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万三是什么时候的人
是个怎么样的人
生平做过什么大事吗
德国音乐大师巴赫，他9岁时就失去了母亲，第2年又失去了父亲，成了一个孤儿。
为了学习音乐，十几岁的孩子，没有旅费，一个人步行400多公里到汉堡去拜师求艺，为了学习名家名曲，想借他哥哥的曲谱，可他哥哥执意不同意，他偷偷抄曲谱，一抄就是半年。
他哥哥不支持他学音乐，可他对音乐情有独钟，矢志不渝，含辛茹苦，勤奋追求，终于获得成功。
所以，有人说他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
一代伟人，小时候因无钱买书，竟然徒步走了二十多里的路，到亲戚朋友家去借书读。
白天出去放牛，晚上就在昏黄的豆油灯下苦读。
就是这种追求知识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使他有着宏大的理想和抱负，才使他后来成为中国杰出的人民领袖。
著名作家高尔基从小就饱尝人间的辛酸，即使做活累得腰酸背痛，也不肯放弃一刻时间去看书，还常常在老板的皮鞭下偷学写作，终于成为著名的作家。
美国的大发明家爱迪生，小时候家里买不起书，买不起做实验用的器材，他就到处收集瓶罐。
一次，他在火车上做实验，不小心引起了爆炸，车长甩了他一记耳光，他的一只耳朵就这样被打聋了。
生活上的困苦，身体上的缺陷，并没有使他灰心，他更加勤奋地学习，终于成了一个举世闻名的科学家。
莎士比亚，为了谋生，为了追求他所热爱的戏剧事业，独自一个人来到伦敦闯天下，初到伦敦时，他举目无亲，人地两生，到处碰壁。
后来总算进入了一家印刷厂做工。
在剩余时间，他不顾一天的劳累，每天到伦敦各戏院去寻找工作，后来也如愿以偿。
他认为，环境越恶劣，越能锤炼人的意志和聪明才干。
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他都一如既往地追求自己的事业，最终获得了辉煌的成功，登上了“戏剧大师”的宝座。
大作曲家贝多芬由于贫穷没能上大学，十七岁是患了伤寒和天花病，二十六岁不幸失去了听觉，在爱情上也屡受挫折。
在这种情况下，贝多芬发誓“要扼住生命的咽喉。
”在与命运的顽强搏斗中，在乐曲创作事业上，他的生命之火燃烧得越来越旺盛了。
逆境不但没有吓倒他，反而成了他获得强大生命力的磁场。
曾经，因为潦倒，他将自己的诗仅卖了10块钱，而被人嘲笑为“弱智”，而这首诗花了他整整10年的时间；曾经，“穷鬼”一词变成了他的代名词，生活的一连串打击一度让他几近崩溃，走投无路。
他出生在美国的波士顿，是个苦命的孩子，3岁时就失去了双亲，成了可怜的孤儿。
后来，当地一位做烟草生意的商人收养了他，并送他上学读书。
兴趣经商的养父始终不理解爱写诗的他，更不喜欢他，经常骂他是个“白痴”。
长大后，他的浪漫不羁与养父的循规蹈矩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两人不可避免地发生激烈的冲突，最终他被赶出家门。
后来，他进了美国西点军校就读，酷爱写诗的他竟然无视校规，不参加操练，被军校开除。
从此，他用写诗来打发自己的时光。
在他26岁时，他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表妹唯琴妮亚，并不顾世俗的眼光与阻挠，两人相爱并很快结婚。
这是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时光，也是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婚后，因为贫困潦倒，他们甚至连每月3美元的房租无法支付，经常饿着肚子。
体弱的妻子不堪重负病倒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能为力。
很多人嘲笑他、讥讽他，说他是个十足的“穷鬼”，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而她的妻子面对人们的讥笑，始终对他不离不弃。
他们用真爱诠释了世间最牢固的爱情。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酷爱写诗的他始终没有放弃手中的笔，每天都在疯狂地写诗，将自己对妻子的爱深深融入文字中。
他渴望有朝一日能改变现状，让妻子过上好的生活。
就是这种愿望强烈地支撑着他，让他忘记痛苦，忘记世间所有的不快，一心只想着要“成功”，要“奋斗”。
然而，尽管他从未放弃努力，深爱他的妻子还是带着眷恋与不舍离开了他。
几近崩溃的他忍着悲伤的泪水，将对妻子所有的爱恋付诸笔端，写出了闻名于世，感人肺腑的经典诗作《爱的称颂》，最终获得了巨大成功。
“每次月儿含笑，就使我重温美丽的‘安娜白拉李’的旧梦；每次星儿升空，就像是我那美丽的‘安娜白拉李’的眼睛，因此啊
整个日夜我要躺在——我爱，我爱，我生命，我新娘的身旁，凭吊那海边她的坟墓……”如此深情的文字，让人读后唏嘘动容，我想他的爱妻泉下有知，也该欣慰了。
他就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和诗人爱伦坡，被称为世界文坛上最著名最浪漫的文学天才之一。
他的经历告诉我们，逆境中不要沉沦，唯有奋起，方能成就辉煌人生。
《童年》和《鲁滨逊漂流记》的提纲
《童年》讲述的是孤独孩童“我”的成长故事。
小说以一个孩子的独特视角来审视整个社会及人生。
“我”寄居的外祖父家是一个充满仇恨，笼罩着浓厚小市民习气的家庭，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家庭。
此外，小说也展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腐败、没落而趋向灭亡的过程。
小说通过“我”幼年时代痛苦生活的叙述，实际反映了作家童年时代的艰难生活及对光明与真理的不懈追求，同时也展现了19世纪末俄国社会的广阔社会画卷。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值得回忆、值得珍惜的美好时光。
对于我来说童年会是我是我最宝贵的收藏，就高尔基写的《童年 》这本书来说，童年应该是他的一段悲惨遭遇，一段深情的回忆
在“十一”假期中我看了不少书，对《童年》这本书最感兴趣。
据我了解，《童年》是高尔基用自传体写的小说三步曲的第一部（第二、第三部《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它向我们艺术地展示了阿廖沙在黑暗社会追求光明的奋斗历程，还有十九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的俄国社会风貌。
我读完《童年》，感受到了作者儿时的悲惨遭遇，觉得我是幸运的，起码我比他幸福。
因为作者3岁时，父亲病故，而自己的母亲就带他回了娘家。
可惜外公是个自私、贪婪而又专横的小业主，残酷剥削雇工，放高利贷，但是资本主义俄国的发展打断了外公的发财梦，从此破产以至于贫困潦倒。
可怜的母亲改嫁之后，生病而死，十一岁的作者被外公残忍地赶出了家门，到社会上自谋生路…… 高尔基真实地描述了自已苦难的童年，我为自己庆幸——没有出生在那个时代，没有受到这种苦，自己没有失去父母……我感到很幸福，因为我有一段美好的童年。
记得在小时候，我很调皮，也很淘气，经常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事。
有一次，阿姨帮我买了几条小金鱼，但她没告诉我怎么养就走了，爸爸妈妈妈又不在家。
我看到柜子上有一个插着花的花瓶，灵机一动，把花瓶拿下来，丢掉里面的花，加了点水，把小金鱼放了进去。
看到小金鱼在花瓶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心里乐滋滋的。
到了晚上，妈妈回来了，看到我趴在桌上一动不动地看花瓶，就笑着问我：“你干嘛呢
”“看金鱼呀
”我回答道。
妈妈一听，说道：“啊
不会吧
你把金鱼放在花瓶里了。
不行，这花瓶一会儿姥姥还要拿走呢。
”我二话没说，把花瓶抱进房间，就是不让她们拿走。
最后，妈妈拿我没辙，只好打电话给外婆，告诉她事实，姥姥听了这件事，也哈哈大笑起来……我的童年就是这样充满了欢乐、充满了幸福，所以我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看了《童年》这本书，我有很大的启发，书中告诉我们要执着求知、不怕困难、持之以恒、积极的态度对待学习和生活
《鲁滨逊漂流记》（英国·笛福）【主要内容】讲述一位遇险的航海商人独自一人漂流到一座荒岛。
他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靠顽强意志和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在岛上生活了28年，终于遇救返回故乡。
【人物形象】鲁滨逊： 一个追求个性自由、勇敢冒险、艰苦创业、追求财富的具有积极进去精神的新兴资产者的英雄形象。
他具有人类勇敢、智慧、意志坚强和挚爱劳动等优良的品质，同时，还具有一个“理想的”资产者所应有实干精神。
【主要情节】鲁滨逊播种粮食一次，鲁滨逊无意中掉在墙角的谷壳，竟然长出绿色的茎干，不久，长出了几十个穗头，这真是老天莫大的恩惠。
从此，鲁滨逊一到雨季就撒下半数种子来试验，以得到更多的粮食。
最糟糕的一次试验，大麦与稻穗的收成仅获了半斗而已。
但是，经过这次试验，使鲁滨逊成为了种田高手。
知道什么时候下种，现在他知道一年四季播种两次，收获两次。
永不放弃，鲁滨逊有了生活的口粮。
鲁滨逊制陶器出于生活的需要，鲁滨逊开始着手制造陶器。
在找到陶土后，他做了无数次试验。
刚开始，有的由于陶土太软没有做完，有的由于温度太高而爆裂。
摸索了两个多月后，终于做成两个大瓦器，还有许多小型器皿，但还是没有可以装流质、经得起火煮的泥锅。
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有的破泥制器皿被烧得像石头一样硬，于是鲁滨逊开始研究烧陶的火力，最后烧成了三个瓦锅、两个瓦罐，其中有一个罐子正是鲁滨逊最需要的。
鲁滨逊搭救“星期五”有一天早晨，鲁滨逊从望远镜里看见三十个野蛮人正在围着篝火跳舞。
他们已煮食了一个俘虏，还有两个正准备放到火上去烤。
这时鲁滨逊提着两支上了子弹的滑膛枪和那柄大刀往山下朝他们跑了去，打死了两个野人，及时救下了跑出来的一个俘虏。
鲁滨逊把他救下的这个人起名为“星期五”，以纪念这野人是在这一天获救的。
“星期五”在鲁滨逊的教导下，很快学会了穿衣、开枪、讲英语、信基督……成为鲁滨逊最忠实的仆人和朋友。
【读书感言】示例一：生活中即使面临再大的困境，只要不放弃，只要肯努力，都能找到克服困难的途径和方法，从中磨练意志，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示例二：鲁滨逊在大海上历经艰险，依然毫不气馁，最终凭着坚毅的性格克服种种困难回到了家乡。
让我认识到，在自己的学习生活中不应该轻言放弃，也不应该遇到挫折就退却，而是要勇于面对和解决困难。
红色名言
蔡锷 （1882-1916）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为长。
其家世代务农。
艮寅六岁开始入塾受业，十三岁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
1898年9月，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
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
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东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又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4月，他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为张之洞屠杀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锷，取其锋芒锐利之意，以明投笔从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毕业，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年毕业。
在日期间，蔡锷先后以博孟、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其观点，多受梁启超、杨度的影响。
1904年，蔡锷回国，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兼监督。
1905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练处督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7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和随学堂总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
同年，任新办广西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任龙州讲开堂监督。
1910年，任新军混战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在广西期间，蔡锷一方面继续与老师梁启超保持联系，同时又不断接触谭人凤、李燮和黄兴等人，这对他本来偏向改良的观点不能不有所触动。
1911年初，由已经调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推荐，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在各地纷纷响应的形势下，蔡锷经过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八时发动起义，到次日午前，占领省城。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军事总参谋靳云鹏化装潜逃，云贵总督李经羲避入法国领事馆。
云南起义成功，蔡锷被推为都督。
此后，蔡锷在各负责部门换上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财政、交通、教育等方面进行若干整顿，使云南面貌为之一变。
蔡锷本人为官尤其清廉，他主动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仅相当于营长铁薪金，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权思想影响较深，蔡锷此时对革命派和袁世凯均无深刻认识，因此，曾支持袁出任总统。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围剿熊克武，虽未交锋，但此时他的态度还没有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加昭威将军称号。
如此众多的头衔都是只赏高官，不给实权。
这反映出袁世凯对他既怀疑又惧怕而又不得不装出重用的态度。
蔡锷本人，曾对袁世凯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发觉了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渐对袁不满。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8月，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锷即到天津梁启超家中秘商对策。
不久，梁启超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这使袁世凯增加了对蔡锷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假装意志消沉，经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馆，甚至装作赞成帝制，暗中却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测。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锷假装治病，到天津与梁启超再商反袁计划，并与云南故旧联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装取道日本经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当时，云南军界早已开过秘会，并有少量部队北上入川，李烈钧、方声涛等人也先后到达。
但云南都督唐继荛态度暧昧，因而云南迟迟未动。
蔡锷抵滇后，先后与唐继荛商讨九次，并做了下属人员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决定起义。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唐继荛、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名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告云南独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粤;唐继荛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司令，坐镇大本营。
其中，蔡锷所率的第一军是主力，其处境也是最困难的。
他们以几千人抵挡万余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力量对比悬殊。
但他们依靠地形气候等有利条件，又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援，因此能不断取胜。
这时，蔡锷已喉疾严重，声音嘶哑，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
在他统率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军队。
这样，袁世凯迫于全国的压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的地位。
蔡锷等人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蔡锷等十五人被推为抚军。
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
蔡锷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保荐罗佩金、戴戡代理职务，向北京政府辞职出外就医，8月9日离成都，22日到上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
9月20日，蔡锷抵达东京，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终年才三十四岁。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拨款二万元，举行国葬，追赠他为上将军，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其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
蔡锷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遗集》、《松坡军中遗墨》以及《蔡锷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济，字人杰，别名日休、务逊。
清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阳东乡天台山(今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
7岁启蒙，勤奋好学，学业优异。
16岁开始，读书之余，习学武艺，对社会邪恶势力，好打不平。
宣统二年(1910)入邵阳中学读书。
民国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匡随石基攻打巡抚衙门，破后，承担小西门防卫。
民国2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任意戮杀无辜，匡在《时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汤芗铭在宝庆的种种罪行，汤下令缉捕。
国文教师李洞天尽力掩护，幸免遇难。
在邵阳中学读书期间，常和好友谈论国事，对封建制度痛恨入怀。
民国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
时逢袁世凯窃国称帝，辱国丧权;张勋复辟，战祸连年，时局动荡，外侮日亟之际，匡一面努力攻学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与同学周予同、刘薰宇、周为群等组织“同言社”，后改名“工学会”，组织学生秘密学习进步书刊。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匡读后连说是“惊醒青年睡梦的晨钟”。
民国8年4月，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日等国的操纵下，拒绝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
参加会议的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约，以振国威。
匡互生与挚友密定，在游行中准备为国捐躯，并写好遗书，将后事托付友人，同学深为感动。
5月3日晚，工学会召开秘密会议，匡互生主张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学赞同。
会议决定派出代表，连夜与各校联络，提前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各卖国贼住处组织监视。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整队前进，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队伍行至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处，匡见曹家朱门紧闭，警卫守门，便攀上大门旁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开铁栏，挤进院内。
接着，陈荩民，杨晦等数人相继入内。
匡号召守卫警察“争国权、惩治卖国贼，以振国威”，匡的言词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动，自动取下枪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让匡等打开大门，游行者昂扬而入。
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
半小时后，段祺瑞派军警赶到，有23名学生遭逮捕。
对此，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抗议，随后，天津、上海、长沙、卢州等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段祺瑞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拘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贼的一切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同年夏，匡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长沙，任教于楚怡小学，时逢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烧杀掠抢，民情激愤，匡与、何叔衡一道起草驱张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在教学上，废灌输式，兴启发式，提倡自由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与等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职工会，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长拒绝，毅然辞职。
民国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办学。
夏，在江湾镇筹建校舍，主张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义，取校名为“立达”。
匡认为：教育者的责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发展的环境中，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自然发育，将学校改名学园。
民国18年，学校增设农村教育科，设养蜂、养鸡和园艺3个专业。
学生通过学园艺，种蔬菜和培植果树等实践，领悟到培育农作物，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从而增强重农感情。
文化课循教育部的规定外，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逻辑学、实践道德等课程。
民国2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立达学园毁于日军战火。
匡与同仁赶紧在废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复课。
因积劳成疾，民国1933年4月22日逝世。
刘长佑 刘长佑，字子默，号荫渠，金石镇人。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时华，经商发家。
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贡。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发攻陷县城，代理知县万鼎恩被戮，长佑与廪生刘坤一即募乡勇万余人，会同清军镇压起义军。
咸丰二年（1852），刘随江忠源率乡勇至广西参与围剿太平军，次年，又随江忠源镇压浏阳夭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等会众起义．此后，江忠源领军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与太平平作战，刘多次赴援。
六年，刘奉巡抚骆秉章命，率肖启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进屯太平墟，遭太平军沉重打击，全军溃败，江忠义率乡勇救援，才挽回颓势。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刘长佑、江忠义率军赴援，解永州围。
石达开军围攻宝庆，刘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堵击。
石军久攻不下、于8月撤围南走东安，转战广西。
刘领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广西巡抚，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政权。
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将所部楚军交刘坤一统领，留防广西。
不久，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与鲁西北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作战。
同治六年，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干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刘长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级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厉任广东、广西巡抚、云贵总督。
光绪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谥武慎，有《刘武慎公遗书》。
严怪愚 严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龙岭严家桥人。
民国15年：(1926)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
民国19年在湖南农校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
严才思敏捷，眼光敏锐，课余从事写作，在校期间出版《百感交集》一书，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
民国24年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
民国25年9月，严与康德、袁邵华、陈楚等创办长沙《力报》，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
鲁迅逝世，严于10月22日，在《力报》上撰文，悼念鲁迅。
称“高尔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鲁迅去世，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
当时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攻击鲁迅及其著文纪念鲁迅的人。
严连续组织特刊予以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
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聘请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唐旭之任主笔，严自任采访部主任。
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首先在《力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随后，严任《力报》总编辑。
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
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抗战胜利后，严任青岛《东南日报》驻沪记者。
民国35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严孤身冒险在风雪中送行。
民国37年7月，严在长沙创办《实践晚报》，任主编，宣传时事，抨击时政。
7月31日开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诉》专栏，以社会各界底层人士的名义，写出专文，连续刊载17期。
主要有《看农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烂雇佣制》、《要履历、要登记，却不给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价暴涨风袭击邵阳》、《耒阳粮政漆黑一团》、《退役回乡生活无着》等。
读者阅后，称《大家诉》专栏代表社会底层人士在说话。
民国38年春，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
5月，严受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阳，担任魏镇、宋涛起义前的联络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军前导车进入邵阳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先后担任邵阳《工商晚报》、《大众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离开新闻界，先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
1979年改正后，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晚年法名承贯，清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携母亲、妻子迁居江苏宝山父亲魏邦鲁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扬州新城抄关门内仓巷购宅基营建家园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后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会试，刘逢禄分阅试卷，力荐龚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两生行》哀之。
其中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选理砾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
对魏源才学非常赏识，预言“且看明日走马填城 ”九年，再次会试，又不中，捐内阁中书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并在前线亲审俘虏。
后见清廷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潜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条约》签订时，他完成《圣武记》一书。
后又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几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书100卷。
该书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同军队，还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 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思想。
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丰四年（1854），魏源与全家避兵侨居兴化（因旧居 园先年二月毁于炮火）。
自归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
七年农历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享年63岁，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兴化人民将他与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绝。
魏源著述甚丰，除《圣武记》、《海国图志》、《默觚》、《元史新编》外、还有《净四土经》、《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孙子》、《吴子》等若干卷，并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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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十大商帮的成功之道 新闻来源：中国古典油纸伞网 晋商商帮、徽商商帮、陕西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江西商帮、广东商帮、山东商帮、洞庭商帮、洞庭商帮是“中国历史十大商帮”，他们各有自地域文化特色不同，取得成功经验也不同，至今他们的很多经验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现将其情况介绍于后：1、陕西商帮—行道多多 在明代的商业界里，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
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四川独立发展，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陕西商帮生财的行道较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西商帮相似。
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
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著名，经营布业、茶业和皮货业也是陕西商帮盈利的重要途径。
点评：虽然贵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且民风习俗与山西商帮相近，但在外人看来陕西商帮见识短浅，在各个方面都无法与晋帮相比。
而对于商业资本的使用上，陕西商人采取的是土财主方式，很少有人投资手工业，这与江南地区商人积极发展手工业的情况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2、徽商商帮—贾而好儒 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
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他们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囤积居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
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
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点评：大凡称之为儒商的人，理所当然是一个睿智的人。
在他们身上，既充满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时代发展相适应(或超前)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
他们懂得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有驾驭市场变化的能力。
他们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于一身，恪守做人第一，经商第二的准则。
商人的务实和精明，加之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他们处处体现着儒家理想人格的魅力。
总之，儒商是属于有知识、有道德、有谋略、会赚钱的人 3、龙游商帮—海纳百川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
历史上所称的龙游商帮，实际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团，其中以龙游县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即投资上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
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
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上。
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
龙游商人还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相处友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点评：龙游商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是他们良好的经商心态的反映。
他们虽然是出自一个偏僻之地，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
4、晋商商帮—学而优则贾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
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帮。
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发展到鼎盛。
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
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晋帮有自己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
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
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
点评：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而是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
正因为如此，使得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是比较高，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
我们从晋商的成败，品出了晋商的文化哲理，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并在家族内形成重教之风。
5、宁波商帮—后来居上 宁波商帮是中国商帮中的后起之秀。
从它形成之时起，便显露出它的见识不凡和卓尔不群。
宁波商帮，是指宁波府的商人，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
是一个盛行于国内和海外的商帮。
宁波商人外出经商历史悠久，但大规模经商，并且结成商帮则为时较晚。
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
他们所经营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也是名闻遐迩。
点评：宁波商帮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其发展势头却非常之快。
他们的活动区域不断拓展，最终形成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的局面。
宁波商帮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因时制宜地开拓经营项目。
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经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点击关闭]6、江西商帮—讲究贾德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
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
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
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
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
所以，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点评：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
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
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7、广东商帮—内涵丰富 道光十年，英国议会对曾在中国作过商业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一次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的人都一致声称，在广州做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
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
粤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
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粤商却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广东商人发迹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
二次大战期间，广东商人虽然曾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70年代后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
点评：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
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
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8、福建商帮—亦盗亦商 福建商帮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
他们走私进行商业贸易，不能贸易时就进行抢劫，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
内外勾结的贸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他们不仅在海营商，还有许多也是陆地商，水陆两栖，海上贸易也做，陆地贸易也做。
明清福建商人，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经营，进行多种形式贸易，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点评：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海外南洋、台湾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
福建商帮中的许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帮这棵枯树上开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台湾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续。
9、山东商帮—全民经商 山东商帮是山东人，自然具有山东人的特点：直朴单纯，豪爽诚实。
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
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
山东商帮里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
虽然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相对其他商帮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他们的这些经验和经营方式非常实在，生意做起来踏实。
点评：山东人经商，是好的地区的人要经商，不好的地区的人也要经商。
一个省份的人，经商的动机和条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国十大商帮的综合缩影。
这在中国是仅见的。
10、洞庭商帮—审时度势 几乎就在龙游商帮兴起的同时，另一个商帮在中国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觉地兴起了---洞庭商帮。
当年范彝财色尽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艳羡。
他经商成功，一定给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洞庭商帮是在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
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这是聪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这样聪明的商帮。
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
他们还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向外部世界发展着。
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事着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活动，由此，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点评：洞庭商人十分讲究具体的经营手段，而这些手段看起来则非常符合现代经商的要求。
洞庭商人非常注意市场信息，时常预测行情，在经商过程中，洞庭商人会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策略，不拘于成见，只要有利就行。
洞庭商人还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比如商人资金和民风特点，因地制宜的采取独特的经营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