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国近代史纲要有什么收获或意义
第一,我个人非常喜欢学,用“读人明智”这句话恰到好处；第二,一名学生,我了解到,社会经济建设的日新月异,各种文化现象错综复杂,现在的学生,特别是大学生们,在思想政治上仍有很大的学习空间,特别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接受新的思想文化,加强政治修养,了解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情况.因此,我个人认为学习这门课程,包括学习这套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都是绝对必要的,有助于青年学生能够以史为鉴,珍视当今,团结进步.通过半个学期的学习,在知识上我有不少新的收获,在思想上也有很多新的认识.首先,翻开扉页我们就能看到,这套教材的咨询委员和审议专家里,大多数是中央党校或党史研究室的学者教授,有的还是中共中央委员,甚至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可见这套教材的编审级别之高,也反映出中央领导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的教育之重视.其次,本书将中国近现代史断为三个历史时期,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1840－1919）、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1919－1949）、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49－2007）.在我们以往所学的所有历史教材中,没有哪一本书一直编到数月之前的历史事件.然而我们现在用的这本教材,在最后一章已经收录了中共十七大的内容,不得不说这本书的丰富.在内容上,期中前的课程,我感觉始终在描述一个规律,那就是：侵略和压迫（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势力）——抗争（西化、变法、革命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再侵略和压迫（庚子国变）——再抗争（辛亥革命）——再失败（北洋军阀统治）.如此反复出现的这个规律,我的认识有两方面.第一,从鸦片战争之前的十八、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我们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社会文化方面均落后于西方列强,而此时的西方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不惜一切追求经济利益的原则驱动着他们向世界每个角落扩张,这当中包括传说已久的中国.此时的中国又没能及时解决自从明朝以来就有的“海禁”这一历史问题,与同时期的西方严重缺乏交流,导致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西方,同时又不能像唐朝政府那样对外族进行积极的宣传和威慑,最终使两个文化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引发战争.第二,中华民族在主观上是进步的,是希望摆脱民族危亡的,但是客观条件对其严重制约.鸦片战争之后,一些开明地主主张“师夷长技”,而后的洋务运动又把这一主张得以贯彻施行,维新变法又破天荒地对皇权提出限制要求,说明在我们民族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爱国”的,是能够接受先进思想的.但是局限于当时的条件：西方列强虽然卖给我们炮舰和机器,却并不希望我们强大；爱国志士渴望民族独立,也渴望中国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成为列强,却受到中外反动势力与不同利益体的绞杀.所以会出现上面所讲的这个规律.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我们的国民好像都睡着了”,而最终中华民族的“强国梦”还是在迷茫中觉醒了,人民不再相信西方列强的欺诈,不再寄希望于满清政权,爆发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东方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通过半个学期的学习,我也在积极地思考书中涉及到的若干历史问题,有一些新的认识,望批评指正.关于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中国近代史上,由于社会异常动荡,新阶级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洋务运动兴起等等事态的变化而不断出现,中国的阶级构成发生巨变,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工人阶级和其他无产阶级.新的阶级导致新的矛盾,因此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单纯的西化运动、维新变法已经显得迟钝和无力,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以推翻某一阶级或某一统治为目的加以解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贯穿整个中国“两半”社会的矛盾,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根源是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是处于封建社会历史阶段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受封建思想的支配近两千三百年,制造出诸如“八股文章”、“学而优则仕”之类的怪相,历代知识分子虽然博览多读,但是动机永远是考取一个功名,做得一朝人王地主.因此传统的“家天下”思想可谓根深蒂固,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人在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两千多年的历史遗存不会在一百多年间完全消灭,社会文化是有“惯性”的,旗帜鲜明地反封建应该是实现两大历史任务的首冲.纵观近代中国的一百五十年,无数仁人志士不断追求救亡真理,引发了多次思想解放运动,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这一诉求贯穿始终.这是国际大环境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中国人民面对时代潮流的冲击不得不作出的抉择.然而从袁世凯等北洋军阀窃取民主革命成果的历史教训来看,一些封建思想极其严重的旧式官僚仍然在酝酿阴谋.反观近代史上中国的经济建设过程,历次失败中也多有封建势力的干扰破坏,才导致国家经济的落后.因此我认为,封建思想作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屏障,后人应当引以为戒,并最终完全消灭.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从近代一百五十多年的悲剧中完全解脱,才能够不断汲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真正实现“师夷长技以自强”,最终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关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不可否认,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客观上促使一些开明地主、进步人士“开眼看世界”.一方面,军事侵略、政治讹诈、经济掠夺等一系列行径加速了封建专制政权的灭亡,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另一方面,与侵略一同带来的还有西方的先进文化,客观上传播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也是后来引发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等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条件之一.现在有些人认为,没有西方的侵略就没有近代的中国,就没有西化运动和革命战争,也就没有今天的太平日子.还有一些人认为,西方的侵略让中国“大伤元气”,失去了民族自信心,使中国永远落后于西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列强.这两种思想都是片面的.一方面没有认清近代西方侵略的本质,盲目地认为“侵略有功”,似乎是一种自我否定,好像没有侵略,中国人就不能翻身；另一方面,夸大了西方侵略对中国造成的损失,认为中国回到了原始社会.其实只要仔细一点就不难看出,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虽然中国面临多次亡国灭种危机,但是总有一批人不甘做亡国奴,投身反侵略战争,保卫疆土,两大任务的完成就是仰仗爱国者的自我牺牲而实现的.另外,无论是满清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政权虽然更迭频繁,但无一是由于西方侵略而垮台,事实证明,作为一个文明延续五千年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是不可能被外族灭亡的.对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应该认真吸取教训,从中找原因找差距,发挥聪明才智,继续为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意义.自从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结束,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些开明地主已经开始思考民族自强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们是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他们的诉求很快在紫禁城中找到了回音,以奕?、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正在推动着一场当时的“改革开放”.他们以个人名义购置外国先进机器,并开办了由清政府管制的近代企业,还建立了装备近代化武器的新式军队,创办了新式学堂,学生专门接受西洋教育,学习西方技术.但这一切努力却仅仅是一场经济体制改革,那些“国有企业”,虽然坚持了西方现代企业的建制,也参与了竞争,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保守思想不可能领导好企业这一资本主义的产物,这样,这些“国有企业”的盈亏完全靠行政干预,管理体系本身没有盈利的动机,即便是企业化管理,却没有达到企业的目的（北洋水师的覆灭从侧面证明这一点）.不能触动封建专制政权最根本的障碍,也就不能解决两大历史任务.不过应当注意到的是,紫禁城已经意识到了民族危机的到来,所以会迫不及待地发展近代工业,也应当给予肯定的是,这是封建官僚在民族危机面前迈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不过,由于封建保守势力的阻挠和西方资本主义的阻碍,洋务运动没有提出政治改革的动议,自然就不可能完成西化,渐渐地与它当初的设想分道扬镳.中华民族在初尝经济改革带来的阵痛后,开始思考政治改革的方向.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意义.从1843年创立拜上帝教,到1864年洪秀全病死、太平天国运动彻底失败,前后共维持了二十年,其中前十年可以说太平天国运动是成功的,基本上拿下了东南沿海大部分省份,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的思想深入人心,让不少人看到了一个新社会模式的希望.然而定都南京后,起初还是一团和气,但是随着天王宫的修建和内部权力斗争让这一爱国运动走向失败.其实我认为,从1851年“永安封王”开始,太平天国运动注定失败的祸根就已经埋下,很明显,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所希望的是效仿西方宗教立国的方式建立一个非封建专制制度的国家（《资政新篇》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他却按照封建君王的方式封土建国,册封了诸多的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王侯将相,还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希望“有田同耕,有饭同食”,这种乌托邦思想在中国农民当中比较普遍.定都南京后,各路天王开始大修宫殿,当初那些吃住在老乡家里的太平军将领住进了王府,全然忘了“革命尚未成功”,忘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一些官员开始贪污腐败,当初对民众的承诺没有实现,失去了人心,这也是动摇太平天国政治基础的的原因之一.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晚年的洪秀全接受其族弟洪仁玕的主张,颁布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试图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回归当初拜上帝教的价值,但是为时已晚,天国上层无法执行,人民大众又不太信任,最终失败了.太平天国政权的垮台,是著名的“黄宗羲怪圈”的典型体现,即：旧王朝腐败——农民起义——建立新政——新王朝再次腐败——再次农民起义.这一规律已经在两千多年中反复出现,却没有谁能够重视它.农民阶级虽然长期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群体,但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束缚了思想,不可能走在时代的前列,也就无法完成革命的历史任务,不过,《资政新篇》作为问世的第一部资本主义纲领的影响却是不可小看的,它似乎为以后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理论启发.关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及其影响.1895年,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中国战败,割让台澎金马四岛给日本,赔偿白银两亿两；第二,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革命救国组织——兴中会,并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第三,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改革.可以说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中国“两半”社会的进一步加深,也标志着以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为主的救亡图存运动宣告结束.《马关条约》签订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洋务运动结束后,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政治体制改革的出路.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是洋务运动时派出的留洋学童,他们大多接受过当时最良好的教育,也亲眼目睹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富强,他们也不相信中国不能进步,所以就以“民”的身份重蹈了历代文人的旧辙,上书皇帝,提出了君主立宪色彩的政治改革方案,引起了光绪帝的高度重视.在此期间,一些维新人士创办学会、报馆,积极宣传他们的主张,努力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但应注意,仅仅是“民主”,没有“共和”,也就没有政党轮替）,他们单纯地希望皇帝能够下放权力,给人民以自主,这样的话社会风气就能有所改变,经济建设才能开展.于是,1898年,光绪皇帝力排众议,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开始了.光绪皇帝亲自制定了维新政策,包括提倡官民上书皇帝,开放报禁,言论自由,提倡施行西方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废除八股取士,创办高等教育等等,这也是光绪帝一生中少有的几次自主理政.但是,设立议会这一君主立宪的典型制度却没有付诸实现,民权就没有保障.鉴于当时的保守势力猖獗,光绪帝也试图借改革之机控制保守派,那些进步政策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维新派的处境越发危险.同年九月,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开始镇压维新派.她先是软禁光绪皇帝,然后纠集洋务派等保守势力,废除新政,对知识分子进行血腥镇压,“戊戌六君子”遭杀害,持续了103天的和平变法宣告结束.戊戌变法是一次由“民”上书皇帝开始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正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和方案,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动摇了“君权神授”的思想根基,提出了“兴民权”的主张,标志着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而它也同样超越了保守势力的基本原则,受到了当权者的残酷镇压,中国人初次尝试西方制度的救亡探索再一次失败了.关于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经历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之后,中国近代化的步伐开始提速,满清专制政权岌岌可危,一场彻底改变中国面貌的革命迫在眉睫.1905年,孙中山先生联合海外的一些反清革命团体,建立了中国爱国者参政同盟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它的建立,为民族危机深重的中国带来了革命的希望,为救亡图存的爱国志士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为饱受灾难煎熬的中国人民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未来图景.1908年,掌权中国达四十年之久的慈禧太后谢世了,而同一天辞世的还有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造化,从1895年到1911年,兴中会、同盟会成员在学校,在新军,在市井宣传革命,领导了大小十余次武装起义,为风雨飘摇的满清政权砸上了最后几根棺材钉.起义,失败；再起义,再失败.革命党人就是在无数次失败中找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再次扯旗起义,占领了武汉三镇,革命党人赢得了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一天,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数月之后,六岁的宣统皇帝“代表”中国历史上数百位帝王,宣布退位,承认同盟会,接受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至此,中国历史上再没有皇帝,辛亥革命宣告成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总统；设立临时参议院,几十年来中国进步阶级所主张的“兴民权”,在中华民国成为了现实；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行为规范,从此中国有了政党,有了民主选举,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被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改变了旧中国数不清的陈规陋习.然而,正如《国父遗嘱》中所讲的,“革命尚未成功”,中国的封建保守势力是不会允许“革命”的.从1906年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一直到北洋军阀复辟帝制,穷凶极恶的封建保守派乱咬革命党人,鼓吹封建思想,残酷镇压革命党人,污蔑孙中山和中国人民“不懂政治”、“民智未开”.孙中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爱国者、革命者,他信守承诺不会恋权,也寄希望于中国人民,1912年,他辞去临时大总统,参议院表决通过了北洋旧军阀袁世凯出任大总统,这一步可以说是孙中山最大的败笔.不久,袁世凯宣布废除民国和约法,指使亲信“拥立”他为“中华帝国皇帝”,这是中国封建势力的又一起罪案,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再次起义“讨袁”护法.1919年,因为外交失败,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下,孙中山联合中国的数个政党和革命团体,组建中国国民党,成为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政党,从那时起,中国国民党就成了遏制封建势力复辟的中坚力量.讲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从鸦片战争以来无数次爱国救亡运动的失败,都是由于封建势力的阻挠破坏,因此反封建是中国人民的长期斗争,无论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还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都需要全体中华民族扬弃两千多年封建残余的影响,认清形势,艰苦奋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党员教育的基本任务
加强政治理论教育、突出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强化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加强党的宗旨教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开展形势政策教育、注重知识技能教育。
近代史上有哪些救亡爱国运动
走进三国，面对文化新潮的冲击，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儒学的文化地位大大地衰落了。
三 国为我们展现的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生活中，越礼叛教的言行比比皆是，儒学的式微并 不仅仅表现在士人的生活中，它的衰落是全面的。
汉代自从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便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并且 愈来愈成为垄断人们精神思想的工具。
儒学的这种统治地位首先表现在它是两汉封建王 朝的统治原则，其经典已渗 透到政治权力中去，成了政治权力的一部分。
所谓“以《 春秋》决狱，以《禹贡》治河，以三百篇当谏草。
”便是儒家经典在政治权力中的地位 的很好说明。
其次，儒学是士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
武帝时立五经博士并置弟子，博士 弟子考试成绩优异者可以入仕。
至此以拍，公卿 、大夫、士吏都 成为文学之士，通 晓儒家的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
这对士 大夫阶层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儒家 经学成为众多士人毕生研究的对象。
此外，儒学也是两汉士人立身的基本准则。
在儒家 正统思想的哺育之下成长起来的两汉士人，以孔子“臣事君以忠”作为理想品格。
在他 们看来 ，君是受天命以君临臣民的，“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 露》）天子是法天而行道的，故有绝对之权威。
他们对于君，对于政权所持的是一种十 虔诚的态度。
（写到这里不禁要发点牢騒，自从辛亥革命以来，本以不适应社会的儒学 思想为何还是被政府推而广之呢
就像上次看到的关羽文化节一样，愚民乎
传统乎
打着传统的名义愚民
只是牢騒，诸位不必介怀。
） 儒学的这种统治地位在武帝之后的两汉王朝中基本没有改变。
但至汉魏交替三国鼎 立之际，儒学的统治地位开始发生了动摇。
造 成儒学地位 动摇的原因 ，首先是汉 王朝统一政权的衰落。
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本身就是汉王朝统一政权所赋予的，王权的衰落必然对儒家思 想的地位产生世大冲击。
汉王朝政权的崩坏，始自宦官外戚的专权。
宦官参预朝政，并 非始于东汉后期。
汉武帝设立中书谒者令，宦官主持沿书工作，已参预了朝政，只是被 用来强化皇权，并未酿成祸害。
外戚专权也不始于东汉后期。
霍光威赫于昭、宣两朝， 外戚实已干预了朝政。
不过霍光持正，于王朝政权亦未造成祸害。
史称其“处废置之际 ，临大节而不夺，遂匡国家，安 社稷。
”（《汉书.霍光传》）光武帝刘秀自称“以柔 治天下”，即对统治集团尽可能地予以宽容笼络，其手段之一就是与皇室及功臣宿将的 家族联姻，用婚姻关系作为维系政治关系的一种纽带。
因此，东汉王朝先皇后不出窦融 、邓 禹、马援、梁统等功臣家族之外。
这种做行而久之，便在皇帝身边培植出了一种侵 蚀皇权的强大 的外戚势力。
自东汉第四个皇帝和起，就开始了外戚专权的局面。
大将 军窦宪专权于和帝时期，威权之盛，几乎到尚书以下属官商议着打算称他万岁的地眇。
和帝死后，其子刘隆即位，当时才过百日，邓后临朝，与兄邓骘掌握朝政，第二年刘隆 死，刘祜即位，当时才十岁，是为安帝，在位十九年，死后阎后临朝，与兄阎显擅权， 立刘懿为帝。
刘懿三月即位，十月即为宦官孙程等所杀。
孙程又立11岁的刘保为帝，大 权落到了宦官手里，开始了东汉后期宦官专权的政局。
此 后，外戚与宦官轮流交替专权 ，直至桓、灵之际而达于极至。
直至董卓废帝，群雄并起，东汉灭亡。
话说天下大事分 久必合……（呵呵，话题扯远了） 君臣之义本是两汉士人的儒家品格之本，而现实政治生活中君之义既已紊乱，儒家 正统思想当然便 惶惶然无栖身之所。
据《后汉书.儒林传序》中载，邓后临朝后，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希望复兴儒学维护王朝的统一政权，当时“游学增盛，至三万作生”，然 而“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可见，不管形式上采取何种措施 ，有何种变化，随着王朝政权的衰落，儒学的式微却是无法换回了。
君臣之义既已紊乱 ，《春秋》大义便也无法为之解说了，儒家的正统思想与现实政治的格局已不能相容， 它的衰落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随着王朝统一政权的衰落，儒家正统思想与现实政治的格局的抵牾，以“事君以忠 ”的儒家思想为立身准则的士人与政权的关系，也已开始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他们 由维护朝纲，忠于皇权，维护统一政权，变得渐渐疏离政权了。
他们由最初的政权维护 者，逐渐转变成为政权的批评者。
儒家思想在他们的立身原则中已渐渐失去了权威性。
这种蔓延于士人心中，与统一王权、正统思想渐渐分开来的疏离心理，最终导致儒学独 尊地位的丧失。
士人与政权的疏离有一个发展过程。
两汉士人视君臣大义为立身准则，外戚与宦官 向为士人所不齿，对于他们窃取朝政治，凌逼主上，淆乱君臣之义，常使一心一意维护 统一王权的址人痛心疾首。
于是，一次次的上疏抗争便开始了。
窦宪专权，乐恢上疏和 帝要求抑制窦氏权柄，却为窦宪胁迫自杀。
安帝时宦官擅权，杨震上疏要求削弱宦官权 力，后被遗归乡里，于半路上饮鸩自杀。
顺帝时张纲上疏直指当时不可一世的梁冀，言 其“无君之心十五事，皆臣子所切齿者也”后却被派到当时的盗贼蜂起的广陵郡去做太 守。
他虽然把广陵治好了，不到一年也累死了。
反对宦官外戚的一次次失败，对于士人 心理无疑是很大的打击。
他们之所以反宦官反外戚，本意是完全忠于君权，是一心一意 维护正在崩溃的王朝政权，但他们的忠心耿耿换来的只是一次次失望。
王权在他们心中 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
而给士人心里更大震动的， 是此后发生的两次党锢事件。
士人由忠于皇权而反对宦官外戚专制的腐败政治，意在维护王朝政权，而这个政权 对他们的报答，却是一次次残酷无情的打击。
这些打击使他们对于政权的向心力很自然 地慢慢消失了，他们的心态，从忠于皇权，转向了标榜自我，转向了批评政权。
“匹夫 抗愤，处士横议”为其时士人之普遍心态。
党人的形成 ，正是士人对政权持一种共同的 批评态度必然结果。
士人党群的形成 ，使士人与朝廷腐朽势力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并最 终爆发了“党锢之祸”。
两次党禁党人死者百余人，受牵连而死、徒、废、禁者又六七 百人。
党禁中的主要党人，者是当时士林的清英，他们在社会上有着很高的声望 。
他们 的被害，在士人阶层中震动是巨大 的。
党人的重要代表人物陈蕃，《世说新语.德行》第一则言其“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 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因得罪宦官而被 杀。
另一位重要党人李膺，第一次党禁免官 归乡，“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后汉书.李膺传》)。
第二次党禁起，有人劝他逃走 ，他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弄，臣之节也。
”(《后汉书.党锢列传》)乃诣狱，最终被 拷死。
“八顾”之一的巴肃在遭拘捕时，不仅不逃，而是“自载诣县。
县令见肃，入阁 解印绶与俱去。
肃曰：‘为人牙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弄。
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 其弄乎
’遂被害”、范滂也是一位有“澄清天下之志”的党人，《后汉书》中说他下 狱，讯问党人时，他年少在后，却越位而前，慷慨陈辞：“窃闻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 ，见恶如探汤。
欲使善善齐其情，恶恶同其行，谓王政之所思，不悟反以为党史。
”范 滂之言，忠愤悲壮，实足以感动人心。
后获释南归，“始发京师，汝南、南阳士大夫 迎 之者数千”。
当诏下急捕范滂之时，督邮抱诏书而泣，县令解印绶与俱亡。
党人行为之 震动于当时士林者竟至此。
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曾说：“两次党禁，无疑是士人与朝廷腐朽势 力矛盾的总爆发，同时，也是士人在心理上对于王朝政权的最后一次眷恋。
”他们本意 在维护这个政权，而这个政权 不仅不保护他们，而且以他们为仇敌，忠而见疑这是一 种怎么样的悲哀啊
名士的潇洒风流与慷慨赴义，在当时强烈地震撼着士人们的心。
他 们用鲜血与生命谱写的一幕幕历史悲剧，与其说是维护名教，倒不如说是对儒家正统思 想束缚的挣脱，是一种疏离心理的鲜明表现。
正是这种对儒家正统思想的疏离心理，魏 晋三国思想领域的大变动准备了条件。
伴随着儒学地位的下降，诸子思想 开始重新活跃起来。
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将汉末王符的《潜夫论》、崔实的《政论》、仲长统的 《昌言》都归入诸子之列。
《隋志》则将崔实列入法家，仲长统入杂家。
崔实《政论》 主法、主权变、，主张乱世用法治，并对经学的“拘文牵古，不达权变”提出了批评， 其法家思想甚为明显。
仲长统的《昌言》不仅有明显的老庄思想，还有名家思想，并针 对儒家之“孝”，提出了“义”为准则的新解释，这对传统经学来说，确乎已属异端了 。
另据史书记载：刘陶善论纵横（《三国志.刘晔传》），沈友注《孙子兵法》（《三国 志.吴主传》），刘翼“著书数十篇与丁仪共论刑礼”（《三国志.刘翼传》），鲁胜著 有《墨辩序》（《晋书.鲁胜传》）。
刘备遗书刘禅“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 书》”，诸葛亮手抄申不害、韩非子、管子的著作给刘禅兄弟作教材（《三国志.先主传 》注引《诸葛亮集》）。
诸子之学的蜂拥而起，使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准则也开始变得多样化。
儒学以往所奠 定的种种行为规范，都被打破了，可以说是各行其事，论无定检。
孔融除了在父母论时 放荡形骸外，在他的《汝颍优劣论》中说，汝南之士优于颍川之士，理由之一，是汝南 之士敢于与天子相颉颃，而颍川之士不 敢。
这种论定是非的标准的多样化在当时社会中 是比较普遍的。
陈琳为袁绍写的一篇声讨曹操的檄文，把曹操说得十恶不赦。
后来他归 顺了曹操，有人讥讽他，他就写了一篇《应讥》，说“世治，责人以礼；世乱，则考人 以功，斯 各一时之宜。
……是以达人以君子，必相时以立功，必揆宜以处事”。
在他 看来，现实中已不存在忠与不忠的问题，有用的便 是正确的。
统一的价值标准已让位于 不同的取向了。
更明显的是当时的人才观，其标准也各不相同。
刘焉荐 任安，因为他 “味清道度，厉节高邈”，是就其品格而言的；刘桢论邢颙，称其“玄静淡泊，言少理 多”。
（《三国志. 邢颙传》）则颇以道家为是；孔融荐祢衡，赞美其志节之外，更侧 重于其才能； 郭泰论人，有所奖掖，往往重其德性。
曹操三下求贤令反复强调取士不 废偏短，唯才是举。
以实用为目的，一切的首先准则，在他那里都要视其时其地于他是 否有益来论定是非。
可见标准原是没有一定的，有用的就是标准。
重实用，而无固定标 准，在当时的影响是相当普遍的。
在中国历史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社会秩序的大解体，礼教 的总崩 溃，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
思 想领域儒学一尊的局面完全是被打破了，没有了统一的价值观念，也没有了统一的是非 标准，思想学术界进入了一个非常活跃而又变动不定，多元并存而又相互渗透的时期。
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 个时代。
但是儒学毕竟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它熟通六艺，重在教化和积极用世的优 良传统，追求立德、立身、立言的价值观念，始终蕴藏着潜在的生命力，成为维护和支 撑封建统治政权的精神支柱。
因此，儒学的式微短暂的时期，只是需要一个重整融合， 重新确立方针及定位的一个过程。
用《傅雷家书》来结束全文：“那时的风流文采既有点儿近古希腊，也有点儿像文 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但那种高远、恬淡、素雅的意味仍然不同于西方文化史上的任 何一个时期。
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文 明的时候会那么文 明，谈玄说理会那么隽永， 野蛮的时候又同 野兽毫无分别，甚至更残酷。
奇怪的是这两个极端就表现在同一批人同 一时代的人身上。
”
广西为什么没有抗战历史
1939年12月爆发于广西宾阳县境内的昆仑关战役，是中国国民政府发动反攻的决策与日本侵略军当局发动“一号作战”计划硬碰硬的结果，它其实是整个桂南会战的核心战役。
也是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归桂系（二号人物白崇禧）指挥的又一战例。
此战为中国军队首次以攻坚战打败日本“钢军”的光辉战例，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这是一笔浓彩，确实值得后人景仰。
著名作家朱千华先生在其笔记著作《岭南田野笔记》中，对昆仑关之战有详尽记述。
豫湘桂战役编辑豫湘桂战役，1944年4月17日至1944年12月10日，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革命军在河南、湖南、广西等地抗击日本侵略军进攻的简介编辑 豫湘桂战役1944年4至12月日本侵略军为挽救东南亚地区日军孤立，摧毁美国在华空军基地，打通华北到华南以至印度支那的大陆交通线而发动的一次大规模战略进攻。
1943年，为摧毁美国在中国大陆的空军基地，阻止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日本决定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掌握一条陆上交通线。
日军从本土及中国东北调集了各兵种部队总计约51万，是中日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战。
战役的第一阶段河南会战，日军出动了约15万兵力，国民党军集中了35—40万兵力。
日军在4、5月间先后攻陷郑州、洛阳等地。
日军攻占洛阳的同一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将设在南京的前进指挥所推进到汉口，开始了战役主要阶段的湘桂作战。
[1]日军以13个师团为基干，总共投入36万余兵力；中国方面投入30多万兵力。
日军6月攻陷长沙。
1944年6月26日日军占领衡阳机场，并包围衡阳。
中国政府调集各路援军增援，但未能突入包围圈。
4万守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反复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使日军受到重大伤亡，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和守军兵疲粮缺，阵地被日军突破，8月8日放弃衡阳。
随后，日军从湖南、广东及越南3个方面向广西进攻，开始了桂柳作战。
11月，日军陷桂林、柳州。
12月2日占领独山。
国民政府因之震动，被迫集中一切可用之兵力投入贵州作战，8日收复独山，迫使日军后退到河池。
12月，日军打通了从华北到华南以至印支的通道。
在短短的8个月中，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场上损兵50多万人，丧失拥有146座大小城市、6000万人口的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失去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2]。
日军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始终也没能全线通车。
[3]2历史背景编辑1943年，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屡遭失败，使南洋（东南亚）各地军队的海上交通线受到威胁。
日本大本营为保持本土与南洋的联系，决定打通从中国东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同时摧毁沿线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以保护本土和东海海上交通安全，遂令中国派遣军使用累计约51万兵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共约100万兵力进行抗击。
3经过编辑豫中会战1944年4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第12集团军共5个师又3个旅、1个飞行团（飞机168架）、第1集团军和方面军直属部队各一部，共14.8万余人，在第11、第13集团军各一部配合下，以攻占平汉铁路（北京一汉口）南段为目标，向郑县（郑州）、洛阳地区发动进攻。
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8个集团军1个兵团共17个军约40万人，在第八战区和空军（飞机156架）各一部支援下，以第28集团军依托黄河南岸既设河防阵地抗击日军；第4集团军在河南汜水县（今并入荥阳）、密县（今新密）间山区构成防御地带，进行坚守防御；第31集团军集结于禹县（今禹州）、襄城、临汝（今汝州）地区，待机歼敌。
18日，日军第37师配属独立混成第7旅从中牟新黄河（今贾鲁河）东岸向第28集团军暂编第15军河防阵地发起攻击。
19日，日军第110、第62师由郑州黄河铁桥南端向第28集团军第85军邙山头阵地发起攻击。
突破阵地后，至23日相继攻陷郑州、新郑、尉氏、汜水、密县。
25日，日军第13集团军以2个旅由安徽正阳关、凤台攻向阜阳，作出向河南漯河进攻态势，以牵制豫东守军，打通平汉铁路后撤回。
30日，日军第12集团军以3个师又2个旅向许昌发起攻击。
守城的新编第29师抗击至5月1日失守。
日军第12集团军旋以一部沿平汉铁路南进，主力转向西进，寻找第一战区主力决战。
第31、第4集团军予日军以打击后，于5、6日分别撤往伏牛山、韩城。
至9日，西进日军攻抵龙门附近。
随即以一部进逼洛阳，大部向伊河、洛河河谷进攻。
同日，由许昌南进之日军第27师，与由信阳附近北上之第11集团军宫下兵团（相当于旅）在确山会师，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同日晚，日军第1集团军以8个营从山西垣曲（今古城镇）强渡黄河，攻占河南英豪、渑池后，沿陇海铁路（兰州-连云港）东西分进。
至14日，与西进日军击退第36集团军和刘戡兵团，包围洛阳。
18日，日军菊兵团（第63师一部）攻击洛阳，守军第15军配属第94师依托城防工程，顽强抗击一昼夜，使敌攻击受挫。
华北方面军令第12集团军司令官指挥第110师一部、坦克第3师主力、骑兵第4旅和菊兵团攻击洛阳。
守军孤军奋战至25日分路突围，洛阳失守。
在日军第12集团军主力西进后，第五战区第55军、第十战区豫南挺进军等部，向平汉铁路南段实施袭击，一度收复确山、漯河等地，以牵制日军。
1944年6月2日，第一战区主力、第八战区一部发起反击，战至中旬，将日军逐至陕县、洛宁、嵩县、鲁山一线，双方对峙，会战结束。
长衡会战豫湘桂战役之长衡会战1944年5月，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8个师、1个飞行团和海军一部，共20余万人，以攻占湘桂铁路（衡阳—来宾）为目标，向长沙、衡阳地区进攻。
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4个集团军（共15个军）另2个军共约40万人，在空军（飞机181架）、友邻战区支援下，以一部依托湖北通城东南山区、湖南新墙河南岸、沅江和益阳地区的既设阵地，节节抗击，消耗、迟滞日军；主力分别控制于浏阳、长沙、衡阳及宁乡等要地，相机歼敌。
27日，日军以5个师由湖南华容、岳阳、湖北崇阳沿湘江两岸和湘赣边山区分三路发起攻击，以3个师集结于湖北监利、蒲圻待机。
另以1个团又5个营进至江陵以南松滋河沿岸进行牵制，以掩护军右翼。
防守新墙河的第20军予日军中路第68、第116师以持续抗击后，转至湖南平江以东山区待机。
防守崇阳东南山区的第72军、挺进纵队对日军左路第3、第13师逐次阻击，迟滞其行动。
防守益阳的第73军抗击日军右路第40师。
1944年6月1日，日军中、左路强渡汨罗江，突破河防阵地后，分路向捞刀河、浏阳河进攻。
守军第37军采取边抵抗边后撤的战法，撤至浏阳附近山区待机。
至14日，日军相继攻占沅江、益阳、浏阳。
16日，日军第34、第58师、第68师一部攻击长沙城区。
第4军坚守至18日下午，伤亡殆尽，长沙失陷。
第九战区为阻敌深入，保卫衡阳，从20日起向日军发起反击，至27日，将日军左、右路分别阻滞于醴陵、湘乡；对日军中路在渌口、衡山间虽给以打击，但未能阻止其南进。
28日，日军第68、第116师攻击衡阳。
守军第10军（4个师，但实际只有4个团的兵力）依托工事以正面和侧面火力掩护，连续实施反冲击，战至1944年7月2日，予敌以重创，迫其停止攻击。
11日，日军第68、第116师得到增补后，以15个步兵营、12个炮兵营第二次攻击衡阳。
守军以固守阵地与机动防御相结合，加强阵地间的互相支援，实施短促近战和反冲击，战至20日，迫敌再次停止攻击。
其间，被阻滞于湘东山区的日军第3师先后在醴陵、茶陵、安仁遭重创。
后在第27、第34师和第13师一部支援下，战至月底，始突破围阻。
8月4日，日军第11集团军集中4个师第三次攻击衡阳。
守军抗击至8日，伤亡惨重，且孤军无援，被迫放下武器，衡阳陷落。
会战结束。
[4]桂柳会战1944年8月，日军侵占湖南衡阳后，为准备进占广西桂林、柳州，以第11集团军6个师又1个旅，于29日由衡阳沿铁路向湘桂边界推进；以第23集团军2个师又1个独立混成旅，于9月6日由广东清远等地沿西江向广西梧州进攻，另1个独立混成旅由广东遂溪向广西容县进攻。
10日，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奉命指挥第11、第23集团军、第2飞行团（飞机约150架）和第2遣华舰队一部，共约16万人，在南方军一部配合下，以打通桂越（南）公路为目标，向桂林、柳州进攻。
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9个军、2个桂绥纵队、空军一部（飞机217架），共约20万人，在黔桂湘边区总司令部的3个军支援下，以分区防御抗击日军。
14日，日军第11集团军攻占全州，随后调整部署，准备攻击桂林。
22日，日军第23集团军陷梧州，至10月11日相继攻占平南、丹竹和桂平、蒙圩。
第四战区鉴于全州地区日军尚无行动，遂调整部署，将所部编组为桂林、荔浦、西江3个方面军，南宁、靖西2个指挥所，以大部兵力固守桂林，集中一部兵力先击破西江方面之敌。
21日，第64军配属桂绥第1纵队向进占桂平、蒙圩之日军独立混成第23旅实施反击；另以第135师等部向平南、丹竹攻击，策应反击。
战至28日，日军第23集团军主力逼近武宣，国民党军队遂停止反击退守武宣。
与此同时，日军第11集团军突破桂林、荔浦方面军的防御阵地，主力于11月4日进抵桂林城郊；一部向柳州进攻。
7日第四战区将3个方面军编组为左、中、右兵团，集中兵力保卫桂、柳。
9日，日军第40、第58、第37师和第34师一部，向桂林城发起总攻。
同日，日军第23集团军第104师、第11集团军第3、第13师突破中央兵团的防御阵地，攻向柳州。
11日，防守桂林城区的第31军大部牺牲，小部突出重围，桂林陷落；坚守柳州城区的第26军伤亡过半，奉命撤离，柳州失守。
随后，日军第3、第13师沿黔桂铁路（都匀-柳州）向西北进攻；第23集团军沿柳邕公路（柳州-南宁）向西南进攻，24日占南宁。
28日，日军南方军第21师一部从越南突入中国，向广西绥渌（今属扶绥）进攻。
至此，从中国东北直至越南河内的大陆交通线，终于被日本侵略者打通。
国民党军溃退入贵州。
日军以3000余人的兵力沿黔桂公路追击，如入无人之境。
沿黔桂铁路进攻的日军至1944年12月2日攻至贵州独山，逼近四川，震动重庆。
在遭到第29军军长孙元良率领的900人的反击后，被迫撤回广西河池。
10日，日军第21师与第22师各一部在绥渌会合。
至此，大陆交通线全部打通。
中旬，双方逐渐形成对峙，会战结束。
4战争原因编辑从1944年4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年底、纵贯中国南北几千余里的大规模豫湘桂战役，是日本军国主义临死前回光返照式的最后挣扎。
从1943年夏秋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转折，中国持续抗击日寇，牵制了日本大部陆军兵力，在欧洲战场，德意法西斯逐渐溃败，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也接连失败，海上交通线被切断，南洋日军面临被切割的困境。
为此，日本困兽犹斗，制定了从中国战场寻求突破，企图固守大陆以坚持长期战争的计划。
因此，表面看来是日本的积极进攻作战，本质上却是出于防御目的。
日本自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仅未能速战速决打败中国，而且陷入中国持久战的漩涡，只能保持点（战略要点）和线（以交通线为主）的占领。
日军还被分割成几块，始终不能形成完整的战略体，陆军主力深陷中国不能自拔，给日军转用兵力于太平洋造成极大牵制，导致太平洋兵力不继，不断失败。
为此，日军企图以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企图将侵华日军各部分贯通起来，并联系被切断海上交通的南洋日军。
另外，从中国大陆各个基地起飞的盟军飞机直接轰炸日军甚至日本本土，这意味着盟军同时可以对日本本土日本发动大规模空袭，这使日本异常恐惧，打掉在中国的空军基地，也是日本加速推行豫湘桂战役的直接原因。
5影响编辑此战持续近8个月，国民党军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人，丢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省的大部或一部，使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敌手，6000余万同胞处于日军铁蹄蹂躏之下。
在这次大溃败中，中国人民生命财产所受的损失是无法统计的。
日本军部内部统计的损失（二战日本体制没有向国民公布某战役整体死亡统计的做法）为战死11742人，但是饿死病死也有至少同样数量，这还是只计算到11月下旬的因此是不完全的（《战争与营养》与《饿死的英灵》记录有病员六万六千，而一处医院里收容的患者六千多人死亡二午二百多，死亡率为37%[1]）。
河南损失88家工厂；湘桂粤3省的工厂占大后方工厂的三分之一，全部落入敌手；湖南著名的钨、锑等重要战略物资，全被日军攫夺；豫湘桂是重要农业地区，也被日军掌握。
日军所到之处残暴地烧杀抢掠，仅萍乡一地，被杀害者1.9万余人，被虏者2万余人，妇女被侮辱者6000余人，房屋被毁700余间，农具被毁值4700余万元，米谷被劫5万余担，棉花被劫9500余担。
战争中几十万难民颠沛流离，每天数百人死于疾病冻饿。
豫湘桂战役的大溃退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第二次大溃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于战略指导失误，战役指挥失当，加之国民党政府长期执行避战、观战政策，致使豫、湘、桂大片国土被占，空军基地、场站被毁。
使部队大部丧失抵抗信心和战斗力其军事上的溃败，也是其政治上腐败的表现。
日军尽管达成作战企图，却无力保障大陆交通线畅通，也未能阻挡美机空袭日本本土。
由于分散了兵力，为国民党军队反攻提供了条件。
重庆国民政府在日军一号作战中连番受挫失地的情形，极大程度的损害了美国对中国（尤其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观感；史迪威与蒋间在此役之前即恶化的关系更因此达到临界点，史迪威以此役中国军拙劣的表现与辖下印度蓝迦滇缅远征军的精强做对比，直指蒋政权腐化无能是导致战争延长之主因，甚至进而主张由其取代蒋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而蒋也几近愤怒的要求美方撤换史迪威。
这场中美指挥权的冲突最后以美方退让，在1944年底美国总统罗斯福被迫撤换史迪威告终，但美国政府及民间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印象已转趋不信任与轻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后国共内战的结果[5]。
6历史评价编辑豫湘桂战役是日军在溃败前夕一次回光返照式的挣扎。
在短短的8个月中，国民党军在战场上损兵50－60万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丢掉城市146座，失去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使6000万同胞沦于日帝铁蹄之下。
这次战役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统治的日益腐朽，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
。
而且，在这次抗战中规模最大的进攻战役中，日寇在付出了沉重的伤亡之后，使得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捣毁了数十个国军机场，占领了上百个城市，湘桂粤三省占当时大后方工业1\\\/3的工厂也尽入敌手，打通了印度支那与华南。
这场战役，看上去日军达成全部的作战目标，但事实上：日军兵力比战役之前更加分散，为敌后活动创造了更大空间；美军此时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美国陆军航空兵拥有了更好的轰炸日本本土的基地，使得占领中国机场的行动完全失去了意义；最讽刺的是，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到日寇投降的时候所谓大陆交通线也没能通车。
综上所说，这次战役虽然以日军取胜而告终，但大陆交通线作战在战略其实上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加速了日本的战败。
7书面评价编辑这段经过，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人大常委黄玉章中将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1372页上面说得很明白：“在侵华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中美空军又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国民党军竟发生如此惨重的失败（指国民党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以致美军中一些人对国民党军的抗战能力产生怀疑，甚至不正确地估计日军可能长期占领中国。
1945年1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1882～1945）要求“俄国在它能力范围内尽早参加进攻日本”，以减轻美国的负担，于是在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使苏联尽早出兵打击中国大陆上的日军，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竟背着中国与苏联大元帅斯大林达成一项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秘密协定：允许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古）在苏联保护下独立，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取得的殖民特权，如租借旅顺口军港，中苏共有东北铁路主权以及在东北“优先利益”等等。
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根本原因，固然是美英等国的大国强权政治，但直接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军湘、桂作战的失败”。
[6]作战。
如何构建“不能腐”的体制机制
反腐倡廉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战略举措，是党心民心所向。
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面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必须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
”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惩治和预防相结合、治标与治本同推进、自律与他律相统一，着力在保持惩治高压态势、强化权力制约监督、筑牢拒腐思想根基上下功夫，努力构建党员领导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一、高悬惩腐之“剑”，形成强力震慑，着力构建党员领导干部“不敢腐”的惩戒机制贪似火，无制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必滔天。
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严格依纪依法查处各类腐败案件，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
这表明了我们党惩治腐败、坚决清除腐败分子的坚决态度、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继续保持惩治高压态势，牢固树立长期作战思想，切实形成反腐整体合力，把腐败蔓延的势头遏制住，让政治生态的天空清朗起来。
1．坚持有腐必反，全力打好“攻坚战”。
腐败问题影响恶劣、反响强烈。
惩治腐败决不能讳疾忌医、养痈遗患，必须坚持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要在惩治态度上坚持零容忍。
坚持有贪必肃、有案必查，“老虎”、“苍蝇”一起打。
对于腐败分子，要坚持腐败没有“特区”、反腐没有“禁区”，不管级别多高、贡献多大，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坚决予以严惩，绝不允许有法上之权、法外之人，真正做到不因权重而例外、不因根深而却步；对于贪腐行为，哪怕情节再轻、数额再低，也要有恶必除、有责必究，不因恶小而“知之不理”，不因初犯而“下不为例”，不因面广而“法不责众”，让每一个干部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
要在惩治力度上做到满功率。
坚持大案、小案一起查，既坚决查处大案要案，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各类案件，对“压黄线”的问责，对“闯红灯”的出拳，对“涉禁区”的亮剑，进一步增强查办案件的震慑力，形成触高压线如飞蛾扑火的惩戒态势。
要在惩治方式上推进法治化。
反腐倡廉法规建设既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也是做好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保障。
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当前，要重点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法律法规。
同时，切实提高反腐败法律法规的执行力，严肃查处执法违法行为，让法律法规刚性运行，不断提高反腐败的法治化水平。
2．坚持久久为功，着力打好“持久战”。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常抓不懈、警钟长鸣。
要长期抓。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把反腐倡廉建设提到了新的高度，连续打出惩贪治腐、正风肃纪的组合拳，一大批“老虎”、“苍蝇”应声落马。
但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的形势依然严峻，反腐的道路依然还很漫长。
必须牢固树立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的思想，做好长期作战准备，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紧紧抓住不放，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要反复抓。
腐败问题具有反复性、顽固性，治理一下就会好转，放松一会肯定反弹，必须下大气力反复抓、抓反复、一抓到底。
决不能一阵风刮过就停。
如果中途松口气、歇个脚，就可能反弹，甚至是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反弹。
只有一丝一毫都不放松、一时一刻都不停顿，坚持不懈地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和强度，才能断绝腐败分子的从众心态、侥幸心理，以步步为营实现久久为功。
要及早抓。
抓早抓小是防微杜渐、遏制腐败的有效办法。
把抓早抓小落实好，可以挽救一批干部，净化一方风气，起到治病救人、加快治本的功效。
要着眼于未雨绸缪，本着对党负责、对干部负责的态度，坚持抓大不放小、抓小不养大，对党员干部身上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早查处，做到有病马上治、小病及时医，避免“温蛙”效应，防止“腠理之疾”变成“膏肓之患”，小问题演变成大案件。
3．坚持全党动手，合力打好“整体战”。
反腐败斗争是全党的重大工作。
必须全党动手、齐抓共管，形成党风廉政建设的整体合力。
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
总书记指出：“党委的主体责任，主要是加强领导。
”落实党委主体责任，最重要的，就是在思想上把反腐倡廉建设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硬性任务来重视，牢固树立惩腐治贪不力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在行动上敢于担当，承担领导责任，把党风廉政建设牢牢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勇于亮剑，承担推进责任，在反腐败斗争中加强协调、靠前指挥；善于统筹，承担支持责任，为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工作撑腰壮胆、全力保障，以实际行动把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要落实纪委的监督责任。
各级纪检监察部门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要增强党的意识、责任意识，切实负起组织协调、督促检查、查办案件、责任追究等职责，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督办相关部门落实反腐任务，严肃查处腐败问题，追究各级党委、职能部门治腐不力的责任。
同时，要坚持正人先正己、打铁自身硬，管好纪检监察队伍，解决好“灯下黑”问题，自觉当好遵纪守法的模范、廉洁从政的表率。
要落实部门的协同责任。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部门，是落实反腐倡廉任务的具体单位。
只有每个单位的治贪网眼织牢收紧，党的反腐大网才能百密不疏、坚而不摧。
一定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管好自己的分内事，种好自己的“责任田”，把本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抓细做实。
领导干部要坚决杜绝麻木不仁、明哲保身的现象，做到不护短、不纵容、不留情，以实际行动使正气充盈起来，确保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二、扎紧制度之“笼”，铲除腐败土壤，着力构建党员领导干部“不能腐”的防范机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腐败的实质是以权谋私，反腐的核心是管住权力。
总书记强调，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要在制度的严密性上下功夫，要紧一点，朝严一点的标准努力，切不可“牛栏关猫”。
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必须针对权力配置、权力行使、权力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积极推进制度创新，探索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把管权制度之“笼”扎紧关严。
1．强化制约，保证权力科学配置。
权力过于集中而缺乏有效制约，必然产生腐败。
必须把构建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作为全面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
要简政放权。
简政放权是激发市场、社会创造活力最直接的改革举措。
要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作为政府权力“瘦身”、廉政“强身”的“先手棋”，下决心把该放的权力放下去，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交给市场，把社会力量能落实办好的交给社会，把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交给地方和基层，把政府该管的管住管好。
行政审批是行政权力的具体表现，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改革审批制度，大幅度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通过“瘦身、放权、让利”，铲除行政审批中滋生腐败的土壤。
要依法确权。
权力的法理依据决定权力的行使边界。
要依照现行法律规章对行政权力进行清理和规范，全面开展省市县三级行政权力清理规范工作，明确权力行使的依据、范围和责任，坚决取消无法律设定依据、部门用红头文件自行设定、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行政权力，确保权力来源合法、行使有据。
科学设定各项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和工作流程，固化权力运行的环节、步骤和时限，压缩自由裁量权的寻租空间，努力使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流程有序。
要科学分权。
权力只有科学分解，才能实现有效制衡。
要以权力行使既廉洁又高效为目标，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和权限，实行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项目等具体事务的制度和末位表态制度，建立健全“副职分管、正职监管、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工作机制，形成领导班子成员内部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权力运行系统。
按照“审查与批准相分离、定事与办事相分离、承办与监督相分离”的要求，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形成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2．强化监督，保证权力正确行使。
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到监督，都可能被滥用。
要突出监督重点。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身居要位、责任重大、权力相对集中，管人、管钱、管物、管政策、管项目等部门腐败易发多发，是强化监督的重点对象。
要强化对一把手行使权力的监督，对于重大问题决定、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实行集体决策，明确决策权限、决策内容和决策程序，建立决策考核评价、失误纠错和终身追责制度，防止“一手遮天”。
同时，紧紧抓住容易滋生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领域和环节，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防止权力滥用、寻租、扩张和异化。
要形成监督合力。
把党内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人大法律监督和司法监督、巡视监督、舆论监督等监督力量整合起来，努力实现监督内容和监督领域全覆盖。
高度重视网络监督的运用和规范，建立健全网络举报信息收集、研判、处置机制，推动网络监督走上法治化、规范化轨道。
进一步拓展群众监督渠道，扎实推进党员干部联系基层、领导干部信访接待日制度和信访约谈制度，推行领导干部公开述廉并接受群众评议，积极开展政风行风评议活动，把群众监督的积极性保护好、调动好。
要自觉接受监督。
监督既是对权力行使的约束，也是对权力主体的保护。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俯首聆听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和批评，切忌横眉冷对，甚至抓辫子、打棍子，真正使接受监督成为常态、成为习惯、成为自觉。
3．强化公开，保证权力阳光运行。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这样“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
要提升政府信息公开度。
按照“减少层次、优化流程、提高效能、方便办事”的原则，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
进一步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大力推进“三公”经费开支和预决算公开、重大建设项目和社会公益事业经费使用信息公开，形成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的完整链条。
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和保障机制，定期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考核评价，确保落实到位。
要提升权力运行透明度。
逐步推开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
进一步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建立完善行政权力运行管理、电子监督、网上服务等平台。
疏通拓展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等主动公开渠道，积极运用微博、微信、短信等现代传播方式，准确、全面、及时地公开信息，扩大干部群众的知情权，让阳光照彻权力运行的每一个角落。
要提升公民议政参与度。
提升公民议政参与度，是建设民主政府、法制政府，不断密切党群关系的内在要求。
各级党委政府要不断拓展群众参政议政的广度和深度，在作决策、定政策的时候，坚持开门纳言、集聚智慧，广泛倾听各方面声音，特别是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建议，使各项部署更加切合实际、更加贴近民意，不断提升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三、筑牢思想之“堤”，增强拒腐定力，着力构建党员领导干部“不想腐”的自律机制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要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不断培植自己的精神家园，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始终把思想防线筑得牢牢的。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大量事实表明，一些领导干部蜕化变质，往往是从思想道德防线失守开始的。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必须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和道德修养，筑牢拒腐防变自律基石，以思想之“堤”阻挡贪腐浊流的侵袭。
1．坚定理想信念，拧紧防变“总开关”。
人生如屋，信念如柱。
理想信念动摇，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
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抵御各种诱惑的决定性因素，毫不放松地加以强化。
要以学习强志。
同志曾经说过，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
要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作为一种工作状态，作为一种生活习惯，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党史国史，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切实做到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守不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信不疑，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定不移。
要以忠诚励志。
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
党员干部只有始终做到对党忠诚，才能保持昂扬向上的状态、敢于担当的韧劲、拒腐防变的自觉。
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增强组织意识，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时刻不忘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真正做到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
要以行动践志。
共产主义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理想。
我们强调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不是说要天天高喊共产主义口号，去干“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种事，而是要把远大理想和现实任务紧密结合起来，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实干精神，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为“接力赛”中的下一棒积累一个较快的基础速度。
2．恪守为民宗旨，把正用权“方向盘”。
权力是柄“双刃剑”，为公则壮党威，为私必斩自己。
从查处的一些典型案例来看，腐败问题几乎都殊途同源，由公权私用所致。
党员干部必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全部执政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牢牢把握权力行使的正确指向。
要弄清“我是谁”。
公权姓公，人民赋予，每个干部都只是权力的行使者，不是权力的拥有者，只能用它来为人民群众谋取最大利益。
党员干部一定要视群众为亲人、把群众当主人，更好地认清自己、定位自己，始终牢记自己的公仆身份，坚持为政不移公仆之心，把责任举过头顶，把私利踩在脚下，把百姓装在心中，以赤诚之心赢得一片民心。
要明确“依靠谁”。
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
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实践证明，只有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紧密团结群众，才能保证党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的价值观、立党为公的执政观，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与人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史观不丢，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要牢记“为了谁”。
任何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权力指向，为谁立命、为谁谋利始终是一个根本性、方向性问题。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人民解放和幸福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融入到全部奋斗实践中。
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把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献身人民作为自己的鲜明政治立场，把是否实现和发展人民福祉作为检验一切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准，使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获得更加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3．坚守从政底线，系牢廉洁“安全带”。
总书记指出：“干部廉洁自律的关键在于守住底线。
”这里的底线，不是最低标准，而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守的硬性要求。
要严以修身，不失官德防线。
崇德修身对于增强自律能力具有基础性意义。
党员领导干部如果没有高尚的品行操守，思想就容易出错、道路就容易走偏、行为就容易失范。
要始终保持自励之心，正确认识自己，经常省察吾身，不断完善自我、修正自我。
要始终保持平和之心，正确看待职务升迁、正确看待岗位留转、正确看待名利得失。
要始终保持自强之心，争先进，创一流，以永不自满、永不停顿、永不懈怠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扑下身子把事做实干好。
要严以用权，不越纪律红线。
“纪律是霸道”。
如果党的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严守政治纪律，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坚决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始终做到地方和部门部署以中央精神为前提。
必须严守组织纪律，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正确处理好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关系，把班子集体智慧发挥好，以充分民主保证决策科学。
必须严守财经纪律，不为物欲所累，不为金钱所惑，管住自己、管好亲友和身边人，真正做到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私用。
要严以律己，不碰法律高压线。
“畏法度者最快活
”法律是种刚性约束，只有严格守法，人生才能轻松愉快。
如果把法律当成最松弛的低压线，时不时地去触碰，就会常常寝食难安、整天提心吊胆，终会东窗事发、受到法律严惩。
所以，一定要手握戒尺、慎初慎微，常除非分之想，常思贪欲之害，常怀敬法之心，常祛侥幸心理，真正做到自警自省、防微杜渐，自觉当好尊法、守法的模范。
