎节制。
至湓城（今江西九江）与王僧辩会师，率甲士三万、强弩五千张、舟船两千乘,东进破建康,讨灭侯景（见侯景之乱），进位司空,领扬州刺史，镇京口。
承圣三年(554)十一月，西魏陷江陵，杀梁元帝萧绎，立萧□为梁主。
霸先与王僧辩迎立晋安郡王江州刺史萧方智至建康为帝而擅朝政。
四年，王僧辩又纳北齐扶植的萧渊明至建康为帝。
霸先从京口起兵袭杀王僧辩，废萧渊明，拥萧方智为帝（梁敬帝）,并击败北齐军。
敬帝太平二年(557)霸先加九锡，进爵为王，十月代梁即皇帝位,国号陈，改元永定。
后梁太祖朱温 朱温（852－912），汉族，唐朝宋州砀（音当）山（今安徽砀山）人，唐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生于砀山午沟里。
最初曾参加黄巢起义军，后来降唐，被唐僖宗赐名全忠，在称帝建立后梁时，又改名为晃，取如日之光的意思，在位时间：907-912年；谥号：神武元盛孝皇帝。
庙号太祖；安葬地：河南伊阙县。
朱温幼时，随母在萧县刘崇家当佣工。
后参加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随军入长安。
唐中和二年(882)正月，黄巢以朱温为同州(今陕西大荔)防御使。
同年九月朱温叛变，降于唐河中节度使(今山西永济西)王重荣，僖宗任命朱温为金吾卫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赐名全忠。
次年，改宣武军节度使(今河南开封)，加东北面都招讨使。
四年，全忠与李克用等联兵镇压黄巢起义军。
以后十余年间，同年，宰相崔胤召全忠入关，杀死劫迁昭宗的宦官，送昭宗出城。
昭宗还长安后，全忠尽诛宦官，废神策军，从此昭宗为全忠全权控制，成为傀儡。
天佑元年(904)，全忠迫昭宗迁都洛阳，随即遣人杀之，立其子(哀帝)。
后又贬杀宰相独孤损等朝官三十余人。
四年，朱全忠废李代唐称帝，改名晃，是为后梁太祖。
都开封(后曾一度迁都洛阳)，国号梁，史称后梁。
改元开平。
也由此掀开了五代十国的篇章。
朱温在称帝前，对农业生产就比较重视，曾任张全义为河南尹，以恢复洛阳地区的生产。
开平二年(908)，令诸州灭蝗以利农桑。
三年，他与据有太原的沙陀贵族李克用、李存勖父子连年征战，损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物，逐渐丧失军事上的优势。
他生性残暴，滥行诛戮。
晚年，因皇位继承人未定，皇室内部矛盾尖锐。
干化二年(912)，为次子朱友珪所杀。
后汉高祖刘知远 刘知远生于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卒于后汉乾佑元年（948年）。
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南)人，沙陀人，后唐时封北平王，后称帝。
为后汉建立者。
在位2年，病死，终年54岁，葬于睿陵(今河南省禹州市苌庄乡，现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知远初与石敬瑭一起为后唐明宗手下将领，后帮助石敬瑭在契丹扶持下建立后晋，被任为河东节度使，北京(今山西省太原市南)留守等职。
石重贵继位后，进封为北平王，拜中书令。
因他的官位高，功劳大，势力强，为石重贵所猜忌。
晋辽交战期间，他守境不出，招募军士，壮大力量。
辽军进入汴京时，他派部下以祝贺胜利为名，去汴京察看形势，知道辽军很不得人心。
不久，他打出复兴后晋、迎石重贵来晋阳的旗帜，受到将士的拥戴。
公元947年二月辛未日（3月10日），他在晋阳称帝，改名为暠，建国号为汉。
第二年建年号为“乾佑”。
史称后汉。
刘知远称帝后，为了赢得民心，沿用后晋的年号天福，以争取后晋文武官吏的支持。
他下诏书慰劳各地自发武装抗辽、保卫乡土的起义军，又不夺民财而取出宫中所有财物赏赐将士，获得了军民的支持。
然后趁辽军北退，辽统治集团忙于争夺皇位之际，他统帅大军自晋阳出发，一路势如破竹，21天后进入洛阳，又8天后开进汴京，定为都城。
同年12月，刘知远所宠爱的太子、开封尹刘承训病死。
刘知远也悲伤过度而病倒，一直不见恢复。
公元948年正月，他自知不行了，召宰相苏逢吉、枢密使杨邡、郭威等进宫，委托他们扶立次子刘承佑即位，又秘密嘱咐他们要赶快除去归附辽国的杜重威。
丁卯日，病死于汴京。
刘知远死后的庙号为高祖。
南唐烈祖李昪 李昪本为孤儿，为杨行密于争战中所掳，并以为养子，而杨行密诸子不能容，遂将其给予徐温（一说为徐温所掳，并以为养子），并改名徐知诰。
南吴时期，因功累升升州（今江苏南京）刺史、润州（今江苏镇江）团练史，徐知诰为政宽仁，又能节俭自处，奖励农桑，因此府库充实。
当时，徐温居升州，并以徐温长子徐知训居南吴都城扬州（今江苏扬州）控制南吴政权，天佑十五年（918年）徐知训因骄傲荒淫为朱瑾所杀，徐知诰就近自润州渡长江平变，自是徐温乃以其代替徐知训留扬州，日常政事皆由徐知诰处断。
徐知诰在扬州，一反徐知训之作为，恭敬事奉吴王杨隆演，并且谦卑对待士大夫，对待部属宽大，生活十分俭仆，并以宋齐丘为谋士，改革税制，因此国家遂渐富强，人心归附。
南吴顺义七年（927年）徐温去世，徐知诰与徐温亲子徐知询争权，徐知诰趁徐知询入朝的机会，将其扣留，自此完全掌握南吴政权。
天祚元年（935年），进封齐王。
天祚三年（937年），改名徐诰。
同年，篡夺南吴政权，即皇帝位，建立南唐，改年号升元。
升元三年（939年），恢复原姓，并改名李昪。
李昪登帝位后，勤于政事，并兴利除弊，变更旧法；又与吴越和解，保境安民，与民休息。
然而因服用方士丹药中毒，个性变得暴躁易怒。
升元七年（943年）背上生疮，不久病情恶化，二月庚午（二十二）日 （3月30日）去世，时年56岁，在位6年，谥光文肃武孝高皇帝，庙号烈祖，子李璟继位。
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生于元朝天顺帝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十八日丁丑时，排行第四。
父亲朱五四（后改为世珍），母亲陈氏。
祖居泗州盱眙（今江苏盱眙）。
元天历元年（1328年），朱元璋出生于今安徽省凤阳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朱元璋原名重八，后改为兴宗。
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后改名为德裕，最后再改名为元璋，字国瑞。
朱元璋幼时曾为地主放牛。
至正四年（1344年）淮北大旱，朱元璋的父、母、兄先后去世，不得已而入皇觉寺当行童。
入寺不到二个月，因荒年寺租难收，寺主封仓遣散众僧，朱元璋只得离乡为游方僧。
少时穷苦，一度入皇觉寺当和尚。
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暴政，郭死后统率郭部，任小明王韩林儿的左副元帅。
接着以战功连续升迁，至正十六年(1356年)诸将奉朱元璋为吴国公。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即吴王位。
洪武元年(1368年)，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1368年—1398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明朝。
朱元璋在位期间，为了缓和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实行了抗击外侵、革新政治、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大力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
与此相适应，在法律思想上鉴于元末法纪纵弛导致的各种弊端，认为“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大顺永昌帝李自成 李自成（1606～1645），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
原名鸿基。
万历三十四年八月廿一（1606年9月22日）生于陕西延安府米脂县李继迁寨。
李自成童年为地主牧羊。
天启六年（1626），充银川驿卒，苦习骑射。
明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崇祯三年（1630），李自成被裁辍业，于米脂号召饥民起义，率众投农民军首领不沾泥，继投高迎祥，号八队闯将。
六年，在农民军首领王自用病卒后，收其遗部2万余人。
后与农民军首领张献忠等合兵，在河南林县（今林州）击败明总兵邓玘，杀其部将杨遇春，随后转战山西，陕西各地。
七年，连克陕西澄城，甘肃乾州（今乾县）等地，后于高陵，富平间为明总兵左光先击败。
八年，与各路农民军首领聚会河南荥阳（一说无此会），共商分兵定向之策。
遂转战江北，河南，又入陕西，在宁州（今甘肃宁县）击杀明副总兵艾万年等。
旋在真宁（今正宁西南）再败明军，迫总兵曹文诏自杀。
九年，在高迎祥被俘杀后，被推为闯王。
领众“以走致敌”，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战法，连下阶州（今甘肃武都），陇州（今陕西陇县），宁羌（今宁强）。
旋兵分三路入川，于昭化（今广元西南），剑州（今剑阁），绵州（今绵阳）屡败明军，击杀明总兵侯良柱。
十年冬，围攻成都多日未克，后折师梓潼迎战明总兵左光先，曹变蛟失利。
遂分道返陕，移师潼关，遭明军伏击，将卒伤亡散失甚众，率部将刘宗敏，田见秀等18骑隐伏于陕西商，洛山中。
不久，亲赴谷城（今属湖北），获取为明廷招抚的张献忠资助。
十二年，与复起的张献忠合兵破竹溪，移师截断明军粮道。
后协助罗汝才于香油坪击败明总兵杨世恩部。
十三年，为明总兵左良玉败于房县，重入河南，破永宁（今洛宁），斩万安王朱采。
与当地农民军首领一斗谷合兵，众至数十万，攻克宜阳。
进至卢氏，得牛金星，宁献策，用为谋士。
纳李岩均田免赋建策，深得民众拥护，有歌谣“迎闯王，不纳粮”（《明史�6�1李自成传》）。
十四年春，移师围洛阳，得守军策应破城，执杀福王朱常洵。
旋挥师围开封，数攻不克，南走邓州，与脱离张献忠的罗汝才合兵，众号百万。
后乘明军四路向河南新蔡，项城调集，遣精兵于途中伏击，致明军阵乱败逃，执杀明总督傅宗龙于项城。
十五年，与罗汝才以20万众再围开封，激战20余日未克，回师攻破河南襄城，俘斩明总督汪乔年和降明的农民军首领李万庆（射塌天）。
继克陈州（今淮阳），与当地农民军会师，返师三围开封。
先歼出城突袭的三营明军，后遣部连破郑州，荥阳，上蔡，扫清开封周围明军据点。
明督师丁启睿，总兵左良玉率师十余万挺进朱仙镇（今河南开封西南）。
李自成遂以部分兵力继续围城，自率主力占领朱仙镇有利地形，近战获胜，俘明军数万人。
旋回师开封，挖墙填药爆破并掘黄河堤灌城（一说明军掘堤灌农民军）。
为阻击明督师孙传庭部，率师西向，战于郏县，不利，遂向冢头寨（在今南阳境）转移。
途中大量抛弃甲仗财物，诱明军竞相争夺而乱阵，遂率部反击得手，斩俘将校70余人，步骑数千，获柿园大捷。
进围汝宁（今汝南），环城发炮，百道架梯登城，执斩明督师杨文岳，分巡佥事王世琮等。
挥师南走，绕道白马滩，架门扉作浮桥以渡，迫左良玉弃水寨而遁，进占襄阳（今属湖北襄樊）。
旋分兵连破夷陵（今宜昌），荆门诸州县。
十六年正月，重返襄阳，以“三年不征，一民不杀”口号安民。
改襄阳为襄京，建立大顺政权，被拥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称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命张国绅为上相，牛金星为左辅，刘宗敏为权将军，李岩为制将军。
随后，纳谋士顾君恩建策，制定先取关中，再攻山西，后取北京的作战方略。
亲率大军北上河南，在汝州之战中歼明军4万余人，迫孙传庭败逃陕西。
乘势间道缘山追击，尽歼镇守潼关明军，击杀孙传庭，占领潼关，西安。
旋分兵追歼明军残部，连下延安，汉中，榆林诸重镇。
十七年正月，定国号大顺，建元永昌，称大顺王，改西安为西京，定军制，封功臣，开科取士。
随后率师强渡黄河，东进山西，连破汾州，太原。
旋兵分两路，遣部将刘芳亮率南路军攻大名（今属河北），真定（今正定），自与刘宗敏率主力为北路，于宁武关（在今山西宁武境）与明军血战数日，击杀明总兵周遇吉。
后相继进占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昌平（今属北京）。
三月十七两路会师北京城下，于十九日破城，迫崇祯帝朱由检自缢煤山（今景山），推翻了明朝的统治。
改明五军都督府为五军部，变武将称谓，定品位，完善军制。
为瓦解明军残余势力，多次遣使招降明总兵吴三桂，未果。
四月十三，率兵约10万（一说6万）往攻。
在山海关之战中被吴三桂，清摄政王多尔衮联兵击败，损兵数万，退师北京，大顺军由盛转衰。
廿九日称帝，翌日离京西撤，令刘宗敏为主帅组织兵力沿途反击。
时农民军内部矛盾加剧，军事上节节败退，致使屯守山西，陕西计划无法实现，遂引兵经陕西退至湖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