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华经中的经典名句
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中道义。
女子无才便是德是什么意思?有什么褒贬之意请解释一下谢谢!
意思是：女子不与人争辩是有道德修养的缘故。
出处：清·张岱《公祭祁夫人文》：“眉公曰：‘丈夫有德便（辩）是才，女子无才便（辩）是德。
’此语殊为未确。
”“女子无才便是德”是一句封建主义的老话。
这句老话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歧视，还包含了父权制文化对男女两性的双重价值标准和双重道德标准，更紧要的，这还是一种封建统治的手段，即将女性的“德”与“无才”紧密联系起来，以“德”为由，剥夺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将她们置于愚昧无知的境地，从而造成了中国女性上千年间“女憧憧，妇空空”的状态，无论是未婚女子还是出嫁妇人，大都不知不识，头脑空空，懵懵懂懂——以此来确保男权中心主义的统治地位及对女性的压迫与控制。
经典是什么
经典就是看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 百看不厌
《法华经》讲的是什么
心是佛教大小乘法中的核心课题。
对“”概念的不同理解，所以形成了不同的“心性”观。
在解脱论上，有的把“心性”当成证果根据，有的则把“心性”当成趣向的目的。
在本体论上，有的把“心性”本体化，有的把“心性”功能化。
各种观点都有所本，似乎都确认自己是正量。
笔者认为“心性”问题在佛教中是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它是关于佛教思想性质的问题。
然而，佛教是讲务实求真的。
“心性”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
众所周知，佛教的缘起论是否定实体意义的形而上学的。
“心性”一词，是心与性的结合词，什么是“心性”
所谓“心性”者，就是心的性质。
心者集聚义，性者不变义。
心法的本身固有的不变属性是什么
对此问题，佛教史上有两大观点，一是性寂，二是性觉。
著名佛教专家吕澄先生认为性寂是印度佛教的一贯“心性”本义之正解。
“性觉”义则是中国化佛教的误解“心性”本义之诠解。
不论是性寂义还是性觉义都自认为是对佛陀圣言量的正确阐释。
在经典中，有“心性本净，客尘所染”之名言。
为了正确理解“心性”之本义，我们应该首先认清“心”为何物。
心者用现代概念来讲，就是我人的自我意识及其综合功能的总称，心者集起义。
心是主体，心法是有为法，《金刚经》中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阿含》中常云：“观心无常”。
《瑜伽师地论》中讲，心有二义，一是积聚义，二是集起义。
从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心”本无不变的实体之义。
“性”有不变之义，“心性”之性是对心法的本身属性的规定，那么，从本体上讲，心法并无不变常恒实体之义，而是无常生灭相续之意流。
因此“性”在与“心”法相结合时，并不是指心之实体性，而是指心法当体本有的功能性，也就是“是其所是”。
那么，“心性”是什么呢
佛教认为“心性本净。
也就是说心的本有功能是清净的。
”因此，印度如来藏思想讲“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而印度唯识学也讲“白净识”。
这都是从心性本义上讲的。
“性寂”者就是“自性涅盘”义。
心性本来固有的性质就是涅盘性，众所周知，涅盘义有四德，即常乐我净，这里的净就是心法所本有的属性。
常有二义，一是不变实体常，二是相续不断常。
显然基于缘起义的佛教“常”是指净法的相续执持常。
“心性本净”义就是自性涅盘的常净。
这是心法固有，当体功能，无须后天有为之成的。
《大智度论》卷三十二中云：“有为法之性，是无为，无为法之相则非有为”，这就证明了有为法与无为法的关系。
“心性”是无为法，是涅盘的，是本净的。
心法被染污是有为的，“客尘”，就是心法的异在物。
这与心法相对的存在，只能从生活的感受事实上去理解，不要把它形而上学化。
全部佛法立论，都是基于生存事实感受上建立的。
如“苦谛”，就是生存的事实写照，佛教讲苦的因缘，但不会讲苦的本体。
因为本体性思维是基于虚妄意识的活动产物。
从上可以看出，性寂义是对“心性本净”义的深入演绎，因此与“心性本净”是相应的。
这都是建立在现有感受性确证事实上的。
至于“性觉”义者，它别有义趣。
关于这个问题，吕澄先生曾同熊十力先生有过书信论辩。
熊十力就是典型的“性觉”义论者。
“性觉”义认为“心性”义不但是本净，也是本觉之义。
因此，后来的性觉义者大讲，自性菩提，本性是佛。
性觉义者，把觉义纳入“净”义之中，认为“净”义本身就是有觉义之法义。
如他们认为“心性本净”（心性明净）就是在讲“心性本觉”。
这是一种理解，我们姑且不论其是否是“心性本净”的原义，仅就“心性本觉”这个概念是否成立，做一番推度。
看看它是否如量如理。
在“本觉”即性觉义者那里，有关本觉义有相关的几个概念，一是无明不觉，二是本觉，三是始觉，四是究竟觉。
无明不觉是因客尘所染，由染污故，所以立不觉，但心体本身常恒觉性，故立本觉。
本觉是心体，也即是心性，不生不灭。
它有不变义与随缘义。
始觉就是心体之用，随缘而生，离染还净，心性照显，故有始觉生出，始觉约因位，究竟觉约果位，这是真常唯心论的心性本觉体用观。
把觉当成本有，固有，当成本体之性，这样就会出现问题。
“心性”既然是本觉的为何可受无明熏习。
觉能破无明，为何被无明所遮盖。
觉与不觉都属于有为法事。
即法尔之事也。
非后天所为也。
再者，觉为能缘法，净为所缘法。
二者截然迥异，不可同日而语，更不可混为一事也。
净与觉是有关系的，因觉而尘离，离尘而净显，但不可以净性，即是觉性。
觉是缘起的法，《法华经》中讲，“佛种从缘起”。
而净则是法尔法。
由于真常唯心论者迷信体用论。
因而将觉与净混为一谈，给体用化。
如果觉性是本有的，那么，成佛就是毫无意义的了。
因为本身即是，何须外求，当然中国的禅宗就讲，一切即成，不求即是。
可是，常言讲，“玉不琢，不成器”，玉可成器，但玉不是器。
器者修为成立，是缘起而有，是第二性存在。
而玉则是无为之物，是法尔本有，是第一性存在。
觉与净二法也是如此。
觉是第二性的是缘起而有，是修为而成的，而净则是第一性的本有的，是无为的天性。
所谓的心性本净，只能是这个意义上的性寂义也，不可能是体用论化的觉净一元本有论。
从上略论中可以看出，性觉论的心性观是不如理也不如量的。
是典型的本体论玄想产物。
这种思想是根植于人类同有心理的终极寻求而来，它的价值在于从概念与信仰上提供一个终极关怀性的存在基础。
它的事实，就是虚妄分别。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在佛教思想发展上，它的形成是有其内在原故的和必然发展趋势的。
在印度佛教中，有一类经典广讲：“佛性，如来藏。
”这些经典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不少外道真常神我论影响。
“佛性，如来藏”最初提出是约因位的成佛根据（可能性）和佛果境界而立的。
后来确实这些概念被实体化了。
这个异化在印度就开始了，后期的密教就是这种实体主义的逻辑终结。
中国佛教使佛性，如来藏思想更玄学化了。
“心性”即“佛性”“如来藏性”。
这种观念就成为真常唯心论的基本前提和实践的目的。
心性即然都是觉性，固然人人成佛也是必然。
然而事实上，人人有别，各有根性，品类不等也。
这是一个经验事实也。
它们讲“性”只讲共性，忽略了个性，讲体性，忽略了能性。
因此，它们并不知“性”义真趣。
唯有唯识宗彻知性之原故。
唯识学讲“心性”，还讲“种性”。
这也是从法尔上讲的。
五种性义是唯识学独有理论，是有其深刻的义蕴的。
然而，在历史上，常常被一些人诋毁。
斥之为不了义教。
其实从经验上考量这些问题，本身并不玄奥，实属平常也。
色法上有共性，也有个性，如坚、湿、暖、动即是其个性。
这是个体的性能。
是法尔如是的。
色法如此，心法也然。
众生各个有心，而心与心共性一致，但个性有别，从质从量都有区别。
唯识学的五种性义，是依事而立的。
并非是存在论的玄设。
佛教的心性论在唯识学得到了完满的阐释。
而唯识学心性论就是性寂义。
“性寂”或“本净，本寂”是心法的所缘性。
心性的能缘性，有二位，一是识位，二是智位，也即觉位，觉之产生，是待缘方成，如石能出火，（可能性）必待外击方显，石出火是可能性，不是必然性。
正觉的实现，有多种因缘方成，内因外缘都要俱足，非是心体本然固有之物。
如果心体本然即是觉性，那么，个个成佛就是必然性的了，这种必然性实际是基于法的本然已然性上了，所以，觉不可为体性。
能性，只是可能性，缘性。
唯识学中关于心性之论述，没有过患，全符经验事实之理。
五种性是指法尔先天的个体性能的基本条件。
性寂本净，则是指法尔心法的本然真际。
缘起而正觉则之指众因缘俱足而成就不可思议境界。
并不是“天然的释迦，本来的弥勒”。
佛教的心性论只有在实践的角度上讲，才具有真实性的意义。
把心性本体化是造成性觉论的关键，心法，色法都是缘起相续的事相，那有在因位中就果性俱足的了，这不就是因中有果论吗
总之，心性问题，不要形上本体化，要在平常心中去体会它，从生命的价值实践去感悟它，那么心性的实然也就了然了。
佛教的心性论，如果从大乘佛教的三大学系角度来诠释，是各有特质，但能如理如量地解释清楚心性本质规定，那只有唯识学。
众所周知，唯识学讲法性立三自性义来诠释，心性即法性，万法唯识故。
三自性皆不离识，故三自性也是心识的不同层面上规定性。
三自性者，一遍计所执自性，二依它起自性，三圆成实自性。
唯识学在讲法的分类时立五位百法。
在事理上，将清净法界归属理性，将心识归属事相。
唯识学这样分别是有其理据的。
它要按照有为法与无为法（事与理）的逻辑相关性上来区别诸法的不即不离，不一不异的缘起实相，唯识学承认慧[般若（有漏；无漏）]是属于心所有法，它恒依心起，与心相应，系属于心。
慧是从因位立名，觉是从果位受称。
慧觉实在是依心而起作用的，在唯识中被定义为心所有法的别境法。
慧觉不是心识的普遍性，它仅仅是心识所缘诸法时而产生的正确感应。
觉是感应的状态，并不是心法的本有性德。
唯识学把慧觉法例入有为法中，就是看破慧觉的活动性。
从三自性角度上讲，慧觉是属于净依它起自性，它与圆成实性是不即不离的关系，所谓不即者，就是不是一个体，所谓不离者，就是不分离的意思。
心识是不停的活动的主体，所谓相续执持。
受熏持种的。
“心性本净，客尘所染”，讲的就是心识受客尘所熏染，执着于这种熏染境就是遍计所执自性，这也就是无明，无明与尘染有关，但不是一回事。
它有能执与所执关系。
心识本相是净的，与尘杂合，这是心识的现有实状，能把净尘分开，还心本相，就是慧觉，这个慧觉是有因生义的，即心识的无漏种子－－佛性，唯识学特别强调，无漏种子不被心识所藏，而是依附本识，这是有深义趣的。
圆成实自性，是二空所显真如，也即是法性心性。
这里也有能所之别。
不可混为一谈。
圆成实性是所缘真如理，能缘真如的二空智则是有为无漏智的开显。
智如相关，但不相同。
这就是事理论的心性观。
从事理论角度上讲，“心性本净”，只能是性寂义，不能是性觉义。
唯因性觉义的心性观不知能所智如的不即不离的存在关系。
与唯识学不同的中观学讲心性是基缘起性空的本质论角度上讲，心性法性都无自性，故于法不立一相。
这侧重于能观心智境界上讲，并非是对所缘诸法的当体功能上判断，所以，中观学的心性观在原则上与唯识学并不相左，只是在论域范围有狭广之别而已。
讲心性观最多的就是如来藏，佛性论者，大家要记住，如来藏学中有两类，一是净心如来藏理论，二是真常心如来藏理论。
净心如来藏是从果位立论，实是唯识学的后半部。
真常心如来藏理论是净心如来藏的本体化。
也就是体用论，它将诸法的能所智如有为与无为统一在一个本元上。
即大全宇宙本体心性。
因此，性寂与性觉是一个东西的两方面，是即体即用，全用归体，从体起用。
这是佛学走向了异化之路--形而上学化了。
在净心如来藏理论中，有“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一切唯识造”“在缠如来藏，出缠法身”。
“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等说法。
这和“心性本净，客尘所染”是相同的。
我们对主客的净染关系，主体的无明与慧觉的关系，心自性的当体功能用与所缘所产生的作用，都要如理如量的解释，这样才能把握心性观本质。
净心如来藏与唯识学一样，对此问题都有详实阐明。
主客的相对存在，是法尔自然，无须质疑。
净染之德也是主客存在的固有之性质。
也无须再追问盘诘。
无明与慧觉本为心识两种状态。
无明不是因染而成无明，而是执染而成无明，离执，净染各归其位。
无障无碍。
从本以来，无明在先，慧觉在后，这是一个事实存在，不是逻辑设定。
真常心如来藏理论不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他们认为心性是本觉的。
把无明等同于客尘。
无明熏真如心（本觉心性），把本性完美化，无明外来化，成了无明风吹动本性心，本觉心不守自性而沉迷，它们不承认无明是心识的内在性的不完美性。
是一个残缺不足。
它们把心性本体化，大全化，完美化，神秘化。
因此只要放下万缘，心归本性，就是天真佛。
它们这是一个大错误，它们违背佛法的基本原义，全部佛法的价值精义就在于--修，修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创新，是一个自我改造，是一个革命性工作，是生命心性升华的动力。
是生命最有价值的体现。
修佛不可放下万缘，而是“应无所位而生其心”，“信心清净，则生实相”离染则心净，破执（内在的无明）才能离染相，由此实相才能显现。
众生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的，而是互相增上依止而存在的，所以，唯我主义的存在论是违反存在实际的，真常唯心论就是这种存在论的典型代表。
他们讲，放下万缘，当体独立，对境无心，无念为宗，以此心志内感心性真如。
事实上，它们割离主体与客体，能缘与所缘，心归无记了，这是大无明心。
唯识学认为全部佛学都是增上学，如《摄大乘论》中讲，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
并不讲心性本有的亲因缘之慧觉之学。
心性论并不复杂，实在是一个历史性所造成的错误。
一些附法外道，没有放弃自身的本体论思维方法而入佛门，并且以佛法之名，广讲外道义理之实。
这样才使经验上的心性问题变成了一个形上本体化的超验问题了。
真常唯心论讲“一切众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安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
又讲“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又讲“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生灭与不生灭，真妄和合而有阿黎耶识”。
又讲，“如来藏是体，阿赖耶识是用”等等。
这都是从主体论上升到本体论和实体化的有力证据。
佛教真理是生存的真理。
不是玄想的真理。
佛教是从生活实际出发，从人性（心性）角度看待存在的一切，如四谛，十二因缘乃至六度法都是从业感生活而发的。
并不是一种形上玄想。
心是一种主体，一种内在性。
佛教讲观心，观心无常，或观心本净，这都是把心当亲所缘来讲的。
通过观行，功德圆满，业力具足，方能成就正觉心慧。
佛教本来就是如此，并非于内在讲性觉元真。
真常唯心论将因果位颠倒，觉在果位，不在因位，故将佛性（佛界）的因性义当成果德，佛性本是因性，是可能性，不是必然性。
也不是本然性。
《华严经》中讲，“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
《涅盘经》中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之名句，都应该在可能性和因性上去把握。
都要在活动中去体会，不要将其形式化，本体化。
那样在事实上就会事与愿违了，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永恒的价值本体，结果破坏生存实有的真实价值体系。
生命的价值是一个生存感悟的经验实事，并不是一个抽象玄想的概念，只有放弃玄想哲学思维，才能更切近生活实际，心性问题本身就是从生活自我体悟中产生的观心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超验本体的事。
佛教史上最大的悲哀就是误解圣义的太多，这也就是末法的主要原因，我辈佛子应深思反省也
再者，真常唯心论认为“性觉”之觉的本觉，就是对“心性本净”的正确解释，理由是“净”有光明、明净之义，也就是承认心体本性光明澄净，唯识学中的本有无漏种子与佛性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一致的，它们认为唯识学与如来藏真常心学在“心性本净”义上并不矛盾。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唯识学与净心如来藏学有相共之处。
但与真常心如来藏学则是全然相违的。
唯识学认为“明”“净”都有比喻性，说“心”性净明，并不一定是指心性觉性，因为觉知是一个能所相关性问题，而明，净仅是所缘法之特征。
并不含着能缘之义。
如唯识学中讲“九缘生眼识”，光明就是其中一个缘，即生成了别作用的一个条件。
光明本身并是了别作用。
这如同“照，见”一样，照上一种外在性之表德，见是基于照性而生气如实觉知的内在作用。
见不等于是照（光明的作用）本身。
同理，觉也不等于是明净之性能。
关于唯识学的真如义有两类，一是依言真如，二是离言真如，唯识学把识性称为圆成实自性，认为它是二空所显的胜义真如，这个真如是依言而立的，是从所观境而立的，并不是一个心体即是真如，而是心之所以然是为真如，此是理性。
是一切心识的法尔本然之实相。
也即是自性，涅盘性，不生不灭。
在唯识学中，彻见圆成实自性是转识成智方可证得，是大圆镜智所彻见之理体。
而大圆镜智本不是以生俱来的本有之东西，它是转依而成的，但本有种子性（因性，条件，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这个本有种子仅是生成妙觉的一个因缘而已，这与本觉，现成的佛性是不同的，唯识学的心性观是不违反缘起法则的，而真常唯心论的心性观则有此之嫌，如来的性具性起之义都是在广演本体论心性之义。
“心性本净，客尘所染”之说是根于解脱论的观行实践而立的定义。
它为解脱论提供了一个理论与实证的依据，虽然这句话十分明了，但是过于简单，容易使人寻思联想纷纭。
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后来的义学家们，为了训诂这句名言，建立了许多方法，其目的在于从解脱论上建立一个成佛实践的必然性，而必然性的前提则是一个实然性的。
大乘佛教中，唯识学与如来藏学对心性问题最关切，可以说他们的理论核心就是以心性论而展开的。
唯识学为了论证成佛的可能性，建立了“无漏种子”学说，而如来藏，佛性论者则建立了“性觉”“本觉”理论。
如来藏义，佛性义就是性觉义的核心命题。
唯识学与如来藏学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在心性问题上，是有本质性的区别。
后来有人会通二家，力图圆融。
事实上，这是缺乏事实依据和理论论证的。
是一种无效的妄想推度。
无现实意义。
下面我们就对唯识学与如来藏学的相关心性问题的重要命题“无漏种子”，“佛性”，“如来藏”义再做一番深入探究。
在分析这些命题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对“心性”概念的本义再做一下必要的诠释。
何谓“心”何谓“性”，心与性合成一词，是何谓
心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有各种不同的定义。
可以说“心”是十分难讲的概念。
关于心的解释与划分就很多，如，有把心与色相对立。
立主体心，个体心，有把心实体化，大全化，讲宇宙一心。
有把心功能化，作用化，关系化。
讲主体机能心。
有讲宇宙一心，有讲宇宙多心。
这些心的定义有从本体论上建立，有从认识论上建立，有从先验性上建立的，有从经验上建立。
那么，这些心观哪个是合乎实际呢
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从事实可证的角度出发，来解释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佛教是重视“心”的，如《阿含经》中讲“心为法本”。
《华严经》中讲“一切唯心造”。
心有能动性，心有集起性，心不是一个物，即不是一个占有空间位置的实体色法。
那么心又有其性能。
在所知所觉的境界中，兴造种种法相。
由而有人认为心即然作用人人皆知，想必其必有实体存在。
否则从何起用，因此心就被实体化了，如“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之说，就是从实体角度上建立的心性观。
佛教有一个大原则，那就是缘起义。
在缘起义上是不允许有实体性存在的，因此，佛教的经典中，常云“观心无常”“心不可得”这都是经验内省的事实。
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是个体心，抑是大全宇宙心
如果说是个体心，这与灵魂神我有何区别
如果是说大全宇宙心，那么它与上帝真神有何区别
实体化的心，不论是大全心，还是个体心，都是违反缘起存在法则的。
所以佛教所立之心不可能是一个与缘起法则相违反的实体心，佛教所讲的心，就是主体心识之性能统称。
是一个业力说，并无实体存在。
当体是心性本空的。
体空而业用不空，这样才能建立缘起与缘生法理。
大乘唯识学的心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心。
唯识学讲心，立阿赖耶识。
以此根本识概括心之全部义蕴及其功能。
心是个体，心是主体的，心是相续的，心是无常的，心是非实体的。
所谓心是个体者，因为人人都有一颗心识，故称心是个体的。
所谓心是主体者，是从认识关系上讲，能缘者是心，主动性，志向性，故称心是主体的。
所谓心是相续的，是从心相的存在活动上称谓。
所谓心是无常的，就是说心相刹那生灭，无有恒常之相，故称为心是无常的，心是识之异名，识是功能，识是无我的，故心并不一个实体物，所以说，心是非实体的。
这些心之特性，在唯识学的阿赖耶识义中都得到充分的解释。
真常唯心论的心体观是这样的，它们认为心就是万法的本体。
万法是心所生，心是真如自性，它有二义，一是不变义，二是随缘义。
真如心体，就是法身，就是佛果实体。
如来藏之心是共相之心，是大全之心，是法界之心。
阿赖耶识是依如来藏之心而有的生灭心，是本体之用。
这种心体观是典型的绝对唯心本体论。
真常唯心论的心性观与唯识学的心性观是截然不同的。
它们的分歧在于对“心”的个体性与大全性不同认识，也有对“性”的不同理解。
“性”有不变含义。
唯识学认为心是法，性是法性，法是主词，性是宾词，性是定义心的属性的，心体无常以被大家所知，佛教不可能在“心”上再定义一个不变实体之性义。
性是指性能及表相。
心体的性能与表相是本来固有明净性。
是受客尘所染的。
所以心相上有烦恼相存在，离染还净，拂尘显明就是从解脱境界上建立的实践方法。
并不是一个实体之性德。
真常唯心论者就是把“性”解释为实体义是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天理良知良能观念的影响，孟子讲：“尽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与真常唯心论的心性理路是十分相切的。
近代儒学专家牟仲三有一本著作就是讲心体与性体的《心体与性体》，这都是从体用的思路而格义“心性本净”义。
其实佛法的方法是从用上讲，是不讲形上实体的，如欧阳竟无大师就曾讲“唯识学诠用义是一大要旨。
”即用显理，依用成就功德道果。
并不是从一个先验实体出发－－所谓的良知良能。
这是道德上的形而上学。
对心性本义的真实把握，我们要看印度的染位唯识学和净位唯心学。
无漏种子，佛性，如来藏义就是他们的诠释心性功能的概念。
我们通过对这几个概念的认识，就可以如实认识到心性本净的真实义蕴，及其以心性为基础的解脱论。
何谓无漏种子
无漏种子与心识什么关系
种子是什么意思
本有种子与始有种子的关系是什么
无漏种子依何因缘而起的作用
无漏种子与有漏种子是什么关系
无漏种子与无为法是什么关系
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唯识学所要阐释的，如果能够把这些很好地阐释清楚，事实上，就等于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实践解脱论。
所谓无漏种子者，就是指无有烦恼的清净法种子，种子者是比喻，是指能生作用的功能，种子并不一个单子实体。
唯识学讲种子有六义一刹那灭义，二果俱有义，三性决定义，四恒随转义，五待众缘义，六引自果义。
这样的种子只是一种功能，并不是恒常不变的实体。
种子者，是现行故。
种子是因位，现行是果位，种子与现行是心识的两种存在方式。
无漏种子不被心识所含藏，而是依附于心识而存在，其实，这就是从因位上讲，心识的真相（即所以然，法尔如是相）是与心识共在的本质，并不是心识中的受熏习之物。
故不称为被含藏。
这就是无漏种子与心识的关系。
种子有本有和始有两类，所谓的本有种子就是指与识俱来的自在可塑功能性，所谓的始有种子，就是指识的浩动中刹那缘起的自为创造功能性。
本有与始有不是一个时间先在性关系，而是一个逻辑先在性关系。
这样是反对时间本原论的原始发生观的。
无漏种子又依何因缘而起作用呢
这就要靠因缘具足才能显用，如修为磨砺。
功到自成。
再如二石击火，因缘相合，种子才能现行。
所谓待众缘也。
这样无漏种子与有漏种子又有何等关系呢
其实，有漏与无漏二法性质不同，有漏种子是基于心识功能而成的，无漏种子则是基于心识存在而起用的，这如同一张白纸，白性是纸之本有，它与纸同共，这个自性就是本有的无漏种子，而有漏种子者，则如同白纸上的墨色，是外熏而成的，不是纸所固有的，但为纸所藏。
所以，心识有受熏持种之义也。
有漏法与无漏法与此理类同。
再者，无漏种子与无为法又是何关系呢
无为法者是不生不灭的，是非造作的。
故曰无为法。
无为法是所缘境理。
不是能缘之体。
无漏种子则是从能缘上建立的。
是属于有为法范畴。
无漏种子若现行，就是主体根本智得以开显，从而可以证见无为法性之谛理。
根本智虽然以无漏种子为亲因缘，但不等于无漏种子就是本觉之性，这如同生水与热水一样，热水要有外热增上缘方可成就，无漏种子成就根本智也如是。
基于如上的无漏种子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唯识学的心性理论的实质。
无漏种子（本净明性）必须得众缘才能起用，这就是唯识学所讲的“转依”活动。
所谓转识成智，转染成净，都是要有相关性因缘法才行，因此在训释“心性本净”义只能用性寂义去理会，不可以用性觉义来贯通。
因为，觉是转依之果，不是转依之因，不可以果因倒置成因中之果。
佛性也称佛界。
其实就是成佛的可能性，在唯识学中，讲佛性有两种，一是理佛性，二是行佛性。
在一些经中，有把佛性则分类为，正因佛性，缘因佛性，果佛性，果果佛性等。
佛者觉也。
性者不变义，直解就是觉的不变之性，其实这个性是一个性能（因力）不变，并不一个实体不变。
唯识学认为理佛性是一个共相性，是一切众生皆具的，它是一个无为法。
本身是一个所缘性，并不起用，关键在于行佛性，这就不同了，唯识学讲众生中法尔就有五种性之别。
也就是说行佛性不是人人都有的，行佛性就在行之缘起中起用。
这个佛性也不能被训释为本觉之佛性。
因为，行佛性是具有因缘性和能动性，并且有指向性，由此佛性才有成佛的可能性。
经典的反义词有那些
经典的反义词：平庸、平常经典 【拼音】 jīng diǎn 【英文名】classics 经典是复合词： 其中的经指的是四书五经中的经，而典 则是春秋战国以前的公文体制。
意思：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经典的”;最能表现本行业的精髓的；最具代表性的；最完美的作品。
出处：“ 周公上圣，召公大贤。
尚犹有不相说，著於经典，两不相损。
”《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
1、旧指作为典范的儒家载籍。
例：《汉书·孙宝传》：“ 周公 上圣， 召公 大贤。
尚犹有不相说，著於经典，两不相损。
”《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
” 唐 刘知几 《史通·叙事》：“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
” 清 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四》：“祭祀之理，制於圣人，载於经典。
”2、指宗教典籍。
例：《法华经·序品》：“又覩诸佛，圣主师子，演说经典，微妙第一。
” 唐 白居易 《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佛涅槃后，世界空虚，惟是经典，与众生俱。
”《古今小说·滕大尹鬼断家私》：“且说如今三教经典，都是教人为善的。
”3、权威著作；具有权威性的。
例：丁玲 《杜晚香》：“ 杜晚香 没有引经据典，但经典著作中的某些名言哲理，都融合在她的朴素的讲话里了。
” 萧乾 《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箱子里都是袖珍本的经典文学作品。
”
“经典”这个词怎么理解，它有什么含义
经典jīng diǎn 中文解释 - 英文翻译 经典的中文解释以下结果由汉典提供词典解释基本解释[classics] 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经典著作详细解释1. 旧指作为典范的儒家载籍。
《汉书·孙宝传》：“ 周公 上圣， 召公 大贤。
尚犹有不相说，著於经典，两不相损。
”《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
” 唐 刘知几 《史通·叙事》：“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
” 清 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四》：“祭祀之理，制於圣人，载於经典。
”2. 指宗教典籍。
《法华经·序品》：“又覩诸佛，圣主师子，演说经典，微妙第一。
” 唐 白居易 《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佛涅盘后，世界空虚，惟是经典，与众生俱。
”《古今小说·滕大尹鬼断家私》：“且说如今三教经典，都是教人为善的。
”3. 权威著作；具有权威性的。
丁玲 《杜晚香》：“ 杜晚香 没有引经据典，但经典著作中的某些名言哲理，都融合在她的朴素的讲话里了。
” 萧乾 《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箱子里都是袖珍本的经典文学作品。
” 经典的英文翻译以下结果由译典通提供词典解释1.the classics; scriptures2.classical; classic
隋唐时期的主要佛教派别及其主张
隋朝统一全国后，南北两地社会的发展渐趋一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沟通，佛教南北各家师说也逐渐出现了综合调和、融会贯通的趋势。
这就为建立融摄各家之长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
同时，原来的佛教学派在安定的社会里有可能固定于某一地方，发展起寺院经济。
有了物质基础，也就具备了设立门庭、传授僧徒的条件，因而师徒传承，络绎不绝，逐渐形成宗派。
中国佛教思想的成熟，正是以宗派的形式表现出来。
宗派与学派的区别是：学派是“所宗、所尊、所主”某种学说，呈松散结构的学说流派，只重讲说，不重师承。
宗派则是有创始人、有传授者、有信徒、有教义、有教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相当确定的，具有师承传法系统的佛教教派。
天台宗是在隋代形成的、中国创立最早的一个佛教宗派。
因创始人智住在天台山，故后世称之为天台宗。
又因该宗教义以《法华经》为依据，所以又称为法华宗。
智认为《法华经》是佛祖释迦牟尼最后的说法，也就是最高权威经典，因而敬奉为宗要。
他以《大智度论》为指针，吸收南朝三论师和涅师的思想，并继承和发展北齐慧文、慧思的“一心三观”（一心中观缘起法空、假、中三谛）的观行方法，来组织自己的学说体系。
智的思想主要体现在陈隋之际他所开讲、后由弟子笔录成书的《法华经玄义》、《法华经文句》、《摩诃止观》之中，也就是所谓的“天台三大部”。
天台宗的教义、学说，包括教判和教理。
教判全称“教相判释”，谓判别或判定佛陀所说各类经典的意义和地位。
中国接纳佛教，主要是通过经典的传译，起初并无选择，不论其隶属大乘还是小乘，也未经辨明它们成立的历史背景、先后顺序以及体系的差异等，都以为是出自佛陀说法，全盘接受下来。
南北朝以来，人们已发现大乘、小乘、空宗、有宗都存在着严重分歧，其中很多地方互相矛盾，于是有人开始尝试整理和统一传到中国的佛典，并对各派佛学加以研究发展。
隋唐时期各宗派都建立了教判的体系，按照自己的观点、方法，把所有的佛教经典着作和理论加以系统地批判和整理，重新评价、安排。
一是为了融合各种佛经和各种教义之间的不同说法和矛盾，共同对付来自外部的攻击；二是为了树立本宗派正统和权威的地位。
天台宗的教判，就是所谓“五时八教”。
它把佛陀一生的教法分为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五个时期，然后又把这五个时期的说法按形式和内容分为化仪四教（顿、渐、秘密、不定）和化法四教（藏、通、别、圆）。
他们认为佛陀在最后时期所说的《法华经》是比化仪四教、化法四教更高更圆满的教法，所以《法华经》是天台宗尊奉的主要经典。
天台宗的主要理论是“三谛圆融”和“一念三千”。
“三谛圆融”说明世界万物的实相是空、假、中的统一。
一切事物都由因缘而生，没有真实的本体，这就叫空谛；事物虽然没有真实的本体，但并非纯无所有，仍有假相存在，这就叫假谛；既看到一切事物空的一面，又看到假的一面，非空非假，不落两边就叫做中谛（中道）。
空、假、中三谛相互包含，不相分离，任何事物都同时体现这三种本性，这就叫做“三谛圆融”。
“三谛圆融”包含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如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全面地看问题等等。
但不被一般人理解和接受。
天台宗认为这是“三惑”掩盖了“三谛”，于是又在“三谛”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心三观”的禅观实践学说，要求人们在一念心中同时观想空、假、中三谛之理，从而成就相应的三种智慧。
“一念三千”说明一切事物相互包含、贯通一致的关系。
“一念”指心念活动的最短时刻。
“三千”指世间和出世间的善恶、性相、万物的总和。
“一念三千”就是说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是存在于“一念”之中的。
可以说客观世界的一切都是“一念”的产物，没有这“一念”也就没有世界。
从“三谛圆融”和“一念三千”可以证明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差别相实际上只是一种假象，其本质是统一的。
随着封建王朝的统一，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佛教，也结束了南“义”北“禅”的局面而归于一统。
天台宗的创立，既是体现这种佛教一统的产物，也标志着佛教已经完成了“中国化”的历程，开创了中国佛教建立宗派的风气。
进入唐代后，虽有智威、慧威、玄朗维系其命脉，却受到盛行一时的禅宗的压抑，一直没有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
中唐时期，湛然将天台宗恢复到了昔日的盛况。
不料会昌毁佛对天台宗打击沉重，天台宗典籍损失严重，声势骤减。
五代时，天台宗僧人从日本、高丽访求到本宗典籍，才使天台宗又有所复兴，但再也见不到隋唐时期的盛况了。
三论宗是隋朝形成的宗派，因以印度中观学派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主要依据而得名。
三论宗的创始人是吉藏，其代表作是《三论玄义》。
该宗认为各种事物都是空无自性的虚幻存在，只有既不偏执于真实的空，也不偏执于虚假的有，才能达到“中道实相”。
“中道实相”就是三论宗的中心理论，为了阐明这种理论，又提出“真俗二谛”说和“八不中道”说。
他们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由众多因缘和合而生，空幻不实，无自性，在世俗人看来它们是真实的存在，此为俗谛；在得道圣贤看来，皆无自性（空无实体），此为真谛。
真俗二谛都是为教化众生而假设的言教，这就是“中道”。
“八不中道”就是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等八种破除偏执的中道观念。
生、灭、常、断、一、异、来、出都是违背中道的偏执之见，只有破除了这些偏执之见，才能显示中道实相。
三论宗主要阐扬龙树的空宗理论，可以说是僧肇哲学思想的继续发展。
吉藏门下有慧远、智凯、硕法师等。
硕法师门下的元康在唐太宗时曾奉诏入长安讲“三论”，着述颇多，今仅存《肇论疏》三卷。
此时天台宗、唯识宗盛行，三论宗流行不久便开始衰落。
虽然三论宗流传的时间并不长，但“中道实相”的思想却融入到中国佛教其他宗派的思想学说中去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唯识宗是在唐太宗和唐高宗的大力支持下，由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创立的宗派。
因该宗由分析法相（泛指事物的相状、性质、名词、概念及其含义等）入手而表达“唯识真性”，故又名“法相宗”。
无论其分析的出发点还是结果都认为一切现象不过是“识”所变现出来的，所以叫“唯识宗”，合起来称之为“法相唯识宗”。
又因他们二人常住慈恩寺，世称窥基“慈恩大师”，故也称“慈恩宗”。
还因该宗以《瑜伽师地论》为根本教典，故又名“瑜伽宗”。
《解深密经》、《成唯识论》和《瑜伽师地论》，即一经二论是唯识宗最基本的典籍。
唯识宗从分析事物的现象，特别是着重从分析意识现象入手，进而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其主要理论是“唯识无境”说。
主张外境（客观世界）非有，内识（主观精神）非无，世界上一切现象只是心识的变现，心外无独立的客观事物存在。
这种理论主张有情的心识可分为八种：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和阿赖耶识，合称“八识”。
前五识能分别外界色、声、香、味、触诸对象，相当于感觉；意识统率前五识的活动。
末那识连接意识与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则是世界万物的精神本源，它内藏着各种名言种子和业种子，因缘而变现出世界万物。
唯识宗认为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以阿赖耶识为主宰，身体死亡了，别的识都消亡了，阿赖耶识却不会消亡，它是一个永远转世、永远不灭的灵魂。
由于心外无境，所以普通人所谓的认识外界事物，实际上只不过是由识变现，分成认识的主体“见分”和认识的客体“相分”，然后再由见分去认识相分。
在修行实践上，唯识宗认为阿赖耶识内藏的种子有的被染污，有的是清净的。
修行的关键是如何清除染污，使所有的种子都变清净，这就能达到涅解脱。
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认识唯识无境的理论，其次要按照佛教要求进行修持，如遵守戒律，修习瑜伽禅定等等。
唯识宗在唐代盛行不过三、四十年，轰动一时很快就转向衰微。
它早衰的根本原因是该宗固守印度佛教的教义，论证烦琐晦涩，且主张五种性说，认为有一种无种性者，终究不能成佛，这与中国传统思想所主张的人性本善以及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观念相冲突，也受到了主张人人皆可成佛的天台宗、禅宗的批评。
而且唯识宗的弘传只限于有较高文化的社会上层，影响了争取更多的信众。
武则天上台时为了与李唐王朝相区别，改为提倡华严宗。
同时比较接近下层的禅宗也起而与之相争，唯识宗的衰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律宗是中国佛教中以研习及传持戒律为主的一个宗派。
由于其主流派主要依据《四分律》，所以又称为“四分律宗”。
又由于它的实际创始人道宣住在终南山，所以又称为“南山律宗”或“南山宗”。
佛教非常重视戒律的作用，从典籍上说，它是经、律、论三藏之一；从教义上说，它又居戒、定、慧之首。
戒律随佛教传入中国，但在唐以前只有律学，尚无律宗。
中国律宗逐渐形成于隋唐时期，实际创始人为唐代高僧道宣。
他以大乘律学会通小乘律学，把律学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派——律宗。
道宣曾受玄奘影响，用大乘教义讲解《四分律》，晚年入终南山潜心着述，着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等五大部，受学弟子有一千多人，被称为“南山宗”。
与道宣同时，还有相州（今河北临漳）日光寺的法砺和长安西太原寺东塔的怀素也弘扬律学，分别称为“相部宗”和“东塔宗”。
三派在当时被称为“律宗三家”，观点互有参差，时有争论，尤其以相部宗和东塔宗之间的争论更为激烈。
唐德宗时，这两宗的争论成为当时佛教界的一件大事，甚至最后由朝廷出面组织辩论，判定是非。
但以后这两宗都逐渐衰微，只有南山宗一度传承独盛，绵延不绝。
后来鉴真和尚还把律宗传到了日本。
律宗认为在佛教各种律本中，只有《四分律》最适合中国的国情。
他们把佛教各种戒律归纳为“止持”与“作持”两类。
“止持”即内心有所执持，以生防非止恶的功能；“作持”即内心的执持不仅消极地防非制恶，而且鼓励人们积极修学，日趋于善。
他们又把戒律分成四科：戒法、戒体、戒行、戒相。
戒法是指佛陀所制定的一切戒律，戒体是指弟子从师受戒时所发生而领受于自心的守戒动力，戒行是指发于戒体、随顺戒体的守戒行为，戒相是指心领戒体、表现于言行举动而显出的仪相。
四科中“戒体”是问题的核心。
由于道宣曾参与弘福寺、西明寺玄奘的译场，深受唯识宗学说的影响，倡立心识为戒体之本，因而能在大乘佛教处于优势的中国佛教中占有一席之地。
佛教戒律的条文非常烦琐，如《四分律》中比丘戒共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共三百八十四条。
从不邪淫、不偷盗、不杀生、不妄语（说谎）这四根本戒。
到行、住、坐、卧，以及如何进门、吃饭等均有明文规定。
如果受戒者真的照此守戒，势必寸步难行。
所以，尽管中国佛教各宗派都讲戒律，历代也都有重兴律宗者，但实际影响并不大。
华严宗以宗奉《华严经》而得名。
因该宗宣扬法界缘起论，亦称“法界宗”。
又因为该宗的实际创始人法藏被武则天赐号“贤首”，所以也称做“贤首宗”。
华严宗的先驱，一般上溯至陈隋间的杜顺，他被追认为初祖。
二祖智俨着有《华严五十要问答》、《华严一乘十玄门》，对后世影响较大。
三祖法藏为了迎合武则天的政治需要，曾住太原寺，成为武则天的家庙和尚。
他参与新译《华严经》八十卷，在批评其他宗派的名义下吸取了天台宗、唯识宗的某些观点，自行判教，发挥和充实了《华严经》的思想，着有《华严经探玄记》、《华严经旨归》等，形成了比较完备而独具特点的理论体系。
据说有一天法藏在佛授记寺讲新译的《华严经》，当讲到《华藏世界品》时，讲堂的地面震动了。
有人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武则天。
武则天立即嘉奖法藏，把地面震动说成是如来佛降迹显灵。
以后对他更是倍加赏识。
法藏还为武则天讲解华严宗教义。
当女皇听到“六相圆融”、“十重玄门”时，感到迷惑不解。
法藏反应极快，随手指着殿前的金狮子，进行形象的深入浅出的解说：“六相圆融”的理论是用总、别、同、异、成、坏三对范畴说明现象与现象之间错综复杂的缘起关系。
拿金狮子来说，金狮子的整体是总相，因为它具足了各种成份，比如有眼、耳、鼻、舌、身；而眼、耳、鼻、舌、身则是别相，因为这些成分有所差别。
从另一角度看，眼、耳、鼻、舌、身相依相待，合成一个总体——狮子，是同相；眼、耳、鼻、舌、身各自互生，各不相同，是异相。
再从另一角度看，眼、耳、鼻、舌、身缘起而成为狮子，是成相；眼、耳、鼻、舌、身仍旧处在各自的地位，保持分离状态，是坏相。
法藏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这六相两两相别相成，同时具足，互融无碍，因而叫做“六相圆融”。
“十玄”的理论是要阐明成佛的境界，它涉及到现象和本体的关系，现象和现象的关系以及现象和心的关系。
法藏仍用金狮子作比喻来说明这些关系。
比如金狮子的眼和耳等都是由金子造成的，所以狮子眼即狮子耳。
也就是说，现象与现象之间虽有差别性，但更有同一性。
又比如金狮子的每根毛都是金，所以一根毛中就有金狮子，甚至是无数的金狮子。
这就是说，部分和整体的差别是次要的，它们之间的同一是更重要的。
如此等等，最后归结为“事事无碍”（大千世界表面看千差万别，但实质却没有什么不同）、“理事无碍”（本体与现象相互容纳，互不妨碍）、“重重无尽”。
众生一旦具有了十玄无尽缘起的悟解，那就达到了成佛的境界。
法藏用金狮子作比喻，生动地讲解了华严宗的基本教义，终于使武则天豁然开悟。
法藏的弟子将这次精彩绝伦的讲学记录整理成书，称为《华严金狮子章》。
此书集中而简要地概括了华严宗的基本观点，成为华严宗典籍中权威性的论着。
法藏为了使听众理解“重重无尽”，还特地在一间很大的房间里设置了十面大镜子，八方和上下各一面。
每面镜子相隔一丈多，面面相对，在镜子中间安置一尊佛像，并点燃一支火炬。
这样一来，每面镜子不但照着佛像和火炬，而且还照着其他镜子中所反映的佛像和火炬，互影交光，光光相涉，层层叠叠，无穷无尽。
由于法藏的循循善诱，使华严宗在统治集团中具有很大的影响，通过他们的鼓吹，又使华严宗很快波及全国，成为当时十分显赫的佛教宗派。
法藏还为唐中宗、唐睿宗授菩萨戒，成为皇帝的门师。
法藏的三传弟子澄观又是唐德宗的门师，被称为教授和尚，曾任天下大僧录。
唐宪宗时，授给澄观金印，要他主持全国佛教。
从此华严宗更加不可一世，达到了最高峰。
在圆融无碍思想的支配下，华严宗随着历史的发展，理论上的调合色彩越来越浓。
澄观的弟子宗密着有《禅源诸诠集》、《华严原人论》等书，不仅企图糅合佛教内部各宗派，注意吸收新形成的禅宗一派的见解，而且还积极调合佛教和儒、道二家的思想，强烈地表现出企图统一三教九流的倾向，这表明华严宗的形成和流传适应着融和佛教内部各宗派和教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
由于华严宗的发展凭借的主要是政治势力及其政治活动，为了融和各派，义疏也难免烦琐难通，致使华严宗在以后的发展中，虽然对宋明理学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但作为佛教的一个宗派也难免走上被人遗弃的道路。
宗密死后四年，发生了会昌毁佛，华严宗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寺院被毁，经籍散失，从而转趋衰落。
密宗出自印度后期佛教中与显教（通过语言文字明显说出其教法者）相对而言的密教，约在东晋时传入中国。
唐玄宗时，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华进一步翻译传播，受到唐王朝的扶植和提倡，正式形成宗派，一度流行于汉族地区。
开元四年（716年），善无畏来到长安，受到唐玄宗的尊崇，住在兴福寺，翻译了《大日经》等密教胎藏部经典。
开元八年（720年），金刚智与弟子不空来到长安，住在资圣寺，翻译了《金刚顶经》等密教金刚顶部的经典。
密宗认为世界万物、佛和众生都由地、水、火、风、空（空隙）、识（意识）所造。
地、水、火、风、空为“色法”，属胎藏部，是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的显现，表现“理性”方面，即本来具有的觉悟，但隐藏在烦恼中而不显，故名“胎藏”。
识为“心法”，属金刚界，与胎藏界不同，表现‘理德”方面，任何东西都不能破坏它，而它却能摧毁一切烦恼，故名“金刚”。
金刚形容佛教真理的坚不可摧，胎藏形容佛教智慧的深藏不露。
真理是平等一致的，智慧是千差万别的，这两个方面包含了宇宙中的一切，而且都具备于众生的心中，所以佛与众生也就没有根本差异。
只要人们身结手印（特定的姿势）、口诵真言（念诵密咒）、意作观想（观想着佛），使行动、言论、思想“三业”清净，就可与佛相应，当即成佛。
密宗的仪轨极为复杂，对设坛、供养、诵咒、灌顶都有严格的规定，需经“阿梨”（导师）秘密传授。
由于密宗具备浓厚的神秘色彩，当时的唐王朝统治者对此特别爱好，一时形成了王公贵族纷纷信奉密宗的风尚。
由于密宗的理论与修行法门在很多方面与汉民族的伦理道德不相符合，因而在不空之后，密宗只经数传也就衰落下去了。
禅宗是中国佛教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派，因主张用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行而得名。
又因自称“传佛心印”，以觉悟众生本有的佛性为目的，故又名“佛心宗”。
禅宗尊奉南北朝时来中国的印度高僧菩提达摩为初祖，发展到五祖弘忍时，他的弟子神秀和慧能分别创立北宗和南宗。
北宗谨守师教，缺少新的创造，渐趋衰落。
南宗所传习的不是自古以来所修习的如来禅，而是主张只要明心见性就可顿悟成佛的祖师禅，逐渐取代北宗及其他宗派，中唐以后，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一直流传至今。
慧能的《六祖坛经》是禅宗的代表作，也是中国人的佛教着作中唯一被称作“经”的一部。
按照佛教传统，只有记叙佛陀言教的着作才能称之为“经”，他的弟子及后代佛教徒无论多么伟大，他们的着作只能称作“论”。
慧能不但认为人人都有成佛的本性，而且把佛性与人性完全统一起来，去除了成佛的神圣性，代之以生机勃勃的人性，把佛性看成是人的唯一本性，看成是人心的主宰。
慧能的佛性论扩大了成佛对象，反映了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要求在成佛问题上机会均等的愿望，使禅宗有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基础，有利于禅宗的传播。
顿悟还是渐修是禅宗南宗与北宗的主要分歧点。
北宗主渐修，认为必须通过长期修行才能逐步掌握佛法而觉悟成佛。
南宗则主张顿悟，认为人人自心本有佛性，因而不需要长期修行，不需要施舍大量财物，不需要许多烦琐的宗教仪式，只要自己认识到自己本来具备的佛性，就可以顿悟成佛。
“顿悟成佛”是禅宗南宗区别于其他佛教宗派的基本学说，它一方面对于急需摆脱现实痛苦生活的穷苦百姓来说，能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满足，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另一方面，这种顿悟理论强调通过个体的直觉体验，可以在短暂瞬间使人性与佛性相契合，领悟我即佛、佛即我，佛、我一体，从而获得经过长久思索而不得其解之后突然而至的解脱快感，这对于历代的文人士大夫来说，是完全符合他们的精神需要的。
这就是历代的文人士大夫喜欢参禅的重要原因，而禅宗又通过历代的文人士大夫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唐以后，禅宗南宗迅速流行，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在南宗僧人中，有不少杰出的禅师，他们分布在各地传法，使南宗的势力迅速蔓延开来。
他们还把慧能的思想付诸实践，使禅法变得更加自由灵活和不拘一格。
各地禅师的教学和实践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于是陆续出现了五个禅宗支派：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从此以后，这些禅宗僧人更为强调自尊、自信、自立，敢于否定佛祖崇拜，敢于离经叛道，在佛门中独具风采。
他们互斗机锋、棒喝交加、指天笑月、潇洒风流。
那种激烈峻拔、新鲜活泼的禅风，给佛教的生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一种云蒸霞蔚、波澜壮阔的局面。
净土宗是在南北朝以来流行的净土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他们提倡念佛往生西方净土，所以称为净土宗。
传说西方净土的七宝池中长满莲花，凡往生西方净土的人，先投生在莲花中，经过一定时候，莲花开放，该人便正式生活在净土中。
因此，东晋时的慧远组织团体专修净土法门时，曾自命为“莲社”，后人也把净土宗称为“莲宗”。
净土宗与其他宗派不同，没有明确的传法世系。
该宗被推为祖师的，大都是因为此人对弘扬净土法门有贡献，而不是像其他宗派那样，前后祖师有一定的师承关系。
净土宗实际创始人是唐代高僧善导，他着有《观无量寿经疏》、《往生礼赞偈》等，阐述立宗的理论根据，组成了完备的净土宗的宗仪和行仪，正式创立了净土宗。
善导提倡念佛，到处宣扬净土法门，先后达三十余年之久，拥有大量的信徒。
他本人也是每天念佛，一直念到筋疲力尽为止，即使是在严寒的冬天，也要念得身上出汗。
净土宗的教义比较简单，没有什么深奥的哲学含义。
他们认为修行者的念佛行业是内因，阿弥陀佛普度众生的愿力是外缘，内外相应，便可往生西方净土。
善导把修行分作正行与杂行两种，正行是根据净土宗的经典确立的修行内容，包括诵读经典、观想阿弥陀佛的庄严、对阿弥陀佛礼拜致敬、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赞叹供养阿弥陀佛等五种，其中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是正修正业，最为重要，其他四种则是旁修助业；杂行是其他各种积德行善的修行。
由于修行者本人信仰程度的不同，往生净土后见佛、成佛有快慢之分，待遇也各不相同，共分成上、中、下三辈九品。
由于净土宗的修行法门简便易行，特别适合文化程度较低的广大下层百姓的接受水平，故中唐以后广泛流行，并与其他宗派相互渗透。
会昌毁佛后，佛教其他宗派趋向衰落，唯有净土宗与禅宗流传至今。
晚唐以来，很多僧人都提倡“禅净双修”，这已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
隋唐佛教宗派的创立，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佛教进入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伴随着佛教宗派的出现，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体系相继成熟，佛教的文学艺术日趋繁荣，佛教的世俗活动和对外交流空前活跃。
中国开始成为亚洲佛教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