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四大名柱)是那四大
曹雪芹《红楼梦》吴承恩《西游记》罗贯中《三国演义》施耐庵《水浒传》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社会历史及哲学背景
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的名句:“眼泪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一场幻觉。
” 也会译成:“流泪,只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幻觉。
” 以下资料引自 《恋人絮语》是罗兰·巴特晚期的一本代表作。
作者以解构主义的思辨方式,在此尝试了一种高度“发散性”的行文,作者撷取出人类恋爱体验的五彩碎片,在思辨反光镜的折射下,结构出扑朔迷离的排列组合,不时给读者一种阅读的惊喜。
这是一本无法用传统体裁界定的奇书。
内容简介:这是一部无法用传统体裁定性的奇书。
作者在此尝试了一种高度神经质的“发散性”行文,糅思辨与直接演示为一体。
这是一种“散点透视”的“零度写作”。
恍如一万花筒:作者撷取出恋爱体验的五彩碎片,在他哲人思辨的反光镜折射下结构出扑朔迷离的排列组合。
作者以对应的文体形式揭示了恋人絮语只不过是诸般感受,几段思绪,剪不断,理还乱。
相形之下,以往的关于爱情、恋语的条分缕析、洋洋洒洒的“发思”八股显得迂腐、浅陋……而这正是解构主义要证实的。
作者简介: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被认为是继萨特之后法国知识界的领袖人物,蒙田之后最富才华的散文家。
他在符号、精神分析批评、释义学、解构主义诸领域都有卓越建树,对西方文化和文化研究影响深远。
一个活泼的天才,总有着各种各样的兴趣。
他总能在常人的见识之外看到一些特别的东西,他拥有狡黠的智慧,所有极端的暧昧的神圣的事物在这样的一种智慧之光的照耀下,立刻显现出它的可笑和滑稽。
这样的一种智慧让我们得以重回理智,以更加客观平和的心态来旁观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
罗兰·巴特无疑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天才,作为法国符号学理论的大师、结构主义的思想家,在他的思想里,似乎毫无清规戒律可言。
《恋人絮语》是一本无法让人定义的书。
就像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它没有理论话语的漫漫征途却不乏深刻洞见。
它没有小说文本的故事情节,却不乏一个个让人回味流连的爱情场景。
他貌似体贴地以恋人的心态和言语的方式安排了这本书的结构方式,然而其后却不乏嘲弄。
他用一种开放的、流动的、无定向性的言语方式开始了他对爱情的胡言乱语。
我们无法不喜欢他在这本《恋人絮语》中的只言片语,他那五彩斑斓自由而快乐的叙述,诱惑着我们进入到他思想的迷宫里,去窥视他那时时迸发的狡黠智慧。
据说罗兰·巴特是最有女人缘的。
特别是对那些极富智性美的女人,比如克里斯蒂娃和苏珊·桑塔格。
他优雅而从容的微笑,似乎具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这种魅力甚至使他那些应该很遥远的理论都显出了一种触手可及的亲切。
所以,罗兰·巴特,是我唯一可以用“喜欢”这个词的大师。
当然,玛格丽特·杜拉对他略有微词,这个一生都充满激情地关注男女两性间情欲和对抗的极端而尖锐的女作家表示,她不认为同性恋者巴特能体验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因此,《恋人絮语》显然是谵妄和虚无的,同样也是空洞的。
事实上,在下这个判断之前,杜拉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罗兰·巴特是个没有界限的身体。
就像他的那些文字,纤细、轻盈,藤蔓一样四处漫溢,但每个触须都保留着极端的敏感,而且,充满诱惑——这种文字从来不是可以界定的,也很难确定它将漫游向何方,然而,它无孔不入。
巴特其实是翩若惊鸿的那种另类大师。
巴特的身体是暧昧的,他滑出了传统的性别分界;巴特的事业也是奇特的,他似乎可以随意穿越学院的那道又高又坚固的围墙;至于巴特的著作,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说法,“书店越来越辩不清哪儿是文学理论部分,哪儿是软色情书架,哪儿是罗兰·巴特的后期著作,哪儿是杰基·柯林丝的最新小说”;甚至他的名字,有时出现在《泰凯尔》这样最先锋的学术刊物上,有时也会在巴黎最流行的时尚杂志上露面,比如《ELLE》……所以,在我们这个爱情话语逐渐耗损的时代,罗兰·巴特又回到了爱情,难怪《花花公子》会欢呼:“由于《恋人絮语》这样的书,爱的春天又将返回。
” 热恋中的人怎样说话
那些处于高热状态:神神叨叨,罗里罗嗦,言不及义,颠三倒四的情人们,那些眼睛会发光,神情大起大落,喜怒无常的恋人们,他们怎样表达和释放内心的狂热火焰
巴特在此设置了一种舞台似的场景,一幕幕无头无尾的片段(一句喃喃自语,一种神情,一个眼光,一样道具,或者是某种身体动作,某个细节,某种独自沉浸、与世隔绝的心境,以及某个常用词……)纷纷上演,随意涌现,堆放,随意蔓延,分叉,逗引出文化经典中被忽略的细枝末节——在罗兰·巴特之前,有谁关注过当维特的手指偶然碰到夏洛蒂的手指,这种身体接触带来的“咀嚼意义的快感”和它的微妙隐秘的“符号迹象”
有谁搜寻过对恋人的赞叹“真可爱”背后复杂的欲望和空乏的字眼之间的冲突
——然后无声无息的消失。
在这个舞台上,那些情话一缕缕,一丝丝,或一丛丛,随心所欲地漫天飞舞,像飞絮,也像游丝,无法归类,无法集中,也没有先后秩序,当然,更没有中心和重点;它们太轻盈,太无所不在,所以反而常常成了不被人注意的盲点;我们每天都在用,用了一代又一代,最初的激情和战栗已被慢慢损耗,或者逐渐沉积到不为人知的暗面;但是,只有罗兰·巴特可以使它们复苏——尽管这种方式也许仍然是巴特式的暧昧和不可捉摸:符号学,拉康的精神分析,德勒兹的欲望理论和福柯的快感伦理学;故事,格言,独白,散文笔法,解构主义的解剖刀,学院派的引经据典,诗人般的热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式的全身心投入的体验,布莱希特般的间离和观察,甚至是词语拉丁文的追根溯源……最终,是恋人的混乱而炽热的话语,虚拟出了一个热恋中的“我”——一个没有性别,没有年代,没有国籍,没有种族,也没有“思想”和“本质”的角色。
从这个意义上说,“恋人絮语”比《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更能显示罗兰·巴特的个人气质,和他天马行空、无迹可寻的。
张爱玲的心经的内涵
怎样学会自我控制 一、自我控制的定义、内容和发展阶段 自我控制是个人对自身的心理与行为的主动掌握,是个体自觉地选择目标,在没有外部限制的情况下,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采取某种方式控制自己的行为,以保证目标的实现。
自我控制表现为人的意识对自我的协调、组织、监督、校正、调节的作用,使自己的整个心理活动系统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与客观现实相互作用。
最近的一些研究认为,儿童的自我控制主要表现为情绪自控、行为自控和坚持性,这三者是自我控制的三大核心内容。
自我控制能力并非生来就有,它是儿童在后天的环境中,随着认知的发展和教育的影响而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自我控制的方法 人不可能永远处在好情绪之中,生活中既然有挫折、有烦恼,就会有消极的情绪。
一个心理成熟的人,不是没有消极情绪的人,而是善于调节和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那么,如何善于调节和控制自己情绪呢
转载请注明一是意识控制。
当愤愤不已的情绪即将爆发时,要用意识控制自己,提醒自己应当保持理性,还可进行自我暗示:“别发火,发火会伤身体”。
有涵养的人一般能做到控制。
二是自我鼓励。
用某些哲理或某些名言安慰自己,鼓励自己同痛苦、逆境作斗争。
自娱自乐,会使你的情绪好转。
三是语言调节。
语言是影响情绪的强有力工具。
如你悲伤时,朗诵滑稽的语句,可以消除悲伤。
用“制怒”、“忍”、“冷静”等自我提醒、自我命令、自我暗示,也能调节自己的情绪。
四是环境制约。
环境对情绪
有没有关于哈姆雷特里女性角色的论文
《哈姆雷特》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迹,除了它本身的艺术魅力之外,数百年来几乎从没间断的研究资料也使它带上了各个时代的文化烙印。
然而,对于《哈姆雷特》这部戏剧的研究往往以哈姆雷特这个人物作为绝对的中心,研究哈姆雷特的文章汗牛充栋,正如法国小说家法朗士(Anatole France, 1844-1924)所说:“哈姆雷特...人类一向加以最大的注意,关于那些千差万别的批评的历史,倒是一本十分有趣的著作。
” 哈姆雷特有一句名言,“弱者,你的名字就是女人
”(第一幕,第二场,146行),“女人”在哈评史中确然处于“弱者”的地位。
首先,女性形象批评这一领域在哈评中长期处于从属的地位。
《哈》剧中的两位女性欧菲利亚和葛楚德被视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小人物,只有与哈姆雷特有关时才有意义,因此有关她们的论述在正统的《哈姆雷特》批评史(简称哈评史,下同)中极为罕见。
其次,女性批评在哈评史中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尤其是早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批评大爆炸”的“前女性主义时期”的女性哈评。
一大原因就在于女性莎评家往往更加关注剧中的女性人物,奥菲利亚和葛楚德在她们的批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鉴于此,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爱莲娜·肖瓦尔特在1979年的论文《走向一个女性诗学》中就提出,在“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que)即女性作为读者批判男性文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之外,更要建立“妇女批评学”(gynocritics)即女性作为作者建构妇女文学的创作历史和理论框架(469)。
就哈评而言,不但要关注女性读者对剧中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的批评,更要紧的是开展对女性批评的批评,重建女性在哈评史上的文学传统。
肖瓦尔特1980年的论文《再现奥菲利亚:女人、疯狂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职责》正是对她自己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实践。
她通过回顾奥菲利亚在舞台上被女演员表现和在舞台下被批评家对待的历史,把二者成功地结合在了一起。
她以瑞士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59年在《哈姆雷特》精神分析研讨会上的发言为例,指出,男性批评家向来对奥菲利亚这个人物本身不感兴趣,除非是把她作为一个男性欲望的客体。
同时,肖瓦尔特提出一个广义的女性主义批评的概念,认为不仅女性批评家的文字阐释具有批评意义,女演员的表演自由和女性文学家的创作也属于这一范畴。
作为一部被表演得最多的莎剧,《哈姆雷特》的批评史和表演史无法截然分开。
女演员在舞台上对《哈》中人物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影响批评者对剧中人物和该剧本身的评价。
伊丽莎白时代,女性人物由男童扮演,奥菲利亚和葛楚德也不例外。
1660年在法国流放多年的查理二世复辟,引借法国舞台的先例,女性才被允许登上舞台。
当时古典主义趣味流行,《哈姆雷特》被认为违背了“三一律”和“诗意公正”等新古典主义原则。
以至于在十八世纪前期,《哈姆雷特》的表演陷入了低潮,出现了三十多年 (1709-1742) 的低迷期。
是女性哈评实现了《哈姆雷特》在舞台上的复活。
一方面,1664年,最早的女性莎评家纽卡塞公爵夫人,玛格利特·卡文迪什(Duchess of Newcastle, Margaret Cavendish, 1623-1673)写出了第一篇正式的莎评,为莎剧人物的真实性辩护。
另一方面,女演员对奥菲利亚的逼真表演不仅证实了莎剧人物的真实性,而且激发了后来的女性批评家对奥菲利亚性格的研究兴趣。
马丁夫人,海伦娜·富赛特(Lady Martin, Helena Faucit, 1817-1898)是十九世纪中期最优秀的莎剧女演员之一,她应亲朋好友所请,在通信中阐述她作为一名表演者对剧中人物的看法,出版后受到批评界的好评。
在第一封信中,富赛特谈的就是奥菲利亚。
富赛特的批评与当时其他女性哈评一样,注重对奥菲利亚的性格分析,但她的舞台经验使她对奥菲利亚认识具有独特价值。
她相信莎士比亚创造的女性人物不是为那些还没长出胡须的男童准备的,而是他高瞻远瞩,预见到必有一场女演员登台的戏剧革命的结果。
十九世纪女性哈评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奥菲利亚身上,对于葛楚德的批评相当罕见,即使有也是负面评价。
1887年,女性莎评家康斯坦丝·奥伯瑞恩(Constance O'Brien, 1876-1912)在其对《哈姆雷特》的评论中把葛楚德描述成一个美丽温柔然而耽于享乐的人,从来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愿作道德上的反思。
这一观点与男性批评家的评价如出一辙。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女性哈评开始颠覆葛楚德的传统形象。
1925年女演员康斯坦斯·克利埃(Constance Collier)不再把葛楚德演成一个“软弱”的女性,而突出她性格中“坚强”的一面,使观众大为震撼(哈里斯,斯哥特,第二十一卷,157)。
1924年美国女作家丽丽·布封·切斯·外曼(Lillie Buffun Chace Wyman)的小说《丹麦的葛楚德》推翻了对葛楚德的传统认识,把她描绘成一位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伟大母亲。
1957年,卡洛林·黑尔布朗(Carolyn Heilbrun)开始在其论文《哈姆雷特母亲的性格》中重新审视哈评史上对葛楚德的评价,并从崭新的视角对其作出阐释。
黑尔布朗把葛楚德看成是一个拥有正常欲望的女人,而且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妙的语言能力。
到了1992年,加拿大女作家玛格利·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其短篇小说《葛楚德的反驳》中把她作为女人和母亲的两个方面结合了起来,使葛楚德这个人物显得更为完整。
女演员的反串传统在《哈姆雷特》表演史中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哈姆雷特是莎剧中由女性扮演次数最多的男主角。
从萨拉·西登斯(Sarah Siddons)1772年第一次反串哈姆雷特开始,有很多女演员成为这一戏剧反串传统的继承者。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法国女演员萨拉·本哈蒂特(Sarah Bernhardt)在1899-1900年间的演绎。
她把哈姆雷特演成一个精力旺盛、生机勃勃的人物,正跟当时以亨利·欧文(Henry Irving)为代表的男演员表现的“女性化的哈姆雷特”形成鲜明的对比。
维多利亚时代女演员反串哈姆雷特形成了一种潮流。
女性在反串男角时往往特意掩饰自己的女性气质,而代之以相对的男性气质。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绅士对这一潮流大为不满,以至于他们建议女子学校的女生在演出哈姆雷特时要穿上裙子,不忘自己的性别身份。
女性反串的哈姆雷特引起了二十世纪的莎评家对人物心理和性别身份的关注。
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气质和“恋母情结”的理论正是最显著的反应。
通过对女性心理的研究,弗洛伊德理论提出,女性反串男性角色和对男性气质的模仿是出于她们的“阴茎嫉妒”和“阉割情结”,出于她们对自己性别身份的否认。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强调哈姆雷特的“恋母情结”,弗洛伊德理论不仅结束了女性反串哈姆雷特的传统,而且成功地恢复了舞台上哈姆雷特的男性气质。
在银幕上,从劳伦斯·奥利弗(Lawrence Oliver)1948年经典版到1996年肯尼思·布拉纳(Kenneth Branagh)的完整版,无不是弗洛伊德式的演绎。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著名的女权主义檄文《自己的房间》中指出了重建女性文学传统的必要性,“现在的历史有些怪异、失真、偏袒一方;她们何以不能为历史加上一个补遗
”女性主义者重建女性哈评传统的努力,正是想给性别失衡的哈评史加上一个“补遗”,使之更为完整、真实、符合历史。
有历史良心的哈评史家绝不会因为性别的关系就篡改历史,哈里斯(Laurie Lanzen Harris)和斯哥特(Mark W.Scott)1986年编的《莎士比亚批评,第一卷》(1986)对一部分女性批评做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在第二十一卷中也涉及了一些女性演员,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哈评史家低估女性哈评的价值。
休·戈兰蒂(Hugh Grady)撰写的《1600-1900年间的莎评》没有给与夏洛特·莱诺克斯(CharlotteLennox,1729-1809),伊丽莎白·蒙塔古(ElizabethMontague,1720-1800)和伊丽莎白·格利菲斯(Elizabeth Griffith, 1727-1793)等早期女性哈评家足够的重视。
即使是当代女性莎评家苏珊娜·沃弗德(Susanne L Wofford)撰写的哈评简史,也未能把“女性主义批评大爆炸”前的早期女性哈评添加进去。
也许哈评史家们应该携起手来“重写历史”,把女性哈评穿插到哈评史本来的位置中去,还哈评史以本来面目。
黄立丰,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国文学教研室教师。
什么叫做“犬儒精神”
把愤世嫉行为乖张的人格行为称作“犬源于古希腊“犬儒”奉为信仰并坚持一定的主张,持有一定的理想,实践一种生活方式则成了一种“主义”。
“犬儒主义”一般认为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创立的,另一人物第欧根尼则因为住在木桶里的怪异行为而成为更有名的犬儒主义者。
当时奉行这一主义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的举止言谈行为方式甚至生活态度与狗的某些特征很相似,他们旁若无人、放浪形骸、不知廉耻,却忠诚可靠、感觉灵敏、敌我分明、敢咬敢斗。
于是人们就称这些人为“犬儒”,意思是“像狗一样的人”。
至于这个称谓是不是肯定来源于此,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
另外一种说法是指安提斯泰尼经常到雅典的一个被人们叫做“快犬”的体育场去和人们谈话、辩论,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观点的最初的追随者队伍,因而被称作“犬儒派”。
“犬儒主义”则由这一学派的观点理念和生活行为演化而来。
“犬儒主义”的称呼无论是怎样的由来,这一主义信奉者的行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反正是挺歪的”。
这些人的行为无拘无束,我行我素,无所顾忌,不知羞耻,无动于衷,粗俗无礼,虚荣自负,傲视一切,自我欣赏。
他们不要家庭,不要子女,即使结婚,则夫妻同为犬儒,而且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行交合之事。
犬儒主义诗人克拉底和女犬儒主义者喜帕契亚就是一对犬儒夫妇。
他们藐视一切权威,谁都敢“损”谁都敢“讽”。
照理讲,古希腊的文明是产生理性智者的环境,怎么会出现这么一类人物呢
综合来看,犬儒主义者或称犬儒派是希腊城邦制度的现实产物,也是希腊城邦文化的叛逆。
希腊的城邦制度的繁荣孕育了犬儒主义这个极端化的产儿,城邦制度的衰落催生了他。
希腊城邦制度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萌芽,到公元前6世纪时基本形成。
城邦制度在古希腊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有的城邦如斯巴达保留了国王的职位,但也仅仅是形式而已,并无多少实权,国家大事仍由公民大会于公民选出的监察官、长老会来决定。
公民是这个城邦的主人,城邦的政权掌握在作为公民的人们的手中。
公民是政治动物,使潜在的政治家。
只要有可能的闲暇,有兴趣。
他们可以直接参与城邦事务的管理与决策,城邦也会为他们的参与给与一定的公职津贴,作为生活的必需。
在这样的城邦中,就公民的集体而言,其中只有被选举的管理者,而无世袭的专制君主与寄生的官僚,只有拥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权利的公民,而无俯首听命的臣民。
也正是因为如此,城邦的公民制度也具有二重性,既把城邦看得高于一切,具有集体主义精神,同时又十分注重个性的自由发展。
事物的发展总会出现极端化,城邦制度也不例外。
城邦制度在保证公民的个性发展的同时,公民的个人自由和个性的张扬与发展也越来越走向了极端。
各个城邦中充满了党派间的斗争,公民大会感情用事议而不决。
城邦事务动荡不安,政客间相互攻击、斗争、诽谤甚至是谩骂。
理想化的民主的弊端暴露了出来,人类幼年时期的理想受到了挑战。
这种弊端和挑战在后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几乎到达了极点。
人们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一再惨败和苏格拉底的受害及柏拉图的出走西西里等事件中,感受到了这种弊端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和对人们心灵的冲击,简单的理想主义的民主和公民权利受到了怀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特立独行的人,把反叛城邦制度的理想民主以极端的形式表达出来。
并且认为使众多愚蠢的人的愚蠢念头把社会、城邦搞糟了,他们行为上以怪异和反常的行为向现有的秩序、制度、观念、习俗挑战,精神上则躲进个人的心灵深处寻求宁静和快乐。
犬儒主义作为这股向社会发起抗议的力量的代表,也就自然的产生了。
因此说,为公民发展提供了广大的空间的城邦制度是犬儒主义出现并走向极端化的温床。
回顾人类的历史,每一种新生的事物的出现都意味着对传统的东西的挑战甚至是亵渎,每一种传统的主流地位的丧失都意味着像僵尸样被逐进垃圾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