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花怎么做
（1）我国梅花插花的历史 我国梅花插花的最早记载，至少应在魏、晋之际。
据《荆州记》载：“陆凯与范晔交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诗云：‘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宋代，梅花插花之风甚盛。
李嵩画有《花篮图》，在此画中，一个精致的藤篮中插有梅花、蜡梅、山茶、水仙、瑞香等花卉，技法丰满、细腻。
张道洽的《瓶梅》诗云：“寒水一瓶春数枝，清香不减小溪时。
横斜竹底无人见，莫与微云淡月知。
”陆游作有“瓶里梅花夜来香”的诗句，戴复古作有“古瓶斜插数枝春，此即吾家劝酒人”的诗句，杨万里作有“胆样银瓶玉样梅，北枝折得未全开。
为怜落寞空山里，唤入诗人几案来”的诗句。
明、清梅插花及艺梅均步入鼎盛期。
明代出现插花的专著，如张谦德、等。
中“花目”一节云：“余之诸花，取其迎而易致者，入春为梅为海棠”；“品第”一节云：“梅以重叶、绿萼、玉蝶、百叶缃梅为上”；“使令”一节云：“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为婢”。
很快传入日本，并形成的流派之一——宏道流。
清代以瓶供为主，如陈书绘制《瓶供》图，梅花与牡丹交辉，更显得梅花插花的清丽高洁。
清代涉及梅花插花的著作也更丰硕，如《芥子园画传·梅菊谱序》就有“出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之句。
其他还有陈淏子的《花镜》、沈复的《浮生六记》等也涉及有梅花插花。
近代，梅花插花应用在规模、风格上均有新的提高。
如1949年在上海举办的梅展，据考证，可能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包括梅花插花的正式梅展。
1989年中国花协梅花、蜡梅分会成立后举办过九届全国梅展，均设有梅花插花展区。
（2）插梅的构图与立意 牡丹重姿、重彩，插牡丹必须显出富丽堂皇；玉兰洁白、清丽，插玉兰要突出亭亭玉立之姿；桃杏娇艳、缤纷，插桃杏可烘托热闹的气氛……梅花，不以华丽取宠，而以韵格为胜，具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及风格。
所以插梅的构图与立意与众花不同。
人们爱梅，不只是欣赏梅的外在风姿，更在于梅的“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的品格，人们视梅为坚贞、顽强、幸福及友情的象征。
因此，我们插花之前应先立意：或以冰中孕蕾、雪里开花的梅花为主体，配以苍松、翠竹，构成松、竹、梅“岁寒三友”图；或以“欲传春信息，不怕雪埋藏”（宋·陈亮）为题来歌颂威武不屈的精神；或以“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晋·陆凯）以寄予友人之情谊；或以“赏梅倍思亲”来抒发亲人团聚的愿望；或以“喜迎佳节春意闹”，象征欣欣向荣的景象。
关于梅花的插花艺术，《瓶史》中谈到：十一月插红梅，正月插梅花。
花木搭配以梅花为主，再配迎春、瑞香、山茶。
（3）插梅的主要方式 插梅的主要方式可分花瓶式插梅、盆景式插梅和壁挂式插梅3种：花瓶式插梅：花瓶深色、素净者均可，铜质和陶瓷的古朴花瓶更能显示梅花的高雅。
切勿用华丽的花瓶，以免喧宾夺主。
如瓶口太大而花枝摆动，可剪几根短枝架设瓶口，也可将花枝基部的中间切开，使它能夹住瓶内的小横木，以固定花枝。
如花瓶较轻不易立稳，瓶中可投铅、石等，以防倒伏。
梅花有红、白、绿等色，可一色单插，也可几色合插，但必须以一色为主，以免纷杂。
插梅时也可适当配些南天竹、文竹等，以调和色彩与层次。
盆景式插梅：一种插器是浅身阔口的水盆器皿，一种是用以制作小型写意盆景的各种观赏浅盆。
用水盆器皿插梅，必须借助于花插座（也称剑山），这是由金属铸制而成的，圆形、三角形或方形平底，向上一面有较多针刺，用来固定花枝之用。
根据自己的立意要求进行构图，在插“岁寒三友”图时，由于竹枝易干枯，必须将它尽量低插，近于水面为好。
若松枝过于笨重粗大，不能平稳放置，可先将其基部钉在方块木板上。
置于盘中后用卵石盖压木板，这样就可固定松枝。
如梅枝较粗，可在花枝下中间处，用刀切成十字形，切隙深度应比剑山的针约长两倍，切好后再插。
挑选好横斜疏瘦的小梅枝，借古人咏梅的佳句名言为意境，创作寓意深刻的写意盆景，置于书房几案，以假乱真，同样可收到极好的观赏效果。
其制作方法为：用湿棉花或湿纱布将梅枝基部缠绕，用塑料布包好后，根据立意要求，或直或斜栽于盆中，并适当点缀一些蕨类、小草等小植物和玩石、朽木之类的小配件，再用土铺成起伏不定的山峦起伏，也可留些空白做水体，最后用苔藓将土体全部铺盖；这样，一盆梅花写意盆景就制成了，只要经常在苔藓上喷些水就可欣赏数日之久，花谢后可再换梅枝。
壁挂式插梅：采用竹器、陶瓷等悬挂式的花器。
斜垂的梅枝，配以文竹或常春藤的长蔓，这样刚毅的梅枝与摇曳的长藤在合适的背景前交相辉映，一刚一柔，别有风味。
若梅枝不斜垂，可在适宜弯曲处，锯1～2个缺口，用三角形硬木填塞巩固其隙以符所需角度。
（4）插梅的保鲜技术 花瓶口小身高，水应盛至瓶身最宽阔处，使水与空气有较大的接触面。
以雨水为佳，河塘水亦可，浑浊者须澄清方可使用。
自来水中因有氯气，须贮放数日再用。
唯井水碱性大，切勿使用。
水温应与气温相一致。
为使瓶水不腐，可在水中加入0.1%的食盐或1／4000的高锰酸钾或适量的硫磺，并注意经常换水。
花枝浸入水中剪切，避免剪切时空气侵入枝茎导管中，利于吸收水分。
切口斜度越大越好，以扩大吸水面积，增大吸水量。
在切口处多开裂缝，也可达到此目的。
用厚报纸将梅枝上部包裹好，把切口浸入加了少许食盐或明矾的沸水中10秒钟左右，这既可排除切口细菌，又能将导管中所存空气排出。
或者将梅枝切口用火烧焦，使它局部炭化。
我国古代也有一些插梅保鲜措施，如宋代范成大云：“花下不易焚香……至若浊气煤烟，皆时杀花。
”明代王象晋《群芳谱》载：“煮鲫鱼汤可插梅。
”清代陈淏子《花镜》载：“梅宜用猪肉汁去油俟冷插花，且瓶不结冻，虽细蕊皆开。
”明代载：“古铜壶龙泉均州瓶，有极大高三二尺者，别无可用，冬日投以硫磺，斫大枝梅花插供……梅花初折，宜火烧折处，固渗以泥。
”又云：“日置南窗下，夜卧置榻旁，俾近人气，可不冻。
”大家不妨一试。
的事迹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致使中国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五四爱国运动。
在这期间，广安的学生成立了学生爱国会，就读广安县立中学的和同学们一道，参加了抵制日货、游行罢课等活动。
这些活动对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2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此，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成为一名有坚定信仰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这期间他还做过《赤光》杂志的编辑。
由于工作出色，赢得了“油印博士”的称号。
他一边做工一边从事革命活动。
1926年，正值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高潮时期，他们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北伐战争。
年底，邓希贤等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受党的派遣回国。
在冯玉祥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他担任了政治处长的职务。
但不出几个月，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冯玉祥也把自己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
邓希贤愤然离开了西安，辗转到达了武汉参加了八七紧急会议。
在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坚决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为了适应秘密环境，他把原名邓希贤改为了。
八七会议后，随中共中央秘密迁到上海。
年底23岁的他担任了中央的秘书长。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决定用武装起义来回答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
1929年25岁，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被派往广西任中共广西前敌委书记，开始独立地领导一个地区的工作。
在广西他先后同张云逸、李明瑞、韦拔群等发起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在他的领导下红色区域扩展到20多个县，拥有100多万人口，成为中国当时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在这段时期，党内奉行的是冒险主义方针。
“左”倾错误，特别是军事指导方针上的错误，在革命根据地得到全面贯彻。
由于抵制王明路线关于“攻打大城市”的“左”倾错误，被剥夺了指挥权。
对“左”的错误指挥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未被采纳。
后来他到上海汇报工作时写了一份《红七军工作报告》总结了起义前后的经验教训。
之后上海党中央将他调往江西。
1931年夏，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由于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执行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当时推行“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撤职，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这是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挫折……后来，在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热心帮助下，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这位十年前主编《赤光》杂志的“油印博士”又负责主编起了《红星》报。
从1933年8月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共主持编印了70多期《红星》报，为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军事战斗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特别是在长征途中，《红星》报几乎成了广大红军的精神粮食，鼓舞了士气，激励了斗志，增加了革命必胜的信心。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南方根据地，开始了长征。
随军长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
这次会议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8月，、朱德、周恩来签署《中革军委会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为第18集团军）。
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随后担任了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刘伯承担任一二九师师长，也就是从这年起，刘邓开始了他们长达13年的合作，在并肩战斗中他们结下了浓厚的战友情，“刘邓不可分”从此传为了佳话。
刘邓率一二九师深入日军占领区的后方，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向平原发展，进行了一系列战斗，其中包括了著名的 “百团大战”，这些战斗狠狠打掉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
他一面指挥部队粉碎日、伪军一次次的“扫荡”，一面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
可以说，太行这段时期是作为一个政治家走向成熟的最重要时期。
到抗战结束时，和刘伯承率部开创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成为全国最大的解放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结束了。
人民欢庆胜利，蒋介石又挑起了内战，中国面临着两个命运，两种前途的选择。
10月，刘伯承和成功地指挥了上党、平汉、战役，有力地配合了重庆谈判，促进了国共停战协定的签定。
全面内战爆发后，刘邓大军在陇海路南北先后九次与国民党军较量，九战九捷，打出了刘邓大军的赫赫威名。
1947年决心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立刻转入战略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1947年6月30日深夜，刘邓大军12万人马，在前有阴隔，后有追兵的险峻形势下强渡黄河，杀出一条血路，千里进大别山，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阵地。
它带动了全国各个战场的战略进攻。
整个战争格局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1948年秋，被中外史学界称之为“中国世纪大决战”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拉开了战幕，淮海战役是中外战争史上一次典型的以少对多的战例，蒋介石先后集结近80万军队，而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只有60万人，在武器装备上国民党军队更是占有巨大的优势。
但在以为书记的总前委英明领导下，经过66天的作战，共歼敌55万5千人，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完全胜利。
1949年3月，遵照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为书记的总前委统率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京沪杭战役，4月20日夜，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解放了南京、上海及苏、皖、浙、赣等省广大地区。
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在这些蔚为壮观的战役中，运筹帷幄，大显身手，显示出了一个战略家、军事家的聪明才智和奇韬雄略。
1949年9月，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作为开国元勋参加了开国大典。
随后他又和刘伯承率部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战斗征程。
把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最后逐出中国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他和刘伯承、贺龙等在指挥部队清剿土匪顽敌的同时，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成各民族的团结，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加强各级政权建设，很快改变了那里的混乱局面。
在西南期间还做出了两件重要的工作，一是推动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促进了祖国的和平统一；二是修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使四川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变为现实。
1952年7月，参加完成渝铁路通车庆祝典礼后，他带着全家离开了四川。
这次出川是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
1954年，50岁的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在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提出和深刻论述了党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
在随后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52岁的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成为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959年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1962年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有时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特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从中央主席至县委书记，出席会议的代表有7118人，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
在大会上指出，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的民主生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强调我们执了政，拿了权，更要谨慎。
大会上共产党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开始了对工作的检讨。
这时候怎样恢复农民生产是全国关注的一个问题。
7月，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的讲话中，引用一句四川俚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形象地提出在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中，哪种生产关系的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也是说明了党在制定方针政策时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以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遗憾的是这句体现他实事求是一贯思想的名言，在文革中却成为他的一大罪状。
担任总书记期间，曾七次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艰难、最曲折的时期。
1969年10月，被送到江西省新建县劳动了三年。
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书籍。
1971年林彪集团的覆灭给困境中的带来了转机，有意让出来工作。
1973年4月12日，沉寂多年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宴会上露面了，一时间各国媒体争相报道。
西方一家杂志还送给他一个雅号“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随后被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74年他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系统阐述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在筹备四届人大时，评价他“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1975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支持下，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
主持工作期间，力挽狂澜，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在短时间内，包括军队、工业、农业、交通、科教、文艺等领域的全面整顿收到显著成效，全国形势明显好转，得到了周恩来等的有力支持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起初，对的工作是支持的，但是，不能容忍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提出由主持，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明确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1975年底，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
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拥护的群众运动，“四人帮”乘机诬陷，再一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虽然他再度被打倒，但他领导的全面整顿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准备了党内外广泛的群众基础。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经济社会仍然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徘徊。
1977年4月，尚未出来工作的致信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提出要用完整的、准确的思想指导我们的工作。
5月，中共中央批转此信，肯定了的正确意见。
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下，在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推动下，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说，坦率地讲，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
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员呢
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第三次复出的已是72岁高龄了，对于那些普通的老人来说，72岁了还能做些什么呢
也深知自己的余年不多了，他要把有限的余年投入到无限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中去，他希望以最少的时间换来国家最快的发展。
复出后，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
他首先是以科技和教育入手，并以此为突破口，推动其他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
1977年，在的推动和决策下，中国恢复了中断11年之久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当年全国有570万青年参加了考试。
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他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极大调动了他们投身现代化建设的热情。
领导了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强调实事求是是思想的精髓，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局面被冲破。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总方针，同时会议也确立了为新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地位。
在推动下，平反冤假错案、全国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同时小平同志不计较个人得失，力排众议，科学评价同志的历史地位，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由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鼓舞下，农村改革、城市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飞速蓬勃地展开了。
指出：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标准。
1992年初，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党的基本理论。
南方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把理论写进了党章。
以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钱钟书《围城》中体现的爱情观
爱情是荒芜的人性中的一点稀微的灵光，却又被情欲与私欲糟蹋得面目全非。
同鲍小姐的荒唐劣迹，同苏小姐的虚以逶迤，同苏小姐堂妹的一厢情愿，同孙小姐的仓促婚礼。
全程都体现着一个主题，爱欲与私欲的交织与纠缠。
围城中的爱情观，说得明白一点儿，其实就是一种回归现实的思考，是突破浪漫与野蛮的混杂氛围的理性觉察。
它打破了恋爱神圣的精神幻想，展现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真实地恋爱到婚姻现实历程。
套用它的名句来说，婚姻就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
这本书就是给外面的人以窥探城里人真实生活的机会，同时让城里人倾诉进城后的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